中文实录 | 第17期名家午餐会“ 全球发展合作与中国的角色”
2025年10月16日
9月15日，全球化智库（CCG）举办最新一期“CCG名家午餐会“，主题为“全球发展合作与中国的角色“。
主旨发言嘉宾包括：
•潘庆中，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执行院长、教授
•徐佳君，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长聘副教授、执行副院长
•佟丽华，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
九位大使出席了活动，他们分别来自巴巴多斯、日本、肯尼亚、拉脱维亚、卢森堡、荷兰、瑞士、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同出席的还有来自克罗地亚、埃及、爱沙尼亚、欧盟、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纳米比亚和瑞士的外交官。来自国际组织、商会、跨国公司以及中外媒体的代表也参加了活动。
以下文稿根据录像整理，未经发言者审核。
CCG理事长、国务院原参事王辉耀
非常荣幸地再次欢迎各位出席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17届VIP午餐会。自去年启动以来，这一活动已真正发展成为重要的交流平台。今天现场汇聚了众多挚友与大使，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副馆长也莅临现场。我们不仅迎来了许多老朋友，还有我曾任职中国商务部时的多位前同事共同参与。此外，众多企业代表、媒体朋友以及国际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杰出经济学家们也齐聚于此。
今天我想与各位探讨的核心议题是全球发展合作与中国角色。近期中国成功举办了多场重要国际峰会，如上合组织峰会、与巴西共同主持的金砖国家峰会等。当前正值秋季活动旺季，议程密集，我们亟需深入研判经济走势与发展动态。更关键的是，“十五五“规划即将启动，而十月份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将为其定调。在此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我们特别邀请到三位权威嘉宾，期待能围绕经济与发展议题展开深度对话。
不过作为开场，或许我可以先预热一下话题。我们常听到有人说中国经济走势平淡、房地产泡沫已经破裂。那么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究竟如何？今天我们希望能提供一些不同的观察视角。
近年来我们看到，世界已进入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保护主义抬头，价值链与产业格局正在重构，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
我们CCG上周五刚刚在服贸会期间成功举办了一场大型会议，相关视频也已上传。此前的系列午餐会录像同样完成了上传。当前我们既能看到诸多挑战：国家间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全球割裂态势不断加深，民粹主义情绪显著抬头，多国社会动荡频现，国际信任赤字日益加剧，力量格局正在经历深刻重构；同时也能观察到从气候变化到公共卫生危机等全球性挑战不断升级，而全球治理体系却未能同步跟进。国际经济发展态势及其与中国经济的互动关系，正是今天要探讨的核心议题。
因此我想简要指出，中国的发展是在变革中崛起，过去十年间始终保持着发展态势。仅仅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就完成了非凡的转型——例如成功实现一亿人口摆脱极端贫困。当然，我们也为可持续的创新驱动型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就是所谓的新质生产力。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如何从“世界工厂“向更具创新活力的中心转型。
事实上，我梳理出三大关键领域，世界可在这些方面与强大的中国深化合作。
首先，中国已建成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骨干网络，这不仅服务于本国，更能辐射亚洲乃至全球。以中国的发展为例，它依托于得益于全球化而建立的庞大实体与数字融合基础设施网络。在交通方面，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达4.5万公里，超过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这一成就令人瞩目。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7.7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民用航空网络规模可能已是全球最大，广州白云机场和上海浦东机场位列中国乃至全球最繁忙机场前十。全球十大集装箱港口中有七个位于中国，上海港很可能已是世界第一大港。
数字基础设施领域，中国5G基站数量超过450万个，约占全球总量60%，5G用户规模突破10亿。这意味着中国在推进自动化、人工智能和计算技术应用时，其转型速度和互联效能具备显著优势。“东数西算“工程已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和10个大型数据中心集群。中国必将持续强化交通与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能源基础设施方面，世界规模最大的特高压电网在中国建成，实现了清洁能源的远距离输送。截至2024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全球第一：水电4.36亿千瓦，风电5.21亿千瓦，光伏发电8.87亿千瓦。这些清洁能源合计占中国能源结构的50%至60%，已建成电动汽车充电桩超1600万个，形成全球最大的充电网络。中国还计划新建五个相当于三峡电站规模的能源项目，可见其能源转型力度之巨。
其次，中国正着力打造创新与人才高地。如今的中国早已不仅是“世界工厂“，更已成为全球创新引擎。中国产出的高水平科学论文占全球总量的73%，论文发表量和被引频次均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拥有超过700万全职研发人员，规模居全球之首，每年高校毕业生数量超过3000万。改革开放以来，包括港澳地区在内的中国留学生总数已突破1000万，其中超八成人员学成归国。这种“人才回流“现象显著提升了中国智力资本，更促进了与国际社会的良性循环。中国在专利申请量方面同样领跑全球，当前众多新兴专利都源自中国。以电动汽车领域为例，全球最前沿的技术专利多数由中国掌握。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清洁能源和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中国也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
最后，我们看到世界正在经历从传统能源向绿色能源的转型，一个崭新的工业时代正在到来。历史经验表明，技术革命始终重塑着全球格局：19世纪英国凭借蒸汽机、纺织业和铁路崛起，20世纪美国通过电气化、半导体、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引领世界。而今进入21世纪，世界已步入以绿色转型为标志的新纪元。可以说，绿色全球化正在成为现实。在这场新工业革命中，中国正逐渐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引领力量之一。
中国的绿色崛起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和最大市场规模，已在太阳能电池板、风力发电、电动汽车、储能技术和绿色转型技术领域位居世界领先地位。2024年中国发电量突破10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全国用电量达到美国的2.5倍，欧洲的3倍。全球前四大风力发电机制造商均来自中国。在“十四五“规划期间，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五年间从40%提升至近60%，风光发电年度新增装机连续突破1亿、2亿乃至3亿千瓦大关，这种加速态势有目共睹。
因此，我想表达的是，我们对中国经济仍持审慎乐观态度。在此我希望提出“中国协同效应“这一概念——正如《纽约时报》所描述的“中国冲击“那样，实际上也存在着“中国协同效应“。当我们把基础设施、数字化和绿色转型这些领域综合来看，其产生的动能实际上有效弥补了房地产领域的下滑。房地产行业或许增速放缓，但在过去两三年间，新经济、新技术和新变革始终在持续推进。
这正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议题。中国将以其强大的基础设施为支撑，在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中发挥关键作用。跨国公司将会发现，若将生产基地设在中国或与中国企业合作，必将获得切实收益；同样，走向全球的中国企业也将实现共赢。我认为下一轮浪潮将是中国企业加大海外投资，它们能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贡献税收，真正服务当地社区。我注意到前两天李强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中国将设立“走出去“服务中心以促进对外投资。绿色能源领域必将成为未来投资的重要方向和项目载体。就像过去一样，我们需要加大对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投资，让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福祉相互交融。
好的，我的开场介绍就到这里。现在非常荣幸邀请三位顶尖专家参与讨论，他们分别是：苏世民书院执行院长潘庆中先生、北京大学长聘副教授徐佳君女士，以及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先生。
好的。那么趁大家用午餐的时间，我们可以正式开始精彩的专家讨论了。本次论坛将聚焦发展议题、全球发展以及中国角色。我们很荣幸能邀请到不同领域的专家分享见解。潘庆中院长是苏世民书院的执行院长，作为中国教育与经济领域的顶尖专家，他尤其擅长国际教育方向，此前还曾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您作为苏世民书院的创院执行院长已有12年了对吧？是的。潘院长经验非常丰富，他前两天刚主持了苏世民书院的新生开学典礼，迎来了150位新生。接下来书院还将庆祝建院十周年校友活动。好的，那么首先有请潘院长发言。
潘庆中，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执行院长
非常感谢王教授。您的开场发言远不止是开场白，更像是一场精彩讲座，为我们提供了多元的视角。这正是您身为教授的卓越之处——王教授也是我们的特聘教授，每年都为国际学生和本土学生授课。这份开场报告确实非常精彩。此外，他还组织了众多高端VIP论坛与对话活动，我甚至怀疑他是否需要睡眠，堪称一位不知疲倦的绅士。他还作出了许多其他重要贡献。非常感谢您邀请我参与今日的盛会，谢谢您，王博士。
关于苏世民书院，我简单介绍几句。书院实际上是一个国际化平台，由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亲自推动创立，当时奥巴马总统也发来了贺信。2016年9月10日——也就是中国教师节当天，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共同为同一所学校发来贺信。您知道这背后的深意吗？因为这正体现了全球发展与合作的重要性，这不仅关乎当下，更影响着未来。正因如此，我们致力于培养未来领导者——这正是我们的办学宗旨。如王博士所言，今年我们录取了150名来自45个国家的学生。截至目前，我们已累计招收过来自126个国家的学子，其中国际学生占比80%，中国学生占20%。我们的使命正是为了促进全球未来的协作、合作与发展，这就是书院的定位。谈到教育板块，清华大学今年有超过3500名国际学生，去年是3462名，虽略低于疫情前水平，但依然保持逾3500人的规模。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推动全球未来的发展。以上就是教育领域的分享。
正如王博士所言，我想谈谈经济视角。今天早上八点，我们开始了本学期第一堂课。我的课程“Leading Issues in Global Economy”（《全球经济前沿议题》）在八点开课，教室里坐满了来自瑞士、德国、荷兰、南美各国以及阿根廷等不同国家的学生。值得思考的是，十年前我在这门课上讲授的议题，如今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持续增加——或许我该停掉这门课才能让世界问题变少呢？
正如王博士所指出的，我们正面临诸多挑战。每年当我询问学生“全球经济的主要挑战是什么“时，他们举手列出的问题总是高度一致：气候变化、贸易争端、劳动力问题、通胀与失业、不平等现象等等。但关键是如何破解这些难题？中国正在全力以赴寻求解决方案，我们并非提供标准答案，而是持续探索。过去40到45年间，我们在不同发展阶段成功应对了各类挑战。而如今正如王博士所言，我们面临着转型与改革等新课题。如何破解这些难题？这正考验着我们的智慧、政策执行力等全方位能力。我先谈到这里，尽量节约时间，后续再深入探讨。谢谢大家。
王辉耀
感谢潘院长精彩的分享！让我们再次以掌声致敬。您为我们开启了良好的讨论开端，特别是关于教育发展的见解令人深受启发。正如之前提到的，中国每年培养3000万高校毕业生，而苏世民书院不仅已成功运营国际教育项目，更在计划拓展相关领域。据我了解，中国未来将持续推进国际教育体系建设，这方面我们后续可以深入探讨。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留给徐教授，期待您从专业角度分享洞见。为保障讨论深度，建议后续环节控制发言时间，以便留出更多空间供会下交流。
徐佳君，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长聘副教授、执行副院长
感谢王教授的介绍。请允许我简要介绍一下过去八年来我在北京大学主导的研究项目。
我和团队一直致力于构建全球首个涵盖各国公共开发银行的数据库。启动该项目时，曾供职世界银行的同仁们提醒这可能是个无法实现的目标。我问及原因，他们指出：公共开发银行作为政府为实现公共政策目标而设立的机构，在治理体系尚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要建立运营良好的国家开发银行难度极大——历史也表明这类银行过去曾遭遇严重失败。正因如此，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结构调整计划中，许多公共开发银行逐渐消亡或转向商业化运营。
但作为一名中国学者，当我着手研究时注意到：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包括欧美国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工业化进程中，都曾建立过运行良好的国家银行体系，为产业升级提供大规模长期资金支持。历史经验启示我们：这类金融机构或许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因此，我启动了这项开创性研究，旨在构建全球首个公共开发银行数据库。2019年，首批研究成果在北京大学内部研讨会上首次发布。我们的研究团队成功识别出来自150多个经济体的530余家公共开发银行——更重要的是，其总资产规模已达到23万亿美元。据我们估算，这些机构约占全球投资总量的10%。
由此可见，公共开发银行是提升国家能力、推动结构性转型的重要政策工具。若深入观察中国的发展实践，我们会发现一条关键经验：以可持续且公平的方式实现经济转型，正是大规模可持续减贫的核心引擎。
过去四十年来，中国已成功使8亿人口摆脱极端贫困，这一减贫规模前所未有，占同期全球减贫总量的75%。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尽管非洲国家同样怀揣经济繁荣与减贫的愿景，但当它们在1980年代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等改革时，却导致经济衰退，甚至在健康、教育及儿童营养等领域出现倒退。这充分表明，经济转型确实至关重要。
但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关键障碍是长期资金供给不足。私营商业银行倾向于提供短期贷款，甚至存在“期限压缩“现象，它们希望通过缩短贷款期限优先获得还款。而私人资本市场同样受短期主义困扰，基金经理按季度考核业绩，难以提供培育创新所需的耐心资本。正因如此，在应对这些市场失灵的背景下，公共开发银行恰恰能发挥关键作用。
若审视当前国际融资体系，我们会发现其已面临若干关键挑战。就在今年七月，联合国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召开了十年一度的重要会议——第四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我受邀加入会议的发展筹资国际委员会，共同评估过去四十年间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筹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根据我的研究，我们委员会成员共同识别出三大关键挑战，认为必须克服这些障碍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第一个关键挑战是，我们发现许多国际发展机构倾向于为复杂的挑战寻找现成的解决方案，这种做法无法培养起建设系统能力和实现结构性转型所需的使命感与思维方式，而这种转型可能需要至少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实现。这就是第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在于，这些资金提供方受到短期可量化目标的激励，缺乏我们实现长期绿色经济转型所必需的长远眼光和全局视野。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即便在疫情过后，国际社会仍倾向于设立相互平行且往往碎片化的基金来应对全球性挑战，这些基金通常各自为政，缺乏协同效应。
因此，为克服这些挑战，我的强烈建议是公共开发银行至少应在三个层面发挥关键作用。第一，在战略层面，公共开发银行应将结构性转型置于其使命的核心位置；它们应在试点推行综合、整体和变革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融资方法方面发挥先导作用。我们不能孤立地讨论气候变化、减贫或农业生产率，所有这些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必须采取综合方法，并尝试将其置于结构性转型的更广泛框架之中。
其次，超越当前“从十亿到万亿“的议程也至关重要，该议程往往聚焦于项目层面并使单个项目具备可融资性。它们必须促进变革性规模化。非常重要的是，它们必须认识到问题的规模、长期目标，并制定实现这些目标的路径和路线图。在中国，我们有五年规划，也有2030年议程。这种愿景非常重要，而不是仅仅相对于基线动员更多资金。
其次，超越项目层面的方法去识别系统性障碍也至关重要。王教授在开场发言中提到了可再生能源。在中国，当我们谈论可再生能源转型时，不仅仅是建设一些太阳能电池板和风电项目，提供输电线和配电线同样重要，减少化石燃料补贴也同样重要。这些都是系统性障碍。我们必须采取能够将这些干预措施与有利条件相结合的行动，以实现大规模可持续影响。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它们必须建立一个能让所有利益相关方——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乃至公民社会——共同参与的规划框架，从而以更可持续和自我维持的方式实现这类转型议程。
最后，我认为在生态系统层面，公共开发银行还需要与慈善机构和私营部门协同合作，努力创建我们当下就已亟需的变革性规模。因为如今发展中国家确实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它们必须在行星边界内实现经济转型。因此，它们也需要更多的技术创新，以使这种绿色结构性转型在长期内变得可行。
总而言之，我衷心希望未来公共开发银行能发挥更大作用：成为转型性国家能力的推动者，与那些渴望实现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携手合作，达成目标，正如中国在过去四十年所做到的那样。
王辉耀
谢谢徐教授。您的阐述非常全面，并为发展融资及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平衡提出了诸多建议与解决方案。这是一个很好的总结。
现在，我想请教佟教授。您是法律事务方面的专家，那么中国在法律领域取得了哪些发展成就？我们希望能聆听您的见解。有请佟教授，谢谢。
佟丽华，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
谢谢王博士和CCG邀请我来到这里与大家交流。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儿童保护法律体系取得了显著进展。我想先介绍一些基本情况。首先，请允许我介绍我自己和我的机构。
我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村庄。年幼时我经历了许多困难，因此我理解司法公正对儿童有多么重要。幸运的是，34年前，我作为我们县城第一个考入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来到北京学习。27年前，我成为北京最年轻的律师事务所主任。当时我非常年轻，但成为了那家律所的主任。我也一直希望推动公益事业，特别是针对儿童的公益工作。
于是在1999年，我创办了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这是中国第一家具有法律背景的儿童 NGO。2005年，我又创办了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这也是中国第一家专门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 NGO。我一直希望推动公益法的发展，而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已经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儿童保护 NGO。我们直接为儿童提供法律服务，倡导儿童权利，开展实证研究，并推动法律与政策改革。
在中国，我们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在这部法律两次重大修订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都邀请我参与专家研讨会并起草条款。我们深度参与了这一进程，提出的许多建议最终都成为了法律和政策。我有幸见证了中国儿童保护法律体系的这一发展历程。
其次，我想介绍这部法律。《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于1990年生效，该公约规定了多项儿童权利。但儿童如何实现这些权利？199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一部专门法律。这部法律的核心思想是将儿童权利转化为成人社会的义务。最初，该法律设有四大核心章节：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2006年全国人大修订该法时，在我提交的专家建议稿中，我撰写了另一个新章节：政府保护。我认为政府承担更多责任至关重要，但这一建议当时未被采纳。
202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次修订该法。这是一次重大变革。在我提交的专家建议稿中，我增补了两章——政府保护和网络保护——而法律最终采纳了这一建议。因此，当前中国的儿童保护法律体系包含六大重要组成部分：家庭、学校、社会、司法、政府与网络保护。这构成了中国儿童保护法律体系的基础框架。
第三，我想简要介绍网络保护。人类社会正快速进入一个特殊时代——我们称之为数字与人工智能时代。不得不承认，我们面临着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已成为全球共同课题。在中国，正如我刚才提到的，法律中专设了网络保护章节，国务院还颁布了专门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这部条例非常重要且全面。此外，一些中央部委也出台了专项政策来处理这些事务。
如何建立新的法律体系来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必须说我们仍在探索之中。首先，制定完善的法律政策固然困难，但更关键的是如何落实。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实施这些法律政策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在中国，我们正在推进一项特殊的司法儿童保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了专门处理儿童权益问题的部门，培养了大量非常专业的儿童保护法官和检察官。
2003年，我推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成立了专门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我担任该委员会主任长达16年。我们推动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庞大志愿律师网络，许多律师在这一领域非常活跃，其中一些在国家和地方层面都具有重要影响力。我们希望培养更多专业的儿童保护法官、律师和检察官，以便未来更好地落实这些法律与政策。
最后，我想强调我们致力于推动国际合作。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已获得联合国特别咨商地位，我们参与了众多国际活动。我们也希望通过国际合作帮助其他国家培养法律专业人才。例如，我们曾帮助培训肯尼亚一名优秀的儿童保护律师，并将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目前我还担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期待能与各国律师协会及其他法律专业人士拓展合作机会，共同推进这一进程。
各国与每个家庭都关心儿童权利，但儿童很难自行实现这些权利，这确实困难。唯有我们采取更具体的行动，才能为孩子们带来希望与力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非常感谢。
王辉耀
感谢佟教授。今天我们基本上聆听了多位专家的见解，涵盖了教育、经济、社会等多元维度——我们看到了为发展拼搏的广大农民工群体，关注了儿童与教育议题，也见证了日益完善的法律保护与援助体系。这些讨论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中国发展的丰富样本：既呈现了发展成就的演进轨迹，也展望了未来的可能图景。
那么，在开放提问环节之前，我也想再请潘教授稍作补充，因为您开场时发言比较简短。您提到一直在教授关于国际议题与经济学的课程，那么您认为中国乃至国际社会需要关注或警惕哪些问题？或许可以简要分享今早您与苏世民书院学生们交流的内容。
潘庆中
我需要控制时间以便开展互动对话。今早的讨论确实很简短，但学生们列出了超过30个议题及解决方案——我们逐一进行了探讨。在全球视野的16次课程中，我们认识到需要协作，更需要恰当的治理机制。近年来中国与世界都已发生变化，亟需建立新的治理秩序，无论是动态治理还是动态秩序。若要对全球议题排序，这无疑是首要任务。我就简要回答这些：问题虽多，我们将逐个破解。谢谢。
王辉耀
好的，现在我们将开启评论与讨论环节。首先有请卢森堡大使发言，稍后我将邀请马歇尔分享观点。
卢睿朗（Rol Reiland），卢森堡驻华大使
非常感谢辉耀和CCG团队组织这场非常切合时宜的午餐会。我首先请求发言，是因为多年前我职业生涯初期曾长期从事发展合作工作，同时也因为卢森堡是少数至今仍将国民总收入的约1%甚至略多用于发展合作的国家之一，尽管面临各种预算压力，我们依然坚持并承诺持续这样做。
另一个领域——我要赞扬所有发言嘉宾，特别是徐教授提出的非常合理且切中要害的论述。我想我完全赞同您的观点——尤其是在长期融资方面。长期融资的需求至关重要，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极度短视的世界里更是如此。顺便提一下，这也是十年前说服卢森堡成为亚投行首个非亚洲创始成员国的原因之一。
因此徐博士，请允许我提出两个问题。虽然我完全赞同您的大部分观点，但在您提及的各个要素中，我注意到缺少了能力建设这一环。您多次强调自主权，谈到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必要性，但对能力建设的论述稍显不足。您能否就此展开谈谈？因为正如中国经验所示，基础设施固然重要，但发展中国家同样需要培养人才来管理公共财政、维护基础设施，并进行科学规划与高效管理。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您如何看待私人资本未来的角色？尤其对我们欧洲国家而言——我看到在座有不少欧洲同仁——公共财政面临的约束正日益收紧。您认为应如何建立对私人资本的激励机制？因为若缺乏激励，它们不会主动加入为发展提供额外融资的行列。非常感谢。
马歇尔•米尔斯（Marshall Mill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高级代表
感谢提供机会聆听这些精彩发言。我想接着大使的提问补充一个问题：中国如今拥有丰富的发展经验和诸多成功实践，不知如何能促进知识共享？不仅限于能力建设，更包括中国积累的知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交流互鉴。希望各位专家能就此分享见解。谢谢。
白瑞谊（Jürg Burri），瑞士驻华大使
非常感谢。感谢邀请我们参与这场议题精彩的讨论，我听到了诸多富有启发的观点，几乎完全赞同所有发言。作为在环境友好型技术等多个领域深度参与的国家，瑞士与中国开展了多项合作计划。我们正尝试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CIDCA）建立对话机制，探讨如何将各国的核心知识融入国际发展合作，并积极推进与中国的三方合作项目。
但我想补充一点，并希望听取各位的见解：实际上是通过联合国体系开展的全球发展合作。中国是联合国体系第二大捐资国，我们对此表示赞赏。然而，在项目资金方面——鉴于联合国体系当前面临的压力，大多数基金和项目严重依赖捐资方的定向融资——我们尚未看到中国如何帮助这些基金和项目渡过难关的战略，除了核心捐资之外，还包括项目层面的支持。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通过项目进行资金支持时，一个重要优势是能够将本国理念融入这些基金和项目。因此我也想了解：中国是否正在培养更多能胜任联合国体系工作的顾问人才？如何看待中国未来通过自愿捐资方式强化联合国体系的路径？谢谢。
韩兵，前驻埃及和津巴布韦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聆听这些观点分享令人深受启发。我想提出两个问题：其一主要聚焦公共银行。当前重提公共银行及其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非常及时。当我们讨论发展合作时，通常考虑的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捐赠以帮助其增强经济实力。
但中国的公共银行对发展至关重要，例如国家开发银行这类政策性银行，以及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开行作为公共银行，在基础设施领域投入巨大，与国家长期战略目标高度契合。我认为这类经验值得与发展中国家分享。
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能够长期支持国家战略发展目标的公共银行体系。当它们使用财政预算资金时，效率往往不高。因此若能建立类似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将更有效地实现战略发展目标。或许未来在发展合作中，我们可以将公共银行纳入合作框架。如何借鉴中国经验？如何运用政策性银行促进经济发展？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徐博士您提到建立了公共银行数据库。我们该如何获取这个数据库的使用权限？能否提供一些指引？谢谢。
许思涛，德勤经济学家
感谢王教授，谢谢您的邀请。或许我可以就您的开场发言提出一些简要评论。
我认为经济形势比许多人预想的要好。毕竟四分之三的消费者财富与房地产市场挂钩，过多关注度集中在房地产领域。但请允许我向各位分享一些积极信号：其一是我们正在资产市场观察到的“动物精神“释放。在中国，长期利率作为重要基准指标，目前已逼近2%。这个水平虽然仍处低位，但回想一年前，约半数人曾预测会趋近零利率，如同昨日之日本。因此我认为这是非常积极的变化
第二个积极变化是：即便资产市场热潮涌动，银行存款仍在持续增长，这表明消费者尚未出现真正的投机行为。以上是我想指出的两点。
但我确实想向潘教授提一个问题。贵学院无疑是一项重要实验，我们都知道这本质上是中美合作的成果。但在当今多极化世界——既然您谈及治理议题——鉴于两国关系发生的根本性转变，您能否就这一话题分享见解或展望？谢谢。
Andrei Radulescu，罗马尼亚世界经济研究所高级国际宏观经济学家
下午好，尊敬的各位专家。非常感谢。很荣幸能参与本次论坛。我是来自罗马尼亚，来自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安德烈，同时也是一位环球行者，已在近50个国家进行过宏观经济主题的演讲。
讨论非常精彩。我想提一个简短的问题：目前无人谈及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风险，而现实中已存在诸多“房间里的大象“。从各位专家的视角来看，未来12个月内爆发全球金融危机的风险有多大？当前全球黄金需求创下历史纪录，金价飙升，这些信号表明某些变化正在酝酿，更不用说世界主要经济板块之间的分化趋势了。
第二个问题是：若危机真的在短期内爆发，正如提及的长短期视角分化，如何看待危机爆发时刻的全球发展合作？我们将目睹分化、碎片化乃至冲突的加剧，还是见证多边主义的回归？非常感谢。
潘庆中
好的，我将简要回答马歇尔的问题：如何与其他国家分享经验？简而言之，政府扮演关键角色。这是第一点。为什么？因为45年前改革开放初期，首要任务就是经济发展，这一点至今仍然至关重要。另一个优势是企业家精神。中国现有6000万家企业，中小企业在过去45年间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中国我们拜年时说“恭喜发财“，意思是祝愿财富增长，对吧？人们不在乎你是否快乐，而是祝福你致富。这种经商交易的基因已融入中国人的血脉。关于政府如何发挥作用说来话长，但概括来说，政府主导与企业家精神同样关键。
现在回答韩先生的问题：从长期和短期来看，公共银行和政策性银行都发挥着作用。虽然存在大量债务，但不必过度担忧。这些银行正在长期基础设施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从中受益，对吗？比如现在乘坐高铁从北京到上海只需4小时，而过去需要24小时。他们享受了便利，就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我们这代人完成长期基础设施建设并承担部分经济债务，下一代因为受益于我们的投入，自然应该接过责任接力棒。这就是债务问题的哲学思考，也是我的回答。
我知道大家还有很多问题。思涛博士问及教育领域，这让我想起十五年前清华百年校庆时校领导的发言：过去百年我们培养了中国各领域领袖人物，包括政治领袖、商业领袖和学术领袖。那么未来百年该如何作为？当时提出的方向是更文明、更创新、更国际化。这正是我们的愿景所在，而苏世民书院的创立正是这一国际化愿景的实践。
这一愿景意味着我们不仅致力于解决全球性难题，更重要的是将各国学子汇聚到中国，来到清华园与苏世民书院，让他们在相互理解中学习成长，形成未来共同的视角，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一切始于理解，这正是我们最根本的初心。非常感谢各位。
徐佳君
感谢卢睿朗大使提出的精彩问题。关于第一点，能力建设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制度或政策创新——这超越了资金层面，却对长期成功至关重要。
我想和大家分享中国的经验。中国曾长期作为官方发展援助（ODA）的受援国。财政部曾设有专门部门，负责管理来自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甚至英国国际发展署和卢森堡等国的合作项目。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积累了宝贵人才：比如亚投行现任行长金立群先生，就曾担任财政部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帮助中国对接国际社会，从多种合作形式中获益。这种人才建设为中国能力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想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的是：即便起点较低也无需担忧，关键是要构建学习曲线——你们需要实现快速的能力提升。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参与，中国逐渐与发展合作机构建立了信任。凭借这份信任，中国得以通过发展项目实现制度创新，其影响远超单个项目本身。
例如当中国参与世行发展合作项目时，对方要求中方实行公共采购制度。中国曾实行计划经济，当时采购对我们而言是全新概念。但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这套制度非常实用。于是在世行项目结束后，中国开始在国内调整采购体系并推向全国。此类案例还有很多，包括通过国际合作伙伴引入的参与式扶贫模式。这是对您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其次，关于私人资本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融资中的作用，这确实至关重要。根据联合国最新的《发展筹资报告》估算，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金缺口高达4万亿美元。若仅依赖公共资金，这远远不够。因此自十年前的《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以来，国际社会始终致力于动员更多私人资本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融资。
但观察现实执行情况，问题在于这类合作往往缺乏可问责的机制设计，最终可能导致风险社会化而利益私有化。我曾指导过来自孟加拉国的北大留学生，他提到政府为降低财政成本并增产电力，在能源领域推行了公私合作模式（PPP）。结果政府反而承担了更重财政负担，因为风险分摊机制的设计未能使国家受益。
因此我认为未来关键是要双管齐下：既要考虑如何激励私人资本参与，同时必须严格设定准入标准与绩效指标，从源头建立对私人资本的问责机制。在这方面，官方发展援助（ODA）可通过担保机制或项目前期准备发挥催化作用，降低风险并为私人资本参与奠定基础。
感谢您富有洞见的评论与提问。回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马歇尔的提问——关于中国如何更好地与发展中国家分享知识，我以公共开发银行为例。正如徐院长所言，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去年刚庆祝成立30周年，可谓非常年轻。其初创股本仅500万元人民币，大家能否猜猜国开行目前的规模？不妨大胆猜测：根据我的数据库显示，国开行当前总资产已达2.6万亿美元。
直观来看，国开行的资产规模远超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区域性开发银行的总和。为何国开行能发展至此？因为在过去四十年间，它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乃至部分高科技产业提供了大量长期资金。正是由于中国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实现工业化，国开行才得以壮大如斯。
问题在于国开行如何募集如此巨额资金？因为当其1994年成立时，中国债券市场几乎不存在。国开行不吸收任何个人储蓄，基本依靠国家信用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进行融资。
这是来自我一位非洲学生的问题。北京大学设有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攻读博士或硕士学位的政府官员们常提出：我国刚成立国家开发银行，但规模很小，资本市场也不成熟。这就像鸡生蛋蛋生鸡的困境——如何让银行发展壮大释放其全部潜力？
正因如此，国开行本可分享大量经验。但遗憾的是，或许因其秉持“行胜于言“的清华校训，关于国开行的研究寥寥无几，且多数资料以中文撰写。因此我认为这正是北大研究团队的使命所在：深入探究国开行在中国转型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支撑条件，并提炼可供他国借鉴的经验，助其释放本国开发银行的潜力。这是我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马歇尔的回应。
最后关于数据库使用权限的问题：从项目启动之初，尽管团队投入巨大精力构建数据库，我们始终坚持开放获取原则。数据库已在北大官网开放，我也带来了宣传册。扫描二维码完成简单注册即可免费获取数据，我们还会按季度更新数据。
与此相关的是，当北大2019年发布该数据库时，法国开发署署长及世行等多位同仁在场指出：公共开发银行虽重要却缺乏交流——特别是各国国家开发银行乃至地方性银行。我们需要建立联盟机制以实现协同发展。因此2020年疫情期间，我们发起“共同金融峰会“，促成公共开发银行联盟成立，至今已举办五届。最近一届于今年三月T20主席国南非举办，由亚投行和南非开发银行共同组织。
若您对此感兴趣，亦可加入“共同金融峰会“框架下的公共开发银行全球研究网络。我们期待运用这些原创数据开展前沿研究，真正推动变革发生。
王辉耀
感谢徐教授。您提到国开行规模超越世行，但正如我所说，中国曾从世行获益良多。记得80年代初我入职商务部时，曾协助世行开展国际竞争性招标路演——包括长名单短名单等知识共享。当时我们还与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OECF）合作，八九十年代存在众多发展体系。亚行今天也有代表在场，中国当年从这些合作中受益匪浅，这正是国开行得以发展的基础。但其他国家同样可从中借鉴。注意到瑞士大使的问题尚未回应，我愿就此作答。
您提及多边体系下的协作问题，我认为中国当前已有诸多实践。例如在金砖机制下创设的新开发银行，为成员国带来更多经济激励——上合组织也是如此。我们曾建议加强经济合作比重，而本次上合峰会确实宣布了更多经济与发展项目，不再局限于安全与军事领域。本质上，经济合作比重正在提升。因此我提议：或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更趋机制化，在日内瓦设立某种国际组织形式的办事处，从而强化其经济属性。
此外我认为，既然金砖银行、上合银行模式可行，G20为何不能设立银行？APEC为何不能有银行？这样才能真正强化多边体系。中国作为联合国第二大捐资国，应通过国际开发银行深化合作，这也有助于加强联合国体系。适逢联合国成立80周年纽约峰会之际，G20理应承担更多责任。甚至北约——为何其成员不能签署自贸协定？我们应减少这些组织的军事安全色彩，注入更多经济与发展要素。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堪称典范，它们高度重视经济合作。期待“一带一路“也能更国际化，吸引全球参与。G20、APEC乃至北约都亟待强化经济职能。非洲大陆自贸区为何不配套设立银行？这些只是初步构想。或许我们再讨论十分钟左右结束？接下来请德国使馆副馆长发言。
师丹（Stephan Grabherr），德国驻华大使馆副馆长
非常感谢这次内容充实、富有启发性的午餐会以及精彩的讨论。如您所知，许多代表团常向我们询问中国的发展近况。今天的讨论为我们回应这些询问提供了丰富素材，让我们更深刻理解到：中国作为创新动力源，在全球发展领域贡献卓著，你们正通过自身发展实践树立典范，中国的内生发展经验本身就极具启发性。
但当与国外代表团进行简报时，每当遇到这个棘手问题“Grabherr先生，为何中国仍自视为发展中国家？“——总让我有些难以招架。我通常这样回应：当你走访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会发现并非所有地区都达到东部沿海的发展水平。当然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我国乃至欧盟，各地发展程度不均本是常态，实现均衡发展正是我们共同的政策目标。但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的深层原因？这确实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或许在座各位能提供一些见解。
林奈特·姆温德·恩迪勒（Lynette Mwende Ndile），肯尼亚驻华使馆临时代办
非常感谢。在全球金融架构改革背景下，各位可以看到肯尼亚等发展中国家始终积极推动变革。例如去年我们在内罗毕举办了国际开发协会非洲国家元首峰会。
对我国而言，我们一贯主张：以中国及国开行为例——容我简要说明——我们与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保持着紧密合作，同时也是亚投行成员国。尤其在项目准备阶段，我们已获得实质性支持，因为PPP模式现已成为我国基础设施发展的可选方案。
但我的问题是：中国将如何定位自身，打造更契合需求的合作载体？在我们推动系统性改革的过程中，面对气候变化等挑战，各国预算不得不转向应对气候变化的缓解与适应措施，这意味着用于基础设施发展的资金面临短缺。
因此当我们审视国开行时，如何推动赠款机制？这正是我们提出IDA21增资方案的原因——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赠款融资。在此背景下，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能有何作为？是否可通过低息或无息的长期融资方式？因为我们在激励私营部门参与融资方面仍任重道远，这需要时间推进。
但当前我们正处于基础设施需求迫切的阶段，这意味着中国的政策性银行与公共银行可能发挥关键作用。那么在推进改革议程的过程中，我们具体该如何行动？谢谢。
金杉宪治（Kenji Kanasugi），日本驻华大使
非常感谢辉耀与各位专家的精彩发言。我的问题很简单：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前景如何？该议题已讨论数年，最终天津会议达成了设行协议。我并非金融专家，对此领域知之甚少。但据我所知，亚投行与金砖银行主要使用美元结算。若理解无误，拟议中的上合开发银行似乎将以人民币结算。而人民币一直受到中国政府严格管控。如何协调上合银行采用人民币结算与中国政府严格管控之间的矛盾？这仅是外行浅见，若有谬误还请指正。
王辉耀
既然我提到上合组织，就先谈谈看法。金砖银行虽在发展并尝试多元化，但摆脱美元主导仍道阻且长。目前美元地位依然稳固。关于上合组织，我注意到中俄贸易已实现本币结算——可能主要使用人民币，但尚未见到上合银行将人民币作为官方货币的公开报道。推测未来可能采用混合模式：美元仍占一定比例，同时纳入欧元、人民币及其他本地货币，形成多元化结算体系。此外我认为，上合组织从安全主导向经济职能拓展是积极趋势，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尤为可贵。这是我的简要回应。
请允许我回应德国朋友关于中国发展中国家定位的提问。我认为这主要源于历史传承。若回顾毛泽东主席曾言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即发展中国家阵营，如今我们称之为全球南方。可见这其中存在政治标识：中国始终将自身定位为发展中国家阵营的一员。
与此同时，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发展中国家确实享有更优惠待遇。但实践中中国平均关税仅7%，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近期中国还宣布对全部53个非洲国家实行零关税——这比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更为开放，后者实际上正在提高关税。
因此在实践层面，中国的许多举措已接近发达国家标准。但在政治定位上，中国仍坚持发展中国家身份，以便继续代表发展中国家发声。这就形成了双重特征：在利益层面，中国已放弃许多发展中国家享有的优惠待遇；而在政治层面，中国始终与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
好的，现在我们开始讨论另外两个问题。
潘庆中
这个问题比较棘手。关于发展中国家概念：去年和前年全球最富裕的国家是哪个？卢森堡。其人均GDP约11万美元，连续两年位居榜首。而中国人均仅1万美元，只有卢森堡的十分之一。这正是中国仍属发展中国家的原因。
再举一例：在我们的学分课程中设有“深度认识中国“模块。学生们用两周时间走访九座城市。有次我带团队抵达某地区时，师生们当场落泪。他们坦言从未见过如此贫困的地区。这就是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内陆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依然显著。因此我们提出共同富裕目标，旨在推动更均衡的发展。
这就是我对您问题的简要回答。谢谢。
阚磊，亚洲开发银行首席通讯官
感谢主持人。我必须作出回应，因为我们的机构已被多次提及。
首先关于知识共享与能力建设：我们每年通过扎实项目全力推进。每个项目都要求关注性别议题，并开展能力建设和知识分享。本机构作为平台，不仅分享先进技术，更致力于将中国经验推广至亚太地区乃至南南合作范畴。事实上，本月末我们将举办东亚论坛，邀请东南亚、中亚和南亚国家共同交流，考察中国项目（而非亚行项目）的成功实践。这是第一点。
其次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界定标准：通常以人均GDP衡量。但中国有14亿人口，并非所有人都像我们在上海北京这样拥有同等生活水平，地区差异巨大。内陆地区发展受限，资源禀赋不足。当然有人主张富裕省份帮扶贫困地区，比如上海与宁夏结对合作。然而在老龄化、医疗、儿童法律保障等领域，中国仍存在诸多待解难题，需要向他国学习。这也部分印证了亨利的观点：中国在政治上保持发展中国家定位，某种程度上源于中华民族谦逊的文化基因。
我们虽拥有先进技术（尤其来自私营部门），但仍需向其学习。以养老领域为例，我们发现私营机构反而比我们这类开发银行更具优势，因为它们能消化本土问题，吸收外部经验，进而结合两者为中国老年人的生活习惯找到最优解决方案。正因如此，我们始终保有学习心态。
当前我们正在讨论中国是否应从亚行“毕业“。这个议题已持续多年，这既是国家政策考量，也是谈判事项。最终决定权不在中国手中，而是由亚行董事会决定。
徐佳君
谨简要回应金杉宪司大使关于新开发银行计价货币的提问。该行的制度设计尚待完善，但我想指出现有机构美元贷款的局限性：可能引发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问题，尤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这类项目常需本币运作。若从世行或亚行借贷硬通货，在外汇储备不足时可能造成支付危机。我们实地调研中屡见此类案例。当前本币融资供给严重不足，因此期待新开发银行通过制度创新破解这一难题，更好地提供本币融资服务。
关于肯尼亚同仁问及中国如何参与IDA赠款等机制，我认为三方合作或是可行路径。世行倡导“同一个世界银行“理念，将赠款、优惠贷款、股权投资和担保工具协同运作，以实现在地项目的转型效益。中国对三方合作持开放态度，比如国开行与亚行两年前在西非开展的三方合作项目。这种协作模式未来值得深入探索。
本文依据嘉宾在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CCG名家对话午餐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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