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当地时间6月3日晚，在泰晤士河畔再次发生多起恐怖袭击事件，死伤人数达到两位数以上。这一夜发生了包括不明身份人员驾车冲向人群、持刀人员在街头随机伤人和在伦敦桥附近的博罗市场附近传出了三次爆炸声等多起袭击事件。伦敦警方在第一时间出动警力，并迅速击毙了多名嫌疑人。

　　2017年尚未过半，在欧洲已经发生了多起类似的恐怖袭击事件。而此次袭击发生在周末晚间，地点又是在伦敦的市中心区域。距离上次英国遭受恐怖袭击，仅仅过去了不到半个月时间。恐怖主义阴影持续笼罩欧洲，“越反越恐”似乎已经成为了西方国家在反恐问题上难以回避的尴尬问题。恐怖主义袭击“独狼化”、极端思想传播隐蔽化和恐怖袭击与宗教民族问题联动、撕裂社会结构等诸多问题使得西方国家陷入了反恐泥潭之中。

　　面对当前恐怖主义发展的新动向，有必要回顾其他国家在反恐问题上采取的对策，特别是俄罗斯、以色列等国在面对持续不断的恐怖主义威胁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从而为日益严峻的反恐形势找到解决之道。

　　回顾俄罗斯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的态度与政策，强硬与强力是毫无疑问的关键词。俄罗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就饱受各类恐怖组织的袭扰。在北高加索地区，“三股势力”与“基地”等国际恐怖组织不仅有着相同的极端宗教思想，而且建立了紧密的组织联系。内外勾结已成为车臣恐怖袭击的重要特征。在中亚地区，除车臣残匪外，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交界处的费尔干纳地区也是威胁俄罗斯的另一个“恐怖主义巢穴”。面对严峻的恐怖主义形势，俄罗斯的反恐策略保持了一贯的强硬与强力。

　　一是在立法上坚持反恐决心，为反恐行动打下牢固法律基础。《俄罗斯联邦宪法》中规定，禁止企图以暴力手段颠覆俄政体和主权、破坏国家安全、建立武装力量、激化社会矛盾、推行种族歧视等行为。为俄罗斯的反恐行动奠定了最基础的法律基石。目前俄罗斯在反恐法律体系的建设上已经较为完备。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刑法典与反恐专门法律相配合的法律体系。此外，其他法律法规，包括俄联邦总统令和政府决议等规范性文件，以及一系列有关俄国家安全问题的政策文件等，对反恐法律体系形成了重要补充。

　　二是建成了一套基本完备的反恐指挥体系。俄罗斯目前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反恐体系，这一体系依托于前述的反恐法律体系，充分调动了行政与司法力量。由总统直接领导、国家反恐委员会宏观协调、联邦安全局组织实施的反恐领导与行动机制。该机制是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反恐网络，为反恐行动提供了重要保障。在这一体系中，俄罗斯总统直接负责制定国家反恐战略与政策，并对反恐事务拥有最高决策权。这一决策权包括人事任免、宣布反恐行动的开始与结束、直接调拨武装力量参与反恐行动、宣布实行紧急状态等。俄国家反恐委员会作为最高反恐决策和协调机构，由联邦安全局局长、内务部长、外交部长、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交通部长、司法部长、联邦警卫局局长、对外情报局局长、联邦金融监察局局长等组成，主要任务包括向总统提出反恐建议，协调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反恐措施，制定反恐行动计划，参与反恐国际合作等。联邦安全局作为俄主要的反恐职能部门，通过实施侦察、反侦察、战斗搜索和特种行动等打击恐怖主义。

　　三是通过加强武装力量建设的方式对恐怖主义活动予以坚决强力打击。自1994年12月为阻止车臣匪帮的分裂活动而爆发第一次车臣战争以来，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和第二任总统普京府先后两次主动出兵车臣。两次车臣战争对车臣非法武装造成了极大打击，也对稳定地区局势起到了一定作用。2004年别斯兰人质事件发生后，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尤里·巴卢耶夫斯基就公开宣布，俄将使用除核武器外的所有手段，向全球范围内任何地区的恐怖组织基地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在“先发制人”战略的指导下，2014年初，俄反恐部队击毙了成立于2007年10月的俄车臣分裂组织“高加索酋长国”首领乌马罗夫。2015年4月19日，俄军特种部队又在达吉斯坦击毙了乌马罗夫的继任者克别科夫。当月27日，效忠于IS的“奥霍夫斯基地区组织”头目恰拉洛夫也被俄军击毙。除了“先发制人”，俄罗斯还采用“全民反恐”的战略。早在1997年，俄联邦安全局局长科瓦廖夫就在总局及各地区安全机构设立了“信任电话”，成为广大民众向政府安全部门报告恐怖活动信息的重要渠道。俄罗斯在国内建立了一套应急反应机制，通过量化恐怖主义威胁严重程度，制定相对应级别的反应策略。这套包括三个级别的全民反恐预案，针对各个级别分别采取相应的保障个人、社会与国家安全的综合性措施，并通过大众传媒与社交媒体向全社会通告，并根据级别的不同披露相关信息，并及时进行调整。

　　同俄罗斯类似，以色列在反恐领域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不同于俄罗斯反恐的大刀阔斧，以色列在反恐领域的策略更为软硬兼施。以色列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它从立国之初就难以获得一个安全的周边环境，相对于俄罗斯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以色列所需要应对的恐怖主义威胁更为复杂与零散。也正因此，以色列的反恐政策几乎是在立国初期就出现了的，经过不断的考验与修正，逐步 呈现了软硬兼施、铁腕打击与积极防控相结合的特点。

　　一是改变传统的被动应对防御方式，采取多种方式积极防范恐怖主义威胁。在反恐预防上，以色列将分析反恐情报、关注反恐动态、截获反恐信息等预防性手段综合运用，将其作为反恐的重中之重看待。这也是最近十多年来，以色列被大小恐怖势力盯上、包围乃至公开威胁，但是国内极少出现恐怖袭击的重要原因。摩萨德作为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在反恐情报获取能力上首屈一指。摩萨德的成功一方面在于培养了一批能力素质过硬的情报人员，另一方面则在于对新技术的迅速应用。以色列的通过对网络进行监控，对恐怖主义的舆情进行分析，并率先采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反恐情报分析与恐怖分子的特征识别。从而实现了反恐情报的迅速获取、识别、分析与应用。除了情报领域的工作，以色列的主动防御还体现在将反恐与常规安全保卫工作紧密结合。有赴以经历的人可能都会对以色列机场那漫长而严格的案件记忆犹新，也会对街头与公交车上全副武装巡逻的安保人员印象深刻。在举行重大事件或者大规模集会时，以色列会采取某些地区完全禁止车辆通行的方式，并且实施过滤式封锁以及设置路障，最大限度地降低可能的恐袭风险。此外，以色列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安全机构合作，也是帮助以色列减少恐怖主义威胁的重要措施。以色列的国家安全，离不开与埃及、约旦乃至巴解组织内部安全和情报机构的相互合作。

　　二是对恐怖主义行为予以坚决的铁腕打击。以色列也曾有过短暂的试图通过外交等非武力手段解决恐怖主义威胁的尝试，但很快就转向采用武力手段解决恐袭威胁。早在1953年，本?古里安政府就开始采取报复政策。在直接消灭武装分子的同时，试图以“非对称报复”攻击阿拉伯国家，以制止它们资助从事暴力袭击的激进组织。“911”事件之后，强硬派的沙龙总理采取了更为强硬的反恐政策。包括采用激进的遏制措施，采用大范围宵禁、拆除定居点、增加路障检查站、修建隔离墙和采用必要经济手段等方式遏制恐怖袭击；并采用先进化武器进行外科手术式的“定点清除”。定点清除的对象既包括哈马斯等组织的高管，也包括一般的恐怖分子。在强力的定点清除战略之下，哈马斯主要领导人亚辛、兰提西等都在这些行动中被击毙。而对于一般恐怖分子，则采用“连带责任”的方式提高打击效果。在自杀式袭击者对死亡或肉体伤害无动于衷的情况下，以色列通过包括驱逐恐怖分子在以色列亲属、强行拆毁恐怖分子亲属住宅、没收财产等各类手段来加大对恐怖分子家人的惩罚力度。让“与恐怖分子有关联”成为噩梦，是以色列强力威慑手段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