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势，中国加入WTO以来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实践之路风生水起。但是从较长趋势的风险，仍然充满着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我们细心观察，就服务贸易增加值而言，由于中美不同分工地位，顺差向美国集中，逆差向中国集中。2016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2506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中国服务贸易逆差2426亿美元，也位居世界第一。如果我们还有兴趣从获益程度分析中美贸易，不难发现利益大头也在美国。

　　面对一系列全球化的新态势、新问题各国远未达成共识，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分配不均衡带来的民粹思想的泛滥，地缘政治斗争的加剧又助长了逆全球化的思维，包括黑天鹅事件使已经处于低潮的全球化蒙上了一层寒霜和诸多挑战。

　　从中长周期来看，人类还会不断地碰到危机，中国如何快速出手，力挽狂澜，有力应对全球化挑战？正值寒冬岁末的辞旧迎新之际， 2018年1月8日下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全球化智库（CCG）、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CCG北京总部联手推出《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核算与分析》。

　　在任何时期都存在一些国家得以迅速增长，而其他国家却处于停滞不前或增长的速度缓慢的情况。《报告》发现的一个明显经验规律是，上升一个级别的国家明显比萎缩停滞的国家更多地参了与全球价值链。

　　从全球价值链角度看，逆全球化的思考有着非常深刻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背景，全球化下的收益分配的不均，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中国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指明，如何应对各国保护主义民粹思潮抬头的问题？我们不能说全球化都是好，全球化也有一些负面，当今天来看，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对于人之间的分配不均，和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也是有的。这个问题本身并不在于全球化，而在于全球化推手——跨国公司资本投资的推动，全球化收益也是掌握在资本丰厚的人的手里。问题是这样第一次分配以后，全球的治理，各国的手段政策如何通过第二次杠杆调整，让一些他们的收益能够回归到社会来，能够造福于人类的多数。

跨国公司掘金价值链

　　面对全球价值链整合能力的竞争，应对一轮一轮危机，一波一波顽强地渡过挑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以及交通业的提高，和信息业的发达，出现了一个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布局生产，一个产品，甚至是一个复杂的产品，它可以在一个国家或者多个国家的领土间形成最后的阶层，跨国公司内部的国际贸易已经站到全球贸易的6成以上，往往有的时候接近7成。

　　40年来利用外资的水平在不断提高，吸收外资25年居于发展中国家的首位，过去5年我们累计利用外资6000亿美元，当然我们后面会讲到，我们这5年对外投资是7500亿美元，最近5年我们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的国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地区总部、研发中心已经超过2800家，外资企业占中国企业总数不到3%，但是提供了1/10的城镇就业，贡献了1/5的税收，1/4的工业产值，将近1/2的进出口。

　　有力解决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危机和跨国公司的冲击，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中国首任驻WTO孙振宇大使，给出了多年研究的良方：

　　第一，对贸易平衡的研究，贸易平衡的研究从增值的角度来看的贸易平衡，解决中国问题。面对贸易顺差和逆差的复杂形势，不管是盟友还是对手，包括日本、西欧、墨西哥，凡是顺差大的，美国特朗普全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但是我们全球价值链起码在贸易争端解决上，或者在重大国际场合拥有话语权，拥有理论支撑，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微笑曲线涉及到诸多国家的利益分配。对我们来说做中低端、粗加工确实增加了就业，但是低端收入技术确实，而且对环保也不利。那么两端的研发、设计和营销、售后服务这些属于中高端的服务贸易里面，却蕴含了很多增值的价值。

　　第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是全球价值链始作俑者。跨国公司资本运行的规律是，全球哪儿的成本低，哪儿的盈利更高，资本就会向其涌动。由于全球化运输、信息传输越来越便捷，跨国公司不只是始作俑者，而且还是最大的获益者。

　　贡献中国的智慧，中国的模式，中国的理论，这三点对引领全球经济治理非常重要，但是要引领全球治理的话也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是国家经济强大和军事力量，我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要真正做到在世界上是有影响力的大国；二是我们还要占领道义上的制高点，在很多重大的谈判也要有好的表现，在国际舞台上要敢于担当，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还需要推动国家综合能力，培育跨国公司来适应新的复杂环境。

推动多边谈判

　　集合各机构的研究力量，旨在帮助公众和各国政策制定者理解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和演进，及其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首先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深化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以及如何才能实现在价值链上的升级。《报告》指出重视和研究增加值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官方贸易总值统计数据可能产生对许多国际贸易现象的误解，并分析了从增加值的角度分析所得到的结果与基于官方贸易统计数据分析所得到的结果的差异性。

　　没有全球价值链，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具备完整产品的生产能力，才能够扩展新的经济活动。如今，由于全球价值链的存在，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嵌入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环节，从而成为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国。回顾全球价值链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具有更好的制度，例如产权意识以及法制性更强的国家会更多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之中。在中国大多数的城市中，那些有着更好的合同执行措施、清关流程更快、金融体系更完善的城市往往更多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

　　从全球化，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分析，现在美国面临的问题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不能把它完全归结于经济全球化，蓝领工人收入低和失业等等面临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全球由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实际上从微笑曲线来看，不只是美国的低技术工人受到很大的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低技术、价值链低端的都是收入很差的，而且还失业了。美国失业有很多也是由于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包括机器人广泛的应用，一些比较简单的加工完全可以用机器人代替，原因是多方面的。

　　大量事实证明，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能够积极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当中对经济发展很有好处。但是这些发展中国家确实也面临着改善国内经营环境（包括海关手续），当然更多的是我们“一带一路”面临的风险，政治角逐、恐怖袭击、战乱动荡、法律体系不完善、腐败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也面临着这些问题。现在投资便利化有很多发展中国家、非洲国家不太支持和理解，所以在这一点我们还可以把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和当前WTO面临的一些挑战问题很好的结合起来，要很好地跟发展中国家沟通，特别是要推动投资便利化的谈判。

新思路走出困境

　　全球价值链指数体系，用3个指标来刻画全球价值链的主要特征。它包括一个国家—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强度指数，测度特定价值链复杂性的长度指数，以及衡量某一国家—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置的位置指数——度量一个具体的生产阶段距离全球价值链两端的相对距离。而全球投入产出表，则是这一指数体系以及所有贸易增加值数据的基础。根据具体跨越的国家的次数，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简单和复杂的跨国生产活动。简单的全球价值链生产中，价值增加只在生产阶段跨越一次国境，不涉及通过第三国的间接出口或者再出口/再进口。复杂的全球价值链生产，则至少包含两次跨境活动。

　　CCG主任王辉耀在总结发言时表示，二战后70多年来，我们之所以获得和平的环境，与国际经贸的不断升级换代以及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密不可分。而中国与世界的贸易不止对全球化，对中美关系也能扮演稳定剂的作用。因而在当前全球化处在十字路口的关键时期，CCG和全球价值链研究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这个研究报告具有突出的意义和价值。

　　根据零部件的大宗贸易的统计数据，世界形成了三个相互关联的生产中心。这三个生产中心分别在美国，亚洲（中国，日本，韩国）和欧洲（特别是德国）。撇开中国，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在外围，并且往往与地理上最接近的中心进行贸易。很多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参与。非洲总体来说与任何已经存在的中心距离都很远。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似乎只有大公司才参与到了真正的全球生产网络中。

　　另外我们要防止他们，现在西方慢慢有指向中国，想把现在多边贸易体制出现的问题归咎于中国，就是因为中国过去出口这么多了，所以惹得美国人跟你反击了，中国说得好听，但是具体谈判当中并没有迈出更大的步子，我觉得我们下一步的研究，对于多边当中面临的问题还需要再更深入的来研究。

　　现在多边效应，确实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中国支持全球化，在全球化的氛围下，实际上我们才能够和盟友联合起来，才能够真正有我们的话语权，而且我们所要求的一些目标才有可能有比较好的结果。包括投资便利化的问题，包括现在电子商务的问题，中小企业的参与等等，我觉得这个从我们全球价值链的角度都是可以提供一些理论支撑的，对多边贸易体制今后的发展，全球价值链的理论进一步深入研究，可以起到更积极的作用，起码应对现在面临的困境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对于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未来，孙振宇指出，应该进一步研究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包括投资便利化、电子商务、中小企业等议题，而从全球价值链理论可以为这些课题提供新的视角。同时，全球价值链研究也应该积极和WTO目前面临的困境相结合，以更好地为走出困境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