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口断崖式萎缩 城市“抢人大战” 该走向何方

2018年4月9日


各地推出各种吸引人口的政策,更多是应对短期危机的权宜之计,而非全国性的长久之策,鼓励生育和取消户籍限制是必须之策







作者简介



梁建章

  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




黄文政

  黄文政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



自2016年底以来,很多城市通过放宽落户条件,提供补贴等方式吸引人才和人口迁入。随着更多城市加入“抢人大战”,各地抢人政策不断加码;3月22日,西安市宣布全国在校大学生凭学生证和身份证就可在线落户西安。到今年3月,一向严厉限制落户的北京和上海也先后推出旨在吸引“优秀人才”的新政。  

  为何曾经抱怨“人满为患”的各大城市会上演“抢人大战”呢?这背后折射出中国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一是年轻人口面临断崖式萎缩。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80后、90后、00后的人口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三十年间萎缩了33%。特别是,从2015到2025年十年间,21到25岁的年轻人口将萎缩36%。随着年轻人口越来越稀缺,“抢人大战”有望愈演愈烈。目前开始抢人的城市能够赢得先机,为下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二是人力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从产能不足的短缺性计划经济,过渡到产能相对过剩的市场经济。进一步的发展越来越需要靠创新来驱动,而大城市集聚效应则是创新的重要引擎。更多人口,尤其是有创造力的年轻人口,会创造更多机会,激发更旺盛的创造力。  

  三是更多的经验和更深入的探讨,促使人们认识到,人口是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而非之前计划生育所宣传的那样更多是负担。可以说,人口增减与城市兴衰互为因果。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表现出更多的需求,更强劲的活力,更大的财力以及更快提升的基础设施。没有一个城市被人口增长压垮,相反城市的衰微则表现为人口的萎缩。

人口比人才重要

  目前抢人的城市大都还是只将目光放在人才上,而北京和上海更只针对所谓的“优秀人才”放宽落户条件。按通常理解,人才是指受过良好教育或者具有特定技能的人;在目前的抢人大战中,很多城市把人才解读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但城市不仅需要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拥有特别技能的人,也需要普通的工作者和消费者。各种技能其实是互补的;高科技和金融业离不开餐饮、保洁、安保、快递等服务业的支撑。只放宽人才的落户条件,而依然限制人口的迁入,不仅影响了人们的选择和福祉,也会提高人才的生活成本,降低他们发挥才能的效率。  

  实际上,更能反映人对经济发展意义的是劳动市场的供需,而非人为设定的标准。不同行业技能要求不同,并不意味着职业有高低贵贱之分。目前蓝领工作薪资上涨更快,说明城市更缺乏蓝领工作者。人为区分人才和人口不仅破坏公平性,也是在扭曲劳动市场。  

  从源头来说,人才来自于人口,人口是孕育人才的基础。只有在众多人口的激烈竞争中胜出的,才是真正的人才,而城市管理者并没有能力判断哪些人会最终脱颖而出。在相同教育和竞争条件下,人口越多,人才规模也越大,其中最优秀的人才也更优秀。因此,维持庞大的人口规模并建立公平高效的竞争机制,是确保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出现的最有效方式。

  再者,也只有真正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式才是可持续并且最有效率的。比降低落户门槛,提供落户补贴更重要的,是提升基础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服务,让年轻人不仅能在当地就业、创业,也能够在当地休养生息,结婚、育子乃至抚养老人。  

  目前短期内大量年轻人落户,将在几年后带来当地的出生高峰并形成入托和上学压力。应对这些压力需要未雨绸缪,提前规划和建设相关的医疗、托儿和教育设施。如果只吸引年轻人,却不能把他们的生活成本维持在可承受的水平,这些年轻人迟早也会流失。  

  最后,人并不只是发展的手段,更是发展的目的。让更多的人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在城市立足,依靠自己劳动换取城里丰富和便利的生活,本身就是城市发展的意义所在。 

造人比抢人重要

  现在各地抢夺的人口,特别是年轻大学生,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存量人口,其中很多是当年被视为社会负担的所谓“超生”者。  

  从全国范围来看,抢人导致的只是存量人口在地域之间的转移。如果这种转移更符合迁徙者和雇佣者的偏好并因此产生更高的效率,那结果就是全国范围内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扣除这种优化效应,“抢人大战”对全国来说其实还是一场“零和游戏”。  

  人才的基础是人口,而人口的源头是生育。只注重人才,而不重人口,只重抢人,而不重生育,都是一种只顾收割、不事耕耘的局域且短视的思维。因此,远比“抢人”更为重要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大力“造人”。  

  但各种证据显示,中国早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出生人口比上年减少63万,比之前卫计委预计的最低预测还要少300万。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出生人口就出现如此幅度的萎缩,反映了生育意愿的低迷远超预料。  

  随着育龄高峰期女性数量在未来十年萎缩40%左右,全面两孩政策导致的生育堆积效应逐步释放,出生人口面临雪崩。即使立即全面放开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也面临着三重下行压力:即现代化进程、中华文化圈所面临的共同因素、城市一孩化和计划生育宣传改变了生育观念。而影响这些压力的各种因素,在未来的可预期变化几乎都是负面的。长期来看,中国的自然生育率只有1.3左右,这意味着出生人口每代将减少1/3。  

  在这种人口趋势下,未来城市不仅无人可抢,已有的存量人口都将难以为继。人口的不断老化和萎缩将严重削弱城市动力和活力。城市基础设施会因需求萎靡和财力匮乏而无法更新,大量学校、医院、机场、港口、车站等面临关闭的命运。曾经生机勃勃,日新月异的城市将呈现出暮气沉沉、江河日下的面貌。

  长期来看,超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坍塌将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危机。应对这种空前的危机,需要立即取消生育限制并大力鼓励生育,竭尽所能生育率至少提升到可以维持民族正常繁衍的更替水平附近。“抢人大战”的上演凸显了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的必要性。  

应当促进人口自由流动

  目前各地抢人政策中的典型措施,是放宽落户条件并简化落户程序。随着“抢人大战”趋于激烈,进一步放宽甚至完全取消落户条件,都可能成为部分城市未来的选项。这种自下而上的变化正在倒逼户籍政策的改革。而最理想的做法就是取消户籍限制,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人口的自由流动。

  实际上,人口的自由流动是世界各国包括以前中国的常态。去哪里工作和生活应该是个人的选择。甚至在欧盟各主权国家之间,人口也可自由迁徙;一个来自波兰的年轻人只要愿意,就可以去巴黎工作和生活,并享有与当地人相同的就业、居住以及孩子受教育的权利。但同在中国,一个河北农民在北京工作一辈子也可能无法落户北京,连他的孩子都不能在北京正常上学。造成这种隔离的直接因素就是户籍限制。  

  但人是跟着工作机会走的,户籍限制并不能真正阻挡人口迁徙,只会让在当地工作和居住的外地户籍者生活在无奈和怨气之中。在2014年年末,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常住人口中,外地户籍比例分别为38.1%、41.1%、35.6%和69.2%。对更多人来说,户籍限制让很多人无法在职业、事业乃至家庭生活上做长远规划,甚至有捞完钱就走的心态,这些现象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内需的提振。  

  在市场经济中,人口随着经济机会而流动,其动力是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能带来更高的经济产出。因此,限制人口流动自然会造成经济机会和效率的损失。经脉畅通才能健康,各种要素的充分流动才能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比起财和物,人是更核心的要素, 因此人的自由迁徙对经济的健康发展更重要。 

  在所有城市中,目前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并因此最难落户的是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其实是全国很多领域最优秀的人才和最有竞争力企业的角逐之地,其集聚效应是中国十几亿人口规模优势的体现。

  但严控人口规模的政策却在阻止这种集聚,让很多科技创新的机会消弭于无形。这严重削弱了中国经济最有创造力和活力的部分,阻碍了中国经济提升。 虽然北京和上海近期对"优秀人才"放宽落户条件,但其力度和背后所反映的理念已远远滞后于以西安为代表的"抢人"城市。可以预料,北京和上海在未来城市角逐中已经先输一局,这是中国的损失,更是这两个城市自身的损失。

未来政策演变方向

  各地为了抢人推出各种吸引人口的政策固然可喜,但这更多是不同地区应对短期危机的权宜之计,而非全国性的长久之策。在我们看来,“抢人大战”的上演突显了在中央层面就人口政策和户籍政策方面进行重大变革的必要性。  

  最近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的一个重要举措,是撤销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并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计划生育从国务院部委序列中去除,是向全面放开生育迈出的可喜一步。

  但要有效地提升中国生育率,更需要全面鼓励生育。具体措施包括,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对收入较低者则直接发放生育补贴。此外,提供大量免费或低廉的托儿服务也是降低年轻父母焦虑、提升生育率的有效的措施。  

  在维持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让人们顺其意愿自然流动,不仅提升整体幸福感,也增强活力,促进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 因此,户籍政策的改革方向应是逐步放松直至完全取消限制,最终只保留户籍的居住登记功能。

  这样做只是让当前状态正常化,会缓解而非引发社会矛盾。目前的医疗和社会保障已基本与工作地而非户籍所在地挂钩;基于户籍的某些限购措施是反市场的短期特殊政策,不应成为长期障碍;初等教育按家长居住地来实施本来就是演变的方向,而大学录取可从按学生的户籍地逐步过渡到按学习地进行,并最终实现全国一视同仁。  

  在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下,改革措施只要设计得当,可确保当地人原有福利不降低。其实,当地人拥有先到优势,外来人口促进当地的创新和创业乃至经济发展,让当地人的条件水涨船高。因此,消除户籍区隔,让人口在城乡和地域之间自由迁徙,既是提升农村家庭的善举,更是造福城市自身的良政。

  简言之,要消除城乡和地域差距,真正重要的是让人们拥有平等的机会,按自己的意愿安居乐业,而不是被折叠在不同的空间之中。  

  目前上演的各大城市间的“抢人大战”,实质上是各地在争相突破人口和户籍方面的固有观念,并以突击性的政策措施将观念的突破付诸行动。那么在全面取消生育限制和户籍限制后,这种地域性竞争是否依然有意义呢?  

  答案是肯定的。到那时,“抢人大战”的竞争不是表现在采用哪种突击性的措施来破除不合理的限制,而是如何建立系统性的长效机制来提升当地的就业、创业和生活条件,让居民用脚投票来选择自己的工作和居住城市。

  虽然吸引年轻人落户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可能立竿见影,但鼓励生育在局域和短期来看却是吃力不讨好。因此,全国性的制度安排应该确保地域竞争不仅表现在吸引存量人口上,更应该表现为促进生育上。比如,可以考虑通过建立某种转移支付机制,让那些吸引人口的城市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人口移出的地区。

  地域竞争是中国社会最有活力,最有韧性的一面,也是应对危机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尽管中国面临人口坍塌这样空前的危机,但各大城市之间上演“抢人大战”这样的竞争,透出了中国最终能够走出低生育率困境的一线生机。


文章选自财经网,2018年4月6日

关键词 理事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