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蔚华：新冠疫情到底需要我们反思什么？
2020年5月7日
【在线视频】
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办的“云上绿公司”第八期于4月7日19:00-21:15举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影响力目标指导委员会成员马蔚华先生在线开讲“染病的地球和医治的良方”，他提醒我们，此次“新冠”疫情只是一场又一场灾难中影响最为沉重的那个，这些灾难在告诉我们，地球病了，而对它的医治，刻不容缓。
当人类快速发展，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发生大的变动，打破了原有的平衡之时，瘟疫便会席卷而来，给人类社会带来一场大洗牌。
在历史上，瘟疫对人类发展的影响最为深远的有从13世纪开始在中国反复爆发的鼠疫，14世纪在欧洲爆发的黑死病，16世纪在美洲爆发的天花，以及延续至今的霍乱和疟疾。而进入20世纪以来，瘟疫更是成为了人类频繁面对的挑战。
以流行于14世纪的黑死病为例，这场“黑死病”不仅动摇了宗教的权威。打破了“瘟疫是上帝对罪人惩罚”的这一基本信念。也使人们开始转向可以预防和治疗瘟疫的手段，带来了医学及卫生观念的进步。同时，“黑死病“导致人口锐减，劳动力匮乏，从而刺激了人们创造新的技术，以弥补劳动力不足，埋下了科学革命的种子。
在最近10年，瘟疫的爆发愈加频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记录，过去80年发生的20多次跨国界重大疫情，约60%发生在本世纪，8次集中暴发于最近10年。包括2012年爆发的MERS病毒流行，2014年埃博拉病毒，2016年H7N9，2017年恶性疟疾，2019年非洲猪瘟，一直到2019年出现，2020年集中爆发的“新冠”疫情。
近十年的瘟疫爆发，就如同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发生的瘟疫流行，提醒着我们，我们的时代的发展平衡已经被打破，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发展模式。
从19世纪末工业革命开始，全球变暖的趋势便开始显著。1906年到2005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升高了0.74摄氏度。在1990年到2005年间，全球平均温度升高的速度为每10年0.15摄氏度到0.3摄氏度。而美国NASA/GISS(戈达德太空研究所)数据显示，2019年平均气温较80年前的1939年上升了1°C。气候变暖带来的后果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气候变暖带来的环境改变会扩大动物迁徙的范围和频率，因此将扩大病毒随其传播的可能性；其次，气候变暖为许多病菌提供了更为适宜的生长环境和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增加了病菌在不同环境中的存活率，加快了病菌的繁殖率和传播速度；第三，全球变暖使某些病菌的致命性更高；最后，气候变暖使永久冻土带逐渐复苏，被冰封的病菌被释放出来，而实验已经证明这些病菌有再度复苏的可能性，因此这些病菌可能会再度侵袭我们。
在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灾难大考面前，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如何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未来的路，要如何去走？
导致气候变暖的最主要原因是人类的城市化、土地利用、工业生产等带来的大量排放，其中二氧化碳占了50%，甲烷占了20%，氢氟烃占15%，一氧化二氮占了10%，臭氧等占了5%。目前，这些气体超出了从冰芯中估算得出的工业化前几千年来的浓度值。
温室气体的排放，是我们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果。发展确实是我们的第一要义，但是我们过往所采用的粗放的发展模式，无节制地使用化石燃料，不考虑污染地进行工业生产，造成了过度排放的事实，也给地球带来了不可承受的负担。
除了这些与气候变暖直接相关的危机，地球的这场大病还为我们带来了水资源短缺、公共卫生不良、食物不足等不同的危机。其中，贫困陷阱和教育缺失是两大重点，而贫困陷阱和教育缺失又会互相作用，使得其这些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首先，人们从金融的角度为救治地球做出了诸多努力。因为金融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不少历史学家甚至论断：世界史就是一部金融史。
在新千年的开端，愈发严重的社会和环境挑战，促成了投资者系统化考察投资标的思潮，ESG投资，也就是“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的概念应运而生。投资者除了财务因素之外，开始关注公司在保护环境、促进社会平等和发展、内部有效治理方面的表现，并且系统化地纳入投资决策过程之中。ESG和投资与联合国所引领的一系列国际公约结合了起来，对企业行为起到了极大的规范作用。联合国全球契约（UNGC）对公司在人权等方面的表现提出了要求，而责任投资原则(PRI)则呼吁投资者在投资决策中纳入ESG因素。
根据全球可持续发展投资评论（GSIA）的统计，ESG投资在2018年突破了17万亿美元，达到了巨大的体量，但我们放眼全球可以看到，气候变暖仍在继续，甚至在加快，收入不平等日趋严重，我们所关心的发展带来的问题，仍然在积累。
为了解决责任投资、ESG投资等被动避免公司的不良表现的问题，在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集合一大批先行者，创造性地提出了“影响力投资”的概念。他们希望通过投资，主动促进公司改变，带来正面的社会和环境效益，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
影响力投资是与“可持续发展”最为契合的投资理念。责任投资、ESG投资等理念，更关注在旧有发展模式中，选择表现较好的公司；而影响力投资强调，重视经济收益和社会及环境效益的一体性，在每一项投资决策中，同时考虑其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
我们需要进行一场伟大的纠偏，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医治地球的“良方”。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今后15年（2016-2030）新的全球目标，其中包括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169项细分目标。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
事实上，中国在“扶贫攻坚”、“节能减排”和“绿色金融”三个方面的表现都可圈可点。以绿色金融为例，目前，绿色信贷体量位居全球第一， 21家主要银行2019年末的绿色信贷余额为10.6万亿；绿色债券市场规模在2019年也突破了3000亿元大关，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
现实看，我们面临着重新寻找平衡、重建文明的重任。我们需要以“疫情”为镜，重新衡量商业的价值，重新设计发展的模式。为人类所有过去的负面行为做一次清盘，重振旗鼓，再出发，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文章选自中国企业家俱乐部，2020年4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