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8-92-9068-828-0
世界移民报告2020

出版机构:IOM

作者:IOM、CCG

发布时间: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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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移民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由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António Vitorino在2019年国际移民组织理事会会议上发布,中文版由CCG研究编译。《世界移民报告》系列报告是IOM 的旗舰出版物,旨在提供关于全球移民趋势和移民问题的权威解释,以增进决策者、研究者和普通大众对移民问题的了解。这是CCG第四次和IOM合作研究发布在国际移民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年度报告中文版。

报告对过去两年间移民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并着重提出考虑到历史与当代因素的分析。其中,历史分析承认移民和流离失所发生在更广泛的长期的社会、安全、政治和经济环境中; 当代分析则认识到我们正处于深刻的全球变革之中,而由此产生的日常生活变化正影响着移民发生与被探讨的当前环境。

报告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迁移与移民的数据和信息,总结了全球移民关键数据和趋势,聚焦区域层面以详实地阐释世界不同地区的移民和他们的迁移情况,并概述了如学术机构、政府、政府间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等一系列研究主体所开展和发表的移民问题的研究与分析。第二部分则研究分析了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变化下具体的移民问题,包括探讨了移民在在跨越国界、国家和当地三个层面所做出的贡献;关于移民、融入和社会凝聚的挑战、近期发展及机遇;移民与健康间的关系、当前的问题、治理和知识缺口;儿童与不安全移民;人口流动与对环境变化的适应;移民发展当前所面临的的挑战、背景、对策与创新机制;以及全球移民治理的最新进展等。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嘉宾有CCG 主任王辉耀,IOM驻华代表Guiseppe Crocetti (柯吉佩),IOM移民研究政策司司长Marie McAuliffe,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陆毅茜,墨尔本迪肯大学副校长、法国昂热高等商学院让·莫内(Jean Monnet)中欧关系讲席教授、CCG特邀高级研究员沈伟,全球人才流动项目高级研究员、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重庆大学新闻学院讲师章雅荻以及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跨国移民研究中心主任、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张振江。本场研讨会由卡尔顿大学教授、CCG-卡尔顿全球人才流动研究项目主持人Martin Geiger主持。

 

以下为报告的部分要点:

 

国际移民的规模正在增加 最大的移民目的地国仍是美国

 

据估计,2019年,全球国际移民数量接近2.72亿,其中近三分之二是劳务移民。全球移民数量占世界人口的3.5%,这意味着全球绝 大多数人(96.5%)居住在他们出生的国家。然而,国际移民的估计人数和比例已经超过对2050年的一些预测,即全球移民数量达到2.3亿,占世界人口的2.6%。在所有国际移民中,52%的国际移民为男性,48%为女性,74%的国际移民处于工作年龄(20-64岁)。

 

 

 

从国际移民来源国和目的地国来看,印度继续成为国际移民的最大来源国。印度居住于国外的移民人数最多,达1750万。其次是墨西哥和中国,分别有1180万和 1070万。最大的移民目的地国仍是美国,有5070万国际移民迁入。

 

 

从国际移民区域分布来看,2019年,欧洲和亚洲分别接纳了8200万和8400万国际移民,共占全球国际移民总数的61% 。北美紧随其后,2019年国际移民数量达到5900万人,占全球国际移民总数的22%。相比之下,亚洲、非洲(分别为1.8%和2%)以 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1.8%)的国际移民比例相对较低。然而,亚洲是2000至2015年间 移民人口增长最显著的区域,人数增长比例达到69% (按绝对值计算,移民增加数量为2500万 人)。

报告显示,移民模式因地区而异。出生于非洲、亚洲和欧洲的大多数国际移民居住在其出生区域内,而大部分来自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北美洲的移民居住在其出生区域之外。在大洋洲,2019年区域内移民和居住在区域外的移民数量大致相同。一半以上国际移民(1.41亿)居住在欧洲和北美洲。

移民工人数量在高收入国家略有下降,而在其他国家有所增加

2013至2017年间,移民工人数量在高收入国家略有下降(从1.123亿到1.112亿),在中等偏高收入国家的增长幅度最大(从1750万到3050万)。在全球范围内,2017年,男性移民工人的数量超过女性移民工人2800万;其中,男性移民工人9600万(58%),女性移民工人6800万(42%)。

2018年,侨汇金额增长至6890亿美元。前三位侨汇汇入国是印度(786亿美元)、中国(674亿美元)和墨西哥(357亿美元)。美国仍然是最大的侨汇汇出国(680亿美元),其次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440亿美元) 和沙特阿拉伯(361亿美元)。

2018年,全球难民人口2590万。2040万难民受联合国难民署(UNHCR)托管,550万难民受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托管。52%全球难民人口的年龄在十八岁以下。因暴力和冲突产生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达到4130万,是自1998年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开始监测以来的最高人数记录。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610万),其次是哥伦比亚(580万)和 刚果民主共和国(310万)。2018年,全球无国籍人员数量为390万。孟加拉国的无国籍人员数量最多(约90.6万),其次是科特迪瓦(69.2万)和缅甸(62万)。

移民已经成为一些国家人口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区域内移民一直是赤道几内亚等一些非洲国家人口变化的重要因素。劳务移民造成了人口的重大变化,尤其是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CC)成员国,移民在这些国家的人口中占大多数(除阿曼和沙特阿拉伯外)。

流离失所仍是一些地区的主要特征。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土耳其分别是全球最大的难民来源国和接纳国,(产生和接纳难民的)人数分别670万和370万。加拿大成为最大的难民重新安置国,2018年重新安置的难民数量超过美国。2018年,菲律宾新增灾难流离失所人数最多(380万)。截至2019年中期,约有400万委内瑞拉人流离失所离开了他们的国家。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在2018年成为寻求庇护者的最大来源国(超过3.4万人)。

此外,报告分析显示,国际移民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出了名地难以精确预测,因为这与紧急事件(如严重的动荡、经济危机或冲突)以及长期趋势(如人口变化、经济发展、通讯技术的进步和交通便利程度)紧密相关。从长期数据中得知,国际移民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并不统一,而是受经济、地理、人口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独特的迁移模式,例如,多年来发展形成的移民“通道”。最大的移民通道往往是从发展中国家到更发达的经济体,例如美国、法国、俄罗斯联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特阿拉伯。这种模式可能在未来多年仍将保持不变,尤其是随着一些发展中次区域和国家的人口预计在未来几十年会增加,而这将为后代带来移民方面的压力。

 

报告指出,近年来,虽然不能用“地震级”来描述,但移民发生了增量变化。准确地说,随着经济增长和改革、贸易自由化和长期稳定带来机会的进一步实现,现存的迁移模式似乎有所加深。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虽然国际移民的一般概念似乎简单明了,但其复杂性正变得更加明显。如何概念化移民和流动问题一直是许多学者和决策者关注的焦点。最近,一些人呼吁重新思考,强调“移民”这一相当固定的观点所导致的日益增长的反常现象。

报告显示,在过去两年中,移民研究和分析产出依然较高。与移民相关的学术出版物持续增加,过去两年发表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学术成果。国际组织在广泛的移民问题上有大量产出。移民方面的学术成果以目的地国家的观点为主,尤其是与欧洲有关的观点。对选定期刊作者主要从属关系的地理比较表明,大多数作者来自发达国家的机构。

移民对来源地及目的地国家和社区做出了重要贡献 移民和多样性对社会凝聚的影响成为重点关注议题

报告指出,移民对来源地及目的地国家和社区做出了重要的社会文化、公民政治和经济贡献, 包括在许多部门中成为重要的变革推动者。与本地人相比,迁入移民的创业活动往往更加频繁。在美国等国家,移民对创新做出了不成比例的巨大贡献。

此外,移民融入一直是移民现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今,它成为了一个尤为复杂的话题。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过去五十年来移民绝对数量的增长,以及移民来源地、社会经济背景和迁移原因的多元化导致了接纳地社会的社会、文化、道德伦理和宗教信仰的多样性更加丰富。因此,移民和多样性对社会凝聚(cohesion)的影响成为了一项被重点关注的议题。这体现在一些国家为构建移民和 接纳地社区之间的关系和维护社会凝聚而采取的融入政策中。这些融入政策在不同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不同的形式,反映了人们对迁入移民和多样性的态度等社会价值观。报告指出,移民在接纳地社会的融入与各种互相依存的社会和政策领域相关。一个政策领域的融入结果将很可能影响到其他领域,包括语言、教育、劳动市场融入、家庭团聚、政治参与和入籍。

国境内和跨国界的移民是控制传染病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报告还研究了移民与健康的四个关键方面, 包括移民个体的健康(“移民健康”); 移民影响人口健康的方式(“公共卫生”);卫生系统的应对以及移民与健康的全球治理。报告表示,移民与健康之间存在动态而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远远超出了危机事件的范畴。移民可能导致更大的健康风险,但也可能与健康的改善相关,特别是对于那些在灾难中寻求安全的人们。

其中,能力有限或无力获得健康的积极决定因素的移民可能会经历不良的健康结果,导致公共卫生上的各种后果。这种情况本身可能是在获得有保障的收入方面遇到困难的结果,可能与获取合法工作所需证件所涉及的挑战有关。如果他们无法获得及时的检测和治疗,则疾病进一步传播给社区内其他人的机会将会增加,可能会为接纳国的医疗系统招致不必要的花费。但同时,报告指出,媒体往往夸大了人们对移民与健康的普遍表述, 有时候这是反移民政治议程的一部分,而在此类议程中,移民被定位成对公共卫生的威胁。报告显示,国境内和跨国界的移民都是控制传染病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此类案例之一就是 2014 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暴发。

报告指出,对移民与健康的投入有助于移民输出和接收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政策制定者、公民社会、私营部门和研究人员在全球、区域和国家范围内都能在了解和应对移民与健康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且移民本身必须参与政策和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此外,虽然大多数移民儿童作为家庭单位的一部分通过安全的移民程序进行迁移,但许多其他移民儿童缺乏免受伤害的有效保护,并在其迁移的所有阶段都面临着人权被侵犯的情况。全球对儿童移民总数的最新估计约为3100万。其中,难民儿童约1300万,寻求庇护儿童93.6万,另有17万儿童在自己的国家内被迫流离失所。

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极端天气事件的数量和频率正在上升,这预计将越来越多地 影响移民和其他形式的迁移。虽然环境和气候变化导致的人口流动通常被限定在保 护和安全的框架内,但将流动性理解为适应,使移民能动性成为应对方程的一部分。

全球契约的形成标志着国际合作的新阶段

此外,移民身份能显著影响移民应对危机的能力。灵活的移民和签证政策有助于移民保持自身安全,并从危机的影响中恢复过来。面对危机,返回是一个选项,但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应对选项。在过去两年中,全球移民治理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包括联合国移民网络和关于难民和移民问题的两项全球契约的形成,《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和《难民问题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on Refugees)。

其中,《移民问题全球契约》有四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阐明了契约关于各国之间加强 合作以改善全球移民治理现状的美好愿景。第二部分是该契约核心,由 23 个目标组成,这些目标为移民问题的国际合作提供了各式各样的、 全面的方法。第三部分涉及执行,各国负有实施契约 23 个目标的主要责任。为了向各国的努力提供支持,联合国预设建立“能力建设机制”。第四部分涉及后续行动和审查。《难民问题全球契约》的重点是进一步发展和切实执行现有的难民问题应对措施,即难民问题全面响应框架(CRRF),并对应对难民的大规模流动(包 括在长期情况下)方面予以特别关注。

报告指出,尽管这两项全球契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他们在持续性国际合作和承诺方面几乎代表了全球共识,代表了全球移民治理能力方面的创新。全球契约的形成标志着国际合作的新阶段——国际社会共同管理和应对人员流动。尽管这些契 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它们代表了国际社会对此议题的普遍共识,即需要合作并采取一致措施实 现契约所设定目标。

技术作为推动者和“游戏规则”改变者

技术在整个迁移过程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尤其是新的技术形式。例如,近年来,我们目睹 了移民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在迁移旅途中实时收集信息和建议;这一问题引发人们的关注,有时甚至是担忧。ICT的应用,如应用程序分享最新信息,包括支持秘密过境,以及利用共同利益使地理分散的群体相互连接的社交媒体平台的整合,已经引起了关于技术在何种程度上被用来支持非正规移民、以及使迁移者免受移民偷运者和人口贩子虐待和剥削的讨论。

由于越来越容易获得的、低成本的新兴技术,移民还开发了各种应用程序,用以支持在接纳国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同时保持与原籍国家庭与社会的社交联系和经济支持,包括通过越来越流行的“移动货币”应用程序。

移民与技术之间的其他联系也在移民辩论中有所体现。随着人工智能在关键部门逐步得到应用,其对移民工人流动与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成为移民原籍国与接纳国政策制定者及企业高度关注的领域。最近的讨论也转向了区块链技术及其对移民尤其是对侨汇的影响,以及对数字身份和全球流动性的影响。社交媒体技术也越来越多地影响着移民政治,社交媒体平台上激增的极右激进主义试图影响政治辩论,并最终影响政治决策。

面对当前的巨大变化和不断增加的不确定性,《世界移民报告2020》利用现有数据、研究和分析基础,致力于更细微深刻地理解当今一些最重要和紧迫的全球移民问题。就其本质而言,移民的复杂动态永远无法被完全测量、理解和管理。然而,正如报告所示,我们确实拥有一个不断增长和完善的数据体系和证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移民的基本特征及其变化,并了解移民现象发生与变化的背景。这一点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充斥着错误信息与谎言的公众辩论越来越能够利用开放的“新媒体”平台的不断扩张来实现对迁移与移民的扭曲与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