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洪君：世界大变局呼唤大智慧大交流大合作
2020年11月27日
2020年11月24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智库创新年会在北京举办。论坛旨在持续捕捉全球局势变化的最新动态、解决全球智库发展的迫切问题、寻找智库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模式，为中国和国际社会发展建言献策，提出智库方案。此次论坛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来自多国的智库负责人和资深专家在论坛上研讨，二百余位智库界人士通过线上线下参与了本次论坛，来自全球的260万观众观看了论坛直播。
中联部原副部长、CCG顾问于洪君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进入新世纪20年，国际力量对比转变，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同步推进。世界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的广泛深刻性、复杂性不稳定性空前突出。以普遍规则为基础，以政策协调为手段，以多边机制为平台，以共存共融为目标的世界新秩序，需要有大智慧，需要开展大交流，需要推进大合作，超越价值观差异，社会制度分歧，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全球治理理念之争。求同存异，缓解对立、管控危机，预防冲突，所以要共同负起责任。中美两国应当做出一些符合人类社会共同期待的负责任的新举措，新贡献。
以下为于洪君部长演讲全文：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力量对比持续改变，世界多极化进程曲折发展，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同步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问题日益突出。世界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的广泛性、深刻性和复杂性空前显现。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人类社会的统一性与矛盾性，不同文明的互鉴性与差异性，合作共赢的可能性与冲突对抗的危险性，全球治理进程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得到集中展示。重建以普遍规则为基础，以政策协调为手段，以多边机制为平台，以共存共荣为目标的世界新秩序，需要大智慧、大交流与大合作。
（一） 观察思考当今大变局需要有历史的大视野
人类社会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确立共同认可的行为规则，建立普遍遵循的某种秩序，并非始于今日。公元前14-13世纪，雄居北非的埃及帝国与统治叙利亚地区的赫梯王国，历经百年恶战，两败俱伤，后来签署了旨在和睦相处的友好条约，开创了大国自我约束、争取共同安全、谋求共存共荣的古老范例。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欧洲诞生，标志着以主权相互平等为重要前提，以不干涉内政为基本原则，以保证领土和独立不受侵犯为共同准则，以多边条约和国际会议为争端解决机制的世界秩序，初具雏形。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诞生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电报联盟、万国邮政联盟、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和日内瓦公约、海牙公约相继问世。19—20世纪之交，欧美国家不仅召开两次国际和平会议，甚至还建立起常设国际仲裁法院。
但是，粗糙而简单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足以应对国际力量重组和大国关系裂变的造成的巨大挑战，因而未能阻止大规模的区域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于是，一战后召开了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有了凡尔赛体系，甚至有了非战公约、国际联盟和世界裁军会议。
不幸的是，以矛盾重重的凡尔赛和约为支撑，以先天不足的国联为主体架构的世界新秩序，仅仅存续20年，就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冲垮。二战结束前夕以橡树园会议、雅尔塔会议决议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联合国宪章》，标志着世界新秩序即雅尔塔体系正式形成。此后几十年间，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体系，在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促进和平发展、处理重大危机、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应当指出，在二战后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美国作为第一超级大国，其国际政治思维与价值观取向严重制约了战后世界新秩序与全球安全新架构的健康发展。二战后的世界仍然动荡不宁，雅尔塔体系局限性显而易见。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需要重新调整，国际法体系亟待更新，国际社会呼唤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呼唤世界安全格局应有新的安排。全球治理从理念到实践，都有必要创新发展。
（二）应对百年未有大变局需要有战略性大智慧
在国际战略格局由两极转向多极、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社会制度与道路选择日益多样化的历史过渡期，世界上形成了“一超独霸”局面。美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进一步膨胀。近年来，地区冲突此起彼伏，恐怖主义肆虐全球，中东之乱祸水四溢。人类和平发展面临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等反社会反人类反文明行为的严重威胁。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将“美国第一”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唯一准绳。现行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组织体系受到剧烈冲击。目前的世界秩序和安全形势，可以说比冷战时期还要混乱、复杂和危险。
2020年是当代国际关系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不但使各国被迫按下经济发展与社会运行的暂停键，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国与国的交往方式与国际合作机制。连各国元首出席的国际会议，也不得不改以视频方式召开，其效果有时不可避免地打了折扣。美国将疫情问题政治化，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分裂与对立，削弱了国际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也扭曲了全球治理进程。
在这样一个重要历史当口，如何调整现行国际关系准则，如何完善以联合国宪章为主体的国际法体系，如何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如何推动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和安全架构，需要国际社会相向而行，相约而动，进行长期而艰苦的共同探索，在彼此配合与协调中进行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
大变局呼唤大智慧，就是要求我们有高尚的时代站位、宏大的观察视角、深遂的历史思考。特别是中国和美国这样两个对人类前途命运负有特殊责任的首要大国，应对世界大变局带来的大挑战，不但要考虑自身的发展和安全，同时还要兼顾彼此之间乃至整个世界的共同发展与安全；不但要考虑国与国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还要考虑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也要考虑地区性组织与全球性组织、传统型国际组织与不断涌现的新兴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不但要考虑当前和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还要考虑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及其走向、科技革命突飞猛进和人类自身所要承受的政治法律伦理道德问题，包括人类健康繁衍在内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这个日益庞杂、几乎难以招架的问题。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一直在推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以及与此相关的时代观、文明观、发展观、合作观和安全观，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大智慧大视野与大战略。这个以人类社会命运与共为核心理念的思想主张和政策体系，能够最大限度地融合、体现、包容并反映世界各国的发展利益和安全诉求。这个构想既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又适应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国大力倡导和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目的在于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开拓发展联动、安危与共的历史进步新格局，其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三）增强命运共同体意识需要开诚布公的大交流
目前，面对极端复杂和变幻莫测的国际关系走向与全球安全态势，我们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构建以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为基础、以大国关系均衡协调为依托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全球安全新架构。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中的世界，呼唤各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多种形式的政治对话、政策沟通，开展政府与民间齐头并进、智库与媒体深度参与的交流与互动。中美两国作为具有不同价值观体系、不同制度设计、不同治理理念和不同发展取向，对当今世界进程具有不同影响的两个大国，理应在全球范围内带头开展和推动与时俱进的大交流。
在广泛开展对话与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这些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引领世界潮流”的提法到底意味着什么不甚了了，甚至茫然不解，颇有微词。对此，我们应当认真做好释疑解惑、正本清源的舆论引导工作。要让国际社会认识到，中国据说的“引领”作用，绝不意味着中国要取代某个国家成为世界“领袖”，充当“国际警察”，更不意味着中国要重复历史上“国强必霸”的老路。中国引领时代潮流，是要做对外开放的楷模、互利合作的典范；是要做平等相待的表率、联动发展的标兵；是要在努力做好现有世界秩序维护者的同时，深谋远虑，放眼未来，积极做打造未来世界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这也就是说，一方面，中美双方必须与国际社会一道，以相互尊重、彼此包容、互惠发展、共谋安全为前提，推动世界秩序和安全架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另一方面，国际社会要一如既往，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的新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反对不负责地随意改变联合国体系，包括不切实际地变换安理会机制。要在坚持反对弱化甚至废止现有国际组织体系的同时，努力推动G20等新型对话与交流平台在推动建立世界新秩序、完美全球治理体系的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为了增进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政策沟通，中美两国就共同承担责任，做国际交流与对话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四）推动构建新秩序需要有前所未有的大合作
2021年是美国白宫易主后的第一年。美国的内外政策或有重大调整。虽然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要代表和维护美国利益，但两党的施政方式还是会有很大区别。拜登先生和特朗普先生的执政理念，一定会有很多不同。中国一方面要与国际社会加强沟通，密切协调，推动美国政府改弦更张，切实履行其应有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并且要与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一道，携手共进，相向而行。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国际秩序构建是个不断求索而没有止境的过程，是与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相始终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超越价值观差异，超越社会制度分歧，超越社会发展水平差距，超越全球治理理念之争，求同存异、缓解对立、管控危机、预防冲突的国际大合作、时代大合作的过程。
在这场异常复杂和艰辛的历史性的大博弈与大合作中，中国作为全面复兴和加速崛起的世界级大国，如何调整与霸权型守成大国美国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因中美关系恶化而趋于复杂的国际处境，如何树立一个开明开放合作包容、负责任敢担当守诚信的建设性大国形象，既是推动构建新国际秩序和新的安全格局的关键所在，也是确保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创新发展因而凯歌行进的重心所在。
美国新政府，即拜登政府在清理特朗普政治遗产、修复并适度改善美国国际形象、调整与修补严重损毁的美方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关系，其中包括对华关系方面，要做的事情更多。中国两国有责任，有义务，共同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与安全进步，共同应对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新挑战，做出史无前例的大贡献。这种新的大贡献，只能孕育在我们所说的大合作之中。这种大合作，也不能搞成谋求地缘政治利益的小圈子，搞成针对某个国家并具有特别功效的小集团。
（本文根据中联部原副部长、CCG顾问于洪君在2020年11月24日的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智库创新年会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