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傅老最后“遗愿”
2021年2月4日当地时间2月4日，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在国务院发表了其就任后首次外交政策方面的演讲。演讲中，他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同时称，“做好了准备，在符合美国利益时与中国合作。”同一天，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白宫发布会上进一步阐述了拜登政府“安内攘外”的国安策略，引起广泛关注。
作为傅高义在中国亲密的朋友和当事人之一，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4日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详细讲述了这份倡议背后的故事以及他对中美关系的思考与展望。
澎湃新闻：可否请您介绍一下去年傅高义先生与您商议起草名为《走向美中关系的优化管理》的倡议的来龙去脉？这份倡议和傅老之前的公开信有关联吗？2019年7月，傅高义先生曾与几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一道，联合近百位学者发表题为《与中国为敌适得其反》的公开信，指出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王缉思：我和傅高义认识已经有20多年了，过去一年却是我和他接触最频繁的一年。从去年4月13日到12月14日，傅高义给我发的邮件有57封之多，平均每4天一封。去年4月，哈佛大学的几位中国问题专家同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共同筹办中美关系的系列研讨会。同时，双方准备联合撰写报告，在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后向中美两国提出稳定双边关系的倡议。我们在去年7月和9月召开了两次双边视频研讨会，达成了一些有益的共识。后来因为其他参与者事务繁忙，哈佛那边同我方的联系工作和文件起草主要就由傅高义教授单独承担了。
傅高义教授没有个人助手，许多会议筹备事项，以至每份邮件，都是他亲自完成。虽然对于最后文件以何种形式来发表当时还没达成定论，但是他仍然写得非常用心写，最后他发给我的已经是第三稿了。当时我正准备给他回信，却突然传来他去世的噩耗，所以这项倡议就变成了他生前的一项未完稿。
澎湃新闻：傅高义过世后，您为何选择继续推动这份倡议，并将其公之于众？你们当时提出倡议的初衷，或者说目的是什么呢？
王缉思：傅高义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同事——宋怡明（Michael Szonyi）在傅老过世后的一次讲话中说，傅高义生前在入院接受治疗的时候，还跟他通过电话，说跟中国某个大学的学者（就是我）还有一份文件没写完。正因如此，我就和他们商量，争取将这份倡议完成。
宋怡明与傅老生前的另一位同事陆伯彬（Robert Ross）对他的最终草稿进行了编辑。他们就一些字句做了修改，不过内容基本上没有动。在保证文稿清晰与准确的同时，两位教授也力求忠于傅高义先生生前对美中关系做出的努力及其愿景。
傅高义跟我对现在中美关系的情况都有共同的焦虑。我们觉得中美关系不光是两个国家的关系，也是两个社会、两国学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希望这种关系仍然是一个正常的，可以相互沟通的关系，有些事情是中美可以达成共识的。
这份倡议从三个方面提出如何避免导致中美两败俱伤、制裁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建议。一、在明确符合双边利益的领域合作；二、采取措施避免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三、在国际治理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则上达成共识。
傅高义说的话很多我都是完全赞成的，而且我相信很多中国人也是完全赞成的。因而我们觉得这样的事情应该做，让两国的人民，两国的学者，知识精英都可以都感觉到，中美关系虽然现在很不好，但是中美两国学者依然有不少人在呼吁两国关系能够正常起来，让两国的学术交往能够发挥应该有的作用。
澎湃新闻：在傅高义发给您的文本的后面，他还写了一篇很短的“可选择的附件”，标题是《三个需要弥合的基本分歧》。他指出，只有理解中美之间的三个根本的不同点，才可找到合作的真正途径。您可否具体介绍一下这些分歧吗？
王缉思：傅高义指出，第一，中国经济是政府主导下的、发展中的经济，而美国是规则指导下的开放型经济。当中国经济刚刚起飞时，美国对中国政府对本国企业的支持和保护并不在意。但当中国成长为全球经济大国后，美国就不再可容忍中国不按美国定下的规矩办事。
傅高义指出的第二个中美差异是：美国信奉个人自由至上的价值观，而中国提倡集体主义。他说，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以后的种种屈辱和动乱，因此渴望稳定的秩序。正是因为遵循集体高于个人的原则，中国才成功地控制了新冠疫情。
傅高义论及的中美差异的第三点，是选举制度的区别。中国择优选拔官员的制度，同美国的公开选举制度是根本不同的。
傅高义关于中美两国根本差异的看法，虽不是什么惊人之见，却是他几十年考察两国国情后深入思考的结晶。这番话的重点在于提醒美国人，中国特殊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孕育出的制度和政策与西方根本不同，不理解这一点就处理不好对华关系。
澎湃新闻：为什么您认为傅高义倡议是美国学者可以公开提出的最有利于中美关系平稳发展、可真正造福两国人民的政策思路和建议？
王缉思：在美国，有许多智库和个人都发表了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倡议，这些倡议里都提到了一些中国方面无法接受的敏感问题。说实话，他们说的这些话可以起到作用吗？相比之下，我觉得傅老的倡议是一个最好的文本，因为他试图去寻找双方的共同利益，寻觅双方的共同认识，并将其突出，然后慢慢再钻研那些看起来没有办法克服，但是我们又希望克服的难题。这个一步一步来的思维比较接近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为什么他的思维比较接近中国人的思维，因为他对中国相当了解，而且对中国的文化，东亚的文化有一种尊敬，所以他才可提出这样的一种想法。而很多人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但对于中国发生的事情，傅高义总是想办法去理解。
傅高义没说哪个制度更好，也没说什么制度就不行。他从他的角度告诉美国人，中国跟美国有哪些不一样，你需要去理解它的不一样，然后才会有针对性地去考虑跟他的关系。这个角度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很多其他美国人不会这么想事情，因为他们不知道中美两国非常不一样。中国人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一整套叙事道理。傅高义希望美国人能够了解这些差异，他这一辈子都在做这样的事，他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接受他，或者要说他好，而是说你要知道，理解了才能处理好关系。
澎湃新闻：不过你在公开信中也指出，傅高义的观点可能在中美两边都不会太受欢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王缉思：我们必须看到，傅高义的观点在美国政治主流话语中，只是空谷足音，甚至会被指责。我怀疑，他之所以用“可选择的附件”的方式发送这篇短文，是因为他知道在美国当前的政治气候下，自己的这些观点是难以公开发表的；即使发表了，也会承受很大的社会压力。
另一方面，傅高义虽然强烈呼吁美国人理解两国国情的差异，也在《邓小平时代》等著述中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加以高度肯定，但却没有明确赞扬中国的所有政策，而是对中方的某些做法有所保留。在中方学者看来，尽管“傅高义倡议”有其可取之处，希望它可被美方所接受，但其同中方的立场仍有差距。
如果傅高义说的这番话最终变成了我们共同的想法发表出来，那么在美国可能会受到很激烈的批评，或有美国人认为他是在替中国说话，这个问题根本在于两国关系恶化后双方很难找到一些共同点。
澎湃新闻：您在评论文章最后也指出，对于倡议最后落实的可能性并不抱太大的希望，那么为什么还是坚持要公布？
王缉思：我认为，学者不仅要有一个政治立场，而且他还有责任去解释为什么持这样一个政治立场，此外他或她也要探究中美两国的政治立场是怎样影响学者的立场的。
当我们了解对方的立场为什么是那样，那么我们才可正确判断做什么事情可使双方的立场相对接近一点，缓和一点。大家都知道中美之间不应该打仗，不应该对立，也不应该发生冲突。那就要找到一些共同点，需要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然后再去指出双方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能听不同观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听得进的。特别是像傅高义这样的人，他是出于很善良的愿望希望两国关系好，倘若我们抱着你说什么我都不听，反正你代表美国人，我代表中国人，那么双方就只剩下吵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