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 | 改革还是颠覆?《外交政策》主编CCG演讲直面全球体系之困

2025年8月1日

2025年7月25日,国际知名时事刊物《外交政策》杂志主编拉维·阿格拉瓦尔(Ravi Agrawal)到访全球化智库(CCG)北京总部发表演讲,并与CCG理事长王辉耀展开深度对话,共同探讨国际政策与全球治理的热点议题。以下为演讲部分全文内容:

CCG研究员、国际传播总监王子辰:下午好,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CCG“全球名家对话”系列的又一场活动。我是王子辰,现任CCG研究员、国际传播总监。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欢迎拉维·阿格拉瓦尔先生来到中国。他于昨天抵达北京,并参加了CCG的名家对话午餐会活动。我本人是今天早上才与他初次见面,非常荣幸能为大家介绍这位嘉宾,不论是在现场的各位,还是在屏幕前观看的观众。

拉维·阿格拉瓦尔先生是《外交政策》杂志的总编辑,这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时事类杂志之一。他同时也是“FP Live”的主持人,这是该杂志的视频和播客栏目,他在节目中经常采访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

在2018年加入《外交政策》并担任总编辑之前,阿格拉瓦尔曾在CNN工作十余年,担任全职职务,横跨三个大洲,其中包括担任CNN新德里分社的负责人。他还曾在著名的电视节目《GPS》工作三年,相信大家对这个世界事务类最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都不陌生。

他曾凭借电视制作人的工作获得皮博迪奖,并获得三次艾美奖提名。他为《外交政策》撰写的文章曾入围2020年美国国家杂志奖的专栏与评论类奖项。

他是《印度互联:智能手机如何改变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一书的作者。他本人在印度长大,出生于英国,并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可谓汇聚了三大文明与强国的背景。

按照往常的安排,今天的活动将由拉维·阿格拉瓦尔先生进行简短演讲,随后他将与CCG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博士进行简短对话。之后,他还将回答现场观众的提问。我们预计本场活动将持续大约一个小时十分钟到二十分钟。

下面,请大家欢迎拉维先生上台演讲。谢谢大家。

《外交政策》杂志主编拉维·阿格拉瓦尔:感谢在座各位的出席。我想首先表达我对CCG的由衷感激,不仅感谢CCG组织了今天这场精彩的活动,更重要的是感谢它一直以来所开展的工作。CCG为我们这些来自美国及全球其他地区的人士,提供了理解中国、了解中国视角和立场的重要窗口。我无法充分强调CCG在推动“二轨外交”、增进对这个极其重要国家的了解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能够来到中国,我深感荣幸。在我短暂的来访期间,已经亲眼目睹了这个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在绿色转型方面取得的进展令人叹为观止,北京的空气清新得令人难以置信,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和学习的宝贵经验,包括我几天前刚刚访问过的印度。

接下来,我会做一个简短的发言,然后我非常期待回答在座各位以及辉耀提出的问题。

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世界正经历着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如今所处的国际秩序和体系,正在面临巨大的压力,甚至可能正在走向改变,可能会发展成一种全然不同的体系。

体系的变革并不新鲜。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来看,人类曾经历过许多剧烈变迁的时期。无论是修昔底德所描述的斯巴达与雅典的权力更替,还是其他大国之间的转型与战争,帝国之间的冲突与资源争夺,这些并不是首次发生。

那么,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这个历史时刻,有什么不同?如果让我尝试判断当前局势的独特之处,我会提出两点——当然,远不止两点,但这两点尤其值得我接下来几分钟的重点探讨,那就是全球人口的规模和体量。

当今世界人口已达80亿,预计在未来25年左右将达到90亿到100亿的峰值,然后进入缓慢下降的趋势。而回顾历史上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例如从英国到美国的过渡,或其他类似的历史时刻,当时的全球人口远远低于今日。这正是我们此刻所面临的变局在规模和挑战上尤为特殊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我们正处于一场气候危机之中。这是一场不可否认的气候危机,无论你身处世界的哪个角落,都能感受到气温的上升。全球变暖正深刻地影响着地球本身,也深刻影响着各国社会,影响着人口流动与迁徙。当前全球范围内的大量人口迁徙,诸如来自孟加拉国、巴基斯坦、非洲之角或埃及等国家的移民潮,都是因为这些地区正因气候变化的巨大冲击而变得日益难以居住。这些迁徙现象正深刻影响全球政治生态,激发了对移民的各种形式的反弹。从规模和范围来看,这些现象在当下尤其具有新意和冲击力。

我刚才提到,当前的体系正在发生变化。那么,我所说的“体系”具体指什么?我所指的,是当今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是在八十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由美国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西方国家共同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体系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各类大家耳熟能详的国际机构。这个由规则构建、由规范维系的国际体系,在经历八十年的历史后,如今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

这种压力的背后有诸多原因,我稍后会谈。但这种体系性的压力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世界范围内接连不断的动荡与冲突爆发。过去五六年中,世界多个地区的危机频发,这并非偶然。从俄乌冲突到当前中东局势,还有苏丹的战乱——尽管这在西方几乎无人关注,我希望在中国能引起更多重视——全球多个地区都在爆发危机、冲突甚至战争。

这一切的背后,部分源于国际社会对“规则不再重要”的普遍感受。我们正处在一个国家可以相对无所顾忌行事的阶段。在这个时期,各国领导人越来越意识到,即使违背国际规则,他们所需承担的代价也远低于二三十年前。即使国际刑事法院(ICC)或海牙国际法庭(ICJ)发出指令,要求对某位领导人实施逮捕,只要其进入某国境内,就应被拘押——即使如此,实际上他们依旧可以自由行动,这正是“有罪不罚”现象的具体体现。这种现象,正是体系瓦解的标志。

问题随之而来:当旧有体系已经崩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未来的秩序将如何构建?我认为,在我们讨论“下一步该做什么”之前,更应首先理解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体系正在崩塌?为什么全球各地的人民普遍感到幻灭、愤怒、甚至认为整个体系本身就是操控和不公的?这种情绪正在世界各国蔓延,越来越多人开始怀疑这个体系是否仍然有效。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过去三四十年来主导全球的几大力量——全球化、资本主义、城市化、技术变革等——这些力量虽然极大地塑造了世界格局,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以一种“无监管”的形式运行,导致了一系列反弹与抵触情绪。例如,如果你是一位居住在美国俄亥俄州农村地区的普通民众,或者说,是任何国家农村地区的普通人,你所面临的影响是这样的:

首先,你从小熟悉的街边小店已经不复存在。如今,大多数人都在亚马逊、阿里巴巴或其他本地电商平台上购物。就业方面,以往几代人安居于同一地区的生活模式正在被打破,人们不得不迁往大城市寻求发展。城市化已成为各国共同的发展趋势,一个国家越富裕,城市化程度往往越高。但这也意味着本地社区居民愈发感到被边缘化,他们觉得支撑自身文明的社会纽带、社区生活和传统文化正在瓦解。

再加上技术的发展,人人手中都有智能手机,使我们之间的交流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这也意味着,许多原本依赖于传统体系的需求,如今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自行解决,无需再依靠过去的制度和结构。

这些变化带来了诸多积极影响,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问题——社区纽带日渐松散,人们感到疏离与不安。变革发生得太快,节奏过于猛烈,这种剧烈的变化引发了普遍的怨怼与愤怒,进而导致反弹:导致民粹主义的崛起,导致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的抬头。

最终,这一切又回到了我此前所谈的主题——全球基于规则的体系正在崩解。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之后,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思潮推动下,许多国家不再聚焦于自由贸易与全球化,而是转向本地主义,强调保护主义、推动“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大力扶持本土企业。所有这些,都是对全球化的反弹,是对本土主义情绪的迎合。

这也意味着规则遭到破坏:各国越来越不愿遵循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因为这在国内政治中不受欢迎,遵守规则可能会被选民淘汰出局,于是索性选择破坏规则。

除此之外,冲突也在进一步撕裂全球秩序。以俄乌冲突为例,这是80年来首次对国际法根本原则——“不得入侵他国”的彻底违背。这一规则被打破,导致世界严重分裂与极化。还有加沙地带的冲突,许多人将其称为种族灭绝,也有人拒绝使用这一表述,但不争的事实是,这场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巨大争议与对立。更不用说那些被严重忽视的冲突,比如我前面提到的苏丹。

全球范围内正出现一种普遍认知:现行体系不再奏效,体系本身是不公的。世界对冲突的关注存在“颜色线”,某些战争被关注,某些则被忽视。大国拥有一套规则,其他国家则面临另一套标准。我们正处于一个越来越接近“丛林法则”的体系之中,一个“丛林回归”的时代。

那么,在列举了所有这些问题之后,我们不禁要问:出路在哪里?“丛林”会成为新的常态吗?“丛林法则”会成为我们的未来吗?历史的轮回是否就是未来的方向?或者,我们是否有可能找到一种方式,去改革这个我刚才描述的破碎体系,构建一个新的体系?一个以旧体系为基础的新体系,一个更加公平的新体系,一个也许更加多极化的新体系。这正是新一代政策制定者所必须直面的根本性挑战。

无论您代表哪个国家,无论您来自世界的哪个角落,有两条发展趋势在我看来将比其他任何因素更深刻地决定全球政治的未来:其一是全球人口的规模及增长的地理分布。相关数据非常明确。以尼日利亚为例,目前人口约为两亿,预计在未来三四十年内将增至三亿五千万甚至四亿。再看非洲其他地区,以及南亚部分地区的人口增长趋势,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些人口增长将主要集中在哪里。

与此同时,这些国家部分地区因气候变化而日益难以居住,这将对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移民压力,而这一切都与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密切相关。这场危机是真实存在的,正在加速逼近。

而我们世界各国的领导层——这个“老年治政”的体制中,许多年长的领导人并不真正理解年轻一代政治诉求的核心驱动力。对于30岁以下的人群而言,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是气候危机、生存条件、社会不平等。这些问题让他们夜不能寐,让他们对现行体系失去信心,让他们对未来感到黯淡无光,也促使他们意识到唯一的应对方式是反抗。

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认真面对我所描述的这些现实问题,深刻理解气候危机与人口变化这两大趋势,并据此制定能够真正回应民众需求、确保其政治可持续性的政策路径。

此刻我们在北京交流,我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已经基本找到了一条实现“脱碳化”的路径。以中国的石油进口为例,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将在未来一到两年内达到峰值,随后将进入下降阶段。同时,中国在太阳能、风能和电动汽车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的结构和发展模式。

当前全球所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将这些技术进步推广至迫切需要它们的其他地区。印度目前仍未实现电网的绿色转型,非洲大片区域尚未找到应对之道,而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开始探索出解决方案。未来二三十年,全球领导人若无法集中精力推动这一议题,其他任何议题的解决都将变得举步维艰。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重新确立规则体系,在“改革”与“颠覆”的路径之间作出抉择。今天的全球现状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体系已然破裂,且多数人已对现状形成共识——那么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解决方案应是改革,还是颠覆?目前来看,颠覆者似乎在舆论和行动上占据了上风。然而,我们应努力回到一个改革者能够发声并推动议程的阶段,让改革者能够说出:“不要把婴儿连洗澡水一起倒掉;不要彻底摧毁体系。旧有体系并非一无是处,它确实需要改革。”

而实现这一对话的唯一方式,就是以极大的谦逊态度承认问题的存在——问题出现在多个方面。我们必须共同正视问题所在,然后提出真正具备建设性的多边改革方案。改革从来不轻松,改革常常缺乏吸引力,需要长期投入与坚韧不拔的努力,但它确实是我们唯一能够在这一前所未有、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全球权力或体系转型时期中调整并修复当今体系的途径。

我就先讲到这里。我的发言中问题多于答案,但这正是我们所处的现实。我希望这能成为我们进一步探讨的切入点。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CCG全球对话系列之“王辉耀对话《外交政策》主编拉维·阿格拉瓦尔”的发言录音翻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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