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要在CPTPP的规则制度的研究和对接上实现突破
2021年9月4日
2021年9月4日，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北京市“两区”办主办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北京两区建设与企业全球化论坛”（CCG第八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在以“以全球服贸新趋势与北京‘两区’新进程”为主题的论坛上发表以下观点：
今天题目是属于数字经济新视野、新业态。如何从新视角看待数字经济？
去年WTO发布年度报告名字是“数字经济与政府政策”，前年报告用的是“服务贸易”。WTO每年报告有一定影响力，服务贸易提过，去年提的是数字经济，说明数字经济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是全球热点，不是中国热点，欧美国家，甚至连亚洲国家都在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但它以不同形式发展，特别是在疫情下数字经济又得到新的提升空间。数字经济未来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可想而知。中国“十四五”也好，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好，如果处理不好数字经济发展问题，很可能很难掌控竞争主动，至少会越走越难。过去提结构调整、结构升级，目前很明显目标就是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是指整个经济系统中在商务活动中数字化的内容不断增加的现象。数字经济严格讲，我们现在把各种和数字相联系、网络平台相联系的都统称为数字经济，国内没有做细分，2020年数字经济已占GDP比重已近四成，比例很高。下一步会有细分项目。国际贸易领域，数字贸易绝对不会是简单的电子商务平台，因为电子商务平台是网上成交、网下发货，是货和数字交易行为分离，下面回归到传统贸易，真正的数字贸易只有专利、文创产品、技术图纸或者会计审计，很多文件通过网络传输卖出去，能够收回来利润，这才是真正的数字经济、数字贸易。从国际贸易角度讲，比例在上升，按照WTO统计已达到接近25%，以20%的速度增长，这需要我们注意。
7月9号国务院办公厅发的24号文《关于促进贸易新模式新业态发展的指导意见》，概括起来就是六条。一条就是要在国际贸易发展中不断配置智能化的手段或者工具。另一个重点讲要加快电子商务示范区发展，还有要促进海外仓的建设，建成全球的海外仓营销网络，加大国内集中采购、综合采购。目前国内已有十几家，作为国际贸易供货基地的性质。义乌最典型，从义乌经验转过来，又选了很多大型批发市场作为贸易集中采购基地。还有提供专、精、尖、特的服务。这代表了促进数字贸易、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内容，目前正往前推。
如何认识数字经济？它关系到“十四五”、“双循环”、高质量增长，一定要处理好。数字经济离不开改革开放，数字贸易和高水平开放直接联系。中国是全球贸易的最大国家，现在进口出口都是第一。中国贸易发展通过开放、引入外资，先搞加工贸易、后搞外资、独资企业，最后搞成自己的一般贸易上来的，现在成了全球老大。
服务贸易发展空间、潜力很大。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说它已经在经济发展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消费比例很高，真正服务价值并没有那么高。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突出一下，要通过开放的形式发展。封闭不可能促进竞争，也不可能促进增长动能。开放有竞争，会有压力，承认这种压力。中国人也不笨，承认这种压力可以奋起直追，甚至有竞争力的企业可以脱颖而出，和国际企业会站在同竞争起跑线上，但不开放就没有这种活力，所谓鲇鱼效应。
另一个更重要的是规则对接、制度开放。我们要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实行对外开放，这有所指。
个人理解“更大范围”是在更多地区，不仅是海南，目前上海，北京也上来。习主席亲自发表致辞，给了服务贸易会重要位置。应该看到这个形势，就是要在不同领域，像自贸区不断扩围，目前在研究能不能再扩围，其他服务业开放会进入试点阶段，试点后加大开放力度，推动它逐步向前开放。目前国家正集中力量解决思想“准入不准营”问题，我们承诺很多开放，但是外资没有办法落地，办不了营业执照，或者拿到执照也有限期，正在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是不仅货物开放，服务业要开放，制度上也要开放。我们过去的开放是围绕着货物贸易降低关税好像是便利了，通过贸易来扩大促进经济发展。但现在的开放、“十四五”开放，很显然这些都是市场准入已退居二线，扩大市场快速，允许外资进来，不是说应该做的，至少顺理成章。
要准备接受高水平开放，就要与国际对接。但对我们来说难度是规则的对接，国际上有很多规则，像CPTPP全套规则，30个章节里面14、15、16、17、18、19、20，从电子商务、国有企业到竞争政策，到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以及劳工、环保，这就是在六七个章节的内容，这些章节我们有压力。
习主席去年11月21号在APEC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到，我们要积极考虑加入CPTPP，外界轰动很大。这是积极信号，至少说明我们过去认为CPTPP的规则针对中国，围剿中国（看法改变）。我们现在看法有转变，它是代表高水平开放的完整的规则体系。我们如果理解问题、看问题更深一点，当前国际上面临的更多负面影响，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负面因素在上升，外部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中美矛盾、中欧，还有WTO改革，CPTPP，这四个角度如果我们能够仔细深入看一下，要求内容基本上一脉相承，基本上是同一套东西，所以这里边以CPTPP为最高的开放标准。所以我们应该在CPTPP研究下一点功夫，现在各部门、各地方认识到规则的对接是当前开放的重点。下一步应该突破这一块，突破规则制度的研究和对接。
它的前提是我们的认知问题，是不是能够接受或者认识人家提的规则体系合理性。也就是说，在商业竞争当中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是否认政府的干预，是有限度的干预，或者做更好的政府，但是排斥政府干预，特别是产业政策、补贴上。但是对企业的要求很简单，企业任何一个行为，首先独立自主，自己能决定自己的行为，独立法人。另一个要出自商业考虑，如果不是出自商业考虑，你是出自为国家承担一项任务，你可以做一个分类，把它搁在另一边，作为指定垄断，或者作为承担公益性的企业，不要把公益性和商业性混在一起，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研究的，我们到底怎么处理？现在各部门和各智库正在抓紧研究，因为国企改革，如果说大方向完全是一致的，我们要把政企分开，要企业自负盈亏，要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这些认知大的理念上都到位，但是在具体操作上存在很多障碍。
管理企业或者是企业在竞争中还有一些国民待遇问题，能否一视同仁？是不是能够接受这些？只要进入市场，不管是外资、民营还是国企，能不能做到一视同仁？一视同仁是国际上的国民待遇，我们到底对它深刻度是真心的还是形式上的？还是属于做样子看一看的？这是核心问题。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靠上面来要求的开放，推起来很难。现在最好是上下呼应，学者专家也推动高水平开放，上面也认可，突破中间的阻力，管理部门和一些利益集团有阻力。这是作为CCG（全球化智库）有责任推动高水平开放。为什么我们每一次对中央释放的高水平开放的信号都积极响应，加大支持它？对它论证，是为了最终实现突破这种高水平开放。现在最大难度还是要突破这种高水平开放。
希望北京独特位置能够在突破高水平开放方面发挥最大作用。因为尽管上海、海南、深圳也在推，但是还是有难度。北京至少想拿下第三（证券）交易所就拿下了，这是它的优势，这不是那么容易。这次拿下了这就说明北京还是有潜力，所以我是认可北京在推动高水平开放。这次的服务业开放和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多活跃一点，多做一些工作，有的甚至要打通上层。北京已有所突破，但支离破碎的突破不算突破，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能不能整体上突破？中央、商务部压力很大，现在要求出服务贸易开放的负面清单，这是纲领性文件，这个还没有做，海南现在正在做试用版，将来对全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我的核心思想是认清这种高水平开放的作用意义，一起来推动高水平开放尽快到位，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利于中国企业将来的国际化。
（本文依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在北京市“两区”办和全球化智库（CCG）共同主办的2021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北京两区建设与企业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