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世界进入近现代历史时期以来，重大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事件往往催生新的国际体系，而21世纪以来则是拓展到范围更广和范畴更深的全球治理体系。一二十年来，就全球范围而言，仍处于酝酿和探索时期，而且问题不少，成功不多。

二、探索试验的困难困顿。二战之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蕴含着国际社会血的教训和历史经验，为战后的和平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但是，许多国家在面对挥之不去的传统挑战和难以应对的新挑战时，或因囿于视野而采取权宜之计，或因能力不足而穷于应付。特别是霸权国家——美国的保守守旧，更加延长和加难于新旧体系的过渡和转型。例如，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组织机制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国际社会在即时应对各种挑战时，出于各种目的而进行了一些组织机制性努力，但往往泥沙俱下，甚至在机制建设中发生诸如七国集团逆转二十国集团的劣币驱逐良币的图谋。

三、中国政界的实践和愿景。战略思维和阶段规划是中国文化和体制的优势之所在。中国认为，即时反应和近期应对固然重要，但还需要在此基础上予以全面、系统和长远地认识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二十年来，中国相关的重大实践有全球合作反恐、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等，在组织机制上促进了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在思想理念上倡导了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等。

四、中国学界的学术研究。国际关系和外交外事的特殊性决定了政界和学界的共同使命和不同任务。对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这一事关国际社会前途和人类命运的极其重大的问题，中国学界要以天下为己任，对此作出包括以下四点的学术理论研究贡献。

一是总结和提炼中国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实践意义和理论创新，还要有新思想和新建议；

二是分析和研究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特别是发展的规律和进步的方向；

三是比较和综合世界各国的相关实践和理论，形成国际共识和建设主流理论；

四是打通政治和学术理论，努力形成中国学派、乃至诸如北京、上海、东北、岭南等各地的特色，把论文谱写在祖国大地上并传播到世界各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