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不会终结全球化
摘 要
乌克兰危机的突然爆发，对世界和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贸易与投资产生了剧烈而广泛的影响。它更多地表现在对世界物流、能源、粮食和部分工业供应链的冲击。
由于俄乌两国的经济、贸易体量和参与全球化的参与程度都有限，对全球投资、贸易和价值链的经济影响相对较小。
乌克兰危机对全球化更深刻、更严重的冲击来自政治和战略方面。后乌克兰危机时期世界地缘政治和战略格局的变化，和美国主导的将全球化按价值观划分而阵营化，将使欧洲板块和亚洲板块间的价值链受阻，全球贸易与投资受到阵营分割的威胁，全球贸易体制的核心世贸组织规则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并使世界金融体系的完整性和信誉受到严重损害。
乌克兰危机不改变全球化总趋势。现代化大生产形成的国际分工基础及其形成的全球化程度三大态势：世界跨境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全球化、世界贸易三大板块和贸易流向格局和全球价值链仍然稳定。
政治分割无法改变全球化。全球化三大态势表明国际分工并未改变，也不可能按政治阵营分割，美西方也无法制定全球贸易规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释了这一点，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经济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宣布在乌克兰东部展开“特别军事行动”。随后，双方军队展开大规模交火，战火遍及乌克兰全境。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迅速采取行动，对俄罗斯实施了至少五轮政治、经济和金融制裁，制裁的严厉程度和规模为冷战结束以来所罕见。由于俄罗斯是全球主要能源、矿产和粮食等大宗商品供应国，是化工和半导体产业链上游原材料的重要供应商，乌克兰是全球粮食重要出口国，俄罗斯向欧盟输送天然气的重要过境国，乌克兰危机和西方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迅速推高了业已高涨的能源价格，导致了全球供应链出现紊乱，加剧了美欧已经居高难下的通货膨胀。最重要的是，通过制裁俄罗斯，西方试图将全球领土面积最大、拥有1.46亿人口、GDP在2021年全球排名第12的俄罗斯踢出当前全球经济体系。
联合国在2022年4月13日发布的一份对乌克兰危机全球影响的报告中评估道：“乌克兰的战争从各个维度上对业已遭受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沉重影响的世界经济带来了令人担忧的（alarming）和连锁反应般的（cascading）效应。”各方对乌克兰危机造成的影响均作出了相关判断。3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一个月之际，全球知名投资公司黑石集团CEO拉里·芬克（Larry Fink）在一封给股东的信中写道：“（俄乌冲突）将会使我们过去三十年所经历的全球化走向终结。”芬克的判断迅速引发了全球各界对“全球化是否走向终结”的热议。
乌克兰危机是否会造成全球化的倒退和终结？这也是本报告重点关注的问题。全球化（Globalization）在不同语境下定义各有不同，每个定义的范围亦有所重叠。本报告中的“全球化”通常指向经济全球化，如德国著名的社会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在1998年发表《超越民族国家？——论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问题》一文中定义的那样，经济全球化是 “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转变”。
在过去几十年中，在一整套完整的国际经济和政治规则指导下，各个经济体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西方主导的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世界贸易组织（WTO）三驾马车为首主导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对推动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两套体系的背后，则是以七国集团（G7）为首的发达国家相对松散的联合，为全球事务完成议程设定，做出战略决策。这些体系基本覆盖了全球各个经济体，奠定了国际分工的基础，并塑造了全球价值链。
本报告将量化经济全球化的尺度，即贸易、投资、供应链和价值链等作为分析维度，基于拉里·芬克对全球化所规定的时间框架，对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受乌克兰危机的影响程度进行评估。具体的评估方式是通过公开数据分析衡量全球化受乌克兰危机影响的程度，以全球经济增长、贸易、投资、粮食、能源以及价值链和供应链等维度，通过简单评估这些维度受到危机影响的程度，对经济全球化的走向作出初步判断。
一、七个维度评价乌克兰危机对全球化影响
（一）乌克兰危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冲击
本次乌克兰危机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这基本上已经成为权威机构接近一致的判断。2022年4月，世贸组织（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分别调整了对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WTO将此前的预测从4.1%下调到2.8%，世行将预测从4.1%下调到3.2%，IMF将预测从4.4%下调到0.8%。这三个重要国际机构都将乌克兰危机作为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
但是，就俄乌两国的经济规模而言，俄乌冲突并不足以使全球经济出现增长停滞或者倒退。以世行统计数据计算，2020年乌克兰的GDP仅占全球经济总量的0.0018%，俄罗斯2020经济总量仅占全球经济总量的0.017%。根据世界银行4月10日披露的最新信息，预计乌克兰2022年的GDP将缩水45.1%，预计损失5640-6000亿美元之间。同时，世界银行预计俄罗斯将缩水11.2%，以2020年世行统计的俄罗斯GDP数据对比计算，俄将损失约1700亿美元。两者相加总额不到8000亿美元。世行数据显示，2001年以来历次全球经济衰退（2008年、2014年和2020年）带来的经济损失均超过两万亿美元。其中，2020年全球因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程度为三次衰退中最低，全球经济缩水3.2%，全球经济损失为2.82万亿美元。从这个角度衡量，乌克兰危机给两国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远远达不到新世纪以来历次经济衰退区间损失的下限，意味着两国因战争导致的直接损失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远未达到新冠疫情对全球造成的影响。
但是，不能孤立地从直接经济损失判断乌克兰危机对全球造成的影响，危机本身会通过动摇这两个国家与国际经济网络的联系而制造出溢出效应。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4月14日表示，俄乌冲突使全球经济复苏遭受巨大挫折，其影响将导致143个经济体今年的经济增速预测值被下调，这些经济体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86%。英国国家经济社会研究院（NIESR）表示，俄乌冲突可能引发另一场供应链危机，并导致2022年全球经济总量缩水一万亿美元、以及全球通胀率上涨3%。此外，供应问题将减缓经济增长并推高价格，到2023年，全球GDP水平将下降约一个百分点。
（二）乌克兰危机对全球贸易的冲击
从贸易总额上来看，乌克兰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占比较低，俄罗斯的影响则相对较高。乌克兰海关总署指出，2020年乌克兰出口额为492亿美元，占同年世界出口贸易额的0.2%。同年俄罗斯官方数据显示，其出口贸易额约占世界贸易额的3%。与乌克兰危机对全球经济增长影响类似，危及世界进出口贸易这个单一指标的影响力较为有限。以俄乌所在的独联体作为单独国际贸易区域衡量，其货物贸易总额与全球的占比多年来低于3%，见表一。
表一：世界货物贸易板块及比重（%）
资料来源：世贸组织：《2021年世界贸易统计评论》（World Trade Statistical Review 2021），及据此计算。
但由于俄乌两国是食品、能源和化肥在内的基本商品的重要供应国，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由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制裁及反制裁措施的影响超过了两国的局部地域范围，波及国际能源市场的供应链上游，加剧了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供求失衡，推升了全球大量经济体的通胀预期。这一过程具有一定的传导效应，将在危机持续深化一端时间后表现出来。
从货物贸易来看，世界贸易组织于4月12日披露的俄乌冲突使全球贸易复苏遭遇风险挑战的报告中，预计2022年商品贸易量将增长3.0%，低于乌克兰危机之前预测的 4.7%和 2023 年的 3.4%。报告认为根据目前的GDP假设，2022年商品贸易量的增长可能低至0.5%，高至5.5%。可见，乌克兰危机对世界货物贸易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另一方面，服务贸易也受到乌克兰危机的冲击，包括运输部门，包括集装箱航运和客运航空运输。贸易中断和运输成本乌克兰战争加剧了全球物流和供应链的传导危机，港口拥堵导致海运运费上升、集装箱价格上涨。贸易限制、空域关闭、制裁与反制裁正在使所有经过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贸易路线变得比以往更加复杂，俄乌两国的位置作为欧亚大陆桥与中欧班列的关键枢纽，乌克兰危机对国际物流将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三）乌克兰危机对国际投资的冲击
1.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外国直接投资状况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量仅占2020年全球FDI流量的2%，仅从这一层面来看，此次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对国际投资的影响力不足以使全球FDI出现下降，特别是当前全球国际投资处于迅速复苏过程中，对冲了乌克兰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22年初发布的《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全球FDI流量在2021年强劲反弹，从2020年的9290亿美元增长77%，达到约1.65万亿美元，超过2019年疫情爆发前的水平。发达经济体实现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增长，2021年对外直接投资估计达到7770亿美元，是2020年水平的三倍。可见，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的1月，疫情后FDI存量增幅可观，整体复苏态势良好。
乌克兰危机对全球投资格局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西方制裁之下，2022年流入两国的FDI将大幅减少。同时，西方大幅撤出在俄的原有投资；其次是原有意投资于俄罗斯能源等大宗商品领域的资本将在其他经济体内寻找类似的投资标的，从而使国际资本流向发生变化。
2022年4月8日，科尔尼发布2022年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作者罗德侠（Paul A. Laudicina）指出：“与疫情一年前相比，投资者似乎对全球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复苏抱有更高期望。然而，他们对未来一年可能出现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以及通货膨胀持续等表示担忧，俄乌战争使这些问题进一步加剧。”UNCTAD警示，除新冠疫情外，其他主要风险也将影响投资结果，比如劳动力和供应链瓶颈、能源价格和通货膨胀压力。上述观点均指出，影响国际投资的变量较多，乌克兰危机是其中的变量之一。但由于俄乌在大宗商品市场短期内不可替代的地位，结合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与反制裁现状，乌克兰危机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外溢效应可能会成为未来全球投资面临的重要风险。全球FDI需要进行部分重新配置。
2. 对全球化影响：乌克兰危机对全球跨境直接投资影响很小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21年世界投资报告》， 俄罗斯和乌克兰2020年底外资流入存量分别只有4466.56和489.33亿美元，分别占世界跨境直接投资总存量1.1%和0.12%，合计占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总存量只有1.22%。在数量上占世界跨境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很低。目前，西方跨国公司纷纷撤出俄罗斯，主要撤离行业有能源、汽车、金融、餐饮、娱乐等。
尽管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获得的跨境直接投资存量分别增长14.6倍和12.4倍，但第二个十年存量均略有减少，并非全球跨境直接投资的主要区域。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对世界投资和跨国公司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影响在能源领域，其他方面影响甚微。而因乌克兰危机撤出俄罗斯的国际资本，在重新进行全球配置过程中，有可能会重点考虑将亚洲的新兴市场国家作为投资目的地。
（四）乌克兰危机对全球物流供应的冲击
世行编撰的《世界银行物流绩效指数（2018年）——联结以竞争：全球经济中的贸易物流》中对2012年到2018年168个经济体的供应链对企业和国内国际商机产生的效率进行评分，并通过物流绩效指数（LPI）进行呈现。乌克兰在LPI当中位居69名，俄罗斯则落在85名。从物流友好性而言，两国的排名均不靠前。
如果以海运、空运和陆路运输作为全球物流供应的三个维度判断，乌克兰危机主要对全球空运产生了较大影响。危机爆发后，乌克兰领空事实上进入战争状态，民航全部中断。由于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领空对36个国家关闭，对俄罗斯空域的限制措施使所有经过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贸易路线都变得复杂。航空分析机构睿思誉（Cirium）数据显示，每天约有600架次在欧洲起飞或降落的航班会飞越俄罗斯领空。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局披露，2021年有近19.5万个商业航班通过俄罗斯的领空。在疫情前，这个数字超过30万个。俄乌领空对民航的关闭状态，使航空公司的区域和全球航线都需要重新规划。此前大量北半球远程民航航班为了降低成本，会选择飞越纬度较高的俄罗斯领空以缩短航线。在危机爆发后，诸多经过俄罗斯空域的航空公司将被迫选择更长的航线，并在燃油上花费更高昂的成本。例如，伦敦飞往东京的航线将比原来的最短航线大约增加2700到3600公里，航行时间将被迫延长三到四个小时。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统计，全球航空货运需求，按照货运吨公里（CTKS*）计算，同比 2021 年 3 月份下降 5.2%（国际需求下降5.4%）。乌克兰危机与疫情和各主要市场需求萎缩被列为航空港货运需求下降的三个原因。欧洲市场受到的冲击最大。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欧洲区内市场需求环比大幅下降 19.7%。
由于空中航线在运输高附加值产品上的不可替代性，叠加高企的能源价格，航空货运价格将保持在高位。可见，乌克兰危机间接地拔高了航空货运价格，一定程度上造成全球供应链压力上升。
在海运方面，由于俄罗斯所处地理位置具备大陆性特征，南北差异明显，北冰洋有冬季结冰无法航行的特点，俄太平洋沿岸港口受经济发展限制航运不发达。根据中国交通运输部数据，2021年全球50个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中无一个俄罗斯港口。当前，乌克兰海港受危机影响基本关闭，俄罗斯的海运港口目前没有遭遇封锁或者被切断。除乌克兰粮食出口受海运中断影响外，目前乌克兰危机对全球海运航线的影响并不明显。但乌克兰和俄罗斯水手占了全球海运雇员总人数的14.5%，危机是否会造成全球海运人力资源短缺，尚需要观察。
陆运方面则主要体现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中欧班列货运上。中欧班列的所有线路都经过俄罗斯，货运量占中欧之间贸易总额的8%。目前经俄罗斯和乌克兰到欧洲的中欧班列已经中断，其他线路保持正常运行。中欧班列的货运产品可以部分通过海运进行替代，或者其他陆地交通替代，整体对中欧贸易影响不明显。
（五）乌克兰危机对国际能源供应的冲击
俄罗斯联邦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第二大石油出口国。欧盟是世界主要的天然气进口地区，欧洲原油和天然气进口对俄罗斯有严重的依赖性。2021 年欧盟从俄罗斯进口原油约 1.2 亿吨，占俄原油出口总量 52.3%。在天然气方面，2021年俄罗斯出口了2450亿立方米天然气，74%（1813亿立方米）出口至欧洲。这当中有85%（1550亿立方米）出口欧盟。德国、荷兰和波兰进口量占欧盟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的60%。
人为制裁限制供应加剧世界市场原油供应短缺，导致油价急剧飙升，天然气价格暴涨。4月21日，纽约市场得克萨斯轻质原油 WTI原油期货价格达到了每桶103.31美元，相对危机发生前的1月2日，涨幅27.5%，同日布伦特原油期货价达到了每桶108.19美元，涨幅29.2％。三月到五月之间，WTI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大体在每桶100-110美元区间波动。3月7日，TTF基准荷兰天然气期货价格攀升至每兆瓦时345欧元的历史最高价，按收盘价计算，最大涨幅达11倍。根据UNCTAD近期披露的能源市场价格波动指数，原油和天然气在危机后的价格涨幅分别达到了46%与49%（如图一）。
图一：2021年10月1日至2022年4月原油与天然气能源市场价格波动指数变化
数据来源：UNCTAD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北溪二号工程已停止。俄罗斯现有7条对欧输气管道中，经波兰至德国最大输气量 330 亿立方米的亚马尔输气管也停运。欧盟表示今年从俄进口天然气将比上年减少70%，即减少1120亿立方米。同时欧盟与美国达成了天然气协议，将在今年年底前向美国购买至少150亿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LNG），以替代自俄罗斯进口的管道天然气（PNG）。然而美国的LNG只能通过海运运输到欧洲，且美国的LNG出口产能接近饱和，必须扩大投资才能满足需求，150亿立方米的液化气也无法短期内填补1100亿的巨额空缺。由此判断，短期内美国难以完全替代俄罗斯对欧洲的主要天然气供应国的地位。俄罗斯的原油日产量超过一千万桶，是全球三个原油产能最高的国家之一。按照欧盟5月通过的制裁方案，欧盟绝大部分国家将在2022年底前停止进口俄罗斯原油和成品油，这将迫使欧盟转向从中东、非洲、美国寻找进口来源。
上述问题将会造成的直接效果是，俄罗斯有足够的产能但失去了相应的市场；欧盟和日韩等国家有大量的需求但无法找到相应的供给方。供给错配将继续导致全球能源价格攀升，并引发全球能源市场格局的巨变。实际上，欧盟国家和英国在不得不接受能源价格飙升的同时，还不得不重启煤炭生产和提升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全球能源格局正在进入深度调整之中。
（六）乌克兰危机对国际粮食贸易的冲击
乌克兰与俄罗斯是全球的世界粮仓。UNCTAD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2020年粮食供应的整合数据显示，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占世界谷物出口1/3，提供了世界上近30%的小麦和大麦，葵花籽油方面，两国占世界葵花籽油出口总量53%（如图二）。
图二：2020年俄罗斯和乌克兰在部分农产品国际市场中的占比
数据来源：UNCTAD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世界主要小麦消费国中，有50个国家30%以上的小麦进口自俄罗斯和乌克兰。埃及、土耳其、孟加拉国、伊朗60%的粮食进口来自于俄罗斯和乌克兰。世界粮食计划署数据显示，黎巴嫩进口小麦的一半以上由乌克兰供应，突尼斯42%的进口小麦来自乌克兰，也门的这一比例接近25%。这些国家危机后成为国际粮食贸易中最脆弱的一环。危机爆发后，乌克兰宣布暂停出口部分农产品（黑麦、荞麦、谷物等）至2022年底，俄罗斯也宣布暂停部分粮食出口，引发国际粮价上涨。受此影响，世界第二大小麦生产国印度已于5月15日宣布禁止本国小麦出口。
以部分主食农产品为例，3月4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小麦期货达到每蒲式耳13.40美元，成为14年以来的最高点。4月18日，玉米期货价格创近10年来新高。4月8日，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连续第三次公布了创纪录的粮食价格指数（FFPI）。该指标由5个大宗商品类别价格指数的平均值组成，权重为2014-2016年各类别商品的平均出口份额，能够衡量一篮子粮食商品国际价格的月度变化。当前世界粮食市场本就处于略有短缺的状态，2021年粮价已经平均上涨40%。今年的食品价格比去年同期高出34%，自粮农组织开始记录以来第一次达到如此高的水平（如图三）。
图三：2019年-2022年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变化
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乌克兰危机除了给当前国际粮价带来重要影响外，还对全球2022年粮食生产带来了重大影响。危机爆发后，乌克兰官方宣布本国约三分之一的耕地因战火无法展开春耕。而俄罗斯作为全球第一大化肥出口国，与白俄罗斯一起出口了全球20%的化肥，提供了欧盟和中亚50%的化肥进口。3月10日，俄罗斯宣布暂停化肥出口。
值得指出的是，天然气是化肥合成的重要原材料。发达国家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也影响到了欧盟部分国家的化肥生产，进而影响到了它们的农业生产，加剧粮食价格上涨，尤其是农业发达国家如荷兰。综上所述，乌克兰危机对国际粮食贸易的影响是全球性的。
（七）乌克兰危机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1．俄罗斯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不低
亚洲开发银行、世贸组织、对外经贸大学、日本贸易振兴会和中国发展研究会共同编写、2021年11月出版的《2021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俄罗斯贸易参与率排名第42位，参与率42%，略低于全球平均（46%）。生产参与率排名第27位，参与率23%，远高于全球平均（14%）。参照全球贸易大国中国的指标（分别是33.9%和7.0%），俄罗斯在贸易参与率和生产参与率上均远高于中国，这说明俄罗斯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相当高。乌克兰危机对全球能源价值链不可避免会产生一定影响。
2．俄罗斯参与的区域性价值链比重很低
多哈回合谈判止步前后，特别是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种区域性自贸安排如雨后春笋，截至2022年5月10日，向世贸组织通报的区域和双板贸易协定共356个。2015年1月1日，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组成欧亚经济联盟（EAEU），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在当年加入。如果不算实际上几无影响力的独联体国家自贸协定，这是俄罗斯参与的唯一一个区域自贸协定。EAEU在随后几年与越南、塞尔维亚、新加坡和伊朗先后签署了自贸协定。
据俄罗斯官方统计，2021年俄罗斯货物进出口总额为7850.0亿美元；其中与欧亚经济联盟其他四个成员国贸易额为458.1亿美元，占5.8%。其余94.2%都是与联盟外国家和地区进行的。俄最大贸易伙伴依次为中国（1407.04亿美元，占17.9%）、德国（569.96亿美元，占7.3%）、荷兰（460.50亿美元，占5.9%）、白俄罗斯（384.3亿美元，占4.9%）和美国（350.2亿美元，占4.5%）。其中出口总额4915.80亿美元，前五大市场依次是中国、荷兰、德国、土耳其和白俄罗斯；进口总额2934.20亿美元，前五大来源依次是中国、德国、美国、白俄罗斯和韩国。相对而言，EAEU内部贸易集中度并不高，不足1.0。表明俄罗斯及其他四国对外贸易增加值主要在区外国家实现，重点集中在中国、欧盟两个大型经济板块。
俄罗斯在生产和贸易国际化方面参与率属中等偏上水平，在能源和粮食方面参与率更高。但其主要参与的欧亚经济联盟贸易经济和贸易总量都远低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欧盟和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USMCA)国家，因此对全球价值链影响有限。俄罗斯主要贸易伙伴除白俄罗斯外，都不是欧亚经济联盟成员。乌克兰在全球价值链上作用更小。它在退出了独联体自贸协定后，仅与欧盟签署了联系国协定，贸易关系尚未上升到自贸协定层面。从这个角度看，乌克兰危机不会整体打乱全球价值链。
二、后乌克兰危机时期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对全球化的分割前景
前文分别从全球跨境直接投资、世界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多个维度，对全球化进程、结构和乌克兰危机的具体影响做了经济上的论证。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全球化进程已经在放慢，但基本规律没有改变；乌克兰危机带来冲击，在某些领域存在着重要影响，如能源和粮食领域，但在贸易、投资、供应链和价值链方面的影响有限。
本部分将从政治角度观察，乌克兰危机引起的世界地缘政治冲突和对立，及欧洲地缘战略格局的变化，将如何阻碍和影响全球化。
（一）欧洲地缘政治冲突和战略格局变化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欧、北约空前一致地对俄罗斯采取了强硬态度，一方面在联合国通过相关决议，大造国际舆论；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和军事装备上大力支持乌克兰；第三方面，对俄罗斯施加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制裁。
无论俄乌战争结局如何，政治和战略结局已经明朗。第一，乌克兰将全面倒向西方；第二，东欧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和原苏联阵营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加深了对俄的警戒和对立；第三，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与俄罗斯将处于对立状态。对抗将远大于合作；第四，北约进一步复活；第五，美国加强了在欧洲的主导地位。
俄罗斯在欧洲方向，除了力争乌克兰实现中立（但前景尚未确定），强化白俄罗斯作为坚定盟友的战略目标或可实现外，将面临北约和欧盟的强大压力。在经济上，西方的极限制裁除了给俄罗斯经济造成重大困难外，也将使俄罗斯进入世界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获取西方先进技术和投资被严重阻断，与西方的贸易将受到很大限制，在对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参与上出现根本性倒退。IMF预测，在西方制裁下，俄罗斯经济2022年将下降8%，2023年继续下降2.2%，从而退回2010年水平。俄罗斯对外经济合作和地缘政治合作将更多转向亚洲，特别是中国、东南亚和南亚等地区。
乌克兰危机成为拜登政府实施价值观划线战略的催化剂，在渲染俄罗斯侵略和和中国与俄友好带来的威胁下，激活了盟友关系，强化了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和与中俄的对抗。
美国利用其优越的地缘政治位置，将会寻求同时在欧洲和亚洲制造或者应对危机，以便从中渔利。以乌克兰危机为参照，美国迅速升级在台海对中国的挑衅。拜登政府和国会先后派高级代表团访台，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美国高官窜访台湾地区。美国并扬言如果中国政府武统台湾，将全力阻止，并对中国实施极限制裁。美国以乌克兰危机为契机，反复无中生有地渲染中国支持俄罗斯，因此准备在制裁俄罗斯后接着制裁中国。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庞大，参与世界投资贸易和国际分工非常广泛。如果实施，则将对全球化带来重大打击。
（二）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程度
1. 欧洲板块和亚洲板块间的价值链严重受阻
美欧将俄罗斯排挤出世界金融市场，组织跨国公司对俄投资和技术转让，并大大减少与俄能源贸易后，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能源价值链将被部分打断，或需要重组。涉及半导体、航空航天工业的一些关键原材料供应链也被打断。俄罗斯能源和这些产品的出口将更多面向亚洲。作为东亚太平洋和欧洲两大板块的一个桥梁的欧亚经济联盟，将更多面向区内贸易，桥梁作用将大大减弱，欧亚两大市场的贯通和最终一体化将难以实现。
2. 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形成基础发生局部变化
西方宣布对俄制裁后，几乎所有跨国公司如英国石油、大众汽车、谷歌、万事达等均迅速执行，充分表现出资本对政治的服从。跨国公司跨境投资的基础是全球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以便使其以最低成本实现最大收益，实现最优竞争力。但跨国公司现在将地缘政治政治和国家安全等风险因素更多地纳入其全球布局之中。即便一些力图尽量减轻这种因素的跨国公司，在投资布局中也不得不考虑投资环境的安全性，和是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它们将不得不考虑按价值观站队因素，避免今后可能遇到东道国遭遇制裁而受损。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前，美国政府已经努力构筑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排斥中国的半导体芯片等前沿技术供应链，同时尝试构建不包含中国在内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西方对俄罗斯的极限制裁，将战略安全和价值观划线进一步推向极致。其结果，很可能迫使跨国公司选择缩短供应链，并更多寻求区域化布局。
3. 全球贸易体制的核心世贸组织规则体系受到严重冲击
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正日益提出贸易规则的价值观站队，按照价值观和政治阵营重塑多边贸易规则，把世贸组织改造成政治对抗的工具。如果这样，全球化的投资与贸易规则体系就不能反映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要求，而是一部分经济体打压另一部分经济体，实现霸权利益的工具。它无疑将给全球化的正常发展带来严重破坏。3月17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多数票赞成通过法案，建议美国贸易代表运用美国在世贸组织中的影响力，推动中止俄罗斯世贸组织成员资格并暂停白俄罗斯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程序。尽管这一法案的相关条款并不具备约束性，但显示出世贸组织也不能避免受到乌克兰危机冲击。
4. 政治阵营化力图分割全球跨境贸易与投资
美国主导和强制推行按价值观站队，将人工智能、半导体芯片、新一代信息通信、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主要产业和金融供应链设计在与其价值观和政治阵营相同的国家和地区，阻止企业向与之对立的俄罗斯、中国等国家投资布局；推动现有西方投资从俄罗斯撤资。需要发达国家投资、技术和资金的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难置身度外。一些分析估计将来全球化会被分割为两大阵营，西方阵营和中俄阵营。如果出现，将是全球化的重大倒退。
（三）全球化会终结吗？各方看法
乌克兰危机影响到全球经济是各方的共识。UNCTAD正在监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经济后果，称这场战争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乌克兰危机本身的局部影响。乌克兰战争的各个层面正在给已经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影响的世界经济带来令人震惊的连锁反应，战争扰乱了本已紧张的食品、能源和金融市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尤其严重。
上述观点迅速引发了人们更进一步担忧，即全球化何去何从。早在拉里·芬克之前，报道亚洲投资新闻的《亚洲简报》（Asia Briefing）在2月28日就发表了该媒体执行总裁兼投资人克里斯·迪凡希尔·艾利斯（Chris Devonshire-Ellis）的一篇评论，认为乌克兰危机意味着全球化走向终点。但是拉里·芬克在3月提出“全球化终结论”后，才引发了“全球化是否终结”的相关讨论。讨论者多是各方投资界和经济界人士，如世行经济学家Michele Ruta、橡树资本创始人Howard Marks、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Andrey Sushentsov等。原世贸组织副总干事易小准也通过发表相关刊物，认为本轮全球化行将结束。
从各方讨论来看，大部分学者尽管都认为乌克兰危机严重影响了全球化进程，但尚未形成像拉里·芬克那样的“加速全球化终结”的共识。各方对正在讨论的全球化内涵有不同的认识。有观点认为乌克兰战争正促使经济重组，转变为一个不再全球化、更注重意识形态且以分裂成不同阵营为特征的世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Adam Posen）在《外交事务》发表文章，重点关注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他认为，战争和制裁不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的金融变化，但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问题已经在危害较贫穷国家的公民，逆全球化的经济影响将更加严重。此次危机会导致世界各国经济一体化程度的降低，世界将看到更低的经济增长和更少的创新，家庭和企业的实际投资回报将下降。
另一些人认为，尽管乌克兰战争可能正在暴露高度互联世界的局限性，但不太可能意味着二战后几十年演变的全球化格局终结。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莫里·奥布斯特费尔德（Maury Obstfeld）也认为：“全球经济的一大块正在从整体上被排斥，回到我们在冷战时期苏联集团几乎处于封闭状态的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其他地区不能在贸易和金融方面紧密结合。”
还有一种观点则从更大的地缘政治板块来看危机带来的影响。一部分观点从中美关系来看待乌克兰危机对全球化的影响，认为乌克兰危机和由此产生的制裁把中美两国之间的距离推得更远。另一部分则从全球化本身的意识形态色彩上考量危机对其产生的冲击。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博士在彭博社上发表文章认为，“全球化没有消亡，只是不再美国化”。他的依据是，一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假设被乌克兰危机“打破”，“将世界编织在一起的联系——从贸易到移民、全球金融、互联网——也可能被武器化，成为冲突根源”，因此各方对全球化会采取更加谨慎的办法，将长期韧性与政治现实考虑在内。“我们已进入由多股新力量推动的全球一体化阶段，比以往更加多样化且受控。”
值得指出的是，“全球化终结论”并不是因为乌克兰危机才在全球获得关注。从这个意义而言，乌克兰危机并非导致全球化出现停滞或者倒退的唯一原因。在新冠疫情刚刚出现的2020年，英国皇家智库（Chatham House）主任罗宾?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就表示：“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在走向终结。”类似于“再见，全球化”“全球化进了急救室”“新冠病毒杀死了全球化”的头条标题反复出现在《经济学人》等西方主流媒体。因此，无论是乌克兰危机，还是新冠疫情对全球化均表现出了一定和相似的负面影响，即催化或者加速了全球化进程朝着某种趋势的演变。正如美国诺特丹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国际关系教授、国际安全中心主任迈克尔·德施（Michael Desch）所总结的那样：“我看到两种矛盾的趋势同时发生，一方面，围绕乌克兰战争的更大的经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现有的逆全球化的趋势。”“但另一方面，我们意识到全球化的一些因素已经被证明是相当持久的——或者至少将很难消除，无论谁想超越它们。”
三、乌克兰危机不改变全球化总趋势
（一）世界跨境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全球化趋势未变
1. 2020-2021世界跨境直接投资从剧降到剧增，已超疫前水平
（1）2020年全球FDI剧降，亚太发展中国家逆势增长
据UNCTAD《2021年世界投资报告》，2020年，受战后全球最大公共卫生危机新冠疫情爆发影响，世界跨境直接投资比上年的1.5万亿美元大幅下降35%，为9990亿美元，跌破1万亿美元大关；为2005年以来最低水平，甚至比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低谷水平还要低20%。新冠疫情大爆发引起许多国家封闭或隔离管控，使许多投资项目推迟。随后出现的经济衰退则使许多跨国公司对新的投资项目进行重新估计。跨境直接投资的降幅远远大于世界GDP的降幅（3.1%）。
其中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均剧降58%，分别从7490亿和580亿美元降到3120亿和24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仅降8%，从7230亿美元降至6630亿美元。其中亚洲发展中国家逆势增长4%，从5160亿美元增至5350亿美元。这是因为中国增长了6%，从1410亿美元增至1480亿美元；以及中国香港从上年因骚乱影响的740亿美元低点大幅反弹至1190亿美元，增长61%。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国家仍然呈现负增长。
（2）2021年发达国家FDI强劲反弹，东亚和东南亚增长加速
2022年1月19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最新一期《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强劲反弹， 从2020年的9290亿美元增长77%，达到1.65万亿美元，超过了新冠肺炎疫情前水平。流入发达经济体FDI增长最快，2021年其FDI估计达到7770亿美元，是2020年的3倍。得益于跨境并购激增，流入美国的资金增加了一倍多。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FDI增长30%，达到近8700亿美元，其中东亚和东南亚增长加速，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已恢复到接近疫情前水平，西亚也有所回升。非洲的资金流入也出现适度增长，该地区的FDI增加了一倍多。在2021年全球新增的FDI中，超过5000亿美元流入发达经济体，几乎占四分之三。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复苏增长较为温和。
具体来看，美国仍是FDI最大东道国，其FDI增长114%，达到3230亿美元，价值几乎翻了3倍，达到2850亿美元。流入欧盟的FDI增长了8%，但欧盟各大经济体的资金流动仍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在强劲的服务业FDI的推动下，流入中国的FDI达到了创纪录的1790亿美元。流入巴西的FDI较2020年翻了一番，达到580亿美元，但资金流入仍略低于疫情前的水平。东盟恢复了其作为亚洲和全球FDI增长引擎的角色，FDI流入增长了35%，多数成员国的FDI均有所增长。流向印度的FDI减少了26%。
综合2020和2021年两年看，世界跨境直接投资已经超过疫情前水平12%。其中发达国家尚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但这基本上是因为欧盟表现极差，2021年水平仅及2019年37%。美国则大起大落，2021年已经超出2019年水平24%。除欧盟以外，欧洲其他地区则从2020年的净流出1330亿美元强劲反弹至净流入1400亿美元。
发展中国家2021年比上年增长30%，两年累计增长21%。其中亚洲累计增长25%。其中中国累计增长27%。东南亚2021年已略超过疫情前水平2%，见表二：
表二：世界及各地区跨境直接投资流入金额
资料来源：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1，Global Investment Trends monitor （2019-2021，亿美元）
2. 区域发展不平衡，发展中国家FDI流入首超发达国家，亚洲超欧盟美国之和
（1）亚洲无疑是最大的跨境直接投资流入地。且在2020年疫情和世界性衰退中依然保持正增长，两年累计增长25%。2021年接受跨境直接投资流入6960亿美元，超过欧洲（3050亿美元）和美国（3230亿美元）之和。其中主要压舱石是中国和中国香港。东南亚也保持稳定。以印度为主的南亚则呈逆向变动。2020年保持增长，2021年则出现负增长，体现出疫情的滞后效应。
（2）欧洲恢复缓慢。2010年欧盟增长8%，流量低于疫前水平。欧盟以外国家则扭转了连年资本净流出趋势，2021年净流入1400亿美元。
（3）美国强劲反弹。2021年比2020年的低水平翻了一番，超出疫情前水平24%。
（4）非洲成为投资新热点。2021年比2019年翻了一番，达到970亿美元，但其中南非占了40%以上。这种增势能否持续，需继续观察。
（5）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流入历史上第一次超过发达国家。
3. 国际分工两大标志依然在扩大，但明显放慢
(1) 世界跨境直接投资总存量持续增长，尽管速度放慢
世界跨境投资体现国际分工（全球化的基础）特征的主要标志有两个。一是跨境直接投资总存量的变化，而是主要跨国公司跨国经营程度的变化。过去几年来，这两大特征均表明全球化趋势稳固，但增长放慢。
2010年以来，世界跨境直接投资存量翻了一番，但增速放慢，见表三。
表三：世界跨境直接投资流入存量（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1，Global Investment Trends monitor，并据此计算
本世纪二十年中，世界跨境直接投资流入存量从2000年的5.78万亿美元增至41.4万亿美元，增长6.16倍，远远超过同期世界GDP增速。说明全球化趋势不可动摇。但第一个十年增速达到169.7%，第二个十年放慢到108.0%。尤其是当年跨境直接投资流入额在2015年达到20322.98亿美元高峰后，再也没有达到这个水平。2019年为15302.28亿美元，仅及2015年水平75.3%。2021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虽然超过疫情前高点，达到16470亿美元，但只与2017年水平（16473.12亿美元）相当，比2015年高点尚有近3000亿美元差距。
发展中国家成为投资流入的主要增长点。过去20年间，发达国家所占比重从78.3%降至69.4%,下降约9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比重则增加9个百分点，从21.7%升至30.6%。
发达国家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外资流入美国在第二个十年猛增215.7%，两倍于世界增速（108.0%）。而第一个十年止步不前，仅增23.0%。发展中国家中，亚洲两个十年的增速都快于世界平均水平，其比重从14.3%提升到20.7%。其中中国在两个十年中均保持每十年增速超过200%的韧性，且第二个十年增速（227.0%）高于第一个十年（203.5%）。非洲、拉美加勒比和转型国家在第一个十年均经历超高速增长，而第二个十年急剧放慢。其中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第一个十年分别增长14.6倍和12.4倍，但第二个十年存量均略有减少。
（2）主要跨国公司跨国经营大格局没有改变，但略有减弱。
2020年，财富全球500强合计营业收入达到31.7万亿美元。虽然受疫情影响，比上年下降5%，但依然相当于全球GDP三分之一以上。全球雇员6970万。世界最大100家非金融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海外资产、销售额和雇员占全公司总数比重平均数）近年来略有下降，但仍然超过50%。见表四。
表四：100家最大非金融跨国公司国际化统计（跨国指数TNI）
（金额：10亿美元， 雇员：千人）
资料来源：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1, Global Investment Trends monitor
由上看出，世界最大100家非金融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均在60%以上，说明跨国公司仍然以海外市场为主。但2020年与2018年相比，海外资产、销售额和雇员占公司总量中的比重分别下降了4、4、7个百分点。2021年统计尚未公布，估计将高于2020年，但很难恢复到2018年水平。说明其跨国经营进程在放慢。
（二）世界贸易三大板块和流向格局稳定，亚欧北美为重心
1. 世界主要贸易大国在亚欧美
世贸组织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的排名中，贸易总额排名前十名均分布在东亚、北美和西欧。位于东欧的乌克兰和俄罗斯排名相对靠后，并不在全球货物贸易的中心，见表五。
表五：2020年世界货物贸易排名
（单位：10亿美元）*俄进口按fob口径，低于该国官方数字。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组织
2．世界贸易主要板块也在亚欧美
世界贸易组织的货物贸易统计将世界划分为七个板块：北美、中南美及加勒比、欧洲、独联体、非洲、中东和亚洲。2003年至2020年各板块占世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比重如下：
表六：世界货物贸易板块及比重（%）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组织
上表显示，从2003年到2020年这17年间，世界货物贸易的接近90%由北美、欧洲和亚洲（包括大洋洲）三大板块完成，而且这一比重几乎没有变化。2003年为88.1%，2020年为87.4%。北美和欧洲的下降被亚洲的增长所抵消。其他板块基本原地踏步。因此，分析全球化基本态势之一的世界贸易变化，基本判断看这三大板块。
各大板块之间的贸易流向格局是一个更重要的指标。世界银行对世界货物贸易板块划为东亚/太平洋、欧洲中亚、北美、中东北非、拉美加勒比、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七个板块。并研究这七个板块内部和相互间贸易流动所占比重。各地区出口中境外增值的部分，发生在区域内还是与其他区域，及各占比重。结果发现：
东亚/太平洋板块出口境外增值中，55%发生在本区域内，另有20%发生在欧洲中亚，12%发生在北美。这三大板块合计占去87%。
欧洲中亚板块出口境外增值中，65%发生在本区域内，17%发生在东亚/太平洋，8%发生在北美。这三大板块合计占去90%。
北美板块出口境外增值中，39%发生在本区域内，24%发生在东亚/太平洋，23%发生在欧洲，这三大板块合计占86%。这与世贸组织三大板块在世界货物贸易总额中的比重非常接近。见表七。
表七：世界各大板块出口境外增值分布（%）
FVA 国外增值，EA/P EA/P 东亚太平洋 E/CA欧洲中亚，MENA中东北非，NA北美，LA/C拉美加勒比，SA南亚， Sub-Sa, 撒哈拉以南非洲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9》
过去二十多年来，三大板块间的贸易流向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心是中国崛起为最大枢纽。
世界贸易的板块分布和彼此间贸易流的大格局在过去二十多年间没有变化，最突出的特征是中国崛起。它反映了全球供应链十分清晰和稳定，从而构成了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它表明，全球化客观规律并不会因为乌克兰危机而改变。
（三）全球价值链稳定，中德美为三大枢纽
1. 经济全球化进程在放慢
亚洲开发银行、世贸组织、对外经贸大学、日本贸易振兴会和中国发展研究会共同编写、2021年11月出版的《2021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对全球化发展和变化作了极为精细的、系统的分析。这是我们研究全球化发展和变化，及其稳定性又一个基本角度。
《报告》将各国在跨国贸易和跨国生产中增加的价值，作为对全球化的参与率。其发现是，从1995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是全球化超高速发展时期，成为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中国正是在这一时期加入了世贸组织。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化急剧放慢,成为慢全球化时期（slowbalization），见表八：
表八：两个时期的全球参与率比较如下：
资料来源： ADB等：《World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21》
2. 贸易国际化程度基本稳定
在2009年以来的慢全球化时期，生产分工国际化有所下降，参与率从14.2%降至12.1%，降幅达到14.2%；但贸易国际化程度基本稳定，仅从46.1%降至44.4%，降幅3.7%。体现贸易国际化的指标是间接出口额和增长速度。全球间接出口总额在2018年达到13.6万亿美元的历史纪录。2019、2020均低于这一水平，见表九。
表九：世界和主要国家间接出口变动
（金额亿美元，变化百分比）
资料来源：ADB等：《World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21》
上表显示，2000年至2010年超级全球化时期，世界贸易额年均增长8.7%，其中间接出口增长更快，达9.7%。但在2010年至2020年慢全球化时期，世界贸易额年增速度急剧放慢到3.7%，但间接出口仍然没有降速，甚至略有加速。表明国际分工大趋势没有根本变化。
但世界总出口额最多的五个国家德国、美国、中国、荷兰和法国中，虽然总出口额在慢全球化时期较超级全球化时期均有明显放慢，但德美荷法四国间接出口反而加快，仅中国有所放慢。这表明主要发达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没有减慢。
3. 全球价值链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
地缘政治、新冠疫情和环境是全球价值链面临的而三大风险。
《报告》认为，近来全球化的放慢，和地缘政治风险直接相关。但该报告只是从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中美关系恶化角度分析。《报告》认为，超级民族主义正在逼近，抵制、限制和扰乱通过全球价值链实现的各国之间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其背景是这些国家特定政治集团，为了获取政治利益。其表现方式包括：第一，鼓吹替代国外供应来源，把离岸生产转回国内，发动技术战，企图实现脱钩。第二，夸大全球价值链的不确定性，降低对全球价值链的信任。第三，实行纵向直接限制，实施出口管制、抵制外国产品、对外国实行制裁和进行网络攻击。第四，限制人员流动。
根据该报告，中美关系的紧张对亚太地区价值链有直接影响。1995年到2017年这22年间，中国在整个亚太地区进口总额中的比重从12%上升到40%，金额增长12倍；中国出口增长14倍。同期美国在中国零部件、组件贸易中的比重从3%上升到21%，亚太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一比重从5%上升到25%。但2018年中美关系紧张后，这一参与率的增长陷入停滞。
据此，通过从世界跨境直接投资、世界贸易板块格局和全球价值链三大角度分析，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即全球化所基于的国际分工，和在国际分工基础上形成跨境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并构成全球价值链，总态势保持稳定，总格局没有变化。其中，亚太地区作为全球跨境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全球贸易板块中最重要的一块以及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枢纽，发挥着对经济全球化的锚定作用。只要这一锚定作用没有被弱化，那么，全球化总态势依然稳固。
四、全球化不会改变
（一）全球化基本特征依然稳固
1. 世界贸易：发展速度依旧继续保持趋势速度
IMF在4月19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最新版，考虑到乌克兰危机因素后，预测2022年世界货物贸易量仍将增长5.0%，比世界GDP增速高出1.2个百分点；2023年增长4.4%。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新预测把2022年世界贸易量从4.7%调低到3.0%，2023年加快到3.4%；仅略低于2010年至2020年世界贸易年均增长率（3.7%）。从目前来看，各个主要的全球治理机构对2022年和2023年贸易保持正增长的预测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重要的是，各个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依旧保持较大幅度的增长。例如，2021年中美贸易增长总额超过20%，达到6872亿美元。2021年中国与欧盟进出口总值达8281.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7.5%。中国一国的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3.5%。占比仅有3%的俄罗斯对外贸易不太可能引发全球贸易趋势性的下降。不过，因俄罗斯国际贸易受限导致供应链发生变化，可能会推高部分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成本。
2. 全球供应链所基于的全球分工并未改变
在过去30年里，跨国公司根据各个经济体的生产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在全球配置产能的全球分工体系。尽管乌克兰危机导致跨国公司在战略布局上更多考虑地缘政治风险，但上述投资决策逻辑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例如，波音787大客机生产分布在66个国家和地区，这个分布是刚性的，因为每一个参与生产的国家或地区都只生产其中某个部件或系统，专业性极强，很难被替代。其中中国累计参与生产的波音飞机已经超过1万架。这个分工形成的供应链也是刚性的，很难在短期甚至中期内更换。中国商飞生产的C919干线客机，发动机LEAD-C由美法合资CFM生产，但其中80%以上零部件在中国生产。美国特斯拉新能源汽车超级工厂分布在美国加州、德州，中国上海和德国柏林，大致按世界市场分布划分。上海工厂主要供应中国本土和欧洲市场。柏林工厂投产后，欧洲本土产量比重将增加，但性价比不及上海工厂。而中国本土需求远超上海工厂产能，特斯拉在中国工厂产能仍将会继续，而上海工厂全部零部件都在中国生产。这个布局也是刚性的，其供应链仍然是全球性的。
2021年美国高技术产品进口额为5537.8亿美元，其中半数以上（2861.2亿美元，或51.7%）从亚太地区进口；来自亚太地区的进口中，中国又占半数以上（1510.2亿美元，或52.8%）。这个格局也是刚性的，在短期内很难发生结构性的改变。
3. 全球供应链的区域化是相对的
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全球供应链区域化比重已经在逐渐提高。区域化指数（区内中间品贸易占对全球中间品贸易比重）程度最高的是北美，2020年达到72.5%；其次是亚洲，69.5%；再次是欧盟，60.5%。但区域内分工仍然是不完整的，还必须参与全球分工。从全球范围看，制造业大宗原材料供应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等国，下游制造主要发生在中国、印尼、墨西哥、波兰、韩国和土耳其，与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主要来自印度。其中德国、中国、美国为三大枢纽。
参与下游环节制造（加工装配）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因此仅仅在发达国家之间分工，供应链是不完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区域化指数反而最低。这是因为欧盟国家都是发达国家或高收入国家，无法在生产过程中构建有效的差异化分工，无法形成全产业链，必然大量地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分工和贸易。北美区域化程度最高，是因为墨西哥对美加构成了下游制造环节。亚洲区域化指数仅略低于北美，但大大高于欧盟，是因为亚洲既有发达国家日韩新加坡，又有中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
2021年世界跨境直接投资1.65万亿美元中，大部分流入发展中国家，为8700亿美元，说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其中亚洲占6960亿美元，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3340亿美元，说明以中国为最大经济体的亚洲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有无法替代的重要地位。因此，任何区域化都是相对的，全球化则是绝对的。
（二）政治分割无法改变全球化
1. 全球化不可能按政治阵营分割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越来越强调按照价值观构筑它们的所谓“全球化阵营”，将不符合它们观念的国家摒除在外。实际上，全球化布局遵守生产力规律，以政治站队，以价值观划分阵营的做法是难以实现的。2020年美国只占世界贸易8.4%。欧洲占世界贸易总额38.2%。其中60%以上是内部贸易，对外贸易主要对象是亚太地区。联合国数据显示，2020年亚太地区在货物贸易出口占全球的41.8%，进口占38.2%。亚洲既有中国、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泰国、文莱等君主制国家。包括东盟和中日韩澳新15国的RCEP占全球GDP和出口都在30%左右，不包括美国。日本、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不是美国。澳大利亚与中国贸易额是美澳贸易8倍之多。2021年，美国和除中国外的RCEP14国贸易额为8021.4亿美元，中国与RCEP14国贸易额为18678.9亿美元；美国仅及中国42.9%。
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欧盟与美国有明显的不同。欧盟早已表示，欧洲的未来在亚洲。为此，2020年底欧盟与中国完成了《全面投资协定》（CAI）谈判，当年欧盟与越南自贸协定、2021年初欧盟与日本自贸协定生效。欧盟同时一直与印度展开自贸谈判。同期英国则在积极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美国推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把中国排除在外。但没有中国的IPEF究竟有多少可行性则不确定。IPEF明确东盟的中心地位。但中国和东盟构成了紧密的供应链，美国并不在其中。2021年，美国与东盟十国贸易额为3837.3亿美元，中国与东盟十国贸易额则为8782.1亿美元；美国仅为中国43.7%。2016年到2021年，美国从越南进口翻了一番多，从420.1亿美元增至1019.1亿美元，净增598.2亿美元。但同期越南从中国进口也翻了一番多，从611.0亿美元增至1379.3亿美元，净增768.3亿美元。中国通过与东盟签署自贸协定并推动RCEP落地，深化了与越南等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同一时期因东盟国家特别是越南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越南承接了部分从中国转移出来的制造业产能，并通过从中国进口零部件等产品，在越南本地实现组装，转而向美国出口。显然，中国-越南-美国构成了构成了部分产业链的供需闭环。
从产业来看，白宫一年来精心打造的，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半导体芯片供应链，排除中国，并严格限制半导体芯片对中国出口。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2017年到2021年，高通、英特尔、德州仪器、博通、美光等美国最大11家半导体公司对华销售额从561.68亿美元增至854.25亿美元；累计增长52.1%，超过了同期它们的全球销售增速。因此，阵营分割显然是句空话。
亚太地区作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正在极力避免以政治体制或价值观站队。同样，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西方国家将俄罗斯摒除在国际贸易体系之外的做法也很难实现。发展中国家需要进口俄罗斯的粮食，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很难实现对俄罗斯能源产品的进口替代。这就意味着，以划分政治阵营的方式改变以遵循生产力规律的全球化范式十分困难。
实际上，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除了西方国家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乌克兰危机保持相对中立的态度，并不赞成支持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以价值观划分阵营的做法在全球难以取得成功。
2. 美国及其盟友无法轻易改变世界贸易规则
世界贸易组织由164个经济体组成，发达国家在这些成员国当中只占很少一部分。世贸组织议事规则是一致通过原则。只要一票反对，就不能通过。如果要改变这一议事规则，也必须一致通过。因此，尽管美国主导了世界贸易体系的建立，却无法轻易对世界贸易规则进行修改。更重要的是，美欧英日加等发达国家无法组成完整的世界贸易体系。它们之间的贸易体现了水平分工，但缺乏垂直分工。因此必须有发展中国家参与，才能构建有效的垂直分工体系，这样才能形成立体的全球贸易体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共同制定全球性贸易规则。联合国贸发会议是世界贸易治理的另一个主要平台。贸发会议中，仅77国集团成员就有134个（截至2021年7月），其宗旨是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争取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利益和发言权。中国支持77国集团这一根本主张。所以，少数发达国家无法制定世界贸易规则。最多只是在世贸组织里吵吵闹闹，在政治上攻击价值观不同的国家，把世贸组织变成一个争论不休的俱乐部，此外不会有任何有意义的成果。
3. 美欧自身经济利益决定了对俄制裁必然大打折扣
美西方对俄罗斯的“极限制裁”完全是建立在政治对抗基础上，无视经济现实和经济规律，但无法突破后者的约束。美欧决定大幅削减乃至完全禁止从俄原油和天然气进口，遭到德国强烈反对。德国总理朔尔茨表示，德国政府之所以不支持禁运俄罗斯天然气，是希望避免一场悲剧性的经济危机，并称：“如果对俄罗斯天然气说不，将有许多工厂破产，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失业。无论对德国还是欧洲，这都将产生严重影响。”他还称，德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禁运俄罗斯天然气给德国造成严重后果，不会仅仅停留在德国，也会发展成全球性后果。实际上，在5月初制定对俄石油禁令之际，欧盟不得不在内部考虑，对严重依赖俄罗斯石油的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提供例外许可，允许两国在一定时间内可以继续进口俄石油。
受乌克兰危机影响，欧元对美元汇率大跌至1.07美元。3月份欧元在世界主要支付货币中的比重降至35.4%，为10年来低点；远低于美元的41.1%。俄罗斯能源和欧洲形成的供应链，无法被政治意志隔断。欧洲经济深受其害，必然对制裁产生一定程度对冲。致使欧盟对俄制裁在实施中不断打折扣，从而也减少了对全球化的破坏。违背经济规律的政治行为，必然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4. 历史和理论的印证
从历史来看，全球化的历史，是生产力发展带来现代化大生产，分工和交换超越国界的必然产物。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写道：“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资产阶级由于建立了世界市场，便使一切生产和销售都国际化了。”
三次工业革命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生产和销售进一步国际化。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过程中，国际贸易空前发展。1820 年至 1830 年，国际贸易量增加了两倍，而 1840 年至 1880 年，国际贸易量又增长了近两倍。工业化程度最高的英国首先放弃了延续一个多世纪的重商主义政策，先后在1846年和1849年废除限制粮食进口的《谷物法》和限制航海贸易的《航海法令》，并在1860年单方面取消了大部分贸易限制措施。受英国影响，荷兰采取了类似的自由贸易政策。法国也在1860年与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签署了互惠贸易协定。德意志邦联境内的38个邦国则成立了消除内部关税的德意志关税同盟。
伴随贸易收入的增加，英国的资本输出也在增加。1870年后，英国国内储蓄中有一半被投向海外；到1913年，英国的海外资产规模等同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5倍。因为巨量英国资本的输出，1880-1913年间被称作国际金融的“黄金时代”，伦敦也自此树立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来自英、法、德、荷等国的资本极大促进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阿根廷、巴西南部、乌拉圭、巴西、南非等国的发展。
国际分工的格局在两次工业革命后已初具雏形：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工业化国家成为工业制品的生产国，南北美、加勒比海地区、印度、非洲等地区则成为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主要输出国。
第三次工业革命”或“信息革命”，极大地提升了生产率，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设计、研发、供应链的全球分布与流通异常便捷，大大提高推动了全球化，并促使跨国公司发展到空前水平。第四次工业革命，或人工智能时代，设计、生产、交换与消费将进一步全球化。虽然人工智能的发展，使设计、融资和营销更易短链化，但市场竞争也因而加剧，从而迫使实体生产实行更广泛的全球布局。
从社会科学理论角度看，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而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所有政治、战略和政策，所有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全球化分割企图，都只是上层建筑，甚或其中的政治意志，并不是全球化经济规律本身，后者乃是经济基础。违反经济规律的上层建筑行为，对经济基础会造成很大破坏、扭曲和延误，但不能改变后者，相反最终必须服从后者。
全球化的经济规律往往迫使政府或国际社会做出政策改变，使之服从这一经济规律。
英国于1846年废除《谷物法》，是保护贸易政策向自由贸易的服从。马克思随即在布鲁塞尔发表著名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指出：“英国《谷物法》的废除是十九世纪自由贸易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他进一步指出：“全部论据可以归结如下：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两次世界大战完全阻止了国际贸易。那是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基础发展的典型例子。
战后，自由贸易逐渐恢复。接着1929-1933年的大萧条又演出了上层建筑阻碍全球化的更经典的一幕。在失业率激增的压力下，美国国会通过了《1930年关税法》，即斯穆特—霍利法。该法为了保护美国本国产业和就业，大幅度提高了890多种产品进口关税。1932年美国平均进口关税率达到53.2%。英法加拿大迅速做出报复，也大幅度提高对来自美国进口的关税。结果1929-1933年美国出口下降了69%，进口下降66%，GDP下降了50%。美国就业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失业率达到30%。世界贸易下降了66%。这种恶性的贸易保护政策使经济大萧条雪上加霜，并拖延更长。这是错误的上层建筑破坏经济基础的教科书式案例。
二战即将结束前，美国主导制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关贸总协定，战后连续多轮降低关税，不断减少非关税壁垒，直至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诞生。这种自由贸易体制安排大大促进了国际贸易和投资，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和就业。
如马克思所说，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而生产力发展最终决定上层建筑必须与之适应。冷战结束三十年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体系，导致错误的法规、政策和体制暂时阻碍了全球化发展。
在意识到经济全球化发展受到当前贸易法规、政策和体制（即上层建筑）制约和破坏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存在的一些本质上的问题。
首先，经济全球化当前遭遇挫折并出现了部分逆转趋势，是在“华盛顿共识”主导下的世界秩序周期性摇摆的体现。早在1940年代，对全球化体系进行批判的卡尔·波兰尼就提出全球化呈现出“钟摆运动”形态。在市场力量被应用到极致后，全球化需要进行自我调节。这一变化符合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其次，当前经济全球化体系并不是一套平等的体系，或者说，其内在主导力量的不平等，使其在运行中并不如规则所体现的那样平等。这使全球化发展并不总是符合大部分参与者的利益，并必然遇到强大的反对力量。
最后，过去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产业、投资和贸易的模式均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跨国公司和巨型金融机构的影响力和垄断性增强，甚至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超然于各国法律法规的约束，需要有新的制度设计去解决前一段全球化制造的新问题。
尽管乌克兰危机后世界地缘政治大动荡给全球化造成严重冲击，但它只是当前影响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因素，因危机本身诉诸于战争手段而具有特别重要的象征性意义。但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形成的世界贸易和全球分工依然按照客观规律继续运行。区域化分工必然与区域外分工相互补充，形成整体。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强行分割全球化，仍然只是一种维护西式全球化的政治意志，无论在产业上和区域分布上，都流于荒谬。违背经济规律的对俄制裁，也必然遭受经济规律的惩罚。需要改变的是对应于全球化发展规律的一系列体系框架，而全球化发展总趋势不会改变。
五、结论和对策建议
（一）总结论
1. 乌克兰危机给世界经济贸易和供应链带来突然性扰乱，其波及面扩散到世界大部分地区，给全球化带来重大冲击。
2. 这种冲击，使全球及许多地区经济、贸易增长预期均被调低。它打乱了能源、粮食和部分产业供应链。但俄罗斯和乌克兰受到经济体量和地理范围的限制，在全球跨境直接投资、全球贸易和全球价值链中不具备主导作用，更非重要参与者。因此，乌克兰危机本身对经济全球化影响是暂时的，较小的。
3. 全球化当前面临的主要冲击来自政治对经济的阻碍和破坏。后乌克兰危机欧洲地缘政治版图的变化和地缘政治对抗上升。美国激活了北约，强化了盟友合作，增强了其在欧洲乃至西方的主导地位，其目的是极大削弱俄罗斯，进而进一步围堵压制中国。以价值观划线，企图构筑政治主导的、分割的全球化，并改变多边贸易规则，使之服务于其地缘政治目的。
4. 这种政治和战略行为的冲击，将对全球化进程带来重大负面影响，却不能改变全球化客观规律。但观察全球范围近年来跨境投资、世界贸易和全球价值链这三个维度的结构和变化的大格局，可以发现，以东亚太平洋、欧洲和北美三大板块为重心的全球化格局仍然非常稳固，特别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比重日益上升。乌克兰危机不会终结全球化。
5. 应当警惕西方国家试图将中国与俄罗斯进行捆绑，将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混为一谈的图谋，坚决反对美西方以价值观站队划分全球阵营，始终不渝维护全球化，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
6. 随着全球化遭遇到更多不确定性的挑战，中国作为过去三十年来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和重要参与者、贡献者，需要保持信心，认定全球化趋势将继续深化和发展，而不会改变；并坚定不移地推进与各国各地区的全方位经济贸易合作，维护和发展全球供应链、价值链。推动全球化不断深化和发展，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二）对策建议
1. 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坚持客观公正立场，坚持促谈促和。努力做俄乌双方工作，在国际社会主动广泛协商，为早日结束战争，实现欧洲和俄罗斯双方均衡的、公正的安全安排而尽力。努力在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上发挥重大作用。
2. 坚决反对任何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同俄乌继续保持正常贸易关系，同时努力向世界做好沟通工作。
3. 坚持维护多边主义和全球化的立场。在联合国、IMF、世贸组织、G20和APEC等平台，努力争取尽可能多的多数共同努力。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推动现有全球治理机制在应对疫情和地缘政治危机当中发挥更大作用。
4. 积极推动各类区域和双边自贸协定谈判和实施。特别是推动RCEP早日取得扎实成果。加快申请加入CPTPP谈判进程。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取得进展，取得更实实在在的成效。
5. 努力推进同东盟、欧亚经济联盟、欧盟、非洲、拉美和中东北非各经济体的全方位贸易与投资合作。进一步巩固和稳定全球供应链。特别是重点做好欧盟工作，发展和提升与欧盟国家的供应链合作。在多边舞台，努力争取与欧盟合作，与广大发展中成员合作，共同维护和改革世贸规则。
6. 坚定不移地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特别是鼓励高科技领域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建立研发、生产或营销基地。扩大金融领域开放，更深入地融入世界资本市场。认真倾听外资企业的合理诉求，进一步创造公平竞争、平等对待的营商环境，打破美国隔断中国的计划。积极推进各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建设，使我国营商环境在世界排名有进一步的明显上升。
7. 冷静处理对美关系，坚决反对美国对我的冷战思维、围堵打压和隔断供应链的错误方针。同时努力加强与美对话，管控分歧，保持中美关系大局稳定。努力发展同美国地方、商界和人文交流合作，使中美贸易保持稳定和增长，美国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不减。努力排除障碍，做大做深平等互利的中美供应链。
8. 推动包容性全球化，探索“一带一路”与七国集团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倡议合作。探索与美欧跨国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和第三方市场的共赢合作。在美国推动在亚太地区构建印太经济框架（IPEF）之际，积极巩固RCEP，推进加入CPTPP进程，并探讨与IPEF的共存和对接，从而最大限度拓展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空间，为我国分两步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和保持良好的外部环境。
（本报告顾问王辉耀，策划苗绿，主笔何伟文，编辑吴梦启、蔡靖、许海玉，唐婉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