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如何实现减碳与经济增长双赢
2023年7月12日
刘世锦，全球化智库（CCG）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实现减碳与增长双赢的钥匙是创新驱动的绿色技术替代和减碳成本下降。对此，刘世锦提出了“创新型碳替减”的新概念，强调中国在能源和经济绿色转型的过程中，必须走一条“增量优先、以新代旧、激励创新、市场驱动”的转型之路。
如今，碳达峰碳中和已成为国际社会以及我国政府和各行各业高度重视的目标愿景，但如何处理“双碳”目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现实问题。
《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注意到，现在专家学者讨论“双碳”目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更多的是强调二者之间如何平衡，而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却从创新发展理念的角度，探讨如何使“双碳”目标成为促进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进而实现减碳与经济增长的“双赢”。
中国是目前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全球减排目标不可能实现。刘世锦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大变局之下，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共识度较高，且能够对话合作的少有且处在优先位置的领域，也是促进中美合作的一个重要渠道。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把实现“双碳”目标压力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是一个很有吸引力、感召力的目标，但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对此，刘世锦提出了“创新型碳替减”的新概念，强调中国在能源和经济绿色转型的过程中，必须走技术创新、制度和政策创新的路子，走一条“增量优先、以新代旧、激励创新、市场驱动”的转型之路。
“双碳”目标带来的挑战前所未有
《小康》·中国小康网：中国提出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现在看压力有多大?
刘世锦：目前，中国、美国、欧盟和印度是碳排放的主要国家。其中，中国碳排放总量占世界总量的20%以上，总量高于美国，中国的人均碳排放水平低于美国，但与欧盟的水平相当。
未来中国要走的道路，难度相当大，有两个基本约束条件。
第一，中国人均碳排放已达7吨以上，超过欧盟，尽管还有7年的达峰前时间，但这个空间并不大。因为这是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碳达峰，达峰水平越高，下一步碳中和的难度越大。
第二，目前中国人均GDP刚超过1万美元，要保持4%~5%的增长速度，才能在2035年达到人均3万~4万美元，也就是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此后还要达到6万~7万美元(前沿发达国家的水平)。
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少吃草、少排放乃至零排放，对中国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小康》·中国小康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倒逼的大背景之下，中国可以借鉴哪些发达国家的经验?
刘世锦：摆在中国面前有三条路：一是高碳高增长;二是低碳低增长;三是低碳或零碳较高增长。对于中国来讲，“高碳高增长”“低碳低增长”的路子都不能走，只能选择“低碳或零碳较高增长”的路。在双重约束下，选择采取低碳或零碳的绿色技术和产业体系，同时实现高生产率，力争减碳和经济增长“双赢”。
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经济体，在人均GDP略多于1万美元，且有“双碳”目标、巨大减排压力的情况下，仍要保持经济较高增速，不放弃未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目标，从全世界来看未有先例。这条路难度和不确定性很大，挑战堪称前所未有，可以说是“刀锋之路”。
《小康》·中国小康网：如何应对如此巨大的挑战?
刘世锦：挑战蕴含机遇，思路决定出路。如果转换思维方式，主动推进绿色转型，就可能抓住换道超车、建立新竞争优势的机会，中国发展的机遇前所未有。
在我看来，我国至少有以下三大优势：一、提早转型有利于降低转型重置成本、沉没成本。相比发达国家在人均收入3万~4万美元或更高水平转型，中国在人均收入1万美元水平上转型，将会支付较低的传统非绿色产品的生产和运营投资成本。中国不少产品仍未达到需求峰值，可直接由绿色产品替代，如美国、欧盟和日本交通部门排放达峰时千人乘用车保有量分别约为845、423和575辆，而中国目前仅有221辆，在汽车普及期，可直接购买新能源汽车。
二、中国经济增速较高，可为绿色产品创新和推广提供更多市场需求，有利于形成商业模式。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现在的潜在增长率是5%~5.5%，但仍相当于美国的2~3倍。中国有巨大的绿色需求增长空间，这将有利于形成新的商业模式。
三、中国在绿色技术、产业领域已有一定积累，与外国的差距并不像以前那样大，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风电、储能、绿氢以及数字技术诸多领域，与国际前沿水平相比处在并跑或领跑位置，这方面的成功案例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中国是一个“强政府”，能够对绿色发展和“双碳”目标的实现发挥积极作用。
创新型减碳空间有多大
《小康》·中国小康网：您提出了“创新型碳替减”，这种创新型减碳的空间究竟有多大?
刘世锦：我们可以观察到三种不同的减碳类型：衰退型减碳、增效型减碳、创新型减碳。简单来说，“衰退型减碳”是通过减少生产来减少碳排放，这是所有减碳类型中最简单、最不费气力的;“增效型减碳”，我们经常讲的节能减排、节约优先等，大体上相当于这种类型的减碳;而“创新型减碳”是指通过创新形成新的技术、工艺、方法等，在达到相同产出的情况下，实现低碳、零碳甚至负碳排放，如用风、光、水、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发电。
比较三种不同的减碳类型，“创新型减碳” 跳出已有的技术和产业圈子，开辟新的赛道，具备了前两种减碳类型所没有的特点;从根本上来说，“创新型减碳”就是要换技术，用低碳、零碳或负碳技术去替代原有的高碳技术。
创新型减碳的空间究竟有多大，是无法事先设定的。创新的内在动力和不确定性，决定了人们不可能限定它的扩展边界。可以肯定的是，创新型减碳可以大大降低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挑战来自成本冲击，创新带来的成本下降可以极大增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和能力。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一旦创新进入可持续轨道，成本下降相当快，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光伏发电。过去的十多年，光伏发电成本下降了80%~90%，已经低于燃煤发电成本，并且还有进一步下降的潜力。其他清洁能源也正呈现出类似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另一种经济形态，整个经济社会正经历向数字经济形态的转型。按照我们的预期，“双碳”目标的压力将会触发和加速能源等高碳行业的数字化进程。
《小康》·中国小康网：我们注意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简称碳市场)已于2021年7月16日开市。截至2022年年底，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2.3亿吨，成交额104.75亿元。
刘世锦：诺德豪斯、斯特恩等气候变化经济学的领军者都提出要给碳定价，具体办法有配额加交易和征收碳税，并期待碳排放权市场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然而，根据我们的调查了解，不论是最早兴起的欧洲碳市场，还是近期开始运作且全球规模最大的中国碳市场，实际运行状态似乎不及预期。
对于碳排放这样具有全球外部性的物品，不可能指望市场直接发生作用，因此就需要有政府的介入，由政府“制造”市场。我国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市场，这是一个重要进步，但由于诸多因素制约，过去一年多的交易额并不大。
《小康》·中国小康网：为什么碳市场实际运行状态似乎远不及预期?
刘世锦：除了诸多外部因素外，这些市场均存在结构性缺陷。比如只有部分高排放行业和企业被纳入市场，与“应入者”范围相差甚远，这样不仅覆盖面不够，公平性问题也显而易见。配额初次分配基本上免费发放，实际付费只发生在“调节余缺”环节。
配额分配由历史法转为基准法是一个进步，但考虑到供给安全和稳定，配额发放规模降幅不能过大，在很多情况下，监管者很难区分供给安全是实际存在还是生产者的借口，如此等等。由于这些因素的阻碍，碳市场价格发现以及相关的调节供求、促进创新等作用就会大打折扣了。
目前，碳排放权市场自愿核证减排即CCER类型碳汇交易尚未启动，并设立了5%的交易规模比重限制，这是一个对整体市场结构难以产生大的影响的份额。
有挑战也有机遇 刘世锦分析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挑战来自成本冲击，而创新带来的成本下降可以极大增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和能力。图源/hellorf
建立“三支柱”体系，实现创新型碳替减
《小康》·中国小康网：创新型减碳触及了整个绿色转型的核心，也就是绿色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有哪些解决减碳与经济增长“双难”、实现减碳与经济增长“双赢”的钥匙?
刘世锦：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或者说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一种新的理念，叫做“创新型碳替减”，就是碳的替代性减少，是指依托低碳、零碳等绿色技术替代，相对减少的碳排放，也可以称其为替代性减碳。创新型碳替减与原有的高碳基准生产方式相比，能够在获取相同产出的情况下，减少或者抵消碳排放量。比如每千瓦时发电，如果用煤炭发电，其碳排放量大约是1000克或者略多一点;用光能是30克碳排放;风能是10克。我们由燃煤发电改为光伏或者风能发电，碳减量就分别是970克或者990克，相当于燃煤发电碳排放量的3%或者1%。发同样多的电，碳排放量相当于此前燃煤发电的97%或者99%。增量部分的碳替减可以降低整体的碳排放强度;存量部分的碳替减可以降低整体的碳排放总量，这是我们实现碳排放“双控”的重要抓手。
“创新型碳替减”在减碳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把二者的冲突关系转化为协同关系。与“创新型碳替减”相配套，应加快形成相互依存的三支柱体系。
具体来说，第一支柱是建立全方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的创新型“碳替减”市场。这个市场应有强包容性，既包括绿电等绿色能源产品，也包括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等高碳行业能够产生碳替减的产品，如绿氢炼钢等。此外，还可包括森林碳汇和其它负碳技术产品，也可包括个人消费领域的碳排放权交易。按照个人碳排放平权的原则，在个人消费领域平均发放碳排放配额，部分消费水平较高者可以购买消费不足者转让的配额，也可直接购买碳替减量，以平衡个人碳账户，这样机构和个人都可成为市场参与者。
在起步阶段，建议选择条件较好的地方建立区域性市场，可以先形成“碳资产池”或“绿碳银行”， 开展创新型“碳替减”的核算和交易。如果运行有效，可以向外地交易者开放，逐步演变为更大范围的区域市场乃至全国性市场，并可与国际相关市场机构合作。
第二支柱是形成区域自主减排责任体系。增量优先的关键是扩大对技术创新产品的市场需求，而这一点又直接取决于减排责任体系的有效性。可借鉴国际上巴黎协定的原则，鼓励各个地方的主动性，提出既合乎本地实际、又有一定挑战性的减排目标，与落实“双碳”目标1+N政策相配合，形成省、市、区县和开发区等层面的区域减排计划和可追溯的减排责任要求。
区域或企业完成减排任务，可以自身直接减排、生产创新型碳替减产品、通过市场交易购买创新型碳替减产品，这样减排责任体系就可以动员起对绿色技术产品的持续需求，进而带动增量扩大、以新代旧的转型进程。
创新型减碳市场与减排责任体系建立后，将会形成市场导向，促进减碳、增长、降本、提效协同推进的内在机制，实现由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转变。区域和企业可以从各自实际出发，不必搞一刀切的减碳指标。
第三支柱是加快碳核算、碳账户为重点的绿色微观基础制度建设。不论是推进创新型减碳市场建设，还是完善减排责任体系，前提都是要有一个合格的碳核算基础，而这恰恰是目前一大短板。在碳核算的起步阶段，可以采取从上而下的方法，先把基本情况摸清楚。同时要普遍建立碳账户，包括企业和其他机构的碳账户，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建立个人碳账户。在企业中推广ESG评估，率先在上市公司和大型企业中形成稳定规范的ESG评估的披露制度。把更多的融资活动纳入绿色金融轨道，借助增长型碳汇开发多种类型的金融产品，进而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切实有效的支持。
《小康》·中国小康网：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简单来说，在中国能源和经济绿色转型的过程中，应该走什么道路?
刘世锦：中国的能源和经济应该也必须走一条“增量优先、以新代旧、激励创新、市场驱动”的转型之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实现“双碳”目标，应在继续重视增效型减碳的同时，尽快把“创新型碳替减” 纳入碳减排的核算体系，统筹增量与存量、未来减碳与当下减碳、创新与安全，力争减碳与增长双赢。各地应加快制定以碳排放“双控”为目标、减碳与增长双赢的五年规划和远景规划。此外，在碳减排过程中要更多地引入市场化因素，并形成一种双向激励转型机制。
促进绿色创新，既有技术创新，也有体制机制政策创新。应当鼓励支持地方、基层和企业在国家顶层设计的引导下有一些自选动作，给出一定的试错探索空间，取得成功经验后完善提高再推广，这样绿色转型过程才能沿着正确方向、充满生机活力地持续推进。
文章选自《小康》，2023年6月下旬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