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 | 我们如何想象另一种世界主义？一位女性行走者的方案
2025年8月27日
2025年8月1日，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GYLD）发起人苗绿博士携新书《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行走》，与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高级策划编辑屈昕雨在北京SKP RENDEZ-VOUS书店展开深度对话，分享其作为中国女性智库人的国际观察与实践智慧。
以下为对话全文内容：
“咫尺天涯”：从北京到世界的行走
屈昕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行走》的新书分享会，我是今天活动的主持人，也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先抛砖引玉地介绍一下本次活动的主题：“我们如何想象另一种世界主义？一位女性行走者的方案”。
有目共睹的是，目前全球化正在面临一种深刻的危机，无论东西，“本国利益优先”的政治思潮都在涌现。从前的全球秩序似乎正面临一种系统性的故障。在这种趋势下，苗绿博士仍然在世界行走，在此过程中，她遇到了哪些阻碍？作为一个女性，她的视角又能为我们理解全球化提供怎样的具身经验？我们希望能通过这次活动给读者一些启发。
苗绿：非常荣幸，也感谢大家今天来到书店。现场既有老朋友，也有首次见面的新朋友。让大家久等，深表歉意。同时感谢屈老师的精心策划。本次活动想为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名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行走》，今天从北京的另一端来到这个书店与大家交流，也并不容易。
屈昕雨：可以说是在全北京行走。
苗绿：对，在北京行走也很不容易。世界上最长的距离往往是到达你面前的距离。
屈昕雨：这个就叫咫尺天涯。
苗绿：是的。您刚才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在全球行走”，对吗？
屈昕雨：是的，我先向新朋友介绍一下苗绿老师。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GYLD）发起人兼秘书长、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AGTO）副总干事苗绿老师，与大家分享她的职业与人生故事。苗老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到访，可见行程十分紧凑。第一个问题是：今年以来，苗老师有哪些行程？去了哪些国家？
苗绿：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很高兴在周五下午与各位相聚交流。希望此次聚会能让大家有所收获。我的行程较为繁忙，几乎每个月都会出差，有时甚至每周都会出国。我的行程安排通常并非单纯为了前往某一国家，而是以一条主线为核心，并在目的国周边安排多项相关活动。
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苗绿博士在第七届巴黎和平论坛“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秩序？”研讨中作为开场嘉宾直面质疑
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苗绿博士在慕安会上对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一月份我前往瑞士参加达沃斯论坛，并在苏黎世、达沃斯等地出席多场相关活动。二月份赴德国参加了慕尼黑安全会议，并途经比利时，这些年来我访问比利时至少三四十次。三月份在国内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全国两会结束后，作为智库工作者，还需在国际场合解读中国政策，与各方深入交流。因此，三月份我也前往了多个地方。四月份，特朗普宣布“解放日”关税威胁后，相关活动频繁展开。在中美经贸摩擦最为激烈的时期，多次开展“二轨外交”活动。四月下旬，率团赴美国，深入普林斯顿、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等美国重要城市，与美国各界开展二轨交流，既倾听美方声音，也表达中方立场，为中美经贸关系作出努力。当时我们是首个赴美开展此类活动的中国智库，迄今为止开展同类活动的中国智库仍不多。在特朗普“解放日”后，我们也进行了相关工作，并已看到一些成效。总之，我几乎每个月都在奔波之中，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状态。这也正契合了《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行走》一书的主题，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的英文标题选用的不是“travel”，而是“traverse”这个单词。
屈昕雨：是的，我们这本书的英文标题特意采用了“traverse”一词。接下来，请苗老师为大家详细解读该词的含义。
苗绿：我认为“traverse”除了表示“旅行”之外，还有“贯穿”或“穿越”的含义，相较于较为泛泛的“travel”，其内涵更加丰富。在英语语境中，它与中文的表达有所不同，蕴含着特殊的意义。其实，我还曾考虑过使用“navigate”一词，但觉得其含义与中文表达不够契合。
屈昕雨：“navigate”更多传达的是“导航”的感觉。
苗绿：确实如此，但这些过程并非由我来“导航”，而是我在其中“航行”。所以“traverse”这一表达更具使命感，体现了穿越重重障碍的意味。
屈昕雨：有“大航海时代”般的感觉。
苗绿：不敢当。不过我认为，对于当下我们所处的时代，这个词较为贴切地表达了其内涵。虽然在中文语境中并无完全对应的含义，但在您的鼓励下，或许下一本书我可以尝试以“Navigating”为题。
告别“主心骨”的时代
屈昕雨：我们非常期待您的下一本著作，活动结束后我们可以再详细探讨，这非常令人期待。可以看到今年以来，苗老师一直处于高度流动的状态。前几个月我们出版社推出了齐格蒙特·鲍曼的著作《生而液态》，书中描述了当代人处于不断流动而非静止的状态，苗老师的经历恰如其分地诠释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今年可以说是全球化遭遇寒冬之年。当前不仅面临巴以冲突、伊朗等地区战火不断，国际秩序也陷入较为混乱的局面。过去联合国被视为全球秩序的协调者，但如今其公信力和部分赞助国的支持正在削弱。作为亲历者，您是否在今年的行走中感受到了这股寒意？今年的旅程是否因此更加艰难和复杂？
苗绿：我不想采用那种宏大叙事，通常在国际会议上大家会讲一些很宏大的词汇。今天我们就像朋友一样聊天，周末晚上大家聚在一起，气氛温馨。虽然没有围炉夜话，但依然能感受到这份温暖，看到这么多熟悉而充满活力的面孔。大家都喜欢分享、共情，我认为这正是人际情感的重要体现，归根结底是出于真心的喜欢和交流。感谢你的提问，我觉得我们确实能够“春江水暖鸭先知”，在这场“航行”中，我能感受到时代的脉动。
如今，世界变得越来越“碎片化”（fragmented），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描述。过去，我们习惯于看到历史的连贯性：一战、二战、战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中国解放、改革开放，到加入WTO，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物质生活的极大提升，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和近10年来，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很多年轻一代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主流的认知是，联合国依然伟大。作为在集体主义文化中成长的中国人，我们习惯于有一种确定感——小时候听父母、学校听老师、进入社会后听政府、单位安排。即使是自由职业者，也是在改革开放和中国加入WTO的时代大背景下成长，似乎时代总有一个“主心骨”。
但最近几年，这种局面出现了变化，尤其是随着网络的崛起，世界和社会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现在身边的人拥有各种职业、生活方式，网络的普及让我们看到了更多可能性，也激励着人们探索多样的生存模式。时代因此变得充满各种可能性，放眼国际也是如此。过去美国在国际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从旧的帝国主义到新的帝国主义，再到全球化时代，美国一直被视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二战后更是联合国的重要支持者。中国正在崛起，但尚未达到能够取代其特定国际地位的程度。
如今，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东局势动荡，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加剧，但这些仍无法完全解答我们内心的困惑。正如您所感受到的，这个“碎片化”的世界虽复杂，却也是一种常态。从更高的历史维度来看，人类始终在不断面对挑战、适应挑战并战胜挑战。
因此，我认为当下的局面正当其时。正如我们所说的“traverse”，可以在交流与游走中寻找人生的意义。人类正处于探索这个时代、探索这个世界的过程中。尽管我本人是无神论者，但仍觉得，尽管未来充满未知，人类使命召唤着我们穿越重重迷雾，迎接一个新的时代与篇章。
虽然国际局势复杂，但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看，形势仍然充满希望。今天中午我参加了新加坡建国60周年国庆日活动，感受颇深。新兴国家和区域，尤其是东南亚与东盟，经济发展迅速，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尽管在中美经贸博弈和大国竞争的大背景下，这些国家面临诸多挑战，选择立场并不容易，但东盟的崛起和稳健发展令人瞩目。
在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中，东盟除了面临选边站带来的压力，也从中获得了机遇，比如中国推动企业“走出去”的合作等。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些变化。以RCEP为代表的新一代自贸协定稳步推进，彰显出人类在自我调适、自我创新和全球治理创新方面的能力，这一过程极具意义。
这正如《三国演义》开篇所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换言之，人类社会如云卷云舒般起伏变化。将个体置于宏大的历史潮流之中观察，往往能获得内心的解脱。人生亦是如此，站在时代的高度看，眼前的困难似乎并非难以逾越。
虽然挑战众多，我依然保持乐观。今天我稍晚抵达，是因参加了模拟联合国的一场大会。会上我看到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学子，他们对全球事务表现出极大兴趣，我深感欣慰并鼓励他们。这不仅是锻炼，更是对未来社会与时代的贡献。如今这些年轻人开始关注全球议题，未来他们无论从事一轨、二轨，甚至更多层次的交流，都有机会成为全球治理中的中流砥柱。
“退一步，进两步”背后的国际智慧
屈昕雨：苗老师，刚才您提出的宏观视角令我深受启发。虽然以我目前的资历和年龄，尚难达到您那样的格局，但您所言让我联想到自己近期常用以自勉的一句话：“不稳定是唯一的稳定。”如今，我们年轻人更多关注的是个人职业发展和生存问题，但正如您所指出的，适应这一新常态，正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我希望将您的国际视野借鉴给我们这些尚未形成广阔格局的年轻人，作为宝贵的经验参考。
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行走》这本书中提到一句话：“危机面前，多边主义的切实合作十分珍贵和必要。”这句话出自2021年慕尼黑安全会议的第一问。在当前全球形势下，您能否为我们阐述多边主义的重要性？
苗绿：这个问题非常宏大。简单来说，多边主义就是“有事一起办”，通过协商共同解决问题。其实，这与中国传统理念十分契合。举个例子，我发起了国际青年领袖对话，总书记曾给我们这个项目回信。有一次我带一批国际青年走进基层社区，发现社区的墙上贴满二维码。外国朋友好奇问：“这些二维码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多二维码？”我解释说，那是社区微信群，用于议事和解决小区电梯等问题。
这个国际青年随即对我说，小区的电梯问题一定很复杂，毕竟不同楼层住户的需求不同，筹资和建设都需协调。这个例子生动体现了多边协商的精神。或许因为我们没有在国外社区生活，难以体会，但外部视角反而让我们更清楚自己日常习以为常的东西。
在中国，我们讲“和为贵”，注重协商和共赢；而在有些国家，文化差异使得一旦意见不合便产生冲突。多边主义体现的正是这种“和气生财”的智慧。国际舞台上，不同文化间的处事原则和情商差异明显，中国人视多边主义为理所当然，但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者，可能并不认同。
至于多边主义的必要性，我认为非常关键。理由很简单：疫情的全球扩散彰显了全球治理的不可避免，各国必须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更是全球共同的挑战，正如毛主席所说，“环球同此凉热”，必须携手解决。
第二个方面，许多问题具有广泛的波及效应。以经贸为例，经济全球化要求各方共同开展贸易活动，正因如此，二十国集团（G20）应运而生，反映了这种合作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源自现实的客观需求。
此外，多边主义还蕴含着有趣的社会现象。正如新闻联播常提及的“霸权”、“霸凌”、“霸道”等概念，确实存在一些霸权国家，但这些国家也为人类历史做出了贡献，需要批判来看。我的一个体会是，类似校园霸凌中的“老大”角色，通常较为强势，他们往往不喜欢多边协商，而是倾向于单方面决策，要求他人服从。然而，对于较弱小的国家或群体而言，协商是实现公平与正义的途径，能够保障其利益。
中国文化强调“和”，追求各方皆感到适宜与和谐共处，这种“harmony”的状态尤为重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喜欢说“都行”，本质上意味着妥协和平衡，就如同日常生活中对食物口味的评价，既非极端赞美，也非完全否定，而是适度和谐。这种文化传统使中国天然具备多边主义的基因。
多边主义的必要性不仅体现在需求层面，也包含公平与正义。二战以后，当时全球秩序的建立迫切需要强有力的维持者，而随着南方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发展，世界看到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可能性，更多国家开始寻求自身的崛起之路。
多边主义代表了这种多样化的发展可能，同时也是全球发展的必然需求。以联合国体系为例，其重要性不可替代。许多长期和复杂的问题，单靠某一国家难以解决，必须依赖全球治理。例如，在非洲建设水利设施或医疗点，若缺乏全球治理框架的协调和远见，是难以实现的。中国有五年规划，世界也需要通过多边协商制定共同路径与目标，并建立相应机制，否则只会重蹈早期殖民时代的覆辙，沦为单纯的商业掠夺。
因此，多边主义是时代所需，是国际稳定的基石。否则，世界将陷入更多的战乱和纷争。以当前中东局势为例，居然允许大规模屠杀持续蔓延，实属难以容忍。
可以说您的问题引发了许多深刻思考，值得我们共同探讨。
屈昕雨：刚才聆听了苗博士的精彩阐述，让我恍然大悟。多边主义不仅体现了“和气生财”的理念，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途径。
苗绿：更准确地说，这体现了我们共同的“方向”。西方常说“诺亚方舟”，意味着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虽听上去宏大，但其实也在强调，只有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共有价值基础上的合作，才能推动事物的良性发展。
我注意到，西方人在思考问题时常常趋向极端化的解决方式，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并非所有人如此。相比之下，中国文化更强调“退一步，进两步”的智慧，善于通过协商与妥协实现和谐共处，这种“play”的态度非常有趣且富有成效。
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不仅根植于我们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观，也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从“和谐”思想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我们持续推动的共同价值与方向。
人、智库与时代的相遇
屈昕雨：那么，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在多边主义探索和演进的进程中，CCG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您曾提到该机构如同您亲手养育的孩子，能否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苗绿：谢谢屈老师，这听起来像是为全球化智库CCG做宣传，但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践行这一使命。我认为，CCG本身正是中国人顺应时代需求而创立的。过去中国缺乏类似的机构，许多国际人士起初也对我们的定位存有疑虑，不明白我们究竟承担什么角色。
回想过去，中国各方面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并不多，但如今情况截然不同。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CCG的成立和发展正是时代的回应，作为一个民间智库，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离不开各方的认可与支持。
正如我在书中所述，人与时代是一种“相遇”的关系。CCG同样既是全球治理进程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中国发挥国际影响力的契机。回顾历史，1990年代至2000年代，跨国公司迅速崛起，联合国等大型多边组织持续发展，随后像G20这样的多边机制逐渐形成。如今，像CCG这样的国际性智库也逐步兴起，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公共产品。
我们发挥的作用之一是弥合冲突，搭建沟通桥梁。对于政府难以直接沟通的议题，或尚未形成共识的问题，乃至前期的探讨与预演，我们的机构提供了一个缓冲和试验的空间。同时，我们也承担着促进合作的“粘合剂”角色。我们经常赠送一些纪念品给国际友人，其中包括出国旅行必备的电器转接器。我认为，CCG在国际交流中正如一种转接器，承担着类似桥梁和纽带的职能。
我们持续建言献策，发布了大量报告。经常也向中方有关部门和国际组织提出建议。例如，近期我们也提出是否可以召开类似“雅尔塔会议”的高层国际峰会，让美国、中国、俄罗斯、乌克兰、欧盟和金砖国家领导人在联合国框架下共同商讨俄乌问题的和平协议。虽然能否实现取决于各国决策者，但智库尝试提出这样的议题非常重要，只有不断引发讨论，才能促进理解和接受。全球治理中，经常需要有人主动设置这些关键话题。
作为智库，我们承担着这样的职责。同时，我们出版了大量著作，今天是我首次来这家书店，感受非常好。书籍本身也是公共议题的载体，随着时代发展，许多报告也以书籍形式呈现。我们的研究团队也活跃于国际主流英语媒体，许多频道都有CCG研究员参与，他们以英文讲述中国的立场，发挥增信释疑的作用。
此外，还经常有各国外长和政要到访CCG并发表演讲。近期，克罗地亚外长莅临CCG发表演讲，此前还有包括土耳其外长、斯洛文尼亚副总理以及欧美多国领导人也曾到访CCG，借此平台传递信息，凝聚共识，促进多边交流。在顶级多边场合如慕尼黑安全会议、巴黎和平论坛、布莱德战略论坛等，CCG也连续多年举办活动，推动议题设置，促进国际合作，积极扮演调和分歧的角色。
2024 CCG慕安会边会：“大国政治时代的中、美、欧气候合作”
例如，近年CCG举办了以“大国政治时代的中、美、欧气候合作”为主题的慕安会边会，尽管美国退出了《巴黎协定》，但中美欧三方合作对解决气候危机至关重要。我们推动形成的讨论与路径呼吁，促进了多边合作的实际进展。这既是我们对多边主义的积极响应，也体现了我们在历史进程中的独特作用。
我们还培养了大量人才，许多能够流利运用英文、在国际舞台上阐述中国观点的研究员均来自CCG。我们设有博士后工作站，团队成员在出版、研究和建言献策等方面均有显著贡献，推动了多项具体政策的形成。
此外，我们在推动国际交流、留学、旅游、贸易等领域也发挥着积极作用。促进多边主义，推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实现这些最终目标而采取的行动。
差异与互补：全球治理中的性别智慧
屈昕雨：刚才苗老师的发言让我联想到我们书中最后一章所阐述的观点：智库实质上是在回答“谁来说、说什么、如何说”的问题，在建言献策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您在书中还提到了女性叙事在全球治理中具备“润物细无声”的独特力量。因此，我想请教您，在您的全球实践过程中，是否遇到过一些小危机，依靠您的女性智慧成功化解？您能否分享相关的经历或体会？
苗绿：我觉得女性的魅力可以用“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来形容，我坚信女性有其独特的角色和智慧。性别不仅是生理议题，同时也是政治和文化议题。人类有男性也有女性，正如中国哲学中阴阳相生，刚柔并济，互为补充，非常有趣。
中国传统理念中，女性形象被赋予了无所不在的水与大地等象征意义，包容万象。因此，女性的角色绝非可以单独孤立来看，有时我们需要跳出固有框架来理解。比如中国将再次召开全球妇女峰会，这是中国为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贡献的重要体现。我们身边有许多杰出的女性，她们的气场、处世之道、选择和表达方式，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贡献。
西方有时强调数量指标，比如“100人中有多少女性”，或者用硬性数据来衡量女性权益的发展。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不同性别带来的气质和方式，它们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女性所具备的柔性力量绝不代表软弱，柔性并非弱势，而是一种不同的力量。正如“以柔克刚”的道理，我所经历的许多事情也并非仅仅因为我是女性，而是这种力量渗透于我们的日常行为与交流之中。
举例来说，在某些国际场合，当西方对中国提出质疑时，作为女性，我的身份有时反而能缓解紧张局面。曾有一年，我作为唯一一位中国发言嘉宾受邀参加多哈论坛，这是中东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地缘政治论坛。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参与其中，也体现了我们CCG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回顾我首次参加时，该论坛几乎完全由美国智库、公关公司和媒体主导，尤其在中东地缘政治议题上，几乎完全是美西方的天下。
苗绿博士作为唯一来自中国的研讨嘉宾在第十八届多哈论坛上发言
初次参加时，多哈论坛的议题设置对中国并不完全中立。我不知道他们为何选择邀请我，可能是因为我曾著述关于全球化的书籍。当时讨论的主题涉及“一带一路”，在场的多数是欧洲人和美国人，且全是男性。主持人预先准备了非常犀利的问题，其他嘉宾的发言多是质疑和批评，反复指责中国，有人甚至说中国在搞“新马歇尔计划”，充满偏见和陈词滥调。
我坐在那里微笑等待，心中已有准备，想在被问及时表达我的观点。作为现场唯一女性发言人，主持人问到我时，语气突然变得温和许多。当时我颇为震惊，事后询问他原因，他坦言“真的不好意思对一位来自中国的女士发难”。在会上，他提出的问题也较为中立：“你怎么看待其他人的观点？”通常，带有偏见的西方提问者会直接陈述结论，然后让你回应。但那天主持人的提问措辞相对温和，我认为这展现了女性在国际交流中润物细无声、化解矛盾的独特力量。
后来我问了他原因。他说，突然觉得好像不能对一位女士发难，我想他可能感受到我那种温柔而坚定的气场。在我回答时，他表现得非常有礼貌，而我虽然措辞委婉，但把该说的内容都表达清楚了。最后，我说我感到非常荣幸，作为一名女性在此发言，并指出大家对中国的许多看法可能需要更新，欢迎他们亲自来中国走访、了解，同时也欢迎他们来访我们CCG。
在那场讨论中，有不少人质疑中国“一带一路”项目不保护环境、不保护动物，甚至在非洲的行动存在诸多问题。我回应说我们的期望非常高，并且在许多“一带一路”国家，我们帮助当地女性做了很多工作。我以智库工作者和女性的身份告诉他们，中国是非常安全的，我们也鼓励中国女性到其他国家工作。“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促进了更多留学生和人员的国际流动，也保障了她们的安全和幸福感。我觉得他们当时多少被我真诚的话语和姿态所感染。如果非要举例的话，这或许是一个实例。
总的来说，我认为人文交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超越了媒体的文字描述，超越了单纯的语言文字的感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综合的，见面后自有化学反应产生，这种反应不仅存在于情侣之间，眼神交流同样关键。大国领袖会晤时也强调这一点，中国人常说“见面三分情”，这里的“情”就是指眼神的流动与情感的交流，通过语气、气场和气质互相感知，有磁场的自然产生牵引。
因此，民间交流尤为重要。中国女性本身拥有一种独特的气质，不是吗？如今女性地位显著提升，举个例子，根据调查，年轻女性取得大学文凭的比率已经大幅超越男性，且在面试时女性通常拥有更高的录取率。这是因为在相同场景下，女性演讲者更易给人亲切感，这也是女性的优势。因此，我非常期待更多中国女性走出去讲述中国故事。女性站在那里，不一定非得讲宏大的地缘政治或经济术语，也可以通过交流，让别人感受到我们的精神风貌和大国气质，通过个体的表达聚焦和展现中国形象。
所以，你提到性别话题时，我倒觉得我们要充分发挥自身的那份独特性。我们的不同之处在哪里？这一点，作为女性，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方式和方法，这并无优劣之分，只是差异而已，而在全球治理中同样如此。
女性在全球治理的舞台上，不仅仅是以数量取胜。当然，数量很重要，因为有数量才有阵地。更重要的是，我们所贡献的往往是不同的视角与思路。有时我们将“性别政治”讲得过于单一，但真正的价值在于，你能否做出独特贡献，能否形成独特叙事。处理问题时的方式和方法，也体现出差异。想想在家庭中，父母、丈夫与妻子在一起时，贡献的角度就是不一样的；从家庭层面拔高到社会与全球治理层面，这种差异依然存在。女性思考问题往往更细致，更注重联结，更有责任感——因为我们习惯于照顾方方面面的人，也倾向于从连接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
有时，人们会说“女性想得细”，当一些男性说这句话时，带着一点偏见，意思是：男人做事宏伟、宏观，而女性专注于细节与具体事务。我认为从本质上看，这并非坏事，只是表明性格与特长的不同。事实上，在不少公司和团队中，男性领导由于不需要花时间生育，可以专注于事业，因此在领导层中的比例确实较高。但我们也常常看到，这些男性领导身边往往有几位非常优秀的女性助手。她们的作用是什么呢？当男性领导过于激进时，女性同事会提醒一句：“领导，这事是不是需要再想一想？”而事后，男性领导往往非常感激这些女性的建议，因为“三思而后行”让决策更加稳妥。
很多时候，这并不是女性的“短视”，恰恰体现了女性的长远思考、更高的格局与更佳的站位。男女在思维与风格上的差异是互补的。男性领导未必擅长精细事务，但他们在宏观布局上的能力，确实值得女性去学习和交流。同样，女性在细节处理和情感链接上的优势，也能为男性所借鉴。
所以，我认为，无需分出孰优孰劣，而应互补互助，彼此体谅与尊重，共同建设有意义的事业。当然，我也关注到，社会上仍有一些女性面临着不公平的待遇。对于女权主义者，我是尊重的，她们有自己的诉求，也确实有必要有人去推动这些工作。但若观点过于极端，那可能不是我个人愿意从事的方向。我的理念是——大家互相体谅，互相和谐。
屈昕雨：对，在探讨性别议题时，实际上任何一方的力量都不能缺少，若只是某一种性别自说自话，讨论也就失去了意义。
苗绿：而且，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今年10月，中国将再次召开全球妇女峰会。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对世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坦率而言，三十年整过去了，当年的一些决议确实为我们今天奠定了许多重要共识。然而，不容回避的是，仍有大量问题依然处于解决的过程中，甚至在一些方面，不仅全球范围内没有取得进步，反而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因此，这不仅是女性的责任，更是全社会、无论男女都应共同肩负的担当。这关系到人类文明能否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阶梯式的提升。我认为，这种进步仍然是迫切而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的重要贡献之一——再次召开这样的重要会议，本身就是一次有意义的议题重申。能够以这样的勇气将问题重新摆到全球舞台之上，本身就是对世界作出的重大推动。
先相信，才看见
屈昕雨：一个议题的社会再生产同样至关重要。听完苗老师的这番话，我深有感触——作为一名女性，能够在这里发声、参与讨论，本身就已是非常了不起了。在此，我提议，全场为在座所有的女士热烈鼓掌。
接下来，我的问题可能依然带有一些“刁难”的意味。读过这本书的朋友，或者此刻正在翻阅此书的读者，应该会注意到，在诸多国际场合中，苗老师往往是现场唯一的东亚女性，甚至有时是唯一的女性代表。例如，在比利时国王宫殿作为全球青年领袖接受接见时，或是在2019年的多哈论坛上，皆是如此。那么，这种男女比例的失衡，是否已经成为国际智库界的一个普遍问题？在这一领域中，是否同样存在针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以及所谓的“职业天花板”？
苗绿：非常感谢你的提问。我认为，其实每一个行业都有其“天花板”，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几乎无法避免的现象。在智库这一领域，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你想想看，不谈偏见，单就现实而言，当我们需要邀请一位智库专家或评论员时，你脑海中第一反应会想到男性还是女性？恐怕百分之七八十的情况下，人们首先会想到男性。比如，你在工作中需要请一位央视评论员或智库学者，大多数人第一个浮现的形象往往是男性，而很少会直接想到女性。这并非出于有意的偏见，而是目前存在的客观事实。
要打破这种状况，我认为不仅仅是依靠少数人的努力，而是需要更多人共同参与，才能推动新的进步。这不是某几个人的问题，也不是某几个人就能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一直呼吁，要让更多女性加入进来。我也常常对我们身边的女性同事说：“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要一起努力，把这件事做好，为女性开辟出新的空间。”
正如我刚才提到的，男女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差异，也提醒我们，女性智库从业者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行业的一种积极影响。这不仅仅是争取自身权益的问题，更是推动了行业的多元化与发展。
苗绿博士对话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厄瓜多尔前外交部长玛丽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加塞斯
前几天，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埃斯皮诺萨女士到访CCG，并与我进行对话。她曾担任厄瓜多尔外长，是拉美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联大主席。她说，女性在很多事情上必须要“fight”——她特意用了这个非常有力的词，意指“战斗”。她的意思是，很多事情在我们的行业中以前从未见过，而正因为没有先例，我们才必须去开辟新的道路。她所说的“fight”并非极端化的抗争，而是指面对未知和空白时，要主动去开拓。
我虽然是个无神论者，但有时也会有一点“唯心”的想法——有些事不是因为你看见了才去相信，而是因为你先相信，才有可能看见。只有当你心里认定这件事可以实现，它才有可能发生。如果你从一开始就笃定“不可能”，或者因为“没见过”而否定它，那么它必然无法成真。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学会鼓励自己，并且用这种信念去感染和带动周围的人。对于女性来说，无论是行业“天花板”还是其他障碍，我们都需要先去尝试。一旦有几个人闯出一条路，后来者就会跟上；走的人多了，这条路就会越走越宽，最终铺就成一条康庄大道。
不仅仅是这一件事，许多事情我们都应当积极地去思考与尝试，这样人生才会更有意义。否则，如果一切事情都抱着“不行”“不能”“不可以”的态度，生活就会显得平庸而无趣。设想今天我遇到一件事，我心里确信它有可能成功——无论成功与否，也许概率各占一半，或者成功的概率略小一些，但总归是有机会的；而如果连尝试都不去做，那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变成零。
因此，我希望在这一方面鼓励大家，同时也是在自我鼓励。其实在我说这些话的过程中，我也在构建并强化自己的认知。尤其在智库行业，有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在现今的教育体系下，女性取得大学文凭的比率已经大幅超越男性，但在许多智识领域，例如出版行业的高层领导，男性依然占据多数。
我认为，这并非能力问题，而更多与时间投入有关。而时间投入，又与自信心息息相关。每天我们都会面临抉择——要不要去做这件事？要不要进入某个场景？要不要去争取某个机会？这些决定，背后都与“是否相信”有关。我们不仅要反思对他人的判断，也要反思对自己的信念。
很多时候，女性其实更具备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是否相信别人，并不是因为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我们已经能看见——很多时候我们是看不见的，也看不到对方的即时反应。可是，我们往往会在行动前陷入揣测：“我去和这个人说这件事，会不会成功？他会有什么反应？”这种过度揣测，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筑起无形的牢笼。背后可能是一种缺乏自信的焦虑，或者不相信自己能够建立起这种关系。
如果能敞开心扉，并相信这件事一定能够成功，或者相信对方会理解和接纳，那么我们就已经跨出关键一步。只要事情本身符合常识、是正确的方向，且价值观并不存在重大冲突，就值得去尝试。许多机会，就是在犹豫与不信任中悄然溜走的。无论是争取他人理解，还是推动合作，很多时候都需要勇于迈出那一步。
在从事沟通工作的过程中，我也时常自我提醒——面对不同的反应，无论是冷淡、质疑，甚至愤怒，都不必退缩。因为有些议题和倡议，可能是前所未有的，没有先例可循。第一步或许会有难堪，或许会带来不确定的后果，但只要这件事对大家有益，我就愿意主动迈出这一步。心理建设在这里尤为重要。
这种亲密关系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也存在于群体与群体、文化与文化之间。我也愿意去建立这种跨越界限的亲密感。前些天，一位女性朋友问我如何培养孩子。我回答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会，不必拘泥于我的观点。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培养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在很多判断中，能否“先相信而后看到”，而不是“因为看到才去相信”，会决定你能否真正迈向新的可能性。
说到这里有些话题延展开了，但它们之间的确有着内在的联系。
屈昕雨：我认为您的话也让我深受启发，不仅要学会相信自己，同时也要相信他人的能力。而且有时确实如此，当我们首先为自己建立起信心时，事情成功的概率往往会大大提升。这种想法我认为并不算“唯心”，而是与当下颇为流行的积极心理学密切相关，它能够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反正人生道路如此漫长，仍然需要一定的信念作为支撑，才能够顺利地走下去。
苗绿：尤其是在当下各种分散而混乱的事件频繁出现的节点。
探索·履职·自洽
屈昕雨：我们刚才已经探讨了许多与形势相关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想请教苗老师，您在个人生活与工作之间的处理上一直都非常得当。能否给我们一些建议，关于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如何合理分配和把握时间？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您刚才也提到，目前在领导层中男性相对较多，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拥有更多可支配的时间。而在很多情况下，生活的压力更多落在女性身上，因而使得“工作与家庭的平衡”成为一个突出的课题。在工作职责与家庭责任之间所产生的冲突，应当如何更好地加以解决？结合您个人的经历，是否能够为我们这些后辈分享一些宝贵的经验？
苗绿：有意思的是，前两年我和几位朋友一起去英国参加一个活动，大家来自不同行业，彼此算是新的朋友。刚下飞机，其中一位就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把我问得一愣——他说：“我现在不想知道你的名字，可能是三个字，也可能是两个字。但我只想用两个字来了解你的人生观。你会用哪两个字来概括你人生的意义？” 我当时觉得这个问题很别致，很新颖。想了很久，我回答说：“我的两个字是‘探索’。”
我也想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但至少，就我而言，我的回答是“探索”。另外，我觉得所谓“履职”也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在人生中承担的各种责任。作为女儿、母亲、员工、领导、创业者，甚至像我还担任政协委员，我们都要履职——要对社会履职，哪怕仅仅是作为家庭的一名成员、作为兄弟姐妹，这些都是身份，都意味着责任。
很有意思的是，身份到底是为了什么？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中国人常常强调在家族中的义务，要承担家族责任，为家族带来荣光，这就是所谓的“光耀门楣”。作为一个中国人，则要为国家争光，不给国家丢脸。作为母亲，则常被要求努力经营好家庭，把孩子抚养好。然而这些要求都没有尽头。什么才算“好”？其实没有标准。人与人无法比较，这是一条没有终点的道路。
所以您刚才提出的问题非常切合实际——为什么在很多活动中，女性总是被问到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正因为女性的确不容易，她们必须同时做好几件事。人们对女性往往有更多要求。比如，首先会看她的外貌；其次，会关注她的谈吐、文化水平，判断这个人“好不好”、是否“nice”；然后，还会问是否结婚生子。人们总是喜欢打听他人的方方面面，尤其对女性更为苛刻。而对于男性，人们更多会问他是不是领导、处于什么职位、有什么关系网络等。对女性的要求则显得格外复杂，有时甚至带有一种无形的“控诉”。
我个不少人交流，也常常观察到这种现象。女性在聚会中常常会谈及家庭事务，比如父母身体、孩子读书，而男性则很少在公开场合谈到这些话题。并不是因为男性没有这些烦恼，而是社会对他们并没有提出同样的要求。女性则不同，社会和家庭的期待让她们不得不分配更多时间和精力。因此，女性在心理上和现实中，都要把有限的精力分散在多个方面，这确实非常不容易。别人问起话题时，女性往往谈的也正是这种分配，显示出她们所面临的压力和困境。
然而，从另一方面想，女性的幸福感也来自于各个方面，来自于多重角色与责任的交织。我的体会是，在不同的身份与角色之中，我们需要找到亲密关系带来的幸福感。
不过，我也要坦率地说，我自己并没有把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处理得特别好。我觉得在某些瞬间、某些事情上，或者某种关系当中，我能够感受到幸福感。我觉得自己实现了自洽。一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自洽了。我体验到了刚才一开始所说的——我探索了我的人生，也在不同的身份中感受到了不同的体验。我曾经快乐过，也希望继续找到更多的快乐，并且相信未来一定还会有更多的快乐。
自然，生活中也有不开心、有痛苦、有无法平衡的时候。但换一个角度想，无法平衡恰恰意味着你承担着多重角色，因此能够体验多种不同的快乐。如果一切都能完全平衡、都能做到最好，那其实也是不可能的。所谓的“平衡”，更多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要让有限的时间“雨露均沾”，也正因此能体会到不同的快乐。关键在于你怎么看、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比如，我经常需要出差，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兼顾一切。但我在和同事交流时，常常会觉得有所亏欠，比如好久没和某位同事沟通过，或者之前答应过要进一步分享一些理念，但却没能及时做到。可换个角度想，这是否也给了他们一个自主成长的机会？因为我没有事无巨细地提醒，他们反而需要独立思考和承担责任。当我过一段时间再和他们一起回顾时，会发现他们确实成长了。当然，过程中也可能产生一些偏差或误解，但只要我能抽时间再次交流，也就能弥补。所以关键在于如何找补、如何修正。
关于时间的问题，我始终认为，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里，最重要的是发挥自己的特长。比如，我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孩子，我能做的未必是事无巨细地辅导功课，或打理生活中的琐事。虽然琐事也有其乐趣，但我更希望在心理建设上给予他们支持，或者通过陪伴、旅行这样的方式，让他们有更深的体验。同时，我也会把一些事情交给家人去打理，这样我就能把有限的时间用在一些“高光时刻”上。对此我很感恩，因为这也是家人给予我的支持。
时间的分配几乎是一个“千古难题”。人生本质上就是在不断地分配时间。每天早晨起床，你就在思考今天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这些排序本身就是你对人生意义的选择。我认为，人最大的自由，其实就是分配时间的自由。
屈昕雨：有句话叫：“自由就是责任。”你拥有这种自由，就必须承担起分配时间的责任。
苗绿：而我觉得，分配时间本身也是一种乐趣。你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这本身就很有意思。人们常常谈论那些宏大的人生意义，但实际上，每天早晨你决定“先做什么”的那一刻，就已经在赋予人生意义了。自主和自我感知，就存在于这种日常的选择和时间分配之中。
屈昕雨：苗老师刚才的分享让我深受感触。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词——“雨露均沾”，在分配我的时间时，我仿佛成为了自己的主宰，能够自主决定如何安排每一项事务。
苗绿：你就是自我的主宰，对吗？我觉得乐趣和信心有时也源于对自我的认知。在许多事情上，你其实是一个完整的自我。当你全身心投入时，你的自我仍然存在，并且保持在场、在状态中。我不打算使用那些宏大的哲学词汇，但我认为其中包含一种禅宗的智慧：你是否投入、是否感受到乐趣，本身就体现了自我的存在。当你感受到“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的主体性依然保持着。
因此，女性在面对类似话题时，有时会感到受伤。尤其当你全情投入一件事情时，如果自我感缺席，就会产生受伤的感觉。反过来看，这也意味着投入本身带来了乐趣。伤感本身也是一种投入的体现——你在体验、你在感受。正如我一开始提到的，关键在于是否有乐趣、是否有快乐、是否保持自主性，这些都是互相关联、相互贯通的。
屈昕雨：我觉得我与苗老师之间的默契就在于：人生有时未必轻松，也未必总是充满快乐，它可能带有一些沉重感，也可能令人感到疲惫。然而，正是这些不那么舒适的部分，才使人真正感受到幸福。
苗绿：是的，人生需要有对比，而你对情绪的分配，本身也是一种自主的体现。
倾听与反思：从育人到育己
屈昕雨：说完家庭的话题后，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要聊一聊孩子。苗老师您有三位非常优秀的子女。在以一种非常国际化的方式培养他们的同时，您是否也寄望他们将来能够参与全球治理呢？
苗绿：这个画面非常宏大，这体现了人各自的自主性。我们只能影响他人，而无法替他们做决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命、使命和自我认知，而我们的影响力只能局限于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我相信，父母在教育子女时也有类似的理念。我父母对我采取的方式或哲学，似乎认为我应该成长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而并非完全属于他们。他们从未以“所有权”的方式对待我。我认为，如果父母过于认为子女是自己的财产，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样双方都失去了自主性，也无法真正获得快乐。因此，我只能尽力去影响，而不是控制。
有一位朋友多次提醒我：事业较为成功的母亲，通常与子女的关系并不十分亲密。这并非因为没有时间照顾子女，而是因为母亲容易过度干预和控制。我觉得这个提醒非常中肯，也让我对自身进行反思。尽管我在事业上自信，比较善于统筹全局，但子女的人生不是我可以完全掌控的。我能做的，是通过交流和沟通，努力达成理解和共识，从而尽可能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我的子女还小，他们能否成长为健康、快乐的人，仍在探索中。他们有自己的发展轨迹，而我所能做的，是坚持这一基本观念：尊重子女的自主性，并通过适当的影响帮助他们成长。这也是我愿意分享给大家的经验。同时，这个过程本身也是我自我认知和理念建立的过程。
在我看来，子女教育是人生代代相传的议题，它不仅涉及自身子女，也适用于下属、同事、上级以及周围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依赖于相互理解和理想的交流。我的朋友的提醒让我深有感触：不要总想着掌控他人。无论是人文交流还是社会交往，交流的本质是沟通，不仅要讲述，还需要倾听。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中，我们也应学会倾听世界的声音。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每个个体都有独立的主体性，因此倾听是至关重要的。
屈昕雨：其实，讲与听可能是一体的两面。如果我希望别人听到我讲的话，那么我也必须先听到别人所说的话。
苗绿：听的过程，本质上是信息的接收、反思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时间去感受他人，并将他们不同的视角纳入自己的认知体系。多年来，我走遍世界各地，我由衷地体会到：观察他人，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就像有句话说，如果只懂一种语言，其实等于一门语言也不懂。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语言，也同样适用于理解和沟通。通过学习不同的方式方法、通过倾听和观察他人，我们能够不断反思自身，省察自身。
在长期的国际交流中，我更能体会和理解中国文化。今天我分享的许多内容，并不是因为我对中国文化研究得特别深入，而是通过观察其他国家和文化，我才能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看到别的文化运作方式，我能够理解我们为何选择某种方式，也能理解其合理性，从而获得一种释然的感受。
当我看到他人的优点时，我也会想到自我改进的空间。然而，我也意识到这些优点的形成有其历史和背景原因。刚开始看到自己的不足时，可能会感到气愤，但深入理解其历史背景后，就能够更客观地看待差异。
举例来说，过去我对日本文化兴趣不大，更多关注欧美文化。然而，近年来我频繁前往日本，发现越是与自身文化相近的事物，越值得研究。这种相似性能够揭示共性及其形成原因。研究日本社会，我发现其中的精微差别尤其有趣。相似性往往带来竞争甚至对立，但同时也能成为学习和欣赏的机会。
通过观察和学习他人，无论是朋友还是“可敬的竞争者”，都能获得成长和乐趣。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互相学习的过程，本身就充满了价值和乐趣。这也是我想分享给大家的体会。
屈昕雨：与成人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一样，同样是一种互相学习、互相影响的关系。
苗绿：对，您帮我拉回来了。哈哈，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已经超越了单纯关注孩子的层面。
屈昕雨：其实都是这样，同一种待人处事的原则。
苗绿：这次我带孩子去了日本，我一路上引导他们去观察。他们起初觉得日本与中国差别不大，认为没有特别之处。我对他们说，不行，你们一定要仔细观察，这里有许多有趣之处。
屈昕雨：越是微妙的差别越能让人发现新的东西。
苗绿：对，关键在于这种微妙之处，在精微之中显现，这就是所谓的“见微知著”。
屈昕雨：这段经历让我想起了一位汉学家——辜鸿铭。他原本是南洋人，并非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在马来西亚地区生活期间，他受到了一些影响，后来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最终成长为一位杰出的汉学家。
苗绿：对，他的著作非常值得一读。我最近又重新翻阅了一遍，也推荐给大家。前段时间我看了电视剧《觉醒年代》，其中对辜鸿铭的刻画非常有意思。剧中有一段描写他经常同各国公使介绍中国文化。我感到有些骄傲，因为今天我也在从事类似的工作。同时，我对此产生了共鸣，观察他如何阐述中国文化、讲述中国人的精神，这让我重新翻阅了他的著作，收获颇丰。
剧中，他向他人讲述中国文化时，涉及到许多根本性的问题。这让我联想到我们现在在开展二轨外交的工作：很多午餐会是在各国使馆举行，我向各国大使介绍中国各方面的发展，例如中美经贸关系。他们对中美经贸摩擦非常关注，关心中国的思路和应对。此外，每当中国制定像“十四五规划”这样的政策，我们也会进行沟通，同时听取他们的反馈。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许多误解和不理解往往源于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不足。我理解了为什么辜鸿铭每次都强调向他人讲述中国文化：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这是理解的必经之路。
我认为，所有中国人都可以去阅读他的著作，虽然书中内容未必完全准确，但从另一个视角观察世界之后，再回到自身，会带来新的理解。回到我们之前讨论的话题，对自身的信心，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往往是在广泛比较、观察世界之后建立起来的。这种自信不是盲目的，而是基于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之后形成的理性自信。
屈昕雨：对，通过看到自身的不足，也可能发现自己的潜在优势。我们刚才从传统的女性与养育话题，又回到了文人的讨论，这也说明今天的活动非同寻常。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将话筒交给台下的读者。今天前三名提问的读者将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证书，活动结束后，大家还可以来请苗老师签名。苗老师，您可以选择与您互动的读者。
苗绿：好的。
互动问答：在当下与未来之间
提问观众：谢谢苗老师的精彩分享。我是中科院的一名在读学生，正如您刚才提到的，我们也是青年群体的一部分。在听了今天一些高端且相对遥远的议题之后，如果我们对这方面有兴趣，或者考虑将其作为未来的职业方向，您有什么建议吗？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或潜在的警示？
苗绿：您是指对智库感兴趣，并希望加入智库的相关工作吗？
提问观众：比如像您提到的多边活动或全球对话等国际政治相关的活动。这方面听起来可能有些遥远，我对此了解不多，想请您介绍一下，是否有适合青年参与的相关活动？
苗绿：今年有很多适合参与的活动。其实，像模拟联合国这样的项目也很不错。如果你对全球事务感兴趣，可以从中培养兴趣，我认为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你的格局。从小开始培养这种兴趣，到你现在，想请问你是中科院的研究生吗？
提问观众：我已经读博了，是不是偏大龄了？
苗绿：年轻是非常宝贵的，人在任何阶段都应保持学习和吸纳新知的状态，海纳百川是很好的理念。你可以多了解、多探索。实际上，现在网络非常发达，你可以通过网络聆听各种国际事务的辩论，参与国际会议的线上活动。我们CCG的很多活动都是开放的网络直播，中英文均有覆盖，包括各种研讨会也都可以在线收看。你保持对这些信息的跟踪和热情是非常好的。
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局限于当前的专业或工作，而是要跳出固有的框架，去发现更广阔的趣味与情怀。小的方面是趣味，宏观上可以理解为情怀。
我认识许多在社会上很有声誉的人，无论是金融界还是智库领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信息敏锐。他们在做决策之前，会收集和分析大量信息，以供判断和参考。
在当前全球化高度融合的时代，任何事件都可能产生蝴蝶效应，即便看似与你无关，也可能产生影响。因此，保持热情、培养认知能力至关重要。这不仅能够提升个人格局和判断力，还能通过认知影响判断，最终对重大事务产生影响。
我也观察到，许多年轻人在高瞻远瞩的父母指导下，早期广泛积累经验和认知，为未来的职业和人生路径铺平了道路。这不仅与人脉相关，更重要的是认知和思维模式的培养。
总之，欢迎你参与CCG的活动，我们的活动也有报名渠道。
提问观众：谢谢苗老师，我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注意到您的学术经历涵盖本硕博阶段，而我目前正在攻读博士，感觉这是一条偏学术的道路。想请问您，是什么原因让您后来选择了目前这条职业道路呢？
苗绿：每个人的时机确实不同。我能够完成本硕博连读，是因为当时有这样的机会，我所在的那一届，似乎我是北师大唯一一位文科硕博连读的学生，这也是比较难得的经历。我觉得导师的作用也非常重要。
那时我确实有志于学术，一直怀有这个梦想。但说实话，如果让我现在重新选择，我可能不会再走这条路。特别是在AI时代，社会可能并不需要那么多博士。有时候看到 AI 的能力比自己还强，难免心生挫败。当然，学历在某些场合仍然有作用，比如让别人通过你的学历来认可你，这也是无可避免的。然而，自己的心里应有一杆秤，真正重要的是你自己想做什么。许多真正很出色的人，学历未必很高。
对我自己的子女，我也有类似看法。我会告诉他们：“父母都是博士了，你们就一定需要读到博士吗？”他们需要跳出固有思路，找到新的方向。如今 AI 崛起，对博士群体来说，也确实带来了就业上的挑战。有博士学历并不意味着就能顺利应对未来的挑战，反而延缓了迎接挑战的时刻，这对个人发展并非好事。看得长远、具备清醒的认知，才能对个人和社会都有更大的贡献。
读书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职业，但如果仅仅钻研一些微小的细节，我个人认为不值得。除非你对某件事有特别的热情，真正想投入其中。我当年在纽约大学做访问学者时，隔壁住着一位学者，他研究比较文学，整整花了11年才拿到博士学位。他并不是为了拿博士文凭，而是因为对这件事怀有深厚的兴趣和热爱，才坚持完成学业。因此，我认为是否选择深造应视个人兴趣而定。但总体来说，如果是我本人，如今我不会再将如此多的时间花在大学学术研究上。
这个世界如此精彩。我现在会想即便到了八十岁，也完全可以读博士，这是一种终身学习的理念。如果有时间，梦想随时都可以实现。说实话，在我所领导的机构——我从老板的角度来讲——真正的老板并不在意你的学历。我想强调的是，学历并不是最关键的。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的本质：情商高低、对事情的投入程度、忠诚度以及对工作的热爱。这些才是核心，与学历相比，更能体现个人价值。学历在如今更多只是敲门砖，而非决定性因素。
屈昕雨：甚至这个“敲门砖”也并非那么坚固，现在认为它更像是一块海绵砖。
苗绿：因此你可以再深入思考，AI时代对我们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而且很多老师都担心，AI可能会取代他们的工作，这就让人不禁质疑，读博士的意义是否还那么大。
屈昕雨：好的，接下来我们再选两位观众。
苗绿：好的，首先请这位女士。
提问观众：苗老师，您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见到您。其实见到您本人，感受到的非常亲切、温暖，也让我们这些人与您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我之前在外企工作了二十多年，在一家软件公司任职。现在，我自己出来创业，创办了一个稳定运营的公司。我想请教您，在您一路走来的过程中，是否曾面临过全新的领域或全新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您是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与方法，并将这一全新的开始逐步打造成功的？
苗绿：谢谢，感谢您今天专程到来。我看到您非常亲切、阳光，始终面带微笑，这让我感到非常温暖。您可能觉得是我给您带来温暖，但实际上您同样给了我很大的温暖，非常开心，真的非常感谢您。
关于全新的领域，我特别佩服连续创业者，向他们致敬。我看过不少创业者的经历，我觉得您也是一位创业者，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中国语境下，女性创业成功的案例非常少，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上的突破和宝贵经历。创业本身很有趣，但真正能成功的并不多，所以在没有十足把握之前，不宜轻易尝试。然而一旦决定创业，就应该全力以赴。
谈到全新的领域，我自己并不算连续创业者，但我也尝试过转型。原本我专注学术，可以留校当教授，也有正高级职称支撑。我博士后研究文学，关注人的认知、情感与个体人性。而后来转向智库研究，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需要关注群体、公共利益和政策，还需要与很多人交流。思维模式的转换非常有挑战，有时甚至略感痛苦，因为原有的思维定式需要打破，再回到自我出发。
我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经验：创业或尝试新领域时，首先要回到自己，明确自己的出发点和本心，理解自己的价值观，评估是否真的想做这件事。即便不成功，也要回顾、反思，而不是盲目从一个项目跳到另一个项目。这种自我回归与反思是连续创业者必须突破的方面。
在此过程中，我也意识到应追求对社会更有意义的事业，这是我自小秉持的理念。文学研究虽然也有意义，但受众有限；而创业和智库工作，可以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我相信，每个努力追求有意义事业的人，都在为社会留下自己的“遗产”（legacy）。这个遗产不在于个人荣耀，而在于事情本身的完满与自洽。社会和时代对个人都很残酷，成就被放大，失败被放大，但我们唯一能掌控的，是在自己的小宇宙中做好心态管理和价值实现。
对于女性创业者而言，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我们往往过于在意他人的看法。创业时，需要学会舍弃不必要的顾虑，例如对孩子、家庭、配偶的过度考虑，同时保持真诚沟通，合理分配时间与精力，把可控的事情做到最好，再从心出发继续前行。这也是我鼓励女性探索新世界的一种方式。今天的交流本身，也是一次新的起步，带来疗愈和成长的机会。
最后，我认为，社会中温暖的场景和社区交流非常重要。周末大家聚在一起，陌生人可以逐渐熟悉，通过共同话题建立情感链接，这种体验让我们不再孤独，也能提升自我议题的认知。原来我对一些社区或交流空间了解不多，例如今天来到SKP，我才发现类似的场景能够提供如此有意义的交流机会。
今天我原本日程很满，回去还要准备发言、写作或者与同事交流，但今天的体验非常值得，也让我感到特别享受。大家心灵相通的感觉非常美好，同时还能遇见老朋友、结识新朋友。既然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我们在某些事情上自然会产生共鸣。人毕竟是群体性动物，需要这样的交流场合，也丰富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对此，我要特别感谢屈老师，感谢您组织这样有意义的活动，让我们有机会共同分享与交流。
（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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