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与世界对话》| 特朗普要学“中国模式”？
2025年12月12日编者按：12月6日至9日，来自150多个国家6000余名政策制定者与意见领袖汇聚多哈论坛。就在4日晚间，美国发布特朗普第二任期《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成为多哈论坛的重要话题。美国的全球战略转型能否如愿？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后，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日美在台海问题上的合作将深入到何种程度？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在多哈现场特邀全球化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教授，以及美国国家利益中心（尼克松中心）创始执行董事史蒂夫·克莱蒙斯，共同为您解析。
视频 |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特朗普试图与中国在同一赛道较量
核心提要
1. 关于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的中东调整，克莱蒙斯认为，美国希望通过提升经济层面的优先级来给地区降温，削减安全承诺，这一调整并非是中东战略失败，而是特朗普政府自以为的成功。当前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红线是 “不要搞砸交易”。王辉耀认为，相较于特朗普第一任期，新《战略》由战略竞争转向经济合作，更加聚焦美洲。美国若选择效仿中国积极展开地区经贸合作，就形成一种良性的竞合关系，会对中东国家和中美双方非常有利。因此无论是红线还是底线，中美都应确保不爆发冲突。
2. 针对之后的中东格局，克莱蒙斯认为美国收缩导致的真空其实早已存在，也将继续存在，未来可能出现更多危机，以色列仍是实现稳定的关键阻碍，未来局势保持稳定的可能性远低于公众预期。王辉耀认为，当前世界正迈向多极化，权力真空将由崛起的“全球南方”通过区域机制自行填补。中东地区若想解决冲突的根源巴勒斯坦问题，“两国方案”是唯一的正确方向。
3. 针对中国在中东的未来角色，克莱蒙斯认为，中国并没有真正介入中东，但有潜力成为区域中一个强有力的稳定锚。王辉耀则认为，中国已在中东承担越来越积极的角色，对于与地区国家合作给予更多战略重视，且拥有相当的道义优势与软实力，在调解与斡旋方面处于独特的有利地位。
4. 针对台海问题，克莱蒙斯认为特朗普无意在台海支持高市早苗，其首要目标仍是与中国达成“大而美”的交易，故不希望改变台海现状，出现不必要的军事挑衅，但亚太地区仍将是美国维持既有现状的重要战略优先方向。王辉耀认为，美国未来会更加聚焦于西半球、自身事务，而亚太与台海局势将朝着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在特朗普的“交易逻辑”下，中美未来存在一个真正的“双赢”前景。
5. 针对中美如何合作管控危机，王辉耀认为，中美关系已进入新阶段，特朗普已经意识到必须与中国合作以实现目标，“战略稳定”将成为中美关系最务实可行的方向。克莱蒙斯主张中美双方需要以尼克松式的现实主义为目标：第一步需要通过接触，调整认知，接受现实；第二步双方应当在利益相近的议题上探索合作。
对话丨凤凰网国际主笔 宋东泽
编辑丨宋东泽 黄思越 黎露微
一、美国如何平稳降低中东优先级？
凤凰网宋东泽：克莱蒙斯先生，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提出，美国将降低中东的战略优先级。在您看来，美国计划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克莱蒙斯：我认为，美国是希望通过提升经济层面的优先级来实现这一点。也就是说，通过推动更多的经济合作与交易。从特朗普政府的视角来看，他们一直以来采取的各种“交易式外交”，在他们看来，就是在“给地区降温”。
他们认为，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美国推动下部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一系列协议）的覆盖范围，以及努力走出像加沙危机这样高度撕裂性的冲突，都将有助于减少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承诺和军事驻扎的需求。因为他们希望把这些军事力量部署到世界其他地区。这种判断也许是错误的，但这就是他们目前的看法。
凤凰网宋东泽：您认为这是个错误吗？
克莱蒙斯：我觉得这很难说。因为中东目前并不是一个平静的地区。我认为，以色列现在将自己视为实质性的地区超级大国。它不希望沙特拥有 F-35 战斗机；它也不愿意看到沙特与伊朗关系正常化——而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更不愿意看到地区力量出现更广泛的平衡。所以有一个非常微妙的情形：尽管以色列与美国是极为紧密的盟友，但以色列自身的考量，反而可能成为美国降低中东战略优先级的一大障碍。
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有哪些新变化？
凤凰网宋东泽：王辉耀先生，您怎么看待美国颁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
王辉耀：我认为，与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相比，这次2025年的《战略》其实有所改进，是一个进步。首先，它并没有过分强调“竞争”。我还记得在2017年的版本中，他们非常强调“战略竞争”，中国被列为“头号竞争对手”，其次是俄罗斯、朝鲜，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而这一次，在报告中并没有过多提及这一点。
另一方面，这份战略更多聚焦于“美洲”，这是一个新变化。我相信特朗普希望巩固美国在西半球的影响力，同时他也提到了所谓印太地区，但更多是从经济合作和商业往来的角度来谈的，这部分内容相当多。当然，他也敦促欧洲国家提高国防预算，以更加自立，因为美国不想继续在全球“摊得太大、铺得太薄”。这可以看作是反映了特朗普的新的战略思维。
此外，报告中提到美中是“近乎对等”的关系，也符合特朗普此前提出的“G2”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美国真心愿意与中国合作，中国一定愿意与美国携手，共同降低全球热点地区的紧张局势，帮助特朗普如他在就职演讲中所说的那样，成为一位“和平总统”。
总体而言，我看到一些中国智库的反应，相比以前更加积极正面。看到特朗普总统在这份战略报告中表现出更有建设性的态度，还是相当令人鼓舞的。我相信，中国也会期待特朗普总统明年四月到访中国，同时也期待双方在APEC再次会面，而中国领导人也有望赴美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我对未来两三年的发展保持谨慎乐观。
三、谁将填补美国的权力真空？
凤凰网宋东泽：正如克莱蒙斯先生提到的，这份战略提出美国将降低中东在其全球战略中的优先级。美国会如何应对撤出后可能出现的“权力真空”呢？
克莱蒙斯：其实这很难判断，因为我认为美国并不认为会出现“权力真空”。美国似乎相信，只要推动地区主要国家之间建立新的合作关系，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我个人认为，权力真空其实早已存在，也将继续存在。
不仅仅是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在过去很多年里，我们已经可以观察到美国核心盟友的行为发生了变化，比如日本、德国、沙特阿拉伯以及以色列。它们的政策取向都已经逐步适应一个现实：美国的战略投入正在收缩，并且这种趋势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我认为，当出现战略空白时，往往是“被动填补”，而不是“主动预防”。这份战略文件显然是在传递一个信息：未来不会出现危机。然而，一旦危机真的出现，美国的应对将更多是被动反应。
我完全赞同刚才对这份报告所做的整体评价——它对中国的表述更加现实。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也出现了另一个重要变化：美欧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上升。报告中甚至出现了“欧洲文明正在自我消亡”这样的论断，并将其界定为美国的战略关切。然而，在过去维护世界稳定的关键支柱之一，正是北约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力量。而现在，美国似乎也在降低其战略优先级。因此，在我看来，未来世界将出现更多战略空白，也可能爆发更多危机，但这些在报告中都没有正面讨论。
凤凰网宋东泽：王辉耀先生，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呢？
王辉耀：我非常认同史蒂夫刚才的观点。我认为，确实存在一些权力空白，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今世界正在迈向多极化。全球南方国家的力量正在快速上升。过去这些国家十分薄弱，需要大国大量干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比如，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金砖国家的GDP总量已经超过了七国集团（G7）。
这说明他们正在变得更有能力“站起来”。以中东为例，我们看到海合会国家以及更多中东国家正在坚定推动自主发展、提升战略自主性。我认为，随着更多地区机制的建立，很多问题其实能够区域内部自行消化。而如果大国如美国、中国，或欧洲，可以共同维护一个合理的全球秩序，那么这些国家依然可以在新的框架下运行，而不再依赖军事干预。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推动的和平调解，比如他在乌克兰—俄罗斯问题上的做法，也体现了他倾向于通过“交易式外交”来实现和平。
同时，中国也愿意积极参与和平斡旋。这也正是为什么两国领导人保持了在釜山峰会和电话中频繁沟通和交流。所以我认为，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在这些重大全球挑战上展开合作，而不应过度纠结于双边摩擦或经贸问题，因为那样会伤害所有人，损害双方利益，也无法带来任何实质性收益。从目前来看，双方在战略理念上已有一些积极转变，这不仅有利于中东地区，也有利于整个世界。
凤凰网宋东泽：克莱蒙斯先生，特朗普已选择降低中东的投入。然而，众所周知，他醉心于调解冲突，并曾斡旋加沙停火。在您看来，降低中东的重要性是否意味着特朗普在该地区的调解努力已经失败？
克莱蒙斯：不，我认为在他们看来，这是成功的体现。他们认为自己在伊朗、以色列、加沙等问题上的“交易式外交”，是取得了进展的。如果把视角从中东地区再放大到非洲，最近刚刚发生的刚果（金）与卢旺达总统卡加梅之间的经济合作框架，就是他们认为自己带来的成果之一。
也就是说，他们正试图在一些彼此并不友好的竞争国家之间，构建经济合作机制，以保持某种稳定。这被视为美国成功的表现。正因为他们认为“成功”在扩大，所以才觉得可以降低中东的战略优先级。因此，推动这一战略调整的不是失败，而是他们自认为的成功。
凤凰网宋东泽：如果中国等其他大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持续扩大，特朗普政府会作何反应？
王辉耀：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其实也在向中国学习。因为中国的传统做法一直是加强经济合作。比如最近的中国—东盟合作，以及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都展现了这种趋势。而我观察到，美国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也同样开始非常强调经济合作，这正是他们希望与中东国家开展的方向，这很好。
如果大家都在经济层面和平竞争，中国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美国也可以做自己的事情，那么中东国家、海湾国家就能从这种“和平的、奥运式的竞争”中受益。所以我认为，不应走向激烈对抗，而应该通过经济领域的良性竞争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看谁能为这些国家带来更有质量的项目，谁能真正帮助它们发展，那么中东地区就会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各国也不必选边站，可以根据哪一方提供更好的机会与选择，来投资美国、中国或其他国家。因此，如果能用经济合作策略来替代以往那种过度依赖硬安全的方式，那么中美关系未来仍有更美好的前景。
克莱蒙斯：我认为王辉耀先生刚才提到的一点非常重要：过去，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一直认为美国的外交重点是推动价值议程、民主议程和人权议程，而往往将经济发展和经贸合作置于次要位置。但特朗普不在意这些价值议题。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特朗普正在向中国学习。他看到了中国依靠经济合作在全球关键资源、关键资产和战略伙伴关系中的成功布局，因此希望以类似的框架来竞争——更多基于经济，而非意识形态。我认为，特朗普正试图与中国同一个赛道上较量。
四、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红线还有几条？
凤凰网宋东泽：目前美国中东政策的“红线”是什么？
克莱蒙斯：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特朗普总统的红线会随着局势而变化。但会有一个微妙的新红线，也就是他希望以色列配合他的指令。他不希望以色列政府和内塔尼亚胡总理无视他的中东政策方向，甚至采取破坏性的行动。最近在叙利亚问题上，他就在 Truth Social或者推特上发布了一条非常不寻常的信息，警告以色列不要阻碍叙利亚的重建和发展，要参与对叙利亚的积极外交支持。因此，这类行为就是特朗普设定的红线之一。此外，伊朗方面的袭击活动，即重回过去那种围绕以色列制造“火环”的方式，这也是一条红线。
不过，特朗普最关注的红线，仍然是那些可能影响经济前景与“交易式外交”的问题。他考虑的是如何推动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因此任何影响商业机会的举动都会触碰他的底线。比如，以色列近期在议会推动正式吞并约旦河西岸的议案，这在当前就是特朗普的红线——因为它同时也是沙特阿拉伯的红线。总体来说，特朗普对过去那种因“人权议题”引发的分歧容忍度很高。但他的核心诉求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不要搞砸生意。
凤凰网宋东泽：王辉耀先生，您怎么看?
王辉耀：我认为，特朗普确实非常重视商业合作。最近他率领了一个庞大的商业代表团访问沙特，并推动了一系列科技合作项目。他确实把这些国家视为非常有前景的商业伙伴。而且他刚刚在华盛顿会见了沙特高级官员，对方承诺未来将向美国投资超过1万亿美元。所以在他看来，这是推进大规模商业项目的黄金机会。而且我了解到，特朗普先生的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也在此次多哈论坛上表达了类似观点——他们更加看重商业机会。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中国已经是几乎所有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而如果美国也积极参与，那么双方将形成一种良性的公共合作与竞争关系。这种良性竞争对中东国家来说非常有利。
我认为，无论是红线还是底线，都应确保不爆发冲突。像加沙那样的战争，以及中东其他地区的动荡，应该尽量避免。和平稳定至关重要。因此，我希望各方的和平努力能够继续，使区域进一步稳定下来，让经济合作重新成为重点。这将关系到未来几年的发展，我们也希望美国能够真正重返这一合作格局，在促进地区经济繁荣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五、后美国时代，中东能够和平吗？
凤凰网宋东泽：克莱蒙斯先生，新《国家安全战略》似乎对巴以问题以及伊朗的威胁持更为乐观的看法。您认为这一评估是否过于乐观？
克莱蒙斯：我认为，要改变这些问题的发展方向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以伊朗为例，过去沙特和阿联酋一直对伊朗十分敌视，但现在它们的态度明显变得温和，开始表示愿意向伊朗递出橄榄枝，我们对此拭目以待。当然，中国在推动沙特和伊朗关系缓和方面发挥了非常关键的外交作用。比如阿联酋长期的国务部长加尔加什（Gargash），过去经常公开妖魔化伊朗，但现在他的表态已经完全不同了，他开始强调伊朗的潜力与合作机会。
这说明局势正在发生变化，也意味着存在机遇。在美伊关系的历史中，我一直说，这两个国家一向擅长把机会变成失望，所以这一次不能再错失良机。我认为这件事很难推进，而以色列也会竭尽全力阻挠这种改善，但我认为至少有戏。
至于以色列和加沙，大概率是天真的幻想。当地有两百多万人——没有主权、没有正义，长期被世界忽视，甚至阿拉伯世界也时常忽略他们。这是世界上最深的“溃疡”之一，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来愈合。而且目前以色列国内舆论还没有准备好接受“疗愈巴勒斯坦人”这样的观念，各个政党之间都有强烈抵触情绪。因此，尽管特朗普在现有条件下确实取得了一些令人意外的斡旋成果，但我们必须非常现实地看待问题：未来局势保持稳定的可能性，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还要低得多。我认为，以色列与加沙问题在许多年内都很难变好。
凤凰网宋东泽：王辉耀先生，您认为中东会迎来一段稳定期吗？
王辉耀：我认为，中东当然一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区，冲突不断。而问题的根源仍然在于巴勒斯坦问题。因此，在加沙实现停火的同时，我们确实需要解决问题的根源。我认为，“两国方案”是唯一的正确方向。最近欧洲有很多国家陆续承认巴勒斯坦，比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还有许多其他国家。
中国一直坚持这一立场，甚至上一届拜登政府也明确支持“两国方案”。所以我认为，最终我们必须走向这样一种政治安排，正如史蒂夫刚才提到的，要让巴勒斯坦人民拥有主权和合法性。毕竟那里有几百万人，如果一直没有主权保障，就会不断成为冲突的根源。
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实现持久和平，就必须解决这个结构性缺陷，通过“两国方案”来构建一个真正可持续的和平架构，这也是许多国家认为可行的方向。我也希望，如果未来内塔尼亚胡卸任，新的以色列领导层能够意识到这一现实与国际共识。最终，如果美国也愿意顺应这一方向，中东地区才有可能真正走向稳定。
六、新《战略》下，谁将是美国的“敌对力量”？
凤凰网宋东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反复提及“敌对力量”（adversarial powers）概念。美国是如何定义这一概念的？中国是否被包括在内？
克莱蒙斯：您提到的“敌对势力”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一些美国人的认知中，这当然首先指俄罗斯，而在过去的报告中也包括中国。但我认为，美国现在对“敌对势力”的定义变了。
委内瑞拉显然属于美国现在认定的“敌对势力”。另外，美国也在重新界定威胁类型，比如毒品战争、跨国贩毒集团等被视为新形式的恐怖主义，而那些为其提供国家层面支持的力量，也被视为敌对势力。但过去那种把中国和俄罗斯自动归入“敌对阵营”的框架，现在已经不再自动成立，因为特朗普总统的认知框架与以往不同。而且，我认为特朗普与普京的关系会非常复杂，远没有他自己想象得那么简单。特朗普并不像拜登、奥巴马或更早的总统那样看待俄罗斯。他认为那里存在合作机会。
因此，美国很可能会从“敌对关系”向更具建设性的经济合作方向转变。甚至我可以说一句具有争议的话：特朗普实际上想与伊朗达成某种“交易”。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这份报告中，伊朗的威胁被明显弱化了。这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一种信号——也许现在是推动美伊关系走向不同方向的时机。可以说，特朗普想做的是类似当年尼克松访华的历史性转折，只不过对象换成了伊朗。
七、中国在中东将扮演什么角色？
凤凰网宋东泽：克莱蒙斯先生，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作用？
克莱蒙斯：我认为，中国对加沙危机中的受害者表达了非常明确的关切和支持。但我也注意到，中国并没有真正介入，没有真正成为一个“利益攸关方”，没有成为在这一地区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国家。因为这对中国而言会非常复杂，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保持克制。但如果中国未来能够成为区域中一个强有力的稳定锚，并明确提出自己的立场和条件，那将会改变局势走向。
其实我认为以色列高层做了一个极其愚蠢的赌注：他们认为，只要背靠美国的力量，就可以为所欲为，继续拒绝巴勒斯坦建国的理念。甚至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虽然不是全部——还抱有通过“减少加沙人口”和吞并约旦河西岸来彻底改变格局的想法。但我们都清楚，美国的全球力量正在收缩，正在从很多承诺中撤出。这样做只会让以色列越来越暴露在外界压力之下。与此同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前的做法。
因此，在未来某个时刻，可能会出现另一次危机——而不是这一次——届时国际社会将会对以色列的底线做出新的界定，并以目前危机造成的悲剧作为施压筹码。对于这一问题，没有轻松、直接、循序渐进的解决方式。最终的推动将来自未来的危机——当外部力量再度介入并迫使问题朝某个方向发展。
奥巴马总统曾说过一句话：“我们不能比他们更想要和平。”这是我听过最愚蠢的话之一。因为这些国家里的极端势力，早已将其他大国拖入战略抉择。因此我们当然可以、也必须比他们更渴望和平，并通过外力推动他们遵守和平安排。因为这是解决巴勒斯坦紧张局势、同时保障以色列安全的唯一可能道路。我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比很多人态度更严肃一些。但我认为，无所作为和缺乏创造性解决方案，只会让局势恶化。因此，我非常欢迎中国在未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王辉耀：我认为，中国已经在变得越来越积极。如我刚才提到的，中国现在已经是几乎所有中东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在两年前启动了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并持续推进；而今年又举行了中国－东盟－海合会三方峰会。这些都表明中国正在给予中东合作更多的战略重视。此外，中国在三年前推动沙特与伊朗方面达成和解协议；中国还把巴勒斯坦的14个派别请到北京，共同发表《北京宣言》。
因此，我认为中国拥有相当的道义优势与软实力，能够把各方聚拢到一起。如果未来美国和欧盟也能共同施压、共同参与，那么在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共同关注之下，中东地区有机会变得更加稳定。因此，我坚信中国将是中东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而且这种重要性将会不断上升，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中国作为最大贸易伙伴，有条件与当地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同时在调解与斡旋方面也拥有非常好的身份地位。
八、美日是否有可能在台海开展联合军事行动？
凤凰网宋东泽：克莱蒙斯先生，在新《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国号召日本、韩国等盟友加强自身军事能力，以分担第一岛链的压力。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可能更倾向于支持高市早苗的立场？
克莱蒙斯：不，我认为毫无疑问，特朗普总统确实希望增强美国自身以及其盟友在亚太地区的“肌肉”。因为中国的增长非常强劲，美国希望通过维持某种“对等”来保持力量平衡。也就是说，人们担心中国的经济崛起非常迅速，其军事投入也显著增长，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美国在该地区所能投入的，因此美国需要强化自身与盟友的防务力量。
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有意采取更具侵略性的姿态。而现在日本的高市首相对外表述明显更强硬、更具攻击性。我认为特朗普总统不会支持她的立场。而特朗普与日本首相的通话内容实际上是在反对改变现状。因为她的表述非常清楚地带有一种“战争边缘”的意味。所以，我认为现任日本首相的挑衅性言论，无论是口误还是她的真实意图，美国都不会支持她。
当然，这与美国支持日本加强军力是两个层面的问题。美国支持日本提升海上力量，支持韩国承担更多角色，同时加强美国在亚太的军事部署，这些都将持续推进。但这一切更被视为维持对华均势的必要手段，而不是为了发动攻击或挑起冲突。
凤凰网宋东泽：王辉耀先生，您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王辉耀：我认为，美国在这一地区传统上仍然有盟友，他们也希望维持地区现状。但正如我在报告中看到的，特朗普总统谈到更多的是所谓印太地区在经济层面的合作与交流，而不是强调军事安全。这其实是一个更积极的信号，因为他更倾向于在经济框架下展开互动，而不是让对抗升级。但与此同时，在亚太事务上，这份战略报告也明确表示，美国未来会更加聚焦于西半球、聚焦于美国自身以及他们的“门前雪”。
这意味着虽然他们仍会关注亚太，但重心已经转向自己的后院和西半球的势力范围。这也无可厚非，因为中国目前在亚太地区已经非常强大。例如，中国是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与韩国的关系也在持续改善。尽管日本首相最近发表了一些挑衅性的言论，但台海关系正在出现缓和迹象。国民党主席多次表示自己是中国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并希望与我国领导人会面，因此和平统一的势头正在增长。
另一方面，特朗普已经否决了向台湾提供4亿美元军售，并拒绝允许台湾地区领导人以“过境”为名途经美国访问第三国。这些都表明目前正出现一些积极动向。如果不是日本首相的表态，我认为这份战略报告中的这个话题都不会引发这么多关注。
总的来说，我认为从长期来看，美国的战略转向可能是正确的方向。未来世界将形成美洲、欧洲、亚太三大板块，而我们应当在各自领域发挥优势，共同构建一个新的三边合作格局。
凤凰网宋东泽：克莱蒙斯先生，您怎么看？
克莱蒙斯：我同意这样的判断：美国将更加强调西半球，这可以视为一种“特朗普版的新门罗主义”。在这一点上，我认为王辉耀先生的见解准确。不过，我也认为，亚太地区仍将是美国维持既有现状的重要战略优先方向，而这需要比过去更大的投入。美国国防部内部以及特朗普亲信都普遍认为，美国过去在提供必要的海上力量、海军平台等方面投入不足。所以我认为，这两个判断都成立。
凤凰网宋东泽：您认为美日是否有可能在台湾海峡开展联合军事行动？
克莱蒙斯：我不这么认为。因为特朗普总统在伊朗和台湾问题上，其实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他的竞选过程中，其支持者是这些议题上的鹰派——他们不仅是台湾问题的强力鼓吹者，甚至支持“台独”分裂。而在伊朗问题上，也有主张更激烈的“政权更迭”策略的人。然而，特朗普最终并没有让这些人进入政府，他在这些议题上任用的是相对温和的团队。我认为，在他与中国的谈判思路里，以及他对地区未来的理解当中，他并不希望出现不必要的军事挑衅。他似乎只愿意在一个地方制造军事摩擦，那就是委内瑞拉——我也不完全理解原因，但那是唯一一个例外。
在台湾问题上，他不希望改变现状，也不愿在台海进行不必要的挑衅。他不会像佩洛西那样“亮绿灯”，也不会像前众议长麦卡锡那样频繁与民进党站在同一立场。我认为，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只要特朗普在位，他的首要目标始终是与中国达成一个“又大又美的交易”。
凤凰网宋东泽：王辉耀先生，您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王辉耀：是的，我同意。特朗普总统是一位商人，他非常务实，讲究“交易逻辑”。他希望通过做交易来推动外交。如果要谈交易，那还有谁能比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更适合做合作对象呢？所以，我认为特朗普在这点上其实判断得很正确。同时，他也希望推动和平。如果中美这两个“G2”，像他所称的那样，能够在和平基础上相处，那么世界上很多棘手的问题都会更容易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现在的表现比前任更好。例如，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把世界分为民主与威权的对立阵营，意识形态色彩大幅减弱，这在报告中也有所体现。
他现在更加重视经济合作，这也意味着在对华经贸谈判上会有更大的灵活性。而中国当然也愿意在与特朗普合作时展现更多灵活性。加上两国领导人之间本来就有良好的私人互动，我相信未来到2026年，两国元首还可能有三次会晤。届时，各自政府体系内的官僚部门也必须顺势而为，寻求解决方案、共同推进合作，这样就不会再出现严重的误判或冲突。此外，如果中国能够进一步在俄乌问题上发挥作用，也会为世界带来巨大的推动力。我认为未来存在一个真正的“双赢”前景，对所有人都将是好事。
九、中美如何管控竞争外溢风险？
凤凰网宋东泽：最后一个问题，克莱蒙斯先生，面对中美竞争外溢风险不断升级的形势，两国应如何开展合作以管控这一危机？
克莱蒙斯：我认为，中美双方需要回到现实主义，类似尼克松式的现实主义，要认识到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根本变化。长期以来无论是偏见、既定思维模式，还是双方互动中的惯性，仍然深深存在。中国非常不满的一点是：它认为自己遵守了世贸组织规则，也在逐步成为全球贸易秩序的维护者，为什么现在美国却要退出规则，或者重新改写规则？但这件事正在发生，因此双方都必须调整认知，接受新的现实。
第一步是要能够真正相互看到、开展对话、相互理解。美国认为它需要重振制造业，需要降低在关键供应链上对中国的战略依赖，也希望减少对华巨额贸易逆差。但这并不意味着脱钩，也不意味着战争，更不是全面对抗。这只是第一部分。
第二步，当这一阶段的重新定位逐渐平稳下来，正如王辉耀先生所说，这份《国家安全战略》其实就是一个重要信号：它说明我们正在向这种新现实过渡，这是好事。毕竟，中美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而世界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无论是气候治理、跨国毒品犯罪，还是其他全球性挑战，双方都应该找到一个适度的议题清单，从共同能做的事开始合作。
凤凰网宋东泽：王辉耀先生，您怎么看?
王辉耀：我认为，我们现在确实进入了一个中美关系的新阶段。回顾特朗普在2017年第一任期开始发动贸易战，经过8年，美国发现中国不仅没有被压垮，反而在应对贸易战上变得更加具有韧性和抗压能力。而特朗普的一个特点是，他有商业思维。如果发现某条路径行不通，他会迅速调整。他现在采取了一种更加现实主义的做法。过去8年，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各种制裁，“小院高墙”，还把上千家中国企业列入制裁实体清单，但事实证明效果并不理想。第二轮贸易战反而开始伤害美国自己：90% 的苹果产品在中国生产；特斯拉 50% 的产量来自中国工厂；沃尔玛 60% 的商品采购来自中国。所以特朗普意识到这一点，美国商业界的影响力非常强，而他自身也越来越务实。此外，他也首次真正认识到：中国完全有能力反制关税，不再是单向施压，而是双向博弈。
正如我国领导人在釜山峰会上强调中美“应该算大账，多看合作带来的长远利益，不应陷入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我认为特朗普现在走向的是现实主义和务实路线。他意识到，如果想真正取得成绩，中国是无法绕开的关键因素。如果他真的想成为“和平总统”，他需要中国的支持。而这一切力量也会使中美关系逐渐走向更加稳定。
他或许能像尼克松一样，在第二任期实现某种“扭转叙事”的效果。2016年他开启了中美关系恶化的周期，现在他可能会开始解开自己曾经打的结，推动关系回暖。我非常认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今年7月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的一句话：“中美两国体量庞大，彼此难以施加改变，那只能探寻共存之道。”他使用了一个概念：战略稳定。美国兰德公司最新的研究报告标题也是：《稳定中美竞争关系》。所以我认为，“战略稳定”应成为未来中美关系最务实、最可行的方向。
文章选自凤凰网，2025-1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