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王辉耀 | 海归70年：中国推动全球化的创新力量

本文为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应邀为《北京青年报》撰写的专栏文章，刊发于2019年9月29号。 　　新中国即将迎来70周年诞辰，从共和国成立之初的百废待兴到如今的国富民强，中国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好。70年来，一代又一代海归为推动中国参与全球化和创新全球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 　　回顾历史，从1847年容闳赴美留学至今，中华留学大潮已绵延百余年。一代代留学生肩负“留学报国、振兴中华”的光荣与梦想，前赴后继，上下求索。他们中涌现出无数政治伟人、科学巨匠、文化精英和商界巨子。他们为国家与民族的教育、科技、国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承担了在一穷二白中发展工业、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他们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推动东西方文明交融，促进中国经济融入世界体系。 　　改革开放前，万名留学生赴苏联学习先进技术，归国后参与建设156项重点工程，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基石。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钱学森、钱三强等专家怀揣着拳拳报国心毅然归国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21位都是海归，“两弹一星”精神激励着无数海归学子前赴后继，用才华参与绘制祖国发展的锦绣蓝图。 　　改革开放后，新时代的留学人员再次显现出强大的先锋精神。他们在科教文卫创新发展，在创业大潮中涌立潮头，引领外资走进国门，打造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他们伴随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开拓中国创新全球化发展的新纪元；他们积极参政议政，为治国理政建言献策，推动科学民主决策；他们成为中国与世界的接轨桥梁，推动中国走向全球治理的舞台中心。 　　从1978年到2018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85.71万人，其中365.14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海归群体从思想、政治、科技、实业、教育、文化等各个层面革故鼎新，全面塑造和改变了现代中国社会面貌，深刻影响和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建设中国到创新中国，从留学潮到海归潮，中国已然形成了独特的世界级国际人才良性循环，对全球化发展起到了创新推动作用。 　　今天，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中国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迫切需要通过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创造新的发展红利。中国需要抓住机遇加入新一轮全球化竞争，内外联动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维持已经取得的贸易优势，提升资本优势，建立人才优势，在全球治理中占据主动，推动全球化的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曾把百年留学史概括成一部“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高度赞扬留学人员促进了中国从封闭到开放、从落后到富强的伟大历史性跨越，希望新一代海归继承和发扬留学报国、振兴中华的光荣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书写绚丽篇章。这也充分反映出党和国家对留学人才的尊重与重视。 　　发挥融通中西的独特优势，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从全球治理倡议转化为国际多边合作机制，从愿景变为现实。在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声音甚嚣尘上之际，中国提出并积极倡导的“一带一路”无疑为重振全球化提供了新视角和新动能，为新兴市场国家走向国际舞台中央开辟了新方向。广大海归群体可以发挥学贯中西的特点，对外担当好祖国的代言人，对内用自己的真知灼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多边发展，让“一带一路”在中国创新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以国际多元文化的碰撞推动创新，真正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催化剂和新动力，勇立潮头成为创新创业的主力军。广大留学人员应结合全球科技发展的新趋势，不断拓展创新创业领域，让高科技发挥更大的经济价值，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制造、新能源等尖端行业助推中国发展。 　　在中国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广大海归群体可促进社会文化创新，推动多元文化协调融合。海归带回国的不仅是先进的技术，更是开放的思想。他们可成为中国在环保、慈善、公益等各类社会组织的创新力量。在中西碰撞中，海归群体将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贡献更多力量。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海内外中华儿女，尤其是广大留学人员，作为中国人才库、智囊团和民间外交生力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变革的新时代中迎来了逐梦与报国的宝贵历史机遇。新时代的海归群体既是推动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重要力量，更是中国发展全球化的主力军，他们将以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为己任，以延续“两弹一星”精神为理想，以创新祖国建设为目标，推动中国全球化创新发展，为实现祖国下一个辉煌70年而不懈奋斗。     文章选自《北京青年报》，2019年9月29日

CCG与英国皇家智库联合举办中美欧与全球治理研讨会

庞中英： 从“发展”和“治理”的角度看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最近10年总是光顾“发展经济学”，有时甚至把“经济学奖”给了政治科学家。如果不能在“全球挑战”和“全球治理”上评论，我们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围观”就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许多人以为“贝尔经济学奖”(The Nobel Economics Prize)也是“诺贝尔奖”，应该说，这样说也没有错，只是不精确。“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瑞典银行奖，奖励经济科学各门(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设立于1968年，1969年首次颁发。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Ragnar Anton Kittil Frisch）和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Jan Tinbergen）是该奖首届得主。瑞典曾是北欧强国，如今是世界上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瑞典有着各种各样面向世界的奖项（大多不是瑞典政府主导的），最有名的当然是“诺贝尔奖”，是瑞典在世界上代表性的“软实力”。 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Abhijit Banerjee, Esther Duflo和Michael Kremer三位经济学家，理由是他们“采用实验主义方法研究如何缓解全球贫困”。“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给了“发展经济学”家（Development Economists），是可喜可贺也是可忧可思的事。我是经济学出身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国上过最好的“发展经济学”课程。给我们讲“发展经济学”的是享年百多岁的杰出经济学家杨敬年老师。以后，我尽管不属于“经济学界”，但是，一直与经济学分不开，一直在观察“发展经济学”在世界的演变。在评论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我建议人们不要忽略了该奖评奖委员会给出的理由里面的“全球贫困”（global poverty）一词。尤其是不要忘了其中的“全球”。当前的世界，确实面对着“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发展”在全球范围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全球贫困”本来就位列头号一批的“全球挑战”。在过去30多年，由于各种原因，来自“不平等”、“气候变化”、“不可持续性”等导致的世界贫困问题早已颠覆了传统的“贫困”问题。世界范围内，“贫困”是“全球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用了“全球贫困”一词。对“贫困”问题的解决，不仅是一个“发展”问题，更是一个“治理”问题。这里的“治理”也不仅是在国内范围（国内层次）上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层次上，即“全球贫困治理”。全球贫困治理是过去30年，即冷战结束后以来，包括“发展经济学”在内的整个“发展科学”（发展研究各门学科）的一个主要趋势。我曾号召过自己所在的国际研究（全球研究）学科领域的“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学”（IPE或GPE）专业的学生以“诺贝尔经济学奖”为题做学位论文。“发展”与“治理”息息相关。这里讲的“治理”（governance）是与“统治”（government）很不同、相区别的概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最近10年总是光顾“发展经济学”，光顾与“发展经济学”密切的“治理”学科，有时甚至把“经济学奖”给了政治科学家（这可能使一些经济学家对该奖不满）。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William D. Nordhaus, 因为他研究“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当代世界最大（在全球范围）的“大变局”，即“天变”。“气候变化”是“发展”带来的问题，反过来又制约了“发展”，恶性循环，成为当今的头号“全球治理”问题。“气候变化”在非洲、南亚、拉美等已经带来了更严重的非传统贫困。没有气候变化治理，也不会有21世纪的发展。对“气候变化”的治理，目前主要依靠一个全球治理框架（UNFCCCC）和一个个联合国成员。未来的“发展”是在气候变化和气候年治理的条件下的。2015年，苏格兰出生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Angus Deaton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因为他研究“发展”问题，尤其是研究“消费、贫困和福利”之间的关系。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大激励了广大的其他社会科学学者，尤其是全球治理研究学者，研究如何治理“公域悲剧”（governin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政治科学家Elinor Ostrom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目前，全球范围内，“公域”（例如气候、海洋、极地等）面对的问题更加严重，在很多场合和层次，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却不是Ostrom主张的制度主义。强势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更不愿意采纳制度主义（“规则为基础”）。特朗普的美国退出了气候变化治理的《巴黎协定》，不少国家在抢占公海、深海、远海等国际法规定的“人类共同财产”，“全球公域”的私有化不断抬头。到头来，全球的“公域悲剧”更加恶化；到头来，世界发展中的“可持续性”更不乐观。今日世界，呼唤“可持续发展”者很多，尽管不同的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机构说的“可持续发展”不同。“发展”就是“可持续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的不能叫做“发展”。号称“发展”的东西太多，但这些东西未必是真正的“发展”。“增长”未必带来“发展”，缺少“可持续性”的快速“增长”可能带来的快速破坏，并产生“发展的悖论”和“发展的停滞”。“可持续性”是“发展”的根本或者中心标准。我们看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际上是以“可持续性”为核心标准的。结语：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发展中”的中国自然引起了不少评论。我看到的论者主要来自“经济学界”和“经济政策界”。不出所料，有人对之的评论再次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狭隘民族主义，即为什么“发展成就这么大”的中国居然一直没有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光顾？为什么经济学科如此普及和发达的中国，为什么也有世界级的经济学家的中国，居然没有“中国经济学家”得到这一奖项？有人甚至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偏见，不承认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研究的成就。我认为大可不必如此反应。这个奖毕竟是目前最具有“全球”意义的、享有世界声誉的。我们还是好好地反思为什么我们缺少“诺贝尔经济学奖”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以及与发展相关的“全球（问题）研究”？进入本世纪，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一直在呼唤、号召“科学发展”和“有质量的发展”（高质量发展）；与美国特朗普政府不同，中国仍然留在《巴黎协定》，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贡献不小，但是，伴随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是否已经具有在解决“全球贫困”问题、在回答全球“可持续性”挑战上的非凡答案？ 文章选自华夏时报网，2019年10月21日

王元丰：如何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

王元丰

【21世纪经济报道】王辉耀：中印应发掘多领域合作潜力 推进亚洲一体化进程

 摘  要  在即将到来的“亚洲世纪”中，中印两国都是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将为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公平和更加包容的方向发展而不懈努力。 文 |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理事长 日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赴印度金奈出席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中印两国领导人在马哈巴利普拉姆古寺庙群散步漫谈，共话中印合作的巨大潜力。中印两国同为具有千年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交流互鉴延绵至今，从海上丝绸之路到玄奘游学印度再到驼峰航线，中印友好交往的历史悠长。如今两国都是亚洲大陆上最具发展活力的新兴市场国家。尽管近年来中印两国之间时有摩擦，但在两国领导人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关系逐渐恢复友好。如果中印双方能继续保持合作发展，提升政治互信，将对中印两国合力推动全球治理发展和亚洲一体化具有长远意义。2018年习近平主席与莫迪总理在武汉的非正式会晤后，中印关系进入发展新阶段。然而，与此同时，在大国单边主义的干扰下，国际局势日益复杂，不容乐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政策对中印两国的自身发展都提出了严峻挑战。当前，世界格局正朝着多极化趋势发展，没有单个国家可以独自应对这些挑战。而这也意味着中印两国更加需要通力合作，为解决各种全球化新挑战做出应有的贡献。推进亚洲一体化发展是中印两国合作的重要方向。亚洲是当前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之一。据测算，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亚洲经济体将于2020年超过世界其他地区，开启一个“亚洲世纪”。这不仅是亚洲国家在一体化的过程中经济逐渐繁荣的标志，更意味着亚洲将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发展的结构性力量。当现有全球治理体制因各国难以达成共识而难以完成必要改革时，亚洲为推动国际多边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出现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新贸易协定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新多边合作机制。在即将到来的“亚洲世纪”中，中印两国都是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将为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公平和更加包容的方向发展而不懈努力。中印两国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的3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5%。因此，中印合作对推进WTO改革等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方面产生积极意义，这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发声。同时，坚实稳定的中印关系也将成为亚洲区域繁荣和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中印合作潜力巨大，既有挑战也有机遇。在政治方面，中印两国之间存在的领土争端和区域矛盾是两国政府提升政治互信的主要障碍。将信任赤字转换为合作互信，是推动两国关系稳中向好发展的基石。在提升互信的基础上，中印两国可在经济贸易、互联互通、人文交流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创新合作发展。中印两国在经济上存在互补优势，可在相关领域共同发力，实现共赢。不仅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创新升级拥有合作潜力，而且在高新技术领域也有巨大合作空间。中国在人工智能和量子通信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印度则以软件开发和信息技术咨询闻名。目前，中印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合作成果显著。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的智能手机品牌如小米、OPPO和VIVO等在印度的市场占有率超过60%。中国互联网企业也已入主印度多家互联网明星企业，阿里巴巴与腾讯先后通过入股方式涉足电商行业。印度消费市场潜力巨大。2018年印度人口达13.53亿，且以年轻人口为主，较低的抚养比意味着印度居民可消费资产较高。笔者今年曾多次前往印度交流，切实感受到印度城市化发展迅速，随处可见的广告无一不彰显着这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活力。若中印两国能在RCEP谈判中凝聚更多共识，促使此自贸协议尽快达成，将极大便利两国自身发展，加速亚洲一体化融合进程。提升中印两国之间的互联互通是促进亚洲区域高度融合的重要步骤。完善中印联通所需的基础设施可有效削减货物运输成本，刺激区域贸易发展。目前，尽管印度尚未加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但是通过进一步的沟通交流，“一带一路”仍可成为中印合作的重要抓手。为尽快促成这一合作局面，中国应加速推动“一带一路”的多边化发展，借鉴AIIB的成功经验，降低“一带一路”项目的投资风险，提升项目质量，化解国际社会对这一倡议的疑虑与误解。事实上，若能成立一个“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委员会，邀请包括印度在内的世界各国加入，将有效提升各国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参与度。在贸易将各国紧紧捆绑的同时，人的流动也逐渐成为推动亚洲一体化的强劲驱动力。随着亚洲国家经济实力的普遍增强，区域内的跨境旅游与人才流动更加频繁。中印两国同为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在人文交流方面存在巨大提升空间。因此，在两国关系日益紧密的基础上，双方政府可在旅游产业、留学合作和签证政策等方面共同努力，通过建立更加密切的各种形式的人文交流互动，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最后，中印两国还应在环境保护领域加深合作。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印两国在全球环境治理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两国可以喜马拉雅地区的环境保护为基础，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喜马拉雅地区既是中印边界，也是环境保护的重点地区。因此，中印两国应利用自身科技优势，深入发展在喜马拉雅区域的环境保护合作，并以此为合作窗口，进一步拓展在全球变暖、极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气候环境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以亚洲为起点推动世界各国为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合作进程。此次“习莫会”无疑是对中印两国关系的再次提升，充分彰显了两国政府愿为塑造公平包容的全球化而共同努力的积极意愿。为此，中印两国更应面向未来，跨越障碍，发掘多领域合作潜力，推进亚洲一体化进程，重振国际多边合作。 文章选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19年10月22日

刘世锦：好公司是竞争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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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发展的“软”件与“硬”件 | CCG研究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 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认真思考，自身未来的人才竞争优势在哪里。未来吸引全球人才的国家或许不是西班牙、意大利，也不是美国和加拿大，中国经济发展中体现出的活力将吸引全球的人才。那么，中国将如何吸引更多的国际人才到来呢？  ——加拿大公民及移民局国际大都市组织执行总干事霍华德•邓肯（Howard Duncan） 　　前微软副总裁李开复喜欢引用一次经历来描述比尔·盖茨对中国的深刻了解。他来北京担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后，首次去向比尔·盖茨汇报工作，谈话接近结束时，盖茨突然问：“你在北京是怎么解决户口问题的？”“当时我被吓了一跳，几乎回答不出来，说你怎么知道什么是户口？！”后来，他又向比尔·盖茨介绍在中国招聘了20名很优秀的大学生时，盖茨又表示关心：“那他们的户口都解决了吗？” 　　这当中透露了一个信息：即使微软这样庞大的跨国公司，即使盖茨和李开复这样优秀的高管，都会因政府政策而受到影响。政府决策对于企业吸引人才至关重要。 　　当然，人才流入与发展的物质与硬件不可或缺。 　　多年前，我翻译过奥巴马总统亲笔授权的自传《奥巴马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其中一个故事令我印象深刻。 　　奥巴马的父亲是位留美的非洲肯尼亚留学生，后来回到了肯尼亚。奥巴马的弟弟马克，获得布朗大学学士、斯坦福大学物理学硕士和埃默里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2008年奥巴马旋风全球刮起，马克因为被英国《泰晤士报》曝光而引起关注。他选择到了深圳，在学校里教书，并去福利院连续做了多年义工。然而，这位富有社会责任心和爱心的马克却不愿意回归祖国肯尼亚，原因是：“在这样一个手机还未普及的国度，物理学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这是一个因为硬件缺乏而导致人才流失的典型事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才流失，并不是“政府不尊重人才”或者“人才不爱祖国”，而是因为条件落后让人才“生不逢时”。当国家无力提供发挥才能的平台时，人才只能滞留海外。否则，回流于国家无益，于个人则有害。这时政府只能让人才继续留在海外，同时推动人才环流展开合作与兼职；并建立完善的高端人才数据库，与留学生、侨裔专业社团保持长期联系；另外保持方便海外人才恢复、保留国籍的政策，例如默认双重国籍，降低他们获得绿卡、长期签证的门槛，简化程序与手续，以保证将来在需要时，能在海外的“人才银行”取出自己的存款并获得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