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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外丁颖：服务是核心竞争力，海外分公司是“硬核
近年来，随着海外置业门槛逐渐降低，国内房产投资受到政策严控，欧洲多国开放购房永居项目，使得越来越多将投资目光锁定欧洲，也让很多人将欧洲置业作为移民、留学、养老的综合解决方案。需求的暴增，同时也催生了很多“赚快钱”的房产中介和销售代理机构，“谎报区位”、“虚报价格”、“以次充好”、“阴阳合同”等现象也随之而来，导致很多海外购房者陷入身份与资产都“泡汤”的困境。 如何才能让海外置业真的像宣传的那样轻松、简单呢？如何确保身份可靠，未来海外生活无忧呢？置业前的信息对称、购房后的“售后服务”尤为重要。而真正能做到让投资人明明白白置业，踏踏实实移居的机构又有几家呢？ 出国行业领军人物、侨外出国总裁丁颖女士表示，服务一直是侨外的核心竞争力。作为一个拥有在海外服务领域近20年发展与耕耘的企业，海外服务体系的搭建对于侨外的意义非常重大，不仅仅是建立全球服务网络，更重要的是给予客户们最大化的增值服务。 希腊当地时间2018年7月18日晚，侨外出国希腊分公司在雅典正式开业。这是侨外第7家海外分公司，也是侨外在欧洲的第6家分公司。海外分公司可谓是侨外提升核心竞争力的“硬核”，侨外希腊分公司正是侨外完善全球化服务网络的重要节点。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化，中资在希投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大举投资希腊，不仅助力希腊经济增长，也带动了当地房地产市场的回暖，房产租售价格均节节攀升。加之希腊25万欧元购房即可获得永居身份的“黄金居留政策”，促使众多非欧盟投资人抢购希腊房产。在2017年希腊累计签发的2000多张“黄金居留”中，中国投资人占到了40%以上。侨外出国总裁丁颖女士视察侨务希腊分公司 站在中希合作全面深化的新起点上，侨外出国总裁丁颖女士表示，侨外希腊分公司的成立旨在搭建平等、透明的平台，促进希腊房地产在华销售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此外，侨外还投身开发环节从源头把控房产质量，为中国投资人提供更多高品质的自主房源，并将为投资人筛选更多精品独家房源；还将通过与希腊各领域合作伙伴的密切合作，为中国投资人提供更加优质的全方位的服务，正面推动华人赴希置业投资。 侨外希腊分公司它不仅是一个平等、透明的希腊置业投资平台，也是侨外海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组分，是侨外为客户提供持续性本土化服务的“硬核”。作为中国大陆率先开启全球化服务布局的机构，侨外接下来还会在澳洲、爱尔兰、荷兰、马耳他等更多国家开设海外分公司，不断升级全方位海外生活规划服务平台。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侨外全方位海外生活规划平台始终可以为投资人提供身份办理、海外置业、子女教育、财税保险、财富管理等全方位的服务。文章选自网易教育，2018年7月16日
2018年11月8日 -
龙永图：物流和国际贸易是最亲密的兄弟
10月20日，第四届电子商务与物流协同创新发展国际研讨会在郑州大学召开。本届会议以“新时代、新电商、新物流”为主题。 中国放开对外贸易经营权后，给国内企业带来了哪些积极影响？在对外贸易中，物流发展发挥了怎样的重要作用？国际上的物流发展将面临什么变革？ 全球CEO发展大会联合会主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席、郑州大学EWTO学院名誉院长龙永图在会上都做了精彩解析。 变化 一个卖灯具的，因为外贸经营权放开，成了亿万富翁 什么是国际化电子商务？ 龙永图认为，郑州大学率先设立首个EWTO学院，就是一个把高校的发展放到了河南发展的大格局中、放到了全国对外开放大格局中的一个步骤，这就有了国际化视野，而自己能够担任该学院的名誉院长也是深感荣幸。 国际电子商务该如何搞？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推动全球贸易进入一个普惠时代，使更多的人参与国际贸易发展，也使更多人能够从国际贸易当中受益。”龙永图说，中国在2001年12月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全国只有100多个企业做国际贸易，加入WTO后，放开外贸经营权以后，全国做外贸的企业一下子变成了几十万家。 这就使得中国的对外贸易有了一个大的飞跃，龙永图说，从中国加入WTO第二年开始，连续差不多有十年时间，中国的对外贸易每年都以20%至30%的速度增长，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比较罕见。 对外贸易权放开后，都给老百姓带来了哪些变化？ 龙永图说，前几年，他在温州机场等飞机时，突然一个小伙子走到他面前，问他是不是龙永图，确认过身份后，这位小伙子很尊敬也很激动地表示，非常感谢中国加入了WTO。 “是入世，让我变成了亿万富翁！”原来，这个小伙子是做灯具出口的，以前的灯具出口到国外，得通过国家外贸公司，再通过很多中介机构才能够送到东南亚、欧洲、美国等，经过了层层扒皮，每年最多能挣几十万元人民币，而中国加入WTO后，对外贸易权限放开了，他做的灯具可以直接卖到欧洲、美国等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他的收入开始大幅增加，刚开始，每年能挣个几百万元，再后来，每年都能挣上千万元。短短几年，他就成了亿万富翁。 观点 物流和国际贸易天生就是一对最亲密的兄弟 国际电子商务中，现在发展得最火的要算跨境电商了，那么做跨境电商，最不可或缺的是什么？ 龙永图说，一定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因为国际电子商务是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的事情，可推动全球全产业链的发展，也能推动跨部门的联合。 龙永图认为，今天研究跨境电商的话，就要把其放在全球贸易链大背景下研究。在他看来，物流和国际贸易天生就是一对最亲密的兄弟。 为什么这样说？ 龙永图回忆，前一段时间，他去香港参加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一个研讨会时，大家在会上就谈到了香港对于内地的作用。 1978年时，全国刚开始搞改革开放，搞国际贸易，当时内地什么都没有，也没有资金，就有一点廉价劳动力，有一点土地，然后就开始搞加工贸易。当时想的是，必须把中国内地廉价生产的产品运输到全世界去。 于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正好珠三角旁边有香港，香港有那时最发达的港口、航空和其他物流体系，于是，国内珠三角的加工贸易就靠着香港这个发达的物流体系，把内地用廉价劳动力生产出来的产品一下子就运到了全世界，使中国在短期内实现了要拿到“第一桶金”的目标。此后，在财富积累中，中国又先后实现了10年、20年、30年的经济发展奇迹。 “我们应该感谢香港，因为香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国际物流体系和国际贸易渠道，从这个角度来讲，发展贸易和发展物流体系紧密相联。”龙永图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搞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培养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员来熟悉操作电子商务等，目的就是要让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贸易的同时，也能建立一个强大的物流体系，使得发展中国家也能像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样，尽快拿到“第一桶金”，尽快实现财富积累。 从这个意义讲，龙永图认为，怎样才能创造性发展物流体系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 分析 美国退出UPU，也许会倒逼建立新的物流渠道和体系 美国白宫10月17日宣布，将启动退出万国邮政联盟（Universal Postal Union，简称为“UPU”）程序；如未来一年未能与万国邮政联盟达成新协议，美国将会退出。 美国退出UPU将会对国际电子商务和整个国际物流体系带来什么影响？ 龙永图说，这个事对于很多搞国际电子商务的人来说，确实有所震动，毕竟UPU成立了100多年，整个物流渠道已经为大家所熟悉。 对于这件事，龙永图认为，应看成是美国实行单边主义的行动，也就是大家最近讲的“美国退群”，这些年美国也退出很多组织，而退出UPU实际上就是搞贸易保护主义重要的基础，对于这件事，中国就一个态度“不赞成”，因为我们是愿意搞多边组织的，愿意大家都在国际框架下一起解决问题。 但同时，龙永图认为，如果美国非要退出UPU，那么，也不要害怕，不要担心，美国之前离开了很多组织，人家都照样发展，这说明美国退出一些组织未必是坏事，比如说美国退出UPU，这说明UPU原来那一套体系已经过时了，某种程度上UPU面临着重大的改革，美国退出UPU，则是对UPU改革的重要契机。 “如果美国真正退出了UPU，全世界肯定会在这样一种压力下，倒逼建立新的能代替UPU的物流渠道，建立新的物流体系和网络。”龙永图分析认为，一方面，美国的市场会很快做出反应，美国私营企业一定会建立新的物流运输体系；另一方面，我们中国的企业也会面对新的形势做出应对，比如在国外建立保税仓，建立新的物流体系来替代现有的UPU体系等。 “任何国家的改革开放都需要一个倒逼的机制，UPU的改革，还有全球跨境电子商务运输渠道、物流渠道的改革，也需要一个倒逼的机制。”龙永图说，也许美国扬言退出UPU这件事情会成为整个UPU改革，成为全球跨境电子商务新的物流体系和新的贸易方式改革的机会。 文章选自信阳网，2018年10月22日
2018年11月8日 -
魏建国：进博会为提升营商环境创造机遇 为改革开放注入活力
专家简介魏建国，CCG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暨虹桥国际经贸论坛将于11月5日上午在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这场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大型国家级展会，与未来中国的改革与开放进程密切相关。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对第一财经记者解读了首届进口博览会与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关系。他认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执行的以出口为导向换取外汇的政策要系统性地改变并不容易，但在筹备进博会的过程中，中国已经在通过限时、高效、简便的方式，倒逼国内各部门的改革。这也将拉开中国未来20~30年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序幕。 此次进博会的参展商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如何借此释放改革开放信号以及落地路径成为外界关注的热点。 事实上，国内的相关配套政策已悄然展开。11月1日，财政部发布通知，为支持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顺利举办，对首届进口博览会展期内销售的合理数量的进口展品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按应纳税额的70%征收。 近日，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傅自应也在中外媒体吹风会上表示，进博会将为中国改革开放注入活力。为办好这次博览会，相关部门修改、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出台了包括通关便利化、服务保障等一批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将为相关领域改革开放积累新经验、探索新路径。 魏建国对第一财经记者介绍，国际上的大型展览会，比如汉诺威工业博览会，都是以出口为主。中国以进博会为契机，是为了逐步改变过去40年累积下来的进口政策。例如，以往中国进口需要海关、质检等多部门配合，一些水果、熟肉、生鲜等食品，以及药品等生活用品，不仅面临较高关税，也面临报关时间长、物流效率不匹配等问题。随着进博会的召开，未来我国将逐步接轨全球物流通关要求，提升整体营商环境。 世界银行近日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强化培训，促进改革》也提到，中国在过去一年里为中小企业改善营商环境实施的改革数量创造纪录，位列今年营商环境改善全球排名前十。尤其是进口的边境合规成本从745美元降低到326美元。中国在“跨境贸易”领域的全球排名也上升了30多位，跃至第65位。 魏建国还表示，进博会还将进一步引领改革开放，比如更好地引进外资、保护知识产权、公平公正地对待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 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在3日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了促进成交，中国各地方和有关部门组织了39个交易团，近600个交易分团。同时，将有10万多家骨干企业、超过15万以上采购商到会洽谈采购。博览会举办前，商务部还分展区举办了7场供需对接会，对重点展商、客商事先进行交易撮合。展会期间将举办多场大型供需对接活动，为展客商提供舒适洽谈区，促进展会成交。 他认为，举办进口博览会，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动作为。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通过进口博览会中国可以进口优质的产品，引进先进的技术，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提升产业竞争的优势。通过合理地扩大高品质消费品和服务的进口，丰富国内的消费选择，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此外，也是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政策宣誓。 王炳南表示，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的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 魏建国也认为，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内已经发展到了通过进口来释放4亿~5亿中产阶层消费潜力的时候；对外，中国将通过进博会促进全球共商共建共享，扩大朋友圈，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贸易。 对于如何通过上海来联通中国与世界，魏建国认为，上海不仅处于长江经济带的核心位置，也拥有面向整个亚洲的区位优势。通过上海可以带动长三角的进口潜力，也可以带动周边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潜力，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筹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周波也在上述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开放是上海最大的特点。上海的进出口总额和工业产出三分之二是由在上海设立的七万多家外资企业贡献的。上海年进出口总额超过33000亿，占到全国27%，将近世界全球贸易的3%。上海同时也是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去年的集装箱吞吐量超过了四千万箱。文章选自第一财经，2018年11月4日
2018年11月8日 -
“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发展的背景 | CCG研究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留学生接收国，2016年来华留学生数量已经达到44万人，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重要的留学生来源地，也是来华留学发展最迅速的地区。本文将从背景条件、发展特点和政策环境三个方面入手，系统地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的现状和未来趋势；与此同时，本文将针对来华留学发展中仍然存在的问题：如质量不高，吸引力不强等，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2018年11月8日 -
郑永年：现代社会为何生育意愿低？
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进入新世纪以来，人类低生育问题越来越成为各国关切的课题，尤其是东亚社会。日本是东亚最先现代化的国家，也是最发达的经济体，但过低的生育率日益难以支撑这个庞大的经济体。从长远来看，低生育甚至会威胁到日本民族的生存。根据日本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部所属“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估算，日本人口将在2053年跌破1亿，到2065年，日本人口将比2015年的1.27亿减少三成，减至8808万。日本的少子化、老龄化现象异常严重。根据2016年的数据，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为26.7%；2015年，平均每名女性生育1.45，而如果要维持目前人口规模，则每名女性一生需要生育2.07个孩子。低生育率与婚姻和性有关。根据日本2017年4月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到50岁都从未结过婚的人口比率即“终身未婚者”中，在2015年男性为23.7%，女性为14.6%。这个数据比上次2010年调查时上升超过了三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男性约每四人中就有一人，女性约每七人中就有一人终身未婚。更早的一份调查（2011年）则显示，在18岁至34岁的女性中，有38.7%还是处女，而同一年龄段中，男人还是童子身的比率也达到36.2%。报告还显示，18岁至34岁的女性中，没有男朋友的占到49.5%，没有过性经验的达到38.7%。而在35岁至39岁的年龄段中，有25.5%的女性和27.7%的男性从未有过性经验。日本当然不是特例，东亚各个经济体都是如此。韩国、新加坡也都出现了同样的趋势；即使曾经是人口大国的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也紧随其后。没有多长时间之前（或者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一直为人口众多而烦恼。为了控制人口增长，中国在1980年代开始了“独生子女”（即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但在短短的30来年之后，中国开始出现劳动力紧张问题。低生育率也已经俨然成为一大趋势，在大城市情况更为严重。因此，中国政府不得不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低生育率的不仅仅是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更是一些“自然”因素所致。根据一项研究，中国男性的精子数（即每毫升精液中的精子数目）从1970年代初的1亿个，大幅度下降到2012年的2000万个。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生活压力、污染、结婚及生育年龄的推迟、抽烟及喝酒等都可能导致这一现象的产生。中国华中地区的一项调查显示，2015年在接受检查的男子中，大约18%的人具有足够数量的精液，可以符合捐献精子的标准，而这一比率在2001年的时候要高得多，是56%。无论精子数量的减少还是质量的下降，都影响生育。也很显然，这种现象也发生在东亚其他经济体中。东亚社会的低生育危机几乎和18世纪末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所预测的截然相反。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核心就是人口的过度增长会导致人类生存危机。这一理论有两个前提：第一，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而且几乎会是永恒状态。从这两个前提出发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经济学比例，即食物或者生产资料的增长与人口的增值之间的关系：人口的增值比生活资料增长要快，人口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活资料则只按算术级数增长。保持两个级数平衡的唯一出路就是抑制人口增长。马尔萨斯认为，抑制人口增长分为预防抑制和积极抑制两种。预防抑制主要是道德的抑制，即考虑到无力负担家庭而不结婚或者推迟结婚；而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是积极抑制，即战争、瘟疫、繁重劳动、贫困、饥荒等等，灾难会缩短生命，恢复被破坏的平衡。把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放置于今天上述东亚的人口现实中，没有多少人可以理解。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曾红极一时，并对很多国家的人口政策产生过重大影响。那么为什么这个被视为科学的理论和今天的现实之间会产生那么巨大的差异呢？产生这种差异的因素可能很多，但资本主义则是关键要素。在马尔萨斯创造“人口理论”时期，世界还处于原始资本主义阶段，他所理解的世界也是他所目睹的世界，即一个充满饥饿、病痛、贫困、瘟疫和战争的世界。马尔萨斯大概没有想象到，他所经验到的经济制度在他死后不仅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经济生态，而且改变了人类的生育环境。或者说，资本主义不仅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把人们从瘟疫、繁重劳动、贫困和饥荒中解救出来，而且有效地制约了人们的生育动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生育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相反，资本主义对生育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制造着人类的生育危机。资本主义如何影响人类生育 那么，资本主义如何影响人类生育呢？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第一，资本主义创造了劳动力市场。诚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转化成为“商品”，自由地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和买卖。资本主义很轻易地把男人和女人转化成为商品，投入到劳动力市场。较之其他市场，劳动力市场是资本主义的核心。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劳动力的自由买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这和传统社会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传统社会，女性并不是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她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生育工具”，而这种“工具”也是被女性所接受的，不管是被动的还是自愿的。第二，资本主义导致家庭的解体。资本主义不仅导致了社会共同体的解体，而且更导致了家庭的解体。男女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家庭解体的第一步。在传统家庭体制下，男女两性都面临巨大的生育压力。一旦家庭解体，那么生育就不会面临像传统社会那样大的家庭压力。这尤其表现在东亚社会。传统东亚社会对家庭极为重视，来自家庭的生育压力巨大。例如中国传统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不过，资本主义为个人主义的崛起，提供了经济和制度的条件。个人主义对人们的生育观念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第三，资本主义导致了巨大的生活压力，也使得人们不敢生育过多，或者干脆不生育。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方方面面的竞争，不仅在工作场所有竞争，而且在家庭生活各方面都有竞争，例如小孩教育、社交生活等。竞争消耗了男女两性的精力，使得人们没有多大的精力来生育；而过高的生活成本更使得人们不敢生育。第四，资本主义导致了女性认同的急剧变化。资本主义有效改善着男女两性的社会经济状况。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的自我生存和发展能力也迅速提高。在现代社会，女性的生存和发展能力甚至超越男性。在传统社会，女性要依靠男性而生存；今天，女性完全可以独立地生存和发展。这种独立性使得女性可以决定生育或不生育。不管怎样，追求自由独立也是女性的天性。较之传统社会的自然生育，现代避孕技术的发展有助于女性追求这种自由。第五，性的市场化导致的生育问题。随着男女两性性观念的变化，性市场以不同形式得以发展和发达起来。性观念变化促使男女两性视身体部位的商业化为正常。例如，传统带有歧视性的“妓女”概念，现在被视为是中性的“性工作者”概念，性市场的发达对生育有负面影响。在传统社会，性主要通过家庭而获得，通过家庭而获得的性往往导致生育。但现在则不是，男女都可以通过不同形式的性市场获得性，而通过性市场而得到的性没有再生产（生育）功能。（尽管这种形式的性也会产生类似“私生子”的现象，但“私生子”这个群体的数量可以忽略不计。）今天，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更是加快了性市场发达，使得性交易更加简单。道德因素和生育率的关系 从经验现象看，生育可能和马尔萨斯所说的“道德因素”有关。不过，这种关联并不是马尔萨斯所说的“抑制”生育，而是鼓励因素。在今天的世界，很容易观察得到道德因素，尤其是宗教因素和生育率高低至少在现象上的关联。在当代欧洲社会，尽管也经历了严重的生育率下降问题，但宗教的复苏仍然为人们的生育提供着动机，再加上福利社会等因素，生育率有所改善。宗教和生育率的关系在伊斯兰世界表现最为明显。在伊斯兰社会，无论是发达社会还是比较落后的社会，生育率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实际上，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也在提高。再者，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效降低了伊斯兰社会的婴儿死亡率，提高人们的人均寿命。因此，这些年来，在世界各文明中，穆斯林的人口增加迅速。比较而言，东亚社会遇到的麻烦就很大。正如本文前面所讨论的，这个地区的各经济体都面临着生育危机。尽管东亚一些发达社会也希望仿照欧洲的福利社会，通过改善家庭的福利来“刺激”生育，但至少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找到任何有效的手段来改善生育。一种解释是，通过诸如福利而得到的“刺激”机制，远不能抵消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巨大压力。另一种解释是，低生育率是一种文化，一旦这种文化形成，转化成为人们的观念，那么无论怎样的政府政策都难以改变这种文化。不过，如果回到马尔萨斯，那么人们可以认为，影响东亚社会低生育率的主要是道德因素。东亚社会并非欧洲或者穆斯林那样的宗教社会，而是世俗化社会。传统道德是通过社会共同体和家庭制度而形成的。今天，随着家庭和社会共同体的解体，东亚社会已经没有任何能够产生促成人口增长的道德因素，包括宗教因素。任何社会，人口是最基本的社会要素，所有其他的一切包括经济和政治，都是建立在人口这个基本要素之上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俘虏”了社会和政治，使得社会和政治都从属于自己，因此社会的重心从人类本身的再生产，转移到了经济要素的再生产。这就表明，只要资本主义仍然是东亚社会的组织原则和意识形态，那么东亚社会的生育危机就很难得到缓解。今天人们的思考仅仅停留在表面，极其肤浅，例如如何用机器人来替代人工等。如果不能超越资本主义，那么人口危机也即最深刻的社会危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不是可能性问题。即使就时间来说，任何一位人口学家也都可以精确地预测，每一个经济体的危机什么时候到来。文章选自 IPP评论，2018年11月2日
2018年11月7日 -
魏建国：进博会为提升营商环境创造机遇 为改革开放注入活力
专家简介
2018年11月7日 -
Zamir Ahmed Awan：CPEC consensus builds after Khan visit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meets with Pakistani Prime Minister Imran Khan in Beijing Nov 3, 2018. [Photo/Xinhua] By Zamir Ahmed Awan, a senior fellow with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Prime Minister of Pakistan Imran Khan, with official invitation from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has been on a state visit to China since Nov 2. He has received warm greeting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hospitality during his visit so far. Although Khan visited China before in 2011, at that time he represented his Pakistan Movement for Justice party — a much smaller entity as compared to now. This, however, was his first visit as prime minister, and his first time interacting with high-level leadership. He paid tributes to national martyrs at Tian’anmen Square, signifying their role in the success of the revolu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a. He addressed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where he shared his own political struggles and discussed the threat of corruption in Pakistan. He traveled to Shanghai on Nov 4, and is scheduled to attend the inaugural ceremony of the first-ever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By interacting with top leadership in China, he has refuted misunderstandings and confusions created by the media regarding his personality, his party PTI and his policies on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The visit has helped him understand the Chinese leadership, their vision and commitment to the cause of building a future of shared destiny in the region. It has also created a great opportunity to cultivat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leaderships. He has been able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importance of CPEC. During his visit, 15 agreements and memoranda of understanding were signed in various areas of cooperation. Both sides expressed full satisfaction on early harvest projects and reaffirmed their commitment to complete all these projects on time. Both sides agreed to further enhance the scope of CPEC to the social sector. The next phase of CPEC will be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Pakistan has already identified nine potential SEZs with close consultation from Chinese experts. Labor-intensive industry will be moved to Pakistan in the near fu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will help Pakistan generate employment and boost domestic productivity. It is expected Pakistan will attract Chinese entrepreneurs for an upcoming mega-project of 5 million new houses under the "Naya Pakistan Housing Project”. The housing sector will generate new jobs and demand for construction materials, consumables household items. This project and the resultant job generation was part of Khan’s party manifesto, which he is eager to fulfill by the end of his term. Talks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 were very cordial and comprehensive. A consensus was developed to strengthen t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relations were bolstered and commitment on CPEC was reaffirmed by both sides. Trade,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cooperation are to be enhanced further. Sector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been promoted further, including marine, space, environmental and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in a wide variety of sectors like people-to-people cultural linkages, defense, security, counter-terrorism was agreed on as well. Khan has already expressed his desire to learn from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fighting against the evils of poverty and corruption. The fruit of his successful visit may be visible in the near future and depend on how well Pakistan can follow-up and pursue the agreements made during this visit. Pakistan needs to do its homework well and introduce reforms at home. Conducive policies may be introduced to e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stitutional capacities have to be enhanced to meet desired results. Investor-friendly policies have to be devised to attract more investment from China and the world at large. About Author Zamir Ahmed Awan is a senior fellow with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and a sinologist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2018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