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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势:吴建民谈外交
摘要:吴建民,资深外交家,CCG顾问。在书中回顾了吴建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中国外交方面的战略、重大事件及所取得的成就,通过对中国外交战略的研究结合自身的经历与思考,既回顾了中国外交的历史,也对中国外交战略提出了真知灼见。
2015年8月10日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第50期·2015年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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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10日 -
【人才研究】新兴发达国家如何“抢夺”外国人才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以日本、“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二战结束之后,无论是战败者还是战胜者,都面临着经济落后、从属西方的困境,同时因为自身经济科技基础的不足、教育的落后,也都派出了大量的留学生到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学习。其中,大多数留学人才都没有回归,演变成大量的人才流失。 但是,当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经济高速发展机遇的时候,这些国家和地区也迅速实施成功的国际人才竞争战略,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人才流向。由于经济腾飞之初,尚且无力与美国等传统发达国家全面竞争全球顶尖人才,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海外人才争夺,都以推动海外本族裔人才和留学人才回流或环流为主,对于外国人才还只是重点引进。具有指标性意义的留学生回归比例,一般在经济腾飞阶段会从不到1/3提高到普遍达到50%甚至更高,也就是说,大部分散布在海外的留学人才都会回归。 新兴国家对于推动海外人才的回流,并不仅仅是感情诉求,也是客观现实所迫。作为一个追赶者和后进者,他们需要那些留学生、移民从最先进国家带回最先进的技术、经验、理念。作为一个有雄心的新兴工业国,当他们在外包生产中逐渐掌握技术,从仿造中逐渐学会创新,也必然会努力追求附加价值更高的高端产业。而且,随着国内人均收入与受教育程度的大幅度提高,他们从事制造业的廉价优势也会逐渐丧失,跨国企业会接着把这些低端产业转移到成本更廉价的新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如果他们不大力吸纳国际化人才,发展知识产业和知识阶层,在全球产业链中进行产业升级,到一定阶段经济发展就会自动陷入停滞。 海外人才的回归,通常也会创造“韩国硅谷”大德研究城、“台湾硅谷”新竹工业园等世界新兴科技中心,成为各自高科技产业以及新经济的重要推手。与此同时,当经济日渐发达、人才收入逐渐提高、国际化程度得到提升、知识产业基础逐渐完善,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于外籍高级人才也逐渐会变得有吸引力。因此,当这些国家和地区成为新兴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之后,国际人才竞争战略会从注重人才回流开始过渡到回流与吸引外国人才并重的双管齐下战略,既继续努力推动海外人才回流,又借鉴美国等最发达国家的经验,开始通过移民与留学争夺外国人才。概括地说,普遍经历过本土人才大量流失、本土人才少量回归、本土人才大量回流、同时大规模吸收外籍人才的四个阶段。 日本、韩国等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入21世纪之后,移民与留学政策都体现了这种阶段性变化。日本和韩国过去虽然重视本土人才的国际化,但并不重视外国人才移民入籍以及招收留学生,但进入21世纪后政策都发生了改变:韩国政府2007年出台“留学韩国计划”,将吸引外国学生的能力作为韩国驻外使节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2008年4月30日又决定推进完成承认韩国公民以及外国优秀人才拥有双重国籍。2008年1月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了“接收30万外国留学生计划”,并打算让五成以上的人能留在日本就职。 当然,新加坡、以色列有所区别,他们所争取的海外族裔人才其实也是海外出生的外籍人才,因此政策上也更接近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例如以色列设有与国防部地位并列的移民吸收部。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也类似于此。但区别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而与日本和韩国相同的是:这些新兴国家和地区虽然重视国际人才竞争,但都清楚地知道自身的不足与优势,因此国际人才竞争战略都会对有同文同种优势的海外族裔人才进行重点倾斜。香港有专门针对吸引内地人才的“优才计划”,以色列建立了“犹太人回归法”并规定:“凡犹太人均有移居以色列之权利……移民签证发给一切表示愿意来以色列定居的犹太人……按回归法取得移民证者,从发证之日起取得以色列国籍。” 需要指出的是,亚洲的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在“汉文化圈”内。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都是华人社会,日本、韩国深受我国古代汉文化影响。上个世纪经济腾飞也首先源于国际产业转移,借制造加工业获得了经济快速增长。由于这种文化和发展过程的相似性,以及目前的发展阶段超前一步,这些国家或地区采取的国际人才竞争战略对我国尤其具有借鉴意义。
2015年8月10日 -
【智库研究】智库的舆论引导机制
舆论引导机制形成社会影响力。学术影响力讲求是研究成果的深度,而社会影响力讲求的是推广研究成果的广度,智库一般是通过将其研究成果广而告之的形式来培育预期社会影响力的。智库的研究成果被学术圈认可和接受之后,智库和学术界还会利用多种渠道将研究成果推广出去,在社会普通民众和政府官员之间产生影响力,借以对社会大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政策决策起到推动作用。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信息咨询网络的普及,智库之间的竞争也渐趋激烈。因此各个智库都在想法设法在思想市场上竞争,想方设法推广、宣传自己的研究成果,增强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影响社会舆论,最终影响公共决策。一般来说,智库采取的主要推广、宣传方式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三种,其中人际传播有助于智库的研究成果直接影响决策者,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担负着议程设置和塑造公共舆论的作用,从而间接影响决策者。 所谓人际传播,是指智库依靠个人关系网退关宣传其研究成果,其中美国的“旋转门”机制是人际传播最直观的一种表现形式。“旋转门”机制链接了智库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源的共享,这一机制的重要功能一是构建人际关系网络,如直接在政府中任职,用电话、邮件与政府官员取得联系、与国会议员保持密切关系,直接参与政府决策听证、高层次决策者的咨询等;二是连接知识与权力,“旋转门”机制为研究者和官员提供了角色互换的机会,使他们有机会获得研究与现实的双重经验;三是推进“第二轨道”,官员与研究者身份的互换,可以为他们提供看问题的另一种角度,有助于他们在官方外交民间外交之间找到另一种外交方式。我在布鲁金斯做研究时发现,布鲁金斯学会现有的两百多名研究者中,有大约一半的人曾在政府工作过,其中还有6人直接出任过驻外大使。 组织传播的主要形式为会议或讨论会,智库一般借由讨论热点外交政策问题、宣布研究成果等召开会议或讨论会,邀请相关专家到会就相关问题发表见解。这一类型的讨论出了智库邀请的专家、学者、媒体之外,公众也可以参加,具体参加的人数因场地等因素为不同。当然,没有参加的人员也可以通过该智库的网站查找这些会议、讨论会的文字、图片或视频资料。此外,智库还会举办一些只针对特定人士的小型会议,因为会议的议题比较敏感,此类会议一般不接受公众参与,也不会在网上公布相关资料。举办短期培训项目也是组织传播的形式之一,短期培训项目可以帮助培训者对面对的问题与形势形成透彻的了解。布鲁金斯学会就会定期组织短期培训项目,而且还设立了专门的部门负责相关工作。 智库通过组织传播搭建的论坛研讨会等平台为研究者、社会大众、政府提供了交流思想、意见、建议的渠道,加强了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有助于达成共识,推动问题的解决。美国的智库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比如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分别在2007和2005年举办了200多次会议。我在布鲁金斯做访问研究员的2010年也是如此,几乎全年的200多个工作日每天都有研讨会或活动,向社会开放。此外美国国家战略研究中心每年都会举办700次以上的会议。 与以上两种传播方式相比,大众传播方式被重视的时间比较晚。它开始成为智库推广、宣传研究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始于上世纪60年代信息传播技术大发展的时候。但它的发展非常迅速,到现在基本上每家智库都有了自己的门户网站,有了专门负责大众传播的部门。大众传播可以扩大智库的影响面,营造公众舆论,对政府形成一定的影响,有助于实现智库影响国家决策的目的。网络新媒体兴起之后,因为具有操作便捷、传播快、范围广等特点,而迅速成为智库宣传、推广的重要手段。因为网络新媒体的范围不局限于一国之内,就使得智库可以再全球范围内推广、宣传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己的影响力。 本文选自《大国智库》,王辉耀、苗绿著,人民出版社
2015年8月10日 -
【智库研究】智库的思想创新机制
作为思想工厂,智库必须产生通权达变,顺应发展潮流的新思想、新观点,并通过这些思想、观点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解决内政外交问题提供可供参考的,有创造性、可行性的建议和意见。这就要求,智库不仅要从当前的问题着眼,更要注重未来的发展趋势;不仅要对研究现有政策的问题与漏洞,更要能提出解决问题和漏洞的新政策和新方案。要做到这些,智库必须具备一整套自我更新、自我调适、自我进化的完善机制,以永葆生机与活力。
2015年8月10日 -
【智库研究】人才的蓄水池和引力场
作为高智力研究机构,智库的人才集聚效应不言而喻。这种人才集聚效应不是人才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合理的分工架构实现整体效应高与各部分效应的共生互补的生态化过程。随着智库的日益成熟,其人才集聚效应必将日益强大,形成的人才群体的整体竞争力也势必得到不断强化。
2015年8月7日 -
【人才研究】全球人才战争新趋势
人才战争所争夺的对象,正是那些能够左右全世界经济、军事、科技、能源、金融等所有重要领域命运的顶尖人才。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世界大国首先是人才大国。人才是第一资源,是知识经济时代最核心的生产力。
2015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