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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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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峰代表:建立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 | CCG看两会
专家简介王俊峰,全国人大代表、CCG副主席、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 中国证券网讯 信息披露是保护投资者知情权的重要手段,但部分上市公司缺乏主动披露环境信息的意识却影响着投资者对公司的价值判断。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就建议,建立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的企业环保意识。 “对于执法机关来说,通过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的建立可以更加有效地对上市公司的环保合规情况进行监管,有利于督促其构建环保合规体系。”3月8日,王俊峰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王俊峰建议,证券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管和处罚。在其看来,证券监管部门应加大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管,并每年披露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情况。对于上市公司未能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并应予处罚的,证券监管部门应及时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并加大处罚力度,并将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公开的处罚情况予以公开。 同时,环保部门应加强对重点排污单位的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管和处罚。王俊峰认为,由于重点排污单位负有披露环境信息的法定义务,但是目前并非所有的重点排污单位都履行了这一法定义务,因此环保部门应加强对上市公司中重点排污单位的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管,对于未按照法律规定公开环境信息的重点排污单位,环保部门应及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作出环保行政处罚,并且各级环保部门应将对上市公司中重点排污单位的环保行政处罚的信息予以公开。 此外,王俊峰建议,要明确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的具体内容。对于上市公司目前披露环境信息内容不全面、方式不规范,以及披露的环境信息缺乏权威第三方的鉴证意见等问题,建议证券监管部门和环保部门在签订的《关于共同开展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工作的合作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的建立,并明确上市公司应披露的环境信息的具体内容和具体方式,以及需要经过权威第三方鉴证意见等内容,以充分执行上述协议,并有效地建立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王俊峰进一步指出,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还应规定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应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文章选自中国证券网,2018年3月8日
2018年3月21日 -
【国际在线】面向全球“引凤来巢” 中国组建移民管理局释放开放信号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到中国生活。图为2014年1月5日,在上海火车站南广场,在沪的老外“洋居民”提前踏上回家的旅程。图片来源:钟阳/东方IC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何雨阳、杨欢):3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此轮改革强化机构重组和职能整合,新产生了一些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例如将公安部的出入境管理、边防检查职责整合后组建的国家移民管理局。这个与国际接轨的新部门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被认为是中国面向全球“引凤来巢”的一项举措。记者采访了研究移民政策的专家和选择来华发展的外籍华人和外国友人,他们均表示,建立移民管理局恰逢其时,释放了中国广纳天下人才的开放态度。 首设国家移民管理局 形成移民管理工作合力 3月13日,国务委员王勇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时指出:“随着我国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来华工作生活的外国人不断增加,对做好移民管理服务提出新要求。为加强对移民及出入境管理的统筹协调,更好形成移民管理工作合力,方案提出,将公安部的出入境管理、边防检查职责整合,建立健全签证管理协调机制,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由公安部管理。其主要职责是,协调拟定移民政策并组织实施,负责出入境管理、口岸证件查验和边民往来管理,负责外国人停留居留和永久居留管理、难民管理、国籍管理,牵头协调‘三非’外国人治理和非法移民遣返,负责中国公民因私出入国(境)服务管理,承担移民领域国际合作等。” 美国《侨报》对此评论称,中国涉外管理机构用词的变化,从过去的“出入境管理”到现在的“移民管理局”,意味深长。“出入境”是边防管控为主,潜台词是守护国门。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人口红利逐渐褪去,如何在国际上“抢人”成为政府最重视的课题之一,“移民管理”则回应这一需求,暗含海纳百川、服务人才的味道。 其实,近年来,中国的移民管理制度框架一直在不断完善。2015年3月,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探索建立移民制度,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2015年6月,公安部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提出实行更加灵活务实的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专家:有助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选才用才 “建立移民管理局,将进一步完善我国人才体系,促进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选才、用才,参与国际人才招揽的竞争。”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接受国际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王辉耀是国内最早呼吁设立移民管理局的智库专家。过去几年,CCG在多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在人才引进制度上存在管理职能分散、手续繁琐等问题,给移民带来不少麻烦,也使不少国际人才望而却步,只有成立移民管理局,简化移民手续,放宽移民政策,才能够吸引更多的外来人才。 “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一方面有利于快速推动全国零散的移民政策统一化、规范化;另一方面,从宏观层面推动,可以快速营造吸引外国人才移民、欢迎国际人士来华的环境氛围。外国人才管理的诸多细节问题将很快解决。”王辉耀说。 随着世界几大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各国纷纷出台各种措施,吸引外国人才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活力。 随着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逐渐成为国际人才的向往之地,外国人才集聚的态势在逐年加强。据联合国估计,2013年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外籍人士(国际移民)为84.85万人,近十多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3.9%。 “建立移民管理局,释放了我国对全球开放包容发展的明确信号,再次表明了中国广纳天下人才的开放态度,为更多热爱中国、愿意来华发展并实现自身理想与价值的国际人才敞开大门。”王辉耀说。外籍华人:对华侨华人回(祖籍)国发展是利好 “我看到新闻了,心情很激动。这一轮机构改革加强了部门间的职责整合,我认为这是中国在治国理政上跨出的睿智的一大步。”澳大利亚AHL法律首席律师沈寒冰告诉记者,他听到要组建移民管理局的新闻时激动不已,因为签证和居留证的申请事宜曾让他颇为费神。沈寒冰律师(受访者供图) 据沈律师介绍,当前,他在中国工作必须办全“三证”,即工作签证(Z签证)、外国人工作许可证以及外国人居留许可。而每个证件的管辖部门都不同,三证分立,程序繁杂。他曾用“跑断腿”来形容自己的办证经历,并呼吁“三证合一、一站式办理”。 “申请的时候每个部门都要管我们,但是遇到问题又找不到一个统一出面负责的部门。比如我父亲就经常问:如果我们现在想要放弃外国国籍,重新获得中国国籍,怎么办?目前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觉得成立专门的移民管理局非常有必要,对我们外籍华人来说是利好消息,我们绝对拥护这样的调整。”沈寒冰说。 另外,沈寒冰认为,虽然中国是人口大国,但国际人才的流动是大势所趋,而中国在吸引国际人才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幅员辽阔,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独特性。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北京、上海、南京、西双版纳、乌鲁木齐,彼此之间非常不同。哪个国家有如此多独特性格的城市和多样化的魅力?再说城市建设,现在中国发展速度这么快,‘北上广深’完全能把伦敦、纽约、巴黎这些国际大都市比下去。只要把签证这个环节打通,中国的世界魅力将是无双的。”外国友人:盼机构改革帮助外国人在华扎根 “组建移民管理局,我认为是中国对移民更欢迎、更开放的信号。”来自也门的阿马尔博士告诉记者,他一直都在关注中国移民政策的变化,尤其是感觉到这两年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允许申请人在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上在线申请《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等。阿马尔博士(受访者供图) 阿马尔18岁就来中国留学,在天津医科大学念完本科和硕士后,又在浙江大学念完了医学博士,目前在义乌市稠州医院担任脑科、外宾门诊主治医师。今年已经是阿马尔在中国生活的第22个年头,他讲得一口流利的中文,曾经拿过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的冠军。 阿马尔说,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外国人,对这个国家的感情都很深,很多人想长期定居在中国,但是这个梦想目前不容易实现,中国“绿卡”被调侃为“世界上最难拿的绿卡”。到2016年,公安部才批准了1576名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 “我目前持有的是外国人工作许可证B类(外国专业人才类),有效期为一年。我在中国生活了22年,参加了很多公益活动,但是待遇跟新来的外国人没有两样,还是一年一签,每年都要从头开始递交资料,从头开始跑流程。非常影响工作,也很费钱。” “而且有些移民政策,我觉得不灵活,比如我向外专局提交工作许可证的申请材料,外专局审核无误后让我去中国驻也门大使馆盖章,盖完章回来再由外专局颁发给我工作许可证。但是前两年因为也门战乱,中国驻也门使领馆暂时关闭,使馆工作人员都撤离回国,我们只能去第三方国家办理。为了盖这个章,我花了一个月和好几万块钱,非常影响我作为医生的工作。这一定程度上会减损我继续留在中国的渴望。”阿马尔对记者说。 阿马尔说:“中国这几年的发展很迅速,很多外国人都向往来华发展,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定居。希望新建立的移民管理局能够满足我们在中国定居的梦想。”文章选自国际在线,2018年3月18日
2018年3月21日 -
李稻葵:跑好经济“马拉松”要提前“补水” | CCG看两会
李稻葵,全国政协委员,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党的十九大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我国经济从2018年到2050年还要跑一个‘马拉松’。”在3月8日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作大会发言时表示。 那么,怎样才能跑得好、跑得漂亮,怎样才能实现我国经济的平稳、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李稻葵表示,首先要绝不“摔跤”“崴脚”“岔气”,严防重大波折。 李稻葵认为,重大波折可能来自于金融风险。从历史上看,1929年到1933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拉丁美洲历次金融危机,1997年到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日本资产泡沫破裂后所发生的金融恐慌,每一次都让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倒退10年甚至20年。 李稻葵表示,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金融风险主要有两个:一是实体经济负债规模较大,而且隐含较多的不良负债,应该利用好当前宏观经济企稳向好的时机,及时清理。二是我国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太强,现金、银行存款和理财产品的总量大约为172万亿元,与GDP相比超过200%。这些随时可变现的资产会让整体金融体系出现稳定性较差的问题。因此,要从根子上改革,调整金融产品结构,引导储蓄者直接持有流动性低一点的债券或其他证券,提升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同时,重大波折也可能来自于我国经济的供应链,其对外依赖度非常高。一些重要的上游产品,包括芯片、原油、天然气,高度对外依赖而且来源比较集中。需要提防1971年到1973年的石油危机式的风险。“要从现在开始,适当减依赖度、增多元性、增储备。”李稻葵表示,要“边跑”边提前“补水”,提前解决一些制约未来发展的基本问题。 一是劳动力的素质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升级,我国劳动力的竞争对手将是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产业和就业能否留在国内,就要看我国劳动生产率能不能够比得过这些发达国家。另外,随着科技的进步,我国的劳动者还要竞争得过那些逐步具有人工智能的机器,干得过那些机器人做不了的事。从现在开始,要有前瞻性地加大教育投入,尤其初中以及高中阶段的基础性教育,不仅要提高数理化等硬知识,更要提高人工智能和技术难以复制的人文社会等综合素质。 二是人口老龄化问题。短期来看,应该适当鼓励人口生育。更要的是,要有彻底的思维转变。今天很多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其经验积累、技能保持、身体状况,比20年前的50多岁的中年人还要好。老龄人口有含金量,应该通过改革,鼓励他们自愿参与社会劳动,化压力为动力。 “市场经济有它自身的波动规律。”李稻葵说,150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深刻地揭示了市场经济内在的导致其不稳定性的矛盾。如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就是通过发挥政府的作用,从根本上解决马克思所论述的基本问题,但不等于说政府应该完全抹平市场经济的波动,相反应该用好经济波动。 李稻葵形象地比喻说,利用好经济波动就好比我国传统医学所说的“冬病夏治,夏病冬治”。一个优秀的马拉松选手,上坡时减速、调呼吸,下坡时加速、调肌肉。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加强监管,帮助金融体系“排毒”,提高效率;当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多做一点公共投资,多补短板。 大家要有充分的信心,积累了40年改革开放宝贵实践经验的中国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2018年到2050年,一定能够再跑出一个漂亮的经济发展“马拉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文章选自中国高新网,2018年3月12日
2018年3月21日 -
严望佳:建设智慧城市,需加强安全测评及监管
中国与全球化严望佳,CCG常务理事,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理顺安全责任,强化统一网络安全监管职能,推动网络安全管理工作有序开展,实现业务发展和网络安全管理的协调统一。 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基于我国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作出的重大决策。然而,越来越复杂的信息系统及大量“云物移大智”等新兴技术的应用,给智慧城市网络安全带来巨大挑战。由于智慧城市中存在大量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数据,一旦出现网络安全问题,就可能出现极其严重的后果。如2017年席卷全球的WannaCry事件,已经严重影响到很多国家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 智慧城市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随着网络安全重要性凸显,各地在建设智慧城市时,大都会规划和部署网络安全产品,但仍然存在大量重建设轻测评的现象,即重视硬件条件建设,却忽视建成后效果测评。安全测评环节的缺失,无法保证安全防护措施切实发挥作用,多地甚至出现了安全系统失效、系统被入侵等安全事件却毫不知情的现象。 第二,智慧城市项目庞大复杂,实际建设和运营时大多按照行业、领域、部门进行条块分割,导致缺少统领全局的安全监管。同时,大多智慧信息系统未建设安全运营中心,不能对智慧应用进行实时安全监控,无法及时了解城市网络安全现状并进行态势评估。 第三,随着国内等级保护、安全审查等安全措施的落实,我国政府机关、国企和事业单位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均已逐步纳入安全监管,但近年来伴随互联网发展而出现的大量基础信息系统(如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大数据交易服务等)尚处于监管盲区。这类信息系统用户基数庞大,业务范围深入国民经济和公众日常生活中,一旦发生安全问题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 鉴于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第一,建立规范的智慧城市网络安全评价体系,通过定量分析城市网络安全度量指标,帮助城市明确自身建设情况,找出差距。组织智慧城市网络安全测评工作,是科学衡量智慧城市建设成效的迫切需要,也是探寻智慧城市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对于规范、监督和指导智慧城市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理顺安全责任,强化统一网络安全监管职能,推动网络安全管理工作有序开展,实现业务发展和网络安全管理的协调统一。建立智慧城市安全运营中心,树立动态、综合的防护理念,采用先进信息化手段开展安全运营工作,对抗不断发展的网络安全威胁。 第三,制定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办法,组合管理、技术手段,加强对基础信息系统的安全监管力度。对于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大数据交易服务等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信息系统,应建立准入、备案和常态化的安全审查制度,加强安全监管,控制安全风险,切实保障智慧城市安全。 第四,加强政策引导,在智慧城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中建立自主可控技术门槛,要求智慧城市网络安全中关键、核心产品必须采用我国自主可控技术。坚持走自主可控、安全可信的智慧城市建设之路,鼓励我国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格局,避免“棱镜门”重现。文章选自《新京报》,2018年3月15日
2018年3月20日 -
张连起委员:深化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改革
专家简介
2018年3月20日 -
“新掌门”张懿宸独家披露:麦当劳中国更名“金拱门”幕后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红色资本”中信集团拥有金融、地产、实业等多领域的资源,在中国市场深耕多年的麦当劳由此站入了“国家队”。/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梁宵 编辑|徐昙 张懿宸一下子成了“网红”。 2018年1月15日,他在香港亚洲金融论坛上“随便”解释了一下麦当劳中国的更名原因——“当时想了一些别的名字,但是麦当劳美国总部不让用,最后一气之下就叫金拱门”,没想到这个话题就爬升到了当天微博热搜榜的首位,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麦当劳品牌的传播影响力竟然如此之大。“现在我们投资的公司邀请我过去,特地强调不是作为中信资本的董事长,而是要作为麦当劳(中国)的董事长。”摄影:程泉 由于“接盘”麦当劳中国,中信资本和张懿宸成为关注焦点,也处于风口浪尖。 第一波是在交易落成之后。当时,麦当劳中国工商登记变更为“金拱门”,这一件看似平常的小事却掀发了轩然大波,麦当劳中国的PR团队做过统计,彼时与更名相关的文章曝光量高达90亿次,“什么广告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张懿宸对这个“无心插柳却收获颇丰”的结果不可谓不满意。但关注的声浪中却也夹杂着质疑和调侃,有人就戏谑说“这个名字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不知道是否有一天会变成中信大排档?” 张懿宸说:“我最早提出来叫‘信麦’,但‘麦’字已经在中国做了注册商标,特许经营商不能用,但可以用Golden Arches——在美国提这个都知道是麦当劳。”于是“金拱门”就成了不二之选。 这家诞生于1955年、拥有超过36000家门店,长期雄踞全球快餐连锁第一品牌的巨无霸,强势风格可见一斑。它是一个“说一不二的谈判者”。在麦当劳的全球版图中,特许经营业务占比为90%(2017年底数据),而在中国市场,这个数字只有30%。 “一般情况下,特许经营商对麦当劳200多页的特许经营协议只有签字的权利,几十年了,基本没有特许经营商能提出修改意见。” 但中信显然不是一般的“特许经营商”。 此次除了中信资本,同时入股麦当劳中国的还有中信股份——代表整个中信集团的战略部署,两者共占麦当劳中国总股份的52%。众所周知的是,“红色资本”中信集团拥有金融、地产、实业等多领域的资源——在中国市场深耕多年的国际餐饮品牌麦当劳由此站入了“国家队”。据同样参与谈判的一位知情人士所说,本来麦当劳想整体出售中国的业务,但是最后保留了20%的股份,就是因为对发出收购邀约的“组合”很有信心,因此也会作出一些让步。 “像中信这样的特许经营商是它历史上从来都没有的。实际上按他们来说,我们是他们全球谈判这几十年中间,遇到的最强大的谈判对手;我们在协议上所做的修改也是最多的,历史性的。” 如今,这个“历史性”的突破会将麦当劳中国引向何方呢?“国家队”的身份是否会影响麦当劳的市场决策?中资控股之后的麦当劳又会如何推进本土化?是否会生发出一套中国本土的地产模式?张懿宸就这些问题接受了《中国企业家》记者的独家采访。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部分专访内容: 引入本土供应商 CE:与麦当劳谈判的过程是不是很艰难?张懿宸:倒也没有,说实话,这么多年,中信资本做了很多大项目,这次是中信和麦当劳两个巨无霸之间的谈判,结果是出人意料的顺利,这是因为两者在很多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第一,中国业务肯定要走轻资产模式。麦当劳现在全球特许经营的比例大概90%多,在美国就更高了,差不多95%;但在中国,大概70%以上则是自营门店,从发展战略上来看,这个模式肯定是要转换的,新的CEO史蒂夫·伊斯特布鲁克2015年上任之后,就把这个明确再提出来——轻资产的比例还要再加大。也就是说,从改善财务状况上来说,麦当劳对中国业务授权经营的方向是确定不疑的。 另一方面,麦当劳出售中国区业务又不简单是财务考量,它从第一天就说得非常清楚,只对战略投资伙伴有兴趣——他希望找到一个长期的伙伴接手具体业务,继续用它的品牌、理念去进一步发展。这与中信的想法不谋而合。所以,整个谈判过程还是很快的。我们开始接触是2016年6月份,然后到2017年的1月9号就签约了,在8月8日正式交割入股之前,他们就已经把我们当成新股东,所有的战略会、中外合作等决策事项,都请我们参与了。 CE:历史上,麦当劳很少对特许经营协议做出改动,中信这样的一个“巨无霸”作为特许经营商,有何“特权”? 张懿宸:麦当劳的特许经营协议在业务层面规定是比较细的,一般麦当劳和别人谈判就是200多页的特许经营协议,对方签字就得了,历史上基本没人改过这个东西。但中信集团这么大的盘子,很多地方会产生冲突,这就需要一个分寸的把握。比如说特许经营商原则上不能再做餐饮,但中信好多产业,举个例子,如果在中信书店里面做个其他的快餐是不是可以?当然,不能是与麦当劳有直接冲突的,比如KFC。另一方面,麦当劳希望特许经营商纯粹去运营餐厅,不能介入供应环节,它自己就从来不在供应商里面入股,以保证公正性,但中信旗下还有中信农业等等,未来是不是会成为它的供应商? CE:也就是说未来麦当劳中国可以筛选本土的供应商?张懿宸:是。未来麦当劳中国在本土化的供应链上肯定要加强,尤其往三四线城市、往西部,更要增加一些本土的够标准的供应商,这是肯定的。这个方面业内已有比较成熟的做法。 当然,供应商的入选要经过麦当劳的标准认证。中国市场与全球的供应商准入和管理标准是一样的,只不过以前实行全球统一的供应商政策。我们期待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拓展,引入合格的本土供应商,能够与全球供应体系形成优质互补,从而更好地助力中国市场的发展。 三级决策体系 CE:现在麦当劳中国从外企的身份变成了“国家队员”,两种制度和文化上是否会存在冲突?张懿宸:我们对这些问题是有预判的。我觉得中信集团的领导,在这方面是非常开明的,他们也意识到麦当劳是一个快速消费品公司,而且原来的系统、文化,对这个品牌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说,这些还是会继续保留,并且会进一步给管理层松绑。 为此,我们设计的是两层决策机制,在重大问题上,牵涉到股权变化、重大资本项目的投资或者重组,是需要到中信集团去批的,但是从运营的方面,整个运营战略、薪酬制度等都是放在金拱门公司的董事会层面来定,这个董事会上既有中信的人(4席),也有凯雷的人(2席),还有麦当劳的人(1席)——是市场化的董事会做市场化的决策;然后到日常的运营,充分授权给管理层——所以说不是两级,应该是三级。到目前为止,这个决策体系运作得非常顺利。 CE:组建新的董事会以来,麦当劳中国进行了哪些战略上的调整?张懿宸:进入之后已经开了两次正式的董事会,事实上从年初进来到现在一年的时间里,很多战略都已经做了调整,包括加快开店速度,加强数字营销,发展外卖等新战略,也确立了管理层新的薪酬体制和考核机制。 CE:相较以前,考核体制有哪些变化?张懿宸:考核指标整体上相差不大,但在权重上做了一些微调,以更好地体现本土化运营的特点。原来麦当劳奉行的是一套全球系统,在美国肯定是行之有效的,比如在店铺经营上最关键的指标就是人流,只要有流量,就自然会有盈利,所以为了引流,会做非常多的短期推销,比如一美元套餐等。但麦当劳在美国和在中国的市场定位实际上是不同的,在美国是以价格取胜,比如想选择一个安全而又便宜的餐馆,会选择麦当劳,并不是因为汉堡最好吃;在中国不是这样,而麦当劳在中国的优势是它的品牌。比如香港有240家店,每天平均吸引一百万名顾客,无论早餐、午餐,都是满的——客流量根本不是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客单价就是一个更为重要的考核指标,所以要针对中国本土的情况作出不同的权衡考虑。CE:另外一个很不同的是,在美国,麦当劳除了快餐企业之外,还被视为是一家地产商,在中国却没有形成这样的产业模式。如今中信系控股,而中信集团也有自己的地产业务,未来麦当劳中国是否有可能发展起地产模式呢?张懿宸:麦当劳在美国的地产业务有其历史原因。发家的时候,恰逢美国二战之后的城市化,从大城市向周围扩展,当时麦当劳看准了这样的时机,在新城获得了大量位置好、价格便宜的地产,由此形成了坐拥地产和店铺,然后出租的模式;到七十年代,它才刚开始挺进纽约、芝加哥、波士顿这样的大城市。而麦当劳进入中国的策略完全不一样的,它进入之初就锁定的是大城市,通过锁定优质商圈深耕市场,专注于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同时积极打造深受消费者喜爱的品牌。当时地产价格在它看来已经不便宜了,而且对中国市场和政策了解不够,没有判断到地产的机会。未来重点发展的三四线城市是不是可以在开店的同时把店铺买下来,然后出租,是有这种可能的。不过我们进来之后,从某种意义上就成了它的总特许经营商,财务和资金投入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目前还没有非常明确的要找下一级特许经营商的计划,但是有的省份,比如说像西部的一些城市,目前为止还没有麦当劳的门店,也有可能找当地比较有实力的特许经营商去发展。但如今我们并没有认真的考虑这个方向,当前的任务还是加快开店,因为市场空间还很大。 CE:麦当劳中国品牌的授权期是20年,到期之后会否生变?张懿宸:麦当劳的特许经营协议,基本上都是以20年为限的。 麦当劳在全球一向是一个说一不二的品牌,想成为麦当劳的特许经营商,就得接受他的条件,因为他们在各个国家,比如美国本土,特许经营商基本上都是找一个有足够财力的家庭,开个3~5家麦当劳餐厅,他们觉得这样合作起来更加容易。 按照麦当劳所说,他们整个全球谈判这几十年的时间,遇到的最强大的谈判对手就是中信——像中信这样的特许经营商是它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双方从品牌、实力上势均力敌,而且他们也很清楚,在中国要加快速度发展的话,合作伙伴必须要有自己的能力和资源,找那些小的特许经营商对它来讲改善的意义不大。我们接受20年这个期限是因为我们有信心这将是一个优势互补的双赢合作,这种模式将令双方长期受益。之前和它合作不错的特许经营商,也有很多会到期续约,所以说,我们不觉得“20年”的期限是个大事。文章选自中国企业家杂志,2018年3月16日
2018年3月19日 -
李成:美国对华政策的三股潮流
李成,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处理美中关系,既有的四个对话机制非常重要。只要对话机制存在, 就可以防止走入极端、走入歧途。此外,还要有新的思路,要在更深的层次上 防止冷战思维,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美国有些人已经把中国当成假想敌, 而中国也有人有零和博弈的思维,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在当前形势下, 美中两国之间多层次的交流、有针对性地回答各自关切的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 ——李成在就中美关系的现状接受采访时,李成笑谈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上海的一所街道医院里做医生的经历,又“八卦”了有 关邓文迪的新闻。和美国的其他中国问题专家不同,李成对中美两国的理解,不只停留在学问上,他对两个大国的熟悉,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浸透着种种鲜活的认知。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成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首位华裔主任之后,李成总是带着极大的善意解读中美关系遇到的波澜,在整体上保持乐观的判断。尽管如此,中美关系近期在某些方面出现的新动向,仍令他感到有解决问题的紧迫感。“现在参与美国政策制定的人中, 缺乏大师和战略家。”中国新闻周刊:特朗普上台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如今他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是不是变得明朗一些,或者说,能不能看到有什么规律可循?李成:我觉得既不明朗,更不能说有规律。应该说,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迄今还是变化不断的,这其中有很多原因。首先,在美国国内,通俄门调查还在继续深入,并不时对特朗普本人和他周围的一些亲信和幕僚带来压力,这一事件最终走向何处目前还无法下定论,将来不能排除特朗普遇到大麻烦的可能。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人事安排总是不到位,这样,其对外政策就很难保持一致——不仅各部门不一致,甚至是同一个人,面对相同的问题,说法也不一致。以特朗普本人为例,他在推特上说,他和习近平的两次会谈都很了不起,两人是好朋友。但在他的另一些说法里,又把中国当成战略对手或敌人。怎么可能把一个国家的元首作为朋友,而把这个国家作为敌人呢?另一个例子是国务卿蒂勒森(于3月13日被特朗普解职——编者注)。 一年前,他曾经表示,要确定未来 50 年美中友好关系的发展方向;而到了今年年初,他到拉丁美洲访问时却把中国定义为“新帝国主义列强”,把中国看作是对手,并认为中国和俄罗斯都是美国的敌人,因而要遏制中俄两国的国际影响力。目前美国主流媒体与总统是对立的, 主流媒体的一边倒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特朗普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总统,中期选举结果还有待观察,各种民调结果也都不准确,因而并不能推测特朗普的名声将来就一定是下降的。实际上,美国的对华政策往往是由事件驱动的,一旦出现重大事件,它就会发生变化,比较缺乏长远的考虑。不仅是特朗普政府,美国政府向来都是如此。举例来说,前《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ord)在2001年写的一本书里,小布什刚当选总统就说,美国有三个敌人,第一个是伊拉克,第二个是俄罗斯,第三个就是中国。但是2001 年的911事件改变了整个世界,其后,小布什政府把反恐调整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因而很快就改变了对华政策,后来又出现了他亲自赴中国参加 2008 年奥运会等行为的转变。目前,美国在外交领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家。在我看来,已故的凯南、鲍大可、布热津斯基和仍健在的基辛格、佐利克、哈斯等是大师级的国际政治专家,而现在参与美国政策制定的人中,缺乏这样的大师和战略家。中国新闻周刊:和奥巴马时期重返亚洲的政策相比,亚洲在特朗普外交政策中处于怎样的地位?未来有何值得观察的重点?李成: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政策和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实际上都没有确定的财政支持、预算保障,都只停留在战略阶段并没有到具体实施的地步。亚太地区的国家也有各自的并非与美国一致的利益需求。在这些方面,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政策和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有相同之处。然而,特朗普执政以后,美国的软实力急剧下降;特朗普提出的战略,在国际上成为笑话,这是他和奥巴马时期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另一个不同是,特朗普周围很多都是军人,而奥巴马的执政团队基本上都是 职业行政官员。虽然不能说军人就一定好 战,甚至有时候军人因为知道战争的残酷性和严重后果反而更倾向于和平,但是,他们在思考方式和对问题的处理方式上和职 业行政官员还是有所不同的。外界不难看出,特朗普的官僚体系与外交政策体系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而特朗普本人又非常地我行我素,这样就会造成真真假假,人人自危,带来很多混乱。所以,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有些是虚幻的,有些是实质性的,这种情况让外界非常难以判断。因而,辨别哪些是虚幻的,哪些是真 正的战略和决策,包括究竟有无战略,就显得非常重要。任何好的战略都要有弹性,而特朗普的外交战略根本就不是这样的,而是四面树敌,没有战略重心。他去年年底在宣布战略安全报告时,把恐怖分子、流氓国家(伊朗、朝鲜、中东地区与以色列为敌的国家)、 俄罗斯和中国都列为对手或敌人。然而,这个战略报告并没有对不同情况发生变化后相应战略变化的思考。此外,如前面所言,他的战略并没有财政方面的支撑。特朗普热衷于加强军备,可是钱从哪里来?所以,很多政策的提出只是相关领域及官僚部门争取加大预算、进行游说的结果。与此类似,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很多提法都和美国国内政治有关。作为美国总统, 有时候必须要保持对中国的批评性,有时候也和他本人的危机有关,他需要利用对外政策来转移视线,这也解释了特朗普为什么表现得真真假假,出尔反尔。“美国对华政策与态度有显著的变化,集中表现在三股潮流上”中国新闻周刊: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在去年11月特朗普访华后短期之内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有什么特点,其发生的背后有哪些原因?李成:过去三四个月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与态度有显著的变化,根据我的观察,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三股潮流上:第一,是贸易战的提法在升温;第二,是在美国官方的战略安全报告、国防报告、特朗普的国情咨文演讲里,都有一段描述把中国作为对手之一,而且排在俄罗斯前面,在安全领域要对中国加强遏制;第三,最新的、我认为也是最值得关注的动向是,美国乃至于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在文化、教育、科技、政治等领域的影响力,也就是对所谓中国的“锐实力”表现出的担心。这些论调以前一直都有,但只是一股暗流,最近它已经演变成了“明流”。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今年2月在公开场合对所谓中国留学生、教授、科学家等群体为中国政府搜集情报的指责。他的这一表态已经引起美籍华人和学界的反弹, 这完全是和美国价值观相违背的,大多数美国人不会赞同的。人们开始担心,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将带来历史上麦卡锡主义的回潮。以上三股潮流出现的原因非常复杂, 往往不是单一原因所致。其中有的是出于对中国的误解,或者片面的理解。但是,如果要说引起美国对华政策在短期内发生显著变化的指标性原因的话,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的强大和美国软实力的衰落,这可能是一个最主要的指标。美国民间、政界、学界都从以前对所谓中国崩溃的担忧,转而变成现在对中国取而代之,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的担忧。第二,美国政治目前在经过一个非常奇特的、非常规的阶段,特朗普的政治权力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官僚体系与总统在很多议题上有明显的分歧。官僚体系担心总统会做损害美国利益的事情。当商人出身的总统 不那么意识形态化的时候,官僚体系和决策界要平衡总统的偏差。第三,在以上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际政治版图近期发生了非常急剧的变化,维护西方的价值观的呼声在西方国家此起彼伏。在上述大背景下,美国国内对华政策与态度的三股潮流汇合在一起,一时间被夸大了,但是它不一定是长期的,有可能只是短时间的。你很难想象美中之间的交流会中断,那样做也会损害美国的利益。从真正意义上讲,毕竟美国民众对中国是友好 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一方面特朗普在指责中国,另一方面他又对中国新年发表贺词,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欣赏,他的外孙女还在学中文。不仅是总统,美国各界的很多精英也是如此。所以,尽管美中关系目前处于急剧变化和令人困惑的阶段,但中国也不必只看到眼下的三股潮流,而忘掉了美中两国合作的很多其他领域。两国有识之士应该对这些暂时的变化保持淡定,这也是一个国家成熟的表现。否则的话,就会夸大对美国的抵触情绪,其后果就是两国越来越走向极端,越来越产生敌视,这不仅是美中两国,而且对全世界都不是福音。中国新闻周刊:贸易问题是近期的一个热点,中美贸易争端将如何发展?长远来看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李成:眼下,特朗普已经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加征关税。在此之前,今年2月中国商务部就宣布对从美国进口的高粱发起 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两国的这些举措还不能算是贸易战,但是意味着贸易战的可能性在提高,大家都处在试探阶段。美国一旦启动“301 条款”,应该说就意味着贸易战的开始,因为这一举措将牵涉到非常广泛的贸易领域。贸易问题是特朗普国内外政策的一个 重点,他在竞选的时候就反复提到这个问题。2015年美国的贸易赤字是5000亿美元,其中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是3340亿美元,占总赤字的三分之二;然而,根据美国的数字,到2017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又增长了7%。所以,美国贸易战的主攻对象是中国。在服务业方面,中国的市场准入要比其他一些国家,包括墨西哥、印度、巴西等都更加严格,造成一些美国大公司对中国市场的不满。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有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可能与中国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更有竞争力有关系,还可能涉及中国的政策,包括环保政策,劳动力价格增长等因素。但是不管怎样,国外公司像上世纪 90 年代那样在中国市场能够获益巨大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也是刘鹤在今年达沃斯年会上所讲的中国继续开放为何受到巨大关注,并给很多外国企业带来希望的原因。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美国大企业往往极力游说政府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包括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法律保障、服务性行业开放等方面。然而,另一方面,这些企业中的很多并不希望与中国打贸易战。所以,面对贸易战升温的风险,很多企业尤其是大公司有可能会缓过劲来,在对政策的诉求上出现反弹。大多数美国企业即使在中国没有获益,也不希望美中之间发生全面的贸易冲突,这对他们的影响太大了。实际上,美中经济关系在三个层次上看都有积极的因素,即在企业、州政府和国家层面上。首先,在企业层面上看,对中国是施加压力还是展开合作,企业的心态是两难的,但是总体上他们是主张与中国合作的,美国企业很清楚地看到,和中国的贸易战是不可收拾的、两败俱伤的。从早期来看,也许中国的企业更受伤,但是长远来看美国企业绝对要受伤。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市场,企业与政府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第二,州政府层面是想跟中国合作的。你可以看到,加州州长布朗说,要抛弃联邦政府跟中国合作。密歇根、阿肯色等州,包括比较保守的爱荷华州也是持这样 的态度。而在国家层面上,中国在过去几年中服务业的上升、环境保护的加强,尤其是中国创新企业、医疗保险等领域的发展,都给美国带来很多机会,这些方面美国是有优势的,或者两国是互补的。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要走出去,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特朗普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最终可能要和中国合作,中国的技术、中国的资金等方面对美国有很强的互补性。然而,这种互补性目前不被重视,反而更多地强调了竞争性。 所以我还是强调,上面提到的三股潮流如果能够重新回到它的正面而不是反面,才是有希望的。贸易战本身是个悖论,正是因为有了贸易,所以我们才没有战争。因而,我觉得马云说得好,“一旦贸易停止了,战争就会开始了。”所以,贸易往来还是美中关系的关键。“中国在对朝鲜的政策方面,从把区域的稳定作为第一位的考量因素, 改变为把朝鲜半岛无核化作为首要目标,这是很本质的改变。”中国新闻周刊:朝鲜半岛局势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复杂多变的问题。韩国和朝鲜在平昌冬奥会上展现了合作的氛围, 特朗普和金正恩已定于在今年5月前会面,这些都是戏剧性的变化。中美两国在对朝核问题的策略上有哪些差异?寻求更大合作空间的机会在哪里?李成:近年来,中国在对朝鲜的政策方面,从把区域的稳定作为第一位的考量因素,改变为把朝鲜半岛无核化作为首要目标,这是很本质的改变。但这并不是为了取悦美国或者是迫于美国的压力,而是对中国整体利益的重新考量。中国这样做,既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当然也是符合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的。当然,美中两国都有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主导权、话语权和未来影响力的竞争和角逐。在争取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过程中,中国做了很多努力,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坚定地与联合国站在一起,包括与美国展开合作。然而,如果与此同时美国非要把中国当成敌人,中国的策略就可能会发生改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关注的焦点问题是,特朗普认为中国在对朝鲜的制裁方面做得不彻底。而中国的做法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第一,中国从来不相信经济制裁能够解决朝鲜问题,中国认为,朝鲜的忍耐力有多大是西方所不能理解的;第二,要中国全面制裁朝鲜,就必须要让俄罗斯也对朝鲜实行彻底制裁,但是美国做不到这一点;第三,如果中国全面、彻底地制裁朝鲜,朝鲜可能会把中国视为比美国更 糟糕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能这样做吗?实际上,美国与韩国、日本构成了反对中国的阵营,对于美国这样“两面出手”的策略,中国是难以接受的。这就解释了美中两国处理朝鲜问题的时候在很多方面还有分歧和不同。再则,中国向来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都是不对的,因为率先使用核武器会造成巨大的平民伤害,这一点美国的有识之士也是同意的。美中在以上各方面不同的出发点,使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成为难题。包括在平昌冬奥会期间,中国实际上希望朝韩双方实现接触与和谈,而当时美国方面的态度比中国保守。目前,尽管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在降温,但美国政界、军界和学界很少有人认为金正恩会放弃核武器的发展。也许特朗普目前的做法让他在个人政治资源上得了分,但对美国国家是否有利?美国拥有多少主动权?对大多数分析人士来说这些都是非常有争议的。未来半岛无核化的前景仍然很不明朗。我们并不能排除美国对朝鲜使用武力的可能性。然而,各方面因素都处于发展变化并且相互作用当中。对有关各方来说都有风险。如果说,几个月以前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可能会与美国有较大的合作空间的话,随着美中关系的快速变化,以后就很难说了。所以,近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希望两国能够继续有更多的合作,最终使朝鲜半岛无核化成为可能。“中国并没有试图取代现有的世界秩序,只是想获得更多的发言权,这个想法是合理的。”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在相当程度上认可一个开放的、包容性的世界格局,这和西方主导的所谓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并不冲突。如今,后者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此情况下,中美两国如何促进相互了解与合作,避免发展成为类似于冷战的关系?李成:中国并没有试图取代现有的世界秩序,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中国获益于这一秩序。中国只是想获得更多的发言权,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合理的。而且,世界在发生变化,不仅是中国,众多的新兴国家都在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希望在某些领域与美国有更多的合作 ,有些人往往看不到两国这种合作的广大空间。举例来说,在网络安全方面,美中两国确实都有能力给对方造成很大的破坏,与此同时,大国也可能是潜在的最大的受害者。现在的问题是,你根本就不知道网络攻击从哪里来,而且很多攻击都不是来自国家性质的实体。只有大国才有能力在财政、人才、资源、政治意愿等方面为网络技术的发展提供支持,所以这方面一定要建立合作、签订条约,以保护基础设施,保护金融安全。而且,现在人类又面临着人工智能的挑战,从大的视野来讲这不是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是人类和机器之间的竞争,这是更大的挑战。所以,在这些方面只看到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对抗就会显得太狭隘,但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合作并没有得到强调。我觉得,促进美中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有几个方面的原则。第一,两个国家最根本的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美国要做好自己国内的事情,中国也一样。社会要更加开放、包容、多元。国内的事情做好了,才能很好地处理国际事务,其他国家对你也会更尊重,这个原则今天对两个国家都适用。第二,要更多地了解对方,很多问题的发生都是因为不了解,我觉得两国人民之间是非常友好的,有一些批评也是出于善意。所以要更深、更广地去了解对方,换位思考。 第三,既有的四个对话机制非常重要。在今年2月杨洁篪国务委员访美以后,外交和安全对话机制马上就要恢复,这很重要,只要对话机制存在,就有希望,就可以防止走入极端、走入歧途。第四,要有新的思路,要 在更深的层次上防止冷战思维,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美国有些人已经把中国当成假 想敌,而中国也有人有零和博弈的思维,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在当前形势下,美中两国之间多层次的交流、有针对性地回答各自关切的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中国新闻周刊:有哪些危害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潜在的危机领域,需要两国决策者予以更多的关注?李成:美中关系在未来要防止四种情况的出现。第一,国内政治的影响。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上 升,两个国家都有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有时候会绑架外交政策,这方面是值得关注的。 第二,对双边关系的理解。从最近的形势来看,把两国关系变成零和游戏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双赢的局面越来越难形成,以前希拉里提出要从对方的成功中获益,而现在越来越倾向于看对方的好戏,这是很可怕的想法。第三,第三方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两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会被第三国绑架, 此类现象值得警惕。最后,新的冷战思维。 两个大国对其他国家不应该有“非友即敌” 的想法,不要有让其他国家站队的倾向。可 以说,这种现象已经出现了。例如,蒂勒森在拉美访问时提出要抵制中国和俄罗斯。 美国也有很多报告提出担忧,认为中国的势力已经扩展到非洲、拉美、东欧,甚至美国的家门口。如果任凭以上几种情况不断蔓延的话,必将给美中两国关系造成重大危机。文章选自清华布鲁金斯中心,2018年3月15日
2018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