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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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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报】中美经贸正在构建新平衡
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贸易战似乎一触即发。而特朗普在发表国情咨文前夕,其是否会宣布针对中国的更加激进的立场和措施一度引发了各界担忧。专家们普遍认为,多边贸易体制仍是重要规则,中美难启贸易战。贸易摩擦不会触及中美经贸合作的核心,中美两国经贸合作正在不断向更多领域扩展。 近来,美国发表国家战略与安全报告,定位中国为“竞争对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将对“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中国企业进行惩罚,金额大到“无法想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太阳能板和洗衣机征收保护关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达沃斯答记者问时表示,美国严阵以待,做好了打贸易战的准备…… 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贸易战似乎一触即发。而特朗普在发表国情咨文前夕,其是否会宣布针对中国的更加激进的立场和措施一度引发了各界担忧。 事实是,特朗普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说宣扬了其任期第一年的政绩,侧重于阐述其国内的基础设施、移民、社会改革等政策,没有过多提及多边关系和中美贸易。 近日,全球化智库(CCG)举办“从特朗普国情咨文看中美政治经济走向”研讨会,就2018年美国政治和中美关系走向、此举对动荡中的全球化产生影响、中国应对之策等热点问题进行评估和预判。专家们普遍认为,多边贸易体制仍是重要规则,中美难启贸易战。贸易摩擦不会触及中美经贸合作的核心,两国经贸合作正在不断向更多领域扩展。多边体制下中美难启贸易战 贸易战并非简单的反倾销、反补贴、增收惩罚性关税等,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理应打不起来,因为有多边贸易机制规则的保护。CCG高级研究员、中国原驻美公使何宁认为,尽管特朗普更关注双边,但其想完全抛开多边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美国法律体系在多边体制上有国际义务来约束。多边贸易体制规则下尽管会出现问题和争端,但大家都没有“出圈”。多边规则是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维持稳定的基础。特朗普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出重返TPP,但重返TPP无论是一对一进行谈判,还是与TPP十一国集体谈判,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将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而且美国重返后的TPP不再是原来的TPP。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寿慧生用两个词概括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总体形势:一方面,“行稳难求”;另一方面,“致远可期”。从积极方面看,以传统关税为主的大规模贸易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不大,更多的是以非关税壁垒形式出现的贸易冲突。但此类冲突相比而言较为灵活,妥协空间较大,而且此类冲突是当前国际贸易摩擦的常态,因此难以超越WTO的治理范围,破坏现有的贸易秩序。从消极方面看,基于过去一年多的事态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走向已经非常明显:两国经贸关系会摩擦不断,突发性事件频发,而且呈常态化趋势。为此,中国需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应对措施。 毕马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康勇认为,中美贸易摩擦还将持续,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可能会呈上升趋势。常常被美国拿来说事的美中贸易逆差不是利益的逆差,比如中国出口到美国的iPhone大部分利润留在了美国,而不是中国。一台售价550美元的iPhone,在中国创造的价值仅10美元左右,不到售价的2%,大部分利润都被苹果和其他高端设备制造商赚走了。逆差对贸易本身的影响非常有限,美国总拿贸易逆差说事,只是从权威上维护美国利益和蓝领工人的形象,想从民意上表明其态度。中美经贸合作向多领域扩展 “中美关系力量平衡已经被打破,新的平衡正在构建。”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滕建群认为,2018年中美两国关系不会出现大的问题,虽然美国一直在讨论怎么对中国放大招,比如对中国商品加税,但不管什么大招都不会即刻涉及到中美经贸合作的核心,两国经贸合作正在不断向更多领域扩展。 康勇也认为,中美之间仍存在很大的利益互补。截至去年,美国对中国累计投资超过800亿美元,中国对美国投资达600亿美元左右,双方在贸易利益和产业协作上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他对中美经贸关系抱有乐观的态度。中国美国商会刚刚公布的对中国的调查也显示,在华美国企业对两国关系的改善持乐观态度。 实际上,中国对美国的挑战不仅仅是在贸易领域,还涉及“一带一路”倡议、国际治理体系、国际金融市场、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崛起等方面。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强调,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中美关系的主战场仍然在贸易领域,美国绝对不会允许美元的地位受到任何挑战。所以说美国不会退出当今全球经济治理,反而会适当加强或以不同的形式来维护这一切。中美应在不冲突不对抗情况下实行有效的合作,不同层面的合作和沟通都可能会发挥作用。“中美两国摩擦加剧的同时,双方合作的依赖性也在增强。”霍建国表示,就中国自身而言,需要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真正推进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开放不是为了美国,也不是为了外部世界,而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稳定发展,因为只有开放才能激发体制机制的活力,解决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现在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开放的范围和层次,而是开放的思想理念和体制机制障碍。 美中贸易委员会副会长彭捷宁就目前社会上比较关注的公共、互惠(对等)的贸易和投资方面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确定性对商业来说至关重要。目前,跨国公司面临相关罚金政策缺失的情况,此时若再有政策变动,其担心的不确定性将被进一步加深。商界希望新政策的推出能充分平衡中美贸易的互惠关系。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8年2月7日
2018年2月11日 -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回归理性 塑造新格局
王辉耀,CCG理事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已逐步回归理性,对外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企业品牌意识不断提升,更重视本土化战略。 2017年,世界经济贸易环境趋于复杂,虽然经济复苏势头向好,但是世界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尚未解决,依然面临一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逆全球化”倾向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风险存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复杂的形势。全球化智库(CCG)作为研究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企业全球化、人才国际化的智库,继续密切观察和研究中国企业全球化进程,自2014年以来已连续四年推出《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蓝皮书,对中国企业全球化进行深入研究,并连续举办四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对中国企业全球化进行研讨。研究表明,当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已逐步回归理性,对外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企业的品牌意识不断提升,更加重视本土化战略,为了防范风险,更倾向于“抱团出海”,对“一带一路”的投资稳步推进且空间巨大。一、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情况与特点 (一)对外投资有所放缓,但质量和效益获得提升 在全球FDI下滑的背景下,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势上扬,继2015年首次跻身全球第二后,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了1961.5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同比增长34.7%,蝉联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同时,中国连续两年对外直接投资超过外商对华投资,成为名副其实的净资本输出国。 2016年下半年以来,国内监管层加大中企海外投资的监管力度,同时,欧美等发达国家提高了战略性行业投资的准入和加强对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进而收紧外资准入政策,使得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难度增加,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由井喷式增长逐步出现放缓的迹象。2017年全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的6236家境外企业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200.8亿美元,同比下降29.4%。但是,至2017年后期,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已开始好转,降幅逐步收窄。11月、12月当月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4.9%和49%。 虽然2017年全年的对外投资有所放缓,但总体来看,近年来中国企业实现了对外投资的新发展和新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升,投资的行业结构更加优化,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有效抑制,对“一带一路”的投资稳步推进且空间巨大。 (二)对外投资行业结构更加优化,并购投资活跃 在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有效遏制的同时,对外投资的行业结构也更加优化,主要投向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分别为29.1%、 20.8%、15.9%和8.6%。对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的投资取得良好成效,房地产、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没有新增项目。 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式来看,跨国并购成为主要方式。CCG数据库显示,2012~2016年跨国并购案例宗数持续增加(含尚在进行中的并购项目),2016年达到772起。而2016年绿地投资的投资笔数与投资金额,与2015年相比均有所下降。跨国并购中的境外融资比例高。据国家商务部数据,2017年中国企业共实施完成并购项目341起,分布在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涉及国民经济18个行业大类,实际交易总额962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212亿美元,占22%,境外融资750亿美元,占78%。 (三)中国企业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抑制 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领域,2017年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抑制非理性投资。中国相关部门加强对非理性对外投资的监管,采取措施来降低境外投资风险、规范市场并鼓励对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的投资。 2016年12月6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局等四部门负责人,就当时对外投资形势下中国相关部门将加强对外投资监管答记者问。四部门表示,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参与“一带一路”共同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同时,监管部门也密切关注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的倾向,以及大额非主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母小子大”、“快设快出”等类型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 2017年1月7日,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规定中央企业境外投资必须符合企业发展战略和国际化经营规划,坚持聚焦主业,原则上不得在境外从事非主业投资。确需开展非主业投资的,应报国资委同意后采取与具有相关主业优势的中央企业合作的方式开展。这一要求主要是为指导中央企业始终坚持立足主业发挥比较优势,提高走出去的核心竞争力,防止企业随意涉足非主业领域带来的境外投资经营风险。” 2017年1月26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实合规性审核的通知》,加强境外直接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核。境内机构办理境外直接投资登记和资金汇出手续时,除应按规定提交相关审核材料外,还应向银行说明投资资金来源与资金用途(使用计划)情况,提供董事会决议(或合伙人决议)、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在监管调控下,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了有效抑制,2017年中国企业在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上的对外投资没有新增项目。 (四)“一带一路”沿线是中国对外投资的潜力之地 2017年5月14-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达成了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5大类,共76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潜力巨大。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因素也在于企业的参与度。2017年全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9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共143.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2%,比去年同期增加3.5个百分点。 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积极性高,投资意愿强烈。根据CCG调查,受访企业中73%的企业均对“一带一路”投资表现积极态度,有较高的投资意愿。其中“有投资意愿但尚没有详细计划”的企业占32%,“已有投资计划,但尚未实施”的企业占17%,17%的企业表示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就已经开始投资;7%的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开始投资。 (五)中国企业抱团“走出去”,提升海外经营的风险防范力 CCG对“走出去”的企业面临的风险调查显示,海外政治风险、宏观经济风险、劳动纠纷风险、安全审查或政府阻挠风险等是中国海外投资者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海外单打独斗很难获得成功。近年来更多的中国企业通过建立境外工业园区等方式选择“抱团出海”共同开拓海外市场,成为企业间优势互补、分散海外投资风险的新模式。同时,政府也在积极引导企业采取强强联合的方式,鼓励“抱团出海”,实现海外协同发展,有效进行海外风险防控。 (六)中国企业海外品牌与影响力上升,“软实力”竞争意识增强 根据CCG对“走出去”企业的调查显示,提升品牌成为企业“走出去”的主要驱动力,占中国企业“走出去”要素的43%,企业海外投资软实力竞争意识大幅提升。例如,2017年前海尔在欧洲市场上还是单品牌作战,2017年海尔发布了六大家电品牌全球化战略。全球市场上的“海尔系”品牌,有望帮助海尔构建世界级的家电产业集群,助力海尔完成对全球市场的进军与渗透。 (七)中企海外经营更加重视本土化战略 CCG对企业海外投资本土化发展问题的调查显示,68%的受调查企业认为,与东道国企业存在“一般依赖”或是“非常依赖”关系,67%的企业在东道国的合作伙伴为当地企业。另一方面,部分东道国对外资准入也提出了本土化要求。因此,本土化战略对企业在海外成功经营至关重要。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已经开始重视与当地社会的沟通能力、提升与当地人民的合作能力、加强与第三方组织的协助能力、有意识的提高在不同市场因地制宜的经营能力。企业植根于当地,与当地人民构筑信赖关系、为当地社会提供就业岗位、增加税收,同时赢得当地消费者的青睐,是企业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关键因素。二、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遇到的新问题及建议 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不仅出现了新特点与新趋势,也同样显现出一些新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一带一路”倡议初期,海外投资风险显现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正值全球经济增速乏力和经济全球化步伐放缓阶段,沿线部分国家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中开始向国家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一方倾斜:限制外包并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同时设立更为复杂隐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此外,部分东盟国家也开始针对中国出口钢材产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各种“隐形壁垒”的客观存在使得“一带一路”相关协议的落实过程屡遭波折。与此同时,“一带一路” 建设项目规模、资金需求量巨大,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经验不足、国际化水平不高;沿线国家地域投资风险和国际大国间博弈政治风险系数高等问题,使得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初期投资风险上升。 针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投资中遇到的问题,CCG研究认为,可以从政府、企业等多个层面加以解决。企业层面,需在经营管理模式、人才结构、市场化经营模式、薪酬体制等方面全方位提高国际化水平。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积极开展优势互补合作,中小企业协同“抱团出海”,尝试建立“海外产业园区”经营形式;进一步增强企业形象,注重产品质量与品牌战略。政府层面,制定“一带一路”投资的总体规划,并据此制定中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行动指南;帮助企业切实提高国际化水平,强化国际化经营的能力,人才专业知识能力与语言能力;政府部门和贸易促进机构做好风险评估和应对,对特定国别风险、区域风险和全球风险进行评级和评估。建立健全“一带一路”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提供资金支持。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相关金融机构,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前行。积极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发展战略和产业规划;深入开展融资债券机制建设,推动中国债券市场、地方融资平台发展;努力培育非主权担保项目,创新性地开发和运用各类金融工具。 (二)“走出去”企业合规性风险突出,国内外监管趋严 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的同时,合规性隐忧开始逐渐显现 。2016年末,国家监管部门要求防范对外投资风险,支持正常的海外投资,加强投资真实性审核。此外,东道国严格的审查也成为跨境并购受阻的重要原因。2016年,全球跨境并购交易撤销量再刷新高,共计769宗,约8420亿美元。国内监管环境趋严,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放缓,同时境外国家安全审查以及外国投资审查制度趋严,特别是敏感地区的敏感行业受到特别的关注,反垄断和审查制度聚焦中国国有企业。 CCG研究认为,对企业而言,应增强法律意识,对项目和交易对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尽职调查;注重监管公告信息,持续性关注目标国相关法律和政策;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审慎、理性投资。对政府来说,需加强对外投资立法,明确并规范投资主体行为和权利义务,规范海外投资市场的经营秩序;增强国家间政治互信,创新合作方式,以推动双边、多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进展,为企业“走出去”在当地创造良好稳定的政治环境。此外,中国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团队要主动踏出国门,到境外中国投资热点区域扩大业务,或积极投资并购当地律师事务所或设立分支机构;吸纳高素质的国际化的法律人才,改善中国律师事务所的人员构成;律师行业协会设立对外投资专门委员会。 (三)跨境电商初“出海”,海外发展困难多 在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外贸发展面临重大困难和挑战,相比传统贸易的严峻形势,跨境电商发展迅猛,市场规模持续扩充,逐渐成为全球化时代下的新蓝海,撬动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力量,成为推动中国创业创新和经济转型的重要手段。但与此同时,随着近几年以淘宝全球购、天猫国际、聚美优品、苏宁等跨境电商“走出去”浪潮迭起,其产业运输风险、海关报关、风险管控与监管等方面问题也开始逐渐凸显。 CCG认为,企业方面,跨境电商企业应健全供应链体系;多样化开通售后服务渠道,完善用户体验;电商平台加强商家审核,提高售后服务监督能力。政府方面需要把跨境电商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短平快“抓手”,逐步完善跨境电子支付体系;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推动建立国家间纠纷解决机制;推动制定国家间跨境电子商务国际经贸规则。海关总署等相关部门继续与相关国家建立健全推进跨境电子商务规则、条约的计划,引领建立健全国际间跨境电子商务国际合作机制;建立跨境电商监管区域与出境口岸之间的联动机制,优化通关流程与提高清关速度。 (四)“走出去”制造业向“高端智能化”转型难题 我国制造业日益发展壮大,自2010年起已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是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是制造业的“大而不强”仍是亟须突破的瓶颈。与此同时,由于人工成本、人民币升值和贸易壁垒等因素,中国制造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成本优势逐步丧失;传统制造业仍然面临着向“高端智能化”转型升级的诸多瓶颈。 CCG认为,企业方面需要加大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抢占“ 制造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的蓝海市场;依托高水平综合配套设施优势,创新投资合作模式;在品牌定位和理念上进行调整,树立全球化视野,推广优质产能,打造“世界品牌”。政府方面需要引导、鼓励和支持优势企业开展境外技术交流与合作;构建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进一步完善教育结构,助推制造业高端人才海外回流。 (五)中国产业园区海外发展困难 目前,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是我国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途径。合作区为“走出去”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了经济、稳固的海外发展基地。但我国境外产业园区发展仍处于摸索阶段,风险与优势共存,我国海外产业园区的建设经验欠缺,带来开发成本偏高、经营形式粗放、配套设施不完善等问题。目前来看,境外产业园区多以民营企业为主,园区规划不合理,落户项目缺乏,招商能力弱,缺少央企和国企等有集聚效应的项目;同时,对东道国法律、市场环境了解欠缺、综合情况分析和研究调查不足、企业本土化程度不高、投融资水平有限等问题表现突出。 CCG认为,企业需要打破封闭性发展模式,主动对接东道国重点区域发展战略,最大限度规避风险;寻求多元化融资模式、精细化园区招商;重视培养、吸收园区专业人才;重视并树立企业社会责任,更加开放、包容地进行园区发展模式探索;尊重当地习俗,维护宗教和部族领袖关系,融入当地社会。政府可通过建立产业合作及园区建设工作小组,协助企业积极对接东道国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完善服务体系,进一步落实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国家牵头建设具有战略或示范意义的海外园区;加强人才培养,继续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搭建人才培养合作基地,进一步培养复合型“走出去”专业人才。 (六)“走出去”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近年,中国民营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不断寻求技术突破,塑造国际品牌形象。随着中小企业逐渐成为“走出去”主力军,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问题却逐渐成为阻碍中小企业“走出去”的发展瓶颈。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调查显示,在受调查的300多家企业样本中,95%以上的中小企业面临资金严重缺乏;65%的企业因为信用问题,出现担保难、融资难。 CCG认为,企业应健全公司财务制度,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资产总额,加大担保筹码;保持自觉性,依法建帐,构建信用强企。政府应进一步融合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发展带动金融机构海外布局,激活东道主的资本市场;积极开展与国际开发机构、境内外的各类金融机构在多领域深层次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政府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服务作用,向小企业发放补贴性贷款,建立专门的为中小企业贷款的信用机构。相关金融机构需要进一步创新金融工具,为中小企业对外投资提供汇率、出口信用保险等风险管理方案;借助“互联网+”的思维、“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信用”“互联网+资金服务”的方式,创新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模式规避风险。建立多元化金融机构支撑平台,构建多元金融服务体系。三、展望:未来中国全球化的发展取决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 未来中国全球化的发展取决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取决于中国企业成规模、高水平地“走出去”。只有“走出去”,参与到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当中,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中国企业才能提升自身竞争力,从而推动中国全球化的发展。 CCG调查显示,国内外政策支持、拓展上下游产业链、提升企业品牌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三大推动力。根据调查,影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因素中,“国内外政策支持:中国‘走出去’政策以及相关优惠条件”(14%)、“寻求海外市场和拓展上下游产业链”(11%)、“提升企业品牌”(11%)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中,国内外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和相关优惠条件是企业重点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根据政策支持和国家战略制定对外投资计划。此外,“寻求海外市场和拓展上下游产业链”也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企业开始深耕细化业务,在产业链的上下游积极寻找适合的标的公司进行产业拓展,争取占据更多的潜在市场;与此同时,“提升企业品牌”的影响力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也越来越重要。特别是近几年随着“中国制造”的产业转型,中国制造业的产品质量和品牌影响力已经成为企业海外投资的竞争指标之一。CCG认为,扩大对外投资优势明显,尤其是对于扩大进出口、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深化中国与有关国家经贸关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企业竞争优势能发挥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在深化改革、加深全球化参与的过程中激流勇进。中国企业更是在全球化浪潮中乘风破浪,日益活跃于世界舞台。2015年中国海外投资首超外商来华投资,进入资本净输出阶段。2016年,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下滑的整体趋势下,中国对外投资逆势上扬,蝉联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17年,在国内外政策环境收紧的形势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虽有所放缓,但非理性投资得到有效遏制,对外投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升。历史进程表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虽然当前在“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等影响下,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到一股寒流,但全球经济只有在互利共赢中才能更好发展。展望未来,中国企业需要进一步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提高对外投资质量和效益,才能实现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产业发展,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文章选自FT中文网,2018年2月8日
2018年2月11日 -
【FT中文网】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回归理性 塑造新格局
王辉耀,CCG理事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已逐步回归理性,对外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企业品牌意识不断提升,更重视本土化战略。 2017年,世界经济贸易环境趋于复杂,虽然经济复苏势头向好,但是世界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尚未解决,依然面临一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逆全球化”倾向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风险存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复杂的形势。全球化智库(CCG)作为研究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企业全球化、人才国际化的智库,继续密切观察和研究中国企业全球化进程,自2014年以来已连续四年推出《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蓝皮书,对中国企业全球化进行深入研究,并连续举办四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对中国企业全球化进行研讨。研究表明,当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已逐步回归理性,对外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企业的品牌意识不断提升,更加重视本土化战略,为了防范风险,更倾向于“抱团出海”,对“一带一路”的投资稳步推进且空间巨大。一、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情况与特点 (一)对外投资有所放缓,但质量和效益获得提升 在全球FDI下滑的背景下,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势上扬,继2015年首次跻身全球第二后,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了1961.5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同比增长34.7%,蝉联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同时,中国连续两年对外直接投资超过外商对华投资,成为名副其实的净资本输出国。 2016年下半年以来,国内监管层加大中企海外投资的监管力度,同时,欧美等发达国家提高了战略性行业投资的准入和加强对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进而收紧外资准入政策,使得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难度增加,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由井喷式增长逐步出现放缓的迹象。2017年全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的6236家境外企业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200.8亿美元,同比下降29.4%。但是,至2017年后期,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已开始好转,降幅逐步收窄。11月、12月当月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4.9%和49%。 虽然2017年全年的对外投资有所放缓,但总体来看,近年来中国企业实现了对外投资的新发展和新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升,投资的行业结构更加优化,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有效抑制,对“一带一路”的投资稳步推进且空间巨大。 (二)对外投资行业结构更加优化,并购投资活跃 在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有效遏制的同时,对外投资的行业结构也更加优化,主要投向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分别为29.1%、 20.8%、15.9%和8.6%。对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的投资取得良好成效,房地产、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没有新增项目。 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式来看,跨国并购成为主要方式。CCG数据库显示,2012~2016年跨国并购案例宗数持续增加(含尚在进行中的并购项目),2016年达到772起。而2016年绿地投资的投资笔数与投资金额,与2015年相比均有所下降。跨国并购中的境外融资比例高。据国家商务部数据,2017年中国企业共实施完成并购项目341起,分布在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涉及国民经济18个行业大类,实际交易总额962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212亿美元,占22%,境外融资750亿美元,占78%。 (三)中国企业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抑制 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领域,2017年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抑制非理性投资。中国相关部门加强对非理性对外投资的监管,采取措施来降低境外投资风险、规范市场并鼓励对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的投资。 2016年12月6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局等四部门负责人,就当时对外投资形势下中国相关部门将加强对外投资监管答记者问。四部门表示,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参与“一带一路”共同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同时,监管部门也密切关注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的倾向,以及大额非主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母小子大”、“快设快出”等类型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 2017年1月7日,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规定中央企业境外投资必须符合企业发展战略和国际化经营规划,坚持聚焦主业,原则上不得在境外从事非主业投资。确需开展非主业投资的,应报国资委同意后采取与具有相关主业优势的中央企业合作的方式开展。这一要求主要是为指导中央企业始终坚持立足主业发挥比较优势,提高走出去的核心竞争力,防止企业随意涉足非主业领域带来的境外投资经营风险。” 2017年1月26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实合规性审核的通知》,加强境外直接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核。境内机构办理境外直接投资登记和资金汇出手续时,除应按规定提交相关审核材料外,还应向银行说明投资资金来源与资金用途(使用计划)情况,提供董事会决议(或合伙人决议)、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在监管调控下,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了有效抑制,2017年中国企业在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上的对外投资没有新增项目。 (四)“一带一路”沿线是中国对外投资的潜力之地 2017年5月14-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达成了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5大类,共76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潜力巨大。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因素也在于企业的参与度。2017年全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9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共143.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2%,比去年同期增加3.5个百分点。 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积极性高,投资意愿强烈。根据CCG调查,受访企业中73%的企业均对“一带一路”投资表现积极态度,有较高的投资意愿。其中“有投资意愿但尚没有详细计划”的企业占32%,“已有投资计划,但尚未实施”的企业占17%,17%的企业表示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就已经开始投资;7%的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开始投资。 (五)中国企业抱团“走出去”,提升海外经营的风险防范力 CCG对“走出去”的企业面临的风险调查显示,海外政治风险、宏观经济风险、劳动纠纷风险、安全审查或政府阻挠风险等是中国海外投资者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海外单打独斗很难获得成功。近年来更多的中国企业通过建立境外工业园区等方式选择“抱团出海”共同开拓海外市场,成为企业间优势互补、分散海外投资风险的新模式。同时,政府也在积极引导企业采取强强联合的方式,鼓励“抱团出海”,实现海外协同发展,有效进行海外风险防控。 (六)中国企业海外品牌与影响力上升,“软实力”竞争意识增强 根据CCG对“走出去”企业的调查显示,提升品牌成为企业“走出去”的主要驱动力,占中国企业“走出去”要素的43%,企业海外投资软实力竞争意识大幅提升。例如,2017年前海尔在欧洲市场上还是单品牌作战,2017年海尔发布了六大家电品牌全球化战略。全球市场上的“海尔系”品牌,有望帮助海尔构建世界级的家电产业集群,助力海尔完成对全球市场的进军与渗透。 (七)中企海外经营更加重视本土化战略 CCG对企业海外投资本土化发展问题的调查显示,68%的受调查企业认为,与东道国企业存在“一般依赖”或是“非常依赖”关系,67%的企业在东道国的合作伙伴为当地企业。另一方面,部分东道国对外资准入也提出了本土化要求。因此,本土化战略对企业在海外成功经营至关重要。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已经开始重视与当地社会的沟通能力、提升与当地人民的合作能力、加强与第三方组织的协助能力、有意识的提高在不同市场因地制宜的经营能力。企业植根于当地,与当地人民构筑信赖关系、为当地社会提供就业岗位、增加税收,同时赢得当地消费者的青睐,是企业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关键因素。二、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遇到的新问题及建议 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不仅出现了新特点与新趋势,也同样显现出一些新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一带一路”倡议初期,海外投资风险显现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正值全球经济增速乏力和经济全球化步伐放缓阶段,沿线部分国家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中开始向国家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一方倾斜:限制外包并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同时设立更为复杂隐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此外,部分东盟国家也开始针对中国出口钢材产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各种“隐形壁垒”的客观存在使得“一带一路”相关协议的落实过程屡遭波折。与此同时,“一带一路” 建设项目规模、资金需求量巨大,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经验不足、国际化水平不高;沿线国家地域投资风险和国际大国间博弈政治风险系数高等问题,使得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初期投资风险上升。 针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投资中遇到的问题,CCG研究认为,可以从政府、企业等多个层面加以解决。企业层面,需在经营管理模式、人才结构、市场化经营模式、薪酬体制等方面全方位提高国际化水平。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积极开展优势互补合作,中小企业协同“抱团出海”,尝试建立“海外产业园区”经营形式;进一步增强企业形象,注重产品质量与品牌战略。政府层面,制定“一带一路”投资的总体规划,并据此制定中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行动指南;帮助企业切实提高国际化水平,强化国际化经营的能力,人才专业知识能力与语言能力;政府部门和贸易促进机构做好风险评估和应对,对特定国别风险、区域风险和全球风险进行评级和评估。建立健全“一带一路”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提供资金支持。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相关金融机构,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前行。积极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发展战略和产业规划;深入开展融资债券机制建设,推动中国债券市场、地方融资平台发展;努力培育非主权担保项目,创新性地开发和运用各类金融工具。 (二)“走出去”企业合规性风险突出,国内外监管趋严 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的同时,合规性隐忧开始逐渐显现 。2016年末,国家监管部门要求防范对外投资风险,支持正常的海外投资,加强投资真实性审核。此外,东道国严格的审查也成为跨境并购受阻的重要原因。2016年,全球跨境并购交易撤销量再刷新高,共计769宗,约8420亿美元。国内监管环境趋严,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放缓,同时境外国家安全审查以及外国投资审查制度趋严,特别是敏感地区的敏感行业受到特别的关注,反垄断和审查制度聚焦中国国有企业。 CCG研究认为,对企业而言,应增强法律意识,对项目和交易对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尽职调查;注重监管公告信息,持续性关注目标国相关法律和政策;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审慎、理性投资。对政府来说,需加强对外投资立法,明确并规范投资主体行为和权利义务,规范海外投资市场的经营秩序;增强国家间政治互信,创新合作方式,以推动双边、多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进展,为企业“走出去”在当地创造良好稳定的政治环境。此外,中国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团队要主动踏出国门,到境外中国投资热点区域扩大业务,或积极投资并购当地律师事务所或设立分支机构;吸纳高素质的国际化的法律人才,改善中国律师事务所的人员构成;律师行业协会设立对外投资专门委员会。 (三)跨境电商初“出海”,海外发展困难多 在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外贸发展面临重大困难和挑战,相比传统贸易的严峻形势,跨境电商发展迅猛,市场规模持续扩充,逐渐成为全球化时代下的新蓝海,撬动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力量,成为推动中国创业创新和经济转型的重要手段。但与此同时,随着近几年以淘宝全球购、天猫国际、聚美优品、苏宁等跨境电商“走出去”浪潮迭起,其产业运输风险、海关报关、风险管控与监管等方面问题也开始逐渐凸显。 CCG认为,企业方面,跨境电商企业应健全供应链体系;多样化开通售后服务渠道,完善用户体验;电商平台加强商家审核,提高售后服务监督能力。政府方面需要把跨境电商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短平快“抓手”,逐步完善跨境电子支付体系;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推动建立国家间纠纷解决机制;推动制定国家间跨境电子商务国际经贸规则。海关总署等相关部门继续与相关国家建立健全推进跨境电子商务规则、条约的计划,引领建立健全国际间跨境电子商务国际合作机制;建立跨境电商监管区域与出境口岸之间的联动机制,优化通关流程与提高清关速度。 (四)“走出去”制造业向“高端智能化”转型难题 我国制造业日益发展壮大,自2010年起已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是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是制造业的“大而不强”仍是亟须突破的瓶颈。与此同时,由于人工成本、人民币升值和贸易壁垒等因素,中国制造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成本优势逐步丧失;传统制造业仍然面临着向“高端智能化”转型升级的诸多瓶颈。 CCG认为,企业方面需要加大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抢占“ 制造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的蓝海市场;依托高水平综合配套设施优势,创新投资合作模式;在品牌定位和理念上进行调整,树立全球化视野,推广优质产能,打造“世界品牌”。政府方面需要引导、鼓励和支持优势企业开展境外技术交流与合作;构建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进一步完善教育结构,助推制造业高端人才海外回流。 (五)中国产业园区海外发展困难 目前,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是我国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途径。合作区为“走出去”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了经济、稳固的海外发展基地。但我国境外产业园区发展仍处于摸索阶段,风险与优势共存,我国海外产业园区的建设经验欠缺,带来开发成本偏高、经营形式粗放、配套设施不完善等问题。目前来看,境外产业园区多以民营企业为主,园区规划不合理,落户项目缺乏,招商能力弱,缺少央企和国企等有集聚效应的项目;同时,对东道国法律、市场环境了解欠缺、综合情况分析和研究调查不足、企业本土化程度不高、投融资水平有限等问题表现突出。 CCG认为,企业需要打破封闭性发展模式,主动对接东道国重点区域发展战略,最大限度规避风险;寻求多元化融资模式、精细化园区招商;重视培养、吸收园区专业人才;重视并树立企业社会责任,更加开放、包容地进行园区发展模式探索;尊重当地习俗,维护宗教和部族领袖关系,融入当地社会。政府可通过建立产业合作及园区建设工作小组,协助企业积极对接东道国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完善服务体系,进一步落实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国家牵头建设具有战略或示范意义的海外园区;加强人才培养,继续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搭建人才培养合作基地,进一步培养复合型“走出去”专业人才。 (六)“走出去”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近年,中国民营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不断寻求技术突破,塑造国际品牌形象。随着中小企业逐渐成为“走出去”主力军,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问题却逐渐成为阻碍中小企业“走出去”的发展瓶颈。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调查显示,在受调查的300多家企业样本中,95%以上的中小企业面临资金严重缺乏;65%的企业因为信用问题,出现担保难、融资难。 CCG认为,企业应健全公司财务制度,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资产总额,加大担保筹码;保持自觉性,依法建帐,构建信用强企。政府应进一步融合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发展带动金融机构海外布局,激活东道主的资本市场;积极开展与国际开发机构、境内外的各类金融机构在多领域深层次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政府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服务作用,向小企业发放补贴性贷款,建立专门的为中小企业贷款的信用机构。相关金融机构需要进一步创新金融工具,为中小企业对外投资提供汇率、出口信用保险等风险管理方案;借助“互联网+”的思维、“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信用”“互联网+资金服务”的方式,创新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模式规避风险。建立多元化金融机构支撑平台,构建多元金融服务体系。三、展望:未来中国全球化的发展取决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 未来中国全球化的发展取决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取决于中国企业成规模、高水平地“走出去”。只有“走出去”,参与到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当中,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中国企业才能提升自身竞争力,从而推动中国全球化的发展。 CCG调查显示,国内外政策支持、拓展上下游产业链、提升企业品牌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三大推动力。根据调查,影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因素中,“国内外政策支持:中国‘走出去’政策以及相关优惠条件”(14%)、“寻求海外市场和拓展上下游产业链”(11%)、“提升企业品牌”(11%)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中,国内外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和相关优惠条件是企业重点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根据政策支持和国家战略制定对外投资计划。此外,“寻求海外市场和拓展上下游产业链”也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企业开始深耕细化业务,在产业链的上下游积极寻找适合的标的公司进行产业拓展,争取占据更多的潜在市场;与此同时,“提升企业品牌”的影响力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也越来越重要。特别是近几年随着“中国制造”的产业转型,中国制造业的产品质量和品牌影响力已经成为企业海外投资的竞争指标之一。CCG认为,扩大对外投资优势明显,尤其是对于扩大进出口、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深化中国与有关国家经贸关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企业竞争优势能发挥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在深化改革、加深全球化参与的过程中激流勇进。中国企业更是在全球化浪潮中乘风破浪,日益活跃于世界舞台。2015年中国海外投资首超外商来华投资,进入资本净输出阶段。2016年,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下滑的整体趋势下,中国对外投资逆势上扬,蝉联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17年,在国内外政策环境收紧的形势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虽有所放缓,但非理性投资得到有效遏制,对外投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升。历史进程表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虽然当前在“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等影响下,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到一股寒流,但全球经济只有在互利共赢中才能更好发展。展望未来,中国企业需要进一步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提高对外投资质量和效益,才能实现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产业发展,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文章选自FT中文网,2018年2月8日
2018年2月11日 -
[国际商报]“中国智慧”在全球治理变局中彰显
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年度《世界投资报告》主笔之一、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梁国勇近日发布《全球变局与中国智慧:改革开放40年之际的回顾、展望和建言》,对中国过去的发展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进行探索和展望。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经验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而中国经济的新转型也在消费、服务、数字智能化和绿色转型上有着“溢出效应”。2018年的世界和中国经济需要“降速增长、加速转型、避免危机、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经济总量以及进口和对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中国在推动全球化、反对逆全球化方面的作用显著增强。面对质疑,中国也开始强调提升全球化的正面效应,使其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与此同时,在全球治理体制的演进过程中,中国开始走向前台,“中国方案”开始发挥重要而独特的引领作用。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改革的重大贡献。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近日发布的《全球变局与中国智慧:改革开放40年之际的回顾、展望和建言》主题报告如是指出。 报告称,从世界范围看,“一带一路”倡议是目前关于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最为重要的议程,其涉及范围、实施规模和潜在影响都是空前的。与传统模式基于协定的硬性规则约束不同,“一带一路”强调各国发展战略的协同,强调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开拓了基于发展伙伴关系理念的国际经贸合作新方向。“共商、共建、共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指导原则。第71届联大通过的关于“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决议将该原则纳入其中,这表明来自中国的理念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从实施进展看,在中亚和南亚等方向,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已经结出“早期收获”的硕果。对外工程承包也较好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最新进展。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合同额猛增36%至1260亿美元,占比达52%,较上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2017年又增长15%至1440亿美元,占比进一步提高。“‘一带一路’的推进意味着中国发展模式在海外的延伸,意味着发展资源的共享和发展经验的传播,从而为沿线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梁国勇认为,如何变“双赢”的潜力为实益,取决于各国、各利益相关方的有效合作,也取决于审慎的规划和有力的实施,尤其重要的是将宏观层面的经济合理性建立在企业层面的商务可行性基础之上。“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机制建设是基础。以下几方面尤其值得重视:其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和相关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对接机制;其二,“一带一路”实施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协同推进机制;其三,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社会进步的协调机制。无疑,“一带一路”在宏观层面的成功离不开项目层面经济、环境、社会的三重合理性。对中国而言,应在输出资本和产能的同时,输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对于“一带一路”倡议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全面分析、深入探索。梁国勇建议考虑设立国家级、国际化的“一带一路”研究院,为机制建设、战略规划等方面的重大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如果说“一带一路”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实体经济方面,那么人民币国际化则在金融领域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施加着重要影响。自2009年起,人民币经历了一个高速的国际化进程,人民币结算占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已超过1/4。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被正式纳入IMF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权重排名第三的事实表明,人民币具有成为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储备货币的巨大潜力。梁国勇表示,人民币作为“世界货币”的崛起将有助于推动一个更加多元、稳定和有韧性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也体现了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改革的贡献。“经济成长和超越的过程也是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作用不断增强的过程。个别西方国家表现出来的收缩和避责也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面对各种分歧、阻力和不确定性,梁国勇建议,首先要调动积极力量,强调共识建设。在反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的背景下,努力推动对于开放、结构改革和可持续发展的共识是非常必要的。其次要注重增量改革,布局新兴领域。例如,在国际金融领域,货币金融合作可望成为发展融资之后的另一个“抓手”。再次,要多个层面发力,完善治理体系。在经济领域,全球治理一直呈现多层次特征,区域和双边层面的机制在多边体系之外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面临多边困局,诸边、区域和双边层面的合作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显著提升。中国的发展经验具有世界意义 “中国的发展经验具有世界意义,是中国对世界的巨大贡献。解读‘中国奇迹’,总结‘中国经验’,有利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也有利于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探索。”CCG特邀高级研究员、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于近日发布的《全球变局与中国智慧:改革开放40年之际的回顾、展望和建言》主题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40年来的增速之快、影响之深远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空前的。 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达到82.7万亿元,以年底汇率计算,合12.6万亿美元,与美国经济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无足轻重到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高速崛起使十几亿人摆脱贫困,也从根本上重塑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国模式”成就“中国奇迹” 报告指出,从内部看,中国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主导下的金融深化和投资驱动下的工业化及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说,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和超常规发展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外部看,出口促进和利用外资两翼并重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使中国抓住了冷战以后强势全球化,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空前机遇,迅速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并确立了自身的优势地位。中国经济有效地借助了外部市场、资本、技术和资源实现了长期高速增长,而开放带来的其他隐形收益也不可低估。就外向型经济发展和“发展型国家”的作用而言,“中国奇迹”在一定程度上是“东亚奇迹”的延续,两者也具有类似的文化背景。然而,前者在经济规模、影响力,以及经济体系复杂性、多样性、前沿性等方面远远超越了后者。现在,一个以中国为头雁的“新发展雁阵”正在形成,其范围不仅在亚洲,更延伸至非洲、拉美……市场经济基本格局未改 梁国勇认为,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然而,中国的市场经济也有其特殊性。这首先反映在“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的特征上。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共存、共生,相互交易、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相互参股,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经济生态系统。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带来了高于单一所有制经济系统的灵活性、适应性和自我更新能力,其前提是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和公平竞争机制的有效性。虽然“三国演义”进入新的一章,但“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从国家—市场这一基本关系看,一个具有超强地位、发挥超强作用的政府是中国经济体系的重要特点。“新转型”将塑造中国经济未来 在梁国勇看来,“中国奇迹”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很多,其出现取决于不同层面、内部外部众多因素作用的叠加,从宏观上则涉及多重转型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合力。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史是一部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几方面紧密交织、协同演进、共同推动经济增长的历史。这几方面的“传统转型”将继续深化,而消费转型、服务转型、数字化及智能化和绿色化四方面的“新转型”将塑造中国经济的未来。 中国的发展模式有其独特的政治、文化背景,也是动态调整、不断优化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提出非常及时,这离不开对原有发展模式存在问题的反思。 可以预见,随着二次改革、深度开放和经济“新转型”的推进,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将不断演进和完善。实际上,“发展是硬道理”在中国正被赋予全新的内涵,可持续性、包容性、经济增长质量和人民现实需要的重要性空前提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需要向“效率和公平并重”转变。同时,随着资本、技术以及发展经验的输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也将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中国经济新转型给世界经济带来“正溢出效应” “新时代”新在哪里,对中国和世界经济意味着什么?中国在消费增长、服务业发展、数字化(智能化)和经济绿色化等方面的新转型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正溢出效应”。CCG特邀高级研究员、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近日发布的《全球变局与中国智慧:改革开放40年之际的回顾、展望和建言》主题报告指出,中国经济新转型将是全局性、历史性的,其影响也具有世界意义。 梁国勇认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取决于如何以“新转型”推动“新增长”。“大分化”将在高效率、高附加值、价值链高端、具有可持续性的“新经济”与低效率、低附加值、价值链低端、环境社会代价大的“旧经济”两者之间发生,其影响也将是跨越国界的。对产业政策和金融服务而言,应强调对“新经济”做加法,对“旧经济”做减法,以寻求中国经济更高效、更具国际竞争力和更有发展后劲的“新均衡”。须对经济各方面的“新转型”予以长远通盘考虑,也有必要考虑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机制。消费转型是世界机遇 报告称,2018年,中国的消费总额有望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这将是继2010年中国制造业“超美”之后的又一重要标志性事件。实际上,中国仍是“世界工厂”,并且重要性还在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沿价值链的升级也在高速推进。然而,与此同时,随着消费和进口的高速增长,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市场”。从国内看:伴随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性变化,消费在“三驾马车”中的主导地位日益显现;同时,“主力”消费者及其偏好、“主流”消费渠道和模式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从国际看:中国进口高速增长,有力地带动了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中国的消费转型不仅是中国的机遇,也是世界的机遇。”梁国勇认为,“中国消费者”将成为“中国工人”之后世界经济中的又一个决定性力量。服务转型起步走 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一轮服务转型已经启动:在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由2008年的41.8%跃升至2009年的43.4%。之后几年,该比例保持基本稳定;自2012年以来,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于2015年首次过半,2016年达到51.6%,超过第二产业11.8个百分点。“中国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明显偏低,这与中国经济自身的特点有关,也与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定位有关。”梁国勇指出。 梁国勇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长期的服务转型实际上才刚刚开始。服务转型意味着中国经济和社会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的转变,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亚于工业化。从目前的情况看,服务业规模的扩大和竞争力的提升并未在国际贸易上反映出来,中国近年来出现了巨额的服务贸易逆差。有效的“再平衡”需要清晰的“再认识”:实际上,巨额服务贸易逆差绝大部分来自居民出境旅游和境外消费,而国内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国际财富效应”影响不容低估。在国际收支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有效的政策应对显然是必要的。数字化转型助推数字巨头“走出去” 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换道超车”的范例:2013年,阿里零售平台交易额达2480亿美元,超过Amazon和eBay的总和;2014年,中国网络零售渗透率达到10%,超过美国;2016年,中国移动支付规模8.5万亿美元,达到美国的70倍;2017年,蚂蚁金服的余额宝超越摩根大通成为全球最大的货币基金。 “如果说中美两国是世界经济数字化进程中的领导者,那么在方兴未艾的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也开始与美国展开强有力的竞争。”梁国勇指出,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和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国际上看,相关领域的中国技术、资本和商业模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出去”,中国的数字经济巨头均已在海外进行了规模巨大的投资和布局。绿色转型推动全球绿色发展 在梁国勇看来,绿色转型是中国经济整体从高消耗、高污染、高环境社会代价到低消耗、低污染、环境社会友好的转变。面对资源、环境、生态、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全球挑战,绿色经济的建设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相应地,绿色转型中所蕴含的研发、技术、投资和产业机遇也是世界性的,代表了新的增长极和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激烈的竞争在所难免,而中国在节能减排、绿色发展方面的积极姿态势必推动相关领域的投资、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将持续推动全球绿色发展。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将呈现绿色、智能化、集成共享的全新形态,“新转型”也将重塑国人的日常工作生活,重塑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 梁国勇: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可望维持在6.7%~6.9% 本报讯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年度《世界投资报告》主笔之一梁国勇近日发布的《全球变局与中国智慧:改革开放40年之际的回顾、展望和建言》主题报告预测,2018年中国GDP增速可望维持在6.7%~6.9%的合理水平。 梁国勇称,中国经济有望经历6%~8%(中高速)、4%~6%(中速)和2%~4%(中低速)这三个持续十年的“增长平台”,呈现长周期的“L”形走势。经济增速随收入提高在长期内递减的规律在理论上可以从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不同角度进行解释,在实证方面也可以通过发达经济体和赶超型经济体(如亚洲四小龙)的历史数据加以验证。当然,历史经验同样表明:保持长期增长并非必然;在重大危机冲击或结构弊病困扰下,经济短期负增长和长期停滞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因此,“增长平台”假说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经济能够在长期内优化结构并避免重大危机的冲击。在此前提下,国内、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及其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基本反映在“理想增速”“中速”和“低速”三个场景假设之中。 梁国勇表示,人均收入水平决定了中国经济已经迈入了“上中等收入经济”的门槛,下一阶段的挑战是如何在中等收入区间继续前行,并成功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经济体挺进。从中美经济的对比来看,假设汇率保持不变,美国经济持续以2%的速度增长,而中国经济沿“理想增速”场景运行,中国人均GDP将于2025年左右跨入12000美元的高收入门槛,GDP总量将于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在“中速”场景下,中国经济整体规模超过美国的时间将推后5年左右。另外,美国经济增长提速也将有利于加强其全球经济霸主地位的时间。 早在2009年,梁国勇就提出中国经济2010~2020年的增长目标水平应下调至7%,并特别强调了“保增长”与“调结构”及“防泡沫”的矛盾,以及避免强刺激的必要性。梁国勇认为,根据长期发展目标、中期阶段变化和短期潜在增速确定一个适当的目标增速水平,将是中国经济决策者始终面对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对短期“潜在增长率”的确定是经济目标增速管理中的一个战术问题,那么对经济增长长周期、“大趋势”的预测则是一个战略层面的问题。无疑,沿着次第下调的“增长平台”运行是中国经济演进的一个比较理想的场景,可以成为发展战略制定和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长期指引,以及引导和稳定社会预期的一个重要工具。“降速增长、加速转型、避免危机、持续发展”这16个字概括了中国经济顺利前行的战略选择。政策基调应该从“求快”转为“求稳”,实现从重视速度和数量到重视结构和质量的转变。就增速管理而言,阶段性降速、区间内稳定不失为一个合理的、可操作的政策选择,这也有利于宏观调控方向和力度的把握。 梁国勇认为,2018年世界经济复苏的势头可望持续,但金融风险、保护主义和贸易战的威胁也不可低估。全球经济增速回升到3.9%是令人振奋的消息,但能否达到和稳定在4字头的水平仍有待观察,而金融危机前几年5字头的水平则遥不可及。对中国而言,增速回升实际上提供了加快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去产能的机遇;季度数据值得关注,如果7%以上的增速重现则意味着有适度“降温”的必要。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8年2月9日
2018年2月11日 -
黄亚生:特朗普是美国经济的萧何吗?
专家简介黄亚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编者按黄亚生教授指出,特朗普将经济强劲增长归功于自己是荒谬的,正如这次股票崩盘,也不能归咎于他。2017年不仅仅是美国,全球经济都呈现了强劲复苏,甚至包括经济长期疲软的日本,美国的经济表现其实就是全球经济复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特朗普的经济奇迹。 本文经“亚生看G2”授权,于腾讯财经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全文共2434字,阅读时长约5分钟。据纽约时报统计,今年1月,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特朗普有25次吹嘘他的政策创造了美国股票市场的新高。昨天电视一边在转播特朗普夸耀自己执政下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边在报道美国股市1000多点的崩盘。我经常听到这个观点,“你可能不喜欢特朗普,但是特朗普创造了股市的繁荣,经济的增长和失业率的下降。” 如果你同意这个观点的话,你就一定会同意下面这个观点,“我老婆两个月前怀的那个孩子现在已经一岁了。” 说这个话的男人要不就是对自己老婆有些行为缺乏了解,要不就是对生理知识缺乏了解,要不就是他对基本的因果定律缺乏了解:如果你说A是发生B的原因,一个必要的条件(还不是足够的条件)就是A要在B之前发生。我们现在来看看特朗普对自己经济表现的评估:特朗普上任后他只做成了一件和经济有关的大事,这就是特朗普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去年12月份通过的税制改革。我认为这个税改会打击对美国经济,但这是一个长期的效应。(我以后文章会回到这个题目来。)但从短期来讲,这个税改对经济是有刺激作用的。特朗普称自己的税改方案是“巨大的成功”。究竟是不是这样呢?图片来源:ABC新闻但是这里的问题就来了。这个税改是2017年12月通过的,你怎么能把2017年一整年的股市和经济的表现归结于一个2017年中11个月里根本没有发生的事情?就像你怎么会认为在两个月前才受孕成功,但孩子已经一岁?历届的美国总统在讨论股票市场时都是非常谨慎的。原因很简单,股票市场总是大起大落,从短期上来讲是不能全部用理性去预测和解释的。作为美国总统,如果你不去吹嘘任上股票市场的表现,没有人会责怪你。但如果你吹嘘股票市场,你可以因为股票市场上涨而得分,但是股票市场崩盘也是你的责任了。说曹操,曹操就到。这两天股票市场真的崩盘了。如果特朗普没有吹嘘他的股票市场的成就,那我不会去责怪他。但既然他这么做了,我们只好——虽然非常不情愿的——把这笔账记在他的身上了。美国时间周二,美股道琼斯指数迎来强烈下滑图片来源:CNN如果你是理性的,你就应该尽量避免让人把你和一个经常是非理智的,不可预测的股票市场联系起来。当然特朗普和理智应该被新版的牛津词典列为反义词。但是我们先给于特朗普经济成就这个观点一个“假设正确”(所谓“Benefit Of Doubt”),我们来看看数据,看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上半句成不成立。经济和怀孕有一个巨大的区别是心理预期的作用。你再怎么预期也是无法让人怀孕。但是经济不同。你可以说2017年1月到11月美国的投资者,企业家,和劳动工作者对特朗普的减税和税改形成强烈的预期,而他们的经济,消费和投资行为是建立在这个预期上的。从理论上来讲,你可以用心理预期去解释美国2017年整个一年的经济表现。我们检测这个理论时,可以把美国的数据和其他国家的数据作比较。从实证来讲,这个说法可以解释美国的经济表现而不能解释其他国家的经济表现。如果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在2017年经济一花独秀,我们至少可以说没有证伪这个说法。(当然也没有证真,但是我们只能证伪,证真只能用理论去实现。)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数据表明,2017年的股市表现和GDP增长是一个全球现象,根本不是美国独有的。一个比特朗普成是萧何更合理的解释是美国2017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全球经济的复苏。 多年来我一直把一件事情作为全球经济复苏的指标——日本经济。在2017年,不仅仅美国,世界上每一个主要经济体都经历了强劲增长,包括日本。2017年全球经济都迎来了复苏,包括日本图片来源:欧洲时报股市 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股市表现持续低迷。 然而,自从2016年以来,全球的主要股票市场都要不同程度的复苏,势头也是延续到了2017年。Morning Star 的一份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的股市回报率平均为25% (以本国货币计算)。美国道琼斯指数增长也是25%,和全球增长率是一致的。欧洲的MSCI指数增长是22%,也是非常强劲的。而有些发展中国家,比如俄国,阿根廷,也有很好的股票市场的表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只有特朗普的美国才有股票市场良好的表现。GDP 特朗普多次吹嘘他的经济政策带来了美国经济奇迹, 但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美国和其他国家2017年的GDP增长,就会发现经济奇迹在很多国家也发生了。下面这个图是2017年世界主要国家的GDP增长。从这张 GDP图表可以看出,世界主要经济体在步入2017年后,GDP都保持着正增长的态势,是全球经济环境向好的趋势。而美国的GDP增长和欧元区是很相近的。这是很重要的指标。多年以来,欧元区的经济一直是一蹶不振,而欧元区的GDP总量是世界上最大的,它在2017年的经济复苏对全球的经济表现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世界主要国家2017年都迎来了GDP增长图片来源:纽约时报汇率我们再给“特朗普经济奇迹”观点一个进一步的假设正确。 你可以这样说,美国经济领导世界新潮流,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所以你可以把2017年美国和世界的经济表现都归功于特朗普。这个观点由下面的几个部分组成:1)美国人对特朗普2017年12月的减税政策有预期,2)他们用这个预期去支配他们的行为, 3)他们的行为造成了美国的经济增长,4)美国的火车头又带来了世界的经济增长。(谁说我不喜欢川粉,我在为他们建立模型。)我上面说过,实际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是欧元区而不是美国。如果有什么火车头的作用的话,这个作用应该是归功于欧元区的而不是美国。第二,如果美国真的起了火车头的作用的话,我们应该从美元的汇率走向分辨出来。我们应该看到美元升值,而不是贬值。中国在2008年到2015年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和增长主引擎。在2008年到2015年期间,人民币汇率一直对其他外币保持强势。这是符合一般的经济常识的。我们看下面这张图。 在2017年,美元对欧元是在贬值,而不是升值。到现在为止,特朗普的“让美国再伟大起来”唯一的实实在在的效应是一个贬值的美元。贬值的美元说明市场没有对大量资本回流美国形成坚韧的预期。如果说有什么预期的话,有可能市场对美国出现通货膨胀形成了一定的预期,当然现在做这样的判断还为时过早。美元兑欧元在近期持续疲软图片来源:Investopia结语在一个发达的国家,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是长期的,主要是从微观机制方面,比如对科技的投资,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等等渠道。政治对短期—比如一年或两年——的经济影响是有限的,这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我没有看到支持特朗普是美国经济短期表现转强的“成也萧何”的证据,同理,我们也不应该把这几天美国股票市场的崩盘怪罪于他。当然如果特朗普强烈邀请我们去怪罪他,那我们也不用客气了。文章选自亚生看G2,2018年2月7日
2018年2月9日 -
何亚非:又到了美国做历史选择的时刻
何亚非,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 美国政府近期先后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与俄罗斯一起列为“战略竞争者”,把中俄放在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首位。总统特朗普今年国情咨文措辞明确,称中国挑战了美国的利益、经济和价值观。这些报告和表态对于美国对华政策乃至整个对外政策意味着什么?中美关系的基本面又有何变化?这些都需要我们冷静、深入思考。 国际关系中大国关系最为要紧,因为大国关系决定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未来,决定国际秩序能否顺利调整,形成新的稳定架构,决定全球治理能否克服“失序”和“碎片化”,继续为国际社会提供合适的公共产品。而当今大国关系中,中美关系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关系。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中美无论经济还是政治、安全利益都已形成共生共存格局。同时,双方意识形态、战略取向不同,政治制度、国内治理、发展模式等方面分歧始终存在。近几十年中国快速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发展模式,尤其是有别于西方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彻底“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方案。对美国来说,这种挑战前所未有,产生战略焦虑在所难免。总的来说,这些合作与竞争共存、合作占主导的中美关系基本面没有也不会改变,这是我们观察中美关系的前提和背景。 现在的问题是,面对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力量不断上升的历史趋势,美国如何适应、调整,该做出什么样的战略选择?它会因“恐惧”被“取而代之”而选择对抗和冲突吗?这个问题美国还没给出答案。从宏观看,美国并未在国家政策层面形成与中国全面对抗的格局,但又至少有一些人和利益集团患上了这种毫无根据的“恐惧症”。而且这种“恐惧”正在侵蚀美国对华政策,表现形式就是在合作与遏制两手中遏制在加强。 对美国来说,长期霸权地位固化了其“美国治下和平”的思维模式,即美国作为“山上灯塔”的西方文明优越感、称霸全球的绝对军事优势、占据世界金融统治地位的美元体系、独步天下的经济贸易强国地位,绝对不容许任何人挑战。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美国历届政府和精英阶层对此毫不掩饰。 当然,美国思想界也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疙瘩,那就是美国建国的核心理念“自由主义”与美国两百多年来通过武力、掠夺和强权建立“帝国”所包含的霸权思想,在很多方面相互矛盾甚至对立。美国无法自圆其说,因此对自己推动建立的国际体系、全球治理体系,都采用“合则用之、不合弃之”的实用主义立场,双重标准一地鸡毛。 这样的思维模式使美国对中国的发展壮大颇为纠结,尽管中国是在美国建立的国际体系及其推动的全球化中和平发展起来的,而且任何没有偏见和恶意的人都清楚,中国并无挑战美国乃至“取而代之”的战略意图。 美国过去曾用冷战、热战、政治孤立、经济打压等办法成功对付了苏联、日本、德国,现在正四处围剿俄罗斯,挤压其战略空间。冷战的胜利曾使美国不可一世,认为它所主导的西方文明及其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到了巅峰。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时刻”。这也许是美国百年霸权最辉煌的时刻,殊不知它稍纵即逝,那么短暂,因为历史的发展有自己的客观规律。美国仍是世界霸权国家,但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继续推进,世界力量格局也向着更加平衡、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出现了西方工业革命以来首次东西方力量的“大趋同”。面对这种变化,美国变得神经“脆弱”起来,对中国等国家的战略焦虑加重。现在,又到了需要美国做出历史选择的时刻。 其实就是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是选择和平相处、和平竞争,维护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并做出适当调整;二是延续过去对付其他大国崛起的“老套路”,运用各种手段进行打压、遏制,维护美国长期霸权地位。目前看,美国尚未做出全面选择,但很多做法在受固化思维模式影响,惯性和本能地按照“老套路”行事。早在本世纪初美国就曾面临如何与中国相处的道路选择,后因“全球反恐”不得不将“大国威胁”后置。而今“大国威胁”重回美国战略威胁的首位,中国还被与俄罗斯“并列第一”。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的今天,中美关系不仅事关两国自身,还直接影响着世界和平与繁荣。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已明确做出中美“合作是唯一选项”的表态,希望美国也能在深入讨论和认真思考的基础上做出相向而行的选择。只要美国做出正确选择,中美合作前景无限,世界和平与发展前景无限。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8年2月8日
2018年2月9日 -
王辉耀:抓住十年一次的改革大红利
作者简介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2018年2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作为“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对外公布。根据文件部署,我国将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笔者认为,进一步放开宅基地政策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改革的重大决策。这次改革势必带来深远影响,一个新的难得的改革红利机遇期将随之到来。 由于宅基地关系到住有所居,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与获得感,因而此次宅基地“三权分置”获得了各界广泛关注。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此前我们先后经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及加入WTO三次大的改革红利机遇期。此次宅基地的“三权分置”改革将使中国面临又一个10年一次的改革红利机遇。1 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可能激发出下一个十年一遇的改革红利 观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我国每隔十几年便有一项重大的政策创新,释放巨大的政策红利。截至目前为止的三大创新分别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实现从短缺经济到富裕经济的转变;1994年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简称“房改”),将城镇住房商品化、货币化带动了随后几十年房地产市场的繁荣;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让整个中国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实现了中国由富变强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奇迹发展。那么此次宅基地的改革不但可以实现农村闲置宅基地的集约利用,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双向流动,还将有助于农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解决并有望成为我国未来十年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从而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2 放开农村宅基地流转限制,可以让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尤其是80后和90后已经“城市化”的农民工享受土地流转增值的收益,为他们融入城市奠定基础 当前我国城市常驻人口与户籍人口还存在巨大的数差。据统计2017年北京市常驻人口为2170万,其中外来人口822万。上海常驻人口2418万其中有981万外来人口。改革前沿的深圳市1252万人口中有近848万为外来非户籍人口。而这些外来人口中大多来自农村,其中80后90后一代有很大比例是随着父母在城市里长大,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无法再回到农村了。宅基地的改革让农村人与城里人一样获得宅基地的使用权、处置权,获得土地流转升值的财产价值不但可以提供给一部分人购房的初始资金,同时也可以借此消化城市的大量房地产库存盘活房地产市场。3 放开农村宅基地流转可以极大地促进内需,解决留守老人和儿童问题 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2017年末,我国有8.13亿城镇人口,城镇化率为58.52%。这与发达经济体80%的城镇化率相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假设有1亿农村人口变为城镇人口,则有望再释放1/4人口的消费能力,刺激经济增长。同时,根据统计,2017年,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有2300万左右的留守儿童。此外广大的农村还有亿计的留守老人。这都是中国社会面临的巨大问题。放开农村宅基地流转,推动农村人口落户城镇,享受城镇教育、医疗服务,则可以有效解决我国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问题。 当然宅基地改革也并非一蹴而就,在改革过程也许要做好预案,防止出现改革初期造成混乱和不利影响。我认为可以考虑设置专门的土地基层出让金管理部门和监督部门,设指导价格,防止宅基地被炒作。具体可以采用以下措施: (一) 保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赋予集体所有土地与国有土地同等的上市流通权限 现在的宅基地是无偿使用、划拨,类似于上世纪90年代前的城镇住房由单位和国家提供的形式。土地是供给有限商品,无法持续地为农村人口分配宅基地,应当让拥有宅基地的农村人口承担土地使用权成本。 将来的农村宅基地市场化,可以先过渡到由集体、个人共同承担住房成本(这种情况下,宅基地流转获得的收益两者共同持有),到最后发展为类似当前较为成熟的城镇住房制度,即规定农村宅基地土地仍为集体所有,但使用权可以按照市场供需确定价格后流转;从集体所有制土地上市流转,要缴纳一定的土地出让金后,才能拥有使用权。 可以参照物权法对城镇住房用地的规定,规定农村土地所有制同样具有70年产权,与城镇住房同等待遇。以此允许城镇资本购买宅基地;取消之前对集体所有制土地只能卖给农村。 (二) 设置专门的土地基层出让金管理部门和监督部门 土地出让金作为农村集体所有,可以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但是宅基地放开后,集体土地收入会极具增加,需要设置专门的出让金管理部门,让专业资金管理人才来管理。由于集体所有制的特殊性,政府部门不宜直接参与,而可以派出专业人才帮扶,和作为监督机构保障资金安全。 (三) 设置指导价格、成立宅基地土地管理部门 农村宅基地与粮食安全息息相关,完全按照市场规则,一旦市场失灵,偏离正常价格,导致农村劳动力迅速流失,将直接影响短期内的粮食产量。需要设置制度,如短期内,可以设置宅基地价格指导价,先转移一部分已经在城市生活、定居,但没有城市固定住房或户籍的农村人口进城;长期内,可以尽快提高农业规模化发展,将农业从业人员收入先提高上来,让农业与城镇其他产业同样具有高利润率和吸引力。 根据《城乡规划法》的规定,我国不少村庄的土地规划并未纳入政府指导体系,也就是很多村庄的土地规划并不受硬性约束,可有可无。建议修改《城乡规划法》,将全国村庄土地统一规划。建议成立专门的政府部门,管理宅基地,研究宅基地的集约使用政策。
2018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