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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金融业应真正去一级市场
李稻葵，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凤凰网财经5月29日讯（杨越欣）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在2018金融街论坛年会上接受凤凰网财经等多家媒体采访时表示，金融行业应紧密结合实体经济，把握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避免行业内部在二级市场竞争。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监管部门应做好信息透明工作，处置解决不良资产问题，从根本上化解金融风险。地方债务问题属于公共财政问题，不应当与金融问题混为一谈。金融业应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 关于金融行业如何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李稻葵表示，首先，金融业应紧密结合实体经济，真正把握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金融行业不要在行业内部互相竞争。李稻葵举例说，“就好像真正到深山里采草药，而不是到二级市场上买草药。在二级市场上你买我卖，这个要不得，一定要真正去一级市场。” 其次，企业应当与投资者、金融机构做好沟通。李稻葵认为，金融行业与其他机构的一大不同在于，金融机构容易对企业产生误解，“一引起误解，贷款利率就会马上上升，融资中断，好企业也受不了”。 第三，企业要想保证融资渠道畅通，资金充足，要设法保证充分的自有资金率，在此基础上与监管部门加强沟通，增加金融资产的扩张；另一方面应做好资产重组。 对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普惠金融存在的问题，李稻葵表示，“现在做的不够，不光是普惠，一般的企业做的也不够”。此外还存在公共财政与金融互相占用的问题。大量用于地方建设发展的政府债务，动用了银行大规模的资金来源，长此以往占用银行资源，“留给企业的就少了”。不要把地方债务与金融问题混为一谈 博鳌亚洲论坛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金融开放的改革政策，央行行长易刚也公布了系列金融开放的时间表。对于如何防范金融开放可能带来的风险，李稻葵认为，关键在于做好信息透明工作，防止西方金融行业利用信息不透唱衰中国金融行业发展。其次，金融行业要从根本上化解风险，落实解决一些不良资产问题。 对于有记者提到的地方政府债务导致的不良资产，李稻葵强调，“地方债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公共财政的问题，不要把公共财政问题跟金融问题混为一谈”。中国的行政体制与美国不同，地方政府的融资本质上应转为地方债务，由国家维护地方信用。 对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要素在金融监管中能否发挥积极作用，李稻葵表示，看好金融科技在监管中的运用，但监管部门需要加强研究。“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走在西方的前面，西方国家监管部门的人才储备是不够的，能干的人去了华尔街，不太能干的人去做律师，最不能干的人去搞监管，这是不灵的，”李稻葵说道。文章选自凤凰网，2018年5月29日
2018年6月4日 -
茅忠群：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2018年5月20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四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北京银泰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以“互塑和推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新未来”为主题，八十位CCG理事、学者专家以及政商学界精英代表深入研讨。CCG资深副主席、方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茅忠群在论坛一上发言，以下是发言全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短期内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从一个农业国家初步转型为一个工业国家。但由于长期受到西方世界的排斥，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改革开放，中国开始融入以西方为首的全球分工体系，中国经济开始快速发展。2001年正式加入WTO，又进入了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周期。2012年起进入稳中有进、进中转强的经济发展新阶段。改革开放取得了三大奇迹 中国40年改革开放与经济全球化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罕见的，最重要的是取得了三大奇迹： 一是中华文化进一步繁荣。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陆续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重要思想，去年十九大又诞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是我们下一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二是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世界第一，经济总量世界第二。2017年截止到11月中国工业总产值是美国的1.6倍，美国和欧洲加起来是中国的1.25倍。事实上工业总产值是决定一国综合实力的最核心要素，其意义甚至超过GDP。可以讲全世界已经离不开中国制造。 三是今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第一消费大国。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9%，其中消费对GDP增长率的贡献高达59%，意味着其中有4.1%是由居民消费贡献的。根据日本瑞穗银行估计，2018年中国零售额可能达到5.8万亿美元，有望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国。中国梦的本质是世界梦 三个奇迹分别代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成就的重要源泉、供给侧和需求侧，构成了中国经济强大而持久的内生动力与全球影响力。以上成就的取得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二是中国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习主席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奇迹的背后有一个重要源泉：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5000年的文明进程中，始终以博大包容的胸怀学习吸纳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始终以“仁爱、平等、和谐、中庸”为人生观、始终以“修身、齐家、治国、利天下”为价值观，始终以“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为世界观，两千多年前形成多民族融合的一个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把56个民族团结成石榴籽一样的一家亲，如今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我们的伟大使命。这就是中华文化。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本土儒道法医文化的基础上学习吸纳了佛教、马克思列宁主义、自然科学、民主自由、现代医学等文化精华，形成了兼容并蓄的普世文化。所以，中华文化的本质是世界文化。 今天的世界早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休戚与共，祸福相依。习主席说：“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中国应该对人类社会有更大的贡献，更大的担当；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所以，中国梦的本质也是世界梦，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毫无疑问，未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离不开兼容并包的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当今人类仍然面临着贫穷、战乱和文明冲突三大问题，过去的思路已经被证明不能解决当今人类的问题。习主席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说到：“从顺应历史潮流、增进人类福祉出发，我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这一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欢迎和认同，并被写进了联合国重要文件。我希望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携手前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和平、安宁、繁荣、开放、美丽的亚洲和世界。”所以，解决人类问题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世界各国一道，共商共建共享，摒弃丛林法则，超越零和博弈，追求义利合一，最终实现习主席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展望一是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由于中国的独特优势和人口红利，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没有什么悬念，只是个时间问题。这个时间大约在十年左右。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与欧洲的总和。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人类面临的战乱问题将逐步缓解和解决。 展望二是中国的产业链将完成世界范围的高中低布局。未来中国将再造长江经济带，并与一带一路首尾相接，建成陆海双向对外开放新走廊。中国的高端产业链将在中国沿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顺次布局，最后沿一带一路进行分工。最终形成以中国高端产业链带动全球产业链的总体布局，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增长极。人类面临的贫穷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 展望三是到本世纪中叶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初步完成。在习主席的领导下，当今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也将辐射全世界。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带一路经济圈成为率先消灭贫穷与战乱的文明和谐的文化圈；中华文化将逐渐为世界人民所认同和学习，并与世界各国文化互相融合，和而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初步完成。人类面临的文明冲突初步得到解决。 （本文根据作者在全球化智库（CCG）2018年5月20日举办的第四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8年6月4日 -
梁建章、黄文政：通过城市扩容降低生活成本是抢人和育人的关键
作者简介梁建章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黄文政黄文政，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 如果能转变控制城市规模以及抑制有效需求的观念，让各大城市之间的抢人大战，逐步演变为增加供给的城市扩容行为，那将有助于各大城市平抑房价，降低城市生活成本， 最终惠及各方。 近几个月，城市之间的抢人大战愈演愈烈，各大城市的落户门槛一降再降，有的城市甚至给出了近乎“零门槛”的落户政策。 那些在抢人大战中赢得先机的城市迎来了户籍人口的快速增长。 比如，今年第一季度，西安自市外迁入落户人口达到24.49万，超过去年全年的户籍人口增长数。成都自去年7月推出“人才新政12条”以来，9个月时间内，就吸引17万余名青年人落户。 户籍人口的快速增长，也导致这些城市“一房难求”。 今年3月，西安一楼盘开盘上演千人“抢房”风波。5月初，成都出现了“7万人抢千套房，买房队伍绵延几公里”的景象。在这种抢房风潮下，多地房价快速上涨。今年4月份西安房价环比上涨11.2%；而在2017年户籍人口增长第一的成都，二手房价格上涨超过70%， 涨幅全国第一 。 “抢人大战”的上演说明各地已经意识到人口对城市发展的基础性意义，而这种城市间的博弈将促使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如我们在新书《人口创新力》所分析的，创新的活跃也是大城市人口集聚效应的重要表现之一。 相对于农村和中小城市，大城市能够吸引年轻人是因为那里有更多的就业和创业机会，有更广阔的空间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但即使完全拆除户籍藩篱，高涨的房价和高昂的生活成本，将使得无数心怀梦想的年轻人难以在大城市真正立足。就算勉强留存留下来，他们也很难在大城市安居乐业，繁衍生息。这反过来又会挤压本来就处于世界最低水平的中国大城市生育率，进一步恶化中国的人口形势。 为了应对飞涨的房价，各地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各种限购政策。3月30日，西安市房管局紧急下发通知，要求开发商采取公证摇号方式公开销售。4月4日起，杭州在商品房销售上开始采取摇号方式。5月15日，成都楼市限购升级，明确了包括将限购对象由自然人调整为家庭；户籍迁入成都市未满24个月的购房人，应在成都市稳定就业并连续缴纳社保12个月以上方能新购住房。 这些限购措施在短期内抑制了房屋的有效需求，但只能延缓却无法阻止房价的上涨。实际上，要真正缓解高房价问题并进而降低大城市生活成本的根本出路，不是抑制需求，而是增加供给，也就是通过增加土地供应和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等方式进行城市扩容。 不过，很多人会觉得中国大城市的规模已经太大了，需要的是控制而不是扩大城市规模。但实际上，无论是从经济均衡还是国际比较来看， 即使上海和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的规模，都是偏小而非偏大。 首先，上海和北京都是采用极其严厉的限制性措施才抑制了人口的增长，这本身就说明这两个城市当前的实际人口，要少于其自然均衡状态下的人口。其次，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其最大城市的人口规模通常也越大。国外几千万人口的国家的大城市，往往都有一千多万至两千多万人口。比如，伊斯坦布尔人口1400万，占土耳其人口的将近1/5；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口1200万，占阿根廷人口的1/3；首尔都市圈人口有2300万，而韩国只有5000万人。中国有13亿多人口，但一线城市上海和北京都只有2000多万人，而日本只有1亿多人口，但东京都市圈人口高达3700万。 中国拥有世界最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完全有能力建设更大规模和更高效率的城市。城市扩容不只是建设更多住房来平抑房价，还包括建设更多的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让年轻人不仅进得来，留得下，还生得起小孩，养得好小孩。 实际上，人口集聚有助于整体效率的提升，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和使用效率都随城市规模增加。根据国务院规定，修建地铁的条件是城市人口必须达到300万以上，这是因为在人口不足的城市建设地铁将无法收回投资。全国约200个民航机场中的大部分处于亏损之中，但客流量最大的6大机场全部都是盈利的。 中国高铁在人口相对稠密的东部盈利，但在人口相对偏少的中西部却亏损。 而且，即使在中国一线城市，土地资源也不匮乏。比如，上海仅耕地面积有18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现有建设用地的60%。将这些土地用于提升生活环境所带来的使用价值和社会效益，将远超过用于农业所创造的价值。由于大城市的人均用地通常小于中小城市，更小于农村，让愿意在大城市奋斗的年轻人能够在大城市安居乐业，而不是回家乡去购买或建造一年住不了几天的房屋，从全国来看会节省土地。 城市扩容后，如何解决交通问题呢？方案之一是在城市中心与郊区、郊区与郊区之间建设高速轨道交通。目前的郊区轨道交通，要么是平均2公里一站的低速地铁，要么是50公里一站的城际高铁。但对郊区的发展真正具有极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是，建设10公里左右一站的郊区高铁。 比如在日本，横滨到东京市区相距不到30公里，两地就是通过只停1到2站的高速列车链接。如果在上海等大城市郊区建设时速200公里、每10公里设置一站的高铁，那么即便从最远的郊区到市中心也只要30分钟。这样的交通建设成本短期来看也许会很高，但其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要远比在偏远地区建设高速公路高得多。 在城市扩容的同时，逐步放开并最终去除户籍限制，让大城市不仅成为高技能人才，也成为普通劳动者的集聚地。最好的扶贫方式其实是创造环境，让贫困者用自己的劳动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贫困人口迁徙到大城市，即使从事保洁、保安、快递等对教育水平要求较低的工作，也比在偏远农村生活得更好；他们的后代也能享受更优质的教育并拥有更多的机会，而不是成为从小就与父母分离的留守儿童。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也有助于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和效率的提升。此外，贫困人口从生态脆弱地区迁出，也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 综上所述，如果能转变控制城市规模以及抑制有效需求的观念，让各大城市之间的抢人大战，逐步演变为增加供给的城市扩容行为，那将有助于各大城市平抑房价，降低城市生活成本， 最终惠及各方。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具有世界第一的市场规模和人才规模。 要充分发挥这样的规模优势，就需要进一步扩容城市，让这些城市不仅成为创新创业的热土，更是环境优良、交通便利，拥有充足的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宜居之地。文章选自今日头条，2018年5月30日
2018年6月1日 -
【中国新闻周刊】“蓉漂”一词进入大众视野 成都凭什么吸引人才？
明天，我们成都见 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各地的人才“漂”在广州深圳，近一二十年，人才又转移“漂”在北京上海。未来的一二十年，海内外人才或将“漂”在如成都等新一线城市 文/王岛 2017年以来，一场前所未有的“人才争夺战”正在全国打响。 西安、武汉、杭州、郑州、沈阳等二十多个城市和地区陆续出台人才新政。仅刚过去的4月份，就有合肥、沈阳和长沙等城市连续“出招”：放宽落户限制，租房购房打折，1亿、5亿、10亿元的人才专项资金…… “争夺人才的实质是在争夺创新的核心竞争力和核心资源。”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创新型大国，人才资源成为第一资源。在这一背景下，“人才争夺战”有其突出的积极意义，说明各地都逐渐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 “先聚集了什么人，才有什么产业。”四川省区域经济研究会副会长、西南交通大学教授戴宾在采访中表示，城市新旧动能转换需要人才，创新创业需要人才，至此，人才的价值被各大城市推到了突出位置。 眼花缭乱的人才新政背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打算。 2009年至2014年的5年中，西安人口增长仅19万。对于这座人口只有800多万的城市来说，实施“史上最宽松”户籍新政，提升城市人口规模，是发挥区域辐射作用的基础。 作为中国大学生最多的城市，武汉长期“为他人做嫁衣”。大学生毕业后纷纷奔往北上广。2015、2016年武汉市人口净迁移率为负。因此，“毕业生租房购房打八折”，“五年吸引100万大学生在武汉创新创业”，其决心可鉴。 对于长期保持人口净流出的东北第一大城市沈阳来说，中专以上学历人员“零门槛”落户、大中专学生来沈阳求职免费入住人才驿站10天，一系列低门槛的政策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自身发展的困境。 成都对于人才的关注并非着眼于争夺，更多地考虑到了城市的生命力。 为此，着眼城市长远发展，着眼城市产业能级提升，着眼成都人口结构优化，2017年7月，成都出台被称为“历年来含金量最高、惠及面最广、支持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人才政策”——《成都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行动计划》(以下简称“人才新政12条”)。 据了解，“人才新政12条”发布以来，截至今年5月15日，累计落户人数已超过18.7万人。其中，30岁及以下青年人才占人才落户总数的八成，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占99.8%，人才“质”“量”均有所提升。“无论从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上，都会给成都现有的人才结构带来优化和改善。”成都市人才办相关负责人说。 2017年4月，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成都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强市。坚持把人才资源作为第一资源，牢固树立“不唯地域、不求所有、不拘一格”的新人才观。 成都市人才办相关负责人注意到，“在这一次的党代会报告中，有关人才的内容占了一页多，我们切身感受到市委对人才工作从高度重视到极端重视，从事人才工作的同事都感到振奋。” 成都定力的背后 面对当下这场喧嚣的“人才争夺战”，成都选择保持冷静。 “一个城市的人才政策要和城市产业需求紧密结合，不能太盲目。我们要保持定力，把现有的政策精准地落实好。”成都市人才办相关负责人说。 王辉耀则在采访中提到，作为四川省内第一人口流入大市，成都的基础性、服务性人才已经不缺，只需要把这些人留下来就可以。但在吸引创新创业技术团队、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方面，成都还有一定差距。 为此，“人才新政12条”首条即明确5年内引进和培育100个顶尖创新创业团队和1000名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的目标。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等国际顶尖人才(团队)来蓉创新创业，给予最高1亿元的综合资助等。 瞄准高端的同时，成都还试图吸引大量年轻、高素质、有技能的人才。 首先是打破落户限制。“人才新政12条”提出，具有普通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青年人才，凭毕业证在成都即可申请办理落户手续。同时，去成都应聘的外地毕业生可在青年人才驿站免费入住7天。成都市还计划5年内建设29万套人才公寓，人才租住满5年，按其贡献可以不高于入住时价格购买。 系列举措成效显著。2018年一季度通过“人才新政”落户成都的青年人才超过5万人，并保持每天800余人的增量。 为精准定位人才供求，成都启动海内外引才“黄金眼”战略，率先运用大数据技术开发“全球人才搜索系统”。在今年成都首个“蓉漂人才日”上，《成都市人才开发指引(2018)》发布，结合人才层次和产业实际需求，列出609类岗位清单和具体要求，给“城市引人”和“人择城市”提供指导。 引才和用才要结合起来，才能让人才在合适的岗位发挥出最大的价值。成都大力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把人才改革深度嵌入产业功能区建设和产业发展场景。成都提出，围绕产业链、创新链打造人才链，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引育集聚，与优势企业协作创办专业性大学，推动在蓉高校为优秀企业量身定做专业性学科，努力提高人才匹配度。 成都市人才办对2017年新落户的人才进行分析后发现，70%已经就业，还剩30%未就业。为此，一方面开展大型人才招聘活动，帮助未就业人群找到合适岗位；另一方面依托职业技术院校，实施全民免费的技术技能培训，让人才在成都就业、扎根。 大力招才引智的同时，成都也在思考如何避免人口过度涌入一个区域，造成大城市病。按照最新城市规划，2035年成都市域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中心城区城市人口规模控制在1360万。而当前，成都常住人口已经突破1600万人。 成都市人才办相关负责人说，人往机会多、经济发展活跃的地方聚集是市场配置下的正常行为。成都通过对体制内岗位的引导形成一定程度上的省内人才均衡配置。不一样的人才法则 全球化智库(CCG)与智联招聘的调查显示，2017年，在海归创业城市选择中，成都位列北京、上海之后，排名第三。 当各大城市围绕国内人才进行争夺时，为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成都已经将触角主动伸到国外，对接欧美当地资源，采用柔性引才等方式，吸引海外人才来成都创新创业。 对比上海、深圳等一线发达城市，成都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的优势在于要做得更开放。“比如提出柔性引进，不对海外人才的工作时间、地域设限，只要其科研成果在成都转化，就给予相应政策扶持。”成都市人才办相关负责人说。 考虑到海外人才可能对成都不那么熟悉，“我们还在圣地亚哥等地建立市场化运作的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这样的好处是减少海外人才的顾虑，可以在熟悉的环境开展创新研发，同时能享受成都的人才政策。” 2017年以来，成都从全球引进外国人才2262人，累计引进海归达1.6万余人。离岸基地已柔性引进罗伯特·胡贝尔等6名诺贝尔奖得主进驻创业，推进4名院士转化科技成果，累计对接离岸项目30个，给予近1.4亿元扶持。 引入人才只是第一步，还要“让人才事业有所成”。 王辉耀在全国调研中发现，不少海归创业者反馈创业园区、孵化器等创业基地和平台对其创业发展的帮助尚不明显。他们更希望政府提供市场开拓、金融服务、创业辅导、人才引进等方面的帮助。 “市场开拓难”“融资难”也是成都高新区党群工作部人才资源开发处处长王磊在对园区企业调研中听到不少创新创业人才的反馈。 海归博士王暾回成都创业，研究地震预警技术。“公司起步时，成都高新区提供了250平方米的办公区域，资金扶持更是给公司雪中送炭。”王暾说，公司最窘迫时几个月发不出工资，账户上只剩下1.4元，是高新区成功帮助公司申请到科技部的专项资金，保证了公司接下来的发展。如今，王暾公司的地震预警技术已服务全国31个省市区。 为人才的“全生命周期”做好服务，使引进的人才生活好、事业好，成都高新区提出构建人才发展的三个生态圈，即围绕人才成长发展的创新创业生态圈、围绕人才引进的人力资源开发生态圈、围绕人才个人家庭的生活保障生态圈。 在高新区的创业咖啡馆，青年人才只需要贴个需求的小纸片，就有可能找到创业伙伴，这就是生态圈的效应。“我需要的软件人才，这里非常多；另外，我在园区就找到了客户，为一家快递公司开发了包裹信息识别软件。”相信在这里能成事儿，也是日本名古屋大学博士毕业的杨路选择在成都创立科技公司的原因。 成都有全国首个由组织部门主管、促进人才发展的新型社会组织——成都人才发展促进会，为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搭建交流合作、事业发展平台。 “人才工作的方向是市场化配置资源，很多工作要交给市场、交给社会组织去做，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可以将市场的动力机制和社会组织的灵活属性充分发挥出来。” 与此同时，成都还建立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通过吸引聚集一批知名中介机构和企业，为人才提供培训、招聘、测评等全链条服务。目前累计引进上海外服、锐仕方达等64家国内外知名人力资源服务企业，产值达30多亿元。 2017年9月，成都出台“引进培育急需紧缺技能人才”10项措施，通过资金补贴鼓励技能人才提升技能等级，鼓励校企校地合作培养技能人才调整学科(专业)设置，设置免费培训课程，向市民提供免费培训等方式培育急需人才。 长期以来，成都在人才的“引、育、留、用”方面不断创新，因为成都市委市政府深知，人才工作其实是一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十年树木、百年育人这样一个久久为功的过程。扎根成都 超过两万人进入招聘会现场，投递简历达到14249份。2017年的首场“蓉漂”青年人才专场招聘会场面火爆。 古语有云，“少不入川”，讲的是怕年轻人易被蜀地的安逸生活所吸引，因而希望年轻的时候不要去蜀地；而现如今，“少不入川”这一说法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海归、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纷纷涌入成都，蜀地已早非只是“安逸舒适”，更是“创新创业”和年轻人寻找并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 其实自古以来，成都就是人才辈出的移民城市。一年成聚，两年成邑，三年成都，成都的辉煌历史离不开千百年来一代代“蓉漂”的功劳，李冰父子、刘备、诸葛亮等历史上的著名“蓉漂”，都曾感受过这座城市不拘一格聚人才的包容气息。 如今，“蓉漂”一词也进入大众视野，实实在在地形成一种时代新风尚——成都，正成为众多青年人才首选的热点城市。 小时候就随父母从北京来到成都的成都市人社局海外人才工作处处长杨珺非常喜欢这里的生活。因为工作，她的微信上添加了不少外籍人士，刷朋友圈会看到定居成都的外国人发家里小孩戴着红领巾说一口顺溜成都话的小视频，总是让她忍俊不禁。 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组织部干部与人才处处长李宁坤祖籍杭州，随父母来到成都多年。聊到成都的茶馆文化他滔滔不绝，“不仅是休闲，成都的茶馆还承担着当地人交流商务信息的功能。”他笑称，好像鸭子游泳，表面看着一动不动，但脚在水下刨得很快，“快工作、慢生活”，这正是成都人生活方式的写照。 作为一名“蓉漂”，西南交通大学教授戴宾定居成都已有四十多年，深刻感受到这所城市的包容性。在他看来，成都平原发达的农耕文化提供了富饶的物质基础，“历史上的成都人便是三个人吃五碗饭，多一个人吃饭也没关系，因而对于外地人口的接受度、包容度很高。” 很多人都说，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生活在成都的老外体会也是一样，来自美国的建筑师劳伦斯就表示：“只要我有工作，我打算一直待在成都。” “定居的外国人的比重衡量着一座城市的国际化和宜居性。”杨珺说。2017年，成都获评“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之一。据统计，目前已有超过3万名外籍人士在成都常住和工作。 戴宾认为，这轮“人才争夺战”或将改变中国经济地理版图。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各地的人才“漂”在广州深圳；近一二十年，人才又转移“漂”在北京上海；未来的一二十年，海内外人才或将“漂”在如成都等新一线城市。 成都地铁的“蓉漂·人才”主题专列呼啸而过。“享受国宝大熊猫的待遇，只因你有这个时代最珍贵的东西。”“一杯敬南方，一杯敬北方，北方有故乡，南方有梦想。”……地铁车身上的走心留言，也是这座城市对于天下人才的热切呼声：“明天，我们成都见。”文章选自《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19期
2018年6月1日 -
【成都日报】 | 新时代成都人才集聚培育体系建设策略
《四川人才发展报告（2018）》首次聚焦成都人才发展 2018年5月30日，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全球化智库（CCG）发布《四川人才发展报告（2018）》。总报告作者、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表示，近年来，成都人才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历史性成就，为实现新时代成都“三步走”战略目标，打下了坚实稳固的“第一支柱”。成都正成为新一线城市人才发展的领头羊和全国人才发展新高地。 报告首次以总报告的形式，系统聚焦成都国家中心城市人才发展的新实践、新探索，深度总结了成都在以“五中心一枢纽”为支撑的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新征程中，将人才战略充分嵌入城市改革创新的新实践。 报告还深度关注其他8座国家中心城市“人才强市”路径的新理念、新举措和新挑战，在比较中归纳了人才引、聚、育、留新问题，提出新时代国家中心城市成都人才集聚培育体系的建设策略，特别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的成都人才发展思路和具体措施。 报告由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全球化智库（CCG）联合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产业园区等十余位专家学者、一线管理者共同编写。 在随后举办的新时代国家中心城市人才发展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成都深化人才体制机制的改革非常全面，全国领先，已具备建设国际化人才高地的基础。建议成都人才工作进一步按照国际化标准开展，在更高更清晰的定位下，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与宜居宜业的软环境吸引更多国际化人才，同时加强在人才制度与环境上与国际接轨，加强城市品牌的媒体宣传，让成都城市形象享誉世界。 报告发布会暨论坛由西南财经大学、全球化智库（CCG）、成都日报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新时代成都人才集聚培育体系建设策略作者 | 王辉耀 陈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成都将通过构筑人才集聚培育新体系，实行引育并举、以育促聚，推动各类各级人才充分集聚，助力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人才集聚体系（1）人才发展载体 人才集聚必须建立在一定的载体基础之上，推进人才发展载体建设势必有助于集聚人才，要把人才发展载体建设作为人才工作的重中之重，使其成为吸引人才的“磁场”、培养人才的“摇篮”、人尽其才的“舞台”。具体而言：一是要建立产学研用战略联盟，打造以高校为主体的人才发展载体。支持在蓉高校、科研院所、相关企业与海内外知名大学、研究机构和世界500强企业联合建立各级重点实验室、研发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鼓励在蓉高校、科研院所、相关企业设立院士工作站、师生协作工作站、研究生工作站、创新研发团队。推广“大学小镇”建设计划，加快打造成都环高校知识经济圈的特色区块。 二是要建立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打造以园区为主体的人才发展载体。依托成都天府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先进制造业产业园、现代服务业和融合产业集聚区以及都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六大重点产业园区，加强人才创业基地、产业/科技园区建设，吸引优秀人才入园进行创新创业，加大研究生创新实践基地建设，促进高新技术的开发、融资、转让。支持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融合产业以及都市现代农业这三大重点产业领域，开展人才与企业、人才与项目对接活动，支持建设一批机制灵活、功能齐全、配套完善的创新创业孵化器，把园区建设成成都人才最为密集的地区，打造成人才创新创业的示范区。 三是要建立优秀企业家俱乐部，打造以企业为主体的人才发展载体。加强吸引大型国有企业和富有竞争力的民营、外资企业入驻成都，带动更多的高层次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来蓉发展。围绕成都的三大重点产业领域，加快集聚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市场开拓精神、管理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家，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家俱乐部，通过政策支持、项目支撑、重点对接和精准培训等方式，培育一批联系成都城市产业经济的高水平企业集群。（2）人才交流平台 人才集聚不仅需要载体支撑，还需要创造契机，只有通过“地利”+“天时”双管齐下，才能营造出“人合”的集聚景象。如：历经22年精心打造的中国西部海外高新科技人才洽谈会（简称“海科会”）始终坚持立足四川、服务西部、面向国际，现已成为中国西部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科技与人才交流盛会。基于这一实践经验，成都可以凭借国家中心城市的新站位，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个人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专业组织等），通过支持、协作、共建等方式，搭建多种样式、多措并举的人才交流平台，促进国内外人才感受成都、了解成都，实现人才集聚效益最大化。 一是定期举办人才交流盛会。围绕成都城市产业升级转型和新型战略产业发展需求，举办具有国家中心城市定位的国际性人才交流盛会，着重吸引高层次人才及团队来蓉创新创业；二是推行“人才+”交流计划。根据在蓉单位的人才需求和培育目标，探索多种形式的人才交流计划，如科研成果交流会、青年人才主题沙龙、区域人才交流活动、产学研联盟人才交流等；三是积极承办国际议题会议。通过承办国际议题会议，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汇集成都，亲身体验成都的城市环境和人才氛围；四是建立网络人才交流群。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手段，如人才社交平台、微信群、QQ群等媒介方式，搭建便捷、高效的网络人才交流平台。（3）人才流动特区 人才集聚是人才流动过程中的特殊行为，是人才由于受到某种因素影响，从各个不同的区域流向某一特定区域的过程。显然，人才集聚必须遵循人才的区域流动这一基本规律，只要不断挖掘区域经济发展潜力，扩容国家中心城市的承载力，就能在人才合理流动中寻求新的人才集聚效应。随着成渝城市群格局的逐渐形成，以及西成铁路的成功贯通，成都、重庆、西安三大国家中心城市形成了国家地理版图的西部“金三角”，未来三座城市的发展不再是争夺“西部之首”，而是通过人才区域流动，形成“成渝西一体化”的“人才特区”发展格局，这可充分借鉴“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模式，打造人才协同发展新引擎。 一是打造成渝西区域人才发展共同体。根据京津冀人才一体化经验，使“成渝西”三城达到人力资源配置合理、各尽其能，与其城市产业发展相适应，与其城市功能定位相契合的区域均衡状态，“成渝西”不再是单兵作战的“抢人”城市，而是协同发展引领西部的“人才库”；二是打造成渝西区域人才发展级。根据“成渝西”城市产业经济发展特色，如成都的电子信息产业、重庆的装备制造业、西安的航空航天产业等，建立差异化、多样化的人才集聚中心；三是打造成渝西区域人才联动帮扶计划。建设“成渝西”人才特区是通过人才流动，带动更多的西部城市共同发展，解决人才分布不合理，建立智力资源再分配的新机制。人才培育体系 （1）人才供需链条 人才培育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导致结构性就业矛盾，其破解之道就在于深化教育与人才供给侧改革，培育地方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新时代背景下的高质量就业。简言之，就是要打造人才供给与需求对接的链条，形成“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三链合一，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促进人才培育与城市产业的有机衔接，为成都集聚人才拓展新路径。所谓“教育链”一般是指学校组织开展人才培养的规定性活动，如课堂教学、实习实训、考查考试等；所谓“人才链”主要是指根据不同类型人才的培养规格，努力达成人才培养目标的过程；所谓“产业链”通常是指从原材料一直到终端产品制造的各生产部门的完整链条。 “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三链合一，催生出了人才集聚培育的乘法效应，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领域中，三链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对应性。基于此，一是把握人才链这一核心链条，即要明确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主要来自产业链的需求分析，再通过人才链传导至教育链；二是遵循教育链运作的基本规律，由于教育本身具有延迟性特征，培养出来的人才一般有3—4年的周期，因此教育链必须把握适度超前发展规律，引领或调节产业链发展；三是根据产业链实际需求，建立三链合一对接度指标，包括人才链对接产业链的人才总量与质量，教育链对接产业链的知识与技能含量，教育链对接人才链的毕业生学业成果测评等。（2）人才分类模块 人才培育不仅要瞄准“高精尖缺”人才，还需要对接各行各业各层次各类人才。人才类型的划分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建立有梯度、多层级、差异化的人才培育模块。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亟须“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基于此，人才培育对象可基本分为知识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和创新型人才三类，三类人才既有共性特征，又有个性要求。如：知识型人才培育侧重于知识传播，泛指接受系统专业教育的人的统称；技能型人才培育侧重知识应用，强调能解决生产一线操作难题的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型人才培育侧重知识创新，具有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 根据成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战略布局，在研判人才需求的基础上，实施针对性强的人才分类培育模块计划。一是普及化知识型人才培育模块。适应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人才培养新要求，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改革，大力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培养面向地方产业经济需求的应用型知识人才；二是工匠型高技能人才培育模块。促进“工匠精神”融入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岗位培训中，打造政校企联动、课岗证贯通、学教赛一体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培育模块；三是高精尖创新型人才培育模块。推行引育并举、以引带育，充分利用已有和引进人才资源，实施诸如“院士培育计划”“企业家培育工程”等项目。（3）人才储备基地 人才培育过程，也是人才储备积累过程。相反，人才储备就是为了城市的长远发展战略，实行长期性、持久性和针对性的人才培育与库存，保证人才资源的充分供给。储备人才往往都是“高精尖缺”类别的潜在人才，然而这一培育模式不同于单一的人才培养或传统的人才引进，而是强调引育协作、共同发力。譬如：近年来，国内沿海城市以扩大博士后设站和人员规模作为建设人才储备基地的重要选择，鼓励有资质的高校、科研机构和大型企业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站和创新实践基地。显然，各大城市纷纷争夺博士后，将其纳为储备人才行列，就在于博士后人才既具备较高的专业知识素养，又正值风华正茂之时，具有相当大的潜力。 成都在扎实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将“人才发展”作为政府工作的“一号工程”，人才集聚成效显著。为了保证成都人才集聚效应的可持续性，可从以下方面加强人才战略储备、打造人才储备基地：一是加快在蓉高校、科研院所和大型企业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站和企业科技创新机构的载体建设，为吸引海内外优秀博士来蓉发展搭建平台；二是加大博士后设站单位的资助力度，提高博士后人才的生活补贴及相应的配套标准，并对出站留蓉工作的博士后给予一定的科研奖励；三是加强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科技创新机构等新经济产品的研发，突出企业在产学研用中的主体地位，为成都新经济、新动能、新战略发展集聚新人才。节选自《四川人才发展报告（2018）》文章选自《成都日报》，2018年5月31日
2018年6月1日 -
【CGTN】Zamir Ahmed Awan: What’s India’s role in the SCO?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and Assistant Foreign Minister Zhang Hanhui held on Monday a briefing about the upcoming leaders’ summit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The meeting of the Heads of States Council of the SCO this year is a special one as India and Pakistan will attend for the first time as full members in the Chinese port city of Qingdao. Pakistan has already been engaged with all SCO member states throug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but joining the SCO will further reinforce Pakistan’s position and integration into the region.However, regarding India’s role in the mushrooming organization, questions have arisen. While all SCO member states are already beneficiaries or supporters of the BRI, India alone is a staunch opponent. How will this affect the way the BRI is instituted into the SCO agenda?Cityscape of Qingdao, east China’s Shandong Province, on May 18, 2018. /VCG PhotoLet’s view some of the historical facts: the South Asia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SAARC) was created to stage a combined front of the South Asian stat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arket access to member states within the region and beyond. India had tried to hijack the forum, and later boycotted the summits, hence rendering the SAARC platform as a dysfunctional one. India was a driving member of the Non-Align Movement (NAM) since its inception in 1956, but when the Cold War ended, India realized that Non-Alignment was not an option anymore if it wanted to realize its geopolitical motives.Though India is still part of the NAM, it has practically disassociated from it by aligning with the West. Unfortunately, India’s role in this region has often been of one that is beyond logic.To understand this typical behavior, we need to understand Indian foreign policy basics laid out by the prominent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genius "Chanakya." Chanakya said, "Your neighbor is your natural enemy and the neighbor’s neighbor is your friend."Following this path, one can understand how India joined the Quad Group consisting of Australia, US, and Japan, but one cannot understand if such a policy can work parallel to the regional alliance of the SCO. Weaker states could seek the protection of stronger ones by forming alliances or signing treaties under the policy of "Samsraya."The Indo-US Logistics Exchange Memorandum of Agreement is a clear example of this, where the US and India can jointly use each other’s military installments for logistic purposes, hence giving both immense mobility in terms of naval warfare.Chanakya gave the principle of “dvaidhibhava” or double dealing, which advised states to have peace with one state in order to pursue hostilities with the other. India is a member of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which postures itself as the democratic forc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The group’s hidden motives are to counter China and Russia, which they believe are undemocratic forces. Today, India is the second largest beneficiary of US aid after Israel. The US is providing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hi-tech weapons,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ssistance, as well a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ssistance.Indian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attends the expanded format meeting of the Council of Heads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on June 9, 2017. /VCG PhotoThe SCO is basically a regional security bloc. Under the SCO, defense ties are expected to increase, but the recent S-400 system sale had to be sanctioned by the US before it could be implemented. This also casts serious doubts on the extent of India’s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on defense with SCO member states, while keeping close ties with the West simultaneously.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how can India accommodate its interests in these diverging blocs? Surely, the SCO has its own agenda of reg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ch the member states are committed to. Who will India side with? Can the SCO offer India a better package to involve itself with regional partners rather than trans-regional partners?India is engaging America, Australia, and Japan in the Indo-Pacific Ocean Dialogue. A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pecifically targeted Russia and China – both SCO member states – in hi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in January 2018, can India join the SCO while safeguarding Western interests? India has to come out clearly on its standing so that bold decisions can be made in the SCO Heads of States meeting next month.In light of the aforementioned, let the SCO member states judge or predict India’s role in the organization.In fact,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SCO take up one of the world’s most densely populated areas, which is rich in natural resources, yet the common man suffers. The provision of adequate food, potable water, education, healthcare, and security are still major problems.It is our strong desire that through the SCO platform, we may achieve more cooperation, connectivity, trade, jobs as well as improved law and order. I’m very optimistic that the day is not far away when we may be able to solve the issues plaguing the majority of the world population.About Author Zamir Ahmed Awan is a senior fellow with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and a sinologist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From CGTN，2018-5-28
2018年5月31日 -
【People’s Daily Online】ICRC: China a rising international player in humanitarian
(Peter Maurer,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Photo courtesy of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hina is now taking an extroverted dimens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efforts in the fragile war-and-conflict-torn reg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R) Initiative, in a bid to help preserve the long-term maintenance in both world peace and economy development,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 said in Beijing on Tuesday.Some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ong B&R are in humanitarian crisis, said Peter Maurer, the ICRC president, at a press conference in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on May 29.“Investors from China are not only neutral actors, but a humanitarian mediator in the war-torn areas.”Chinese investment in 59 countries covered by the B&R totaled $14.4 billion last year, according to data released by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Commerce.Chinese constructors overseas have, in fact, been changing the lives of ordinary people under the grand strategy through smaller projects, from drinking facilities to village roads.In Ethiopia, where the world’s largest 500 KV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oject has been completed by State Grid Corporation of China (SGCC), some 300 kilometers of village roads were constructed during project construction, which helped create 15,000 jobs for local residents. It also set up 10 playgrounds for local schools, according to Yu Naichun, a general manager with the group.In Angola, former military men were offered a new path of development through an occupational school set up by CITIC Construction, which also established 100 public welfare funds, 50 primary schools and 50 clinics in Myanmar under the B&R construction.“It has become a common practice for Chinese companies to build basic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overseas for free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bigger ones to boost project efficiency and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said Yan Li,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with CITIC Construction, at a forum in January."Development is endangered by the acute social tensions such as wars, corruption, poverty and poor governance …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bout 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requires stability and peace," said Maurer.Providing neutral, impartial and independent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in sometimes protracted conflicts and situations of violence can create an environment conducive for development, the president noted. From People’s Daily Online，2018-5-30
2018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