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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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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 | 苗绿：中外合作办学还有巨大空间
苗绿，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兼秘书长 随着全球化发展，各国对国际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增长迅速。这让教育交流与合作，尤其国家间合作办学有了广阔空间。 国家间合作办学不仅有利于促进学术交流和高校产学研合作的国际化发展，还能通过留住优秀毕业生实现网罗国际人才的目的。事实上，这也是目前不少国家吸引人才的通用做法。 早在2015年，我国就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留学生目的国。但国际留学生占在校生比例只有0.46%，是美国的1/9，国际化教育水平依然较低。加强中外合作办学，无疑有助于改变这种局面。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已有不少颇具代表性的案例，比如上海纽约大学、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等，但总体而言仍处于探索阶段，还有亟待改进之处。 首先，不能只注重表面甚至经济效益，而应以培养国际人才为初衷，开展新兴学科、急需学科的合作项目，引进国内急需、国际先进的课程和教材。注意借鉴国外先进办学理念、模式和管理经验，促进我国教学和管理体制改革。 其次，建立完善的评估体系。发达国家合作办学的突出特点在于对合作办学设置独立评估体系和常规性的质量检查制度。比如美国ACICS、英国QAA等都是高等教育质量评估联盟，对各高校海外合作办学活动进行不定期检查，发现不符标准的高校立即取缔跨国办学资格。这种完善的质量监控与评估体系，正是我国合作办学迫切需要补足完善之处。 第三，充分发挥海归人员作用。不少海归人员回国后遇到各种挑战，而让这些国际化人才进入中外合办学校，则可最大程度发挥他们的优势。 第四，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实现“引进来”的同时也要注意“走出去”，加快境外办学步伐。这样不仅能增进对象国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还能培养当地技术与管理人才，更好地服务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和机构。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7年9月21日
2017年9月22日 -
【Shanghaiist】Shanghai ranked as the most attractive place in China for expats
To literally no one’s surprise, Shanghai has once again topped yet another ranking of the most attractive places in China for expats to live and work.The survey, which was co-authored by the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 (CCG) and th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of the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measured how well each of China’s 31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did at attracting international talent through three different measurements: the number of expatriates, the career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for international talent and the living environment for expats.Of course, Shanghai came out on top, followed by Beijing and then Guangdong province.In the survey, Shanghai ranked first in terms of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for international talent and second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expatriates, behind only Beijing. However, in living environment, Shanghai somehow lagged behind Guangdong province, Beijing, Jiangsu province and Shandong province.For years, Shanghai has unsurprisingly been at the top of these sort of rankings. Apart from being home to Taco Bell and White Castle locations, the report also notes that the city has continued to introduce a number of expat-friendly policies to attract top international talent.From Shanghaiist，2017-9-14
2017年9月20日 -
【新华社】把握机遇 报国圆梦——海外学子积极投身祖国创新创业热潮
即便辍学，也要回国创业。是什么让孙悦和李天驰这两名中国小伙儿如此坚决？ 孙子曰：兵贵神速。2015年，面对国内潜在的巨大市场，已在欧洲创新与技术研究院做完论文、只差答辩就能拿到学位的孙悦和李天驰一分钟也不想多等，毅然放弃学位，投入祖国新一轮创新创业的热潮中。如今，他们开发的“编程猫”趣味编程软件已俘获国内不少小朋友的心。 近年来，像孙悦和李天驰这样回国创新创业的海外学子越来越多。祖国良好的创业和就业机会如磁石般深深吸引着他们，而这强大的磁力很大程度上源自国内广阔的发展空间、国家对创新的关注以及对人才的重视。 全球化智库发布的《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265．11万人，仅2016年就有43．25万留学人员回国。 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陆思嘉便是这数以百万计海归中的一员。2012年，他带着技术回国创业。如今，他参与创办的亿康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在全国已有约220名员工，年销售额达到1亿元人民币。 陆思嘉介绍，他们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遗传病的诊断与阻断、肿瘤的精准检测等，每年为超过5000对夫妇提供遗传病阻断服务，助其提高怀孕成功率，降低遗传病风险。 “我国人口众多，遗传病是个大问题，对社会和家庭本身都是很重的负担，”陆思嘉说，“我觉得能回国在这方面做一些贡献，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在陆思嘉看来，回国创业可谓一举多得，不仅能够帮助更多患病同胞，还可让自己的技术成果得以应用，且市场发展前景可观。 “这个市场本身对我们这样的高新技术有着巨大的需求，”他说，“想要在美国把一些技术落地，再把它用到人身上，真正帮到病人，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但在国内，我们会有比较好的机会，整个国家政策特别是产业政策都比较支持精准医疗这个方向。” 除了广阔的市场前景，全国上下着力营造的创新环境，也是孙悦、李天驰、陆思嘉等人回国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支撑。 孙悦和李天驰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在中国，创业已成为很多高校毕业生的首选，全社会对创新创业的支持体现在各个方面。“对我们最有利的是国家对创新创业的大力推动，使得全国人民对创新的接受程度空前，整个民族对创新的包容性、重视度得到提高。” 陆思嘉在创业初期也曾接受过政府扶持。他说，国内很多产业园区会为创业者提供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而这对于各方面资源都有限的初创企业来说非常重要。“感谢政府给创业公司这方面的支持，正是这样的支持帮助孵化出我们这样的创业公司，让我们走向正轨。” 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剑桥大学博士生张岑说，国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各类活动营造了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吸引不少海外学子回国考察，亲身体验国内创新创业大环境。因此，越来越多的留学人员愿意加入国内创新创业的浪潮中。 目前，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研究员刘芳德已经组建好团队，准备回国为他们的“智能外科”项目融资。“国内现在各地政府都很重视创新创业，我们团队参加了不少国内举办的创业大赛及地方考察，搭建了人脉，也获得了更多国内市场的信息。”刘芳德说。 建设创新型国家，人才是关键。“百人计划”“千人计划”“春晖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中央及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政策措施，吸引海外人才。 2015年，作为第十一批国家“千人计划”青年人才，时年29岁的余达刚完成在德国明斯特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回到母校四川大学化学学院担任教授。 在他看来，身为中国人，有能力为祖国做贡献，“是件很自豪、很幸福的事”，而此时，国家对人才的渴求及相关政策无疑成为他实现理想的助推剂。“我回国当教授，想教书育人做研究，当然也希望有个好的平台可以施展所学，希望有一定的资源，包括足够的经费，可以高效开展相关基础研究，更希望能影响一大批年轻人，”余达刚说，“没有‘千人计划’的支持，我定不可能做出目前的一些成果。” 浙江“80后”小伙斯康也是国家吸引人才计划的受益者。2012年从法国归国创业的他先后入选浙江省湖州市“南太湖精英计划”和第十二批国家“千人计划”创业人才。如今，他参与创办的安吉云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拥有一个近30人的工程师团队，获得国内各项专利十余项。 斯康坦言，他的创业经历完全超出回国前预期。“创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然而，我们国家对海归人才的重视及相关支持政策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服务都非常到位，给海归人才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发展环境，”斯康说，“国内为我们提供的优厚政策条件是令外国学生无法想象的，这是时代的机遇，必须要把握住。”文章选自新华社，2017年9月14日
2017年9月20日 -
刘科：一位海归科学家的自我修养
“每代海归都有每代海归的责任。”作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副会长、国家特聘专家、全球知名的能源科学家，刘科对记者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代海归也会像两弹一星的海归科学家们一样，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从海外著名跨国公司高管，发达国家工程院的外籍院士，到归国专家；从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回国供职国企，到创业有成的公司合伙人；从著名民间智库和海归精英组织的领导人，到大学的研究院院长和讲座教授；从潜心科研，到兼顾交流。一步步走来，刘科的道路越来越宽阔多彩。历练成才1992年，从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化学工程博士毕业后，刘科凭借坚实的科研实力，成为改革开放后大陆留学生中，最早进入全球第一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的科学家之一。“这种跨国公司的图书馆、数据库全部对员工开放”，他像海绵一样吸取知识，回忆最初几年的工作与学习，是一种“急速进步”，也为他此后的职业生涯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几年后，美国联合技术公司（UTC）计划开发汽车燃料电池，因为与壳牌石油公司合作，亟需寻找一位熟悉跨国石油公司经验丰富的专家，于是聘请刘科代表公司出任系统工程总监。他带领团队攻克技术难关，采用在汽车底部加装各种反应器的办法，把油箱里的汽油转化成氢气，通过燃料电池发电产生动力，以解决燃料电池汽车没有加氢站及氢气储存难题。历经三年，由UTC、壳牌及Nissan100多位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努力下，花费5000多万美金经费开发的全球第一个车载汽油转化为氢气进而推动燃料电池汽车的装置投入运行，其性能全部达到甚至超过立项时设定的技术指标。作为那一年在燃料电池汽车行业的重大新闻，当时美国不少媒体对这一成果进行了报道，时任联邦参议员及总统候选人都到刘科的实验室观摩。基于对石油天然气转化以及煤化工行业和燃料电池行业需要的制氢问题的多年研究，他撰写了英文专著《H2 and Syngas Production and Purification Technologies(氢气和合成气生产及净化技术)》，被美国最大的出版社约翰威立（JonWiley）出版。成果有了，“但我发现燃料电池系统的成本降不下来——至少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想发展是很困难的”。在这一时刻，通用电气通过猎头找到了他。为了寻求突破，刘科再次跨界转向，加盟GE。在这期间，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领衔研制零污染的IGCC（IntegratedGasificationCombinedCycle）火电厂，即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系统。整个工程由GE联合柏克德、杜克能源等大型工程公司建设，耗费五年时间，前前后后投入了28亿美元。刘科作为通用电气全球研发中心气化平台负责人及首席科学家（PrincipalScientisy），带领GE全球研发中心的团队，开发了一系列专利技术。这一IGCC电厂系统，后来被评价为自爱迪生创立一百多年以来，GE建设的最为复杂的一套系统。在美国20年的研究和实践中，刘科横跨了石油化工、氢能及燃料电池技术、煤气化及发电三大能源领域，并且获得了全美绿宝石特别科学奖，受到了国际同行的褒奖和认可。矢志报国“我是从事能源化工的，我无法对日益恶化的国内环境坐视不理！”虽然身居海外，但报效祖国的梦想时时牵动着刘科的心。一次回国出差，飞机刚落地，刘科就被北京连天的雾霾粉尘震惊了：“离开中国不过十几年，但蓝天白云似乎只在以往的记忆中才能寻见，真是太可悲了。”他还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些地方因为过度开采煤炭，就近炼焦燃煤，天空中尘埃密度之大，导致那里的孩子们从出生后就从来没见过星星，对他们讲起满天繁星的夜空，就如同天方夜谭。“国力强大难道就一定要以环境污染为代价?中国可不可以再碧水蓝天?我又能为国家做些什么?”环境问题的根在能源，在刘科的心里，作为“干这一行的”，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是“义不容辞”的。2008年年底国家“千人计划”的推出，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家”打造了绿色通道。怀着让祖国“天更蓝水更清”的信念，刘科成为早期回国的“千人”专家，应邀加入了神华集团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所（NICE）出任副所长和首席技术官（CTO）。“成为能源界的贝尔实验室”，这是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对NICE提出的长远目标。这也是刘科回国的愿望，清洁能源战略自然是他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刘科看来，中国将近40亿吨的煤炭消费量，短期内远远不是天然气（全国年供应量相当于3亿吨标准煤的能量）以及其他清洁能源能够替代的：“不能片面强调大家不喜欢煤，因为现在还没有别的选择。”在发达国家，煤几乎全部在大电厂燃烧，而大电厂都有脱硫、脱硝、脱粉尘的装置。中国有近70万台中小锅炉，不可能在每台后面安装成本高昂的脱硫脱硝装置，直接散烧煤大约6亿吨，这部分直接燃烧排放的煤，是中国特殊的能源结构和国情的产物。如果大电厂的脱硫效率是99%，那么散烧一吨煤的污染是大型锅炉超净减排后的100倍左右，散烧6亿吨煤的排放就相当于600亿吨集中燃烧产生的污染。“整个欧洲每年的耗煤量只有大约5.8亿吨，我们仅散烧煤的排放就相当于整个欧洲一年煤炭排放的100倍！”基于这样的现实，在继续研发其他技术的同时，在煤炭清洁上多下功夫，用最少的投入换来最大程度的减排，是最经济、最清洁的方案。刘科认为，“改善中国空气质量的办法之一，就是让煤炭在燃烧前变得更加清洁——像炼油那样去炼煤”。他称之为煤炭分级炼制（CoalRefining）技术，并在回国不久后就在国内外注册了商标“CoalRefTR”。在神华集团的支持下，煤炭分级炼制技术在神华呼伦贝尔100万吨/年褐煤提质项目工艺包开发完成，通过了专家的鉴定。同时催生了研发经费1.2亿元的第二代“煤分级炼制技术”，刘科任首席科学家。对此，他在环球时报上撰文《雾霾的主要成因与治理》指出，国家需要在煤炭分级炼制（CoalRefining）方面继续大力投资，一方面进一步改进技术降低成本，另外一方面要有相应的价格政策支持，让为中小锅炉提供分级炼制生产超净煤的企业有钱可赚。不这样做，中国的雾霾问题很难解决。这一观点从2010年回国至今，刘科一直没有改变。凭借在中美两国对煤炭的清洁利用和转化的杰出成果，刘科获得了2013年国际匹茨堡煤炭转化创新年度奖，这个奖项每年在全球只选1名获奖者。工匠精神离开神华，刘科投身创业热潮，继续主攻清洁能源。看待能源产品和技术，他坚持“有两个要点，一是市场化，二是全球化”。市场化，就要遵循经济规律，实现盈利的目标；全球化，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选择最为有利的方案。基于这两点，刘科通过他擅长的逆向思维，开始琢磨怎样把美国页岩气革命的红利和欧洲高效柴油机的改进成果结合起来。因为页岩气革命，国际市场上天然气供给充足、价格低廉，但通过陆上管道和海上LNG船舶实现跨国跨洲运输，成本仍然偏高。用已经成熟的技术把天然气制成甲醇，就能解决天然气跨海运输的问题。那为什么要把甲醇燃料注入柴油机呢？因为柴油机热效率高、燃油经济性好，欧洲近乎炉火纯青的柴油机技术,完全可以被“拿来主义”，做一些改进就可用甲醇取代柴油在高效柴油机里燃烧。刘科分析，如果实现甲醇与柴油机的强强联合，能够实现把全球范围内的优势资源整合在一起为我所用的目的，好处是很明显的：甲醇燃烧不产生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和颗粒物，所以清洁；甲醇的能量密度是电动车电池的大约20倍，加上柴油机的热效率特性，所以高效；甲醇的成本构成中70%是天然气，而且制备技术成熟，页岩气革命使得北美等地天然气价格巨降，所以甲醇的成本也大幅降低。接下来的问题落在了如何把甲醇这种液体燃料在柴油机中压燃。“这就需要发扬工匠精神，”他说，“踏踏实实研发技术，不奢望弯道超车，不存投机心理，中国人不笨，干得出来！”想通了技术上的逻辑，他率领创业团队，靠一轮轮的研究与实验，攻克了甲醇压燃等技术难题，把好想法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进展。“这是目前世界仅有的百分百甲醇柴油机！已经7天乘以24小时在运转啦！”刘科主动拿起手机向记者展示了一大一小两台绿色柴油机运转的视频，“大的功率是200千瓦，相当于大卡车的发动机马力；小的是50千瓦，相当于轿车的。”如果这项技术最终成功并且实现产业化，人们就又多了一种清洁、高效、廉价的能源选择。交流协作在坚持技术与工程探索实践的同时，刘科对“海归”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一直凭借专业知识和国际视野，与国外同行保持交流、在国内促进海归群体的协作。只要有利交流合作，他不惮于多做事。在世界领先的工艺设计和催化剂供应商托普索公司担任副总裁，为全球客户提供煤化工与清洁能源的优化生产方案；在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担任理事，以促进中美之间清洁能源和环保方面的合作。2015年，刘科当选为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正是由于他在全球能源环保领域达到了顶尖学术水平，以及与澳大利亚机构的合作对这个资源型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当选院士证书颁发暨庆祝仪式上，他发表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环境的挑战及能源的展望”。在国内的海归圈子里，刘科更是个活跃分子。身为海归精英组织“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的常务理事及粤港分会会长，以及著名的海归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常务理事和副主任，他一直支持海归及智库的各种活动，践行“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身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副会长，他致力于将“千人计划”引进的近八千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凝聚起来，联谊交流、协同合作，发挥正能量；身为南方科技大学清洁能源研究院院长、讲座教授，他为这所充满朝气的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校带来了创新与科研的资源，创办南科大创新创业大讲堂对深圳全社会开放，广邀海内外知名院士、教授、企业家等一众好友轮番前去演讲、讨论、建言献策，为在深圳打造中国硅谷尽他的一份力量。说到此处，刘科推了一下黑框金边眼镜：“就是在不同的平台上，把海归科学家与企业家团结在一起，互相思想碰撞，看如何帮海归回国发展、帮国家做一些利国利民的事。”这一点上，他相信，总是一加一大于二。归国追梦数年，刘科始终“不失初来赤子心”。“中国现在处于变革时代，我们能够站在正确的一方，为变革做出海归应有的贡献。”他神情笃定。文章选自能源评论•首席能源观，2017年9月15日
2017年9月20日 -
施一公的三个维度
专家简介施一公，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副校长。作为国家首批 “千人计划”代表性人物之一，施一公从回国之日起就引人注目。透过重重的光环，是一位科学家极为坚定的科学梦想、真切的生命体验和深沉的家国情怀。作为国家首批 “千人计划”代表性人物之一，施一公从回国之日起就引人注目。而今，他是中科院院士、赛克勒国际生物物理学奖得主、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以及首位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爱明诺夫奖的中国科学家。同时，还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透过重重的光环，是一位科学家极为坚定的科学梦想、真切的生命体验和深沉的家国情怀。科学 “境界”：从一个人到一支队伍2007年下半年，40岁的施一公告别普林斯顿，回到清华园。施一公回国后，清华大学的生命科学学科独立实验室从40多个增加到了100多个。同时，他的学生一个个在国际生物学界崭露头角。2017年夏，曾经受教于施一公的清华大学教授颜宁接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雪莉•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一职。她不是去当学生，而是去当老师。从中国顶尖实验室走出的学者，登上世界顶尖高校的讲堂。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从个人奉献科研到带好一支队伍，“海归”施一公的科学梦想已经进入 “第二境界”。生命状态：“满足”与“不满足”施一公从事的生命科学研究领域非常高深，平时不苟言笑。但他在谈起自己的个人经历时极为朴实和诚恳。“回国后，我最大的收获是心理的安慰和满足。现有的境况比我小时候的想象不知好了多少倍！”“现在住的是好房子，吃的是好菜好饭，拿的是高工资，在清华又有好的实验条件，做的研究是自己感兴趣的，我觉得非常富足、非常满足。”施一公在生活上总爱与童年时代相比较，而在事业追求上却以国际一流为坐标。他说：“我们要在专业上、在事业追求上、在所有科学技术上不知足才好。”家国情怀：报效祖国初心不改让世界看到中国，一直是施一公的心愿。施一公说，这种对祖国的责任感，关联个人亲历。大学三年级时，他的父亲因车祸去世，施一公遭受很大打击。远在异国，他始终忘不了，毕业于哈工大的父亲，“文革”下放农村期间，永远不遗余力地帮助邻里乡亲、不放弃理想的回报之心与胸怀。这决定了他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之职，慨然回国。“我就想要留在中国，要给中国带来改变。”施一公说。回国后，为了做出最领先的成绩，把国家相关科学技术提升到世界一流水平，施一公和时间赛跑，每天在实验室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一天只睡4个小时。回国十年，努力终于换来丰厚回报！“要给中国带来改变”，是施一公永不更改的初心。文章选自 Science，2017年9月16日
2017年9月20日 -
【News China】China Lagging on International Talent Competitiveness
China lags the world in attracting top international talent and needs to take urgent ac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 a report has found.The Blue Book of Regional Talent, published Monday by independent Beijing-based think tank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alongside th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at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in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 establishes a six-part evaluation index that ranks China’s cities and regions for foreigner-friendliness.CCG head Wang Huiyao said the index, which included quality of life for international workers, was innovative and would help fill a gap in the evaluation of China’s bid to attract international talent. The report provided references and case studies for local officials and researchers to improv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talent game, he said, and also offered policy suggestions.The report found Shanghai was China’s most competitive region despite only ranking 3.9 out of 6 on the index. The gap between central China’s provinces and coastal regions was particularly pronounced.The Blue Book suggested combining top-level policies and talent management with soft power methods, such as modernizing cities and improving natural environment. （By Zhang Qingchen）From News China，2017-9-12
2017年9月20日 -
梁建章、黄文政：东北最需要的是“产人”政策
从长期和宏观的视角来看，拖累东北经济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口颓势，即超低的生育水平将带来的人口崩塌。振兴东北的重中之重是实施强力的产人政策，产业政策只是治标，产人政策才是治本。 北京大学林毅夫团队不久前发布报告表示，东北应从“违背比较优势型赶超战略”转轨到“遵循比较优势型发展战略”。报告建议吉林省继续做大重工业装备制造业，建立五大产业集群。该报告引发了有关东北发展路径的大讨论。反对者认为，东北的困境不在于产业政策缺位，而是观念落后、体制僵化乃至气候寒冷等问题。 根据所考虑的潜在选择的不同，任何一个复杂现象都可归因于诸多不同因素。在此意义上，无论是林毅夫的报告还是反对者的观点都有合理性。但从长期和宏观的视角来看，拖累东北经济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口颓势，即超低的生育水平将带来的人口崩塌。在对东北经济困境的探讨中，完全回避人口形势有避重就轻之嫌。 要了解东北人口危机的严重性，不妨比较东北和日本。2016年，日本总人口为1.27亿，出生97.7万人，出生率为0.769%。同年，东北三省总人口为1.09亿，若能达到日本的出生率，应出生83.8万人，但实际仅67.3万人。东北的出生率比严重少子化的日本还要低20%。 而且，从育龄女性年龄结构及全面两孩实施时间来看，2016年还是东北出生高峰年。随着堆积生育的释放及育龄女性数量快速萎缩，东北年出生人口在未来十年可能进一步下跌三分之一。届时，东北的出生率可能只有日本的一半。东北生育率如此低且来得早至少有三个原因：一是城镇化率较高；二是计划生育执行得更为严厉；三是传统生育观念比较淡薄。 低生育率有极强的惯性，一旦陷入超低水平没有再恢复正常的先例。就算东北出生人口在减半后能够奇迹般停止萎缩，再假设所有人都活100岁，到时东北每年也只出生30多万人，整个东北最多也只会剩下3000万人。这还是最乐观的假设，更合理的预测恐怕是东北人口在衰减到1000万以下之前都无法停下来。在世界范围内，东北的生育率之低是绝无仅有的；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如此大的区域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处在如此低的生育水平。 正是在这种人口形势下，东北近年GDP增速全国垫底，2017年上半年辽宁、黑龙江、吉林的GDP增速分别居全国倒数第1、第3和第4位。而且，东北经济萎靡不仅体现在GDP总量增速垫底，也体现在人均GDP增速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1980年到2016年，东北三省占全国人口比例从9%以上降至8%以下；而东北人均GDP则从1980年的比全国高39%，变为2016年的比全国低11%。也就是说，人口相对减少了，人均GDP却更低了。 其实，这种人均GDP增长更慢的现象，不仅出现在东北，也出现在江苏如东和湖南常德这些当年计划生育工作做得最好的地区。这种结局也印证了所谓“少生快富”的口号完全是违背经济规律的臆想。对人均GDP来说，人口不仅是分母，更作用于分子，而且对分子的作用更基础、更长效。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人口下降带来的是需求和供应的同步萎缩，经济效率降低，投资意愿低迷，而相应的人口老化则是雪上加霜。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与核心；少生不仅不会快富，反而是致穷。 在中国的省级行政区中，北京、上海的生育率比东北更低，但这两个城市有巨大的集聚优势，可大量吸引外地年轻人，来弥补本地生育数量的严重不足。相比之下，东北整体上吸引不了多少外地人，还大量流失人口。不过，东北人口流失与其说是经济困境的因，不如与其互为因果。一方面，经济不好导致人口流失，另一方面，人口流失又进一步恶化经济形势。 但总的来说，人口流失的危害性远不及孩子太少。首先，东北与其他中西部省份相比，人口流失的程度其实并不十分严重。其次，年轻人从东北迁出，虽是东北的损失，但却是迁入地的收益。从全国整体来说，这种迁徙优化劳动市场，还能促进收入平衡。再者，比东北繁荣更有意义的是，东北人过得好。如果一个贫困村庄的村民，迁移到大城市通过劳动致富，那原来的村庄被废弃也未必是坏事。当然，从领土安全的角度来说，作为边疆的东北维持一定的人口规模是必要的。 遗憾的是，有关东北经济的讨论，大都回避低生育率的话题。目前，至少有14个省会的二线城市上演“抢人大战”，放宽落户条件甚至提供补贴以吸引大学毕业生，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相比之下，真正需要“抢人”的东北城市，却似乎尚未加入到竞争行列，这也说明东北在观念上远未认识到人的重要性。迄今为止，东北还是陷在以物为本的理念之中。比如，振兴东北的各种计划基本都是投资驱动。 实际上，在如此萎靡的人口形势下，进一步的投资只会加剧产能过剩，降低经济效率，即便短期能刺激GDP增长，但长期看来只会制造泡沫，加剧未来经济形势的恶化。 在我们看来，振兴东北的重中之重是实施强力的产人政策；产人政策的效果，当然会比产业政策的效果来得慢，但产业政策只是治标，产人政策才是治本。与其投入上万亿元到越来越低效的工业和基础设施领域，不如将这些钱用于大力鼓励生育，包括减轻家庭养育负担，奖励多育家庭，提升托儿与教育条件。同时，还可以考虑尝试更为灵活的土地制度和政策，充分利用东北地大物博的条件，大幅降低土地使用成本。如果能维持低廉的房价、提供良好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本地甚至外来的年轻人就会愿意在东北成家立业，繁衍生息，最终阻止经济的下滑。 东北的兴起与人口的高速增长密切相关。早在清末民初，大量内地人逃避饥荒和战乱“闯关东”来到东北；到20世纪，周边国家的政局变幻，更是促使东北成为国际性的贸易集散和文化交融之地，给东北注入了活力，这反过来又吸引大量人口迁入。东北的人口在1900年约1000万，1920年增长到2003万，1930年增长到3174万，到1942年则达到4094万；不到半个世纪，人口增长了三倍，增幅远快于当时的关内地区。人口的激增奠定了东北繁荣兴旺的基础。 虽然当年促进东北兴起的各种因素不再，但身处日益强大的中国，东北依然可以充分发挥毗邻俄罗斯、蒙古国、朝鲜乃至韩国甚至日本的地理和人文优势。携程曾考虑在东北建立服务于韩、日、俄客户的服务中心，就是因为东北拥有较多熟练掌握周边国家语言的人才。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大量来自古巴等地的难民涌入地处边陲的迈阿密，让很多人担心迈阿密从此会一蹶不振。但几十年后，得益于移民的贡献，迈阿密成为连接美国和拉丁美洲经济的核心纽带，并因此成为美国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东北若要确立其在东北亚经济中的核心地位，需要大力对外开放，包括吸引留学生和经商人士，鼓励他们在东北工作和创业。当然，从政局稳定乃至国土安全来说，这样做的前提是保持本国人口在东北的优势地位，而这也需要将东北目前远低于周边国家的生育率，至少提升到与它们相近的水平。 针对林毅夫团队的产业政策建议，我们可以补充的是，东北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的优势。如果将振兴东北的投入，更多集中于提升东北的大学，建设一批领先世界的科研和教育基地，吸引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优秀人才来学习和研究，那也会带动东北的科技创新和创业，形成良性循环。美国东北部许多工业城市在产业转型之中都逐渐衰败，但像波士顿、匹兹堡、巴尔的摩等城市，有的避免了衰落，有的虽然受到重创，但还能逐渐恢复元气。这些城市的共同点是拥有优秀的大学，而且这些大学保持了兴盛的态势。相对于其他领域，大学的特征是年轻人众多而且集中，知识密集又充满活力。一个地方只要有人，尤其是有年轻人，就有未来。 同样，东北兴也人口，衰也人口。由于东北的生育率实在太低，持续时间太长，东北经济短期内虽然还会起伏，但在一二十年的跨度内萎靡不振，已经难以避免。如果立即开始实施强力的产人政策，并成功地大幅提升生育率，东北经济在20年后，或许还能迎来一线转机。否则，东北经济只会随着人口坍塌而坠入无底的深渊。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超低生育率不只是东北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的问题。只是全国的低生育率状态比东北要滞后一二十年而已。因此，除非尽快废除生育限制并大力鼓励生育，东北的今天将是中国的明天，而东北的明天将是中国的未来。作者简介梁建章 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黄文政 黄文政，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文章选自财新网，2017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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