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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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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解读李克强总理美加之行
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李克强总理将代表中国出席第 71 届联合国大会,随后将出访加拿大、古巴。中国如何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大国作用,如何解读总理的美加之行,中加两国如何增强经济贸易的互利共赢、战略上的互信?来看深圳卫视陈峥的专访。陈峥(华盛顿驻点记主持人):本月18日至28日,李克强总理将出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第71届联合国大会,代表中国在会上发言,并展开对加拿大、古巴的正式访问。这也是 2010 年以来中国高级领导人首次访问加拿大,中加关系是否能有进一步发展,格外引人注目。今天邀请到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解读李克强总理即将到来的美加之行。陈峥(华盛顿驻点记主持人):李博士那您如何看待李克强总理即将出席的第 71届联大会议?那么这对世界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李成(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我觉得这是跟最近刚结束的 G20峰会是紧密相关的。中国在杭州的峰会上给世界传递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即中国会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跟世界其他国家,不管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五国,开展更多的合作。不管是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反恐、气候变换等等领域中,尤其是核武器的防扩散议题上,中国会起更积极的作用。陈峥:那么中国在哪些主要议题上能够配合联合国、应对国际形势中的威胁和挑战?如何通过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自身作用?李成:我觉得中国在经济领域、在各个领域中,都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当然目前美国比较关注是朝鲜最近的核试验,亚洲其他国家也非常认真,针对这个问题有很多担忧。中国也会继续在联合国上表达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意愿,也希望世界各国在这个问题上持有非常谨慎的态度。一方面不允许朝鲜的核试验,要维持联合国的规则和章程;同时希望大家坐到谈判桌上来,而不是通过简单的武力解决争端。这是中国的立场。陈峥:您在此前接受访问时呢就表示,中美两国对对方的基本战略思路是存在误解的。那么中美之间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来促进双方增进互信和相互了解?李成:中美在全球事务中,不管是全球经济再平衡、全球经济秩序稳定、金融稳定,还是在气候变化、巴黎协议的进一步落实,以及反恐,反核扩散,减少全球贫富差距,疾病问题的共同合作,所有领域都有很强的共同利益。现在我们看到,地区间、区域间有很多分歧,包括东海、南海,或者朝鲜半岛的问题上,尤其“萨德”最近的发展,有很多争议。但是在全球事务上有很多合作机会。文章选自清华布鲁金斯中心,2016年9月18日
2016年9月20日 -
【Ecns.cn】U.S. challenges China at WTO over government support for grains
Photo From:AgWired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challenged China at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over "excessive government support" for domestic grain production,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 Michael Froman announced Tuesday.The USTR’s office claimed that China’s "market price support" for rice, wheat, and corn in 2015 was estimated to be nearly 100 billion U.S. dollars above the limits that China committed to when it joined the WTO in 2001.That pushed up Chinese grain prices "above market levels" and created "artificial government incentives" for Chinese farmers to increase production, and thus affected the ability of U.S. farmers to compete around the world, the USTR’s office alleged in a statement.China’s Ministry of Commerce expressed regret at the U.S. challenge, saying it would adopt measures in accordance with 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otocols and safeguard China’s interests.The Chinese side will stick to providing government support for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in line with WTO rules and enhancing the agricultural trading system, China’s Ministry of Commerce said in a statement.The trade enforcement case, the 14th tha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launched against China at the WTO, comes at a time of increasing anti-trade rhetoric in the current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s.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wants to demonstrate a tough stance on enforcing trade agreements in an attempt to draw support from lawmakers to ratify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trade agreement later this year."It’s not enough to enforce the existing rules,"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said Tuesday in a statement. "It’s all the more important that we finalize TPP soon."But U.S. House Speaker Paul Ryan said last week that the TPP agreement does not have enough votes to pass Congress this year, not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to fix the agreement to get Congressional approval.Both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nominee Donald Trump and his Democratic rival Hillary Clinton have come out against the 12-nation trade deal, which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for the TPP to get through Congress.Experts said U.S. and Chinese policymakers should focus on the big picture of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seek opportunities to deepe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consider a large multilateral trade agreement that covers both the TPP and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another major free trade agreement in Asia,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a leading Chinese social think tank, said last week at an event about China-U.S. trade relations.That will benefit all the econom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e said.Long Yongtu, China’s former chief negotiator for WTO entry, said at the same event that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has brought significant benefits to the United States, particularly its agricultural sector.China has become the largest export market of American agricultural goods, helping create at least 160,000 jobs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said. He encouraged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to continue expanding cooperation in trade and investment.China has gone from a 2-billion-dollar-a-year market for U.S.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a 20-billion-dollar-plus market, according to U.S. Secretary of Agriculture Tom Vilsack.From Ecns.cn,2016-9-14
2016年9月20日 -
薛澜:如何应对SDG实行过程中的挑战
专家简介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2016年8月22日,由全球契约中国网络主办、中国环球公共关系公司承办的“点亮美好未来——2016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峰会”在北京举行。峰会由国家发改委、中国企业联合会等作为支持单位,旨在通过主旨演讲、主题论坛、专题展台、先锋企业表彰等方式,展现中国企业积极响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发展经济、服务社会、保护环境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总干事Lise Kingo(金丽莎),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王忠禹,联合国全球契约理事、全球契约中国网络轮值主席傅成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领导委员会联席主席薛澜教授出席大会并发表主题演讲。薛澜教授演讲全文: 我非常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关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思考,我深感荣幸。 我想首先介绍一下SDG的政策过程并与联合国千年目标(MDG)做一点比较。然后我会重点讨论推进SDG方面可能遇到的政策挑战,然后提出如何应对挑战的一些原则和政策建议,其中包括对商界的公司如何参与推进SDG方面的建议,最后我有一个简单的总结。 SDG是在千年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千年发展目标从执行上来说还是非常成功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制订了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2015年9月,193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和MDG相比较,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哪些关键的特点呢? 首先,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目标,还涉及到环境保护问题和社会公正问题,因此可持续发展目标实际上是人类社会更高要求的综合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公平,以及环境资源保护,是对原来的可持续发展涵义的拓展。 其次,SDG的产生过程是经历了多方面的讨论及协商,包括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的多轮协调,最后终于达成共识。 第三个特点,与MDG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不同,SDG不仅仅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有很多不足,需要努力才能实现那些目标。 此外,SDG对环境保护更为重视,从原来的一个目标中涉及到现在有5个目标中都涉及到环境保护。同时,SDG是一个更注重执行的政策体系,特别关注全球合作、可持续金融,以及政策协调等等。 SDG的整个政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更包容的程序,希望鼓励社会的各行各业都确保能够支持SDG的实现。我们的后人今后将会认识到,SDG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公共政策实验。 虽然我们成功地完成了SDG的制定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但是SDG实行的过程中有哪些政策挑战呢?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一下: 首先是目标的设定。17个SDG目标作为整体是非常宏伟的,但也是非常复杂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相关性是这套目标显著的三个特点。说复杂主要是因为所有的关键问题都非常复杂,如气候变化就是非常复杂的自然现象,背后的科学现象就需要很多科学家的不断努力去认识。多样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全世界各个国家发展的阶段,和不同国家在不同领域的发展都是不一样的,是非常多样化的。相关性是指不同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些目标彼此互相增强,有些目标互相之间有矛盾冲突;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执行SDG过程中也会面临类似的问题。 第二个大的挑战就是执行能力问题。首先从发展融资来说,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资金是一直降低的。除此之外,绿色金融也面临很多障碍。此外,政府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其中包括领导能力、分析能力等等,发展中国家在分析能力方面的差距尤其明显。 除此之外还有政策的协调能力也是有限的,包括在国家范围内或跨国之间的政策协调。SDG的执行需要在一个国家不同的地区之间协调,在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协调;同时也需要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协调。这些协调的成本非常高,对执行能力也是很大的挑战。 第三个大的问题就是政策执行环境是不稳定的、不确定的。在执行千年目标的阶段,我们在沟通方面曾经存在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的目标更多了,17个大的目标,很大各种指数,如何把这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一个整体来解释给公众,非常困难!除此之外,如何劝说人们,让大家为了公共的宏伟目标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为了今后几代人的利益,如何劝说现在一代人进行长远投资?如何劝说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不要跟随发达国家的浪费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我们碰到的一些难题。 第四个大的方面就是SDG17个目标执行情况的测量,曾经有人说,无法度量就无法管理。对SDG各个目标的度量和监测是执行SDG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但如何度量这些目标目前仍然面临很大困难。联合国专门组织了一个跨国工作组,在现有17个大的目标,169个分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231个指数去衡量。但实际操作起来,如何精准的衡量各个国家的成绩是非常困难的,不管是从方法论还是从数据资料的掌握的层面来说。有些指标量化起来非常困难。除此之外,如何避免定量指标统治定性指标也是政策执行中面临的难题。 在下一步具体执行SDG之前,我们非常希望能够知道我们的出发点在哪里,我们现在处于SDG的什么阶段。针对这个问题,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行动网络(UNSDSN)与贝塔斯曼基金会合作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对数据相对比较齐全的143个国家进行了分析,并计算出这些国家的SDG现时状态。从这个排名中可以看出,不同国家的排位和UNDP的人类发展指数是比较相似的,但也有一些区别。如北非中东国家的排名差别很大。当然必须说明,这个分析仍然有不少缺陷,数据很不完整。但这毕竟是第一次,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衡量各个国家取得的进步。除了计算出指标排名之外,这个分析还列出了一个显示板。红色表明这个领域挑战非常大,黄色指的是这些领域有挑战但也还是有希望,绿色是表示已经实现或实现起来没有问题。下面我就根据这些数据,对两类不同国家进行一些更具体的分析。 首先是对OECD国家的分析。我们都知道,OECD国家实际上是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但在这张表格上,我们看到即使是这些发达国家他们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举个例子,SDG目标13所涉及到的气候变化这个领域,在SDG目标14和15所涉及到的生态资源保护,在SDG12所涉及到的可持续消费等等,都是OECD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 下面是对于东亚和南亚国家的分析。大家可以看出,亚洲国家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看到的版面以红色、黄色为主。在基础设施方面,在性别平等方面,以及在环境保护方面这些领域,中国和亚洲国家都是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这些指标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现在的情况以及今后要努力的方向。 面对这些挑战和问题我们如何推进?首先我们必须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要把政治意愿与科学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统一的顶层设计与灵活的地方计划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明确的政策方向与具体的政策措施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更加具体的政策建议方面,我想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 首先,要依靠科学分析和科学决策;其次,要改善公众对SDG的了解,给公众赋权,让公众能够有更多的机遇参与到推进SDG的各项活动中;此外,要给企业提供有效激励,使企业的发展目标与SDG有机地结合起来;最后,要推进政府改革,使得推进SDG的各项政策更加协调有效。 下面我来对这几个方面的建议做一点更加详细的说明。首先要让科学引领SDG的执行,依靠科学分析和科学决策来推动SDG。正如我们前面所谈到的那样,SDG执行涉及到非常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需要我们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并且运用科学去指导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应该成立由科学家、社会人士等组成的科技咨询机制,对不同政策的利弊进行科学的分析。此外,我们还应该提高SDG相关数据的质量和透明性。让公众和社会组织能够充分掌握这些信息,并据此去分析如何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第二个政策建议就是要给公众赋权,要确保公众能够参与政策制定过程。还需要得到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支持和更广泛的社会各界的支持。同时,需要创新我们的教育和培训方式,提高这公众对SDG的了解和认识,这是一个基础性工作,但至关重要。 第三个政策建议就是要给企业提供更好的激励机制,鼓励企业把SDG和企业的各项活动有机地融合起来。在这个方面,已经有很多SDG先锋企业做的非常好,此次峰会的展览已经充分地展示了这些企业的工作,他们的榜样会更进一步地带动更多的企业行动。 在整合各方面的建议基础上,我想提出一个六步走的执行策略,供相关企业参考: 1. 了解SDG 要让企业的每一个员工都认识和了解SDG,这是一个基础 2. 把企业发展目标与SDG对标 确保公司制定发展目标时跟SDG保持一致 3. 对执行SDG进行战略分析 看看SDG的执行对于企业所在价值链的不同环节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详细的战略分析,并明确企业优先发展的方向 4. 整合SDG相关的各类行动 要把执行SDG方面的活动跟企业的核心业务整合起来,跟各个部门的业务整合起来 5. 在执行SDG过程中建立伙伴关系 建立友好的伙伴关系可以放大和优化与SDG相关的各类行动 6. 交流与沟通 通过与公司内外不同利益相关者加强沟通,可以更好地树立公司形象,带动更多的企业一起发展。 第四个政策建议就是如何对政府进行改革。首先必须对公务员也进行SDG方面的培训,让他们了解SDG的内容并尽可能把他们的工作与SDG有机地结合起来。其次,就是要对不同层级的政府和不同部门在推进SDG方面的权力责任进行分析,明确责任,并配以相应的人力和物资资源。同时,要加强立法和执行部门的协调,确保政府各类政策之间的协调,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政策和行动之间的协调。 最后我想做一个总结,SDG的执行是一个知识密集性的政策过程,需要商界的积极参与,特别是在设计合理的政策,寻找正确的工具,在不同选择中做合理的平衡等方面。积极参与到SDG执行过程中不但是难得的机遇,同时也是企业的重要责任。此外,SDG的执行也是一种跨学科和跨国界的共同努力,要求不同的背景的各类机构共同合作,分享我们跨国的知识和经验。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促进这样的对话和共同的合作。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的领导力在实现SDG成功方面不可或缺。 非常感谢!文章选自清华新闻网,2016年8月25日
2016年9月20日 -
高瓴资本集团创始人张磊:寻找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
▼ 成功的男人背后不止是默默付出的女人,还有慧眼识珠、惺惺相惜、尽力扶助的男人,张磊,就是那个常被媒体称为“京东CEO刘强东背后的男人”。当初刘强东找到张磊时,融资需求只有7500万美元,但霸道总裁张磊却非要投3亿美金,否则就一分也不投,这是国内早期互联网企业投资中单笔投资量最大的案子之一,高瓴一度被人取笑“钱多人傻”。但事实证明,张磊并不傻,更不是有钱任性,而是颇具长远、独到的投资眼光。 这个世界永恒的只有变化,护城河也不可能不变,优秀的公司是当互联网大潮袭来时,能够深挖自己的“护城河”,主动拥抱互联网带来的变化。◎“我要做企业的超长期合伙人,这是我的信念,我要找的是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 张磊有的投资理念听起来浪漫而深情--“弱水三千,但取一瓢”,“我要做企业的超长期合伙人,这是我的理念和信仰”。在这种投资理念下,张磊认为投资公司,其实就是找对人,找到那茫茫人海中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他反复强调对创业者的要求,“这个人能不能既有格局观,又有执行力,还有很深的对变化的敏感,以及对事物本质的理解”。这种人并不多,“特别少的人,特别少的公司能够有这个格局、执行力,能够把公司愿景推到那么高的高度”。 在张磊心中,这类人的杰出代表就是去哪儿网的创始人庄辰超和蓝月亮的创始人罗秋平。庄辰超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对事物的洞察力,他的人生梦想是做成中国最大的旅游搜索平台,能够在关键时候把控股权卖给百度,就说明了他伟大的格局观。罗秋平为了抓住中国消费升级的趋势,将蓝月亮改做洗衣液,此举风险极大,本来盈利的公司也因此变成了亏损,但罗秋平眼光长远,他的创业梦想是成为中国日化的第一名,打败跨国公司,因此他忍受短期的亏损,他的格局观也给蓝月亮的未来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在张磊看来,创业者要心怀梦想,“创业者有梦想,跟我们的理念完全一致,大家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番事业”;要目光长远,“目光长远、想做大事且有大局观的企业家跟我们本身就很容易契合,而看重小利、玩零和游戏的人跟我们也不太适合,走不到一起,对我们来讲反而省了很多功夫”。◎“创业者可以去学朱元璋的那一套:广积粮、深挖墙、缓称王。” 张磊认为,创业者可以学习明太祖朱元璋的成功之道:广积粮、深挖墙、缓称王,保持踏实谦虚的心态,切忌有了一点成功就张扬骄傲。 尤其是“深挖墙”被张磊反复强调,这也是巴菲特所指的护城河理论。张磊区别了虚假的护城河和真正的护城河,前者是政府保护类型的,不堪一击,非常脆弱,随时都有崩溃倾倒的可能,而“‘真正的护城河’是长期创造最大价值的,而且用最高效的方式和最低的成本创造最大价值”。 “护城河”会随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比如美国20世纪50年代,品牌就是最大“护城河,最能给企业创造价值。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品牌这一护城河未必再有曾经的高价值,因此需要具有伟大格局观的企业家和实践者,能随时根据时代和现实的变化,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护城河”,用最高效的方式和最低的成本创造出最大的价值。“优秀的公司在互联网大潮袭来时,能够深挖自己的‘护城河’,主动拥抱互联网带来的变化。” 变化是永恒的,企业不可能亘古不变。创业者必须根据变化不断做出反应,调整自己的“护城河”--“创业家每天早上起来,都应该问自己,我的护城河在哪里,自己每天的工作是在增加护城河,还是在消耗护城河”。◎“投资者和创业者之间的关系就像夫妻,第一点要诚实,第二点要坚持。” 张磊将投资者和创业者的关系比喻成夫妻,首先就是要诚实,其次是坚持。他谈道,“投资人和创业者接触时,能不能保持住一种美满婚姻当中第一点要素,就是非常的诚实。开诚布公,把双方的缺点、优点、生活习惯都搞清楚了。我最讨厌被惊喜,我们所见即所得吧,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真的没有时间玩游戏”。 张磊当初之所以认定刘强东,正因为对方的“真实”。“当时,大部分的人搞电商可能都跟资本市场学到几句话,比如轻资产模型,每个人都说自己是轻资产的商业模式。但是轻资产模式已经被淘宝、阿里做到极致了,没什么太大的机会。我们是想找重资产的企业,有人是真的在做这种事,但做的人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这么做的。只有刘强东很认真地跟我们讲想做这事。我觉得还挺好,一拍即合”。 刘强东如此坦诚相告,张磊也做到不离不弃。面对京东连续八年亏损,张磊表示在意料之中,对于看好了的企业和模式,投资方就应该坚持下去,“京东其他的投资人跟我们本质一样,都不会因为今天资本市场波动、明天媒体唱衰就很紧张,前几大投资人个个都在追加投资,我们真的相信这个事儿在改变中国”。本文选自《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主编:苗绿、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9月19日 -
李成:华裔美国人对美中关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中国侨网9月18日电 据美国《侨报》报道,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李成表示,美中两国的关系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总体来说,人们常常过于紧盯“危险的海洋争端”,却忽略了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密切交流。李成认为,华裔美国人群体对美中关系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李成表示,近年来,美中两国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各自国内政治的影响。而中国处于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美国的政治状况也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美中在应对全球挑战方面的合作达成了很多成就,比如全球的力量平衡,维和、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等;但在地区问题领域,美中两国在东海、南海、台湾、萨德等议题上有很多分歧。而美中两国双边关系则既有矛盾也有发展,比如双方在战略意图方面互信不足,但两国在教育、学术、文化等领域的人文交流空前深入。“每天有一万多人次乘飞机往来于美中之间,但是人们对于‘危险的海洋’投入了太多的精力。”李成说。 李成强调华裔美国人对提升美中关系很重要,这样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美国华裔群体应保护自己的权利、有效行使公民权,同时忠实于美国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也可以促使中国提高这些价值观。但是,中国只是美国学生的时代已经结束,美中两国可以互相分享保护公民权利的经验,形成对话、互相学习。中国的政治也在发展,也有经验可以分享。 另一方面,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在遏制中国,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想把美国推出亚洲。这两种观点其实都不准确。美中之间的文化、教育、贸易交流与合作之所以欣欣向荣,就是因为美国并没有“遏制中国”,中国也不想“推美国出亚洲”。美中如果发生战争,并不是因为意识形态不同,也不是两国利益冲突,而是相互之间错误的表述和误判。在两国增进了解的过程中,华裔美国人在使用两方各自可以了解的语言说服各方,具有独特的优势。而21世纪的世界经不起一场美中战争,所以华裔美国人群体能做的事显得格外重要。(徐一凡)文章选自中国侨网,2016年9月18日
2016年9月19日 -
涂志云:征信创新要把金融和非金融数据进行有效结合
理事简介涂志云,我爱卡/信用宝 创始人兼CEO、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理事。 万商云集,聚焦厦门。9月8日上午9时8分,备受世界关注的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开启投洽会“金钥匙”。投洽会“金钥匙”可谓全球瞩目。上午8时,主展馆大门打开,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名境内外嘉宾云集厦门,追逐商机,掘金“9•8”。论坛上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万达集团总裁王健林,国民公公前段时间“一个亿的小目标”引来了吃瓜群众的广泛热议。巧的是,信用宝创始人涂志云也提出了“服务一亿个用户的小目标”引人侧目。 王健林在会上分享了一个关于投资的演讲,反响热烈。巧的是,涂志云也在本届投洽会中也做主题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互联网金融或者是金融科技发展,风险管理当然是核心,风险管理本身最核心的技术之一应该是信用管理和征信技术。中国在这个领域跟国际的发展来比,有20年的差距。我从1993年开始就加入了美国一家开发了美国和北美行业标准的公司——FICO,这是一家非常传奇的公司,有60年的历史,我在那工作四年。我有幸参加了五个国家级别信用体系的开发建设,深深感觉到中国在这个行业的需要,我们的市场潜力非常的巨大。因为征信体系不发达,使得交易效率特别低,也使得金融机构、互联网相关的行业面临比较大的风险。我想从这个角度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中美金融科技差异中美金融科技的差异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叫做互联网金融,美国没有这个概念,美国就是金融科技。在美国,30年前就一系列的上市公司,包括Schwab、eLoan、Paypal、Mint等。在美国,这是一个将近30年慢慢进化的过程,而中国其实大家都知道互联网金融元年是2013年。之前美国几十家的金融科技上市公司空白,中国一下子要填补上去,所以中国永远是把各种模式进行混在一起发展,所以中国是爆炸式的创新,我们什么都缺,所以一下子爆发出来。因为原因是30年的空白要去弥补。到今天为止,央行的征信中心有8亿人,但是有5亿的信用是空白。在美国30年前每个老百姓都有一个信用评分,你能不能租房子、找对象、找工作就是看评分多少,在30年前没有互联网、大数据的情况之下,人家早就解决了,而我们今天还没有解决。这是从信用卡对比来说,空间巨大。信用卡是最普惠的金融产品,你多多少少都应该有一张,信用额度可以低一点,但是在中国不容易获得,中国信用卡的通过率只有30%到40%,虽然我们有巨大的发展,经过13年的数据有两亿多的持卡人,是全球最大的增速国家之一。但是我们远远满足不了中国的需求,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数据,一个国家信用卡借记卡差不多,在美国的信用卡比借记卡多得多。而中国是两亿多人持有4亿张信用卡而我们借记卡是全球第一,是40亿张。所以未来的空间是非常巨大,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国为什么金融机构也好,互联网金融企业也好,这么难发展,我们面临的风险是很大的,风险包括道德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等。 在美国三大征信机构的三家我们列了一个表,我们看一下,他们在全球最少的4千多人。而我们中国的征信机构就是央行的征信中心,大概也就几百人的规模,最好的民营就是芝麻征信两百来人,大家可以想想看,这怎么比。国外的征信产业从盈利收入来看,2014年的收入48亿美元,利润是13亿美元。中国除了央行的征信中心有利润以外,其他的都是刚刚起步,谈不上盈利。所以巨大的空间摆在我们面前。 征信行业相关法规现状 美国有十几部的法律在在保护征信相关的产业,最有名的是公民机会法案,这什么意思?早期在美国你作为一个少数人种,作为一个有色人种,比如你是一个非洲人,在70年代80年代想获得一个房屋贷款也不容易,你要做一个汽车贷款也不容易,白人银行家们就问你为什么要贷款,凭什么给你贷款?后来美国通过立法规定一些敏感的信息,比如你的种族,你的性别,你的身体状况这些数据不允许采集,谁采集谁违法。第二这些敏感的信息不允许在做评分的时候放进去,所以强迫美国的评分建立在非常客观,建立在用户真正的还款记录上,所以逐渐逐渐的美国的老百姓才能够贷到款借到钱。美国发达国家走到今天也是不容易,也是通过不停的立法,修正自己,才可以使美国公民获得比较平等的借贷机会。香港也有过法律,叫做个人数据保护法案,大概在2000年左右通过的。在这之前,香港的征信机构只能采集负面信息,就是所谓的黑名单,就是你坏人才可以采集,好人不能采集,通过修改以后香港的好人坏人一起采集,这样的好处是能够给好人更多的好处,给坏人更多的麻烦。中国目前在征信领域里只有2013年3月15日通过的征信业管理条例,然后在2013年12月份有一个征信机构管理办法,借着征信机构管理办法才有今天有8张民营的征信的临时牌照,还有N多家做企业征信慢慢开始了。所以当年美国做征信也是一千家公司,最早是一千家公司做征信,30年前的时候经过反复的兼并收购变成三大巨头,再加上若干个小公司,目前是比较成熟的。香港一家公司,中国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体系,中国是央行征信中心,另外民营的芝麻腾讯等于8家机构,还有近百家没有牌照,所以中国在迅速的补位。评分机构没有,目前我们有推出了芝麻的评分。新一代的模式可能会产生,也就是说传统的征信基本上是建立在金融数据的基础上,央行为什么有8亿人的人民可以采集得到,但是只有三亿人的记录,因为只有三亿人有在银行借过钱,所以这三亿人的记录会在央行的征信报告里,还有5亿有电话,但是没有征信的报告。 那么,这就意味着中国金融数据管制比较严,包括信用卡、贷款和支付数据为主,但是非金融数据其实很多,比如公共信息、法院判决等等、身份信息、学历信息、通讯信息、社交信息网络、电商、出行记录等等。这些是非金融的信息,所以我个人感觉中国要做创新一定要把金融和非金融的数据进行有效的结合。美国这么多年来基本上以金融信息为主,其实有一个道理,就是他们非金融信息的表现形式已经表现在金融类,所以我只要看一个人你能不能管理好你的信用卡贷款等等,我基本上给你做一个判断,而在中国,因为金融信息不发达,所以需要大量的非金融类的数据进行补充来做比较完整的个人征信的评分。所谓的大数据,我们把两类数据结合在一起,就可能是社交行为,有一些支付行为的数据,这种的大数据版的征信和央行的征信报告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评分就要考虑到很多了,可能要考虑到你的金融交易记录,也要考虑到非金融的交易记录,显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蚂蚁的评分,还有其他的评分,他们有可能是以非金融数据为主,再结合一些金融数据进行,所以中国本身有可能直接进入一个大数据征信的模式和业态。大数据征信行业的机会这里面的机会当然非常的多,我们落后意味着有大量的机会,机会在哪里?四大机会:一个是数据的集合。当年美国有一千家机构因为需要在里面做工作,所以大量的数据需要整合,包括央行的数据库还是不完整的。第二就是数据的开放,假设央行加上八家民营机构,他们的数据是不一样,他们能够彼此开放,还是又形成N多个数据的孤岛,这个需要讨论。苏宁有大量的数据是开放还是自己用呢?这些数据央行并没有,央行的数据他们也没有。假设有十个信息孤岛还是大家都开放,所以这个数据如何进行开放又是一个问题。第三,数据的加工和产品化。光有数据是不够的。需要把数据做成产品,需要加工出来,加工成变量,加工成产品,这些金融机构才能够用。金融机构需要产品,需要中间变量,需要评分,在美国的金融机构用一个评分能做。比如房屋贷款720分就够了,这样一分钟之内就可以放贷款。所以有大量的数据的加工和产品化的工作要做。第四,就是怎么去使用。假如今天这个分已经拿出来,芝麻分现在已经有了,你敢用吗?怎么去用?这需要大量的金融管理的人才,我早年回国的时候开始帮香港征信局做评分,做完了以后金融机构不敢用,不知道怎么用,需要大量的金融人才去学会用这些评分,学会用风险管理的工具来改进我们的业务,提高我们的效率。所以在数据的采集、整合、开放、加工、使用等各方面我认为都有相当大的机会,在中国征信市场上。总结来说,我预测,中国在这个领域里落后美国二三十年时间,我们没有什么时间,市场又这么大,这种落后的反差和中国先进的数据技术和移动数据的反差迫使我们利用科技和大数据的技术进行一次比较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所以我的预测就是中国未来在征信领域里未来十年有可能走美国过去三十年的历程。文章选自信用宝,2016年9月12日
2016年9月19日 -
郑永年: 我愿意把自己定义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有人说他是中国威权主义在海外最积极的吹鼓手,他承认自己与很多官员甚至是国家领导人保持着良好的互动,但在他看来,这只是他学术研究的一部分。 郑永年,无疑是近年来中国最具公共影响力的政治学者之一。 他的时评文章频频出现在媒体的显要位置,并被广泛转载;他纵论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逻辑的著作,是市场上最赚钱的畅销书;他与中国学界和官方保持着良好的互动,经常受邀出席各种政策论坛,为中国的改革和转型建言献策。 对于复杂且棘手的中国问题,郑永年往往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准确的预判。这使得他渐渐在中国读者中积累了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因为他海外学者的身份,变得愈发受人瞩目。 虽然郑永年至今仍保留着中国国籍,但任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他在很多人(包括官方)看来,其言论代表了或者反映着海外的声音,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应该给予更多关注。 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澎与郑永年有过数次接触。他认为,这几年郑永年在国内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与他身处新加坡有很大的关系。“他只要在《联合早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国内的《参考消息》一准转载。” 高关注也给他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郑永年本人很抵触从意识形态出发讨论问题。他的文章不以左右为依归,常常受到左右双方的攻击。“左派把我想象成右派,右派把我想象成左派,其实我什么派别都不是。”他自嘲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10年初,他所著的《中国模式》在中国出版。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被《亚洲周刊》评为当年十大好书。由于他在书中对中国现行政治模式做出了不少积极的评价,很多自由主义者指责他粉饰权力、美化现实。这种指责最终演变成一场在中国学术界非常罕见的当面责难。 2011年5月30日,郑永年受邀出席上海论坛,并在闭幕式上发表演讲,讨论中国政治模式的一些特征。演讲进行到一半,台下的新儒家学者秋风突然起身,走到主席台前,手指着郑永年连喊三声:“撒谎!撒谎!撒谎!”并离开了会场。 事后,秋风在自己的微博上指责说:“郑永年奢谈中国当下政治模式为人类最好,简直完美无缺。在下实在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众人智力的行径,与一研究政治哲学的朋友愤而起身离开。” 对于这类指责甚至是攻击,郑永年的态度是坦然,不回应,不卷入任何纷争。他认为,许多中国学者已经习惯从各自的意识形态出发,把具体的实证问题扭曲成意识形态问题,加以情绪化解读,“这不仅对解决当下中国的各种问题没有任何益处,也不是做学问的态度”。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邱道隆是郑永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和《技术赋权》等多本英文著作的中文版译者。在他看来,相对左右两派而言,郑永年看待中国问题的态度更加务实。 “他的思维和文字平和客观,没有偏激的戾气和言语的煽动;读他的文字,没有热血澎湃、激情昂扬地想兴冲冲去改造世界的冲动,而是让读者体会到一种深厚的学理和理性的认知,让人禁不住陷入一种思考,感受到一种对社会问题关切的情怀。”邱道隆说。 郑永年把自己的治学态度概括为理性主义。他相信,对任何问题都要进行理性分析,而不是意识形态化的诊断。“理性主义的态度并不复杂,它坚信任何社会问题的产生都有其根源,也坚信人类能够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他常说,学者研究社会现象,如同医生给病人看病。“医生的职责是根据知识和经验给病人治病,如果病没有治好,只能说自己的知识不够或者专业技术还要加强,而不能说病人的病生错了。作为一个医生,不能光骂,而是要去诊断,它是怎么得病的,得的是什么病,才能开出有效的药方。” 这些年,尽管针对他的质疑不断,但郑永年从没卷入过任何纷争。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一个人每天只有24小时,如果这个也回应那个也回应,就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了。” 一位熟悉他的书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郑永年非常勤奋,几乎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工作。“和国内一些光说不写的学者不同,他是真写,而且产量非常高。” 很多人认识郑永年都是通过他的专栏。他开始写专栏文章是在1996年,给香港的《信报》写。2006年以来,尽管换了一家报纸,但他一周写一篇专栏的习惯一直没有中断。如今他的专栏文章主要刊登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 这些专栏文章多以时政内容为主,紧扣热点话题,行文通俗易懂。 “我评论的东西和我的学术理解分不开,我的主业是做学问,写专栏只是一个业余爱好。”郑永年说,“学者和社会的关系就像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假设有个人生病了,尽管我不是他的主治大夫,但作为一名医生,也应该提供解决方案。我觉得这是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 身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平时不得不面对繁琐的行政事务和各种各样的会议。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管多忙,他每天至少要留出两个小时给自己,做学问,或写文章,雷打不动。 不过,这些文章也给郑永年带来了不少麻烦。一些人骂他是“御用文人”,是中国威权主义在海外最积极的吹鼓手。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过程中,郑永年反复强调,他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学术上是完全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人或组织。他承认,他与很多官员甚至是国家领导人保持着良好的互动。但在他看来,这只是他学术研究的一部分。 “作为独立的学者,上至总统总理,下至平民百姓,我都可以接触、交流。”他说,这也正是他喜欢学者这个角色的原因之一。 但独立并不意味着中立。邱道隆评价说,郑永年研究中国问题,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他把爱国主义作为学者应该具有的重要品质。在他的文字中,处处可以见到“爱之深、责之切”的意味。 “是中国人,肯定要为中国说话。”郑永年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一定要划分的话,我更愿意把自己定义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他说:“中国不缺自由主义者,但绝大多数都是西方自由主义者。我们有太多的西方政治学家、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他们只会照搬西方教科书。我仍然认为,通往自由是人类共通的东西。但遗憾的是,中国没有自己的自由主义者。”从新加坡观察中国 郑永年1962年出生于浙江余姚农村。1977年高中毕业后,他回到村里,成了一名地道的农民。在乡下,他做过记工员,当过村里的小会计。艰苦的农村生活,直到1981年他参加高考、被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录取才得以结束。 四年农村经历虽然短暂,但对郑永年影响很大。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1990年他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论文题目一度就想选中国的农村改革。“这段历史我太熟悉了,当年搞土地生产承包责任制,我就在村里帮农民分田分地。” 不过,考虑到对太熟悉的东西容易情感化,反而不客观,郑永年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题目,转向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这就是邱道隆后来翻译的《中国的“行为联邦制”》。 北大的生活,让郑永年感到既轻松又兴奋。“因为农村太苦了,读书还是要轻松得多。”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一到北大,觉得大开眼界,很多东西从来没有听说过。事实上,在上大学之前,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国际政治,他最初报考的是历史系。 “当年北大历史系和国际政治系在同一个大院内。”郑永年猜测,“可能是招生的老师觉得我英文考得不错,就把我弄到国际政治系去了。”不过,国际政治系的很多课程也与历史相关,比如国际关系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 1985年大学毕业后,郑永年又在北大待了5年,前3年读研究生,后两年留校任教。在读研究生时,他开始对理论著作产生了兴趣,尤其是西方政治理论。这期间,他受浙江人民出版社之邀,主编《政治学译丛》丛书,组织翻译了《政治学的方法与范围》等一批西方学术名著。 上世纪80年代末,出国留学是很多青年人梦寐以求的,郑永年也不例外。1990年,他踏上远赴美国的留学路。在普林斯顿大学,郑永年遇到了很多知名的政治学学者,国际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罗伯特·吉尔平就是其中一位。 常看郑永年文章的人都知道,他的文风简洁平和,文字浅显易懂。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与他的老师吉尔平有很大的关系。 吉尔平虽然学术造诣高深,但并不认为理论就是生涩的知识。他总是要求他的学生写文章时少用生僻字。“他告诉我们,你们写文章要让别人看得懂。”郑永年回忆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一直记着吉尔平的话。如今,他也这样要求他的学生。他认为,这是训练学生的最有效方式。很多人没有想通一件事情或者看清一个现象就去写文章,必然要用一些其他人看不懂的概念。想通之后,最复杂的事情和现象也可以用普通的语言来表达。 1995年郑永年拿到博士学位后,面临新的选择。“当时我有过犹豫,如果进入公司的话,会有十几万美金的年薪。那个时候年轻人需要钱。但是最后,我觉得读了一个博士去做金融、经济不符合我的价值观。”他回忆道。就这样,从普林斯顿毕业后,他又到美国另一所著名大学——哈佛大学做了博士后。 定居新加坡,是郑永年学术生涯的一大转折。 1996年,郑永年即将离开哈佛,开始筹划自己未来的学术之路。当时,“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让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想了解它们成功的经验,探究除了西方之外的不同发展模式。”他说。 郑永年本来计划在新加坡只待两年,并没有做长期定居的打算,但他很快发现,对自己来说,这是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从那时至今,除了在英国诺丁汉大学的3年,他一直没有离开过那里。 地处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虽然学术圈子不大,但高度国际化,与欧美联系密切,英语又是主要的官方语言,这让看重国际视野且习惯英语写作的郑永年非常满意。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离中国很近,但又不属于中国,地位超然。 “中国很多学者做研究,有些是资料不够,有些不够客观。在新加坡,你至少能够保证独立,并能够及时掌握学术与现实动态。”郑永年相信,这是观察中国的一个好地方。 在他看来,新加坡位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在这里,没有一个完全占主导地位的文明,各种文明处于均衡状态。“这样你反而比较超然,学术做得比较好,这是它的优势。”郑永年说。把中国解释清楚 如今,郑永年每个月至少来中国大陆两次。他频频到各地尤其是基层和农村考察,频繁程度超过了很多国内的政治学者。 考察中,他一面给当地政府授课、做研究,一面抓紧机会了解这些体系的运作。 “我确实对中国社会很关心,否则尽可以选择更享受、更容易的生活方式。”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目标是“把中国解释清楚”。他把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称作“解释中国三部曲”。 第一部《作为组织化王者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再生产和转型》已于2010年在美国和欧洲出版。在这本书中,郑永年解构了中国共产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中共都是主导中国政治的最重要力量。” 第二部《嵌入于国家的市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了中国的国家和市场关系,已经写完,正在评审。 第三部《内部多元主义(暂定)》最为重要,他将从文明和民族国家的角度,探讨中国国家形态的过去、现状和未来发展道路,预计在五六年内完稿。 这三本书一本讲中国共产党,一本讲政治经济学,一本讲国家形态,互相独立,又相互关联。 “解释中国”的学术计划,最初萌芽于郑永年1990~1995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期间。一开始,他和其他学者一样,在西方主导的政治学世界中,以西方的语言和理论进行中国问题研究,不过,他很快产生了怀疑。 “西方理论是解释西方经验的产物,马克思的‘劳动分工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都是通过考察当时西方社会,把社会现实概念化、抽象化的结果。中国的现实与西方不一样,生搬硬套这些理论并不能完全地解释中国。”他说。 在国外游学多年,让他最遗憾的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国人至今仍没有话语权。这一领域的经典理论,基本都是18、19世纪西方转型时期的产物。那个时期,欧洲诞生了马克思、马克斯·韦伯、亚当·斯密等一大批伟大的社会科学家。 “中国今天转型的体量,是当年欧洲的好几倍。中国却没有能力对此做出解释。首先从情感上,就很难让人接受。”郑永年说,“解释中国是中国人自己的责任,不是西方的责任。” 在他看来,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学者之所以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和变革,根源在于中国学者的思想处于“被殖民”的状态,没有形成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仅仅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就像“看着苹果(西方)来论述橘子(中国)”。 他在《知识体系是最强的软力量》等文章中提出,“社会”是体,“科学”是用,中国的社会科学要想解释中国,必须着眼于中国社会,对之进行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概念和理论,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但这种知识体系不是自说自话,必须能与西方社会科学进行充分交流、对话,能够互相学习。 “我不是说自己就能构建起这个体系,但至少你要有这个意识,要去做这个事情。”郑永年曾说,他希望能活到100岁,把中国解释清楚。 为了保证学术研究的时间,郑永年尽可能保持简单的生活方式:不随便参加饭局,周末待在办公室做研究或写作。他有一种特殊的缓解疲劳方法:中文写累了换英文,英文写累了换中文。 他也没有太多的兴趣爱好,唯一的消遣是跑步或者走路。 “跑步可以培养三种感觉,孤独感、饥饿感和疲惫感。尤其是孤独感,对于学者很重要。” 他解释说,“孤独感是自己跟自己的对话。做学问的人没有孤独感,很难有冷静的心智。”文章刊于《 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73期,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