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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韦爱德：中美大战略在“互动式调整”
2017年11月11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院教授韦爱德应邀在全球化智库（CCG）发表演讲 国际关系不是台球，国与国间不完全是表面的相互碰撞，而是在国际、国家(中央政府)和国内三个层次间相互贯穿。同时，国际关系也不完全是国防和安全问题，也有经济以及文化认同等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影响。 而所谓大战略，就是把所有应该考虑到的事情，所有必须达到的目的，所有拥有的资源整合在一起，把经济、安全和文化因素都包含在内，贯穿国际、国内和国家，连接短期、中期、长期考虑，做权衡性分析。 中美关系的相互塑造性 国与国间的大战略不是相互孤立的。就像把两只老虎放进一间屋子，即便不了解它们的历史，也能知道它们原先的个性。可以预料，这与把两只猴子放在一起的情形不一样，有虎有猴子的情形也会不同。所以，不管拿什么动物作比喻，它们都有各自的个性，中美关系也是这种互动中的大战略。 现在看来，美国的基本全球性大战略就是自己主导美洲，同时避免有一个太强的国家来统治欧洲或亚洲。而中国自1950年来的区域性大战略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外部稳定，发展国内经济。随着权力的转移，现在中美两国都在调整自己的大战略。美国正做得越来越少，而中国正做得越来越多。这个实践的过程可能会产生很多问题。 从历史来看，中美关系是相互塑造的，这种塑造并非从二战才开始，而是已有两三百年历史。未来十几年，中美关系将会变得更加复杂。为了两国间的利益，双方仍然可能管控好关系并避免战争。 “修昔底德陷阱”不靠谱 我不认同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即一个现存大国攻击一个崛起国家以遏制它的崛起，或者一个崛起国家攻击一个现存大国以加速它的衰落。这个概念源自古希腊，基本意思是斯巴达是现存大国，雅典是正在崛起的国家，两国因安全问题引发战争。但事实上，那时最有潜力的波斯没有直接参与战争。雅典当时也已经崛起，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权力中心，而斯巴达当时不占主导地位。况且，斯巴达发动战争并非出于安全或者经济考虑，而是为了其军事领导者的自我形象。所以，当时最基本例证中的条件并不是“修昔底德陷阱”所说的情形。 再举个例子，欧洲大国在过去四五百年间的94场战争中并没有发生权力转移，崛起和现存大国间很少直接发生战争。事实上，现存大国为争取更多霸权，总是试图把崛起中的新兴国家整合进已有的国际体系内，而不是孤立或攻击它们。同时，崛起国家通常也想加入已有的大国阵营，而并非想着推翻它们。 那美国和中国在什么情形下可能发生战争？军舰意外碰撞、台海冲突、第三方找了麻烦、朝核问题以及经济冲突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都需要仔细注意。但这都和“修昔底德陷阱”没有太大关系。所以不能只盯着历史，更要注意现实问题。美国的最佳策略是“离岸平衡”美国战略家米歇尔·格林指出，美国对亚太地区两百年的历史中有五大矛盾——欧洲与亚洲、大陆与海洋、岸上与离岸、自决与普遍价值观、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 一、欧洲与亚洲的矛盾。对美国来说，欧洲曾经比亚洲重要，但现在亚洲的分量越来越重。当美国忽视亚洲未来的时候，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就不会很好。 二、大陆与海洋的矛盾。麦金德有关大陆的理论认为，谁可以控制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谁就可以控制全世界，这与当时英国要保护印度殖民地以及俄罗斯要把权力往南延伸的历史背景有关系。而马汉的“海权论”更符合现在的情形。作为海上强国，美国与日本为了对抗大陆上的强国，结成天然盟友。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非常有远见，将大陆性与海洋性结合，将来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三、岸上与离岸的前锋防线矛盾。美国应该在亚洲什么地方画一个“防御线”，是所谓的“第一岛链”还是“第二岛链”？美国国内最著名的战略家认为美国绝对不应在亚洲大陆作战，越战就是个巨大的战略错误。我认为美国现在完全不考虑在亚洲发动战争，但也不排除与朝鲜爆发冲突。相信一百年后美国可能会退到“第二岛链”，但速度不会很快。大部分共和党内知识分子认为，美国的最佳策略是“离岸平衡”。 四、自决与普遍(普世)价值观的矛盾。尽管在短期内与经济或国防相冲突，长期来看，民主理想主义对美国是有利的。但美国的理想主义本身也包含矛盾：如果价值观完全是普世的，那怎么能让每一个国家决定自己的价值观？如果每个国家都有权决定自己的价值观，那价值观怎么可能是普世的？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五、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矛盾。这个矛盾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美国为什么要独立？部分也是为了与中国有直接贸易，不想通过中间的英国并付税。美国历史上也曾是贸易保护主义者，但一直想与亚洲通商。从1945年开始，美国就在推动贸易自由化。 最近几年，研究中美关系的美国学者和分析人士都认为，美国应调整对华政策。1978年以后，美国出于遏制苏联的目的，希望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培养对付苏联的盟友。但谁也没有料到三十年后中国会成长为如此强大的国家。 美国的权力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占主导地位。它在经济、军事上的优势正出现问题，同盟关系也在减弱，而中国的支持者在增加。美国的问题特别体现在执行层面，特朗普政府至今没有任命新的外交团队，国务院依然还是个空盒子。即便下届美国总统有新人选，问题也不可能得到完全解决，因为民粹主义选民对美国的对外参与不满意。美国的知识分子和外交政策精英原本有共同的方向，但现在越来越分裂，尤其是在共和党内。 中国有繁荣的经济、强有力的领导者和精明的大战略。如果把中美各自的情形作对比，中国占优势。但仍有不少国家怀疑不断强大的中国将来会怎么做，这一点中国也需注意。(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院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在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哈佛校友中国公共政策论坛系列讲座暨CCG系列圆桌会上的发言整理)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7年11月16日
2017年11月17日 -
【哈佛商业评论】《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7）》出炉——中国位居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对美投资高于美国对华投资
2017年11月8日，由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写、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7）》（简称《报告》）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对外直接投资下滑的形势下，2016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1830亿美元，同比增长44%，位居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连续两年进入资本净输出国行列。继2015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首次超过美国对华投资后，中国企业对美投资依旧热情高涨。据CCG数据统计，2016年中国企业对美投资156起，投资总金额达850.16亿美元，同比增长76%，再次超过美国对华投资。 该报告以绩效全球化、战略全球化、人才全球化、市场全球化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全球化为一级指标构建了中国企业全球化评价体系，跟踪收集的300家跨国经营的中国企业数据。2017年度调查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910份。根据CCG调查，73%的企业均对“一带一路”投资表现积极态度，投资意愿强烈。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经营的方式多样，“产品出口”“工程承包”“建立合资企业”和“建立独资企业”占比较多。调查同时指出，虽然“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资产价格便宜”“天然资源丰富”等优势明显，但政治等风险仍为“一带一路”投资环境的限制因素。一、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表现谨慎，出现小幅回落 （一）全球化出现“倒车”现象，对外直接投资小幅回落 根据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出版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7）》蓝皮书，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复苏之路崎岖。与2015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出现的强劲上扬之势相比，2016年出现了小幅度回落，全年同比下降了2%，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降至约1.75万亿美元。2012～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FDI） CCG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加之2016年在欧美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浪潮，使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表现谨慎。2016年因欧洲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事件，全球出现了小幅反全球化浪潮。特别是特朗普上台开始反对原有的自由贸易协定与TPP，明确表示要对现有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提高关税，以促进美国的境内的工业增长和刺激就业的言论，体现了其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同时导致世界贸易格局的大幅变动。可以说，难民危机挑战了欧盟融合的价值观及政策、英国脱欧是欧债危机引发对欧洲一体化质疑的具体表现，欧洲区域开放政策触礁；特朗普上台代表了美国国内反全球化的声音。因此，欧美出现全球化倒车的现象也是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小幅下滑的原因之一。 （二）全球对发达经济体投资小幅上扬，欧洲、亚洲和北美最吸金 2016年，全球整体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流入量持续增加，与2015年相比上扬7.3%，超过1万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的59%。另外，2016年欧洲区域获全球直接投资流入量最多，占投资总额的33%，其中跨国并购推动的股权投资行为成为最大拉动力。其次为亚洲占比28%、北美占比26%、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共占比9%、最后非洲占比4%。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区域分布 （三）服务业仍占对外直接投资“半壁江山”，高端生产、智能制造成新热点 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的行业来看，2016年以金融、商贸及通讯行业为主的服务业占比虽下落至51%，但仍处在领头位置。另外有41%的资金流向制造业，呈持续增长状态，探及原因是依靠电气和电子产品、食品及烟草等行业的大宗跨国并购交易带动；农业仅占8%仍处低位，这是由于初级商品价格低，导致原材料、能源产业的跨国企业海外投资继续收紧。 报告主编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分析认为，在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中，2016年对制造业的跨境投资向微笑曲线两端不断推移，进而推进高端生产、智能制造等境外投资成为新热点。这主要是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核心是推动制造业技术变革。美国特朗普上台后积极推进“制造业回流”、同时倡导先进制造伙伴计划；欧洲德国的“工业4.0”战略推进制造业的创新；“中国制造2025”从顶层设计中体现创新驱动的特点等，都使得资本追逐技术成为制造业比例上升的原因之一。 （四）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活跃的出境并购国 2016年，全球跨境并购增长18%，达869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全球并购投资在第一、二、三产业都有所回升。与并购投资相比，绿地投资增长乏力，2016全球年绿地投资额为8280亿美元，同期增长7%。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的绿地投资下降9%，投资额跌至2920亿美元，生产性投资略显不足。 CCG认为，在跨国并购方面，2016年来自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表现活跃，是全球跨国并购领域的一股重要力量。根据CCG的统计，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额超过2000亿美元，由此可以判断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活跃的出境并购国；另外，在绿地投资方面，由于一些发达国家对境外投资的监管开始收紧，全球对初级产业的投资开始放缓。绿地投资开始转移至技术、高端制造等领域。这对直接在东道国新建企业，现地运营增加了成本与经营难度。因此，在绿地投资方面全球出现增长缓慢的趋势。 （五）国际投资政策整体趋向自由化与便利化，部分国家收紧外商投资限制和监管，中企对外投资不确定性加大 根据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写，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7）》蓝皮书，2007～2016年，全球出台的对外投资政策数量持续增加。贸发会的统计，2016年全球58个国家，出台涉及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共124项，较2015年增长25%，达到自2007年以来的最高数值；其中自由化与便利化政策84项，占比68%，显示国际投资政策仍在向自由化与便利化发展。此外限制对外投资的政策数量也有所增加，共22项，占政策总量的18%；中性政策为18项，占14%。 报告分析，2016年尽管全球投资政策整体趋向自由与便利化，但是个别发达国家也正在收紧外商投资规定，对外投资加强监管和限制措施也在增加。而从2016年的中国投资目的地来看，资金流向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市场。东道国的投资限制壁垒增加，加大了中企对外投资的不确定性。因此，尽管全球投资政策整体趋向自由与便利化，但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仍需要加强政治风险防范。二、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状况 （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持续增长，2016年仍创新高，但井喷式增长出现逐步放缓 根据CCG的统计，2016年1-6月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共456宗，而下半年7-12月并购笔数降为316宗。整体呈现上半年海外投资活跃，下半年开始逐步放缓的态势。 综合分析，2016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由井喷式增长逐步出现放缓的迹象。主要是2016年下半年我国政策转向变化加快，审批、资金监管趋严，和部分发达国家收紧外资准入所导致。但是，整体来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10年实现增长，2016年达到了1701.1亿美元，是2006年的8倍，对外投资依旧创下历史新高。 （二）中企对外投资区域分布：欧洲居榜首，美国仍是最受青睐的单个投资接受国 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写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7）》蓝皮书指出，从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集中于欧洲、北美与亚太区域，比重分别为35%、29%和25%。其中，在欧洲投资221起，投资金额1114亿美元；在北美投资175起，投资金额为908亿美元；中国企业在亚洲投资148起，涉及投资金额602亿美元。 从对外投资单个国别看，中国企业依然热衷对美投资。继2015年中企对美投资首超美对华投资之后，2016年对美投资持续热情高涨。中国已超过其他国家成为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赴美投资的中国企业主要以并购为主要进入方式，通过投资美国企业，以提升中国企业知名度、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整合为主要投资动力。但面对美国国内日益增长的民粹主义和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对相关行业细分领域的安全审查，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要注意加强法律方面的风险防范意识。2014～2017年上半年中国企业投资美国的案例数和投资金额图 （三）对外投资主体继续多元化发展，民营企业有望成为“走出去”主要力量 2016年“走出去”主体呈多元化发展，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上表现积极，成为对外投资的生力军。根据CCG的统计，2016年民营企业对外投资金额虽呈现小幅下滑，但投资数量达到395笔，依然超过2015年总投资数量。 CCG认为，2017年随着国家对海外投资的国有企业审核进一步加强，机制灵活的民营企业的投资额将有望超过国企，成为“走出去”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民营企业海外发展在审批程序、外汇出境限制、境外并购贷款、对外投资法律障碍等方面，依然面临比国企更多的问题和困难。因此，在政策上建立健全的境外投资法规制度，简化并且改善民企海外投资管理，完善外汇管理政策，提高审批效率，也是接下来促进民营企业海外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四）跨国并购成为中国企业主要投资方式，绿地投资下降 从投资方式来看，跨国并购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根据CCG的梳理，2012～2016年跨国并购案例宗数持续增加。2016年再创新高，总量达到772起。在绿地投资方面，2016年绿地投资的投资笔数与投资金额，与2015年相比都有所下降。 CCG分析，随着“十三五”规划的实施与深入，加之“中国制造2025”的不断推进，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更专注于提升品牌、核心技术和市场的共赢。另外，近年绿地投资逐步从发展中国家转移至发达国家，企业更多是考虑获得国际市场以及全球资源，接触先进研发成果、生产技术以及成熟的管理经验，以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五）制造业领域对外投资势头增长强劲，对外投资领域向高端制造转换 从2016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领域来看，制造业对外投资势头依然强劲，占总投资比重的1/3以上。特别是重视对欧洲等发达区域的先进制造业的投资。另外，2016年中国标准“走出去”成亮点，并体现在不同行业之中。例如，中国港口技术不断发展海外投资，带动了中国的建设标准、技术的国际化进程。 CCG分析，随着中国经济从投资、出口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海外投资也从能源类投资向高端制造、品牌和技术类投资转换。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开始注重推进中国标准“走出去”。另外，华为、中兴等企业也开始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六）“一带一路”共建呈“梯队式”发展，民营科技企业逐步成为“一带一路”新力量 中国企业走向“一带一路”首先以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的国企作为第一梯队，率先进入东道国市场，带动上下游产品制造为主的第二梯队跟进。在此基础上，带动科技、服务、资本逐渐成为第三梯队的新力量。 CCG分析，2016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投资小幅回落，主要是在我国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时期，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主要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主。而对“一带一路”的投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且投资较为集中在能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电信等大规模产业领域，投资回报很难在短期内显现。另外，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善，中国的民营科技企业也开始加快对“一带一路”投资的脚步，逐渐形成梯队式投资模式。且“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互相合作，将是助力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健康发展的新契机。 （七）中国企业“走出去”更加重视全产业链布局，以提升各环节国际竞争力 现阶段，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为获得海外先进的研发技术、知名品牌、高端人才、海外资源、市场渠道、先进的管理经验等。中企全球化发展不仅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输出，更是全产业链上的全面发展布局，以提升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国际化水平为抓手，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报告认为，随着更多的中国企业扬帆出海，在全球范围内战略布局、调动资源配置等企业活动将逐步增多，加速全产业链上的全球化发展，是中企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战略之一。 （八）海外经营本土化战略更受中国企业重视 从2016年CCG对中国企业海外发展的调查显示，多数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开始重视本土化战略发展，重视与当地协同发展。 CCG认为，企业全球化的成功，来自本土化的能力。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已经开始重视与当地社会的沟通能力、提升与当地人民的合作能力、加强与第三方组织的协助能力、有意识地提高在不同市场因地制宜的经营能力。企业植根于当地，与当地人民构筑信赖关系、为当地社会提供就业岗位、增加税收，同时赢得当地消费者的青睐，是企业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关键因素。 （九）中国企业“抱团出海”趋势明显 从2016年CCG对中国企业海外发展的调查显示，近年来更多的中国企业选择“抱团出海”共同开拓海外市场，成为企业间优势互补、分散海外投资风险的新模式。同时，政府也在积极引导企业采取强强联合的方式，鼓励“抱团出海”，实现海外协同发展，有效进行海外风险防控。 CCG认为，以园区输出模式的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开拓全球市场的重要方式。为企业“抱团出海”提供新平台，可有效降低投资成本和风险。梯次输出式的“抱团出海”，可以有效推进全产业链配套“走出去”，在海外形成中国价值链，既降低了科技企业“走出去”的市场风险，也丰富了大型企业综合服务的技术含量，全面提升中国建设服务“一带一路”的产业力量。 （十）企业对外投资“软实力”竞争意识大幅提升，有意打造“世界品牌” 根据CCG2016年对200家“走出去”企业的调查显示，提升品牌成为企业“走出去”的主要驱动力，占中国企业“走出去”要素的43%，企业海外投资软实力竞争意识大幅提升。 CCG分析，随着中国企业不断走向国际市场，品牌战略意识随之加强。目前，国家电网、工商银行、腾讯、海尔、中国移动、华为、联想等在世界范围内创建了自己的品牌形象，提升了自身知名度与国际竞争力。接下来，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有意识的通过打造全球知名品牌，收购海外知名品牌，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延伸，在提升产品“硬实力”的同时打造品牌“软实力”，是提高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要素之一。三、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六大问题 全球化智库（CCG）《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7）》蓝皮书同时也指出，中国企业“走出去”目前面临六大问题。 （一）“一带一路”倡议初期，海外投资风险显现，出现外资准入门槛高、设置投资隐形壁垒等 各种“隐形壁垒”的客观存在使得“一带一路”相关协议的落实过程屡遭波折。与此同时，“一带一路” 建设项目规模、资金需求量巨大，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经验不足、国际化水平不高等问题，使得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初期投资风险上升。 CCG认为，企业经营管理不完善、企业融资困难、沿线国家市场不成熟、企业人才储备缺乏、中介服务机构乏力、地域投资风险和政治风险系数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出现外资准入门槛高、设置投资隐形壁垒的主要原因。对此，报告建议，企业方面，建立国际化管理模式、加强企业间战略合作、增强形象与品牌战略；政府方面，制定“一带一路”投资总规划、提高企业国际化水平、做好风险评估应对、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另外，建议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相关金融机构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前行。 （二）“走出去”企业合规性隐忧显现，国内外监管趋严 2016年下半年开始，国内监管环境趋严，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放缓，同时境外国家安全审查以及外国投资审查制度趋严，特别是敏感地区的敏感行业受到特别的关注，同时反垄断和审查制度聚焦中国国有企业。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的同时，合规性隐忧开始逐渐显现。 CCG认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轻视尽职调查、投资情绪过热、东道国保护主义、服务机构国际化水平低等，是导致“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合规性风险突出的主要原因。 为此，CCG提出了解决建议。企业方面应增强法律意识，注重监管信息和相关法律政策、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政府方面需加强海外投资立法、增强国家间政治互信；另外，律所、行业协会方面要“走出去”、积极构建国际化团队、成立相关专业委员会扩大国内外交流。提升对外法务的服务能力。 （三）跨境电商初“出海”，多方面问题开始凸显 跨境电子商务逐渐成为全球化时代下的新蓝海，撬动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力量，成为推动中国创业创新和经济转型的重要手段。但与此同时，随着近几年以淘宝全球购、天猫国际、聚美优品、苏宁等跨境电商“走出去”浪潮迭起，其产业运输风险、海关报关、风险管控与监管等方面问题也开始逐渐凸显。 CCG认为，传统销售方式不适应、物流清关报税体系不成熟、售后体验难保证、监管问题突出是跨境电商初“出海”，海外发展困难多的主要原因。 为此，CCG提出了解决建议。企业方面要不断健全供应链体系、完善售后服务和用户体验、加强商家审核监督能力；政府方面要完善跨境电子支付体系、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制定跨境电商国际经贸规则；另外，海关总署等相关部门需联手，为跨境电子开辟绿色通道 （四）“走出去”制造业向“高端智能化”转型遇难题 中国制造业日益发展壮大，自2010年起已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是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是制造业的“大而不强”仍是亟须突破的瓶颈。 CCG认为，产品附加值低、生产成本高、研发投入和人才供给不足是“走出去”制造业向“高端智能化”转型难的主要原因。 为此，CCG提出了解决建议。企业方面，要加速抢占新技术蓝海、创新投资模式、打造“世界品牌”战略；政府方面也要引导境外合作、构建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完善教育结构引进高端人才。 （五）中国产业园区海外发展困难多，出现空心化现象 我国境外产业园区发展仍处于摸索阶段，风险与优势共存，我国海外产业园区的建设经验欠缺，特别是缺乏整体的规划以及合理的企业资源配置，带来开发成本偏高、经营形式粗放、配套设施不完善等问题。目前来看，境外产业园区多以民营企业为主，园区规划不合理，落户项目缺乏，招商能力弱，缺少央企和国企等有集聚效应的项目；同时，对东道国法律、市场环境了解欠缺、综合情况分析和研究调查不足、企业本土化程度不高、投融资水平有限等问题表现突出。 CCG认为，中国海外产业园区建设周期长、融资难、缺乏园区人才、发展模式“封闭化”，是其出现空心化现象、发展艰难的主要原因。 为此，CCG建议，企业方面，需对接东道国发展战略、多元融资精细招商、培养园区人才、树立企业责任、尊重当地习俗；政府方面要建立产业园区工作组、完善服务体系、建立战略示范园区、加强人才培养。 （六）“走出去”中小企业面临融资瓶颈 近年，中国民营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不断寻求技术突破，塑造国际品牌形象。随着中小企业逐渐成为“走出去”主力军，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问题却逐渐成为阻碍中小企业“走出去”的发展瓶颈。 CCG认为，金融市场不成熟、信用体系不健全、企业申贷门槛高、信息不对称等是海外发展的中小企业面临融资瓶颈的主要原因。 为此，CCG建议，企业方面需拓宽融资渠道、提高担保贷款额度、构建信用强企；政府方面需要发展金融机构海外布局、与国际金融机构交流合作、增强融资服务作用；另外，相关金融机构也要创新金融工具和融资方式、建立多元金融机构平台。文章选自哈佛商业评论，2017年11月9日
2017年11月17日 -
【人民网】CCG发布“中国企业全球化50强”等多个重要榜单
人民网北京11月16日电 11月8日，由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写、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7）》在北京发布。根据CCG构建的中国企业全球化评价体系，蓝皮书推介出“2017年中国企业全球化50强”等多个重要榜单，为中国企业提高海外竞争力提供经验借鉴。 全球化智库（CCG）连续四年发布中国企业全球化榜单。“2017中国企业全球化50强榜单”的评选综合考察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的质与量，主要基于长期跟踪收集的300家具有代表性的“走出去”中国企业公开披露的数据信息，绩效全球化、战略全球化、人才全球化、市场全球化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全球化为一级指标构建的“中国企业全球化评价体系”和企业对外投资与主营业务的相关度评价和调整项目。 同时，CCG还推介出“2017年中国企业全球化新锐50强榜单”“2017年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十强榜单”和“2017年‘一带一路’十大先锋企业榜单”。2017年度，CCG还特别甄选了“2017中国企业全球化创新推荐奖”“2017中国企业品牌战略奖”以及“ 2017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杰出贡献奖”，以及时反映中国企业创新发展和提升品牌“软实力”的发展趋势。 据了解，中国企业“走出去”迈向产业链中高端。在此轮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中，评选出的50强企业“走出去”正在朝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对接全球的优质资源。从2017年推荐的50强行业看，并非能源、矿产行业占半壁江山，而是制造、电信、科技、电子商务、新能源等行业呈多元化发展。中国企业正在抓住时机、放眼全球前沿领先科技，培育新的增长点。 CCG作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的研究者和推动者，每年将企业全球化评价体系纳入研究的重点之中，从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两方面梳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发展情况，为中国企业提高海外竞争力提供可参考标准，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研究平台。文章选自人民网，2017年11月16日
2017年11月17日 -
曹德旺：中国企业全球化需具备风险、责任与使命意识
序二 中国企业全球化需具备风险、责任与使命意识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不争的事实，企业必须坚持“走出去”才能做大做强。今天，中国企业已经坚定踏上全球化之路，对外投资几乎涉及了国民经济的所有行业，覆盖了全球六大洲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然而，作为新兴市场的后来者，中国企业在走向全球的道路上必然承受着额外的负重，福耀集团三十余年的经验告诉我，中国企业只有具备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与使命意识，才能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要树立风险意识 在美国，福耀集团从1995年开始试投资，但直到2014年才开始大规模投资，中间花了19年时间；在俄罗斯，2011年7月，福耀集团投资2亿美元，在俄罗斯卡卢加州建立海外第一家生产基地，此时距离福耀在俄罗斯设立办事处已经过去了17年。企业走出去一定要树立风险意识，要知道走出去的风险在哪里，谨慎稳健。 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秩序重构期，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增多，“黑天鹅”事件时有发生。新的国际形势下，企业跨国投资更应具有风险意识。 首先，政治风险。研究表明，近十年来，“一带一路”沿线有20余个国家出现过大规模政治冲突，其中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则处于长期战乱或冲突状态。政局动荡、恐怖主义、局部冲突、地缘政治等会对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的投资产生严重甚至致命威胁，这些因素构成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政治风险”。而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部分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以政治手段阻挠我国企业进行正常的海外投资，也成为中国企业在新形势下必须正视的“政治风险”。 其次，经济风险。东道国的宏观经济变化、经济结构性问题导致的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等可能导致国家外汇储备大幅下降，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活动带来“经济风险”。尤其是在目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大宗商品价格深度下跌，全球股市、非美元货币等动荡不定的新背景下，国际投资合作中的汇率、债务等经济风险将持续存在。 最后，融合风险。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地缘文化、政治文化、人文文化和商业文化等方面差异很大。据研究统计，超过80%的国际并购失败案例，都是直接或间接由文化整合失败引发。不同的国家在法律体系、劳资关系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差异，由此可能造成法律、管理等风险。二、要有责任意识 经验告诉我，到俄罗斯也好，到欧洲或美国也罢，去投资，就应该本着一颗有爱的心--爱你的国家，爱你的人民。我们提倡本色做事，本着人应有的谦虚、诚实、善良、关爱的态度去做事。 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后，就成为东道国当地的一名“企业公民”。公民角色，体现了一家企业的综合素质，企业既有依法经营获利的权利，同时也必须要承担由经营所引发的各种社会义务与责任。中国企业履行海外社会责任是提高海外竞争力、取得品牌美誉度的必经之路。 社会责任分为若干层次，第一个层次，企业要做到依法合规经营，遵纪守法、依章纳税、诚实守信。第二个层次，企业要保护和尊重员工的权益，尊重所在国文化，对各国员工做到一视同仁。第三个层次，企业要敬畏自然，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第四个层次，企业要为当地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等做出贡献，做一家共融共赢的公司。 总之，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具备责任意识，需要在思想上做到国际化，做到公开透明，以保证公正公平，用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遵纪守法、尊重社会、尊重员工、关心社区，做合格的当地企业公民，真正把所有的精力和爱奉献给这个产业和当地社会。三、要有使命意识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不断融入全球化的历史。今天，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单单是企业自身的事情，也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关键组成部分。可以说，中国企业“走出去”，对于提升中国整体实力、对于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都是负有历史使命的。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应该具有这样一种“使命意识”。 在“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下，我们中国企业应该更坚定地“走出去”，更坚定地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因为“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代表着中国经济转型大方向，也是实现“命运共同体”这个目标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企业承担着重要的使命。 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感受到来自市场、成本等方面的资源限制，这种限制便是企业寻求更大发展空间的障碍，同时也成为企业全球化的原动力，所以“走出去”是中国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同时，“走出去”也是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全球化战略布局的需要，是中国对外投资升级的大势所趋。中国企业只有具备风险意识、责任意识与使命意识，抓住时机稳步走向国际舞台，不断完善自我，形成合理布局，才能打开一片新天地。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河仁慈善基金会创办人、捐赠人 曹德旺 2017年9月
2017年11月17日 -
李亦非：弘扬企业家精神，要“三正、三公、三安”
李亦非，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理事，英仕曼集团中国区主席 企业家精神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目前中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在这个特殊阶段，更需要激发企业家的投资潜力和创新活力。 我认为，企业家精神全面得到弘扬和发挥，需要做到三正、三公、三安。企业自身发展首先要做到公正、公平、公开，制度环境要让企业家感到安全、安定、安心，更重要的是企业家自身要秉承正直、正义、正气的品德。 这是一整个生态系统的总建设，需要各方齐头并进，联动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社会财富和作为企业家群体的个人财富都得到了快速积累，这个时候对于企业家而言，更需要自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家精神除了不断创新、坚韧不拔、具有商业敏感度以外，还要具有高尚的品德与修养，做到正直、正气、正义，以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来发展和壮大企业。而作为外部环境，政府层面也须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以各种长效机制，来让企业和企业家感到安全、安定、安心。 中国在30年间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大贸易国，速度之快可谓全球奇迹。但这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期阶段。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与进程，可以看到企业家的创新和尝试也在不断推动着法律与制度环境的改善。随着社会经商机制和法律法规的不断成熟，这种互动式推进会不断提高和完善营商环境和生态文明。在目前的阶段下，更需要企业家以更高的自我要求，适应这个阶段的需要。 因为工作关系，我也经常关注海外企业及企业家们的成长轨迹，并与中国企业家进行对比。最近有一部美国纪录片《美国的商业缔造者》(Those Men Who Built America)，描述了美国四大企业家族：船运大王范德贝尔特，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卡内基和汽车大王福特。他们自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在一片商业洪荒中，在法律不健全的社会制度中，经历野蛮成长，最终建立商业帝国。这些商界人物以创新精神推动经济发展，当他们逐渐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之后，其企业发展与政府当时的许多法规产生冲突。政府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立法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环境。例如，当时几大家族在商业上的垄断带来不公正公平的经济发展秩序和环境，倒逼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反垄断法——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诞生。 现在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和企业家精神正在蓬勃发展，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已经意识到发挥企业家精神的必要性，开始注意把自己的正直、正义、正气品质融入到社会责任感中。 我观察，过去10年，中国的企业家精神正得以快速发展，社会发展中可供企业家发挥地空间也越来越大。企业家们渴望有与时俱进的法律制度来保障他们发挥更大的社会责任和作用。举一个例子，国外企业家开展公益活动或者进行慈善捐款，备案登记制度简单高效。而目前国内企业家捐赠从税收政策到成立基金会过程相对比较繁琐，企业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需要外部环境的支持，这是互相依赖相辅相成的关系。 另外，企业家也需要获得财产上的安全感，让他们内心感到安定。自去年年底，国家相关部委不断出台措施，进一步限制对外投资中的非理性行为。这些行为当中确实存在一些资产海外转移的问题，也从侧面折射了中国企业家群体对自己名下财产的配置和传承的想法，需要一些制度安排来打消他们的疑虑。 总体上看，中国不断进步的社会环境和快速发展的市场，是企业家财富积累的最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企业家精神不光是冒险和创新，更重要的是有社会责任感以及勇于担当的意识。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7年11月14日
2017年11月16日 -
【中国贸易报】智库报告：中企出海须防“隐形壁垒”
2017年11月8日，由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写、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7）》（简称“报告”）在北京发布。 CCG相关负责人表示，报告对于中国企业明晰对外投资战略，准确把握全球化进程中的机遇与挑战，提高企业在海外拓展和经营中的企业国际竞争力，加快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步伐具有十分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 报告以专题论述的形式，从多方面对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过程进行研究，多维度总结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的成功经验，深入分析企业当前面临的问题和风险，并提出相应建议；以绩效全球化、战略全球化、人才全球化、市场全球化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全球化为一级指标构建中国企业全球化评价体系，跟踪收集300家跨国经营的中国企业数据，构建企业榜单；通过问卷发放、企业访谈和举办论坛的形式追踪企业对外投资动态，2017年度共回收有效问卷910份。根据CCG调查，73%的企业均对“一带一路”投资表现出积极态度，投资意愿强烈。调查同时指出，虽然“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资产价格便宜”“天然资源丰富”等优势明显，但政治风险等仍为“一带一路”投资环境的限制因素。 报告显示，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对外直接投资下滑的形势下，2016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1830亿美元，同比增长44%，位居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连续两年进入资本净输出国行列。 报告指出，2016年“走出去”主体呈多元化发展，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上表现积极，成为对外投资的生力军。根据CCG的统计，2016年民营企业对外投资金额虽呈现小幅下滑，但投资数量达到395笔，依然超过2015年总投资数量。CCG认为，2017年随着国家对赴海外投资的国有企业审核进一步加强，机制灵活的民营企业投资额将有望超过国企，成为“走出去”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民营企业海外发展在审批程序、外汇出境限制、境外并购贷款、对外投资法律障碍等方面，依然面临比国企更多的问题和困难。因此，建立健全境外投资法规制度，简化并改善民企海外投资管理政策，完善外汇管理政策，提高审批效率，也是接下来促进民营企业海外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报告同时还提出了中国企业“走出去”时面临的问题。各种“隐形壁垒”的客观存在使得“一带一路”相关协议的落实过程屡遭波折。与此同时，“一带一路” 建设项目规模大、资金需求量巨大，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经验不足、国际化水平不高等问题，使得我国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初期投资风险上升。CCG认为，企业经营管理不完善、企业融资困难、参与国家市场不成熟、企业人才储备缺乏、中介服务机构乏力、地域投资风险和政治风险系数高是“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出现外资准入门槛高、设置投资隐形壁垒的主要原因。CCG主任王辉耀就此提出建议，在企业方面，应建立国际化管理模式、加强企业间战略合作、完善形象与品牌战略；在政府方面，应制定“一带一路”投资总规划、提高企业国际化水平、做好风险评估应对、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另外，建议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相关金融机构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前行。 “中国对外投资有几个亮点。”CCG主任王辉耀说，一是中国经济连续不断超常规发展，对海外的投资开始不断增加。中国对美国的投资连续两年持续增长，成为对美投资大国；二是从2016年的数据来看，中国对外投资飙升44%，是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国对外投资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支撑；三是中国连续两年进入资本输出国行列，虽然2017年资本输出有所下降，但当外汇形势稳定下来，资本仍会保持输出趋势。文章选自《中国贸易报》，2017年11月14日
2017年11月16日 -
【Reuters】Trump heaps praise on ’very special’ Xi in China visit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attend a welcoming ceremony in Beijing, China, November 9, 2017. REUTERS/Thomas PeterIf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was trying to impres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ith lavish treatment during his visit to Beijing, it appears to have worked.Trump was effusive in his praise of Xi and China, even speaking admiringly of Beijing’s ability to run up a huge trade surplus at U.S. expense, which Trump blamed on his predecessors.He described as “tremendous” his meetings with Xi on topics including trade, North Korea and controlling opioids, despite the lack of major breakthroughs on easing access to China for U.S. companies or further pressuring North Korea to halt its pursuit of nuclear weapons.“My feeling toward you is an incredibly warm one,” Trump said, standing beside Xi.The two had spent the previous afternoon and evening with their wives, touring the Forbidden City and dining there, a privilege rarely extended to visiting leaders.“As we said, there’s great chemistry,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do tremendous things, both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rump said.That chemistry took shape in April, when the two first met at Trump’s Mar-a-Lago resort, softening the edges on sharp differences over trade and North Korea, and concern in the West over an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China’s growing assertiveness.While Trump enjoys a chummy, golfing-buddy relationship with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he has shown admiration for autocratic leaders such as Xi,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nd Philippines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Stylistically, the leaders of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are opposites: Xi is scripted and cautious, cultivating a down-to-earth image; Trump, a developer and reality TV star before his upset election win a year ago, is known for his off-the-cuff style, freewheeling tweets, and rhetorical hyperbole, both negative and positive.The two also face different political realities at home: Xi has never been more powerful, solidifying his grip at a twice-a-decade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 last month; Trump is saddled with low public approval ratings and dogged by investigations into Russian links to his election campaign, though he and his aides claim credit for the U.S. stock market’s record highs.ADMIRATION AND LEVERAGEBut Trump appears to recognise the clout that China - and by extension, Xi - wields as a rising power, recently likening Xi to a “king” - and is convinced he needs Beijing’s leverage with North Korea to deal with his biggest global security challenge.The transactional currying of favour cuts both ways: China is eager to deflect U.S. pressure to do more on North Korea, and to avoid an escalation in trade tensions that seemed inevitable after Trump, during his presidential campaign, accused China of “raping” the United States with its trade practices.“China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guanxi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it’s especially important, given you have a top-down approach to leadership in China, to see Xi get on so well with a foreign leader,” said Wang Huiyao, head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a think tank.“It’s much easier to tackle structural problems with a good atmosphere,” he said.Some of their more personal exchanges won prominent play in Chinese social media, including the video of Trump’s granddaughter singing to “Grandpa Xi” and “Grandma Peng”.An exchange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in the Forbidden City when Xi explained to Trump that China has the longest unbroken cultural history of any current nation was especially popular.“We are called the descendants of dragons,” Xi tells Trump.“That’s great,” Trump replies and laughs.Trump went so far as to call Xi a “very special man” in a joint briefing on Thursday, and seemed so enthusiastic that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was asked if Trump had been too deferential.“I didn’t detect that at all,” Tillerson said.However, the White House yielded to Beijing’s wish that the two leaders not take questions during a joint press statement.Xi did not openly reciprocate Trump’s personal praise, maintaining his usual stern demeanour, although he grinned when Trump said he did not blame China for the trade gap and again when he said Xi was someone who got things done.“I don’t blame China,” Trump said of the trade deficit.“Who can blame a country for being able to take advantage of another country for benefit of their citizens? I give China great credit.”From Reuters，2017-11-9
2017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