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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成为全球留学中心，中国还需做哪些努力？
2017年5月15日，在天津工业大学留学的11位巴基斯坦管理技术大学学生在专业必修课《人工智能前沿》课上上了一堂特殊的围棋课。新华网发（刘东岳 摄）教育强国是世界潮流，经济强国呼唤教育强国，世界经济中心呼唤世界教育中心。2049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人们最向往的留学目的地。建设世界性教育中心，是中国教育发展目标的战略选择，也是推进和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思客推出“中国教育新潮流”系列策划，本篇为该系列策划的第二篇。 当前，中国教育的国际化水平较以前有了显著提高，但是来华学习和交流的海外学生和教师的数量并不多。要想成为全球留学中心，中国还要做出哪些努力？来听听教育领域相关专家见解。四大因素阻碍来华留学规模的增长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四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来华留学规模的增长：一是目前来华留学定价政策对收费标准、调整幅度限制过死，使得高校很难通过向留学生提供高等教育服务盈利，导致高校留学生招生动力不足；二是我国现行留学政策规定外籍留学生毕业以后不能直接在我国就业或创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具有创新创业潜力的外国人才；三是在以往的教学管理中，国际学生往往由国际学院单独管理，课程设置、宿舍安排等都不能真正融入中国，难以形成文化吸引力；四是我国为非英语国家，又缺乏全英语教学课程，外国留学生来了多数要先学习语言，加大了他们的学习难度。国内高等教育要形成多样性竞争局面 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高等教育要成为世界中心，至少要在国内形成多样性竞争局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简称《纲要》）就提出要避免千校一面。因此，应给高校更多自主性，按照教育规律来办学。留学生认可你的教育思想、理念和教学水平，自然会前来。我们的奖学金能起到杠杆作用，但还不是关键作用。 刘炯天（郑州大学校长）： 通过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建设，来强化高校的内涵建设，来带动整体高等教育内涵建设和发展。它有两个直接目标，一个是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一个是在本世纪末把我们国家由教育大国变成教育强国。所以任重道远，我们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为这样一个宏大的设计来做努力。高校要开创前沿科学技术及英语授课体系 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让我们的高等教育得到世界认可。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过程。从19世纪初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建立，到1920年前后，整个世界的高等教育中心在欧洲。这段时间，美国很多大学教授都是欧洲留学出身的，这与工业革命不无关系。后来，留学中心逐渐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也离不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由此可见，中国要想成为人人向往的留学中心，必须要有自主原创的前沿科学技术。 陈志文（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 要撬动来华留学市场，国内高校应尽快建设以英文为教授语言的课程体系、针对外国学生设立混合学制的学位课程，并改变落后的信息化建设现状。完善国际教育政策，促进跨境人口流动 高书国（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室主任) 需进一步完善国际教育政策，促进跨境人口流动。为适应中国教育改革开放的新局面，需要不断总结成功实践经验，不断完善国际教育相关政策。让来中国跨境接受教育的外国人在住房、交通、医疗方面享有“市民待遇”。未来中国将建设一支世界一流的教师队伍，并有可能成为世界义务教育重要的培养和培训中心。 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学校聘任教师对世界应是开放的。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留学集中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在二战后吸纳了很多来自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教师。我们现在虽然通过外国专家局等途径引进优秀的外国教师，但这里存在问题。我们对外教和国内教师的管理是两个系统，而国外鲜有这种情况，原则上在薪酬考评等方面同等对待。可优先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 高书国（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室主任) 以“一带一路”倡议引领和推进教育对外开放。发挥高等教育在沿线国家人文交流中的桥梁作用，发挥沿线各国高等教育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智库作用，发挥高等教育在增强沿线国家互信中的催化作用。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教育合作需要企业的深度参与，以产业合作相关布局、项目作为合作办学的着力点和方向，培养出适应“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 陈志文（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 在现阶段，来华留学的重心依然可以考虑放在亚洲，放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不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文章选自新华网，2017年11月1日
2017年11月3日 -
施一公：科学很酷，做基础研究可以改变世界
专家简介施一公，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副校长。 坚韧，低调，有情怀，这是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给人的一贯印象。昨天晚上，他获颁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少有地带着家人一起出现在公众视野，发表获奖感言时更是几度哽咽，心情颇不平静。 “我想为这个大时代尽一点力” 2017年对于施一公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今年他正好50岁，人过半百知天命。今年也是他亲爱的父亲去世30周年，是他结婚25周年，从美国回到清华工作10周年。似乎，有一根线，把他人生中的大事都串了起来。 他感谢了家人。没有妻子孩子的爱和支持，不可能有今天。两个孩子平时很少有机会和爸爸在一起，因为他要么穿梭在不同的城市，要么就在实验室。施一公的母亲在郑州，已经不习惯坐飞机和火车，但她一直牵挂着自己的孩子。施一公的爷爷还有两天就106周岁了，当年施一公选择从美国回来，最支持他的人就是爷爷，“你在美国那么久，早该回来了。” 他感谢了清华大学，“这些成绩都是在清华大学做出来的。”他回国没多久，清华大学就购买了当时亚洲第一台冷冻电镜，为他的工作提供了便利。他清晰而又准确地说出了课题组里每一个人的名字，感谢他们的付出。刚回国时，他还有点担心是否能建起一支有战斗力的团队，后来发现是他多虑了。即使在条件最艰苦的时候，这个团队总是斗志昂扬。 他不仅感谢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老师和同事，还感念了小学中学的老师。“像我这样一个从小在河南驻马店长大的孩子，9岁时的愿望是每天可以吃一个苹果，能够有一天成为一名科学家，因为一路走来都有人在为我鼓劲。” 他感谢了这个大时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有500多万人出国留学，已经回来的达300多万人。“作为其中的一员，我想为这个大时代尽一点力。” 不负自然给予的智力和能力 未来科学大奖表彰的是施一公在“解析真核细胞信使RNA剪接体这一关键复合物结构”的杰出贡献。 施一公对于自己的工作，曾经有过一个比喻：如果说生命活动是一部电影，那么DNA是一部用密码写成的脚本，蛋白质就是演员和道具。但从脚本到最终的影片，还需要解码和剪接，这就是信使RNA要做的事情。 人类的遗传疾病，大约有35%是因为剪接异常造成的，包括癌症、重症肌无力等。“我想通过我的努力，总能做出一点贡献，不负自然给予我的智力和能力。”在2015年之前，人们知道的剪接体结构信息，都是片断，就像是一个立体拼图的一部分，从来没有把这个拼图放在一起看过。2015年5月，施一公的实验室第一次把来自酵母的一个内源剪接体的空间三维结构解析到了接近原子分辨率的3.6埃，这是人类第一次完成这个拼图。如今，施一公实验室一共捕获到了5个酵母剪接体的高分辨率结构。 相比于低等的酵母，人类中的剪接体更大更复杂。人类剪接体高分辨率结构解析的第一个突破也是由施一公实验室做出的，就在今年5月。 “我还会往前走，告诉自己要尽全力” 施一公小时候看见父亲在给表哥表姐推演“看不懂”的方程组，觉得这些东西很酷。“科学很酷，做基础研究可以改变世界。”这是施一公最早从父亲那里感受到的。 “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在与媒体见面会上，施一公即兴背诵了叶剑英元帅写的这首诗。这首诗这么多年来一直激励着他。施一公对自己的要求特别严格，每天的工作强度都非常高。为了更好地工作，他一直坚持跑步。“如果能够用自己的努力改变这个世界，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这是最让我内心得到平静和满足的一份职业。”施一公会在空闲的时候，给他的父亲写几句话，告诉他自己在学术上取得了什么成就，对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价值。 “我还会往前走，我的不安全感永远存在，一直推着我往前走，我告诉自己要尽全力。”除了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施一公还有一个身份——中国第一所民办研究型大学前身西湖高等研究院院长。“希望将来不仅有清华北大，也有一批卓越的民办大学，彼此交相辉映。”文章选自上观新闻，2017年10月30日
2017年11月2日 -
张燕生：如何构建开放新格局
过去30年，制造业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成效，新时期需要继续推动现代服务业的改革开放。一方面要放开准入，把限制性的规定取消；另一方面要把国内的规则与国际的规则对接起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图/视觉中国）《财经》记者 周哲/文 王延春/编辑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开幕会后，曾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在第一时间接受《财经》记者的专访。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作的十九大报告有一个主题词，就是新时代。十九大后中国将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将推动中国特色主义新时代的实现。十九大报告中要求，要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还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等。张燕生看好十九大之后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构建，他预计未来在吸引外资、对外投资、货物和商品贸易、“一带一路”、自贸区探索等各方面将会有积极的进展。对于外资是否撤离，长期研究宏观经济和国际经贸的张燕生给出再开放的 “解药”，“过去30年制造业在改革开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新时期需要继续推动现代服务业的改革开放。一方面要放开准入，把限制性的规定取消；另一方面要把规则对接，如果规则不与国际对接，即便放开外资也没法与中国人做生意。”新时代与新格局《财经》：你认为，十九大之后对外开放领域会有什么变化？张燕生：习近平总书记作的十九大报告有一个主题词，就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十九大报告还提到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这两者是什么关系。新时代有三个重要时间节点，一是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二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三个时点上，全面开放新格局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我认为在2050年，中国应该是全球负责任的大国，对全球的秩序和规则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建立全球宏观政策协调机制方面发挥作用，在全球公共产品提供如安全、生态等方面履行好责任等，真正成为全球的负责人。《财经》：具体如何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张燕生：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讲的，一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开放新格局；二是拓展对外贸易、推进贸易强国建设；三是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四是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真正实现公平的、非歧视性的准入环境和市场环境；五是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六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所以新时代与全面开放新格局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新时代的实现必须由开放的新格局来推动、促进，同时要想形成开放新格局，必须适应新时代。突破引进外资瓶颈《财经》：中国吸引外资（直接利用外资额）一直徘徊在1200亿美元左右，2011年至今没有明显增长，是不是说明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还不够？张燕生：该走的我们留不住，因为劳动力成本上涨是不可逆的趋势。吸引外资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成本驱动，外资来中国是因为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标准等等，所以当成本上涨，尤其是中国中西部的成本比周边国家成本都高的情况下，外资寻找成本洼地离开中国是正常的。第二个阶段是市场驱动，外资来中国是因为庞大的市场，所以当中国经济减速和国内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外资还是要走。第三个阶段是效率驱动。外商到中国更大程度是看未来高新技术服务的巨大需求，看到转型升级带来的巨大商机。所以该走的一定会走，该来的一定也会来。《财经》：你怎么看未来十年吸引外资的新趋势？张燕生：关键是两条曲线，下降的速率和上升的速率哪个更快。我们怎么样把该来的吸引来才是关键，要创造一个好的市场环境。一方面要有足够大的市场容量，高技术制造、高技术服务市场要足够大；另一方面准入的门槛要逐步下降。比如我们可以看制造业的所有制结构（见图）。在制造业中，民企占比达到61％，国企为28％，外资为11％，我认为这是典型的混合所有制，说明制造业改革开放很成功。但是在其他行业，比如金融业、医疗、文化、经营和租赁、教育、科研等服务业领域，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占比较低，比如金融业国有企业占比高达90％。这说明改革的领域已经是混合所有制，没有深化改革的领域确实是国企独大，外企怎么进的来呢？ 第一波改革到此告一段落，现在需要有适应新时代的改革。即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要按照国际通行规则来做。服务业开放症结何在《财经》：服务业的开放面临什么障碍？张燕生：服务业开放方面将面临许多新问题。比如资质，中国和国际的资质标准不通用，目前没有这套认证、资质、考试，所以需要一段时间。只有改变规则、改变标准，才能改变人的能力和行为。而且服务业开放也要把握好风险，开放过猛冲击太大不好。市场竞争需要供求关系基本平衡，如果完全是需求主导，哪有什么市场机制，实际上要慢慢培育供给。市场经济也不是完全一下子放开的，需要一步一步根据实际情况去推动和发展。服务业方面的改革和开放需要加快，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经验，不知道风险如何控制，所以就会变得比较谨慎，比较慢。为什么过去30年我们可以在制造业形成混合所有制结构，实际上1979年解决的主要是短缺问题，外汇是短缺的，所以汇率不能放开；资本是短缺的，所以利率不能放开；商品是短缺的，所以价格不能放开。到了2000年，短缺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包括土地价格的市场化、煤炭石油价格的市场化、劳动力价格的市场化。到现在，走到服务业价格市场化的阶段了，已经到了知识、技术、人才的部分，到了市场经济的高端市场。所以加快改革是一个既定的方向，但肯定还是要花很多时间来解决。《财经》：为了把握好加快改革和风险防范的平衡，所以我们采取了自贸区的形式进行小范围的探索？张燕生：中国从不会像俄罗斯那样说放开就一下子放开，过去的经验都是先试点后推广。其实放开有两种，一种是把所有限制性的规定全部取消，直接放开。还有一种，不是把限制取消，而是把规则对接。我们原来认为只要放开就可以了，但事实证明这不够，如果规则不变，允许外资进来外资也没法做生意。所以把国内的制度政策标准和国际的对接是第二步，我认为是更重要的放开。其实服务业的放开也应该和当初加入WTO一样分三步走。当初加入WTO的成功得益于三句话，第一，接受对某些低成本出口实体行业的打击。WTO谈判时涉及一些对中国纺织业的歧视和打击的内容，美国方面称不接受就不允许中国加入WTO，所以我们接受了部分损失，接受了对具体产品、具体利益的打击。第二，将国内的体制机制与国际的体制机制通行。比如中国当初在汽车行业有强制国产化的要求，不符合国际规则，必须要改。第三，“引狼入室”，学会在狼群中存活下来，与狼共舞。服务业的开放也是如此。第一步，我们要接受BIT（双边投资协定）等谈判的一些要求；第二步，我们要使现代服务业的管理和规则与国际同步；第三步，引狼入室，激励国内的企业更加努力。这样才能使得我们不但可以在制造业做大做强，也可以在现代服务业逐渐做好。理论上先试点后推广是对的，但是适应新时代的思想解放我觉得还是越广泛、越深刻、越彻底越好。《财经》：你怎么看金融、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领域市场准入高门槛的问题？张燕生：这些领域实际上不是开放不够，是本身市场化就不够。比如金融市场，我们经常提发展直接融资，要想增加和创造直接融资，前提是必须得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在制度环境、法律环境、监管能力、人才环境都匹配好了，才能发展直接融资，这是个系统工程。再比如医疗和教育，属于公共服务，实际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即怎么有一个好的公共产品的治理体系以提供好的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至于少数有钱人，想得到特殊教育、特殊医疗，可以到全世界求学和就医。要为大多数中国人提供好的教育和医疗等公共产品，不仅仅是开放的问题，最核心的是要找到一个治理的模式。对外投资长期肯定是放开《财经》：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外投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也下降得非常多（同比下降41.9％），你预期什么时候会有所好转？张燕生：从时间点看，2009年美国、欧洲、日本都遇到了经济危机，中国情况相对较好，因此美国和日本都在“放水”，钱都跑到中国来了。当时但凡拿着贬值的美元去兑换升值的人民币，就一定挣钱，如果拿升值的人民币再去买五倍、十倍增值的房子，那就是暴利。所以全世界华人的钱还有其他资金都流向中国。这些钱实际上2014年6月就开始走了（离开中国了），后来美国又加息。现在美国吸引外资规模是3800亿美元，增长了4倍。这意味着分散到别的地方的钱开始大量流回美国。如果大量的钱进到中国来，又开始离开中国，这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危机。所以当时采取的措施是短期的外汇管制，非理性的资本流出已经危害到了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安全。但问题是，政府难以区分它和正常的对外投资，分不清是短期资金还是长期资金，是好的还是坏的，所以全部给挡住了。但这只是短期控制风险，未来这方面的管理肯定还会打开。对外投资长期肯定是放开的，这个趋势是稳定的。《财经》：2017年前三季度出口增长12.4％，进口增长22.3％，比起2015年和2016年进出口“双降”都有所好转，怎么保持这样的高增长？张燕生：我觉得有三方面会越来越重要。一是“一带一路”的进出口，这部分会越来越大；二是跨境电商的发展也会非常快；三是新业态、新经济、新产业这种新形态产品的贸易进展非常快，比如2017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的增长超过50％，在这部分中国有需求，中国人也有钱，所以需要重视这些方面的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内陆自贸区开放路径《财经》：自贸区发展到现在到了第三批了，布局从沿海也延伸到了内陆地区，内陆地区和自贸区如何在自身基础上对外开放？张燕生：内陆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是能力建设，核心是人才。内陆自贸区需要和沿海自贸区对口合作，进行复制和推广。比如上海怎么做，湖北就怎么做，最好是一帮一对口，包括利用干部互换等方式来加强能力建设。第二是体制建设，内陆自贸区要想做到复制和推广，最核心的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可能自贸区的理念内陆自贸区都认同，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所以需要大量的机构和单位来帮助他们，用先进地方的模式来改变落后地方的制度，包括中西部地区城市的治理、交通的治理、创新的治理、教育的治理等等。第三就是内陆自贸区和中西部地区要搭建平台，如果传统概念里中西部地区没什么可买的可卖的，就打造一个平台的网络，像宁夏这种地方，就作为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穆斯林世界进行交往的窗口平台，就可以买世界、卖世界，商机是无穷的。像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云南是面对南亚和东南亚的桥头堡，广西是面对“一带一路”走向东南亚的核心枢纽等等。“一带一路”就是把中国的西部地区推到了对外开放的最前沿。中西部地区不要总是想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要是把自己融入国家战略、国家使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就是举全国之力来做的，那有什么做不出来？《财经》：那你认为第四批自贸区可能会如何布局？张燕生：我不做预判，但我认为围绕着“一带一路”最前沿和对外开放最前沿地区的布局是不够的，比如围绕着“一带一路”的境内开发区和跨境开发区的布局，需要统筹考虑，它们需要借一个平台来起飞。（本文首刊于2017年10月30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2017年11月2日 -
李稻葵：2035年中国会进入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
李稻葵，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日前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论坛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了展望，他表示，按照购买力平价来看，到2020年，中国发展水平会接近美国的三分之一，作为一个大国，这样的人均水平是非常不容易的。届时，中国可能还未达到按照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但会非常接近。 “我们分析，到了2025年，我们将稳步迈入了世界银行所定义的发达国家的门槛。所以2020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如果2020年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够实现，我们就会为彻底摆脱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是2020以及2025年我们的展望。”李稻葵说。 到2035年，中国将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到2050年，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对此，李稻葵认为，在经济发展方面，“最有可能的是，到2035年，我们将稳稳地进入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在老百姓生活水平、人均发展水平、富裕程度、百姓期望能过上的美好生活的程度上，在人口超过500万的中大型国家里面，我们将进入30强。” 他指出，届时，这一水平将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60%，这个数字是非常有意义的。“根据我们的分析，如果一个国家发展水平能够达到全世界大国发展的最高水平50%以上，也就是说到美国的50%以上，这个经济体就比较稳定了。” 根据报告对2050年的展望，李稻葵说，把中国目前的增长潜力、未来的发展潜力都考虑进去，同时也考虑了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发展的路径，到2050年，我们应该能够期待中国迈入人口在500万以上的最富裕国家的十强。届时，中国人均发展水平将达到美国的70%以上，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李稻葵对以上三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很有信心，他认为，从现在到2050年，头十三年保持6%的增速，紧接着的十年保持4%的增速，第二个十年保持3%的增速，就完全有可能实现2050年的发展目标。他还强调，“6%、4%、3%这三个数字都是比较谦虚的、比较留有余地的一个增长速度。” 此外，李稻葵还对明年的经济进行了展望。他预测，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会略有下调，增长率可能较今年下调0.1个百分点至6.8%，但增长质量和经济结构会发生重大变化。 他分析称，明年经济增长形式在消费领域可能比较平稳，延续今年比较健康的增长态势。固定资产投资也会比过去几年更加健康，虽然整个投资增速比今年会略有回落，但增长机制和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不管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总体的发展前景是美好的，但是必须做出艰苦的努力，必须对各种各样的风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做好充分的准备。”李稻葵说。（图片源自网络）文章选自凤凰网，2017年10月2日
2017年11月2日 -
【法治周末】最大规模的“海归潮”
重庆市渝中区2017年海归人才专场招聘会“千人计划”政策，高调引才催生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归国潮，也引起国外学界的关注，新加坡等国曾效仿，推出类似的引才措施 十年前，冯铮登上去美国的飞机时，以为这是一条“不归路”，此后的几年，似乎也不断证明他当初的信念。 这个当年的中科院生物学博士，在美国一个著名的实验室谋得了一份不错的职业，薪水比自己在国内的同学们高两到三倍。 结婚，生子，一切都沿着曾经的“美国梦”在有序运行。但在2016年，冯铮却作出了一个决定，回国。 周围的人还在质疑他的决定时，冯铮已联系好他回国后的去处，并且感慨自己“回来晚了”。 冯铮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回国热已经持续了一个时期，特别是目前中国的“双创”背景以及“千人计划”等政策，让科研人员有了更多发挥的机会。 冯铮只是众多归国海归中的其中一个，据教育部2017年1月发布的《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2016》数据显示，2016年，留学回国人数为43.25万人，较2012年增幅58%。 同时，回国与出国人数“逆差”逐渐缩小，有八成留学人员学成后回国发展。 全球化智库(CCG)最新发布的《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党的十八大后，中国正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留学人才归国潮。政策吸引力 今年年初，和冯铮同年去美国的吴强也作出了回国的决定。 因为入选了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吴强选择了回国，并且第一站落脚在了上海的一座高校。 “无论从薪酬待遇还是科研经费上，回国都极具吸引力。”吴强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从薪酬待遇上，国家对“青年千人”入选者一次性补助50万元。除了国家的补助外，很多省、市都对“青年千人”入选者进行额外的补助。 例如，浙江大学的招聘信息中明确说明了浙江省提供一次性科学技术奖励100万元(免税)；深圳大学的招聘信息中明确了广东省资助25万元个人补贴，深圳市资助个人补贴更是高达200万元等。 除了国家、省、市等对“青年千人”入选者的一次性个人补贴外，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对“青年千人”大多实现年薪制，大多在30万元至80万每年。 从科研经费上，国家对“青年千人”入选者根据实际情况提供100万至300万元科研经费。在此基础上，很多省份、高校都对科研经费进行了配套。 例如，厦门大学在国家100万至300万元科研经费的基础上，学校1：1进行配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在国家拨付100万至300万元的基础上，学校配套不少于200万元。 对于吴强来说，落脚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住房问题是除了薪酬和科研之外不得不关心的。 而对于吴强这样的高端人才，很多高校都提供了相应的措施，包括提供高额的安家补贴、提供周转住房等。 例如，南方科技大学提供宽裕舒适的住房(校内精装教师公寓，100平方米以上，拎包入住)；四川大学除了国家给予的50万元生活补贴外，学校额外提供一次性购房及安家补贴35万至80万元及学校住房的购买资格等。 吴强现在已经担任了博士生导师，并且开始筹建自己的实验室。 2008年12月，中组部颁布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俗称“千人计划”。这一计划被美国学者形容为“极具雄心”。它所提供的物质条件虽然还不能向美国一流大学正教授的水平看齐，但也是国内各类人才计划中最高端的项目。 饶毅与施一公成为“千人计划”第一批引进的人才，也是这一波回国潮里最具国际声望的科学家。 在“千人计划”催动下，各地纷纷建立“人才办”，推出配套的“地方千人计划”和其他名目的人才计划。比如，北京的“海聚工程”、湖南的“313计划”、苏州的“姑苏人才计划”、杭州的“5050计划”，同时纷纷设立留学生创业园、海归创业园等。 “千人计划”政策，高调引才催生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归国潮，也引起国外学界的关注，新加坡等国曾效仿，推出类似的引才措施。 对此，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认为，“千人计划”是面向全世界、高端、顶尖的人才，这些人才需要进一步加强挖掘的力量，而不仅靠招聘会的形式，或者一般的出访、座谈。 “对这些人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要想尽一切办法，就像当年我们请钱学森、李四光这样的人才回来。”王辉耀说。 他预测，未来5年，中国将迎来回国人数反超出国人数的历史拐点。从出国潮到回国潮 对于中国来说，没有出国潮，就没有回国潮。 1978年，邓小平在要不要派留学生出国深造时就表示，“即使1000人当中有100人滞留不归，还是有900人回国了”。 到了1992年，他调整了表述--“中国不应该仅仅因为有一批留学生滞留不归就不再派学生到海外留学深造。即使有一半人不愿回国，还是有另一半人回国支持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的”。 要发展经济和科技，就要依靠具备国外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也要“忍受”人才流失，这成为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才问题的基本状况。 然而，今天，是继续呆在美国还是回到中国，已成为在美的留学生与华人科学家们不得不权衡的一个问题。 现实中的数字更能说明出国潮到回国潮这一变化。 1978年至2007年的30年间，中国约有121万人到海外留学深造，但累计只有32万人回国。而在2008年至2012年间，出国与回国的人数分别为140万和80万，短短5年里的回国人数就是前30年总和的2.5倍。 2012年，留学人员的回国数量达到27.29万人，超过70%的留学生选择回国就业；2016年，留学回国人数为43.25万人，较2012年增幅58%。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高学历、高层次人才回流占比明显提升，中国正在经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外人才回归潮。 《报告》显示，留学回国就业人员中，81.45%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11.09%为博士研究生学历，7.46%具有本科和专科学历。 留学回国就业者选择的主要机构类型为国有企业(25.85%)和民办企业(17.42%)。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留学回国人员，则主要选择大专院校和国家级事业单位。 据新华社报道，驻外使领馆主要通过“春晖杯”创新创业大赛这一国家级平台给希望回国的留学人员牵线搭桥。 国内各地区利用区域优势，根据自身经济布局需求，纷纷到国外招聘人才，他们的政策更加灵活，创业环境也很完善，国家与地方吸引海外人才创新创业的“双轨制”已然形成。 同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人才越来越重视，很多地方政府部门和用人单位引才力度也在加大，吸引了大量学子归国；另外，英国“脱欧”给在英人才就业带来较大不确定性，也促使更多人才回流。提升国际竞争力 《报告》显示，海归开始创业的时间集中在2015年至今，创业领域集中于创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 从初始创业时间上来分析，选择2015年至今的比例最高，达76.4%。随着国内越来越多的创业支持政策落地实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海归选择归国创业。 “海归潮”的到来，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据统计，目前国家重点项目学科带头人中，超过七成是“海归”，大量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都是“海归”。 科技部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稳居世界第二位，科技进步贡献率增至56.2%，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大量“海归”人才释放出巨大发展能量。 目前，全国共有留学人员创业园300多个、入园企业2.4万家，2015年，技工贸总收入超过2800亿元，6.7万名留学人才在园创业。 “中国在全速发展，国内的同龄人脚踏实地地推动着她的前进；我不想只做一个大洋彼岸的旁观者。”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在自己的博客里说。 几年前，施一公结束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卖掉房产，举家回国。他目前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还在杭州西湖边筹办一所私立大学，目标是建成加州理工学院式的精英学府。 很多人劝他回美国。他一次次解释：从决定回国那一天起，未考虑任何退路。 清华大学向他发出邀请时，他只考虑了一天。后来他解释：“回国前，内心总觉得缺少点什么东西，总是怅然若失。我缺什么？缺少的是对祖国的回报，缺少对自己求学时期信念的坚持，缺少让我振奋的直接帮助同胞的成就感！” 一位支持者这样回复他：“中国需要海归，海归更需要中国。”文章选自法治周末，2017年10月31日
2017年11月2日 -
【成长你我他】教育全球化：如何共赢？——砥砺奋进，中国教育改革5年回顾（之三）
近五年来更好的教育在国际化人才的培养上有什么样的体现？教育的国际化交流合作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又遇到什么挑战？中国在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时如何达到共赢？本期《成长你我他》，砥砺奋进，中国教育改革五年系列（之三）——教育全球化：如何共赢？ 我们特邀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博士对五年来中国教育全球化的历程进行回顾和梳理，敬请收听。在线收听...文章选自CRI 成长你我他，2017年10月26日
2017年11月1日 -
【The Globe and Mail】Beyond Aecon: China’s shifting view of global investment
Deals such as the $1.45-billion agreement for China Communications Co. Ltd. to buy Aecon Group Inc. – employees of which can be seen working on the John Hart Generating Station project in Campbell River, B.C. – are still the benchmark for Chinese investment abroad: Using state ownership and enormous resources to snap up companies around the world.It was less than five years ago that Chinese energy giant CNOOC Ltd. swallowed Nexen Inc. in a $15.1-billion (U.S.) deal that stood as the high-water mark in the country’s hunger for foreign resources.Things are changing – and not just in Calgary, where the visits by big-moneyed Chinese state firms long ago slowed to a dribble.A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investor has begun to circle the globe, armed not just with cash or goods but with their own technology and ideas.China’s digital economy has been among its brightest sparks in recent years, speeding the country’s tilt away from primary and secondary sectors toward a more modern structure. It has also been a haven for the innovative ideas that have, in some areas, made China a world leader.Now, some of those firms are staging global expansion campaigns, taking abroad new business models and concepts – from bicycles to banking."We are seeing a new wave of Chinese investment," said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Still a nascent phenomenon, the capital involved in bringing new Chinese innovators overseas pales next to companies investing with the well-trodden existing model, using state ownership and enormous resources to snap up companies around the world. Witness, for example, the $1.45-billion (Canadian) agreement by 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Co. Ltd., to buy Aecon Group Inc. Such marquee deals still make up the lion’s share of the Chinese dollars flowing into other countries.But in quieter form, Chinese innovators are also working to bring the rapid speed and vast scale of their own creations to both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established markets, including Canada.Take online giant Alibaba. The company has sought to stock its enormous shopping shelves with growing numbers of foreign goods – thousands of people attended recent events held by the company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it is aggressively exporting the payment platform it has built. Alipay can now be used in 19 currencies in 30 countries – among them Canada, where it has rapidly expanded since its launch last year. Alipay is now accepted at Birks jewellers, Harry Rosen stores, airport vendors and a growing number of other retailers and service providers who use one of two payments platforms, RiverPay and OTT Financial, that have connected to Alipay.Alipay is "a superhighway connecting the Chinese consumer with local merchants," said Souheil Badran, Alipay general manager for North America, in an interview.It’s not just about providing a convenient new platform for moving money by seamlessly transferring yuan into loonies at a transaction cost of about 2 per cent, less than foreign-currency fees exacted by many credit-card providers. It’s also, for those willing to join, an opportunity for Canadian retailers to leap into an Alipay app that can recommend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provide coupons."We’re now giving them the ability to attract the Chinese consumer, offering a free marketing platform in the app itself," Mr. Badran said."We view Alipay as a digital lifestyle enabler. The app itself does more than just payments."Tencent, the other titan of the Chinese digital universe, has embarked on a similar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with its own WeChat Pay. For both companies, moves abroad have been in pursuit of Chinese travellers, but analysts say that strategy is only a first step. What starts with the "diaspora could expand to other markets as well. That’s a natural process," Mr. Wang said.Other companies are already moving down that path. Chinese travel booking giant Ctrip last year bought U.K.-based Skyscanner, and is working to attract foreign customers to its offerings.In Canada, for example, it began to expand advertising efforts last year, hoping to draw travellers away from more familiar platforms like Expedia.Some firms have sought local customers from the outset. Mobike and Ofo, the leaders in China’s bike-sharing campaigns, have launched aggressive international campaigns. In mid-2017, Ofo was in four countries. By the end of the year, it aims to be in 20. Founder and chief executive Dai Wei has said he wants to bring the company’s distinctive yellow bicycles "to every city in need of convenient short-distance travel solutions." Mobike, similarly, has said it is more interested in reaching new markets than pursuing profit.The rise of "going-global" Chinese companies is set against the swift changes in the country’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r FDI. Last year, Chinese firms invested nearly 10 times more money in overseas consumer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n in energy, according to Rhodium Group statistics.A government campaign to curb capital flight has dramatically slimmed the flow of Chinese money overseas this year; the country’s outbound investment fell 42 per cent in the first eight months of the year.But the slowing big-ticket acquisition spree may also provide space for the new entrants stepping abroad. "Private equity and venture capital firms can now step in and potentially define Chinese FDI in the coming years," wrote Joy Dantong Ma, a research associate with the Think Tank at the Paulson Institute, in a recent article.China’s private equity and venture capital is already among the biggest on Earth, raising about $73-billion (U.S.) last year alone.One of the key advantages for China’s tech firms is that those built for the local market have already mastered building to size. "A lot of Chinese companies have hundreds of millions or a billion users – so their R&D, operations, marketing and experience are very different," said Wei Fangdan, chief executive of Beluga Global, which tracks China’s "going-global" companies across a range of sectors.The current trend began in 2012, he said, when mobile gaming companies such as Cheetah Mobile and Sungy Mobile began exporting their games.Still,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is rarely easy, even for the best-financed firms. Though Alibaba and Tencent’s mobile payments have brought innovations to Chinese customers not initially available overseas, Western tech firms with more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markets have been quick to adopt similar ideas.Chinese firms, meanwhile, often face more hostile environments overseas than at home, where governments keen to stoke innovation have proved surprisingly lenient, providing space for companies to experiment in grey areas of the law.Take China’s bike-sharing firms, which have introduced a new business model, but in the process jammed sidewalks and streets with so many bicycles that they impede pedestrian movements – and, in one case, even hampered ambulances from reaching a hospital. Not every Western city is willing to see that happen, not even those that have sought to be the most bicycle friendly."We’re concerned about having countless bikes filling our sidewalks and side streets," Vancouver mayor Gregor Roberston said on a recent trip to Beijing, speaking while he stood "in a forest" of shared bikes.Vancouver has its own shared bicycle program, but what the Chinese companies are doing is "not legal currently" in the city, Mr. Robertson said."So we’re taking it one step at a time and ensuring that the bike infrastructure continues to improve as the availability of public bikes increases. We want to make sure people are safe on the roads."From The Globe and Mail，2017-10-30
2017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