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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2017亚洲教育论坛年会五大论坛聚焦教育话题 专家：中国人才政策要更注重国际化
“前段时间，我去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考察，那里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留学生毕业后想留在中国工作。”10月28日，在“2017亚洲教育论坛年会暨“一带一路”教育合作大会”“一带一路”高校智库论坛上，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做《全球化下的国际人才竞争力与中国人才发展》的主题演讲，他提及，在全球化浪潮中，经济等全球化带来了更多人才的流动，中国也应当张开怀抱吸引更多的国际人才进来。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这也正是新时代如何引进国际人才面临的新议题。王辉耀在演讲中提到，中国的人才政策要更加注重国际化，聚更多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工作。 此外，“一带一路”高校智库论坛上，还有来自美国、法国、保加利亚、波兰、克罗地亚、印度等12个国家的专家，共同探讨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更好地运用“一带一路”高校智库资源，实现沿线高校在学术研究与人才交流上的互联互通。 据悉，“2017亚洲教育论坛年会暨“一带一路”教育合作大会”由中国高等教育指导，中国科技研发中心，亚洲教育北京论坛，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大会邀请了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校长、专家学者，顶尖智库专家、及科技、教育、文化、经济领域的领军人物共聚成都，围绕高校智库、科学普及、国际教育、青少年发明、中小学教育改革等热点进行研讨和交流。 本届论坛设有五大平行分论坛，专家学者相聚一堂共话教育，除“一带一路”高校智库论坛外，还包括科技文化与科普教育论坛、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论坛、创意发明-中国青少年崛起之路论坛和互联网+教育论坛。 其中科技文化与科普教育论坛上邀请到了《科幻世界》杂志副总编姚海军、科幻作家韩松、中国未来研究会科幻艺术分会会长郑军等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探讨科幻、科普与科技教育等。 在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论上，与会嘉宾围绕中外国际合作办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国际教育的发展方向及国际教育领军人物对话等方面展开探讨。文章选自华西都市报，2017年10月28日
2017年10月30日 -
张燕生：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专家简介张燕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十八大以来，包括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美国在推卸全球治理和全球化负责任大国的主要领导责任，英国脱欧引发的欧盟内部的分歧和分裂也在慢性发作，全球经济企稳向好的势头随时会面对“黑天鹅”、“灰犀牛”不确定事件而发生逆转，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在性质和重要性上发生的变化，都预示着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世界经济领域三大突出矛盾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一、 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这次经济复苏是世界历史上最缓慢的一次。2009年以来，全球人均GDP年均增速仅有1.1%，是1990年以来最低的。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2015年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速只有十年前的七成，主要发达国家只有十年前的三成。即使是201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经济出现全面复苏态势，且复苏基础遍及各种经济体。但它也不得不承认依然存在较长期的风险，潜在经济增长仍会较缓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始终是拉动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引擎。 二、 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说，全球治理供给不足。这种失衡被形象地称为“全球治理赤字”。如何消除这种赤字，是全球治理的第一大难题。全球治理长期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不能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与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如何推动全球治理民主化，是全球治理的第二大难题。如何解决“发展缺位”问题是全球治理的第三大难题。目前，这“三大赤字”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全球三大经济体，美国在推卸全球治理的责任开始转向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欧盟深陷英国脱欧、民粹政治、保护主义泥潭。 三、 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1990年以来，发达国家普遍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困境。1%的金融寡头获得了最大的增长红利，99%的民众承担了科技泡沫、金融楼市泡沫破灭的代价。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深受1990年以来全球化伴随的两场大的泡沫经济之苦；另一方面，还不得不承受金融危机后，美、日、欧先后采取的各种类型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负外溢性影响；最后，还不得不忍耐近年来发达国家退出量化宽松、加息、减税、缩表、美国优先等宏观政策调整的代价。发达国家极右势力抬头，新兴市场参与全球治理意愿高涨反映了人心思变。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球经济治理观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关于完善全球治理改革。他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G20杭州峰会上，他全面阐述了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观。 一、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必须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当前，全球经济治理存在“平等”与“对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和政策。坚持“平等”的倡议和行动，如许多新兴市场学者说，“一带一路”很好，是一个以平等为基础，主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倡议，它从中国倡议变成我们的共同倡议。另一种是坚持“对等”的倡议和行动。如要求新兴市场采取“对等”的负面清单管理和市场准入措施；要求重新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但平等不是对等，对外开放不可能完全对等。 二、 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开放为导向 不搞排他性区域性或诸边贸易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事实上，十八大以来，我们经历了三种开放治理观的较量和演进。第一种是基于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多边规则体系推动的开放治理架构；第二种是基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排他性区域或诸边规则推动的开放治理架构；第三种是基于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一类微观交易网络规则推动的开放治理架构。目前最大的挑战是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之间的较量、妥协和变化。公平贸易隐含着的结论是双边贸易不平衡，保护主义和不公平竞争的结果，认为贸易逆差是“好伙伴”，顺差是“坏伙伴”。而全球化必然导致贸易不平衡。意大利前总理莱塔说过，民粹主义的根源在全球化。 三、 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合作为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的重点，是共同构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大局；共同构建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格局，巩固多边贸易体制，释放全球经贸投资合作潜力；共同构建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推动全球绿色发展合作；共同构建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以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目标，共同增进全人类福祉。其核心词是合作。然而，目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合作观。一种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大国间关系只有零和博弈。另一种是“和而不同”的包容，大国间关系可以超越零和博弈构建新型合作关系。中国积极推动后者，以合作而不是对抗，推动全球治理改革。 四、 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共享为目标 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不搞一家独大或者赢者通吃，而是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前面已经分析了传统全球治理有三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即公平（全球差距日益扩大）、创新（科技、金融、房地产泡沫侵蚀了创新动力）、发展（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问题）问题。“一带一路”将成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主动作为和最佳实践。当前全球产能严重过剩，全球流动性严重过剩，全球经济福利严重过剩，而“一带一路”沿线却严重短缺。如何把全球严重过剩的产能、流动性和经济福利通过全方位国际合作，转移到严重短缺的“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实现共商共建共享。习总书记指出，产能合作是把我国的技术、资金、管理和沿线市场需求、劳动力、资源等要素结合起来。依托项目群、产业链、经济区，在贸易、投资、技术、标准等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理念相同的共同体。在“一带一路”沿线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理念相同的共同体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它将有助于形成优势互补、合作互动、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十八大以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一、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推进国际秩序更加开放有效。在历史上，人类社会曾经历过三种不同性质的全球化。一是推动基于自然的全球化。如地理大发现、古代丝绸之路等标志性跨境交往活动，推动人类社会跨境活动的普遍开展。二是基于规则的全球化。即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贸易规则体系有序推进跨境活动的蓬勃发展。如1870—1913年，创立了国际金本位制度和自由贸易制度；1950—1973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体系，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WTO；1990年以来，建立了全球综合物流革命和供应链管理体系。三是基于开放包容的全球化。即现代新型全球化正在逐步替代传统标准意义上的全球化，建立基于规则多极、开放包容、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全球治理新体系。 推进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转型发展。二次大战后，国际社会基于对凡尔赛和约的反思，建立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国际治理组织，制定了能够确保经营好世界和平、合作和发展的国际秩序和开放型经济规则体系，形成了世界历史上少见的高水平开放期。由于二战后上述规则和组织推动了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开放期，也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兴盛期。谁把握住全球开放期与兴盛期重合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谁就能够取得经济快速崛起的增长实绩。基于开放的东亚模式与基于赶超的拉美模式取得不同的增长业绩，证明了开放的意义和作用。 推进基于和平发展规则的国际秩序创新发展。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基于市场机制、法治体制、西方规则的国际秩序体系，充分暴露了传统国际经济秩序的内在制度缺陷。以G20为平台的全球治理新机制开始重塑全球化，即引入“和而不同”包容的中国智慧，引入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方案，引入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中国治理观，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现有的基于西方规则的国际秩序和规则体系。既反映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也平衡公正合理地反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真正构建基于和平、合作和发展规则的，尊重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不同宗教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的，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全球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解决全球化中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受损的不平衡发展问题。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国际新秩序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形成了“五位一体”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二、建立增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 建立国际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机制。中国作为全球负责任大国，主动参与正式非正式、双边诸边多边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活动，逐步形成机制性安排，把宏观政策调整的外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尤其在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企稳向好的情况下，普遍采取退出量化宽松、加息、减税、缩表、增加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举措，很容易引发新兴市场资本大量外流、货币急剧贬值、外债负担迅速增加、国际收支状况快速恶化的冲击。推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需要从全球视野、世界责任、中国能力相匹配的角度，逐步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框架。在借鉴国际经验和重视国际合作的基础上，解决好中国有效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定位、目标、重点、机制和保障体系等重大问题，推动建立一个“战略清晰、内外统筹、平台多元、决策科学、配合高效、保障有力”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新机制。这既关系到中国近期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国际制度环境，也关系到中期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世界大国地位，还将关系到更长远的中华民族全面复兴大业。 建立国际贸易、投资、产业和其他结构性政策协调机制。贸易、投资和产业政策之间的协调，首先是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坚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敢于公开主张推进自由贸易而不是公平贸易，推进平等而不是对等，推进透明合理的投资审查而不是投资障碍。其次是在不平衡发展的背景下坚持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无论是市场准入还是参与竞争都坚持公平公正公开，能者上庸者下。为青年人、小企业和边远地区创造更好的条件参与国际交换、竞争与合作。第三是在全球经济低速增长的背景下推动低碳绿色发展。下一步的目标包括加强在推动低碳能源体系、能源立法与政策、标准制定、定价方式和治理机制的全方位国际合作和政策协调，确保实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各自国家自主贡献，为最不发达国家的项目提供融资保障，以及在多边论坛深化数据共享和透明度的合作。三、提升全球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能力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要因素是大国担当。目前，美、欧、中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发展直接影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新兴大国的担当，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项重要公共产品。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希望通过构建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和美丽家园，以改造并替代“失序和碎片化的世界”。中美关系的基础是构建超越零和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增加战略互信，减少战略猜疑，真正做到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习总书记指出，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应该共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这不仅有利于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合作，也有利于双方合作推动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中欧无论在经济政治关系还是在战略安全关系上都不是对手，而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由于美国正放弃支持并引领更加开放的全球市场，全球化对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也在全球引起了深刻的关切。在此紧要关头，中欧更应思考如何全面深化双边经济关系，增加贸易和投资，促进双方在气候变化、能源环境、全球治理等领域的合作，增进科技创新、基础设施、金融服务以及人员交流等方面的协作”。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二位因素是继续推动全球经济开放。习近平主席说，“历史上的兴盛期和开放期往往是重合的”。这个重合就是全球化时期，然而，当前的全球化有两种前途：一个是光明的前途，继续改善和改进全球化治理体系，推进全球贸易和投资开放，努力使全球化向公平、创新、良治的方向发展。另一个是黑暗的前途，全球化陷入间歇期，最坏的情景可能出现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或七八十年代的情景。在这种背景下，“一带一路”推动包容性的新型全球化向前发展，责任重大。一是需要建立“基于公平”的共商共建共享合作机制。处理好包容性、共享性、公平性发展问题，推进绿色、开放、普惠、包容、共享的跨境贸易、投资、金融、产业合作。二是需要制定“基于创新”的增长蓝图。解决好实体与虚拟、金融和创新、资源开发和非资源产业、人力和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平衡发展问题。三是需要建立“基于发展”的战略支点，统筹协调好增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现有增长有发展有共享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三位因素是继续推动全球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和包容发展。G20杭州峰会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包括“六个首次”：首次全面阐释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首次把创新作为核心成果；首次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首次形成全球多边投资规则框架；首次发布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二十国集团议程。中国推动全球经济发展计划之一，是“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涉及到亚欧非大陆上很多发展中国家，一些国家经济陷入了“低水平发展陷阱”，即始终无法突破贫困的恶性循环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另一些国家则长期无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即无法摆脱长期发展瓶颈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将为沿线相关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四位因素是赢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如“一带一路”的“五通”是最能够赢得民心的工程。其中，修铁路、修港口重要，修学校、修医院也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形成平等、公正、规范、绿色、共享的机制和文化。如“和而不同”，强调的是尊重不同文化、宗教、制度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包容是合作的基础。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平衡好基于规则和基于发展之间的关系。西方对“一带一路”批评最多的就是“基于发展”而不是“基于规则”，没有基于西方制定的现有标准、规则和政策体系的最佳实践。事实上，“一带一路”最重要的制度保障，就是要探索基于中国智慧的最佳实践，建立“基于发展规则”的先进适用型标准、规则和政策体系。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着力点之一。 总之，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中国在积极参与和大力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主动作为、越来越贡献智慧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说，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展望未来，中国将在进一步完善国际秩序、构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机制、提升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建设等方面迈出更坚实的步伐，将我们共同生活的相互依存的“地球村”打造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美丽家园。文章选自《当代世界》，2017年第10期
2017年10月27日 -
【China Daily】Global talent flocking to work in China
A Russian student speaks with a representative of a Chinese company at the job fair held by Cirrus Project in Beijing on March 23, 2017. [Photo by Zhu Xingxin/China Daily]Forbes report says nation becoming major destination, international hubChina is becoming attractive to global talent on an unprecedented level because of the nation’s economic size and vibrancy, according to a report released on Saturday by US business magazine Forbes.The 2018 Global Talent Mobility and Wealth Management Report predicts the country will be a major exchange hub for global talent flow by 2022."By that time, China will be not only the largest export country of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but also a major destination for global talent to settle down," said Russell Flannery, Shanghai bureau chief of Forbes China.No country in history has met both criteria, he said, adding that although India used to have the largest number of students overseas, it has not been attractive enough to global talent, such as people from the United States."China’s role as a hub in global talent mobility will further consolidate, and it will help the country to integrate its educational resources globally. Meanwhile, it will provide more competitive job opportunities for overseas talent," Flannery said.It is the third year in a row the report has been jointly released by Forbes and Wailian Overseas Consulting Group, a Shanghai-based investment and immigration company.Kenneth Jarrett,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hanghai, said he has witnessed a growing number of US workers coming to China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s well as more Chinese students returning to China to set up their own businesses.To him, this is an indicator of China’s increasing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lso attached greater importance to global talent, especially since the Recruitment Program of Global Experts, also known as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was introduced by multiple government agencies in late 2008.As of the end of last year, the country had attracted more than 6,000 high-level overseas workers through the program.At the same time, the return of talented Chinese who studied or worked overseas has been noticeably increasing. Experts i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ctor have made up the majority of returning talent, prompted by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and rising domestic companies, according to the Forbes report."While other countries are tightening their immigration policies, China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come up with more open and friendly talent policies to attract world-class talent," said Wang Huiyao, founder of the think tank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From China Daily，2017-10-23
2017年10月27日 -
赵穗生：中共十九大是继往开来的盛会
赵穗生，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克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职正教授 中共十九大成为美国媒体、智库学者以及在美华人华侨当下讨论的“热词”。的确，中共十九大不仅对中国是大事，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就此本报记者专访了美国丹佛大学美中合作中心主任、《当代中国》主编赵穗生教授。中国五年来成就斐然 作为研究国际问题的知名学者，赵穗生近年来频繁往返中美两国从事学术交流。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五年中从过去的高速增长逐渐转入中速增长。近几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6%～7%的增速，实现了稳定增长的目标。中国政府针对具体经济问题采取了行之有效的调整措施，包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过去以投资和出口带动转向以内需带动经济增长，保持了经济相对平衡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创造经济发展新的“信心源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 赵穗生认为，中共自十八大以来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在反腐方面。通过反腐提高了党的纯洁性，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在社会发展方面，对扶贫工作和环境治理下了很大的决心，投入巨大的精力，重视程度前所未有。这些都是中共在过去五年执政中取得的突出成绩。 赵穗生说，中国这五年发展的一条重要主线就是中国梦。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这个强起来跟中国梦密切相关。中国要强起来，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一个在世界上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人民不仅自己要富起来、站起来，而且要为世界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 赵穗生认为，中国经济保持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作出的贡献，此外，中国在发展起来后还开始利用自身的能力积极为世界发展作贡献。在促进世界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不断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包括引领世界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不足之处进行补充并提出制度性的倡议，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 赵穗生表示，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发展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不仅通过发展自身经济为世界作贡献，而且为第三世界包括亚太地区和全球的发展作出贡献。此外，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国际金融改革等各方面，中国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海外学者积极研究中共十九大 美国不少研究中国问题或亚太问题的专家学者都对中共十九大给予高度关注。对此，赵穗生认为，海外学者关注十九大以及十九大之后的中国发展战略走向及其政策，是因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崛起的大国，其国内政策和国际战略对世界所有国家都会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的学者自然会关注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究竟会起什么作用，西方国家如何跟中国合作等。 除此之外，海外学者对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走向也非常关注。赵穗生说，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政策保证？中国的经济改革在中共十九大之后是不是会进一步加速？此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素市场化配置等，也都是学者关注的焦点和重点话题。 作为海外学者，赵穗生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平稳发展，在世界事务中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他表示，中共十九大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盛会，将在中国政治、经济和国际事务发展中树立新的里程碑。文章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10月22日
2017年10月27日 -
【CGTN】China’s Sociopolitical landscape
[Video Watching]The new CPC leadership met the press earlier,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mmitte, Xi Jinping introduced the members of new leadship and run through the future prospects.The China 24 studio invited Dr.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to talk about highlights of communique from firs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anti-corrupution in the next five years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Party’s health.[Video Watching]The Asia 24 studio also invited Dr. Wang Huiyao earlier the same day, to talk about the outstanding features of new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From CGTN， Oct. , 2017
2017年10月27日 -
【海外网】2049年成为全球最向往留学目的地，中国要做什么
据中国之声报道，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在10月22日的十九大新闻中心记者会上称，2049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人们最向往的留学目的地。近年来，中国教育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中国教育报》数据显示，如今，来中国求学的留学生规模突破44万人，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来华学习教育、理科、工科、农学等专业。在基础教育方面，中国也成为各国专家和学者理想的学习与访问目的地。 根据教育部网站数据统计，2012至201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连年增长，连续5年占GDP比例4%以上。其中，2016年，教育投入就达到了31373亿元。这5年来，教师队伍层次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由2012年的1461.4万人增长至2016年的1578.2万人，增长率为8%。 中国不仅注重提高国内教育资金投入和资源优化配置，也注重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近年来，中国教育正在以更快的速度走出国门，孔子学院在世界多个国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高校也在世界不同角落开设了海外分校区。教育合作、交流和援助项目还在中国与世界不同的国家和重要的国际组织之间有计划地展开，这一举措不仅促进了中外教育的融合与发展，还提升了国家软实力。 教育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关联，随着20世纪八十年代形成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教育国际化早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趋势。大学国际化是教育国际化中最关键的一步。 在经济全球化的驱使下，任何一个高水平的大学都不能关起门来办学，一定要有教师的流动，教师的流动，和跨国的合作。 虽然中国教育的国际化水平较以前有了显著提高，但是从外国来华学习和交流的学生和教师的数量考虑，数量并不多，因此中国教育的国际化还处于较浅的层次。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认为，四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来华留学规模的增长：一是目前来华留学定价政策，对收费标准、调整幅度限制过死，使得高校很难通过向留学生提供高等教育服务盈利，导致高校留学生招生动力不足；二是我国现行留学政策规定外籍留学生毕业以后不能直接在我国就业或创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具有创新创业潜力的外国人才；三是在以往的教学管理中，国际学生往往由国际学院单独管理，课程设置、宿舍安排等都不能真正融入中国，难以形成文化吸引力；四是我国为非英语国家，又缺乏全英语教学课程，外国留学生来了多数要先学习语言，加大了他们的学习难度。 对此，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分析称，要撬动来华留学市场，国内高校应尽快建设以英文为教授语言的课程体系、针对外国学生设立混合学制的学位课程，并改变落后的信息化建设现状。同时，在现阶段，来华留学的重心依然应该放在亚洲，放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不是美国等发达国家。 此外，WEB学社分析，应从以下4个方面，提升中国大学的国际化水平： 首先，推动资源全球化。教师、科研人员和学生跨国流动日益频繁，领先大学纷纷全球布局，因此高校应该引入更多优质国际教学研究人才和国际学生。 其次，促进筹资多元化。国内外顶尖公立大学筹资渠道非常多元（横向或纵向科研经费、学费、校友或社会捐赠等），降低了对政府补贴的依赖，有利于长期可持续性发展。 第三，深化产业合作。高校与产业在互荣共生中共同发展。产业合作的主流不再是以创收为目的的短期合作，而是走向科研前沿且对产业产生深远影响的长期关系。 最后，实现教学数字化。近年来，网上课程平台层出不穷。2015年，500多家大学开设了网上课程平台。中国也应积极拓展这样的数字平台。文章选自海外网，2017年10月24日
2017年10月26日 -
郑永年：塑造中国崛起的新国际战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天，中国的外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和其他几个大国相比。自十八大以来，中共高层一直在讨论“两个百年”目标的问题，即中共成立一百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从这些年的发展趋势来看，在今后的几年里，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实现第一个百年的目标。第一个百年的目标早已经相当明确，具体体现在中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十三五）上，即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更具体地说，就是要在十三五结束时，中国的人均国民所得从现在的9000美元左右提升到1万2000美元；只要实现年均6.5%的经济增长率，就能达到这个目标。同时，中国也正在进行一场全国性的精准扶贫运动，以控制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一般认为，鉴于中共强大的动员能力，实现这些具体目标没有大的悬念。这意味着，十九大之后中共高层会把重点放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的目标。尽管这个目标仍然需要细化，但大方向已经有了，反映在“中国梦”“中华民族复兴”等概念中。内部的发展目标对中国外交也必然发生重大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帮助了中国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无疑，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的目标，中国仍然需要有利的国际环境。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天，中国的外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和其他几个大国相比，中国的成就更是显然。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都在不同程度上挑起和卷入国际纷争甚至战争。但中国外交，用中国自己的话来说，则是“一心一意”谋求内部的发展和外部的和平崛起。这一外交“教义”促使中国能够抓住“国际机遇”。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即从早期的“抓住机遇”到“创造机遇”。在前面的数十年里，中国有效地抓住了有利的“国际机遇”。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作了一个伟大的判断，即认为国际大环境是和平的。在这一判断之下，中国才开始了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也定义了中国外交所应当有的方法，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90年代，中国进而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战略，一方面加入国际体系，与世界“接轨”，另一方面要在现存国际体系内部“和平崛起”。这些政策无疑有助于中国“抓住机遇”，而中国也的确抓住了当时的机遇。中国加入了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所有重要国际组织，抓住了自80年代开始、90年代加速的全球化进程。尽管全球化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例如收入差异的扩大和社会的分化，但中国总体上也借着这一波的全球化，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过去的实践表明，如果对国际形势没有正确的判断，就很难制定正确的政策，抓住发展机遇。探索出本身的发展道路经过这几十年的努力，现在中国已经有了足够的能力来为自己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为自己创造有利于内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机遇。十八大以来，在总结前面的经验基础上，中共更已经探索出自己的一条道路，不管是针对大国、中等国家的还是小国。笔者把自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战略概括成为“两条腿、一个圈”。第一条“腿”即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尽管最先是针对美国提出，但这一概念的应用不仅针对美国，也针对俄国和印度等其他大国。习近平本身多次强调，中国要避免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和新崛起大国之间所发生的争霸战争。中国既不想和“守成”的美国发生冲突，也不想和紧随自己的新兴大国印度发生冲突。因此，无论对美国和印度，中国尽力保持克制，千方百计地寻求通过非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冲突。最近中印洞朗对峙局面，在长达两个多月的对峙期间，用战争解决问题的声音在两个国家都很高涨，引发了第二次中印战争的疑虑。不过，两国以和平方式结束了洞朗对峙局面。就中国来说，这可以说是成功地把“新型大国关系”引用到印度的一个成功案例。第二条“腿”即是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尽管“一带一路”涵盖发展中和发达国家，但其主要对象是发展中国家。沿边国家大都是发展中国家，有不少甚至是贫困国家。一方面，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实现“走出去”的目标，服务于国内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借此尽到大国的责任，为这些国家提供区域的和国家“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用中国自己的话说，就是容许发展中国家搭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这是一种包容式、开放式和参与式的区域和国际发展模式。“一带一路”已经有很多国家加入。即使是从前持怀疑甚至是反对态度的美国和日本，也在改变它们的态度。这两个国家都派代表参加了今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峰会。“一个圈”即中国的周边外交。周边外交可说是中国外交的核心，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位置决定的。中国周边数十个国家，如果搞不好周边外交，中国崛起的难度可想而知。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早些年提出的“睦邻”“安邻”和“富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些年来，尽管中国和一些邻居国家就南中国海问题面临紧张的关系，中国坚守自己的核心国家利益，但中国从来没有动用过西方惯用的“经济制裁”等手段；相反，尽管中国和有关国家政治和外交关系很冷，但经贸关系从未冷却。这也是这些国家之后能够快速改善和中国关系的基础。在国际层面，今天的西方因为内部经济困难大搞民粹主义，导致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使得现存国际经济体系岌岌可危。但中国领导层则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是内部的民粹主义还是外部的经济民族主义，都不是解决内外部问题的有效方式，无论是反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都会雪上加霜。全球化既势不可挡，也是创造财富的有效机制。中国领导人利用各种国际场合，无论是2016年的杭州G20峰会，还是2017年初的达沃斯论坛，或者今年5月北京的“一带一路”国际峰会，都相继释放出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强大信号。今天中国是少数几个大力推进全球化的国家。同时，中国也在努力探索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主要是财富分配不均和社会分化。例如，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让当地社会的大多数受惠。中国也要实现战略崛起尽管一些西方人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放弃了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的国际战略，但实际上，世界上从来没有像今天的中国那样“韬光养晦”的。从前的大国，在其快速崛起的过程中，无论是成功的英国和美国，还是失败的德国和日本，大都发展出如何扩张，甚至如何称霸世界的战略；但今天的中国努力探索的则是如何和平崛起，如何为世界的和平做贡献。不过，人们也要意识到，迄今为止，中国崛起的不同方面是很不平衡的。总体上说，中国在经济贸易方面进展很稳健，但在战略方面仍然面临巨大挑战。从以前大国崛起的经验看，崛起包括经济上的崛起和战略上的崛起两个方面。无论是大英帝国还是美国，它们是在这两方面同时崛起的。而前苏联的崛起主要表现在军事上，因此不可持续。日本的崛起只表现在经济上，而非战略上。日本因为是美国的同盟，战略上也不可崛起。这也表明，日本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能成为世界大国。中国既要实现经济崛起，也要实现战略崛起。而后者则显然是中国的“短板”。不过，在战略崛起方面，中国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东海、南中国海和处理同印度的关系中。在东海的钓鱼岛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对日本的挑衅退让，现在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互动模式。在南中国海，中国几经艰苦的努力，已经改变了从前被动回应的局面，转为主动掌控局面。尽管南中国海问题还没有解决，但现在中国已经处于主动地位，无论是美国还是东南亚相关国家都是对中国的“回应”。相信随着《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进展，各方可以找到更多稳定局势的机制和方法。在与印度的边界问题上，中国在耐心和克制的前提下，也通过各种方式对印度施加压力，和平结束对峙。尽管未来和印度的关系并不容易，但如果中国能够继续把“新型大国关系”应用到和印度的关系，是可以找到一条有效途径的。现在中国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即朝鲜半岛核危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已经面临着双重的国家安全威胁，即来自朝鲜的“核危机”和来自美韩的“萨德危机”。更为严峻的是，如果朝鲜成为核国家，中国的未来安全问题完全没有了保障。今天，中国周边已经有了三个核国家，即印度、巴基斯坦和俄罗斯。如果朝鲜变成核国家，一下子可能增加三个，即朝鲜、日本和韩国。日本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核国家，韩国发展核武器也不会有很大的困难了。更为糟糕的是，如果中国处理不好朝鲜问题，台湾也必然有野心来发展核武器。如果那样，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就会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历史地看，一个国家的大国地位，从来不会从天上自动掉下来，而是要经过很多次大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很多次国际大考，通过了，并且考得也不错。但如果这次朝鲜问题，中国考不过，不仅很难成为大国，更难保障未来的国家安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说，朝鲜半岛的这次考试甚于1962年美国的古巴导弹危机。如果美国当年不是冒着和前苏联进行核战的风险，来果断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很难崛起成为日后的美国。无论是南中国海问题、和印度的对峙，还是目前的朝鲜核危机，无疑都是对中国的考验。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也是中国崛起的国际机遇。处理成功了，就崛起一大步。每一次危机，如果都能认真对待，在正确判断的基础上，果断行动，就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国家的真正崛起。文章选自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2017年10月24日
2017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