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 Daily】Yuan Zhibin: Smart planning key to Xiongan’s success
Aerial photo taken on April 1, 2017 shows Anxin county, North China’s Hebei province.[Photo/Xinhua]Xiongan New Area, a grandiose vision announced in April,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how to promote regional integration, a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ointed out in his report to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Wednesday."We will relieve Beijing of functions nonessential to its role as the capital and use this effort to driv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we will develop forward-looking plans and adopt high standards for building Xiongan New Area," Xi said.The potential of Xiongan has prompted 48 enterprises, including top technology companies such as Alibaba Group Holding and Tencent Holdings, to set up branches in the new area which is about 100 kilometers southwest of Beijing and covers the counties of Xiongxian, Rongcheng and Anxin in North China’s Hebei province.Tha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s well as high-tech innovators are taking part in the grand project signifies a key step forward for the new economic area, which aims to experiment with coordinated,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At the heart of this millennial vision is innovation, which draws inspiration from the distric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focus on innovation and the success of Shenzhen as a frontrunner of reform. In other words, Xiongan’s future depends largely on top talents who prefer to work in a favorable atmosphere where public resources are abundant and daily commute efficient.Therefore, high on the new area’s agenda should be green development, a livable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vibrancy. Apart from clean air and forest parks, Xiongan is also expected to provide affordable housing and efficient transportation. Statistics suggest that a person’s living standards risk being compromised if the monthly housing rent exceeds 30 percent of his or her salary and commuting time, which is directly proportionate to work-related pressure, is relatively long.Walking-and cycling-friendly urban planning that allows residents to get their daily necessities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is also essential to the success of Xiongan. That requires more flexible, community-based designs, instead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urban functions in the city’s center. So the renovation of old communities and construction of new ones in Xiongan should be in sync with the new area’s long-term goals, rather than being at odds with the local situation.With Beijing municipality entering the post-industrialization era and neighboring Tianjin municipality and Hebei province striving to complete their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Xiongan could emulate and eventually rise above their success. In particular, the new area should be a test case for the idea of smart society, in which every citizen is granted access to social governance, flexible working hours and tailored employment.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e expected to be used in the management of Xiongan. If carried out successfully, this smart approach could be adopted by other Chinese metropolises aiming to get rid of the "big city diseases".Abundant cultural resources could be a cherry on the cake for Xiongan. China’s urbanization, marked by the increase in urban population and wealth, will be about creating valuable, meaningful lifestyles for urban dwellers whose demand for cultural products has surged in recent years. In Xiongan’s ca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t the national level, from ancient music to martial arts, have the potential to enrich the local cultural atmosphere if sufficiently exploited.Although designed as a millennial national plan, Xiongan New Area cannot be built in a day nor will its construction be free of complexities. Scientific planning and strategic patience need to be practiced to continue the historic social experimentation, while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and market forces should play their part without overstepping the boundaries to make the project a big success.About Author Yuan Zhibin，a senior fellow at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an associate research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s of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From China Daily，2017-10-23
2017年10月24日 -
【中国新闻网】中共十九大为经济全球化开出“新药方”
在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之际，十九大报告为经济全球化开出“新药方”。“醒脑”：自我封闭不可行 经济全球化当前仍在遭受冲击，成为困扰世界经济的一大挑战。据世贸组织统计，仅2017年上半年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309项贸易保护措施。 “每年贸易保护措施和贸易纠纷数量的增长，都在提示逆全球化的存在，且势头依然强劲。”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东艳说。 十九大报告称，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这个论断客观清醒。如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何伟文所言，作为客观规律，经济全球化大势不会改变。有鉴于此，把国内经济复苏遇到的问题简单归咎于全球化，欲通过保护主义减轻本该自身进行调整的压力，实质上是不负责任之举。“定心”：中国开放大门会越开越大 在逆全球化潜滋暗长之际，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会怎么做一直备受关注。 在指出逆全球化不可取的同时，中共十九大给世界开出“定心丸”：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十九大报告除重申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外，还将“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写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方略，并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部分中将其细化为一系列具体部署，包括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等。 “这些措施是中国在扩大开放上的明显进步。”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李钢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称。 作为导航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纲领性文件，十九大报告作出这些表态，意味着中国力挺经济全球化不是停留在廓清迷思上，而是要付诸行动；扩大开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远战略。 在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看来，在其他国家设置贸易壁垒之际，中国要创造一个更好、更开放的政策环境，让投资者和贸易伙伴“用脚投票”，使“近者悦，远者来”。 作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持续扩大开放，做好“小环境”，将成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稳定器，也将为改善经济全球化“大气候”助力。“化瘀”：推动新经济全球化 有观点认为，不少国家和民众反对的不是经济全球化本身，而是利益分配不均，拉大贫富差距的全球化。创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全球化，才是使经济全球化摆脱信任危机的治本之策。 十九大报告已将“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写入报告。这表明，中国将为确保全球化福祉分配更加公平，解决好全球化伴生的种种问题贡献智慧和力量。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表示，中共十九大为世界发展发掘了新动力。“新一轮全球化已经开启，中国将引领全球化的正确方向。”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7年10月22日
2017年10月24日 -
陈文玲：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两步走”重要组成部分
专家简介陈文玲，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新华网北京10月21日电（何凡）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新华网特别访谈《专家带你读报告》邀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执行局副主任、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陈文玲解读报告。陈文玲指出，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与未来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是相呼应的，是“两步走”的重要组成部分。【视频观看】 以下为访谈主要内容： 新华网：这次报告中提出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认识。这种全新表述十九大报告中有很多。您是经济领域的权威专家，对经济层面的新表述更为敏感，有哪些新表述令您印象深刻呢？ 陈文玲：十九大报告中，我觉得最深刻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有关表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此前这个阶段主要矛盾的表述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这次第一次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来实现？把这个矛盾提出来，是将其作为未来一个时期开展经济工作在指向上的主基调，也是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工作的总基调。 而未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想主要基于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需求两个层面：在物质层面上，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届时不仅会实现零贫困，且会实现人均收入翻两番，国民收入翻两番。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人民群众有更高层面的需求，即精神、文化的需求。比如在旅游领域，中国出境旅游人次逐年提高。旅游已成为人们丰富多彩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这就是伴随人民群众收入水平提高，会不断追求新的美好，新的消费方式，从而形成新的消费偏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对医疗、教育等方面需求也是对美好生活新的期待内容。实际上，这种需求层次的演进，是我国发展前行的不竭动力，也使改革永不止步。 新华网：通过您的讲解，我个人理解这种判断既是一种对这么多年来成就的肯定，也是对现在形势的一种清醒的判断，也是对未来坚定信心的担当。我从三个方面来理解，您怎么评价？ 陈文玲：对，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是一个量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并发生的质的飞跃。这些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上稳定，军事实力不断强大。中国的稳定发展是在世界上受到长期看好的一个基本条件。中国站在人类道德道义的制高点上，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纲领变成在经济治理中的治理方式，并取得巨大成就，为整个社会矛盾的转化奠定非常坚强的基础。 新华网：十九大报告中有个表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我们更熟悉的提法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表述有什么深意？ 陈文玲：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化经济体系，我觉得后者是将中国放在全球大局的视野来看，具有世界意义，且强调国际标准、国际准则。同时，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我国未来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是相呼应的，也是“两步走”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目标决定了必须具备现代化经济体系。在这个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实现了一个长周期的经济体制转型，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且仍在进一步加快完善。总体上看，形成一个现代化经济体系，要超越单一的市场体系。在十九大报告中，就此提出很多具体内容，但是我理解现代经济体系最重要的，就是要为实现未来这两个阶段目标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实现整个国家现代化。这就不仅仅是建设一个市场体系的问题，而是要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等，保证实现上述若干个强国目标，从而真正实现从大国向强国的飞跃。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实现伟大梦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的组成部分。文章选自新华网，2017年10月22日
2017年10月24日 -
【环球】全球化的新起点
2013年4月14日，中远集团大型集装箱轮“中远比利时”号的船员在比利时安特卫普港的码头合影 专访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 在“反全球化”思潮不断凸显、“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进程深度博弈的当下，人们在这个十字路口作出的选择，将深刻影响人类未来的命运。 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此次会议承担了重大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陷入艰难而又缓慢的复苏进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相继转入保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暗流涌动。面对复杂的形势，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动摇，并实施了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中国将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迎接更加互利共赢的开放新局面，以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开放助推全球经济一体化。 在中国进一步推进全球化方面，中国可能的着力点有哪些？未来中国推动全球化可能会遭遇哪些阻力？就此，《环球》杂志记者专访了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全球化将成热点话题 《环球》杂志：十九大将于10月18日在北京开幕。你认为我国在推进全球化方面，会作出哪些倡议和举措？ 王辉耀：当前，传统的、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路线遇到了经济危机、跨国人口流动、社会两极分化、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兴起等新情况、新问题，受到“反全球化”思潮的考验。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指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建共享。这一全球化的“中国方案”代表着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对国内国际形势和新任务的认识，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对当前全球化的价值重构和理念创新。 从去年的G20杭州峰会和APEC秘鲁峰会，到今年年初的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各国充分展示了中国维护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信心和决心。特别是今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他全面剖析和回应了一系列经济全球化问题，充分肯定了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积极作用，指出“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重申“要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 相信全球化会是我国高层关注的重大问题，中国政府将支持、捍卫和继续深入推动全球化，进一步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主张。 中国将继续支持进一步推进全球化，提出全球化的“中国方案”，中国将引领探索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普惠的全球化新理念，开拓新全球化道路。作为全球治理的新思路，全球化发展的最新路径选择，“中国方案”蕴含的共商共建共享精神将更多地被国际所理解和认同，成为应对全球问题之道。 在世界市场体系中，“中国制造”将逐步转化为“中国创造”和“中国市场”，中国将首先在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市场体系中占据先进地位，并以“中国需求”为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全世界带来“全球化红利”，形成“中国大市场”和“‘一带一路’大市场”。 在“中国方案”下，推而广之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对亚欧大陆互联互通和合作的方案，都离不开不同文化体之间的相互认同和不同地区人民的心意相通。可以预见的是，这种思想上的互相认同将催生一种新的共同价值，其中将包括中国传统文化、西方优秀思想和世界人民为共享全球化利益而做出的各种有益探索。 《环球》杂志：在西方国家吹全球化逆风的背景下，中国依然坚定不移推进全球化的意义在哪里？ 王辉耀：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速连续下滑，已经极大地影响到世界经济发展，也使得大家开始担忧经济全球化是否已达到顶峰。同时，全球各国的逆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即坚持主张美国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认为美国加入的世贸组织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贸易协定中的很多条件有碍于美国经济发展，正式就任后更是立即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极大地助长了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潮。 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也大大出乎分析人士意料，其影响也在欧盟内部持续发酵，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的极端党派也纷纷表示将仿效英国启动“脱欧”公投，对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形成了巨大挑战。这些都说明了经济全球化处于关键转折阶段，全球经济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短期来看，“逆全球化”可以让一个国家获益。但这是通过零和博弈获得的收益，是不长久、不可持续的，因此这种利益所支持的“逆全球化”思想也不会有什么长远的生命力。当前，国际贸易中的产业链已经逐渐为价值链的形态所取代，由此带来的大分工、大调整，使得贸易的功能已经无法完全对应全球产业分工、经济分工的获利分配，而传统贸易“追求顺差”的思路已经完全不符合大多数国家的根本利益，不适应全球化时代新型经济体的发展需要。 在价值链时代，价值创造只能由分工不同的国家之间拆除贸易壁垒以释放红利，并通过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在国家之间、民众之间公平地分配红利，这一思路引领着“包容性全球化”的实践。为了带领人类社会突破发展的陷阱，中美两国乃至全球各国都应该携手共进，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而广之，以新的全球化模式，促进全球化可持续发展，取代已经走入“死胡同”的“逆全球化”。 继续推动全球化，不仅是展示中国引领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的大国责任，更是中国自身切身利益的需要。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切实收获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00年的3.93万亿元，扩张到2015年的24.57万亿元，增长了5倍多，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9.98万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67.67万亿元，涨幅超5倍，位于世界第二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0年的6280元增长到2015年的21966元，增长2倍多。同时，中国也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开展了多方面的良好合作，取得了丰富成果。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实际受益者，理应继续捍卫、推动全球化进程。 二战结束以来没有发生重大国际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球化的发展，各个国家在经济、政治、人文上越来越离不开彼此，都成为利益相关者。因此，中国要以改革、开放去促进利益最大化，以避免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风险，各个国家联合起来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保证这个世界的和平。中国的“两个担当” 《环球》杂志：未来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新秩序方面，中国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王辉耀：通过吸取上一阶段全球化的经验与教训，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国际规则的构建与改革，提倡包容、普惠的全球化理念。中国已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在建立全球治理新秩序方面，也将承担更重要的角色。 从行动上，中国更突出在全球议题中的“两个担当”，即发展机会担当和全球治理担当。中国主张加强对全球贸易投资的规范和指导、积极平衡好国内利益分配、照顾底层民众、发挥好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协调作用、抵制保护主义、规划互利共赢的路径，在不断成功的实践中探索出具有普适性的方案、规划。中国将积极推进包容性全球化，主张扶持劳工和民众、节制资本，坚决反对“逆全球化”和坚持旧思维的全球化错误路线，联合所有积极力量，致力于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包容、有序、公平、有责任感的全球化。 《环球》杂志：在进一步推进全球化方面，中国未来可能在哪些方面重点着力？ 王辉耀：新一轮全球化方案的落实，将通过区域自贸区的整合、“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落实、地缘政治的适应性调整、新全球治理议题的纵深推进，吸纳包括“中国方案”在内的世界各国积极探索和实践成果。中国未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重点着力： 第一，以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为抓手推动全球贸易机制整合，克服“碎片化”，巩固贸易自由化发展趋势。传统的诸边自贸安排将进一步向多边一体化机制进化，符合全球贸易机制新的顶层设计精神，在削减贸易壁垒，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保障各国互利、共赢。FTAAP应争取成为亚太地区经济秩序的顶层设计，从而包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TPP，弥补经贸制度的区域落差。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应抓住机遇转型升级，加快机制化步伐，尽快完成包括“一带一路”国际委员会、秘书处等在内的常设机构设置，完善“一带一路”国际治理与参与，让更多国家成为“一带一路”利益攸关方，让“一带一路”有中国发起的正式的国际组织作为依托。 第三，“一带一路”作为实践新型全球化的倡议，应阶段性突出重点地区、重点国家。中国的中亚、东南亚和南亚邻近国家应成为“一带一路”的早期收获集中地区，“一带一路”应有长期经营、审慎推进的准备，只有将它做成百年大计，才有可能让新的全球化范式从沿线国家的实践中脱颖而出。 第四，人才的引进、流动和全球化应成为新一轮包容性全球化的重要抓手，应成立国际人才组织，通过新建“人才WTO”（World Talent Organization）引导全球高端人才流动和国际人口流动，推进全球人才政策合作，加强人口、人才问题的全球机制顶层设计，完善全球治理的缺陷。“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 《环球》杂志：中国要进一步推动全球化，可能面临什么样的阻力？应该如何克服这些阻力？ 王辉耀：针对特朗普上台以来的美国优先政策，中国要以一个更加积极、稳妥的方案，适度、量力地重申中国推动和维护全球化的承诺。 在“反全球化”思潮不断凸显、“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进程深度博弈的当下，路线、道路问题将决定我们的方向，影响人类的命运。在新全球经济治理观的指引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将进一步增加。全球化进程蕴含着机遇与挑战，而以“中国方案”推动的包容性全球化，可能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最为重要的历史机遇。 “一带一路”和“金砖机制”等新方案为载体的全球化路径探索承担着重大的历史使命，中国作为影响力最大的发展中大国之一，在全球化新旧机制转换，全球增长动能与增长方式新旧接续的紧要关口，别无选择地要积极承担探索、重塑、提升和完善全球化的责任。 面对“贸易不平衡”和“经济增长后劲不足”的质疑，我们要学会从传统的“发展洼地”中挖掘资源，从弥补自身的发展短板来开发潜能。当前，新观念、新技术乃至新的社会组织和资源动员形态已经形成了推动中国发展的又一波“创新红利”，中国通过积累和创新掌握产业制高点，为下一轮发展积累动力和势能，就是为推动全球化发展做好自己的事，做好中国的准备，这样的“中国方案”越多，在道路选择中的竞争力越强，就越能在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中吸引更多的支持，团结更大的力量，把“中国繁荣”与“世界进步”更深刻地联系在一起。 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新的治理模式将适应形势变化，广纳良言，充分听取社会各界建议和诉求，鼓励各方积极参与和融入，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各国将在充分沟通协调、利益共享的前提下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只有严格地遵循历史规律，大胆地突破历史局限，联手各国巩固全球治理的成果，才能成为“新全球化”的先行者、实践者。文章选自《环球》，2017年10月18日
2017年10月24日 -
梁建章、黄文政：中国为什么缺少托儿所
“托儿所”作为一种服务性机构，已经基本从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消失。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中国父母即使愿意出高价，也很难找到接受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虽然一些幼儿园提供日托服务，但数量有限，而且对小孩入托年龄有严格限制。 如果夫妻双方在小孩两三岁前都必须参与工作，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个选项：一是长时间雇佣保姆，二是由家中老人来帮助看护。这两个选择过去能勉强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但近年城市保姆价格飞涨，雇佣全天看护孩子的高价保姆已经超出了很多城市白领的经济承受能力。 如果大城市能够引进更多的外来人口甚至像菲佣这样的外劳，那的确可以缓解看护短缺的问题，但目前的各种政策尤其是一线城市严控人口的政策正好与之背道而驰，再加上中国年轻劳动人口快速萎缩，未来的保姆价格只会越来越昂贵。 因此，如果年轻父母还想继续工作，那剩下的唯一选择只能是依靠家里老人来看护孙辈。以前城市绝大多数小孩都是独生子女时，这似乎也不是个大问题，毕竟四个老人帮带一个孙子或者孙女，时间和精力代价不算太大。 但在年轻父母生育二孩变得更普遍的情况下，对于之前已经辛苦带过一次小孩的爷爷奶奶来说，继续看护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孙子孙女的意愿就没有那么高。更何况，当第二个、第三个孙辈出生时，爷爷奶奶辈年龄也较大，精力也显得不足。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中国老人也会像西方老人一样，追求生活享受，未必愿意将自己的退休生活的很大一部分投入到看护孙辈的责任之中。可以预见的是，目前在中国成为主流的这种老人帮带孙辈的情况，会在未来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 如果保姆和老人都指望不上，那么夫妻双方都有工作，是双职工家庭，只能选择让其中一人暂时中断工作。通常情况下，做出牺牲的是孩子的母亲，这对妇女的职业生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要解决这种问题，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就是大力建设托儿所。如图1所示，主要发达国家在两三岁以前入托儿童的比例，普遍维持在25%到55%之间，而政府建设的大量托儿所为此起到了重要作用。图1： 2014年所选国家和地区0-2岁入托率和生育率（注：0-2岁是指不满3周岁的年龄段） 特别是，法国以托儿所质量高和数量多而闻名于世，也因此两三岁小孩入托比例高达一半。法国的政策是地方政府提供资助，鼓励企业、社区与政府合作，兴建和运营托儿机构，很多普通家庭的幼儿甚至可以免费入托。这类托儿所遍布法国城乡，而且除了法定假期和暑期一个月以外，一般每天开放长达11个小时。 得益于政府良好的日托支持和其他鼓励生育措施，法国的生育率达到了2.0，远高于欧洲国家的平均生育率。其实，与法国相比，很多欧洲国家如意大利的家庭观念更强，女性劳动参与率更低，但生育率却大大低于法国。这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法国政府提供更加完备的托儿服务。 很多低生育率国家，都在效仿法国的成功经验。比如，日本和韩国政府都在不遗余力地建设更多的托儿所，鼓励雇主建立托幼设施，并根据企业类型和费用类型予以补助，以期缓解年轻父母在生育选择上的后顾之忧。 重新将视野放回中国。其实在计划经济时代，托儿服务在中国城市中非常普遍，很多企事业单位都开办了托儿所，员工在上班时可以把小孩放到其中托管。但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福利性的托儿服务体系被全面废止；大量单位办的托儿所在改制中被裁减。原本还有一些幼儿园开设针对两三岁的“托班”，但2012年政府颁布《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严厉限制幼儿园入园年龄，导致不少公办幼儿园陆续取消“托班”。 除了企事业单位的成本考虑之外，托儿所在中国消失的另一个原因，是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出生人口数量锐减，降低了托儿需求。而保姆和老人帮带小孩等选择，使得托儿所的消失暂时没有形成巨大影响。但如今生育政策的改变，加上社会状态的改变，没有托儿所的弊病又逐渐显现了出来。 在公办托儿机构缺位的情况下，民办托儿所能否起到弥补作用？比如，企业是否能够承担起这部分幼托职能？很遗憾的是，大多数企业恐怕不具备这种能力。即使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企业兴办的托儿所也很难通过苛刻的经营资质审核。 携程是极少数兴办了员工子女托儿所的中国企业。为了解决一岁半至三岁半员工子女的看护难题，2015年年底，携程辟出800平方米的场地，成立“携程亲子园”这一在国内企业中鲜见的日常托育服务项目。该亲子园现有100多名小朋友，5个班级，开办后越来越受员工们的欢迎。 但即便是携程这样的大型企业，也是在投入大量资金，尤其是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审核流程之后，才好不容易获得了相关许可。这些都说明，在现行的市场和政策环境下，企事业兴办托儿所很难成为主流。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在鼓励民间参与的同时，政府直接或者牵头兴建更多的托儿机构。 托儿机构的长期缺位，会造成巨大且难以弥补的损失。首先，如果年轻家庭只剩下“全职太太”这一种选择，未来妇女势必会在职场上受到严重的歧视，因为对企业来说，如果一个有女员工怀孕，将那不再只是几个月的产假的问题，而是几年的职业生涯都会受到影响。而面对这样的顾虑，很多职业女性可能选择少要甚至不要小孩，这会导致已经超低的中国生育率雪上加霜。 图1显示，0-2岁入托率与生育率显著相关。入托率越低的国家的生育率也越低。北欧和法国入托率达到了50%以上，他们的生育率也最高。而日本、南欧和东欧国家的入托率最低，所以生育率也最低。 中国没有出现在这张图上，按照卫计委官员的数据，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可以算是世界上最低水平的。与此相对应，在计入两孩政策导致堆积反弹之后中国的生育率也是世界最低之一，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应该比日本还低。如此的超低生育率将会是未来中国经济的最大风险。 尤其是现在中国大城市的生育率还不到1.0。虽然已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可能会让部分年轻家庭好不容易产生生育的念头，但面对托儿的难题，他们中很多也许又会就此放弃生育二孩的机会。 总之，继续依靠老人或保姆带孩子的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现状的需求。中国将来急需大量的托儿所，否则，中国妇女将不得不在生育和职业之间做出艰难选择，而中国的生育率也将难以回到健康的水平上。作者简介梁建章 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黄文政 黄文政，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文章选自财新网，2017年10月20日
2017年10月23日 -
薛澜：这是划时代的报告
2017年10月18日上午9：00，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举行，习近平同志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就报告的一些亮点和变化，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公管学院院长薛澜。他认为，习近平同志的报告是一个划时代的报告，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判断——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中国未来的发展给出了新的战略定位。新时代的战略地位 《21世纪》：习近平同志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有哪些历史性变化？ 薛澜：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报告。首先，报告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有关中国所处历史时期阶段的一个重要的、划时代的历史判断，进而报告还提出了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两个重大判断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历史性的战略定位。 第二，报告明确提出了未来中国“三步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三，报告明确了实现新的“三步走”的指导思想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核心就是“14个坚持”，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多年实践经验的历史积淀和智慧结晶，是指导中国实现“三步走”的行动指南。 《21世纪》：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理解这一历史判断？ 薛澜：这是一个历史性变化，我国的历史发展阶段改变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此前，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在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所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根据报告中做出的重大判断，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其主要矛盾已经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对此，我们需要关注两点，即矛盾的双方都在发生变化。首先，过去我们讲“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主要是温饱层面的需求，现在已经升级到了美好生活。实现温饱的吃穿用已经基本得到满足，但精神文化生活以及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还有待进一步满足，这就要求我们在未来的发展中不能一味追求发展速度，而要更多地追求发展的质量，拓宽各种产品和服务的内涵及品质。 其次，过去我们说落后的社会生产，现在我们提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这说明我们的发展到了今天已经具备相当的规模和体量，总量已经与需求可以匹配了。所谓不平衡，就是区域、城乡和阶层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所谓不充分，就是我们供给的产品和服务基本的量达到了，但质不行，我们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 因此，基于这个新的历史判断，中国未来的发展不能再是粗放型发展，而必须是高水平、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中国要为全球贡献智慧和力量 《21世纪》：报告提出了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你认为有哪些亮点？ 薛澜：这是非常重要的改革领域，值得关注的亮点有“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针对这三点，预计十九大之后会有比较多的动作。 至于说，省市县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的合并，这主要取决于大部制思路引导下的机构改革设计，地方上有一定的尝试与创新空间。目前在地方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责领域已经做了不少的尝试，包括深圳等地也已经做过一些试点。虽然联署办公可以节约资源、提高效率，但也还需要不断试错和改进。 《21世纪》：报告提出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此你如何解读？ 薛澜：报告中多处提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内容，非常值得关注。 报告提出中国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不但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要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也是习近平同志所提的“不忘初心”的重要体现，所谓“不忘初心”，一是要为人民谋幸福，二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体现在中国自身强大，还体现在中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文章选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17年10月19日
2017年10月23日 -
【环球时报】中共执政成绩引多方称赞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在世界舆论对中共十九大的广泛关注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这些有关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论述特别吸引世界各国政党、组织和研究者的注意。10月19日上午，十九大新闻中心举行首场记者招待会，也是有关加强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情况的。5年来的反腐成绩单让世界看到中共的巨大努力和对人民践行诺言的决心，也让人感受到中共的自信与活力。 新加坡《联合早报》称，与西方俨然已经成为互相否决制的多党制相比，“中共不仅仅是一个执政党，更是一个使命党”，中共强调“中国梦”“民族复兴”等，这些都是执政党在新时代赋予自己的新使命。前来采访十九大的非洲布隆迪《新生报》记者刘易斯19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共产党在反腐等方面所做的努力，说明了它是一个有组织的、能够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为全世界其他政党都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反腐成绩有目共睹 “今天时间太晚了，我们在十九大期间还会有一系列的记者会。”19日下午1时30分，十九大召开后首场记者会的主持人、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郭卫民尽管一再表示记者会已经远远超时，但仍有外国记者高声询问，能否再多问一个问题。从当天上午10时起，这场记者会整整持续3个半小时。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杨晓渡，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齐玉介绍了加强党建工作和全面从严治党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严’字究竟如何解？”香港《文汇报》网站19日称，从记者会发布的系列数字，“严”字内涵可见一斑。“近5年来，中共立案审查高级官员440人”，印度新德里电视台也对这一数字感到震动。中央纪委副书记杨晓渡介绍，在中共立案审查的440名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中，中央委员、候补委员43人，中央纪委委员9人。此外，中共还纪律处分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处分县处级干部6.3万多人，处分基层党员干部27.8万人，共追回外逃人员3453人，其中“百名红通人员”已有48人落网。 有记者问：“已经被查处的孙政才、王珉、苏荣和周本顺等高级干部，他们的贪腐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但还是得到升迁，这是否意味着对高级领导干部的监管还是存在着盲区或者漏洞？”对这个“相当刁钻”的问题，杨晓渡坦承，我们管党治党确实曾经出现过一段“宽松软”的时期，让孙政才、苏荣、王珉、周本顺这样的腐败分子，这样伪装的“两面人”有了可乘之机。但是，中国共产党从来不讳疾忌医，从来不回避自身存在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下决心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打“老虎”拍“苍蝇”，把这些腐败分子一个个抓起来。 齐玉也透露称，十九大代表名单公布以后，又发现7人存在不适宜作为代表的问题，经中央批准，不再作为代表。这样做既体现了对十九大代表的高标准、严要求，也彰显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 “中共在反腐败方面积累了哪些成功经验可以提供给其他国家和地区参考借鉴？”杨晓渡表示，他曾经访问过新加坡和新西兰，也曾和香港廉署的负责人进行过这方面的讨论。大家都说，反腐败最关键的一条是领导人的决心。“对于中国来讲，这个决心就是党中央的决心，就是总书记这个党中央核心的决心和定力，这个大家都看到了”。 在记者会上，齐玉表示，到2016年底，我国93.2%的国有企业、67.9%的非公企业以及70%的外商投资企业都建立了党组织。有美国记者质疑，“一些合资或者外资独资的企业被要求成立党组织，这些措施对企业的正常运作会不会产生影响？” 杨晓渡说，他曾听美国通用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格纳亲口说过，在通用(中国)公司里，工作最好的是共产党员，秩序最好的是有党组织的车间，希望公司里共产党员多一点，希望党组织能够多一点。 记者会后，媒体记者仍然追着两位发言人，希望他们能回答自己的提问。许多外国记者在与《环球时报》记者探讨时，都称赞中共反腐成绩令人震动。一名韩国记者说：“中国反腐成就有目共睹，显示共产党强有力的执政能力。”世界研究中国发展“秘诀” 十九大召开之际，世界多国领导人、政党和组织纷纷致电或致函表示祝贺的同时，都提到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对许多国家的政治家和研究者来说，要想学习和研究中国，必须先了解中国共产党。研究好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就找到了解答当代中国为何发展如此迅速的“秘诀”。俄罗斯izborsk网站19日引述俄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塔夫罗夫斯基的话称，对于全球治理而言，中共成功的意义首先是基于中华民族内部发展取得的成就。确定一个国家的前进方向和速度是执政党的责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已经证明了自己理论和实践的优越性，也证明了自己的执政能力。 约旦阿拉伯作家国际联盟主席苏达赫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十九大报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成绩单，也是一份执政经验的总结”。他说，5年来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表现值得称赞。当美国越来越呈现出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甚至挑战全球贸易规则时，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和贸易全球化的有力支持者。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在中国定居、从事日用品进出口业务的以色列籍商人亚尔安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他和周围很多在中国的老外非常关注中共十九大，尤其是十九大报告。他说，他最关注中共的执政能力话题，因为这是中国稳定发展的关键。亚尔安称，西方对于中国的管制和自由有些争议，他也无法给出完美的答案，但他说凡事都不可能完美，从近些年的发展来看，中国在这方面做到了平衡。使命、开放与自信 “中共不仅仅是一个执政党，更是一个使命党。”新加坡《联合早报》19日刊登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文章称，这和西方政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天的西方政党已经失去了使命感，执政党为了执政而执政，反对党为了反对而反对。西方统治精英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没有共识，多党制成为互相否决制。这给政治、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近年来美国政治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奥巴马执政8年，但仅仅一项只覆盖3000多万人口的医疗保障改革就遇到了极大的阻力。特朗普上台之后废除奥巴马医保、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巴黎气候协定等。今天，无论是美国精英还是普通民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各种形式的社会暴力也随之爆发出来。郑永年说，中国刚好相反，无论在理论还是制度实践层面，较之世界上其他的政党，中共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执政党。 “随着中国步入世界舞台中心，西方专家们对中国能否应对摆在面前的困难存在着分歧。”美联社称，习近平要求“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是敦促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和经济等各方面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便更好地解决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对于西方不理解甚至歪曲中共，缅甸执政党全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吴温腾19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共不仅创造了发展的奇迹，也创造了建设强有力执政党的奇迹。西方对中共一直大贴“集权”标签，他说，对持这种观点的人，建议他们多了解一下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团结全党、全国的力量，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所在。吴温腾说，特朗普上台后立即推翻了奥巴马留下的政治遗产。实际上，在西方所谓“民主”的政治体制下，很多政策上难免会出现“翻烧饼”现象。而在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多年来形成了一套历史悠久的传统，新的领导人能够直接继承前任领导人的智慧与成果。 在世界舆论看来，中共这次党代会开放透明力度空前，“党代表通道”、6场记者招待会、8场集体采访，多场代表团开放讨论，让人们感受到中共的自信和成熟。十九大党代表、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在接受《环球时报》等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共的开放性正在稳步提升。他表示，这次党代会首次设立党代表通道，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外媒的询问比本国记者还多”，还允许媒体旁听部分团组讨论，“这都是越来越开放的体现，也说明党代会也越来越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中国梦正处于变成现实的征途中”。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引述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哈维的话称，对于中国来说，过去5年国际和中国国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报道称，直到外强侵入中国，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国，时间长达1000多年。现在，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已经完全摆脱了民族耻辱感，再一次跻身全球大国行列。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对抗气候变化中处于领导地位，积极推进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简而言之，中国已经清楚地填补了美国留下的真空。而回到2012年，有谁会预见到世界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中国能为世界提供另外一种解决方案呢？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7年10月20日
2017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