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位置:
- 首页>
- 活动>
- ���������������
���������������
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
【人民网】报告显示：我国国际人才竞争力总体水平不高
人民网北京9月11日电 （记者 郝孟佳）今天，全球化智库（CCG）和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在京发布的《2017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国际人才竞争力总体水平不高，得分第一的上海竞争力指数也仅刚过及格线，中国国际人才比例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CCG主任王辉耀表示，与其他中等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在国际知识技能和国际人才发展这两项指标上低于平均水平。而其他指标，包括劳动力和职业技能、国际人才培养、国际人才吸引力和留住国际人才能力，中国的得分与其他国家持平。但与发达国家大规模引进国际人才相比，中国国际人才竞争力则明显落后。在王辉耀看来，我国在国际人才竞争力方面存在两大挑战：一是国际人才引进数量处于世界较低水平，二是人才流失情况较为严重。报告显示，上海竞争力指数为3.91分（六个维度，每个维度最大值为1，最大指数为6），成为本次评估国际人才竞争力最高的区域，按百分制来换算，仅以65.17分刚刚跨过及格线。北京、广东和江苏位列2-4位，与上海共同形成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的第一梯队（综合得分为3分及以上），这一梯队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共性。东南沿海和中西部发展较快的省份构成第二梯队（综合得分为1.5-3分）。浙江以2.53的得分担任第二梯队的领头羊，但与第一梯队差距较大。第三梯队主要为中西部地区国际化发展较慢的省份（综合得分为0-1.5分），得分分布在1.49至1.15之间。王辉耀说：“虽其中不乏与其他国家接壤的省份，但由于深处内陆，接壤国家的人才以流向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主，现阶段并未给接壤区域带来显著国际人才红利。”据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15年共有202个国家的397635名国际学生来华学习，相比2014年的377054人，增长20581人，增幅为5.5%。2015年，约有240154名国际学生来自亚洲国家，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60.4%。相比2014年，美国、泰国、俄罗斯、日本等传统留学大国来华留学人数略有下滑，但以哈拉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等为代表的“一带一路”参与国家来华留学生数量增长均超过10%。据相关统计，东盟在华留学生总数超过7万人，中亚国家在华留学生总数达到16万人，仅这两个地区的留学生就占据了在华留学生总数的近2/3。王辉耀表示，当前来华留学生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马太效应”影响明显；广东成为引进外国专家最多的省份，并在国际人才创新方面表现最佳。同时，江苏、广东、上海等国际人才集聚区域的国际人才职业结构相对较好。报告显示，来华留学生选择的专业主要集中在汉语语言、人文社科和中医等传统专业方向，理工类专业留学生在来华留学生中所占比例较低，总体规模较小，发展也相对缓慢。而我国选择出国留学的多为专业学科内的拔尖生源，在留学专业选择上也以前景较好的理工科专业为主，地域选择则多为欧美发达国家。报告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科技教育领域在世界的声望和影响还难以吸引海外学子的广泛关注。同时由于国内的高等教育尚未与国际完全接轨，理工类专业学历教育普遍存在国际化程度不高、专业学科设置结构不合理、现行培养方案与国际接轨程度较低的状况，无法满足理工类来华留学生的需求，导致了理工类来华留学生的规模与层次发展受限。从引进境外专家的情况来看，我国从2001年到2015年的15年间大陆地区引进境外专家的人数总体呈增长态势。尤其是“十二五”期间，引进境外专家数量由2011年的52.9万人次增加到2015年的62.35万人次，引进总量达300万人次，覆盖全球范围内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我国引进的境外专家主要集中在东部省份。“境外来华工作专家规模指数”反映了来中国境外专家的区域分布情况。研究显示，广东是引进外国专家最多的省份（0.82），上海（0.77）、江苏（0.64）、北京（0.63）分列2-4位。“这与‘来华留学生规模指数’中各区域差异情况相似，说明当前我国国际人才分布的均衡程度相对较差。”王辉耀说。报告指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发展较差，基础设施建设参差不齐，产业结构与技术水平也相对落后，诸多原因叠加导致这些地区在引进境外专家方面的竞争力较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境外专家的引进。王辉耀称，“国际人才生活指数”对国际人才在中国生活的实际需求进行比较，包括“国际人才社会保障指数”“国际人才居住环境指数”“国际人才旅行指数”三项二级指标。总体来看，广东（0.79）、北京（0.67）、江苏（0.53）、山东（0.53）和上海（0.52）的国际人才生活指数最高。“国际人才社会保障指数”具体评估了区域对国际人才的医疗需求和子女教育需求的供给能力，广东、江苏、北京、山东和上海位居前五。而通过“国际人才居住环境指数”对国际人才在区域居住的舒适度的评价，宁夏、广东、内蒙古、海南、北京位居前五。广东、北京是城市化发展与生活舒适度结合程度相对较好的区域。王辉耀说，中西部区域在国际人才居住环境方面具有较好潜力，其空气质量和公园绿地面积等，对于更加注重生活品质的国际人才来说具有一定吸引力，需要进一步将这种自然吸引力转化为吸引国际人才入驻发展的能力。文章选自人民网，2017年9月11日
2017年9月12日 -
【国际商报】金砖合作机制畅享未来
专家圆桌▲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CCG高级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原所长周晓晶▲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CCG高级研究员何伟文▲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徐秀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贺双荣▲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杨首国▲CCG研究员吴非 金秋九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福建厦门举行，这是继2011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后，中国再次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也是继“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后，中国的又一场主场外交。各方期待此次会晤为金砖国家注入新活力，并期望金砖国家引领全球步入第二个“黄金十年”。 在世界经济依然低迷、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仍面临诸多挑战之际，金砖国家间合作机制前景如何？中国该如何进一步发挥作用？近日，全球化智库（CCG）汇聚各路专家，就此次会晤的意义及金砖国家未来合作前景进行了分析和解读。金砖是“新型全球化”的开拓力量 时殷弘：金砖是“新型全球化”的开拓者之一，使全球化、国际合作和世界增长更加宽广，形态更多，更加公正；在国际政治方面，金砖也可作为新型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发展的开拓力量。金砖五国之间的合作既有助于中国提高国际影响力，也有助于中国应对国内经济挑战。然而，目前年轻的金砖面临着体制、文化、地理、情势、世界形势等挑战。建议着手解决一定时期内有进展的问题，要听成员声音，充分磋商，仔细说服，有予有取。 第一，要建设和发展金砖体制性的安排，积极地讲求设计，真正做到共商、共建、共享，着力帮助成员解决问题，实现其关切。第二，要超出纸面协议，看纸面协议是否贯彻落实，在多大程度上贯彻，以什么速度贯彻。不能把协议、问题都停留在最初阶段而不积极推进、解决。第三，要以可行的方式、可行的速度谋求金砖扩容。“金砖+”将增强金砖潜能，增加金砖的灵活性，并促使成员达成更多协议，同时可进一步扩大金砖在世界各大区域的影响力。第四，金砖成员间要力求加强合作，减少分歧，缓解矛盾。例如对如何减少、缓解中印两国之间严峻而广泛的矛盾、分歧和竞争，要予以更多的关注。这对金砖体制未来发展非常重要，对中国今后较长时期的对外交往环境也至关重要。 吴非：此次厦门金砖峰会举办时机良好，巴西、南非等国合作意愿强烈，“金砖+”提议很有政治意义，因而本届峰会有望取得显著成果，产生极大国际影响力，成为金砖各国从务虚全面转向务实、从偏向经济转向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重要分水岭。挑战与机遇并存内涵与意义重大 周晓晶：此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是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召开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内涵与意义重大。金砖各国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以互利共盈、共同发展为目标，在平等对话基础上秉持团结互助精神，直面体量不同、发展水平不均的差异，分享各国理念和经验，加强政策协调，携手确定“下一个十年”的合作机制，保持金砖成色；中国也可以通过“金砖+”扩展朋友圈，进而实现全球共同繁荣。 自2006年首次金砖国家外长会议召开至今的十年里，金砖合作从无到有，实现了从概念到实现的蜕变，如今已成为国际体系中独特的金砖现象，也是全球治理中一支重要力量。 目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出现了诸多不和谐的声音。特别是涉及到与中国有关的经济贸易活动中，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狭隘的利己主义，还有民粹主义都在破坏着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尊重的基础。这损害了加强合作、互补互利的基石，金砖国家合作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同时，金砖国家也存在内部分歧，文化、历史、经济因素、社会传统都存在很大差异，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但是金砖成员具有共同点，即都是新兴经济体，对全球问题有共同关切，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利用此次会晤的机会，中国和金砖其他成员国会携起手来好好研究存在的问题，确定“下一个十年”合作机制。金砖进一步合作能否保持成色，此次会议将起决定性作用。 十年来，金砖国家发展取得了不俗的成效，这些成就都是金砖国家人民含辛茹苦、流血流汗干出来的。然而，金砖国家要解决发展瓶颈问题，提高抵御全球金融风险能力，指望他人恩惠是靠不住的，所以金砖国家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追求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这也符合各自国家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金砖国家在平等对话基础上要秉持团结互助精神，分享理念和经验，加强政策协调，不断提高水平，形成凝聚力。 此次厦门会晤最大的亮点是打造“金砖+”，为促进全球发展平衡作出新贡献，并安排了金砖成员国领导人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进行对话，通过“金砖+”扩展金砖合作朋友圈，也扩大中国朋友圈，进而实现全球共同繁荣的目标。此次会议还希望中国方案能引领全球金砖国家的合作。中国现在是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对外投资大国和吸引外资大国。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实现了6.9%的稳步增长；在贸易方面，据中国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的进出口额达1.1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2.9%，高于同期中国外贸整体增速14.4%；出口增长28.7%，进口增长37.7%，贸易顺差247亿元，收窄48.5%；其中中国对俄罗斯进出口同比增长了32.5%，贸易顺差2.2亿元，对印度进出口增长28.3%，对南非进出口增长33.7%，对巴西的进出口增长37.7%。但总的来看，中国对金砖国家的贸易和投资量比较小，贸易量仅占中国对美国贸易量的4%左右，投资约占6%，存在巨大成长空间，尚须加大努力。如果金砖国家能够带头加强贸易合作和投资，亦会拉动全球经济的增长。金砖机制：当今经济治理体系的必然产物 崔凡：金砖机制是当今经济治理体系的必然产物。金砖五国没有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没有相同的社会制度，经济结构差异巨大，但他们却能够走在一起？因为他们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点，都属于全球性或区域性大国，都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很强的经济潜力，所以金砖机制本质是大型发展中国家协调的机制，它的产生是必然的。而这个大型发展中国家机制是当代全球治理演进体系的必然产物，因为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最主要的决策场所是WTO和G20，大国的协调机制非常重要。发达国家有分层的协调决策机制，如经合组织。而发展中国家协调机制——不结盟会议和77国集团都非常松散，协调成本极高，很难达成实质性一致。这种情况下，促使发展中国家大国的协调机制更加完善，发出更多声音，“金砖+”是一个绝对正确的方向。“金砖+”机制要进一步发展，建议重点吸纳G20的10个发展中国家中除目前金砖五国外的另外5个发展中国家。为了在国际社会争取更多话语权，致力于为全球经济治理作贡献，需要集中落实一些具体项目，而不要过于分散，如落地项目包括新开发银行、1000亿美元储备基金、贸易便利化方面电子口岸示范网络等。具体项目的落实要着眼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并围绕这个核心目标，不断扩大金砖国家机制的影响力。冷静看待金砖五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变化 何伟文：要冷静看待金砖五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变化。虽然2016年金砖五国占全球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12%提升至23%，但事实是中国担当了“火车头”。中国占全球GDP的比重10年增长了9.4%；印度也有所贡献，占全球GDP的比重增长了1.2%；其他三国占比则下降了0.6%，其中俄罗斯下降0.2%，南非下降0.1%。中国2006年占金砖五国的GDP比重为45%左右，2016年已增至三分之二；印度约占其余三分之一中的一半。“这会在经济和政治上增加中国的难度。” 同时，金砖机制也要适应过去10年来全球治理机制的变化，今后G20和金砖机制的关系，以及超出G20范围扩容金砖的话可加入哪些国家等需详加考虑。 首先，“金砖+”可发挥抱团作用，共同推动安全、气候变化等世界重大经济、政治问题。其次，金砖国家亦可与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安排相结合，作为重要节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三是尽可能推动金砖贸易一体化，进而推动全球化发展。虽然金砖国家一体化不可能达到欧洲一体化那种程度，但金砖成员国间可在双边贸易安排方面下功夫，实现跨区域的合作。同时，金砖国家亦可在各自所在的区域中起到推进一体化的示范带头作用。 我们应坚定不移地推进金砖机制发展，坚定不移地推动金国家间的合作，尤其是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同时我们也要实事求是，正确处理目前金砖机制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呈现五大特点 徐秀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呈现五大特点。 第一，金砖国家基本形成了以领导人会晤为引领，以协调人和各个领域专业部长级会议为支柱，以新开发银行和实体机构为标志，以各个领域工作组协调为基础，以智库民间商界的交流与对话为配套的多层次合作机制。 第二，各国合作定位更为明确，力图共同将金砖打造为五国推动南南合作、构建一体化大市场的重要平台，实际上其合作的对象和范围已经向更多发展中国家开放。 第三，金砖国家合作是引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平台。 第四，金砖合作的动力依然强劲，各国日趋务实，经贸合作、人文交流逐渐深入，政治合作更具针对性。五个国家走在一起其实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并通过金砖机制来表达。首先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需求。五个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相互之间可以借鉴。其次，金砖国家有进一步拓展国际空间的需求。五国现有体系的话语权还相对微弱，金砖平台有利于他们在一起积极拓展国际关系。再次，五个国家拥有借助这个平台加强战略和政策协调的需求，即五国之间有矛盾有分歧，需要通过金砖机制来协调，也更说明了合作的必要性。 第五，金砖国家合作挑战与机遇并存。挑战之一是经济增长持续分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未来5年，金砖五国将分成两个梯队，第一梯队是中国和印度，经济年增速将维持在6%~8%；第二个梯队就是巴西、南非和俄罗斯，经济年增速维持在2%左右。成员间的经济增长分化带来的是经济和政策目标的不尽一致，协调起来将更加困难。二是五个国家的战略考虑、利益诉求不尽相同。近年来，金砖各国均提出一系列战略规划、区域合作和对外经济方面的战略，包括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组建欧亚经济联盟等。三是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一些发达国家保护主义盛行，内部倾轧不断加大，这给金砖国家合作带来了不利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金砖国家的发展也存在较大机遇。国际力量对比仍朝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在此大背景下，金砖国家合作大有可为。当今世界逆全球化潮流和内部倾向从另一方面来说，也为金砖国家这种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提供了新的国际空间。金砖国家合作仍具有相当吸引力，不少国家希望加入到此一国际机制中来。此外，从金砖国家机制上来看，“金砖+”的模式进入了新阶段。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表明，金砖机制面向了整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金砖+”模式进一步推进可为金砖合作注入新动力。巴西对金砖立场总体积极但需关注几点变化 贺双荣：巴西作为金砖成员国之一，对金砖的立场总体积极，但需要关注几点变化。首先是巴西官方从卢拉到罗塞夫一直把金砖作为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特梅尔上台后，未在政府表态中看到其把金砖作为战略合作支柱；其次，金砖是新兴发展国家合作机制，巴西也一直视自己为发展中大国，但今年提出加入经合组织，可能会对其身份认同有所改变；再次，卢拉时期把金砖作为南南合作的重心，现在南南合作目标并未实现，特梅尔政府想由传统伙伴转向发展同欧美的关系可能对南南合作造成影响。 目前巴西面临着政治、经济双重危机，对投资巴西的中国企业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虽然目前巴西的政治走向并不明朗，但经济已呈现缓慢复苏势头，无论是政府的经济改革方向还是企业和市场，都非常欢迎中国企业的投资。危机中的巴西许多资产非常便宜，是中国企业“抄底”、投资巴西的好时机。且当前巴西正大力推动私有化，搞投资伙伴关系计划，并于8月份推出第一批计划，规模和力度都非常大，这也为中国企业投资巴西创造了良好的机会。然而，在经济不景气的巴西投资最大的困难和风险是巴西的信用担保状况。凭海关副本提货而不付款的情况时有发生，造成信用违约比例比较高。此外，投资巴西的企业还会面临成本、税收、劳工制度等多重障碍。虽然当前巴西政府推动深化改革的方案对未来改善经贸合作环境有益，但实际在议会获得通过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这方面能否取得进展，对巴西未来经济、环境的改善起将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杨首国：目前尽管巴西遇到困难，但总体来说，视金砖为确立和夯实大国地位的核心平台没有变，希望以金砖为获取经济利益的契机没有变，视金砖为参与国际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抓手也没有变。但巴西对金砖的态度有些微妙变化：对其总体期望值降低；投入力量和热情有所下降；与“政经并举”不同，巴西集中在经济实惠及国际金融、贸易体系地位的提升；对金砖扩容不甚积极；认为设立秘书处，机制会僵化，财政负担会增加。建议从巴西利益关切入手，加强引导，增强其参与和存在感。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7年9月6日
2017年9月12日 -
【人民日报海外版】政策很有吸引力 学子归国热情高——中国迎来最大“海归潮”
近年来，中国政府支持创新创业力度空前。越来越多海外留学人员选择“海归”，投身到祖国如火如荼的创新创业热潮中。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265.11万人，仅2016年就有43.25万留学人员回国。 留学高层次人才多归国 “全球化智库（CCG）”最新发布的《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中共十八大后，中国正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留学人才归国潮。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265.11万人，仅2016年就有43.25万留学人员回国，较2012年增长15.96万人，增幅达58.48％。 对于“海归潮”，常与海外学子打交道的中国驻外使馆教育处工作人员感受尤为明显。驻法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杨进说，过去3年，每年到教育处开具《留学回国人员证明》的人员总数呈递增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留法学子越来越高的归国热情。 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一秘房强也表示，越来越多的在德高层次人才选择回国发展。截至目前，共有171名留德青年学者入选国家青年千人计划，数量居欧洲第一、全球第二；共有403名在德优秀自费博士生获得“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数量同样居欧洲首位，获奖者多数已学成归国。 创新创业环境好氛围浓 杨进说，教育部预计今年我国海外留学生回国人数将首次超过当年新出国留学生总数，这表明近年来国家出台的一系列资助、支持和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的政策取得了积极效果。除千人计划、青年千人计划等海外人才引进平台不断成熟外，国内目前已建成留学归国人员创业园区近350个，入驻企业超过2.7万家，为海外人才回国创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毕业于法国高等经济与商业研究学院的张书豪今年3月回国创业，从事出境定制旅游相关业务。他说，国家和各地方政府为支持海外学子归国创业推出了大量优惠政策，包括项目孵化、资金支持、税务减免、一线城市落户等，从创业者角度来说，这些政策措施很有吸引力。 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剑桥大学博士生张岑说，中国政府“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为全体留学人员指明了方向；同时，各地政府为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提供了很多便利，帮扶政策优惠且精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出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也吸引不少学子归国。 国家地方引才“双轨制”形成 建设创新型国家，离不开强大的人才队伍作后盾，国家对人才的渴求让中国驻外使馆教育处工作人员感触颇深。驻美国大使馆教育处一秘牛栋说，驻外使领馆主要通过“春晖杯”创新创业大赛这一国家级平台给希望回国的留学人员牵线搭桥；同时，国内各地区利用区域优势，根据自身经济布局需求，纷纷到国外招聘人才，他们的政策更加灵活，创业环境也很完善，国家与地方吸引海外人才创新创业的“双轨制”已然形成。 在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一秘匡建江看来，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对人才越来越重视，很多地方政府部门和用人单位引才力度也在加大，吸引了大量学子归国；另外，英国“脱欧”给在英人才就业带来较大不确定性，也促使更多人才回流。 2016年夏，日本东京农工大学研究员谷志杰获得浙江某地一笔500万元的扶持资金，开始回国创业，研发超薄光电转换材料。他认为，国内创业环境非常好，如在日本创业“绝不会有这样好的外部条件”。东京大学生物质能源相关专业博士生于蒙也看中了国内的创业环境，并表示毕业后要回国创业。 曾获得“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的陈发动今年5月在德国康斯坦茨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8月回到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工作。陈发动说，在国家重视人才的背景下，他很荣幸入选了浙江大学“百人计划”，有机会将个人梦想与国家发展统一起来，为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据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文章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9月11日
2017年9月12日 -
【瞭望】孙锐：以更大力度引进和集聚海外英才
作者：孙锐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研究室主任 “尚贤不论国别”、“唯才不避亲疏”，是“中国梦”实现征程中应有的大国格局和心态。 7月19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会议强调，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从服务国家改革发展和对外战略的大局出发，完善中外人文交流布局，创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改革人文交流内容、形式和工作机制，将人文交流理念贯彻到对外交往的各个领域，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促进中外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当前，我国正处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历史时期。人才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特征和作用更加凸显，培养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成为在激烈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关键。 8月12日，全球化智库(CCG)发布的《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留学回国人员（以下简称“海归”）总数达265.11万人，仅2016年就有43.25万留学生毕业回国，新增海归人数已超过高校毕业生预计增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最大规模留学人才“归国潮”，高层次留学人员正逐渐成为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领跑者和生力军，中国或将迎来“进大于出”的人才历史拐点。 另据相关数据表明，我国国际人才占常住人口比重为0.06%，而世界一般国家的平均水平为3.3%，发达国家的比例则达到10%。在我国一些大城市，如北京外国人常住人口约占全市人口的1%、上海为0.73%、深圳为0.2%、广州为0.36%，远低于世界发达城市例如纽约的36%、新加坡的33%。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要求，更是我们党完成执政历史使命需要建立的执政自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尚贤不论国别”、“唯才不避亲疏”，是我们迈向“中国梦”实现征程中应有的大国格局和心态。外籍人才出入境和居留制度建立健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才引进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在中央精神指导下，我国在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引进政策、提升人才工作开放水平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和改革突破，鼓励创新创业，形成“人才磁铁”效应的良好环境。 2012年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出台，在签证类别中增设“人才签证”。“人才签证”进入国家法律，为进一步引进海外人才建立了绿色通道。此后，国家出台文件，规定持有永久居留证的外籍人员除政治权利和法律法规规定不可享有的特定权利和义务外，原则上和中国公民享有相同权利，承担相同义务。 2016年，我国着重完善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推动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人才永久居留申请标准；结合工资、税收和社会信用等市场评价要素，探索建立计点积分制等人才评价机制。同年，为进一步为短期来华外国专家提供出入境便利，来华90天以内的外国专家允许免办就业许可和就业证。 2016年，国家推动“外国人入境就业许可”和“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两证整合”试点，优化审批程序，建立“一窗接件、网上预审、内部流转、限时办结、一窗出证”流程。此后，在北京、天津等10省份开展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国推开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遵循“鼓励高端、控制一般、限制低端”思路，初次探索对来华工作外国人进行分类管理。 2017年，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外国留学生发放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和外国人就业证，进一步扩宽了人才引进渠道。同时，公安部牵头研究启用永久居留证新版证件，强化其身份证明功能，大幅提高我国“绿卡”的含金程度。据统计，2016年，中国公安部批准了1576名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增幅达到163%。 同时，北京、上海和广东推出了一系列突破性改革措施。2016年，公安部出台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其中有10项为全国首创，开通了外籍人才永居“直通车”。期间，中关村推出外籍人才在华永久居留积分评估政策，开启了国内首次探索市场化评价外籍人才的先河。设立中关村外国人服务大厅，永久居留证的办理时间由180天缩短为50天。 2017年，公安部批复北京市1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正式实施，为外籍人才办理永久居留、长期签证和口岸签证提供了更多便利。 2015年至2016年，公安部先后两次出台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22项出入境措施，探索从居留向永久居留转化衔接机制，实施外国留学生毕业后直接在上海创新创业政策，推动将外籍高层次人才工作团队成员纳入直接申办永久居留证范围。 2016年7月，公安部推出支持广东自贸区建设及创新驱动发展的16项出入境政策措施，为海外高层次人才申请永久居留、延长居留期限、办理签证、过境免签、聘雇外籍家政服务人员等方面提供更多便利。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配套政策渐成体系 近年来，围绕海外高层次人才在税收、保险、住房、子女入学、配偶安置、担任领导职务、承担重大科技项目以及享受国家特聘专家等保障方面，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配合国家“千人计划”项目有效实施，允许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担任国家级项目负责人、申请政府相关资金，同时在居留和出入境、落户、医疗、保险、住房、税收、配偶安置、子女就学等多个方面的政策支持措施陆续出台。 2012年，《国家特聘专家服务与管理办法》建立了“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制度。同年，我国将部分重点部门和地方的重点引才计划列入比照国家“千人计划”享受签证及居留特惠政策框架体系。 2015年，国家将“回国（来华）定居工作专家项目”“北京市海外人才聚集工程”等55项省部级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纳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备案，在整体上解决了全国各地省部级以上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政策不一、办理人才签证居留难的现实难题。2017年完善相关办法，对“千人计划”的项目体系、资格条件、遴选程序、服务管理、组织实施等内容作出进一步规范。 2015年，为以更大力度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我国提出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并获得本科以上学历的留学回国人员比照国内高校毕业生，享受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优惠政策。同时，进一步加大加强了地方留学人员创业园建设，全国已建成各级各类留学人员创业园321家，北京、上海、天津、杭州等国家级留学人员创业园孵化出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企业。 此外，国家级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实现点上突破。近年来，国家级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在海外人才引进、使用和激励方面走在全国改革探索的前面。自2011年3月起，北京中关村在资金奖励及财政扶持、股权激励、人才培养、居留与出入境、落户等方面实行了13项特殊政策，启动实施了海外引进领军人才职称评审“直通车”试点。 2015年，中组部等10部门与北京市出台文件，支持中关村在简化“绿卡”办理程序、为外籍高层次人才创业就业提供便利、扩大人力资源服务业对外开放等方面开展先行探索。2016年公安部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在中关村率先落地，针对外籍高层次人才等4类人才提供永久居留、口岸签证、长期居留许可等出入境便利。 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持续推进粤港澳人才创新合作。近年来，三地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建设，在港澳及海外人才来往便利、个税补贴、执业资格认可、创新创业等方面创新探索。 广州南沙探索开展职业资格“一试三证”“一试双证”等培养评价工作，引进了美国、英国和港澳的三个职业资格培养评价体系，探索实施海外高端人才卡服务制度。 深圳前海对认定的境外高端和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超过15%部分给予财政补贴，分类推进具有香港职业资格的专业人士服务准入，率先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人才招聘、薪酬、考核、科研管理、社会保障等制度，先后引进香港10多类专业人士执业从业。 珠海横琴实施港澳居民个税差额补贴办法，推动珠海-澳门旅游职业资质互认，设立初始规模为100亿元的产业引导扶持基金吸引海内外青年人才创新创业。近期横琴获国家批准，可独立招收培养港澳及外籍优秀博士后，这是中国自贸区首个、也是珠海第一个获批“独立招收”资格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在中央政策引导下，各地也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招才引智工作，不断创新引才工作模式。例如，北京成立了海外学人工作联席会，组建了驻香港和硅谷、伦敦、多伦多等11个海外人才联络机构，绘制了“全球高端人才分布地图”，增强对海外高端人才及团队的“靶向猎取”和精准引进水平。 广东在硅谷、纽约、巴黎、伦敦等设立了11个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站，并于2015年主动出击赴独联体国家招聘人才。广西利用与东盟国家海陆相通的区位优势，基于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等区域合作机制，推动实现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互促互动。山东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建立23家海外人才联络处，着力打造“中国山东海内外高端人才交流会”工作品牌，推动实施留学人员来鲁创业启动支持计划。 四川近年来赴欧美发达国家开展专项招才活动60余场，依托海外知名大学和专业协会建立15个引才工作站，聘请59名海外顾问“以才引才”搭建“海科会”聚才平台，成为西部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人才交流平台。武汉建立“招才局”，绘制“招才地图”，将招才引智列为该市“一把手工程”，量身定制招才项目，落实“城市合伙人”等重大人才政策。 同时，各地也纷纷出台相关政策，为海外人才回国创新创业解除后顾之忧。北京积极打造“类海外”人才发展环境，加快推进“国际人才社区”和“国际人才港”建设，进一步优化首都世界高端智力引才用才地方品质。 2015年，上海“人才20条”，探索永久居留转化衔接机制，将工资性年收入60万元以上且纳税12万元以上作为人才引进标准，同时放开高端人才60周岁的年龄限制，对硕士及以上留学生允许直接办就业手续和工作居留。 2012年，广州组建“千人计划”南方创业服务中心，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创新创业提供政策、科技、人才、信息、市场、融资等全链条服务；2016年，广州出台人才绿卡制度，对持有“人才绿卡”的海内外人才在购房、购车、子女入学等方面提供广州市民同等待遇，同时提供入境和停居留便利。 四川开辟外国人才来川“绿色通道”，启动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外国留学生毕业后直接留川就业工作试点，以更开放的政策广纳天下英才助川发展。 湖北将华工科技等重点企业和用人单位在境外取得国外居留证的员工和外籍员工，也纳入省内“百人计划”实施范围，为吸引海外人才回国服务创业提供支持便利。此外，上海、深圳、武汉、苏州等地探索建立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通过“自贸区内注册、海内外经营”营造开放便利的创业营商环境。构建更加优化的海外人才引进政策体系 十八大以来，引进海外人才智力的办法措施推陈出新，海外人才来华工作的出入境便利化、长短期居留政策措施密集出台，人才子女入学、配偶安置等工作生活配套体系正在建立健全，公派留学和来华留学规模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未来一段时间，要建立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海外人才引进政策体系，需要关心和重视以下方面： 首先，要遵循国际人才流动规律。实践证明，哪里有需求、哪里有空间、哪里有机会、哪里效率高，人才就会往哪里聚。要进一步吸引海外人才，就要真正破除海外人才发展的刚性、柔性约束，给予海外人才以更加宽阔的成长、干事和发挥作用空间，使外国人才专长和我国进步需要紧密契合，实现个人发展和国家发展的双赢。 为此，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简化办事程序和审批手续，最大限度降低国际人才流入门槛。要遵循国际惯例，开发国际资源，健全国际人才生态系统，打造人才发展高位平台。 此外，要积极融入国际创新创业核心网络，主动融入全球交流合作循环，打造各国科技和产业精英人才便捷迁移、往来顺畅，科技智力成果自由交流、协同开发的国际重要人才集散枢纽。同时，要更好发挥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主体作用，让它们在人才“进管出”上有更大自主权。 其次，要做到引进使用“天下英才”。创新发展之地从来都是开放的人才汇聚之地。美国从全球引进的高端人才就是其科技创新不可或缺的力量。有研究表明，占美国人口14%的海外引进人才获得的专利占美国专利总量的1/3；创建了美国1/4的高科技公司。 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尤其急需引进和聚集一大批站在行业科技前沿、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力的国际化创新创业人才。这就要求我们开阔胸怀、开阔视野、开阔思维，比照世界一流发达国家，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外人才引进、开发、使用和激励制度，构建面向全球集聚人才的工作体系和制度体系，努力造就我们大国人才吸引力、感召力、影响力和承载力。 再次，要强化人才发展软环境营造。有效吸引海外高端人才需要大力推动“类海外”环境、国际人才社区和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建设。我们要强化社会诚信，崇尚法治精神，塑造中西交融、兼容并蓄、开放多元、和谐共进的现代国际都市气质，实现国际产业精英的无障碍居住、社区融入与国际流动。 同时考虑以智慧、低碳、绿色理念优化城市布局，建设国际化、高标准的工作生活服务设施，构建高品质、高效能的公共管理及服务体系，形成国际一流城市风貌和人居环境。 此外，要着力构建创新创业文化共同体，推动文化艺术、科学教育、专业组织、服务产业繁荣发展，打造工作、学习、生活一体化的大型知识社区。突出人才诚信体系和人才发展法治建设，以及市场化的人才引育、回报、流动机制，推动人才发展国际化、活动空间国际化。实现人才多样性集聚和多元化成长。 同时，要重点在工作许可、项目申请、创新创业、社会保障、社会融入等多个方面进一步加快现有体制机制创新的改革落地，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提供有力支撑。文章选自瞭望，2017年8月25日
2017年9月11日 -
【每日财经新闻】海归创业“第三城”成都构筑人才“强磁场”
摘要在《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中，成都以6.6%的占比，位列海归创业最爱选择的城市第三名，仅次于北京和上海。成都正实行的“不唯地域、不求所有、不拘一格”的新人才观，正在使当地成功实现弯道超车，成为一众“海归”人才创业的心仪之地。 在《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中，成都以6.6%的占比，位列海归创业最爱选择的城市第三名，仅次于北京和上海。成都正实行的“不唯地域、不求所有、不拘一格”的新人才观，正在使当地成功实现弯道超车，成为一众“海归”人才创业的心仪之地。 在热播剧《欢乐颂》中，“华尔街精英”安迪归国后在投资界呼风唤雨；“留美富家千金”曲筱绡操着不算流利的英文在生意场上也能如鱼得水…… 但刘琦和她们不太一样——这位“蓉漂”经常在想，自己的“海归”后生活过得有点“辣”。 3年前，刘琦还在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啃着白面包，思考着自己毕业后的去向；如今，她已经在成都落户，成为一家互联网企业的产品经理。 “项目的问题，一顿火锅就可以解决了撒！”这位来自大西北的姑娘，如今却操着一口“夹生”川普，演绎着“蓉漂”的美好生活。 今天的成都，像刘琦这样“镀金”归来的人才越来越多。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智联招聘8月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成都位列“海归创业最爱选择城市”第三名，仅次于北京和上海。 什么原因使得成都能够弯道超车，成为一众“海归”人才创业的“新欢”？ 这一切都离不开成都正实行的“不唯地域、不求所有、不拘一格”的新人才观。在今年7月发布的成都“人才新政12条”中，提出将发放“蓉城人才绿卡”。目前，首批“人才绿卡”已发放至296名专家人才手中。 随着城市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成都对人才的吸引力愈发增强，正显示出强大的“人才磁铁”效应。“蓉漂”，正持续升温！海归涌入国际化环境受认可 随着一线城市落户难度增大，同时中西部城市通过政策层面吸引人才的力度逐渐加大，以成都为代表的中西部城市正在成为吸才的“高地”。 “好多城市都有‘人才绿卡’，落户成都后，我也希望拿到一张卡！”对于未来在成都的生活，刘琦充满了期待。 8月29日，成都为296名在蓉“两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四川省“千人计划”专家等发放了首批“人才绿卡”。这是继“大学生凭毕业证落户”“人才驿站7天免费住”等举措落地后，成都人才新政的又一“大招”。 成都市人才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彭肖肖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说，“蓉城人才绿卡”体现了成都对高端人才的“礼遇”，有利于高端人才在成都更好地创新创业，将精力更好地聚焦于工作。 正所谓筑巢引凤，巢暖凤来。最近多份报告都显示，“孔雀”正在加速“西南飞”。 比如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智联招聘8月12日发布的《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中，成都以6.6%的占比，位列海归创业最爱选择的城市第三名，仅次于北京和上海。 “海归创业前三甲”，这一成绩对成都而言可谓来之不易。要知道，在过去一线城市一直是海归群体的“最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曾说，2009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归国人员中98%集中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只有2%去了中西部地区。 近年来，情况却有些不一样了。随着北京等地落户难度增大，同时中西部城市通过政策层面吸引人才的力度逐渐加大，以成都为代表的中西部城市正在成为吸才的“高地”。 在彭肖肖看来，“海归”人才是一个比较务实的群体——当他们来到成都以后，会考虑整个城市创业的性价比，考量整个城市的创新创业氛围和国际化程度。成都正好给了他们很好的条件：首先，成都的国际化氛围浓厚；其次，创新创业环境非常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创业性价比方面，成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不难理解“海归”为何更愿意选择成都。当然，流入成都的人才还不止海归。 猎聘网最新发布的《2017年人岗争夺战及职场流动力大数据报告》显示，在2017年上半年全国主要城市人才净流入率排名中，成都居于第三名，高于北上广；而在智联招聘发布的《2017年夏季中国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中，成都则位居“十大最受求职者欢迎的城市”第四位，得分与第三名上海相差无几。提能升级“产城人”共振 对于成都来说，目前正在积极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产、城、人”正在发生共振。 “同一个时间，在北、上、深的同一条产品线上，你肯定看不到我的身影，然而只有成都抛给了我这样的橄榄枝。”目前，刘琦正主持开发两条公司的重要产品线，预计明年上线。 所谓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既包括优秀的外籍人才、华裔人才，当然也离不开本土人才、留学人才。当人才“进大于出”的历史拐点即将到来，人才供给大量增加，城市与人才如何实现双向对接？换言之，什么样的城市才能留住所需人才？ 刘琦的案例具有一定代表性。目前来看，以成都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能提供更广阔的发展平台。 除了良好的发展平台以外，猎聘网创始人兼CEO戴科彬还认为，一个城市应多发展可持续的优势产业，制定更具吸引力的引才政策，创造更优越的从业环境。 在今年7月举行的成都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会上，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李言荣曾透露，现在电子科大留蓉发展的电子信息相关专业毕业生已从10%增至42%。 在李言荣看来，“这与成都这两年的产业结构、宜居环境、城市定位以及对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视密不可分。” 的确，作为成都的支柱产业之一，电子信息产业起步早、发展快，目前正在不断壮大产业集群，从产业链向生态圈“升级”。 据统计，自2003年英特尔落户成都以来，德州仪器、戴尔、仁宝、富士康、纬创、清华紫光、格罗方德等知名企业相继入驻，目前已有21家世界500强电子企业聚集成都，带动了成都电子信息产业近年来连续保持20%左右的增长，有望率先成为第一个万亿级产业。 国际巨头的布局，无疑增加了这座城市对国际化人才的吸引力。对于成都来说，目前正在积极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产、城、人”正在发生共振。 值得一提的是，为全面加强人居环境建设，9月2日上午，成都天府绿道建设正式启动。“三万里天府绿道”在为城市增绿的同时，也将为城市的产业发展“增色”。据统计，绿道建设将直接创造10万个以上就业岗位，从而吸引高素质人才来蓉发展。 应该说，当成都成为全球人才竞相创新创业的沃土之际，“走，到成都去”、“回成都去”的声音将愈发洪亮，“蓉漂”也正在成为新的风尚。文章选自每日财经新闻，2017年9月8日
2017年9月11日 -
郑永年：对“一带一路”的初步评估
目前央企拥有高达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的巨额海外资产。对这些海外资产，“基本上没有进行审计，存在大量监管空白”。编者按“一带一路”沿线牵涉到中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北非、东非及欧洲各国，规模极为广泛。在一个层面看，中国国内各方面都在跃跃欲试，想要参与“一带一路”项目，所有31个省份都已经或者正在出台参与方案，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资、经贸合作、能源资源合作、金融合作、人文合作、生态环境、海上合作等各个领域。我们该如何评估“一带一路”的效果？且听郑永年教授的最新分析。 01一带一路关键是金融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速放缓，经济结构需要调整，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产业面临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共十八大前中国取得了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意味着当时的产能可以支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现在经济增长下行到6.5%和6.7%之间，出现产能过剩不难理解。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看，“一带一路”提供了向外释放这些产能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强调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产能合作的原因。对中国的许多企业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利好消息。再者，中国拥有强大的基建方面的工程技术能力，如高铁、高速公路、电讯、港口、机场和输油、输气、输电等等。实际上，中国经常被视为是“基础设施建设国家”。“一带一路”的关键是金融。注册资金为10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400亿美元规模的“丝路基金”，都支持沿线国家的重点项目建设，这也是“一带一路”发展的一个优势。“一带一路”项目从国际上的基金和金融机构等中介机构融资，也可以平衡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一些风险。产能、基础设施技术和资金，这些要素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着有效的支持。同时，“一带一路”广受沿线国家支持，因为这一倡议符合这些国家的发展需要，很多沿线国家也有提升其基建设施的需求。不少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在基本设施建设上有资金和技术方面的不足，中国在基本设施建设的经验和工业生产能力，和这些国家的需求互补。除此之外，沿线国家建设的自由贸易区、跨境经济合作区以及各类产业园区，也是可以互惠互利的地方。02一带一路仍需厘清的问题由于其牵涉到众多的国家，庞大的资源投入和对国内各部门的重要影响，“一带一路”仍然须要重点厘清一些领域的问题。首先，目前来看，主要是中国政府主导“一带一路”相关的政策和项目。中央的“一带一路”领导小组是由发改委牵头，发改委负责制定中央层面的相关政策，而各地有关部门也都准备了相关方案。尽管已经公布了部分清单，但对外界来说这些远远不够，仍然需要更多的具体细节。制定相关的“一带一路”具体行动方案是非常必要的，应至少包括具体的参与国家，重点瞄准的地区以及项目。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台行动方案之前，中国方面应该与沿线国家进行充分的沟通与谈判，对对方关心的问题有所准备，可以避免出现中国“一头热”的状况，也要尽量避免把所在地国家仅仅定位为能源和资源供给国，因为这可能会引发当地的反感。重要的是，有关行动方案也应该考虑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相互促进。其次，“一带一路”的性质和适用范围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其他区域合作的组织和协议区隔开来。“一带一路”的优势是在经济领域如经贸、金融、基础设施、第三方开发等经济领域的合作。然而，现在各种各地举办的活动包括智库的研究项目、会展活动等都被冠上“一带一路”的帽子。这些活动讨论的题目往往涉及政治、安全、文化等，这就导致了一些不必要的负面效果。一方面，这样对“一带一路”过于宽泛的解读，沿线国家的政府和社会就会顾虑经济之外的问题；另一方面，过度强调“一带一路”的战略性质，其他区域经贸合作协议的作用会变得模糊。比如不少东盟国家人士对“一带一路”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分工和合作关系心存疑问。这种情况往往会对未来的经济合作，带来不必要的困扰和阻碍。第三，具体的政策落实层面，目前不少沿线国家不知道中国国内具体负责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机构，究竟是哪一个单位。在“一带一路”领导小组的框架下，发改委是牵头单位，负责制定相关政策，但对沿线国家来说，还有很多部门也在对外宣传“一带一路”。究竟是哪家有权威性的机构在协调“一带一路”的实施与方案制定，沿线国家并不清楚。例如，国家开发银行在“一带一路”相关的政策和项目上相当活跃，对沿线国家来说，发改委与国开行两者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似乎还不太清楚。另外，一些地方政府也在推动“一带一路”的项目，实施的原则究竟以哪个部门的规定为准是一个问题。第四，除了各部门的协调问题之外，“一带一路”出现了企业缺位的情况。原则上说，“一带一路”应该是政府提出相关政策、企业作为主体进行经济上的合作，展开贸易等等。但目前的情况是以政府的政策倡议为主，企业跟进有限，出现了主体错位的现象，其实不少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存在着走出去的意愿。政府的角色就是如何通过相关政策，支持和服务走出去的企业。企业始终是对外经济合作的主体，政府的政策应集中于如何解决企业走出去的障碍。比如最近德勤公司对50多家国企的一项调查显示，获取资金和风险管控是企业走出去的两个主要障碍。政府可以向对外投资的企业开放融资平台如丝路基金等，解决企业走出去的难题，同时政府也可以向企业发布投资指引，让企业了解存在的投资风险。03一带一路项目的投资风险第五，评估未来各种项目的可行性是另一个“一带一路”实施上的关键问题。目前许多项目是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原则上说，基础设施项目具有投资规模大、投资回收期长以及投资收益率低的特点。此外，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波动大，对债务和外汇的管控能力有限。在这些国家的长期投资风险较大，这也是为何不少沿线国家存在基础设施投资缺口的原因。如果没有良好的项目选择与项目设计，私人资本参与投资的可能性不大。如果从这些项目长期收益来看可以收回投资，中国政府或者国企的资金投入可以给其他投资者信心，从而有助于完成这些项目。但关键问题是，中国政府或者国企最终对这些项目的投资风险是否有相关的评估。如果政府投入资金的话，要做好承担风险的准备，政府可能需要支付项目建设支出。此外，中国政府对单个项目有过高承诺的话（如印度尼西亚高铁项目中，中国承诺不动用印尼的国家预算、无需政府担保等），未来沿线国家其他项目的投资期望也会随之变化。这样的话，中国政府或者国企可能会随之承担更多资金方面的责任和风险。实际上已经出现这个问题，并且相当严峻。因为中方的条件过于优惠，有关国家开始在“一带一路”上搞“政策寻租”，即追求好处，向中国要钱，但不那么负责任。例如印尼的高铁项目进展缓慢，有一半的地都还没有征用完，工程一直推迟。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条件过于优惠，印尼各方无需承担责任，过于优惠的政策使得印尼感觉不到自己是“利益相关方”，工程的推迟损害的是中方的利益，而不是印尼方的利益。第六，国企在“一带一路”的制度建设需要再思考。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企开始“走出去”，同时国企也承担了不少战略性的海外投资。对战略性投资而言，经济的效益并不一定是主要的考虑。但就如上面讨论的，“一带一路”主要强调的是经济上的互惠互利。未来的国企投资主要方向还是要强调“在商言商”，让国企重视效益，同时，要把国企在市场的表现，和其管理层的激励机制挂钩。国企不应当是通过“一带一路”项目单向面地输出中国资本，而是要从中为国家赚钱。目前来看，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首先，对项目风险的评估十分重要。国企的投资许多是高额的投资基本建设项目，牵涉到的风险不小。近年来，中国投资参与的某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被所在国暂缓或以其他名义“叫停”。此外，国际市场的商品价格的波动也会带来风险，比如全球油价下跌导致委内瑞拉的财力大幅下降，缺乏配套资金开展前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了中铁在委内瑞拉的高铁项目的亏损。还有所在国税率、税种、劳工、环保法律的变化，也会造成项目预期回报无法实现。还有，如何应对已经发生的风险，需要思考建立一个危机管控的机制。比如，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中止项目；什么情况下，需要诉诸法律程序等等。其次，除了加强项目评估外，对于对外投资企业的相关监管机制也需要加强。根据新华社的报道，目前央企拥有高达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的巨额海外资产。也据新华社转发国资委的调查报告，对这些海外资产，“基本上没有进行审计，存在大量监管空白”。近年来，国企在海外亏损的新闻也并不少见。对国企的海外投资行为，需要监管来确保投资的回报。此外，有些企业在海外投资并购的项目金额巨大，给向这些企业融资的国内金融机构也带来了风险。中国政府应该对“一带一路”的推进状况进行定期评估。例如，根据事先设定的日程表，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究竟推进到什么地步了？同时，是否能建立一个专门的知识库，总结一下过去对外合作、投资项目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这些经验可以分享给以后到海外投资的企业，提高企业对当地情况的认识。文章选自IPP评论，2017年9月6日
2017年9月11日 -
何亚非：慈孝文化是连接中华民族与世界的精神桥梁
何亚非，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 中新网杭州9月6日电(记者 奚金燕)“慈孝，源于心灵之美，行于细微之间。”6日，在浙江杭州举办的中华慈孝人物颁奖典礼上，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非在致辞中说道，慈孝文化已经超越了民族文化的范畴，具有连接中华民族和世界的桥梁作用，是连接各国人民心灵的重要渠道。 从春秋时期《诗经》中的“哀哀父母，生我劳瘁”，到汉文帝为母试疾尝药，再到元代郭居敬收集编撰而成的《二十四孝》读物，千百年来，“孝”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紧密相连，难以分割。 何亚非说，自古以来，慈孝文化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重要基础，也是连接两岸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精神纽带，拥有贯穿中华民族历史，浸润华夏儿女的精神力量。 何亚非认为，如今中国社会经济在蓬勃发展，但无论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家庭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依然是维系人民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他指出，弘扬慈孝文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共建美美与共的和谐社会具有长远的现实意义。 从更广意义来看，何亚非认为，慈孝文化的内涵不仅仅涉及家庭、父母、孩子，更包含对国家和民族的大爱和忠诚。 正所谓“大爱无疆”，何亚非表示，如今慈孝文化已经走出国门，以人文交流为依托，成为连接各国人民心灵的重要渠道。 在中华慈孝人物颁奖典礼上，来自两岸暨港澳地区，以及海外华人华侨群体中的20位故事感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2017中华慈孝人物一一登台，讲述感人的孝亲故事，以孝为名，传递爱与正能量。 这其中，有十五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家中4位高龄老人的措姆；小小年纪两次割皮救父的王子豪；辖区老人们共同的“好儿子”皮科；以稚嫩双手照顾75岁脑血栓父亲的代晓冉……无一不令人为之动容。 在何亚非看来，这些慈孝人物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成为典范，是因为他们时时刻刻都坚守着慈孝文化的内涵。 慈于心，只有逗号，没有句号；孝于行，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何亚非希望，能够通过此次活动，在老百姓心中种下慈孝的种子，让人人都成为慈孝的践行者，让“善事双亲，敬养父母”的慈孝理念成为每个家庭、每个人的自觉行动，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回报社会、国家和民族。同时他希望，也能借此推动海内外华人华侨之间的文化交流，增进同根同源的文化认同。 据悉，此次活动由杭州灵隐寺、中国新闻社、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及杭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主办，由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杭州灵隐寺承办，并得到浙江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浙江中华文化学院、浙江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促进会、旺旺中时媒体集团、香港商报浙江办事处的大力支持。(完)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7年9月6日
2017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