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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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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财经新闻】中国留学生海归调查：第三轮归国潮开启“人才顺差”世纪拐点
近期，“八剑下哈佛，共聚科学岛”的话题广为流传，堪称继杨振宁、李政道后，海外留学人才回归祖国的又一段佳话。 在我国历史上，已有两次留学生“归国潮”，分别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和90年代初，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第三次“归国潮”便开始孕育，“八剑下哈佛”便是典型案例。 第三次“归国潮”有多大规模，如何量化？目前究竟有没有达到进大于出的拐点呢？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通过梳理来自教育部等部门的数据，得出明确结论：中国留学生回归的世纪拐点已经到来，考虑时滞性因素，留学生回国人数已超过出国人数，这也是中国自上世纪以来的首次拐点，俗称的“海归顺差”已经出现，并且从各种数据指标所呈现的趋势看，这轮归国潮有望延续多年。 数据趋势：名义拐点有时滞 实际拐点已到来 2016年出国留学人员54.45万人，同比增长3.97%；留学回国人员43.25万人，同比增长5.72%。留学回国人员增长率首次超过出国留学人员。 从单个年份来看，2000~2016年，留学回国人数从9100人递增到43.25万人，增长了近48倍。记者咨询专业人士后发现，如果仅以当年回国人数与当年出国留学人数作比较，并不准确，这其中包含时滞性问题。一个留学生往往要在国外完成几年学业之后，才真正面临回国还是不回国的选择。 考虑到出国留学人员攻读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学习时长有差异，经过一番数据交叉比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现，若以一个留学生在外求学3年为均值，即以当年留学回国人数与3年前出国留学人数做比较，来考量留学生回国情况，早在2011年，我国就已经进入拐点期，即“进大于出”。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提供的研究结果显示，自2008年“千人计划”启动以来，我国正在由高端人才流失国逐渐转为最主要的高端人才回流国。 这一结论背后，有坚实的数据指标支撑。 留学人员回流率是指同一时段内，留学回国人数占出国留学人数的比率，该数据是衡量国家海归情况的最权威指标，留学人员回流率的变化，可以直观反映出海外留学人员的流动状态，是测算留学回国人员规模的主要统计方法。 《中国统计年鉴（2015）》的数据显示，1978~2015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累计已达404.21万人。其中，126.43万人处于学习研究阶段，221.86万人选择学成回国，学成回国学生占已完成学业学生群体的79.87%。 从单个年份来看，2000~2016年，我国留学人员回流率从最低14.3%增长到峰值85.4%，回流率增长了近6倍。 然而，留学人员“返潮”也并非一路“高歌猛进”，而是经历了从缓慢发展到高速发展再到高位运行的“三段式”发展期，其变化轨迹直接印证近几年我国人才吸引磁力不断增强的事实。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现，2004年至2010年，我国留学人员回流率呈现小幅上涨趋势，每年的涨幅比率控制在10个百分点以内。比如2005年的回流率比2004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2006年的回流率比2005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 但2010年以后，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回流率显著提高，呈现阶梯式上涨，比如2012年的回流率为68.3%，2013年的回流率则高达85.4%，一举提高近20个百分点，创下中国留学人员回流率最高峰。 此后三年，数据虽有微降，但却明显呈现高位企稳态势。 2014年的回流率为79.3%，比2013年降低5个百分点。2015年为78.1%，比2014年低1个百分点。而2016年回流率则与2015年基本持平。 如果仅凭此数据，似乎人才回流的拐点并没有到来，但这只是名义拐点未到，实际拐点已经出现了。 留学生出国，需要几年求学周期，如2016年出国留学的人数和当年回国的留学生肯定不是一批人，两者之间也并没有真正的相关性。 如果将出国留学人员在国外求学的时间因素考虑在内，采取错年度对比，则更能真实体现不同时间节点出国留学人员的回国数量和倾向。 比如2016年选择回国的留学生中，他们中的多数人刚刚在国外完成本科、硕士或者博士学位，这批留学生出国留学时间应在2013年前后，数值对应中也应将2016年留学回国人数与2013年前后的出国留学人数作为对比，这样更具可比性。 综合专家意见，考虑留学生出国求学的国别差异、学制年限以及不同学历的年限差别，《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用当年回国人数对比3年前出国留学人数的差值变化，来观察留学生回国“进大于出”的实际拐点是否已经到来。 在此口径，记者对最近十年情况进行一番梳理后发现，2011年开始，拐点期真正到来，以往的留学人员逆差变为顺差。 2011年以前，当年留学回国人员数量，始终要小于3年前出国人数，并且年限越靠前，两者的差值越大，2010年当年的回国人数为13.48万人，而2007年出国留学人数则高达14.4万人，“逆差”将近万人。 若将时间追溯至2006年，“逆差”更大，当年回国人数仅为4.2万人，但2003年有多少人出国留学呢？多达11.73万人，差值达到7.53万人。 但情况在2011年发生了彻底改变。具体来看，2011年当年，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18.62万人，倒推至3年前的2008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为17.98万人，两者出现“顺差”0.64万人，随后几年，这一趋势得以延续，留学回国人员始终居多。2012年~2016年的差值分别为4.39万人、6.85万人、2.48万人、0.94万人、1.85万人。 若将单个出国留学人员的归国迟滞期设置为4年和3年，则这一拐点期均在2010年便已经到来。 除了回流率，另一大标志是，2010年以来，中国出国留学人员增长率与留学回国人员增长率间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甚至在2016年出现了“逆转”。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54.45万人，比2015年增加了2.08万人，同比增长3.97%；留学回国人员43.25万人，比2015年增加了2.34万人，同比增长5.72%。留学回国人员增长率首次超过出国留学人员，高出1.7个百分点。 可供对比的是，在世纪之初的2001年，出国留学人员增长率比留学回国人员高81个百分点。 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苗绿总结说，1978年以来，无论是人员数量还是增速，我国留学回国人员与出国留学人员长期处于大幅“逆差”状态。“然而当前，学成归国留学生总人数明显增加，与出国留学人员间的差距逐步缩小。“随着国内经济发展和就业领域的不断拓宽，未来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薪资待遇：半数以上留学生薪资达到预期 留学回国人才在薪资水平上更具竞争力。调查显示，2012届国外读研毕业生归国三年后的月均收入，比同届国内读研毕业生高2102元。 如果说，留学人才回流率的统计仅仅是从宏观层面描绘我国海外留学人员的一个流动状态。那么，麦可思针对海外留学毕业生归国意愿的相关调查，则可以更加直观地反映出近年来中国海外留学生围绕归国问题的立场变化。 麦可思对2011届和2012届国外读研毕业生的跟踪调查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国外读研毕业生三年后选择归国就业。 其数据显示，2012届的海外留学毕业生，在毕业三年后有65%居住地在中国内地，比2011届上升了3个百分点。 有意思的是，麦可思还就2012届海外读研毕业生半年后回国意愿做了调查，结论是：2012届留学生在毕业后直接选择回国的人员比例要明显低于毕业三年后归国人员的比例。 数据显示，以2012届国外读研毕业生为例，当年有意愿回国的占36%；留在国外短期工作的占33%；留在国外长期工作的占14%；不确定的占17%。但三年后，实际回到中国工作的留学生比例则超过65%。 针对为何海外留学毕业生归国存在3年缓冲期的疑问，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的宋博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美国对于STEM专业领域内（科学、科技、工程、数学专业）的毕业生有特殊的照顾政策，比如提供推荐信，延长实习期等，导致部分留学生在毕业后不急于或者不能及时回到祖国。“但两三年以后，随着实习期结束，回国的群体效应就会显现出来。” 海外人才专属发展平台Lockin China联合全球名校中国职业发展联盟（GUCCU），以及招聘兄弟会发布的《2017海外人才就业分析报告》显示，54.8%的海归主要看重国内经济形势发展好，还有超过40%的人认为家庭、朋友圈都在国内，因此选择归国发展。 该报告显示，导致留学生回国的另一个因素是美国、英国以及澳洲移民政策收紧，留学生毕业后难以留在留学国家继续发展。而美国、英国和澳洲留学的学生就占比超过56%，因此造成了大批的海外留学生归国的现象。报告预计，2017年的归国人数预计突破60万，这个数字将明显超过今年出国留学的总人数。 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的调查数据不仅佐证了麦可思的调查，而且其报告还显示：国外读研毕业生三年后超过半数居住在直辖市，发展优于国内读研毕业生。 “三年后，这些毕业生的主要去向是工作、继续深造和自主创业，海外读研的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要远高于国内读研的毕业生。”苗绿说。 留学人才回国比例逐年递增的同时，海外留学毕业生归国以后境况如何？他们的薪资水平是一个比较公允的瞭望指标。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调查则显示，在其受访过的留学回国人员中，大约50%的受访者期望月收入在5000~10000元。具有不同学位留学人员的期望收入水平和其自身学位的高低呈现正相关关系。在具有博士学位的留学归国人员群体中，约三成受访者期望月收入在10000~30000元。 从结果来看，与国内毕业生相比，海外留学生拿到手的薪资更具竞争力。 全球化智库（CCG）与智联招聘发布的《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22.7%的海归税后月收入为6001~8000元，8001~10000元、10001~20000元的海归分别占比13.0%和13.7%，20001元及以上的占5.8%，这就意味着，超过五成的留学回国人员月薪水平在6000元以上。 与此同时，《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还发现，据麦可思数据统计，2012届国外读研毕业生归国三年后的平均月收入是8103元，而同届国内读研毕业生三年后平均月收入为6001元。两者之间相差2102元。由此说明，留学回国人才在薪资水平上更具竞争力。 通过这三组数据的对比和印证，可以发现，从薪资水平来看，大多数海外留学人才回国后能够获得一份达到自己心理预期的工作。 苗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良好的工作机会和国际化的薪酬待遇是吸引留学生回国的主要影响因素。 另外，国际人才蓝皮书统计数据还显示，超过40%的留学回国人员创业企业在1~3年内实现盈利。在3年内实现盈利的企业是主流，占36.8%。12.3%的企业在3~5年开始盈利，7%的5~10年实现盈利。 未来展望：海归就业扎堆个别城市现象缓解 数据显示，2016年备受海归青睐的十大就业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南京、杭州、苏州和西安。 行业和城市是单个劳动力就业的经纬线。海归们会倾向在哪些城市工作，又偏爱哪些行业呢？ 先看行业，国际人才蓝皮书数据显示，2016年，留学回国人员所从事的行业中，金融业占比最高，达到19.4%；传统制造和教育科研位列第二和第三，分别占到11.5%和10.8%。 其次是电子信息和专业服务，分别占9.6%和9.2%。此外，新闻传媒、咨询公司、房地产建筑、国家机关等行业人员占比也均在5%以上。 从整体来看，海归们从事的行业有几大特点：第三产业居多，知识密集型行业居多，行业平均薪酬较高，这与海归们在外留学工作所掌握的技能和本领也呈对应关系。 从动态来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2013年相比，留学归国人员扎堆金融业的现象已经有了较大缓解。 根据国际人才蓝皮书2013年的调研结果，当年留学归国人员流向金融业的比例达到48.5%。除了金融业以外，其他行业所占比例均低于10%。比如当年排在第二和第三的教育科研和电子信息，占比分别为9.1%和8.7%，其它行业类占比反而超过11%。 除了就业领域扎堆现象有所缓解，留学回国人员地域扎堆的现象较以往也有所缓解。 根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留学回国人员就业地域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和东部发达省份。 数据显示，2016年，备受海归青睐的十大就业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南京、杭州、苏州和西安。其中，北京占比达到29.1%，位列第一。上海和广州位列第二和第三，占比分别为11.5%和6.1%。 而据《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的统计，当年海归就业地区排前三名的仍然是北京、上海和广州。但当年选择北京的归国留学生占比达到41.6%。与此同时，北京不仅仅是归国留学生的首选，而且从海归出国前的所在地来看，北京仍然居于首位。 但目前情况已经逐渐发生改变。曾留学澳大利亚的小李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学校毕业后，身边同学扎堆一线城市offer的现象并不是很明显。“包括我自己在内，毕业后选择到杭州、苏州等二线城市就业，无论是生活成本还是就业竞争环境，都相对更低一些。”文章选自每日财经新闻，2017年9月7日
2017年9月8日 -
沈南鹏：红杉的小目标，是成为顶级高成长企业最早、最重要的投资人
沈南鹏，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2017年9月6日晚，在新浪财经、新浪科技主办的“中国顶级投资人之夜“的活动上，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荣获中国顶级投资人排行榜（TOP50）榜单第一名。沈南鹏向所有创业者和企业家表达了感谢，他同时表示，红杉中国的一个小目标，就是成为顶级高成长企业的最早、最重要的投资人。而红杉中国对自己的定位，也正是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以下为沈南鹏先生发言实录“ 今天我感到非常荣幸，首先感谢新浪，感谢曹总，也要感谢柳传志董事长、陈东升董事长亲临现场，您们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企业家中最优秀的代表，向您们致敬。在拿奖的时候如果说感谢，似乎有一点俗套，但今天没办法，还是免不了要感谢很多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特别感谢把包括我在内的投资人们送上这个舞台的所有创业者。刚刚几位嘉宾都强调了投资人群体存在的重要性，因为不是所有优秀的企业家都得到了投资基金的支持，优秀的投资人也不见得每次都能投到好项目，但是顶级投资人和优秀的企业家的强强联手，往往能创造出行业里最优秀的公司。红杉中国的一个小目标，就是希望成为顶级高成长企业最早、最重要的投资人，但是我们也很清楚自己的角色，红杉的口号是什么呢？是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今天主办方新浪安排得很对，中间部分的座位，全部是给企业家的，旁边位置留给了投资人。新浪颁发这个奖，我特别看重，因为这是顶级互联网公司里第一个针对投资人推出的大奖，但是很遗憾，这还不是我最看重的。今天这个榜单与奖项当然很重要，明天的新闻报道、今天的直播都很重要。但我心中最看重的榜单——也许永远不会公开给媒体和大众——这是基金的投资人、LP他们手上的榜单，在他们投资的基金回报的榜单上，我希望我们是第一名。谢谢大家！”文章选自36氪，2017年9月7日
2017年9月8日 -
王辉耀：通过深化金砖伙伴关系为全球经济治理添砖加瓦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2017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于厦门召开。在此之前，第七届金砖国家经贸部长会议于8月1-2日在上海成功举办，各方根据会议议程探讨了建立金砖国家电子港网络、电子商务、投资和服务贸易便利化等议题，在推进金砖国家经贸合作的机制化、系统化和实心化建设上取得了积极进展，为厦门会晤做好了经贸方面的准备。 金砖国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金砖五国在过去的“金砖十年”中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半壁江山”。但是，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尚不能“匹配”其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当前全球经济治理面临巨大挑战，治理变革的需求与动力存在错位，新的推动机制正在酝酿之中。作为金融危机以来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几个经济体，金砖国家理应深化合作，进一步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一贸易投资合作和便利化建设行稳致远 根据《金砖国家第七届经贸部长会议声明及附件》，其中《金砖国家示范电子口岸建设职责纲要》、《投资便利化合作大纲》、《电子商务合作倡议》等文件涵盖了当前金砖国家在贸易投资便利化领域的主要合作议题。本次经贸部长会议通过推动专家组对话、推动最佳实践案例建设和推广、加强海关合作、提高投资监管透明度和监管效率、推动投资领域的监管方与被监管方交流合作、新建金砖国家电子商务工作组、加强对电子商务领域行业发展、现状、电商监管和法规框架、电商中小企业、跨境电商贸易壁垒、金砖国家电商政策协调等议题展开专项研究等具体成果。 扩大金砖五国对外贸易总规模、促进五国相互间贸易提升，充分发挥金砖各国互补性和多样性以应对全球挑战是金砖国家经贸部长会议的重要使命。推进金砖五国贸易投资合作和便利化建设，深化金砖经济伙伴关系，是金砖国家合作共赢、做大全球经济蛋糕的关键一步。二通过维护增长稳固和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变革 稳固世界经济增长和促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是成立金砖国家体系的重要诉求，是“第二个金色十年”的核心任务之一。实现稳健的经济增长，建设新全球治理体系要求金砖国家在各领域加强合作，创造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金砖国家服务贸易合作路线图》、《金砖国家经济技术合作框架》等成果通过明确合作方向、厘定合作领域、促进能力建设，在旅游、教育、医疗等12个服务贸易重点领域促进便利化、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在具备增长潜力的新兴领域树立“金砖标准”，以打造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推进经贸合作机制化、系统化和实心化，加强战略互信和重大问题政策协调，构成了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金砖方案”。三以早期收获等成果“先行先试”是金砖国家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务实态度 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指出，务实合作是金砖合作的根基，没有金砖国家参与，就难以有效解决许多许多重大紧迫的全球性问题。金砖国家应该紧紧围绕经济务实合作这条主线，在贸易投资、货币金融、互联互通、可持续发展、创新和产业合作等领域拓展利益汇聚点。 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依托于制度，但赢取话语权仍然离不开突出的竞争力，离不开先进体系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探索非西方体系发展中大国的全球合作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历史事业，这一事业要求我们“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求我们以自身的发展带动体系的发展，要求我们以务实的态度促进成果落地、保持耐心与定力，通过现有的机制化成果与发展方向将更多的力量，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力量团结在以“金砖五国”为基础的平台上，形成“金砖+”的发展模式，在灵活的应对能力与稳固的合作机制之间保持平衡。在这些原则的指引下，金砖伙伴关系将能克服体系内外的种种困难，始终保持对全球经济治理“参与、维护、贡献”的态度，推动“金砖方案”不断转化为“世界方案”。文章选自中国经济网，2017年9月6日
2017年9月8日 -
学科交叉是怎样在芝加哥大学实现的
专家简介杨大利，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山东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院长。 学科交叉是当今世界学术主流发展方向之一，它是科学前沿的生长点，也是新发现的高产地，能促成多学科协同攻克复杂的综合性问题，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目前，我国已经意识到学科交叉的重要性，诸多高校将其列为教学改革的重点项目。事实上，学科交叉并非新生事物，自19世纪30年代起，美国学界就曾多次出现学科交叉的浪潮。当时，芝加哥大学顺应时势，颇有远见地创立了一系列促进学科交叉的政策，对美国高等教育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该理念也作为指导性思想之一贯穿芝大发展史，至今仍如此。 不断调整和改革以强化学科交叉 芝加哥大学1890年建校，首任校长哈珀破除歧视，大规模聘用不同学术和文化背景的教师，提供宽松环境以鼓励相互交流和前沿研究；建校伊始，他就为芝加哥大学确定了4个功能：科学研究，重在通过学科交叉探索新的发现，创造新的知识，为丰富人类知识而努力；人才培养，重在通过开展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教育延伸，即终生教育，通过继续教育项目为社会服务；传播知识，他重视出版社，创办大量核心学术刊物，使最新成果得以在更大范围中广泛传播，启发不同学者群体的新灵感。他在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的支持下还建立企业家主导的校董会和广泛的社会公关网络，募集到大量资金。这些建校初期的举措可以说为后来芝大进行的学科交叉研究在人、财、物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储备。 芝加哥大学第五任校长哈钦斯就职时刚满30岁，在1929年至1950年他执掌该校的21年间，美国正值多事之秋，大萧条和战争接连而至，美国高等教育也走入歧途。当时的主流思想强调本科学生一进校门就应尽早深入专门领域的研究，而事实上高校却沦为市场导向的专业技能培训所，丧失“大学的精神”。因此，哈钦斯一上任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调整校内学术机构组织管理体制，促进各部门之间的学术交流。 1930年，哈钦斯将原有的39个系划为“生物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四个学部，形成了今日芝大“四大研究生院”的雏形。组织机构改革离不开配套的权力分配制度，为此，哈钦斯将预算和行政职能从校长办公室剥离，分别下放到学部和各学院。学校层面把握原则，负责统筹协调和宏观管理，而学部、院系层面则获得了更多自主权。“学部制改革”是一次成功的创举，在行政方面，它简政放权，提高学术机构运行效率，使师生充分参与管理事务，增强基层活力；在学术方面，它打破以往的学科隔阂，集群式优化学术资源，搭建综合平台以开展多学科共同参与的科研活动，尤其聚焦于学术前沿和国家发展重大问题，有效地促进了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20世纪40年代，为深化学科交叉，芝大组建了一系列跨学科委员会，如“人类进化”“社会思想”“种族关系”“传播”等委员会。其中，经济史学家小约翰·内夫召集了来自人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加入“社会思想委员会”共同开展研究，甚至著名小说家也在其中，是为当时芝大交叉范围最广的跨学科委员会，为快速发展的社会思想研究作出卓越贡献。而最早成立的“人类进化委员会”整合了生物科学部和自然科学部的学术资源，是“跨学部交叉”的成功典范。即使是在传统色彩浓厚的神学院，也曾展开讨论宗教与艺术关系等问题的学科交叉项目。时至今日，有许多委员会仍在承担重大合作研究项目，也有一些演变为学科核心，甚至独立建系。 尽管学科交叉的热点多集中于社会最迫切关注的应用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抛弃基础。一方面，跨学科研究只有以深厚扎实的基础知识为依托，才能避免成为无根之木，进而开花结果；另一方面，学科交叉意识和能力需要经过长期培养，学生必须掌握开放、批判的思维方式，并拥有较全面的人文和科学素养。因此大学必须在本科阶段开展通识教育，否则各学科将随专业细分失去共同文化语言，不同领域学者再难产生共鸣。哈钦斯在芝大建立新的四年制本科生院，并启动“名著阅读计划”，要求所有学生在进入专业研究前以现代视角研读西方经典，加强基础学习。尽管这种超前的理念曾一度成为众矢之的，但实践证明，本科通识教育对学科交叉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交叉学科成果又能促进基础学科自身发展，二者相得益彰。 90年代末，芝加哥大学启动又一轮本科教育改革，进一步促进学科融合。本科生必须在前两年修满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核心基础的15门通识课程，同时可供选的交叉学科课程数量也大幅增加。 学科交叉成为芝大不变传统 时至今日，学科交叉已经成为芝加哥大学教学与科研不变的传统，成为一种基因被学校教职员工继承和发扬。 芝大政治学系讲席教授、芝大北京中心创始主任杨大利的学科背景涵盖了工程、外语、历史、政治，据他介绍，促成多个领域的学科交叉和跨学科项目对芝大人而言已成为一种固定思维和行事习惯。以法律与经济学交叉研究项目为例，诺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是这个项目的开创者之一。他接受的是经济学教育，长期研究的领域为制度经济学，但到芝加哥大学后却被聘为了法学院教授，直至荣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他和法学院的同事一起开启了法律与经济学研究工作。在几代学者长期不断的探索和努力下，法律与经济学早已发展成为一门学科。为了扩大该学科的研究边界，及为东亚地区培养人才，芝加哥大学专门创办了法律和经济学暑期班，来自中国多个高校的不同学术背景的年轻学者都参加过这个暑期研讨活动，由此产生的新成果进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交流。 院系的设立是一所高校学科发展布局和办学理念的集中体现。芝大是人类第一次可控核裂变实验的地方，至今仍代管阿贡和费米这两大美国国家实验室，但直到不久前还一直没有设立自己的工学院。“近年来我们意识到芝大应该加强工学，但芝大不该做前人做过的，而是应该做更前沿、更有兴趣的，所以我们建立了新的分子工程学院。”杨大利介绍，“这个学院一诞生就带着学科交叉的基因，它不对学科设限，而是从分子的角度，化学、物理、生物、材料都在其中，多领域融合来推进新工学前沿的探索。”学科交叉理念不仅要根植于机构建设，也反映在芝大校园建筑上：新的分子工程学院被归位于一栋大型连体科学楼，不同院系、实验室的学者足不出楼即可随时“串门”。其实，如此建楼在芝大也是传统，早在80年代，商学院就放弃了更大但略远的新址，改在与学校黄金地带洛克菲勒教堂一街之隔建楼，从而方便与经济、社会、心理等相关学科展开交流，相互渗透。 虽然芝大是世界排名前10的研究型大学，但在学科交叉方面，其既有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型，也有关注市场和社会需求的应用型研究。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副主任袁霁介绍，芝大与芝加哥这座城市同息共脉，在金融尤其是衍生品研究上作出了根本性的贡献，也曾孕育了历史悠久的城市学研究。近年来，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制造了新的城市问题，为此芝大设立“城市实验室”，旗下5个实验室融合教育、环境、医学等不同学科，与社会各界携手改善现代城市问题。例如，犯罪实验室对青年指导机构“长大成人”项目展开研究，发现为该市千名高中男生提供社会情绪管理服务一年后，暴力犯罪造成的逮捕和破坏减少了44%，这一项目在芝加哥内外得到推广。新的城市实验室不仅成为城市相关学科新的发展机遇，也证明学科交叉的发展能切实地从应用领域推动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实现大学服务社会的基本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科交叉不只是芝大人自己的舞台，而是在和世界各领域的专业人士一起合作。其中，芝大在世界各国建立的驻地学术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芝大北京中心，成立7年来作为桥梁和枢纽，促成了芝大与中国不同领域学者的交流，为中美学者提供了合作与交流的平台。 百余年来，作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后来者，芝加哥大学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截至2016年，共有89位诺贝尔奖得主在芝大工作或学习过，位列世界第四。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崔琦均在芝加哥大学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华裔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曾在芝大担任化学教授。另有10位菲尔兹奖得主、4位图灵奖得主以及22位普利策奖得主在芝大工作或学习过，其经验值得国内高校重视和借鉴。（作者：王庆环 陈沫）文章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9月4日
2017年9月7日 -
【法治周末】90后留学生的“围城”
“距离毕业还有3个月。”在加拿大攻读研究生的王迅语气平静而老成，与他90后的身份不大相符。今年，是他在加拿大求学生涯的第一个年头。 时值9月，一个属于枫叶的季节，仿佛能将被太平洋远隔万里的两个国家、两座城市勾连在一片枫叶之上。“可加拿大的枫叶远不如北京香山的红叶。”王迅想家了，他开始回忆起北京生活的点点滴滴。 留学期间，1992年出生的王迅一直记得一个词语：落叶归根，“原本打算毕业之后，回北京就业。”可此时的王迅多少又有些不舍，他忘不了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壮观，也忘不掉班夫国家公园的性感。“虽说父母支持我留在国外，可无论如何，‘自古逢秋悲寂寥’，终究还是会有一丝感慨与忧愁。”王迅说道。 其实，与王迅经历相似的海归或是准海归并不少见。他们流连于英国的泰晤士河畔、又或是美国的时代广场、抑或是德国的勃兰登堡门……总之，怀念陪伴着不舍，回国却近在咫尺。 今年8月，全球化智库（CCG）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265.11万人，仅2016年就有43.25万留学生毕业回国。 大都想过留在国外 虽说海归大军回国者人数众多，可陈琪身边的海外留学朋友多数都曾尝试留在国外工作和生活。 陈琪也是名90后，比王迅大一岁。在英国的一所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所学专业为媒体文化与社会的陈琪也曾尝试留在英国，但由于迟迟未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她甚至开始尝试通过朋友圈代购以获取收入，为自己分担一部分英国生活的成本。“英国的生活成本特别高，租房和交通的成本贵到令人毛骨悚然。”陈琪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从2014年7月入学，到2015年9月毕业，再至2016年1月回国，陈琪一年半的英国生活从希冀逐渐变成了折磨。也正是这短短的一年半，令陈琪学会了与自己独处，懂得了珍惜时间。“当然，也知道了什么才是现实。”陈琪感慨道。 如果以2015年9月为节点，前半节的求学生活可谓是潇洒、自由甚至还会出现现实与古典英伦风所擦碰出的火花；而后半节，“只有折磨，生活折磨、工作折磨。”陈琪苦笑道。 那半年的时光里，“折磨”令陈琪学会了修马桶、做饭、管理时间以及与各类人相处。只是，时间在流失，然而折磨并未消失。而一份份找工作的简历，却如同石沉大海。陈琪逐渐放弃了留在英国生活的念头。 “英国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陈琪认为，套用《围城》的这句话来形容英国是再合适不过了。去英国时，陈琪带了一本《围城》，可令她唏嘘不已的是，方鸿渐却成了她的影子。 2016年的元旦，在陈琪的印象里尤为深刻，也正是这一天令她下定决心回国。“我就站在路灯下哭。”陈琪的回忆不曾模糊，“模糊中我看到自己的影子，‘彻夜不眠的路灯把他的影子一盏盏彼此递交’。此时，我才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陈琪特别喜欢英国的雨伞，她深知这与英国的温带海洋性气候有关，可原本有情愫的温和多雨最后也变成了潮湿不适。临行前，陈琪送给自己一把伞，“‘伞’的谐音就是‘散’，买给自己就当作与英国告别的礼物。” 飞机起飞的前一刻，陈琪想到的还是《围城》，“留学是一场艳遇，最后我们遇见了自己。”只是这一次，陪伴她回国的还有一把英国的伞。 “可唯独缺少亲情” “回国时可以带一片枫叶。”王迅幻想着回国的情景。只是不同于陈琪用伞告别，枫叶代表的却是怀念，正如歌词所描述的那般，“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 父母方面的因素曾无数次左右王迅的选择：回国就业还是留在加拿大。 据《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海归中独生子女占比七成，为70.8%，非独生子女的占比仅为29.2%。独生子女比例偏高，随着我国老龄化加剧，照顾父母、家庭团聚等因素将成为留学人员中独生子女归国发展的重要原因。 “加拿大的生活质量远高于北京。”王迅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可唯独缺少亲情。” 对于他来说，父母曾是他生命中最好的老师。“我母亲从事的就是教育行业。”王迅表示，正是受父母的影响，他才会选择就读于温莎大学教育管理专业。 然而，时光转瞬即逝，毕业在即。与当年决定是否出国读书的情景一样，父母又成了王迅心里的一道坎。 可怜天下父母心，王迅父母知道他喜欢加拿大的生活，便支持他留在加拿大。“父母的意思是让我先在加拿大找工作，找不到工作再回国。”王迅说。 其实，王迅与他的父母都心知肚明，教育管理专业在中国的就业前景相较于加拿大会更好一些。“况且，近些年加拿大的经济形势不好也导致就业更加困难。” 但是据《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下“人才磁铁”效应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 同样是90后的何华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父亲比较传统，希望我毕业后回国。”何华透露，父亲认为在他拿到美国萨凡纳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奢侈品时尚管理文凭之后，回到中国就业时的起点会更高；而且，父辈积攒的社会资源可以帮助何华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更愿意留下来。”何华透露。但是现在，出于父母方面的考量，他更希望先积攒一下美国工作的经验，然后再回国发展。 除此之外，2017年4月18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署的最新行政令拿H-1B签证(H-1B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针对由美国雇主雇佣、在美国稀缺的专业人才，属于非移民签证)项目“开刀”。要求联邦政府部门对申请中存在的欺诈和滥用提出修改意见，确保工作签证发放给那些符合条件的高技能、高收入外籍人才。 “这等同于提高了工作签的门槛，工作将更不好找。”何华向法治周末记者抱怨道。 令人绝望的工作签证 工作签证，顾名思义，在国外工作需要办理此签证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要想获得工作签证，绝非易事。 何华即将毕业，同陈琪和王迅一样，他也面临诸多问题，但工作签证却是他心里最大的烦恼。 据他介绍，研究生毕业后，每个学子都会有抽签(工作签证)的机会。但是，抽签所得的工作签证又会与自己的专业相关。“根据不同专业，工作签证的年限也分为1年或者3年。” 何华的专业只能获得1年期的工作签证，一年内在美国无法找到工作时，只能回国。同样，即便找到工作但却没有抽到工作签证的毕业生除了回国，也没有多少更好的办法了。 “你拿到工作签证，也找到工作，并收入够格时就可以申请绿卡，甚至移民美国。”何华透露出些许兴奋，据他介绍，美国移民局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专业设立了不同的行业收入级别，“但资格金额大概都是年薪30000美元到40000美元。” 何华的学校位于乔治亚州著名的萨凡纳市。看过《阿甘正传》的人也许都会记得那一幕，阿甘坐在长椅上，一片羽毛从天空飘落，而那一幕正是在这座美国东南部小城的市中心广场上拍摄的。“当初坐在长椅上的我绝对没有想到还会有今天。”何华无奈地笑着。 在没有紧张的毕业氛围前，何华往往还会有过“偷得浮生半日闲”的生活。而今，一切都变了，吸引他的不再是具有彩色花雕的建筑，而是各种流传着的“鬼屋传说”。恰恰如他所说，工作签证就是他最想要降服的“魔鬼”。 “每个身边的同学都想在美国获得工作机会。”何华从未有过如此的紧迫感，但希望终究还是希望，“只能尽人事听天命。” 语言是求职的最大障碍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陈琪身上。由于陈琪所学专业为新闻方向，必然会受到语言的限制，因此很多中国留学生在找工作时都无法比拟当地学生的语言优势，“用自己的第二语言跟人家的母语竞争，直接被‘秒杀’啊。” 据陈琪透露，英国很多其他专业的留学生在面试的时候，经常会被申请的公司认为他们并不是真心喜欢公司的文化和氛围，只是为了一份签证和工作，往往都是求职无门。 数据显示，2015年，英国移民局共发出了92062份Tier2工作签证，但获得此签证的中国人占比仅为1.98%。相比于印度、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加拿大的英国工签申请者，中国人在文化和语言方面处于劣势。 彼时，陈琪及其同学们的选择和结果可想而知。伴随着每天朝夕相处的同学们陆续回国，陈琪也无奈地选择了面对现实，9月过后，只剩下了一名同学还在坚持着，“同学们有的做过代购，有的去商场卖过鞋子，甚至还有的选择了到餐厅洗碗，只为了留在英国。但是这太难以坚持了，大家都陆续地放弃了。我清晰地记得在我回国之前，那名同学跟我说‘你们都走了，只留下我一个人’时的伤感之情。”陈琪的思绪好像回到了在英国留学时的岁月。 在《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中，关于回国发展原因的调查显示，“方便与家人团聚”和“情感与文化因素的影响”是两大主因，分别占比70.6%和63%。不可忽略的事实是，调查样本中70%以上的海归是独生子女。 除此之外，国内经济增长，政治稳定、饮食文化、国外经济形势不利、国内生活丰富等方面因素比例均超过25%。 另外，国内社会网络关系、专业在国内发展前景、奉献精神等亦是重要原因，分别占22%、16.2%、15.8%。因国家相关优惠政策而归国的人员仅占8.8%。 “国内的发展前景比我预想的好太多。”陈琪回国已有一年半了，目前从事于国际新闻行业。相较于在英国的一年半，她收获的不仅有工作，还有亲情，甚至是看到了未来的模样。 国外工作经验很重要 《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数据表示，从海归出国前所处的教育阶段分布来看，本科学历出国者比例最高，占比为56.2%，其次是高中和硕士研究生阶段，占比分别为21.4%和19.5%，博士研究生和小学占比较少，分别为1.3%和0.7%。处于其他教育阶段占比0.1%。 并且，在国外获得的最高学历中，硕士研究生占比最高，这一数值达到61.5%。其次是本科，占比31%，博士研究生和其他的分别占3.5%和4.0%。 除了陈琪已获得英国研究生的文凭之外，王迅、何华以及在德国萨克森州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就读的苏野都是在读研究生，并且都面临着工作选择的问题。 1992年出生的苏野将于明年6月毕业，当说起自己毕业以后有何打算时，他坚定地说道：“在德国先找个工作。” 在他看来，毕业立刻回国参加工作无异于从头开始，而在德国工作所积攒的经验甚至比学历都要重要。“只要与所学机械制造专业相关的工作，我都会愿意去尝试一下。”苏野说道。 的确，留学专业可谓是就业时的风向标。何华同样希望将来可以从事自己所学的专业的工作。 “希望自己能去纽约工作或者是实习。”何华此时早已忘却萨凡纳的安逸，“因为纽约是时尚之都，而奢侈品时尚管理在纽约会比其他小地方有更多的机会。” 萨凡纳相较于纽约，所差的不只是奢侈品，更是众多社交资源。而何华也知道，自己的专业不能仅停留于课本和校园中，需要走出校园，这样才能有所收获。 “如果真能如我所愿，在纽约有一个实习的机会，我相信可以学到很多知识，甚至是此生的财富。”何华激动地说。 不可否认，国外工作的经历所能带来的财富远不止于金钱，还有一门外语的提高，视野的开拓甚至是与人沟通的能力。 “国外工作意味着要与外国人面对面的交流。”王迅一语中的。即便将来回国参加工作，那么外语将是最重要的敲门砖，甚至比国外文凭和学历还要重要。 《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也指出，在海外留学期间获得的能力提升方面，生活适应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位居前三名，分别占比89%、84.9%、84.4%。专业知识和技能位居第四，所占比例达71.2%。创新能力、扩大人脉网络，分别以52.1%和43.7%占据第五名和第六名。 此外，更重要的是，在海归回国就业优势方面，国际视野、语言优势、跨文化沟通能力方面具有优势的比例分别为85.9%、82.2%以及79.5%。 回国就业，不同的选择 《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海归们偏好创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领域。其中，创业者创立的企业主要集中在IT、通信、电子、互联网，占比近五分之一，为19.8%。 此外，紧随其后的是服务和文体教育和工艺美术，占比分别为14.7%和11.8%，选择金融业的仅占10.3%。贸易、批发、零售、租赁业、快速消费品、耐用消费品、房地产和建筑业、以及商业服务(包括咨询、财会、法律、广告、公关、认证、外包)，占比均在10%以下。 汽车、生产、加工、制造以及文化、传媒、娱乐、体育，还有能源、矿产、环保所占比例均为5%。政府、非盈利机构以及交通、运输、物流、仓储的占比均低于1%。 除了参加工作之外，还有自己创业。《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指出，海归回国创业获得的资源支持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中，客户资源、信息资源居前两位，分别占比55.9%和51.5%。资金资源排第三位，占39.47%，其次是人才资源、技术资源和政府资源，分别占比28.7%、22.1%和22.1%。获得其他方面的资源占比6.6%。 据陈琪透露，自己有不少留学生朋友选择给自己打工。或是做翻译、制作留学生服务相关的微信公众号；像一些学金融的同学则会利用自己国外的资源和人脉做一些旅游民俗相关的产业。 陈琪早已放下了《围城》，她开始阅读起沈从文的《边城》。《边城》成书于沈从文爱情事业双丰收的人生季节，正如现在的秋季一般，陈琪也有了她自己的丰收。 “每一只船总要有一个码头，每一个雀儿得有一个巢”，这是《边城》给陈琪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段话，想起自己回国时决定，“我很喜欢回国的感觉。” 可是并不是所有归来的学子都如陈琪一般收获事业与幸福，原因很简单，他们身上在存在优势的同时，劣势也是无法避免的。 在海归就业劣势方面，《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主要存在于不了解国内就业形势和企业需求、回国错过校招季，这两者的比例分别达到65.9%和46.6%。 当然还存有诸多劣势，包括不适应国内人情社会，从而难以获得发展机会，以及海投效率低下，还有不熟悉国内市场环境，这三者的占比分别达到45.3%、44.7%和41%。 正如苏野所说，“现在连国内的共享单车都如此火爆，我的机械文凭肯定可以用上。实在没工作，我就修车去。”他并不知道，共享单车火爆的背后还存在一系列管理，以及占用城市空间并影响社会秩序等一系列问题。他甚至都不知道，国内共享单车市场的竞争犹如海归学子就业的形势一样紧张。 正如《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中所说，海归群体的快速增长使其就业压力更甚从前，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关注。文章选自法治周末，2017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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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玲：国际格局变革下的金砖国家合作新路径
专家简介陈文玲，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9月3日—5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将在中国厦门举行。作为中国主场外交的又一盛事，此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无疑将成为继G20杭州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后，又一个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的主场舞台。此次会晤将围绕“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主题，推进包括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全球治理等方面进程，届时，接棒金砖国家主席国的中国将会促成怎样的会晤成果，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贡献“金砖力量”，无疑将受到世界瞩目。如今，金砖国家携手走过了建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伙伴关系的“金色十年”。尤为难得的是，在国际格局悄然生变，尤其是逆全球化浪潮日趋泛滥，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选择站在了支持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一边。然而，金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对世界经济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自身发展也面临着挑战，彼此间合作该作出怎样的调整以适应新时期的全球治理需求，继而开启金砖合作的新未来？对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应使金砖国家真正成为“金砖”而非“石头”中国经济时报：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严峻依旧的大背景下，全球治理正朝着寻找新对策的道路而努力，金砖国家合作显然位列其中。不可否认，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全球经济并没有迎来理想的持续性复苏，表面上看，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全球多边合作机制受阻等，似乎都在朝着去全球化的方向发展。你认为，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为何？陈文玲：近年来，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全球治理机制重塑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一方面，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全球经济低迷的状况还没有完全改变，甚至存在进一步下行的压力和挑战。另一方面，从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看，分化亦十分明显。其背后正是因为国际格局经历着变革和演化。自“二战”以后，特别是1945年之后建立了全球治理的框架和体系，包括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到现在已经60多年了。实际上，美国一直是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旗手，最近这个旗手已经倒戈不干了，所以世界格局发生了极大变化。非西方国家的GDP总量已经超过50%。现在世界变局非常深刻，并且非常快。从全球格局深刻调整和演化来看：第一，南北关系发生了深刻演化。现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不仅仅是表现在GDP的总量超过全球50%，也表现在国际舞台上的分量、话语权也在迅速提高。第二，变化最大的是新旧动能的转换。全世界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阶段，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等方面取得突破，形成了不同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巨大新动能。过去的工业革命是技术革命和生产方式的革命，这一次的革命是人的思维方式的革命，是颠覆性的技术革命，这种革命会渗透到各个行业和产业，形成制造业的新业态、服务业的新业态、贸易的新业态，会导致业态变革和商业模式的演化。新的技术也会导致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存在方式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且这些变化是不可阻挡的。第三，大国之间的博弈加剧。大国博弈加剧是当前世界面临的新形势。几乎所有的大国都在做强国梦，都想要做世界第一，都要重新地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为争夺大国霸权或大国崛起从而在世界上能占据领导地位或中心地位进行战略设计，这就使大国博弈空前激烈。第四，世界上一些主流价值观的消退。主流价值观到底是什么？西方所提出的民主发生了哪些异化？西方政治家、思想家都在反思西方的所谓民主，甚至对本国给全世界提供公共产品都产生了怀疑。第五，贫富差距拉大。全世界的富国和穷国的差距拉大，一些国家中穷人和富人差距在拉大。比如说美国的1%和99%，就是说美国1%的人占有99%的财富。第六，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变化，也可能是未来持续引起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事件，就是经济全球化旗手易帜。以前经济全球化的旗手是美国，现在美国放弃了经济全球化、放弃了原来建设和维护的一些国际秩序、放弃了一些传统的西方价值观。我觉得，现在从全球看，曾经的胜利者反而像失败者，获利者反而像受害者，建设者反而像破坏者，民主者反而像独裁者。现在发生了这些变化令人不可思议，而且也令整个世界非常纠结，全球很多东西都发生着颠覆性的变化，全球格局在发生深刻而根本性的演化。中国经济时报：基于全球格局经历的如此深刻调整，你认为金砖国家合作又将朝着怎样的目标深入推进呢？陈文玲：在这种形势下需要金砖国家振作起来，使金砖国家真正成为“金砖”，而不是石头，真正成为含金量更高的金砖国家的组合体。金砖国家应更加紧密地合作，在国际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对于整个世界可以带来新的曙光，带来新的希望。实际上，金砖国家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已经走上全球治理的舞台。金砖国家需要合作，特别是金砖国家要更加开放，建立多边的贸易体系，推进金砖国家构建自贸区，此外，金砖国家也要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包括金砖国家要进行多边的、双边的以及各种区域交叉的、多层次的、多元化的合作，也包括金砖国家要建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面向未来，深入推进金砖国家合作中国经济时报：如你所说，非西方国家的GDP总量已经超过50%，另据统计显示，截至目前，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已接近全球的四分之一，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一半，地位和作用显而易见。那么既然明确了要深入推进合作的目标，你认为，具体应该如何推进合作的持续深入，以确保金砖国家合作真正成为“金砖”？陈文玲：第一，逐步由坐而论道到务实推动，从论坛、峰会到具体研究设计彼此间的合作方式、合作项目、合作路线、合作时间表、合作目标、阶段性推进步骤等务实推动的行动。第二，增加金砖国家在重大国际活动中的交汇点，包括利益交汇点、在国际舞台上的交汇点。现在的金砖国家大部分都在G20中，中国、俄罗斯等国都在上合组织中，大部分既是金砖国家成员、G20成员、上合组织成员，又是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RCEP的成员、APEC成员，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参加金砖国家机制的核心部分已经作出了积极的响应，非常明确地表态要加入到“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也是一个交汇平台。所以，加大利益交汇点以及在国际舞台上发声的交汇点，在多个场合、多个舞台发出共同的声音，代表金砖国家。金砖国家代表新兴经济体、代表发展中国家、代表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这样才能够提高金砖国家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第三，建议金砖国家能够面向未来，推动面向未来的下一代贸易方式——E国际贸易，即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形成的超越现在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小额边境贸易、采购贸易的下一代贸易——E国际贸易方式。下一代贸易方式要求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大通关、实现各个部门整合后的通关一体化。中国的通关一体化做法可以在金砖国家复制，这对金砖国家降低流通成本、提升经济质量是很有好处的。第四，把金砖国家银行做实、做活、做强，使金砖国家银行成为金砖国家建设的重要金融支持者。像亚投行一样，目前亚投行已经有80个成员加入了，到2017年底可能超过100个，成为仅次于世界银行的第二大银行。亚开行经过这么多年发展才有67个成员，但是亚投行不到3年就已经超过了80个成员。金砖国家银行应基于金砖国家5国，但是又不局限于金砖5国，可以用金砖国家建立的银行开始第三方投资，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各个国家的发展融合起来，扩大金融支持发展的力量。第五，金砖国家不局限于5个，可以着眼于扩容。发展中国家中有闪耀登场的新的经济体，可以吸收更多的国家加入进来，比如说土耳其、印度尼西亚、越南、伊朗，大概有11个这样的经济体，未来一个较长时期经济走势非常好，2030年之前GDP增速都在6%以上。我认为，鼓励和支持新兴经济体加入到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中，使金砖国家真正成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我认为金砖国家也需要妥善处理好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要用亚洲智慧、古老文明智慧解决当前矛盾，共同着眼于金砖国家打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当然，还需要各国企业家更加有作为。比如，如何在金砖国家机制、“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全球治理中发挥企业家独特作用，能够把很多的倡议、共识、理念通过企业的推动变为重大的项目、重大的工程、重大的成就。世界是相通的，人们的心是相通的，互联互通不仅可以连接我们的理念和思想，连接我们的道路，更可以连接我们的今天和明天。因此，有理由相信金砖国家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文章选自中国经济新闻网，2017年9月1日
2017年9月7日 -
张燕生：中印要探索在金砖机制下的合作
专家简介张燕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9月3-5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厦门举行。9月4日，来华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的印度总理莫迪抵达厦门，中印对话正在展开。 目前，中国和印度互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印度是中国在南亚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投资目的地和工程承包市场。2016年，中印贸易总额达到701.5亿美元，今年前7个月达475.2亿美元，同比增长21.5%。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在印度累计投资50.6亿美元，印度累计对华实际投资7.21亿美元。 人们首先需要思索的问题是，中印这两个人口超过10亿人口的大国，应该如何相处？目前，中国的发展比印度要快——印度的人均GDP是中国的1/5——但依然要承认印度处于高速的发展中。 9月3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接受了经济观察网的专访，他指出，此次金砖会晤期间，如何处理好中印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中印这两个大国，如何在分歧和争吵中取得合作。 也许可以从欧盟内部国家的合作中看到规律。张燕生对经济观察网介绍道，欧盟是全球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组织，但是历史上，诸如英法德等之间依然争端不断，甚至爆发战争。一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合约》，战胜国缺乏远见，使得德国承担了沉重的战争赔款，形成了战后的债务链，德国向英国借钱、英国向美国借钱。后来，经济低迷，债务链断裂，德国没有经济能力偿还赔款，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二战后，战胜国吸取了教训，不但没有索取赔款，还在帮助战败国恢复经济，实现欧洲的共同振兴。 从这个教训可以看到，大国之间需要在分歧和争吵中学会合作，才能实现共同的繁荣。张燕生分析道，此次“金砖会晤”，中印两个大国所要探究的，就是怎么一步一步慢慢在矛盾中合作，解决问题，实现共同发展。 金砖合作机制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重要问题则是，对于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如何克服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的陷阱。 张燕生认为，中国和印度是两个大国，大国经济的优点是结构比较多元化，但是大国经济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够从低收入上升到中等收入，上升到高收入，每一步都有陷阱。低收入的陷阱我们叫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到了中等收入就上不去了，其实高收入也有陷阱，这也是现在发达国家遇到的问题。 还将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能够在金砖机制下，解决好发展中世界的和平与合作。张燕生指出，中国和印度在边境上和发展上都会有一些问题和矛盾，这也是对我们金砖机制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就是金砖机制如何能够站位更高，来解决好就是发展中世界怎么能够经营好和平，怎么能够经营好发展，怎么能够经营好合作。 “金砖机制下一步要建立起一个共识和行动，思考今后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的时候，金砖机制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原则、什么样的办法，来解决各个不同层次的矛盾、冲突和问题。”张燕生说。文章选自经济观察网，2017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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