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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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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新型城镇化不妨鼓励城里人往农村去
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现在一方面有很多“鬼城”无人居住,另一方面两三亿进城务工者住在城中村。若能放开宅基地流转,就能把宅基地集中起来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或让城市人口去建设新农村。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黄艳主持召开了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座谈会,部署2016年推进新型城镇化重点工作。关于城镇化问题,我有一点意见想说一下。 中国城镇化以来三十年,基本上是农村人往城市走,却很少有城市人往农村走。我认为,新型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未来十年、三十年的特色可能会与欧美发达国家一样,吸引大量城市人口到农村去、到新型城镇去、到乡间田园去。这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否则中国的大城市病会不断蔓延。 怎样疏散城市人口,是中国未来几十年要做的。我认为,打造中国特色城镇建设,打造好乡村建设,甚至开放宅基地、土地流转,我们需要更多的政策红利来促进,供给侧政策的利好,或者要提供一个新的思路。现在中国的经济面临关键转折,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国际贸易也在放缓,很多企业面临经济下滑。今年第一季度,民营企业投资第一次下降了5%。中国现在面临经济转型的巨大压力,什么样的供给侧新政策能把中国推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个方面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过去37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有几次大的政策非常及时并且到位。例如,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联产承包,让农民承包土地,释放了中国农民的积极性。上世纪90年代,城市住房的私有化又是一个大的进程,我们可以自己买房,这样就释放了后来几十年房地产发展的巨大潜力。第三个就是2001年加入WTO,给中国带来全球化的福利。加入WTO到今年已经15年,这15年中,GDP和国际贸易翻了8倍。可以说,每十年就有一个政策红利。 我认为中国下一个政策红利,可能会出现在新型城镇化。农村的城镇化和三亿多进城务工人员的红利要释放出来,进一步要解放市场,包括在政策上的突破,例如,放开宅基地的流转。现在一方面有很多“鬼城”无人居住,另一方面两三亿的进城务工人员居住在城中村,因为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没有能够启动的资金。如果能够放开宅基地流转,释放这部分红利,就能把宅基地集中起来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或者让城市人口去建设新农村、新田园,这可能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巨大的政策红利。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党国英教授曾经做过一个分析,中国村庄空置面积超过1亿亩,现在很多农田都荒废了无人打理,这是巨大的资源浪费。 一方面城市在不断地膨胀,另一方面城里的人又无处可去。欧美很多发达国家是双向的城乡流动,城市既能进去也能出去,但我们现在是只能进城不能出城,而且进城务工人员也享受不了城市里的待遇,成为一个巨大的、隐形的社会问题。90后的进城务工人员住在城市,天天为城市人口服务做建设,却不能享受城市里的待遇,这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认为需要有一个新的政策来推动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农村建设、土地流转和农村闲置田地流转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让他们真正享受到政策的红利。选自《新京报》,2016年6月20日
2016年6月23日 -
【新京报】新型城镇化不妨鼓励城里人往农村去
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现在一方面有很多“鬼城”无人居住,另一方面两三亿进城务工者住在城中村。若能放开宅基地流转,就能把宅基地集中起来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或让城市人口去建设新农村。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黄艳主持召开了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座谈会,部署2016年推进新型城镇化重点工作。关于城镇化问题,我有一点意见想说一下。 中国城镇化以来三十年,基本上是农村人往城市走,却很少有城市人往农村走。我认为,新型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未来十年、三十年的特色可能会与欧美发达国家一样,吸引大量城市人口到农村去、到新型城镇去、到乡间田园去。这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否则中国的大城市病会不断蔓延。 怎样疏散城市人口,是中国未来几十年要做的。我认为,打造中国特色城镇建设,打造好乡村建设,甚至开放宅基地、土地流转,我们需要更多的政策红利来促进,供给侧政策的利好,或者要提供一个新的思路。现在中国的经济面临关键转折,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国际贸易也在放缓,很多企业面临经济下滑。今年第一季度,民营企业投资第一次下降了5%。中国现在面临经济转型的巨大压力,什么样的供给侧新政策能把中国推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个方面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过去37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有几次大的政策非常及时并且到位。例如,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联产承包,让农民承包土地,释放了中国农民的积极性。上世纪90年代,城市住房的私有化又是一个大的进程,我们可以自己买房,这样就释放了后来几十年房地产发展的巨大潜力。第三个就是2001年加入WTO,给中国带来全球化的福利。加入WTO到今年已经15年,这15年中,GDP和国际贸易翻了8倍。可以说,每十年就有一个政策红利。 我认为中国下一个政策红利,可能会出现在新型城镇化。农村的城镇化和三亿多进城务工人员的红利要释放出来,进一步要解放市场,包括在政策上的突破,例如,放开宅基地的流转。现在一方面有很多“鬼城”无人居住,另一方面两三亿的进城务工人员居住在城中村,因为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没有能够启动的资金。如果能够放开宅基地流转,释放这部分红利,就能把宅基地集中起来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或者让城市人口去建设新农村、新田园,这可能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巨大的政策红利。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党国英教授曾经做过一个分析,中国村庄空置面积超过1亿亩,现在很多农田都荒废了无人打理,这是巨大的资源浪费。 一方面城市在不断地膨胀,另一方面城里的人又无处可去。欧美很多发达国家是双向的城乡流动,城市既能进去也能出去,但我们现在是只能进城不能出城,而且进城务工人员也享受不了城市里的待遇,成为一个巨大的、隐形的社会问题。90后的进城务工人员住在城市,天天为城市人口服务做建设,却不能享受城市里的待遇,这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认为需要有一个新的政策来推动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农村建设、土地流转和农村闲置田地流转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让他们真正享受到政策的红利。选自《新京报》,2016年6月20日
2016年6月23日 -
【环球网】民企已占海外并购半壁江山 尼加拉瓜运河项目公司讲述海外并购风险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倪浩】民营企业已占据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半壁江山,根据商务部研究院中国海外投资咨询中心主任李志鹏18日提供的数据,2015年,中国企业对外收购的最大12个项目中,民营企业收购占6宗。自2012年始,在投资流量上民营企业的海外并购已经超过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出海路径正由小规模、低水平的收购发展为大规模、高等级的海外并购。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到今年1-4月,中国境外非金融类的直接投资高达71.8%。民营企业不管是在项目数,还是对外投资金额上,均超过国有企业,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力量。 6月18日“瞭望民营经济创新力系列研讨活动”在北京开幕,主题聚焦于民营经济如何进行全球资源配置与协作。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发言时称,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在不断上升,保护企业的海外安全也值得研究。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庄聪生将这种风险解释为国际政策风险、外交风险、法律风险和外币风险等诸多问题。 但在中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以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民营企业正在经历着诸多困难,庄聪生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特别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是从小做大,从一般企业走向跨国企业的必经途径。” 中国民企出海则涉及到如何有效掌控全球资源配置主动权、主导权的问题,且是当前历史形势下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认为,现在要用创新的眼光来看待海外资源,把当前中国对外的最大倡议“一带一路”,同中国整体发展战略相结合,通过企业来实现最终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武常岐鼓励民营企业要创新要打破常规,他赞赏中国企业收购德国企业之举,并认为德国创新能力居于美国之上。 作为企业代表香港HKND集团常务副总裁彭国伟以尼加拉瓜运河项目实践为例,讲解企业海外并购时如何尽可能规避风险。 2013年尼加拉瓜政府与HKND集团签定尼加拉瓜运河项目排他性商业协议,赋予后者独家规划、设计、建设及100年运营该项目的权利,预计项目的总投资额约达500亿美元。 彭伟国披露说鉴于该项目海外风险的严峻性,公司花费大量时间进行了调查和规划,如风险评估、运营规划、施工方法规划等。为了应对这一周期长、关系复杂的超大工程项目,HKND组建了国际管理团队,包括来自澳大利亚、英国等富有经验的管理人员;除管理人员外,HKND的合作伙伴也遴选于全球范围内的顶尖公司。 彭伟国称,尼加拉瓜运河项目商业可行性研究主要由美国麦肯锡公司牵头,工程可行性研究由中铁建完成,环评由美国ERM公司开展,美国凯易律师事务所牵头多家知名专业性律师事务所组成法律顾问团。 “仅在该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我们就汇集了超过工程、设计、测量和水文等领域的全球专家超过了4000人。”彭伟国认为,国际化的团队不仅保证了专业性、文化兼容性,而其背后是全球价值链的利益共享。选自环球网,2016年6月19日
2016年6月22日 -
郑永年:外交事务启蒙者吴建民
郑永年 | 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6月18日早晨,得知吴建民大使不幸罹难的消息,很是悲痛。吴大使已经退休多年,但仍然活跃在国内国际舞台上。至少从海外观察来说,吴大使是少有的能够向外国朋友解释中国的中国人。现在,他以这种方式过世了,自然难以接受。 近年来,吴大使每每讨论中国内政外交的发展,直言其内心的担忧之处。他的言论都能引发社会的讨论。吴大使去世之后,人们对他的观点众说纷纭。就我自己这么多年来对大使的了解,他对这些都不会太在意,正如他生前对待各种社会反应一样。对其褒扬的,他不会有多大的得意;而对他的批评甚至恶语,他也可能只是一笑置之。大使是一个具有深刻历史观的人,他相信很多事情需要时间来检验,历史自然会对其观点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介。更为重要的是,大使是一个能够自己评介自己的人。 认识大使已经多年。他是长者,是老师,在认识他之前已经接触了他的很多观点。近年来,和吴大使接触的次数多了起来,一般都是国内国际的各种论坛上。每次论坛之后,大使总要找到一个时间和我交流一下对内政外交形势的变化的看法。他每次到新加坡出差,也都会找到我交流意见。他是一位极其谦卑的长者,每次见面,我希望他多讲一些。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从他的讲述中,经常能发现很多新的观点。而他则希望我多讲,听听我作为一位长期在海外工作的学者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时间久了,我也经常忘了他是长辈,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总是听得很仔细,还经常做笔记。我接触过很多国内外外交官,象大使这样谦卑的人很少。 我感觉得到,他是一位对事物的变化极其敏感的人。起先,我想这或许和他作为外交官的经验有关吧。如果对环境的变化不能保持敏感,那么很难成为一位好外交官。但慢慢地,我发现,在大使关切事物变化的背后就是他对国家发展和进步的至为关切。他对国家的极其忠诚也是这些年他奔走四方宣讲中国的动力吧。 很多人总以为大使经常讲一些鲜明的观点,但实际上,大使所讲的都是一些内政外交的常识。他所讲的常识经常引出人们的讨论和争议。有些批评尽管不可接受,但大使觉得可以理解。在这个转型的大时代,人们缺少的倒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而是浅见易懂的常识。我自己把大使看成是中国内政外交事务的启蒙者,大使深以为然。对社会的各种评议,是任何一个启蒙者应当承受的负担。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连常识都搞不懂,那么发展和进步就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大使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这些年来,他奔走各地,宣讲常识。人们对他的误解越深,他的责任感越重。 所以,我觉得,今天人们对大使的评介实际上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关切大使所关切的问题。人们可以对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如果国家要进步,就不能忽视这些问题。在最近几年和大使的交流中,我们都感觉到当今中国进步的两大敌人,那就是内部的民粹主义和外部的“民族主义”。 就内部民粹主义而言,大使有他自己的感想。他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民粹主义浪潮,不想在新时代看到国家再次经历那样疯狂的民粹主义。大使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今天世界上,无论怎样的体制,是民主还是非民主,各国都在经历新一波民粹主义浪潮。中国也是这样的。和很多国家一样,中国也在经历着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冲击比如社会分化、收入差异、产业调整等,同时中国社会的底层仍然过大,中产阶层过小。所有这些都是民粹主义的基础。我和他讨论过,在社交媒体时代中国的民粹主义会是怎样的问题,因为在社交媒体时代,民粹主义非常容易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如果决策者对民粹主义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那么很容易影响国家政策,犯颠覆性错误。 有批评者误解大使有关全球化的观点。大使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进步是在国家改革开放政策下取得的。他不仅没有把全球化理想化,而是看到了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过,他认为,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现实,人们思考问题的起点应当是全球化。并且,就中国而言,来自全球化的好处远远胜于负面影响。在大使看来,中国只有通过继续地融入国际社会,国家才会有继续的进步。一旦反全球化的情绪主导国家政策,那么国家发展的情况会糟糕得多。 外交是大使的专业。在这方面,大使担忧的是盲目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也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所需要的,因为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爱国主义是美德。大使呼吁理性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他对中国社会存在的、不时表露出来的非理性民族主义非常担忧。有一次,我说,中国社会的非理性民族主义实际上很难是民族主义,而是变相的义和团主义,因为它经常使得国家利益最小化,甚至是和国家利益背道而驰的。他非常赞同。他觉得,无论是外交人员还是爱国的社会成员,其责任是使国家的朋友越来越多,敌人越来越少。如果民族主义使得国家的敌人越来越多,而朋友越来越少,那么就不应当叫民族主义。他也认为,民族主义不应当影响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在国际社会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我自己是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和大使讨论这个问题比较多。大使对此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认为,如同民粹主义,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也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例如中国的义和团主义传统。不能说义和团不爱国,义和团也是爱国的。但义和团方式的民族主义抵制不了国际竞争,反而导致国家的封闭和落后。再如近代以来的耻辱感。尽管现在国家已经强大起来,但一些人仍然走不出耻辱感。又如一些人因为知识的限制,不能正确认识国际事务,而对外在的压力视为是另一些国家的“阴谋”。更重要的是,一些人(往往是既得利益者)经常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搞非理性民族主义,损害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格局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无论是民粹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都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吴大使经常被视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平衡者。在各种国际性论坛上,香山论坛,博鳌论坛,或者读懂中国论坛,都有他的存在,他的理性声音。现在大使走了,但他担忧的民粹主义和义和团主义不会走。这也说明,国家实际上需要更多的象吴大使那样的人物来继续宣讲常识,不断努力克服来自极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困难,促成国家的进步。
2016年6月21日 -
【央广网】经济多边机制盛行 专家认为新的WTO正在形成
央广网北京6月19日消息(记者曾卫)中国早在2001年就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入世”15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在WTO框架下取得丰硕成果。在19日举行的2016中美公共外交论坛上,有专家提出,各种多边合作机制正在形成新的WTO,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甚至可能面临二次入世。 2016中美公共外交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主办方在嘉宾主旨发言之后,设置了一个专题讨论的小环节,主题是“加强智库在中美关系和亚太安全合作中的作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在讨论中提到,现在各种各样的多边经济合作机制盛行,比如说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TPP,还有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也就是TTIP等等,而这些新的多边机制,有可能形成新的WTO。 王辉耀: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到现在随着TPP、TTIP、RCEP,各种多边机制的形成。我感觉是不是有一个新的WTO正在形成,我觉得这个需要双方智库来做更深入的探讨,否则的话经济各种壁垒开始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大。 王辉耀认为,各种多边机制之间不同的贸易规则,可能会让中国贸易遭遇新的难题。 王辉耀:这个包括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包括跨国公司到中国来都会有很大的问题。中国甚至有可能面临二次入世,比如TPP和TTIP占据全球80%的贸易量,我们如果没有在TPP里面,或者美国也没有在RCEP里面,我觉得这个就会产生很多问题。有没有在现有国际贸易体系下,我们增进WTO,同时我们建立一个新的由各个国家参与的机制,这样对于双方国家的智库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话题,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面临未来不同多边的贸易规则的话,对中方是不利的。 在回到中美关系的讨论主题时,王辉耀表示,正是基于这种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应该寻求加强国际贸易的合作。 王辉耀:我觉得我们应该找到一个方法合作起来,来加强国际贸易体系。如果没有这个压舱石的话,对中美所有的问题都会受到影响。选自央广网,2016年6月19日
2016年6月21日 -
【新华网】伊朗新角色冲击有多强
新华网北京2月5日电 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3日结束对伊朗的访问。这是德国外长3个月内第二次访伊。此前,伊朗总统鲁哈尼1月下旬对意大利和法国进行了西方国家取消对伊经济制裁后的首次访问。伊朗近期活跃的外交举动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产生了诸多影响,它所扮演的新角色引起了很多关注的目光。欧美拉开距离伊朗和欧盟一些国家的高层交往意味着双方在双边关系上迈出更大步伐,双方政治互信增强。施泰因迈尔3日在同鲁哈尼会见时强调,德国已决心与伊朗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层面的关系。与伊朗和欧盟国家关系趋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对伊政策依然僵化。欧盟和美国拉开了距离。美国总统奥巴马1月16日签署行政命令,决定根据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要求解除对伊朗相关经济制裁,但美国众议院2月2日通过了限制奥巴马解除伊朗制裁的法案。美国财政部仍将“支持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的11家企业和包括伊朗公民在内的数名个人纳入制裁黑名单。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室主任钟飞腾认为,对伊朗制裁解除后,欧洲成为赢家。在改善与伊朗关系的速度上欧盟超过美国,不仅有助于欧洲缓解难民问题压力,增加经济收益,还可以增加其在中东的存在感和话语权。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储殷认为,在对伊朗态度上,美国与欧洲不同步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美国和伊朗的相互仇视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以世界霸主自诩的美国仍对作为新兴势力的伊朗心存疑虑,这意味着与美国相比,欧洲可以用更加和缓、公正的心态与伊朗打交道。改写国际经济关系英国《金融时报》网站近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伊朗人口约8000万,国内生产总值估计为4060亿美元,这使其成为自苏联解体以来重返国际市场的最大经济体。经济体量是伊朗撬动与外界关系的有力杠杆,也是外界看重伊朗的重要因素。在同施泰因迈尔会晤时,鲁哈尼表示,伊朗已经与多个国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伊德两国也应发展更长期的友好关系,构思经济合作的蓝图,工业、矿产、能源、铁路和旅游业将是两国着力合作的领域。伊朗与外部新的经贸关系十分“亮眼”。鲁哈尼1月下旬访欧时,伊朗与意大利签订了总额高达180亿美元的多项合同;伊朗航空公司与空中客车公司达成协议,伊航将购买118架空客飞机,价值高达250亿美元;法国第一大汽车制造商标致—雪铁龙集团计划投资4.3亿美元,与伊朗主要汽车制造商建设合资工厂;法国油气巨头道达尔石油公司也与伊方签署购买伊朗石油协议。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1月16日正式执行。欧盟和美国随后宣布解除对伊朗相关制裁。西方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意味着伊朗千亿美元资产被解冻。被孤立多年的伊朗将大力发展经济。有报道说,随着制裁被取消,伊朗希望每年吸引高达50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同时,伊朗作为石油生产大国在世界能源市场中有重要作用。德国媒体认为,在此背景下很多国家在积极行动,希望成为首批从伊朗开放中获益的国家。欧盟萎靡的经济局面需要伊朗市场提振。影响地区格局中东地区聚集了国际政治中许多长期难以解决的矛盾。巴以问题、叙利亚危机等使该地区局势十分复杂,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难民问题等给世界带来重大创伤。伊朗是中东地区大国,在地区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此次访伊,和伊朗方面重点讨论了叙利亚问题。储殷认为,欧洲国家和伊朗讨论地区问题是希望伊朗在中东乱局中发挥作用,减轻欧洲目前在难民、反恐、地区动荡等问题上的压力。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伊朗与外界关系的改善可谓是一柄双刃剑,伊朗的崛起将会引起沙特等逊尼派国家的警觉,甚至激化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矛盾。中东地区长期处于战乱、权力真空以及地区格局碎片化的局面,伊朗在地区格局中的新角色将有待观察。(记者刘莉莉、邵进,编辑刘莉莉)文章选自新华网,2016年2月5日
2016年6月20日 -
【中国科学报】全面开放才能打造高质量智库
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等主办的“2016中国智库创新峰会”近日在京举行。 2015年,《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后,中国智库建设进入快速发展的高潮阶段。 CCG主任王辉耀表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建设初具规模,有效推动了我国公共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但目前还存在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同时,日趋加速的全球化进程以及汹涌的互联网大潮和国际人才大流动等大趋势,也为中国智库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智库必须通过研究内容、运营模式、人才建设以及理论支撑、体制机制改革等,全维度地持续创新,在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 CCG主席龙永图强调,要打造高质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最根本的方法是“开放”。一是中国各种智库之间要建立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联系机制,形成真正相互联系的网络;二是中国智库与国际智库之间也要建立各种不同层次的联系。因为只有联系才可能产生活力,只有活力才能够产生真正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才能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并产生、碰撞思想的火花,在不同意见和不同思想的争论中得出正确结论。 同时,大数据、超级计算机等新技术的出现、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发展带来的传播变革,让智库身处信息爆炸、速度更迭更快的竞争环境。“大数据和全媒体为今天中国智库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客观条件,我们要在坚持开放的环境中建设智库。”龙永图说。(记者:彭科峰)文章选自《中国科学报》,2016年6月14日
2016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