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周刊/中文版】史上最大海归创业潮
2017年9月7日
与国内技术人才相比，海外人才一般受过体系化的训练，做过很多比较好的项目，技术能力比较强“虽说这个工资挖谷歌工程师有点难，但已超出想象……就是喜欢看老外惊讶的样子”。
“哇！中国创业公司可以开这么高的薪酬？”这是爱拼(iPIN)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杨洋，在今年美国旧金山的美国人工智能协会(AAAI)2017大会上听到最多的一句话。iPIN科技创立于2013年，是一家通过分析数据信息，为教育、招聘等行业提供商业应用的人工智能公司，总部设在深圳。杨洋半年多前参加AAAI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挖海归”。iPIN科技为此开出百万年薪，而其所在地的深圳市政府还会给每个符合条件的海外归国人才超过200万元人民币补助。在这次会议结束后，三个华人对iPIN科技表示很感兴趣，其中一位是应届博士，另两位在美国工作多年。
“虽说这个工资挖谷歌工程师有点难，但已超出想象，”杨洋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一般国内企业想挖到顶级AI工程师，开出的报酬需要达到年薪千万人民币以及若干期权，创业公司能达到几百万元人民币也是一个不低的数字。身材挺拔、说话爱开玩笑的杨洋打趣道，“就是喜欢看老外惊讶的样子。”那次会议上，杨洋目测60%的参会者都是华人，他甚至很少说英语，全程都用中文沟通。杨洋自己就是海归，曾在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攻读信息学博士，并在美国国家旅游与电子商务实验室（NLTeC）从事搜索引擎研究。
今年35岁的杨洋，从出国到回国创业历经了约十年。20多岁时，他很想看看国外的天地，为了能够完成出国梦，他选择了机会多、自己却不太擅长的物理学。出国之后，他发现自己并没有在这次学习过程中感到快乐。一天，他在图书馆看到一群外国同学组成的学习小组充满激情、兴高采烈地讨论课业，疲于应对学业的杨洋走上前去，提出了自己的疑惑：“看你们每天都非常开心，你们为啥读物理学博士？”一个叫Berli的同学说道：“杨，你读物理学博士不是因为喜欢吗？”就是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杨洋的内心，“当时周围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不清楚自己的兴趣。我们拿学业当一种工具，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热爱去读书。”后来杨洋休学了，经过一番周折读上最喜欢的信息科技专业。这番经历也为他后来回国创业埋下伏笔。
杨洋回国创业并不孤单。来自谷歌总部的科学家李志飞，2012年回国创立人工智能语音识别公司出门问问。美国上市云存储公司Box前工程师程远2013年回国创立了企业数据存储公司亿方云；职场社交网站LinkedIn领英美国商业分析部高级总监张溪梦2015年回国创立数据分析公司GrowingIO；曾在美国贝尔实验室任职，并在美国UT斯达康公司担任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的黄晓庆，也于2015年3月回国成立达阔科技，是一家云端智能机器人运营商，目前已获得由软银集团、富士康集团等超过1亿美元A轮融资；剑桥大学博士熊梓锴曾经在金融分析和研究公司Copal Partners做分析师，2016年3月在北京创立了大数据开发及应用公司开数科技。
杨洋，爱拼(iPIN)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有些人则选择了先加入国内大公司，熟悉国内市场后再行动。余凯曾在微软、西门子、日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NEC)和百度工作，2015年离职创立地平线机器人公司。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和电子工程系副教授，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学者吴恩达，于2014年3月回国主持百度人工智能工作，也在今年3月离职，三个月后在他的Twitter上发布创立Deeplearning.ai公司。
其实，这批海归创业潮已是第三波了，开始于2012－2013年，并于2015年之后达到高峰，更被誉为史上最大的海归创业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出国留学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的留学人员比例由2012年的72.38%增长到2016年的82.23%，形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留学人才的归国潮”。其中，创业成为主要选项之一。近五年来，全国留学人员创业园一共有347个，入园企业超过2.7万家，7.9万名留学人员在园创业。“2016年留学归国人员总数为43.25万人，较2012年增长15.96万人，增幅为58.48%，逾8成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呈现人才加速回流态势，并将迎来进大于出的历史拐点。”教育部的原副部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会长刘利民分析。
今年八月，智联招聘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这些海归中92.1%是在国内就业，7.9%在国内创业，这也是第一次单独调查海归创业者的比例。其中，海归开始创业的时间集中在2015年至今，比例高达76.4%。“随着国内越来越多的创业支持政策落地实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海归选择归国创业，”这份报告指出，在创业的行业分布上，海归们偏好创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领域，主要集中在IT/通信/电子/互联网行业，占比为19.8%。紧随其后的是服务和文体教育/工艺美术，占比分别为14.7%和11.8%，选择金融业的占10.3%。“中国现在已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生海归国，更是海归最大的流动国，这对中国的创新创业起到了积极的支撑作用。”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肯定地说。
而在创新技术领域之中，最新特点是涌现出大量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创业人才。“目前海归人才的创业比例越来越高，”领英中国解决方案服务总监王欢认同地说，“国内创业企业提供了越来越好的创新氛围，地方政府也针对归国人才推出了创业政策，大大吸引海归回国创业。近几年大数据、人工智能海归人才成为国内的抢手货。”2017年7月20日，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提到，“加大高端人工智能人才引进力度。开辟专门渠道，实行特殊政策，实现人工智能高端人才精准引进。”
这和大环境的发展息息相关。2000年前后，国内曾出现互联网领域第一波华人回国创业潮，包括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在1999年回国后创立百度。北极光风险投资基金创始人邓峰创立的安全领域上市公司NetScreen被Juniper Networks并购后，从硅谷回国成立风险基金。创新工场创始人李开复曾这样回溯第一代海归：在美国得到的教育对回国创业，是有一定的优势，但这种优势，每天都在削弱。今天已经可以看到这种迹象，李彦宏那个时代已成过去。
第二波回国创业者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谷歌中国帮”和“斯坦福派”，主要集中在电子商务、O2O领域。2006年，谷歌正式宣布进入中国，此后一批华人工程师从硅谷总部回到中国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立即走上创业的道路，而是在谷歌中国工作一段时间后，加入创业大军。峰瑞资本投后部门对50位曾在谷歌工作过的员工进行盘点，其中大量的工程师走上创业之路。其中比较典型的有：谷歌搜索广告系统第一位工程师周哲。2000年至2007年，他在谷歌美国工作，2007年回到谷歌中国，在2014年创立技德科技。沈思是谷歌第一个移动广告产品经理，2004年至2007 年在谷歌美国工作，2007年加入谷歌中国工作。2008年，沈思成立木瓜移动，从谷歌中国离职创业。这一时间段前后，还有“斯坦福派”，包括团购网站聚美优品创始人陈欧、O2O二手车零售平台优车诚品的创始人涂志清等不下十余人。
此刻，海归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创业已是一股不可挡的潮流。根据乌镇智库在2016年末发布的《乌镇指数：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仅2016年上半年国内就新增60余家人工智能创业公司，投资金额达到6亿美元。根据海外留学职场平台Lockin China2016年发布的《中国海归人才发展趋势报告》显示，3.4%的海归在回国时选择自己创业。创业是一件需要综合能力的小概率事件，但在近几年，海归创业这一趋势越加明显。“大公司的优势是品牌、资本、人才、用户数据。劣势在于人工智能技术必须培养新的使用场景。在技术初期获得的用户量可能没法满足大公司的KPI，而对创业公司来说，有一定的用户量就足以支撑公司坚持下去。”出门问问创始人李志飞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
杨洋也思考过这一问题。他认为，“在大公司做人工智能项目，主要目的是为了支撑自己现有公司的业务增长。而在创业公司做事，没有限定条件和历史负担，战略选择有很大的灵活性。”而且，对于想创业的海外华人来说，如果在国外创业，首先要解决身份问题，必须拿到工作签证才能开展事业。其次，作为中国人，在美国招聘到创业团队也有很大的难度。回国创业的好处却很明显：国内技术人员的能力在逐渐提升，而武汉、成都、重庆以及深圳等城市对海归创业都有政策支持。
2016年9月，领英中国为了替国内企业招揽人才，在美国举办了一次线下招聘会，集中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算法、架构师等领域。在这场招聘会上，有将近300人到场，大部分人来自于谷歌、Facebook、Uber、苹果等公司，绝大部分为华裔；五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占到场人数的将近一半。王欢在现场与求职者交流后的感受是，“一些海外华人虽然有非常好的工作，但对于国内的机会非常有兴趣，成熟人才对于归国的愿望是很强烈的。”
领英平台上的全球人工智能人才数量约为25万。根据领英对这些人进行的分析，从中美人工智能人才的从业年限构成比例上看，美国拥有十年以上经验的人工智能人才比例接近50%，而中国十年以上经验的人才比率只有不到25%。美国五年以下经验的人才比例约为28%，而中国的这一数字比率超过了40%。中国人工智能专业人才总量较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来说还较少，十年以上资深人才尚缺乏。“人才的缺乏和国内对技术的愈加重视，是新一波海归技术人才回国创业的催化剂。”
王欢服务跨国人才市场多年，感受到中国市场的创业者擅长于商业模式创新。但模式创新其实容易被抄袭和复制，特别是涉及到服务的创业，以至于中国互联网的市场拼杀速度非常残忍。一方面让国内创业在某些领域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唤醒中国公司必须重视技术创新。“因为大家知道，比如我拼服务、拼价格，很难在这个过程中取胜的，往往能取胜的是在技术方面的创新，从技术方面拉开与竞争对手的差距。”王欢观察到，对接公司与人才的过程中，好的架构师和大数据人才，回国拿到的薪酬不见得低于美国的工资。企业招聘端也愿意为成熟的技术人才配团队和项目，吸引技术人才。
程远，亿方云创始人
大数据产业的前景不可限量。2017年5月，《经济学人》杂志就在封面文章中，将大数据称为“未来的能源”。文章写道：“数据驱动”的创业者们是这场新经济的投机者，他们勘探数据原油，提取出来，并转化为聪明的新服务，从分析X光和CT扫描，到决定一片区域中的灭草剂喷射处。
早在1980年代，美国就有了“大数据”的概念，但是尚未达到“爆炸”阶段。到了2000年，大数据的提法又重新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并获得了更大的关注。信息管理专家、科技作家，《大数据》一书的作者涂子沛认为：“2004年社交媒体的兴起是数据开始爆炸的重要原因，每个人都成为数据产生源。”
云计算是大数据爆发的另一个前提。2006年美国电商公司亚马逊推出旗下云计算服务，3年后，中国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在国内也推出云计算服务。国内外的云计算公司使得大数据挖掘成本降低，以至于更多创业公司可以直接采用云计算服务在大数据产业上探索自己的商业模式。
近一两年，数据挖掘技术提升带来的是数据实时在线分析和个性化推荐，间接推动了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这一次人工智能革命，‘机器学习’的本质之一就在于从人类大量行为数据中找出规律，根据不同人的特点和兴趣，提供服务。”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在《智能革命》一书中写道。
中国大数据市场增速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在2017年3月发表的《中国大数据发展调查报告（2017年）》中提到：2016年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为168.0亿元，增速达到45%，预计2017至2020年增速保持在30%以上。根据大数据咨询研究机构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大数据市场规模达到281亿美元，同比增长22%。2017年6月埃森哲咨询发布的《人工智能：助力中国经济增长》报告也显示，人工智能有潜力将2035年的中国经济总增加值提升7.111万亿美元，尤其得益于人工智能帮助员工更有效地利用时间，到2035年，人工智能有望推动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27%。
“国内客户已经意识到数据的重要性。互联网的发展、社交媒体和电商普及，数据产生的速度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国内数据分析市场有很大潜力，我们有很多机会。”海归创业者熊梓锴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采访时说。熊梓凯认为，中国苏醒的数据市场是这场海归创业大赛的前提。他说，“国内对于数据分析的重点开始转向于非结构化数据的处理。非结构化数据是企业数据分析的难点，但比重又很大，占企业数据量的80%。这是一片蓝海，我觉得机会来了。”熊梓凯所说的非结构化数据是指不方便用数据库二维逻辑表来表现的数据。包括所有格式的办公文档、文本、图片、XML, HTML、各类报表、图像和音频/视频信息等等。
用户行为数据分析公司GrowingIO创始人张溪梦，在创业时仔细观察过中国市场，觉得中国用户确实更需要数据带来的价值。“中国曾经历过非常激烈的补贴大战。这种补贴是以补一次赔一次钱为代价。而美国的商家则是通过数据驱动的方式，用数学模型模拟出如何更好地进行用户获取，补贴一次会赚一次钱。”他也认为，国内中小型公司对客户精益化运作的经验和操作仍然落后于美国，中国市场存在一个巨大的机遇，将数据工具提供给更多中小型的公司使用，则可能帮助到更多中国公司成功。张溪梦的合伙人吴继业，也是他在领英美国工作时的同事，他们一道回国创业。吴继业在谈到对中国市场的理解时说，“中国是世界上单一语言最大市场。单一语言意味着文化、客户、差异不大，这对公司拓展用户有着重要的价值。”这也是吴继业斩钉截铁支持张溪梦回国的原因。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前谷歌总部科学家李志飞，2012年从谷歌辞职回国创办了出门问问人工智能技术公司，聚焦自然语言交互。李志飞认为国内大数据创业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种是做大数据工具，用数据工具建立一个平台，完成大数据的计算和存储，比如，关涛、闵万里、芮勇等从海外回国加入阿里巴巴、联想等计算平台；第二种是场景化和行业化应用，用大数据做互联网金融、保险、营销和数据可视化，比如程远的亿方云、张溪梦创办的GrowingIO等；而李志飞创立的出门问问、杨洋的iPIN科技则是第三种，利用大数据提供智能化、个性化的服务，杨洋的iPIN科技为教育、招聘提供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也是这一类。
大数据与如火如荼的人工智能仍有区别。大数据技术和应用服务的公司百分点创始人兼董事长苏萌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采访时说，人工智能的核心是大数据，但更狭义地来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聚焦点不一样，人工智能强调系统的学习能力，大数据更多地是跨界处理采集整合海量数据的能力。从软件的角度讲，大数据包括大量的开源软件、数据处理的软件以及IT软件；人工智能更多地是深度学习、机器学习、智能学习的软件。从硬件上来看，大数据更多指的是基础设施、基础平台、云计算能够承载、存储和做大量的数据理解和分析；人工智能的硬件很多体现在机器人上，包括服务机器人、制造机器人。
其次，中国的数据市场巨大有其深层原因。海归数据挖掘专家闵万里曾在谷歌、IBM先后从事数据研究，他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今天中国的大数据研发跟国外是完全不同的，甚至中国更加领先。十年前，IT信息革命时代，中国是落后的。但到了大数据时代，中国和国外几乎同时起步。中国很幸运地有一个巨大的市场和多重商业场景，从而可以从应用端催生创新。”闵万里认为，在中国，经济体量展现出的规模效应会带动创新，应用的创新又催生了技术的发展。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目前研究的领域没有涉及到弹性供应链，这正是因为美国没实验场景。
谷歌前工程师吴军，回国后曾在腾讯就职，著有《浪潮之巅》《人工智能时代》等书。他在专栏中写道：“在人工智能技术上领先的大公司——亚马逊、谷歌、微软和苹果——在语音识别和理解上相差非常小。各家产品效果的差异，主要来自于数据量，而不是产品本身。苹果和微软至今没有收集到足够多的数据；亚马逊的方法则是利用合作伙伴收集数据；Google Now的优势在于数据量大因此带来技术领先。”
国内有更丰富的场景，也可以发挥更多人的价值。李开复接受《福布斯》采访时说，“训练机器学习程序的一个残酷真相是，系统处理的信息越多，它获得的训练就越好，这意味着它会更加智能和准确，任何一家研究中心拥有的用户都没有在中国信手拈来的数量多，拥有最多数据的一方将获胜。”创新工场同时在中国和美国投资人工智能项目，但95%的投资在中国，只有5%在美国。
虽然，数据市场十分诱人，但对于“泡沫”是否存在的讨论也不绝于耳。《乌镇指数：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显示，2016全年中国大陆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了202笔投资，共涉及1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8亿元）。《硅谷百年史》作者皮埃罗·斯加鲁菲被公认为是对硅谷和科技领域最为了解的作家之一。皮埃罗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采访时表示，“中国市场充满机会，但是今天如果仅仅是为了赚钱就把自己的创业项目说成是人工智能技术，是不准确的。一些公司所做的项目并不能称之为人工智能。”
“目前国内的大部分公司都不是人工智能公司，有的只是在数据接上AI接口。”皮埃罗补充说。投资机构正在面临人工智能公司过多，无从鉴别技术真伪的现实情况。对于泡沫，吴军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从2007年开始，中国靠烧钱维系的公司已经死掉很多了，包括大量的独角兽公司。事实上在中国风险投资的回报并不好。我还可以预计，很快会有大量的大数据公司和人工智能公司死掉。”
整体来看，《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尚未开始盈利的企业占比59.6%，相比2015年42%的比例有所上升。”受企业所在的行业、企业规模、经营管理水平等多重因素影响，海归创业企业的盈利周期差异较大，1－3年内盈利的占比27.9%，3至5年盈利的占比5.2%，5至10年盈利的占比4.4%，10年以上盈利的占比2.9%。此外，根据盈利周期比例来看，从2015年开始创业的企业基本尚未发展到盈利的阶段。
一些数据公司追逐风口急于赚钱，一些资本也急于通过数据公司赚钱。融资成为杨洋回国之后撞上的第一面“海归墙”。“在创业过程中，人民币基金和美元基金的差异是每一个海归需要重点去考虑的。”杨洋认为，高科技公司在刚创业的三年内，可能没有办法推广产品，前期技术投放非常大。国内的人民币基金，要的是企业在国内上市，对盈利要求很高，而科技企业需要将利润变成研发投入。这成为融资过程中的一个矛盾。
罗盛咨询大中华区高科技行业资深顾问马坚也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布局往往是旷日持久的，许多本土企业却往往没有足够的资金和耐心来支撑这些科研工作，希望高薪挖来的海归人才能够一下子给出颠覆性的技术方案，而这给后者带来了较为压抑的工作环境。”
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是创始人和投资人在一开始就把话说清楚。亿方云企业数据存储公司创始人程远也是海归，他开诚布公地与当时经纬资本的对接投资人熊飞表示，“我所做的项目不是短期就能获得收益，这是一个增长曲线不那么漂亮的行业。如果经纬认可这一点，就深入谈一谈。否则就算了。”后来，程远与经纬的美国合伙人邵一波见了一面，双方达成一致，程远拿到了自己在中国创业的天使投资。
寻找资本支持是整个数据行业面临的共性挑战。在这种挑战之后，海归人才反而显现出独特的优势。成功的创业离不开合理的商业模式和过硬的技术，张溪梦认为：“资本只是在寻找更好的项目。资本是一个此消彼长、循环的过程。冬天过后就是春天，把握机遇的关键是，商业模式和技术能力。”
王欢认为，“与国内技术人才相比，海外人才一般受过体系化的训练，做过很多比较好的项目，技术能力比较强。并且可以将工程师文化带到国内。”王欢所说的工程师文化实际上是对待技术的一种态度和思维模式。
中国快速变化的节奏也吸引了叶晖这样的人回国。叶晖曾经在甲骨文(Oracle)工作多年，从事大数据平台技术研发的，2016年回国后，他选择加入一家名叫销售易的企业销售管理软件公司。在决定之前，叶晖与销售易的技术团队深入沟通过公司原有的技术框架。“技术上用什么样的软件，为什么要选那些软件并不重要，我更想了解工程们的思维过程。我在观察团队的技术思维。”
关涛此前在微软工作，离职回国从事大数据平台研发工作，现为阿里云数据智能研究员。回国的这段时间，关涛经常遇到团队因为各方面压力，不能一次性将技术细节研发到位的情况。对此，他在努力改变团队的文化，“对技术的扎实要求，其实是一种工程师文化，在云计算、大数据这种技术环节极为重要的领域，保持平台和技术的稳定性成为一种必须。”关涛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说。领英中国副总裁于志伟观察到国内外人才工作环境的不同，“当海归进入到国内的工作环境，不会像十年前那样感到太大的代沟，这种差距在缩小。然而，在公司里，就具体的工作要跟具体的同事对接时，仍然会反映出一些需要适应的地方。在工作速度方面，国外的研发可能以月为周期，准确率高。而国内经常以天为周期，但可能在工作中出现小瑕疵，需要多次迭代。”
除了技术思维，海归人才带回的工作方式还体现在对员工的管理上。程远和张溪梦在公司里都没有独立办公室。程远的工位是公司的最后一排，他把最不好出入的座位留给自己。张溪梦的工位正对着厕所，往来行人多，非常容易被打扰，但他甘之如饴，因为“在创业快速前进时，创始人应该重视和尊重员工，把自己放低。”张溪梦解释。
李志飞认为技术驱动的公司要非常注意管理的平等、透明、公开，而不是从上到下地洗脑式管理。他说，在硅谷，科技创业公司里面的人的素质一点都不比大公司逊色。初创公司的人都是斯坦福大学等名校毕业的，这些人非常聪明，有自己很强的想法和主见。透明的文化使得聪明人做事情的时候，建立起对事物的联系认知，知道为什么做，知道这件事对公司的影响。这是硅谷强调开放、互动文化的原因。
最近，出门问问在美国举办了一个技术马拉松活动，公司里有四分之一的员工参与了项目，并在每周举办一次的交流会上面向全体员工进行了复盘。杨洋的公司也会举办同样的沟通会，只是在频率上是每月一次。不过，杨洋发现，这样的平等文化在中国推广并不容易。“在美国，被平等的对待，才能公平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去做尝试。但是在中国的员工在参与氛围上并不太主动。”杨洋说。
李志飞也感到一些员工在交流上没那么顺利，“很多时候讲了很多战略，但员工无法准确理解。”但李志飞的管理心态越发平稳，“任何战略都是需要不断沟通的。”改变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领英于志伟对此的建议是：“海归领导者不要期望员工一定要为他发生变化。因为你是一个人，员工是一群人，你要一群人为你一个人改变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要先去适应，只有员工接受了你之后，把你的价值显示给他们，你才能得到认可。”
技术和管理是海归人才的优势，但对于本土市场的把握则是海归人才的短板。叶晖回国一年多，在实际接触客户中最大的感受是：相对美国，中国的销售压力有点大。正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刚刚兴起，很多客户对数据服务是不了解的。企业一方面要教育这些客户，疏导客户的需求，另一方面，客户不断提出更高的产品要求，企业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客户。这就对销售提高了要求。“不过高节奏地接触客户，得到反馈，满足客户需求，也可以快速试错。”叶晖从另一个角度反思。王欢认为，因为在短期内缺乏对本土商业环境的了解，海归最大的短板就是市场。马坚认为，海归人才非常需要了解和认同本地的市场和产品特征。
数据领域的开源技术公司Easy Stack创始人陈喜伦在2017年前后一直为公司寻找海归人才。陈喜伦本人不是海归，但是此前在本土外企工作，他认为：“由于中美用户需求不同，架构各异，管理、标准、监管都不同，因此海归创业在这方面需要本土的人才才能建立合适的商业模式，建立相应的生态，推出符合中国用户需求的产品。”自2015年后，陈喜伦在融资过程中碰到的不少VC投资人表示，“如果云计算领域的创始团队是纯硅谷人士、没有深谙中国行业和市场的核心创始人员，也不会投资。”
海归回国创业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大公司的竞争。近几年，国内创业环境的一个巨大变化是，所有创业者不可避免要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你所做的事情巨头也在做，你会怎样？从最早的电商到团购大战、出行领域，最终的争斗无不以创业者选择巨头战略性入股，巨头平分天下为终。根据新媒体平台逐鹿网的统计，2014年总计有94家公司与“BAT”发生资本关系。其中，百度动用了20亿到30亿美元，收购或投资了15家公司；阿里动用了60亿到70亿美元，投资或收购了36家公司；腾讯动用了70亿到80亿美元，投资或收购了44家公司。更惨烈的创业者则在前期的用户量和资本角逐中牺牲。除此之外，对于用户量的抢夺，使很多创业者在初生之时就想耦合上下游、拓宽业务链、做平台。然而却在快速扩张中失守阵地。甚至在疯狂融资之后，仍然出现资金链断裂。
程远所在的数据存储领域就有百度、联想、360等大公司。他认为，巨头的出现从生态的角度看是食物链上的新物种，创业公司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慌，需要更深入地思考产品的深度及差异化。“国内创业环境的急功近利既是问题，同样是机会的来源，这一点在融资上体会得比较明显。但现在冷静的资本时期，真正有技术积累，更有耐心的公司就越能脱颖而出。”程远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说。他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方法是——专注。2016年前后，同行纷纷争做平台，向上下游功能不断延伸，程远始终让公司的发展围绕文档分享，最终他们获得了浙江大学的订单，继而通过这一个点撬动了教育行业的客户。
生活上的难题也是海归们不得不面对的。叶晖就面临和家人两地分居的境地，为了让孩子接受教育，他的妻子留在美国，他每个季度往返一次美国。而张溪梦、吴继业等人的妻儿已经回国。“两个孩子出生在美国。户口对上学的限制，以及严重的雾霾，是让我最为担心的。所幸也有一些国内机构提供解决的办法。难，但也没那么难。”住在北京的张溪梦平静地说。
王欢接触很多海归后觉得，“在美国，大家会特别强调工作及生活的平衡，包括身体健康和家庭观念。很多人每天都有健身的习惯，但在回来国内之后，他们必须面对工作压力的冲击。”
海归回国在大数据领域创业是否是一个好的选择？面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回答。杨洋认为，如果海归想创业最好是选择回国，因为在国内可以找到合适的人、政府的支持。如果只是想回国工作，国内的技术环境未必有美国好。李志飞、程远的选择也都是从国外回来直接创业，李志飞认为能够把自己所擅长的技术转为产品提供给消费者是最有价值的事情。程远则看中在创业中的历练，他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会创业。”尽管因为创业，程远错过了前东家美国企业数据存储公司Box上市后的股价飙升。
关涛从事的是数据底层平台的技术研发工作，他并不排除自己在未来创业的可能性，但此刻他选择加入大公司阿里巴巴。“因为大公司的数据量和业务可以提供一个完善的研发技术平台的环境。这是创业公司无法实现的。”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芮勇向《商业周刊/中文版》表示，“大公司和创业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都有非常好的机会。加入大公司，强在可能有比较大的团队，有很强大的运算能力。小公司的优势在于对某一个细分领域，一个垂直行业都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芮勇曾担任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负责多媒体搜索、知识挖掘方向。
回国后，因为不适应又返回美国的例子也存在。王欢发现再次返回国外是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家庭压力、与加入的企业管理风格没有很好地磨合、个人性格等。“但我并不认为回国就面临很大的风险，哪怕在美国找一个工作，你都会有风险，是不是能够融入这个公司的文化？和上级是不是能够很好的相处？”
硅谷华裔工程师吴睿智(Rey-nold Wu)加入了一家2014年在杭州成立的家庭机器人创业公司Rokid，担任产品总监，工作地点在硅谷，负责产品研发以及北美团队搭建。他和他的好朋友利用业余时间一起运营硅谷华人的线下互动，加强当地工程师华人对国内的了解。吴睿智很想仿照纪录片《49-UP》，做一个海归创业者的纪录片。“每个人回国创业都是经历一个极大的人生转变，一个痛苦的思考和抉择过程。”吴睿智说。
叶晖在回国之前，经过了很谨慎的思考，他认为所有的机会都是有成本的。如果选择待在美国，生活非常地舒服，压力也比较小。但现在国内的发展机会是难得的。
覃超从Facebook回国加入一家投资机构做技术合伙人。他的想法很实在：“虽然我现在身在国内，但是房价、空气以及拥堵依然会影响我对未来的考量。也许干到35岁，我仍旧可能会回美国或者去欧洲发展。”
如果拿张溪梦现在的工资和之前在美国工作的时候比，大概是1∶100的比例。“钱财、舒适的生活是每个人都渴求的，符合人性。在国外住上好房子、开上好车是很重要的事情，但回国创业，有一份乐在其中的事业也是无价之宝。”他总结地说。
《商业周刊/中文版》，2017年第1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