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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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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新：数字时代与跨界联合创新
理事简介关新，CCG副主席，宽资本创始人及董事长。2017年 6月27日，第二届全球虚拟现实大会(GVRC)在上海中欧国际商学院召开，作为全球虚拟现实行业最具有含金量的顶级盛会，GVRC将涵盖世界级大咖演讲、近十场圆桌论坛碰撞、前沿开发者分享、精挑细选的顶级投资路演、最前沿产品亮相以及最多样VR/AR/AI技术展览，充分展现虚拟现实技术行业的最高水准。宽资本董事长关新博士在大会现场发表了《数字时代与跨界联合创新》的主题演讲。从资本的角度谈了中国与世界联合创新：表示中国是创业大国但还不是创新大国。在科技上追赶发达国家的手段除了山寨与并购之外，我们应该大力提倡中国与全球联合创新。联合创新是跨界的，跨学科的，也是跨国的，目的是利用全球的人才、科技与资本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挑战，共享共赢。 以下为关新博士现场演讲视频：文章选自宽资本，2017年6月30日
2017年7月5日 -
薛澜：面对新经济 政府要实行包容性政策
专家简介薛澜，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面对新技术、新业态下的新经济，如共享经济，政府出台的有些很好的政策一旦到了地方，就‘变味儿’了。”近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在结束主持大连达沃斯“引领共享经济”分论坛后，接受央广网记者专访时直言，这是目前中国新经济的发展面临的很大挑战。他认为，企业、市场、政府，三者需要共同协调，才能更好地支持新经济的发展和增长。谈新经济对传统的行业冲击将加剧 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这是来自“一带一路”沿线20国青年评选出的中国“新四大发明”。如今，新经济不仅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同样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潜在动能。 在薛澜看来，新经济对传统的行业冲击会加剧，比如网约车对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冲击。“所以，面临颠覆性的创新，政府要采取何种态度很关键，政府要实行宽容及包容性政策，能够为其提供更好、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 目前，以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不仅创造了新的供给和需求，大大拓展了发展空间，也给各方带来更多平等参与的机会。 “在过去，中国对于新经济的推动，更多的是知识研发方面。但是，后来发现仅仅从研发出发很局限，即使技术不错却没有很好的市场环境，也很难得到充分的发挥。”薛澜告诉记者说，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光有了技术、市场经济不行，更关键的是需要政府的规制。 薛澜也道出了自己的担忧，有些关于新经济的政策规制，一旦到了有些地方政府就“变味儿”了，这是我们面临的更大挑战。他举例说，比如很多地区针对网约车要求车辆轴距等，其实并不合理。所以他认为，新经济的发展的问题，需要企业、市场、政府共同协调，才能更好的支持新经济的发展和增长。谈政府监管新技术和新业态 政府该采用“适宜性治理”态度 在昨天上午的2017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表示，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催生着新的产业、新的技术、新的业态，人类在过去任何一次工业或技术革命当中，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有更多的机遇。 “中国是全世界所有政府里面第一个让网约车合法化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大步。”在达沃斯论坛一场以“引领共享经济”为题的对话中，滴滴出行CEO柳青认为，中国政府在鼓励创新，发展共享经济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也给了滴滴更多的信心。目前，正同一些地方政府进行政企合作，但在具体政策落地过程中，各地还会出现了一些偏差。她期望，地方政府能进一步转变理念，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薛澜在接受央广网记者专访时也很赞同柳青的观点。“政府应该采用‘适宜性治理’的态度来面对新技术和新业态，用传统的方式归置往往可能扼杀新的商业模式。”他谈到，对于滴滴这样的共享经济参与者来说，想要解决技术难题和自身文化建设，实现需求和供给的合理匹配，需要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其实在国家层面，中国对于网约车合法化的宽容度够高，中国政府在推动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这方面走到了世界的领先地位。”他建议称，政府和企业要以更加包容和合作的态度来进行对话，例如让新兴的企业参与到决策过程当中，面对新兴事物，加快制度的调整速度等。谈达沃斯主题包容性增长背后的中国“钥匙” 达沃斯论坛已经进入到第二天，中外媒体似乎都在“求解”本届论坛主题：“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包容性增长”。 “这一轮工业革命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孕育兴起的，其速度、广度、深度前所未有，也为各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无限的机遇。但是，如果举措不当，那么也会在增长当中带来包容性不足问题。”在昨天的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在开幕式上谈到，与以往的工业革命相比，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更大的可能性。 对此，薛澜认为，包容性增长，不管是对于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来讲，都是必然的结果。目前，全球经济并不是按照很均衡的方式发展，差距在慢慢扩大。“这次将包容性增长纳入主题非常及时，历来新经济的发展往往都是哪些地方利润最高，往哪些地方去，所以第一波最好的用户都会选择最有钱的，担负得起的，这样的发展会拉大国家、社会之间的差距。”薛澜说。 薛澜指出，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存在贫富差距，但现在中国作出很大努力，包括扶贫攻坚。没有哪个国家的扶贫力度大于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国有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进入发展的机遇，中国走在了世界前列。 “未来的发展，可能有些人在享受第四次、五次的工业革命的成果，但有人还停留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之上。今后如果国家、社会差距拉大到一定程度后，或许差距就会变成怨恨及仇恨，世界就会变得不安宁。”所以，薛澜在接受央广网记者专访时的最后几分钟坦言，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确实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在全球化高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逆全球化现象，又增加下一步经济发展不确定性，所以各国的政策要相应作出调整。文章选自央广网，2017年6月28日
2017年7月4日 -
鲁白：人工智能时代的医生将致力于个性化治疗和人文关怀
专家简介鲁白，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教授。 “有人担心，如果人工智能基于医疗大数据能够做诊断了，医生就会失业。其实未来的医生将致力于个性化的治疗服务，医生的人文关怀也是机器代替不了的。”第11届夏季达沃斯期间，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知识分子》主编鲁白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期待人工智能在教育和医疗上的应用 作为国际知名的脑科学研究领域专家，鲁白一直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并在清华大学开设《脑科学与人工智能》课程，他笑称“通过开设这门课，自己也学习一下。” 鲁白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有三大支柱来支撑——算法、大规模云计算能力和大数据，而三者的发展阶段各有不同。 “算法要有巨大的变化，这已经实现；大规模云计算的能力也在快速发展中；但大数据在很多情况下还没有实现——滴滴、淘宝有出行和购物的大数据，但医疗方面还没有大数据。政府和社会各界要做的努力是怎样建立和医疗有关的、高质量的、可分享的大数据。”鲁白说。 具体到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鲁白认为，人工智能首先可应用在挂号、配药和付费，其中付费环节的人工智能会很快实现;电子病历的共享还需要立法，即个人信息如何利用和分享还需要制度来确定。他举例美国的医疗信息属于个人，个人可以决定是否将私人医疗数据出售给医院、研究机构等；人工智能的诊断目前已经有新的发明突破，如果其诊断的准确率等同于医生，则会大大提高治疗效率。 鲁白同时表示，中国的移动支付已经领跑全球，下一步最期待人工智能运用在教育和医疗的应用。“人工智能将对教师的教学方法，学生的学习方法以及教育体制都有深刻的冲击。人工智能为人类提供服务和帮助，而不是形成壁垒。”科学家传播科学知识有天然优势 在本次达沃斯论坛上，鲁白参与“公众对科学的质疑”讨论环节时表示，科学应该回归初心，即增进人类的知识。 由鲁白、饶毅、谢宇发三位教授创办的《知识分子》已成为当下最受欢迎的科学公众号之一。在谈及对科学知识的传播时，鲁白对第一财经表示，自媒体时代，任何人都可以发言，而科学家拥有天然的科学家网络资源优势。 “例如诺贝尔奖一公布，我们能迅速反应出获奖者的朋友是谁、合作者有哪些、学生有谁等等。获奖者对学生中往往有中国人，我们马上通过微信进行联络。专业的科学家还能判断出哪些人讲话是有份量的。半小时内就能发布有信息量的报道。屠呦呦获奖时我们曾引领了全中国的报道。”鲁白说。 鲁白认为，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大大增加，很多民众容易被网红的言论所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媒体本身需要反思，而科学家也要积极投入到传播科学知识的过程中。文章选自第一财经，2017年6月28日
2017年7月4日 -
葛剑雄：真正的本领在于读懂书本背后的社会事实
专家简介葛剑雄，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媒体上关于读书的文章不少，但相当一部分是误导。比如有人提倡快乐学习，大体上，读书是快乐的，但读书不能只要快乐，有些枯燥的书也要读。也有人说，书应该写得让大家都懂，这种观点也不对，一些科学原理或深奥的思想很难写得人人都懂，阳春白雪注定是少数人的。文学史说白居易写诗通俗易懂，连老太太都能懂，《卖炭翁》或许听得懂，《长恨歌》也能听得懂吗？有人说学科发展由繁到简，现在又到了需要博学的时代，这话不对。我们应该怎样读书？若为求知，你先要明确所求的领域和程度，然后去找最合适的书，不要看那种包罗万象的书，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书，无论是纸本还是数字化的，数量都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接受能力，哪怕你有一目千行的本事也不行。以前用“学富五车”称赞一个人学问好，现在只怕五十车都不够。古代的车是马车、牛车、小板车，书是帛片、竹简的手抄本，所谓“读书破万卷”，一卷书实际上就一百多页。但学问是越分越细的，以前文史哲，数理化，现在光数学一科就分出很多支，所以读书要学会选择。不仅是类型选择，还要明确自己的程度。有人说学科发展由繁到简，现在又到了需要博学的时代，这话不对。博学不是漫无边际，而是在全面彻底掌握本专业的基础上根据需要了解其他学科。现在有人责怪“博士不博”，这是人们对博士培养目标的误解。其实“博士”只是用中国历史上已有的名词来翻译“PHD”，并不意味博士真的要“博”。博士应该专，去看看博士论文做的题目就知道，全世界的博士做的都是很细的题目。读书的第二个目的是研究读书的第二个目的是研究。现在有些论文的水平不算研究，而是简单重复。曾有学生很认真地告诉我，说自己有了新发现，其实这个发现我已经见过了。这种研究作为学术训练没有问题，但作为研究成果就有问题了。以前我们做一些与国外重复的研究，还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们读不到他们的书。但现在就不能这么说了，因为网上都可以查到。如果不查却自吹是新发现，就是剽窃。所以我要求研究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集前人的成果，在导论或序言里写清楚前人做过哪些。这要求我们穷尽地阅读一本书。不仅要看，而且要尽量找到原始版本，有了新版还要注意它有什么补充或修订。有的人对一本书研究了很久，已经形成了成见，但作者去年其实修订过，一些错误早就纠正了。读书过程中，投机取巧往往要承担后果。有人会长期延续学术上的错误，有人就自觉不自觉地违反学术规范。复旦有个教授，被北京一位先生写文章批判为剽窃、学术不端。其中一部分观点我是不赞成的，说他自我剽窃，有些内容今天出过了明天又出。我认为这要看情况，如果社会有需要，这种做法就没错，当然他应该写清楚。文中有个证据，说他间接引用一篇文章，偏偏写自己引用了原始文献，问题就来了：他引用的书中把“Dover Strait”错翻成了“street”，译成“多福尔大街”。他如果照实说是从二手资料引用的，也没什么问题，可他非要说谎，于是被人质问“你这个复旦大学的博士，英文水平这么差吗？”其实这个错误我们每个人也许都犯过，我就差一点犯过。但起码应该查查原文，原文都不查，犯错误也是活该。读书的本领不在于看得懂书本，而在于看得到书本背后的社会事实。常有人说，你们研究历史的本领真大，古文都看得懂。但我会告诉他真正的本领不在于看得懂书本，而在于看懂书本背后的社会事实。古文再难大家理解了字面后，水平就一样了，但是为什么有人就能通过文字看透一些社会现象，得出大家都没想到但都觉得合理的结论呢？这不仅要靠看书，更要看他会不会读社会了。比如现在蒋介石日记开放了，上面记录过他年轻时曾经想上妓院，没忍住去了，自己的毛病写得还是比较公正的，现在读起来觉得很真实。但蒋介石日记真的百分百真实吗？有人将日记与历史对照过，发现有时历史上发生了很重要的事，他在日记上却一个字都没写。所以研究历史，光靠书本是不行的，要考察社会。研究历史，不可能到古代去调查，但如果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就容易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我研究人口史，发现“人口”里就涉及很多奇怪的现象。宋朝时，全国平均每户最多只有2.65口人，最少时只有1.4口人。1.4口人简直不能组成家庭了，一般人都单身了，这可能吗？后来仔细研究，发现这个数据是上报给中央政府作为交税依据的，那当然人口越少越好了。但向中央政府申请救灾时，每一家却都在五口人以上。现在我国每一次人口普查时，国务院也会发通知要求大家实事求是，自愿申报户口的就不要再处罚。这样看来，古代和现在没什么不一样。所以看书还要结合社会，看懂社会。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要走出去了解社会，读书才会有用。文章选自搜狐网，2017年6月27日
2017年7月3日 -
李稻葵：面对人工智能 未来大量的就业机会是陪人聊天
专家简介李稻葵，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2017年6月28日，《中国经济周刊》编委张璐晶受邀主持世界经济论坛直播访谈，对话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在三十分钟的直播中，李稻葵教授分享了他对共享经济、人工智能、产业升级等多个领域的见解。 李稻葵表示，人工智能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在工业生产领域，很多的产品，比如香烟的生产已经很大程度上无人化了。再比如汽车的生产，过去十几年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量的机器人（300024）节省了劳动力，而且更加精准，可以想象在工业生产领域，一线直接接触产品的工人的数量会继续减少。另外在专项应用，自动驾驶、半自动驾驶领域很快也能实现智能化。 李稻葵认为现在有泡沫的，或者说认知超前的、期望过高的是大家称之为一般智能的机器人，比如说回家以后希望有人可以和你讲讲话、给你做清洁、可以有情感交流的机器人。这就是越简单的事越复杂，越复杂的事越简单。 和一般人的观点不一样，李稻葵表示，在面对人工智能的时候，有很多人都说未来我们都失业了，但他认为，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大量的就业机会是陪人聊天，陪老人聊天、陪失恋的人聊天、陪孤独的人聊天，这种工作是机器代替不了的，而且要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这种工作以后会占用大量的劳动力，所以我们以后培养的人有很多是高级的情感治疗师，这是未来大量的需求所在。文章选自经济网，2017年6月29日
2017年7月3日 -
郑永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参照京津冀协调模式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近日发表题为《粤港澳大湾区与制度创新》的文章，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文章称，粤港澳大湾区由广东境内的九个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城市组成。这不仅仅是中国的巨大城市群，也是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城市群，这11个城市的经济总和相当于世界第十大经济体。 文章称，为什么中国要提粤港澳大湾区？第一，大湾区建设就是要实现湾区本身的可持续发展。第二，实现国家的进一步整合。第三，把湾区建设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化经济贸易、科技创新平台。 文章称，就国家的整合和统一而言，大湾区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大湾区建设不仅仅是要追求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也追求粤港澳地区的进一步整合和国家的统一。 文章称，不过，各地的优势没有整合与利用，也就是没有做到资源有效配置。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没有利用各自优势，各搞各的，造成重复建设和巨大的资源浪费。例如香港具有金融、教育和科研资源，澳门具有优质服务业资源，但是这些都没有和珠三角其他地方整合起来，通盘考虑。 文章称，广州和珠海多年来发展教育，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方面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发展效果并不符合预期。广东为什么不能充分利用香港的教育资源呢？在“一国”构架下，广东和香港的教育资源整合完全是可以做到的，只是人们没有这个思想意识。再者，是香港的金融制度资源。这个制度在香港已很成熟，在世界领先。这些年，广东为了照顾香港的发展，本身没发展金融体系，但广东也没充分利用香港这个金融平台，造成巨大浪费。 文章称，在大湾区内，行政分割过于严重，很多问题都是由此造成的。 文章称，怎么办？因为是“一国两制”，较之其他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整合有其难度。但因为存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行政分割所造成的困难也不是无法克服的。有几方面路径可以考量： 第一，优质城市建设。湾区可以对标国际一流城市建设来进行。湾区内部很多城市的基础设施已经跟上，甚至不亚于港澳，但管理水平远远没跟上。这方面，湾区各城市可以通过服务业的整合快速得到提升。应当指出的是，广东现在的服务方式和水平本来就和港澳经验相关。 第二，城市群建设。城市群建设已经提升为国家计划，湾区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湾区建设经验，例如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等。除了要参考这些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更重要的是这些湾区如何克服行政分割的限制，让企业和社会在湾区整合方面起主导作用。 第三，湾区范围内的制度整合。这方面，有很多湾区“共同市场”有待建设，包括共同制造业基地、共同金融市场、共同劳动力市场、共同房地产市场、共同教育市场、共同服务业市场等。如上所述，香港的金融、教育、科研优势，为什么广东不能用？如果这些湾区共同市场建成了，就可以实现湾区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 第四，世界性贸易平台建设。在这方面，湾区要深入研究成功的案例，把国际多边主义的规则内化，变成“一国”之内大湾区自由贸易区的规则。因为这些规则具有国际性，也比较容易为国际企业所接受。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这样做尤其有意义。 第五，中央高层组织协调。鉴于“一国两制”的复杂性和城市之间的严重行政分割，这11个城市之间或广东省一级很难产生有效的协调机构。如果没有有效的协调，本来很容易解决的一些具体利益问题，就会被放大到阻碍湾区的整体整合。因此，可以参照京津冀协调模式，由高层组织协调机构。没有这样一个顶层设计，很难达成上述几个方面的目标。文章选自参考消息，2017年6月29日
2017年7月3日 -
梁锦松：这个时代做中国人是福气 一定要感恩
香港回归20年之际，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香港特区政府前财政司司长、现任南丰集团董事长及行政总裁梁锦松在港接受中新社专访时表示，自己事业上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中国人的身份，他表示作为中国人很感恩。 回忆起20年前的7月1日，对回归充满憧憬的梁锦松，现场见证了香港回归祖国的政权交接仪式，这标志着香港政治意义上的回归。但作为首届特区政府行政会议成员，梁锦松深知，仪式上的激动与喜悦之后，是确保平稳过渡的挑战。随即亚洲金融风暴爆发，这打击了当年香港的经济，2003年爆发的非典(SARS)疫情更使香港经济雪上加霜。梁锦松表示在非典结束后，政府恢复经济的措施除了开放内地省市的旅客来港，还在2003年签署了全名为《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CEPA。 香港特区政府前财政司长 南丰集团董事长及行政总裁梁锦松： 我是代表特区政府跟中央签这个CEPA，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CEPA是见证了另外一次回归，政治回归就是把这个就是1997年7月1日换这个(国)旗，政治回归就完成了，经济回归大概就是2003年签CEPA标志着(香港)跟中国内地的经济进一步的合作跟这个互动。 数据显示，从CEPA协议签署后的2004年起，至内地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2015年，香港特区GDP年均增长4.6%以上。 作为香港银行界的华人翘楚，梁锦松在金融圈耕耘40余年，其中在花旗工作23年，30岁就已做到了地区经理，也曾担任摩根大通亚洲区主席，直至后来在黑石集团出任高层。但梁锦松认为，这些成功并不能完全归功于自己的聪明，能得到器重，更多是因为自己是中国人，这些公司希望利用他在两岸三地的经验和人脉拓展业务。 香港特区政府前财政司长 南丰集团董事长及行政总裁梁锦松 因为我是中国人，而前面(的高管人员)没有其他的中国人，有西方的这个训练，也有一点人脉，(公司)重用我就是希望用我的经验和人脉帮助这些金融机构在中国的业务扩展，所以你问我作为中国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在这个年代作为中国人肯定是一个福气，这个我们要感恩，我们一定要感恩才行。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7年6月23日
2017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