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
专访梁锦松：我担心，眼界比较小，这是香港年轻人的致命伤
少做少错，不做没错这样的心态是不行的梁锦松：对香港的爱与忧本刊记者 | 闵杰 徐方清本文首发于总第810期《中国新闻周刊》 梁锦松是除香港特首外，在内地知名度最高的几位政经界人士之一。这源于他身上两个著名的标签，一个是前香港特区的“财神爷”，即财政司司长；另一个，是因为他在2000年娶了当时最出名的跳水明星伏明霞。实际上，除了这两个标签，梁锦松更是香港金融界的翘楚。他曾在花旗银行工作23年，30岁就已做到地区经理，是当时华人在香港银行界职位最高的人。在摩根大通，他也曾任亚洲区主席；后来他还在黑石集团出任大中华区主席。2001年5月，应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的邀请，梁锦松放弃2000多万港币的天价年薪，出任年薪仅为240万港币的香港财政司司长一职。2003年7月，梁锦松以个人理由辞职。尽管任职时间不长，但在财政司司长任内，他大刀阔斧地推进香港财政预算改革，发表《财政预算案》，大幅增加各种税项，如利得税、薪俸税、汽车首次登记税、离境税、博彩税等，以解决高达700亿港币的财政赤字。在任内，他还协助香港特首董建华，积极推动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融合，代表香港政府与中央政府签订了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这份协议对香港影响深远。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如今身为南丰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的梁锦松在香港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畅谈他对香港的爱与忧。“我学到了谦卑”中国新闻周刊：你当了两年多香港财政司司长，这段经历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梁锦松：以前我从来没想过会从政，当时非常幸运地当了财政司司长。虽然当的时间不长，但是媒体也很客气地说我这两年做了很多事情，这段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客观来说，我的政策最后的效果还是比较成功的，媒体也说是正确的政策，只是“政治不正确”。但是以我的角度来看，做了正确的事是对我最好的评价。说我政治不正确的评价，也让我学到了做公务员和在商界是很不一样的。在商界你只需要合法地做事，然后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不用管太多其他的感受。但是公务员是不一样的，做的每件事是关于每个人的生活，就算我做的事情是对的，但是急于求成，最后的结果不一定是最好的，需要更多的时间，听取不同的意见，这是很难的。比如说要加税，要降低公务员的工资，大部分意见肯定是反对的。当时有人问，每个政府都有财政赤字，为什么只有你这样改？主要是当时我接手的时候财政赤字已经占到GDP的6％，因为我的上一任财政司司长减税、加福利、涨公务员的工资等导致结构性的财政赤字。第二个原因是当时财政赤字都是用美元计算，美元汇率一直浮动，香港是固定汇率，所以当时只能加税。这个方案一推出来大家肯定是反对的，但是最后证明是对的。我在商界23年一直都比较顺利，30岁已经当上了花旗银行东亚地区的经理了，在比较顺利的时候就不会顾虑他人的感受。通过担任公职我体会到了在商界和做公务员的不一样，不能太自我，让我学到了谦卑。我觉得还是得大于失。“眼界比较小，这是香港年轻人的致命伤”中国新闻周刊：你担任过政府公职，也长期担任私营银行的总裁。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来看香港的问题，有什么不同的认识？梁锦松：很不一样。当我做过财政司司长之后发现，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就不能老是批评政府做得不对。中国有一句话，当家才知柴米贵。比如说当时我减赤字的政策，很简单，但是影响了很多人。还有，比如说教育的问题。因为我协助、支持了董建华先生的选举，他当选之后，就委任我当了行政会议非官守（非官方）成员。当时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委员会，叫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相当于内地的高教委。进这个行政会议是因为我一直在做银行，比较了解金融，而且也比较关心教育。当时教育改革是我领导的，可以说是把香港的教育改革向前推了一大步，到现在国外都觉得当时香港的教育改革可以持续十几年是个奇迹。现在香港的情况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教育基本上没什么重大的改变。社会各界对香港教育主要的抱怨是太注重应试，但是很多老师，当他是学生的时候，也是接受这种应试教育，如果突然让老师换一种方式教书是很难的。所以批评是很容易的，但是提出有效的建议是很难的。我离开政府十几年了，没有评论过政府的公务，最近两三年才出来说教育的问题。我和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小组叫“教育2.1”，是对现在的教育提出一些建议。这个小组有17个人，基本上都是教育界的精英、商界的领袖和专业人士等，我们提出看法，希望能引起社会的讨论。中国新闻周刊：不少香港年轻人对未来比较迷茫，看不到希望，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梁锦松：三年前我曾经说过特区政府有三个地方做得很不好，没有充分重视年轻人的发展，特别体现在三个“上”：“上楼”，没希望；“上流”，没机会；“上位”，很困难。香港地价很贵，房价也可能是全球最贵的。大概要18年不吃不喝才能买一个中等的房屋，只有47平方米。所以，现在年轻人要跟父母一起住的越来越多。因为租金比较贵，所以香港的就业越来越窄，大部分人选择了金融。但是香港400万的就业人口，只有大概25万人在从事与金融相关的职业，不做金融很多人就没工作做了。为什么我能30岁做到地区经理？因为我前面没有人有足够的教育水平。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再出来关注教育的问题，我是比较担心香港的年轻人。眼界比较小，这是香港年轻人的致命伤。内地市场大，成本低，年轻人的拼搏精神也比我们强。我希望现在的香港人能好好思考，经过了20年，究竟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我们没有足够重视年轻人的诉求”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你签CEPA的时候香港面临的问题，和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有什么不同？梁锦松：是不一样的。当时的背景是香港官员还是比较抗拒，而且从内地到香港是没有自由行的，是进行限额的，比如商务旅客，一年的上限是20万人次。现在反过来了，很多人抱怨就是因为旅客增加导致了很多“水客”，但是我说了，带水货主要是香港人，不是内地人。很多问题产生的原因是，政府未能有前瞻性地去思考。比如，当时我们就提议把西九龙变成文化中心，但是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还是空了一大块地在那边，浪费了很多资源。所以香港人要思考一下，我们这样磨磨蹭蹭地闹下去，到头来受害的是谁。中国新闻周刊：我记得你说过，CEPA是两地更紧密的合作，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是突破性合作，区别在哪里？梁锦松：我觉得不能只是循序渐进地来，还需要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究竟怎么样算是突破性合作，还需要专家来研究，怎样利用两地的优势来合作。比如说生物科技，我觉得这是继IT之后能改变世界的领域，可以利用香港保护知识产权的体制，和香港在国际上都很有名的科学家、医学家，来好好利用内地的市场。在生物科技方面，临床测试是很重要的。香港只有700万人口，病人也不够多，而内地有更多的病人可以结合香港的技术，这样就可以在内地做好的东西，同时打开国外的市场。在经济方面，主要是人流、物流、服务流、信息流、资金流，怎么样在这五个流向上实现更加有突破性的互补。资金方面，香港要有更好、更完善的金融和资本市场，比如说阿里巴巴不能在香港上市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全球领先的IT公司，6家是美国公司，4家是中国公司，但有9家在美国上市，只有1家是在香港，就是腾讯。这就是拱手将机会让人，因为我们上市的程序不够好。在人流方面，比如说过关去深圳要花几个小时，是很不方便的，而且经常往返内地的香港居民，如果在内地时间满183天，要给内地交45％的税，不满这个天数的话，则只需要在香港交15％的税，这样就妨碍两边的流动。我很高兴今年总理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中国新闻周刊：港珠澳大桥很快就要通车了，这是三地物理上连接的纽带，但是工程进展缓慢，说明了什么问题？梁锦松：当时，2002年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建一个桥，但是没想到做了16年还没做出来。我认为这里面，第一是制度上的问题，第二这也反映了民心的问题。20年过去了，香港大体是成功的，归功于中央保持了“一国两制”。香港回归是三个方面的回归，第一是政治的回归，这是比较成功的；第二是经济的回归，在签订了CEPA之后也可以说是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人心的回归做得不是很好。这是我们要承认的问题，十几年以来，我们没有足够重视香港市民特别是年轻人的诉求，他们会把特区政府施政的失误怪在中央。中国新闻周刊：很多内地人，包括政府官员，都有一个印象，就是在两地合作的时候香港不够积极，或者香港的决策效率太低，你怎么看？梁锦松：我同意，我只能同意。第一，我们的制度；第二，我们的民情；第三就是我们的某些官员不是很积极。如果我是一个很积极的官员，那我可能会挨骂，当然这个是少数，但是也不是不能理解的心态，做多了挨骂的机会就更多；不做的话人家就不会怪你，长远可能会怪你，但是在任内是不会挨骂的。少做少错，不做没错，这样的心态是不行的。我希望现在的市民经过了20年，经历了不同的事件，能分辨什么是一个好的政府。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有担当的人出来做点事。“闹下去没有希望”中国新闻周刊：香港在过去20年是不是过于强调“不变”，忽视了和内地的融合？梁锦松：香港能成功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开放的地方。香港绝大部分的老一辈都是内地来的，因此我是非常不赞成本土这个概念的。当然本土有一个文化的概念，比如说我们很重视广东话，但是广东话作为教学语言不一定是完全对的，因为中国内地人口毕竟是13亿，全球最大的市场是讲普通话的。但是用普通话教学不代表广东话就会没有了，最简单的例子是广州。本土文化是要保持和保护，但也不能非黑即白。我们要灵活地思考问题，香港已经回归20年了，希望市民能好好思考，什么是好政府，不能掉入民选的政府就是最好政府的思维，美国就掉入了这个思维。现在主要是找一个政府能提供善治，民主应该是保证管治长期不会出大问题的一个好方法。但是民主的内涵不是一人一票就是好的，没有法治，很容易变成暴民政治。 中国新闻周刊：对新一任特首，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梁锦松：我希望新特首能有效地团结香港人，能够提出一个长远的正确方向，借着国家的支持，特别是现在提出的大湾区的概念，来引导年轻人，把眼界放得更远，共同建设香港。过去20年我们已经错过了很多机会，我希望大家不要再闹下去了，再这样下去就没希望了。去年香港的GDP提升还不到2.7％，这样推算下去，就算香港不是负增长，到了2047年香港连中国GDP的1％都不够了。我希望大家能这样想问题，在全球化下，香港其实是最好的一个平台，但是眼光不能狭隘。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待香港的未来？梁锦松：我现在经常在思考我的孩子以后在哪里学习和工作的问题。我的老大14岁，老二12岁，老三9岁。每年我们都到各地旅游，也经常到内地。我的感受是，香港既没有美国的自由和创新的环境，也没有内地经济奋勇向前的场景。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都要承认中国会在15年之内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毫无疑问的。美国依然会是创新和具有领导力的经济体，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住在香港，两边都感受不到。文章选自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6月29日
2017年6月30日 -
五年改革成与败 南科大的“陈十一时代
就像芝加哥大学之于纽约，斯坦福大学之于硅谷，南科大要办一流大学，必须要和深圳特点相结合。专家简介陈十一，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4月17日，是南方科技大学（下称“南科大”）的建校五周年纪念日，距离2010年底获教育部同意筹建已过去6年。 经历了朱清时时期和短暂的校长缺位以后，陈十一于2015年1月正式执掌南科大。这位新校长的教育理想是将南科大打造成“东方斯坦福”。 和朱清时“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行政化”的改革理念不同，陈十一强调的是，体制内改革、行政执行力与教授治校的统一、大学对城市发展的支撑。“就像芝加哥大学之于纽约，斯坦福大学之于硅谷，南科大要办一流大学，必须要和深圳特点相结合。” 这和深圳当初创建南科大的初衷十分一致。 陈校长的诚意 与陈十一见面之前，傅新元在四处物色科研平台，他考虑拉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在深圳的研究院入伙。但和陈十一共进早餐，听他介绍了5个小时之后，傅新元改了主意。 傅新元是国际知名分子生物医学和生物化学学者，20世纪90年代因发现JAK-STAT信号传导通路在生命及疾病中的巨大作用而为国际科学界所知。2016年，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癌症研究中心埋头科研6年后，决定回国创业，将在精准医疗领域取得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应用。在得到乐土投资集团的投资后，他把目标投向深圳，遂开始物色合作伙伴。 4月5日，南科大乐土精准医学研究院揭牌仪式在深圳举行。享誉全球的“DNA之父”—DNA结构发现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詹姆斯·沃森莅临现场，与陈十一、乐土精准医学研究院理事长马蔚华等人共同见证这一时刻。傅新元将出任研究院院长，并由他着手组建沃森生命科学中心的科研团队。此外，乐土投资集团向南科大教育基金会捐赠1.1亿元，支持和推动南科大生命、医学等相关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 这意味着南科大不仅获得资金的注入，还有全程参与这项科研工程。更重要的是，随着沃森等顶级科学家的进场，南科大在国际上声誉大增。 傅新元是这项合作的关键促成者。但他此前并不认识陈十一，只知他创办过北大工学院。“作出这样的决定，只花了一天的时间，他用诚意和能力打动了我。”傅新元向时代周报记者详细回忆了选择南科大的经过。 2016年3月，第一届国际精准医疗峰会在深举行前夕，马蔚华、乐土投资集团董事长刘如银和傅新元等一行与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会面，并向马兴瑞表达了回国创业的想法。“他当时就问，你们是不是真的要回国？如果要回国搞科研，就要和深圳的科研机构打成一片，南科大是深圳的亲儿子。”傅新元回忆。这是他第一次听人提到南科大。 之后，他的老朋友、中国生物学家饶毅也向他提到南科大。“你应该去见一下陈十一。”于是，在见完马兴瑞的当天，傅新元通过其他人将自己在深圳的消息转告给陈十一，“结果，他立刻就给我打了电话”。 陈十一在电话中称，因为次日上午有会议，只能早餐时间见面。第二天，陈十一一大早赶到傅下榻的酒店。“谈了一个小时后，双方都很有兴趣。”当天下午，陈十一派车把傅新元接到南方科技大学，“他带上副校长和生物系主任陪我绕学校转了一圈，介绍学校情况，从中午一点半一直到下午六点，谈了整整5个小时”。 傅新元回忆起一年多前的事依然感叹。“谈完之后我当即决定，就是南科大了。”傅新元拉起陈十一的袖子说，“陈校长，下面我们来谈具体的事情。” 五年改革成与败 “看一所大学的水平要从长远看，看社会的接受程度，看学生对社会的贡献如何。作为一所新创建的大学，我们主要从教师学术水平、创新人才培养的质量以及产学研成果转化等三个方面对标自己的发展，我们要在这三个方面形成比较优势。”一年前，陈十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表示。 从这些指标来评价，过去两年南科大已取得长足进步：签约引进的357名教师中，包括14名院士、36名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13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60名“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147名入选深圳市“孔雀计划”。其中90%拥有海外工作经验、60%有在世界排名前100名大学工作或学习的经历。其国际化程度和科研师资水平甚至超过不少985高校。 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从什么角度看待南科大，直接关系到对陈十一的评价。“当初社会期望南科大走出一条与体制内高校完全不同的道路。但如果从一所体制内大学来评价，南科大一系列办学成果的取得显而易见。” 1982年出国、在海外有着30多年留学和任教经历的傅新元不这么认为。他坦言曾并不看好朱清时的改革。“他懂中国的教育，但对国际化的教育还是欠缺。他很有热情，但毕竟是一个老派的本土知识分子。” 南科大乐土精准医学研究院挂牌成立后，傅新元除了忙研究院的筹建，还担任南科大生物系讲座教授，以及校长特别顾问。 陈十一曾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物理系主任，傅新元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担任系主任。陈十一曾创办北大工学院，傅新元1999年回国组建清华大学人类基因研究所。相似的经历使得傅新元十分认同陈十一的教育理念和行事风格。但他最佩服的一点是：“他不仅善管理，和上级的关系也处理得非常好。” 傅新元坦言，选择南科大作为合作伙伴，一方面因为它年轻包袱少，改变起来非常快，另一个原因是陈十一。“中国目前需要对标世界一流的国际化学校，我希望南科大能成为皇冠上的宝石”，他还透露，南科大乐土精准研究院正计划在波士顿或纽约建立分院，目的是吸引人才回来合作。 “弱行政化”大学 有了海外知名度，这几个月，南科大党委书记郭雨蓉带队马不停蹄地拜访国际高校商讨科研合作：约翰·霍普斯金大学、英国伦敦皇家学院、香港大学……在深圳南山区的南科大校园内，深圳首个以诺贝尔奖得主领衔的实验室—格拉布斯研究院已经成立，乐土精准医疗研究院的大楼正在施工，与约翰霍普斯金大学共建的医学院明年将启动首批招生。 如今的南科大，似乎已告别迷惘，明确了方向，然而距离陈十一“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梦想，还存在距离。 针对外界对南科大去行政化改革成效的争议，陈十一对外回应时每每强调，“去行政化不是去掉行政执行力，而是去除行政干预学术，实现教授治校和行政执行力的统一”。他表示，南科大教授治学做得相当不错。 作为校内最高学术机构，南科大校学术委员会五年前成立，当时主要依照《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管理，由领军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唐叔贤担任主任。“学校当时规模较小，委员会成员不超过10个。在教师职称评定方面，那时学术委员会不予通过的情况比较多。”2013年加入校学术委员会的南科大物理系主任何佳清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2015年11月，南科大重新制定《学术委员会章程》，规定校学术委员会成员中20%由校长委派，其余由教授会民主选举产生。校学术委员会在教师聘任、职称评定等学术有关的事务中形式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目前，南科大校学术委员会共有23名成员，陈十一担任委员会主任，副校长汤涛和吴传跃担任副主任。 何佳清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校学术委员会主要作为校长在决策学术事务时的咨询机构，不具有决策权。“校长可以否决学术委员会的审议结果，但必须给出理由。”他表示，到目前为止，校学术委员会和校长甚少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情况。 何佳清更愿意用“弱行政化”来评价南科大近两年的“去行政化”改革。“和国内传统公办高校相比，南科大在这方面做得好太多，但和国外高校管理相比，行政的服务意识还有待加强。” 此外，横亘在南科大的梦想和现实之间的最大掣肘，是研究生独立培养资格。目前，南科大仍采用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大学等联合培养的研究生招生方法，“按照正常规定，南科大至少要5-8年才能符合要求”。而南科大，有一大批在海外有多年硕士和博士培养经验的师资。 生物信息专业大一新生周觉晓表示，毕业后或考虑出国深造。“南科大提供了很好的科研基础，出国申请更容易。”根据南科大官网的数据，2016届毕业生中60%选择出国深造。 在知乎上，每年都有人发帖询问：南科大近况如何？针对这所在万众期待中诞生、一度身处迷惘，而今逐渐走上办学正轨的大学，人们最关注的是它的“改革”成功与否。而一位网友的回答获赞无数：“它正在变成一所普通而优秀的大学，但普通未必是坏事。”文章选自时代周报，2017年5月31日
2017年6月29日 -
【南风窗】高考，一代人与一个国家的故事
高考恢复是一个起点，而真正决定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未来40年国家中坚力量的，是其后的大学学习经历和一代人的整体思想格局。 从1977年10月恢复高考制度的决定公布，到当年12月参加考试，数百万人的命运以及即将启动的改革开放人才准备，正是在这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决定的。从“老三届”开始，70年代末参加高考的这一代人以这场考试为起点，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在政治、经济、思想领域承担起了新秩序的构建功能。 高考，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由此，一个谋求再次伟大复兴的国家重新回到了制度性培养知识分子和遴选精英的轨道上。 个人命运的转折 回忆40年前的那场考试，所有亲历者几乎都把它首先看作个人命运的转折。在1977年的10月，政治形势并不明朗。田间地头、车间农场劳作的年轻人们第一时间通过广播得到消息的时候，他们仅仅是看到了生活轨道将发生改变的可能。翻阅种种回忆录，会发现所有人的记忆都趋于一致，无论他们彼时在哪里，做着什么样的工作，有着共同的对现状的苦闷和前路的茫然，恢复高考的消息带给那一代年轻人的冲击是他们的青春岁月里最深刻的记忆。 湖南湘潭钢铁厂刚出徒的电钳工熊晓鸽从工厂广播中得知消息时，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向工厂请了两个星期的假，开始备战高考。父母把他们住的房间让了出来，让他安心复习。整整半个月，他都在这间屋子里闭门苦读，床上堆满了复习资料。两个多月后，他被湖南大学英语系录取，虽然与心仪的工业自动化控制专业失之交臂，但总算进入了离家最近、最好的大学。后来，他成为IDG资本全球董事长，被称为中国“风投教父”。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的王辉耀是广州外国语学院1977级毕业生。他的“接受再教育”时间虽然只有短短一年多，但是在四川茅屋中与老鼠共眠、下雨天只能光脚行走在泥泞小路上的日子，让他很快就感觉到身处“广阔天地”的残酷之处。也是在广播里，他听到了消息，“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冥冥中感觉一直在等待这一刻。” 同样觉得机会来了的，还有导演张艺谋。在此之前，他下乡插队，做了三年农民，后又调进咸阳棉纺织厂，当了七年的搬运工。北京电影学院1978年才开始全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张艺谋趁着去沈阳出差的机会，带着一包煮熟的鸡蛋赶赴考场。 在贵州一个小县城的供销社当工人的葛兆光从收音机里听到消息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接着忙他的秋收采购，直到从乡下回到县城，才确认真的要恢复高考了。这时候离高考只有一个多月了，而葛兆光的理科基础并不好。1966年上初三之后，就开始停课了。1968年，他来到贵州凯里的一个村庄当了知青，后来又到砖瓦厂、农药厂工作。 从没有学过物理化学的他只好选择文科，但又没有学过高中数学，只好硬着头皮用一个月时间把高中数学学了一遍。北大中文系当年在贵州招生仅有两个名额，高考时已经超过25岁的葛兆光幸运地被他的第一志愿录取。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首任院长的葛兆光就是从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开始了他的学术之路。 身份反差，这是今天人们回忆40年前那场考试时最直观的印象。1977年参加高考的人有570万，被大学录取的有27.3万，1978年高考有610万人报名，最终录取了40.2万，这些人中的 大多数像葛兆光、张艺谋、王辉耀他们一样，前一天还做着机械重复的体力劳动，拿到通知书的时候摇身进入了另一个阶层。这样的对比使得他们的经历看起来很像今天的“逆袭”。 但实际上，这种个人命运的转折并非是戏剧化和偶然性的结果，他们中的佼佼者原本就从未放弃读书。葛兆光下乡时带的一箱书里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王辉耀在父母亲的鼓励下一直坚持学英语和各种知识。他们的身份转换只是一个国家回到正常发展秩序的结果。他们进入大学后开始了纯粹的求知生活。那些曾经的磨砺和压抑也给了他们任何一代读书人都不具备的生活经验，这些都是求知若渴的来源。 与此同时，从特殊的政治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人们对于种种变化格外敏感，那一代大学生经历了真理标准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改革开放也开始启动。家国天下的情怀就是在这样一个氛围中产生。北大和清华的两个口号分别是“振兴中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便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精英认同。学者许纪霖后来回忆，那时候的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有关国家建设的讨论和辩论。 高考恢复是一个起点，而真正决定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未来40年社会中坚力量的，是其后的大学学习经历和一代人的整体思想格局。 参与改革和法治建设 曾获得“中国反倾销第一人”、“亚洲地区最优秀仲裁律师”称号的陶景洲回忆，在法学名师的影响下，他们77级法律系的82名新生开始接触新的知识领域，常常在宪法与行政法学大师龚祥瑞的小院里一起讨论欧美法律问题。 北大法律系77级后来被称为法律界“黄埔一期”，有的进入了政法系统、政府部门，比如曾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的马迎新，曾任北京奥组委法律部部长的武树臣，曾任司法部法制司司长的杜春；有的则继续学术研究，成为法学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如北京大学法学院前院长朱苏力，北大法学院教授姜明安，曾任华东政法学院院长的何勤华等。 77、78级的法学“明星班”还有西南政法大学78级。2016年年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经过表决，任命了新设立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巡回法庭庭长、副庭长。至此，六大巡回庭的一把手中有三位是西政78级本科生。江必新任第三巡回法庭庭长，景汉朝任第二巡回法庭庭长，李少平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第五巡回法庭庭长。 西南政法在举办1978级校友入校30周年纪念活动时，曾做过一个统计，这届学生中省部级领导职务的有14人、厅局级领导约100人，知名的法学学者近100人。 大约在2007年前后，拥有经济学和法学背景的官员开始在新一轮的代际交替中崭露头角。此时，距离他们上大学已经30年。普遍进入“知天命”年纪的政界精英到了收获成果的旺盛期。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党政事务重心向经济转移的变化让这些专家型官员得以发挥所长、积累丰富的从政经验，随着治国理政思想的变化，法治化进程需要吸收更多拥有法学思维的人才。北大经济系77、78级就有至少9位省部级官员。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他们密集分布于各个场域，无论他们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源自权力、学识还是在改革进程中发挥的作用，都给这一代大学生附加上了集体的光环。他们既是高考制度恢复的受益者，也是新旧交替以及一个国家回到理性发展道路上的承担者。在时代的浪潮下，个人经验以及智识反而成为了退居其次的成功因素，他们身上共同的精神气质才是最鲜明的符号。 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 那一代人的青春是在两个极端中度过的，前半程劳作乡野，后半程潜心求学。投射到他们的精神气质上可以用兼具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来概括。 这一点，在商业领袖身上也有所显现，冯仑和李东生就是77、78级的企业家代表人物。即使没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冯仑的身上也依然具有那代人共同的底色。1977年，18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冯仑参加了高考，进入西北大学。 后来回忆时，冯仑说，那时候很多同学都去农村插队了，高中校园里完全没有紧张备考的气氛，直到高校招生推荐制被废除，全国各地才沸腾起来。几个月的复习之后，冯仑被西北大学新设立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录取。他的大学同班同学有后来的知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刘世锦。 这一年，现在的TCL董事长李东生也参加了高考。1974年高中毕业后，他成为知青中的一员，到了广东惠阳马安农场。四年后考入了华南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 与其后出身于农村的大学生不同，新三届的农村生活经验是一种制度性安排的结果，知识与个人命运以及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联系也被中断。当他们回到城市，回到阶层流动的正常轨道时，再去观照底层社会就有了更多的代入感。 28岁的知青周其仁通过农场的高音喇叭播出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已经是1978年春天了。此时，他已经在中俄边界下乡整整十年。在这里，他学会了割草、狩猎、锄地，也喜欢发表高见。闲暇时，就在窝棚里翻读着父亲从上海邮寄来的书刊，其中有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和《国富论》。一边是几乎自给自足的狩猎和畜牧，一边是亚当·斯密的“分工水平是理解经济现象包括富裕程度差别的一个关键”，带着这样的冲击和疑惑，他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那段生活，大约是他一直以来倡导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开端。 有学者曾撰文称改革开放后，“77、78”级大体扮演了新思想的传播者、旧秩序的改革者、新体制的维护者三种角色。他们初进大学适逢反思“文革”，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落差之间，他们带着来自底层社会的现实感，吸收各种思潮观点，对旧关系、旧观念进行批评乃至反叛。当他们走出大学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紧锣密鼓之中，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与时代同行的改革者，虽然有过辗转反复，但无论改革或是游离，都与他们青春时代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 他们身上的光环终将随着历史而消退，但个人命运的转折将始终具有高考制度的标本性意义。时至今日，高考依然是精英与主流社会之间沟通渠道，未来仍将不可替代。它虽然不是完美无缺，但依然是个人命运改变最有效的途径。 40年过去了，这一制度对年轻人的意义从未改变。文章选自《南风窗》，2017年第13期
2017年6月29日 -
张磊：选择做时间的朋友，Think big, Think long
理事简介张磊，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高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6月23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世纪馆召开的2017学校毕业典礼上，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受邀作为校友代表出席并致辞。面对7000余名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张磊分享自己的感悟和体会，并鼓励学弟学妹们，在“过去未去，未来已来”之际，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选择做时间的朋友，Think big、Think long。无愧“中国好校友”，秉持人文精神的火种，不负韶光，砥砺前行。张磊校友的2017年人大毕业典礼致辞全文如下：尊敬的靳诺书记、刘伟校长，敬爱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师弟师妹们，还有今天特意赶来的各位家长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能够作为校友代表参加今年的毕业典礼。今年还是母校80周年大庆的日子，看到台下这么多年轻的面孔，我特别开心！今年毕业的学弟学妹好多都是90后吧，其实我也是个90后。我是90年考入人大的。（笑声） 94年毕业后，我去美国留学工作，2005年回国创业成立了高瓴资本，就是来自于高屋建瓴四个字。所以高瓴还是个00后。说起高瓴，不见得大家都熟悉。但是要问在座的大家，有没有用过微信，骑过摩拜，用滴滴打过车，在京东上剁过手? 我估计答案是肯定的。京东也是咱们92级的校友强东创立的。刚才提到的这些企业，都是高瓴投资的。套用现在流行的话说，他们都是高瓴的CP。（笑声、掌声）高瓴管理的基金规模，从2005年最初的2000万美金，到现在300亿美金，成为亚洲最大的私募股权管理基金之一，（长时间掌声）正好用了12年，一个轮回。然而我觉得，起点应该从1994年毕业时开始，因为没有人大就没有今天的我，更不会有今天的高瓴。回想这23年的经历，我感慨万千，确实有满肚子话想跟大家说。但我思考之后，决定今天就跟大家谈谈选择的问题。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我当年在美国耶鲁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曾去波士顿的一家咨询公司面试。面试官让大家分析整个大波士顿区域需要多少加油站。别人都在做数据分析论证时，我向面试官提了一连串问题，为什么只建加油站?为什么不能也同时开杂货店？未来要是有了别的出行方式，修那么多加油站干什么？可能是我“怼”面试官太狠，结果他现场就把我KO了。后来这样“一轮游”的面试我还参加了不少。就在所有的门似乎都关闭的时候，我在耶鲁投资基金找到了一份实习生工作，在那里我找到了自己事业的座标系，选择进入投资行业。现在回想起来，我如果按照面试官的要求建模型做论证，今天我可能还在华尔街做咨询或投行。当然这也不错。（笑声）但我选择的是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坦诚表达自己的想法，选择不走“寻常路”。就像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在他最著名的诗《未选择的路》（The road not taken）里说的，“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我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而这对我此生意义非凡。人生其实就是这一个又一个选择组成的，每一个路口选择的方向，决定了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情上路，最终看到什么样的风景。亲爱的师弟师妹们，衷心恭喜你们四年前就做了一个极其明智的选择，加入人大，成为“中国好校友”的一员。（掌声）离开学校的日子越久，我相信你们越能感觉到这个词的力量。在人生的道路上，选择与谁同行，比要去的远方更重要。今年毕业的七千多人，你们现在就好好看看身边的人吧。他们或许是你的老师、好友，或许是你的挚爱，（笑声）或许你们之间交集并不多，甚至互不相识。也许你们以后会经常见面，也许从此天各一方，再会无期。但无论任何时候，无论你们身在何方，“人大”这个名字永远会是将你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条纽带。我很幸运，通过这条纽带认识了很多靠谱的人，和他们一起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珍惜你身边的人，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说再见。但是你们一块儿走过的知行路，看过的教二草坪，一起犯过的傻，一块儿流的泪，都将成为你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之一。第三点，我希望大家选择做时间的朋友。作为投资人，我自己的感触是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做选择，时间自然会成为你的朋友。2011年我在人大捐建高礼研究院，在那里我经常对大家说，这个世界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有句话叫“风物长宜放眼量”，就是让我们从远处、大处着眼，要看未来，看全局。我常常给创业者建议，要学朱元璋“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这个战略在创业中有效，也同样适用于你我的生活。做时间的朋友，需要极强的自我约束力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在多数人都醉心于“即时满足”（instant gratification) 的世界里，懂得“滞后满足”( delayed gratification)道理的人，早已先胜一筹。我把这称为选择延期享受成功。希望大家都能坚持自己内心的选择，不骄不躁，好故事都是来自于有挑战的生活；持之以恒，时间终将会成为你的朋友。在这里与同学们共勉。除了选择的几个问题。作为人大的校友，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不仅要掌握科学思辨的能力，还要心中长存人文精神的火种。当今时代，伴随基因技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科技爆炸、奇点临近，人类将进入新纪元，我们的生活也会迎来巨大的挑战。而大家在人大的学习生活，恰恰赋予了我们广博的视野和人文情怀，这将帮助我们处乱不惊，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不断去追问问题的本质。我本科是学国际金融的，没有编过程也没有技术背景，但是我后来照样投资了一批科技企业，它们现在在各自领域内引领世界潮流。我感谢咱们人大的人文教育，相信同学们也会从中获益无穷。作为投资人，我常说起我的三个投资哲学：“守正用奇”、“弱水三千，但取一瓢”、“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三句话分别源自《道德经》、《论语》、《史记》。虽然现代金融投资的工具和方法大多源于西方，但如何使用好这些工具，我还是更推崇我们优秀的中国哲学思想和传统民族文化。我们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要珍惜人大给我们的人文土壤，好好汲取营养。 过去未去，未来已来。我希望我们人大学子，以后不管进入哪个行业从事什么工作，都能保持乐观和激情，用人文的情怀去雕琢自己，美化身边。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今天毕业典礼之后，我将与学校签署捐赠协议，捐赠3亿元人民币。（掌声雷动）这是为了长期支持创新型交叉学科的探索和发展，也是我送给母校80周年校庆的一份心意。（掌声雷动）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掌声雷动）从今天开始，你们会被学弟学妹们称为“校友”；从今天开始，人大的时光就将变成我们心中一处温暖的存在，这处存在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母校”。在这里衷心祝福大家，用舍我其谁的魄力去勇敢拥抱变化；用第一性原理去不断探究世界的价值原点；用人文精神去点亮心中的灯塔，Think big，Think long！（掌声雷动）谢谢大家。文章选自高礼思享汇，2017年6月23日
2017年6月29日 -
李稻葵：金融去杠杆要有一定破产率 多了不成少了不灵
专家简介李稻葵，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我认为M2和GDP增速保持一致，同时逐步地往下走是有可能的，这是新常态。”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稻葵6月27日在大连达沃斯论坛上对凤凰财经表示。 6月14日，央行发布5月金融数据，5月末M2增速同比增长9.6%，创历史新低，这也是历史上首次出现个位数增长。对此，央行回应称，估计随着去杠杆的深化和金融进一步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比过去低一些的M2增速可能成为新的常态。 M2增速创历史新低的背景是今年来，“一行三会”开展的金融去杠杆行动。今年以来，央行已经两次上调公开市场利率，“三会”中以银监会为首开展了系列金融监管行动。然而，“一行三会”主导的金融去杠杆行动不久，股市、债市就出现了波动。5月中旬，央行主管报纸《金融时报》很隐蔽的发布了一条消息：央行近期正在召集“一行三会”加强监管政策的沟通协调、统筹推进。此后，金融去杠杆有所放缓。 李稻葵认为，这一轮的监管是从银监会开始的,银监会不允许银行之间相互拆借，这是因为银行之间相互拆借会导致贷款量的提升。至于会不会产生一些调整和恐慌，李稻葵认为，有可能，但是中国的金融市场需要一定的受控的恐慌。 李稻葵对凤凰财经分析到，“其实金融去杠杆的提法是简化的提法，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去杠杆的过程，去杠杆是西方人讲的做法。中国最关键是调整我们的杠杆。经营不善的高杠杆率企业该退出的要推出，该资产重组的企业要尽快重组，该破产的尽快破产，这是最关键的。” 在金融去杠杆的同时，市场上出现了同期SHIBOR和LPR以及一年期和十年期国债倒挂的情况。为此，市场出现金融去杠杆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担忧。在今年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金融去杠杆还能持续多久？又如何拿捏好度？李稻葵对凤凰财经表示：“拿捏好度最关键是要有一定的破产率，多了不成，多了肯定不合适，引起资金供应链的连锁反应，会引起恐慌，少了也不灵，现在太少，每个月都得要有一两个重组案件，长期不重组不退出，那资产质量怎么提高？怎么排毒？人不排毒怎么行，人光吃不拉肯定会得病。” 那么，现在是去杠杆的好时机吗？李稻葵表示，“现在正赶上好时候，整个经济略有上升，明年如果不出重大意外的话，增长速度还会往上走，预计6.9%。而且我们的失业率现在很低，就业情况很好，资金总量是充足的，为什么不重组呢？我们不像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那时候面临着就业的大问题，现在没这个问题了，一切条件都具备，我们胆子应更大一点。” 今年4月份，政治局会议首次就“金融安全”主题进行学习，并将“金融安全”问题提到了历史性高度，“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 那么，如何维护金融安全？除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上逐步去杠杆，还需要对现行的监管体制进行规范和改革。前不久，吴晓灵对凤凰财经表示，“银行的监管和央行更紧密一些更有利。我个人认为外汇局模式是最佳的模式，保险和证券可以独立在外面。” 按照惯例，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将在今年召开，但至今仍未有任何消息，市场揣测的“监管体制改革”也迟迟未有进展。“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应该在人大常委会层次讨论，可能需要成立一个整体协调金融部门大的监管权威机构，因为金融产品现在非常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金融服务也非常复杂，就像过去一样铁路警察各管一块，那是不合适的。”李稻葵认为。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金融监管体制是适合的？目前，国际上也没有可以完全借鉴的模式，即使是像市场比较成熟的美国，2008年也因为次贷危机引发了金融危机。分业的优势是可以根据不同服务对象特征提供不一样的监管模式，但在一致性方面差一点，由于不同板块的监管规则不一，也往往容易产生监管套利机会。 谈到对未来政策的期待，李稻葵认为，下一轮开放的重点应是是资金的开放，现在是推动资金流动改革的大好时机。并且他表示，人民币在未来一两年之内压力不大。 采访最后，李稻葵还对今年的经济增速做了预测，“6.7%。第一，国际形势总体向好；第二，国内去产能开始发力了，整个产品价格往上走，企业利润在往上走；第三，随着十九大的召开，我们有一批新的领导干部，没有历史包袱，走向决策岗位，不怕被查，经得起查，所以懒政怠政的陋习会得到解决”。文章选自凤凰财经，2017年6月28日
2017年6月29日 -
田国强：中国潜在增长率并未大幅度下滑
田国强，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中国经济整个局势就是中国正处于转型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但是最近这些年三十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很多人就把这种下滑认为是新常态，真的是新常态下的潜在增长就下滑了吗？所以这是我们学界和业界都关注的问题。当然毫无疑问，通过将近4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要素驱动，劳动力和资本的要素驱动，经济的边际递减规律确实逐步在下滑，整体性的趋势是下降。但是这么一个下滑的程度是不是要来的这么快，在短短几年GDP的增长速度从将近10%掉到7%以下，下降3个百分点。一般来说即使生产力下降，感觉也不应该下降的这么快。即使抛开深化改革和治理等制度建设方面带来的可能的红利，不光是深化改革，仅从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力等方面来看，中国潜在增长率并未大幅度下滑，这是我今天报告的一个基本结论。 为什么导致了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这么大的差距？如何缩小这种差距，使得潜在增长率实际增长率。中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现在不说又好又快，只说稳中求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扭转这种下滑的趋势。尽管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但是归根结底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就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提高效率，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二是勃发创新力，任何一个经济体实际上就是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最后到创新驱动，就是提高效益和勃发生产力，这两者都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关键在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改革增长的红利。 一般而言，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主要是对任何一个国家是放慢作用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周期性，一种是结构性。结构性是随着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生产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有一定的周期性原因甚至有一定的外部原因，但是我认为它不是造成中国实际增长率大幅度下滑的根本原因。实际上美国的经济好得很，比将近八九年前的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好得很多，为什么我们的增长速度会继续下滑呢？我认为关键的是制度性的根源因素，怎么样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实行转型驱动。 尽管从短期来看，通过政府采取一系列的财税和货币的手段，有一些指标实际上是好的开始，但是随着政策的收紧，好像又有一点下滑的趋势。我在两年前写了一篇文章，发在中央党校的上面。我当时就分析了经济下滑的五层因素，刚才已经提到了要素驱动红利衰竭，第二个因素是政府主导动力的枯竭以及国企产能过剩挤压民营经济的发展，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三是政府施政过程中出现严重的不作为。四是新常态理解的偏误，当然是国企产能过剩和政府主导，前三个是经济上的原因，后面是治理方面的原因或者是理解偏差的原因。 两年过去了我分析的那五个原因是不是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呢？我感到没有从根源上解决，有些甚至是恶化。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导致了当前实体经济发展的困境。稍微分析一下，可以看出来的确根据要素递减归一发生了作用，人口红利开始下降，但是下降的速度实际上没有什么明显，实现的区域，左边是已经发生的，后面是预测的，是在下降，但是下降的速度不是那么快。当然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非常明显，也就是说一味靠财政政策、一味靠追加投资所带来的效益呈加速度下滑。 政府主导的动力的枯竭、公共服务能力的欠缺、内生增长匮乏，通过这两年前我分析这个原因，后来十八大五中全会又谈到了“三去一降一补”是否好转了？我感到依然如故。说明政府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来自三个方面，一方面通过生产性的土地，通过经济增长的税收，二是通过卖土地，商品用地，是政府土地财政一大块，三是把土地作为抵押，形成了政府的收入进行城镇化和发展。可以看出来基本上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循环，土地财政靠这种方式不是长治久安的，也不可能长期这么下去。可能还会继续十年、二十年，二十年以后怎么办？况且现在土地财政不可持续性的现象，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有很大的风险了。 由于政府仍然是发展型的政府，在它需要解决补位的地方没有做，就是在市场失灵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方面没有去做，使得老百姓有钱不敢用，考虑到生老病居教的问题，就是生计的问题，养老的问题，看病的问题，买房子的问题和小孩子女教育的问题，使得中国的需求居民预防性储备过多，消费意愿不足。 国有企业产能过剩挤压民营经济，经济活力下降。通过进一步政府的行为主导，进一步的把国企做大、做强就很难说，做优更加不太可能。国有企业什么时候做优，能够解决效率低下、挤压民企，造成机会不公以及不利于创新，这个时候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上这种国企产能的过剩采取的措施都治标不治本，可以看出来2016、2017年，凡是国有经济或者国企有差别，国企多的地方基本上是经济速度下降最快的地方或者是影响最大的。比如垫底的辽宁、陕西等等。 当然政府目标普遍确实，不作为、慢作为严重。地方政府的官员很难做，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并且很多文件相互打架，一方面要求你搞生产，又有其他的活动，仍然是跑项目，拿批文。当然由于这些在经济活动方面没有放松，民企没有得到公平的待遇，并且拿到批文，因为他不作为也更加困难。所以导致了政府的办事效率低下。 新常态的理解出现偏差。因为所谓新常态根据我的理解或者中央文件中说的比较清楚，就是粗放式的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所支撑的高速增长不可持续性，要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的治理方面有所作为。也就是十八大三中全会两个最大亮点，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知道怎么样就把经济增长速度，低速增长和新常态挂在一起，我不知道这么的逻辑是什么。 这五重原因可以进一步归纳为三个结构性失衡，所以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一个就是经济结构的失衡，无论是需求不足产业过剩，市场结构的民企和国企没有处于同等地位，转型驱动没有更快的从要素驱动向效益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转型。二是体制结构失衡。仍然是三重三轻，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发展逻辑缺位。三是治理结构的失衡。贫富差距的问题、社会能力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执行力不足问题导致治理结构失衡。如果这三个问题不能解决，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只能是过去几十年当中，一如既往随着政策收紧而波动起伏。就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反复循环，没有没形成改革、发展、稳定、创新的综合改革的治理，发展逻辑和治理的逻辑都有较大问题。 实体经济出现这么一个不景气和解决这五重原因，根本的还是应该回到制度，建立一些最基本的基础性的制度，才是最重要的，否则无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是一些学者所说的工业革命或者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都不可能出现。企业家天生就创新精神吗？不见得，国企被垄断起来就创新吗？不见得。还是最基本的竞争市场，竞争导致利率下降，利率下降导致企业有动气去创新，创新得到了垄断地位，垄断地位又导致了更多的企业竞争。这么一个竞争导致创新，创新导致垄断地位，垄断地位导致竞争的循环。需要解决的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个边界最关键的就是政府的定位，定位的最关键的就是治理，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边界的界定，当然这就牵扯到了改革，改革就是一种规则的重新设计。 我刚才已经说了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现在上海财大宏观经济分析也分析到了如果只是看两个部门，一个是农村的城乡改革和国企改革，如果能够较为理想化的实现，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在未来很长时间都可以保持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比如，在七八年内保持7%以上的增长率。如果改革不到位，增长还会下降，相差2个百分点。这是我们量化的估计。 基本的结论就是，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真正关键还是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做什么，应不应该做的问题，方向性的问题不解决，怎么可能解决如何做、怎么做、做不做得成和怎么做才最优，这是我在去年接受中央工作会议开会之前央视新闻联播我讲到的话，从长远的发展来看，标本兼治的任务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制度供给的改革，是能不能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所以说中国改革的理论指导还是要回归到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逻辑和常识。 我非常高兴一些学者新的观念和一些老的学者都在，越来越认识到基本的经济学逻辑很重要。包括今天许局长谈到的数据怎么做学问，我觉得要回归到经济学逻辑。 我的结论至少有三个方面可以进行民营经济主体化，可能有人要批评我了。民营经济为主吗？因为实实在在的说民营经济在过去改革开放当中无论是在就业和经济增长中发挥主要作用和占主要地位，我提出了主体化，就被有些学者批判了，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金融市场的放开和开放化，也就是金融市场不能只是歧视新的东西，应该对所有的开放。当然金融行业是有外部性，我们需要进行一定的规制，不能一味的放开，但是还是要由竞争产生效益。还有金融行业的对外开放，现在设计政策都在慢慢收紧，前几天陆家嘴会议周小川谈金融的开放很好。最后是土地要素的私有化、市场化。文章选自中证网，2017年6月24日
2017年6月29日 -
王辉耀：助力中以两国的创新合作 珠海的发力点在哪？
编者按第三届中以科技创新投资大会在珠海开幕，2700多家企业参加这次创新盛会，助力中以两国的创新合作。以此为平台，珠海将进一步深化与以色列的合作，促进区域创新发展、开放发展。本期时论版专门约请两位专家撰写文章，为珠海与以色列的深化合作建言献策。文 |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以色列是全球瞩目的创新国度，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本和先进技术积累，珠海正在大力创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高地，可以大量借鉴以色列建设创新国度的经验，与以色列开展广泛的合作，进一步提升提升产业创新能力，使创新真正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四大重点领域值得关注 近年来，中国与以色列的合作日益紧密，珠海也希望在促进中以合作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正在积极申报中以合作示范城市。 笔者认为，助力中以合作，需要进一步了解双方合作的空间所在，从而找到更精准的切入点，结合当前的最新发展趋势，以下四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促进中国市场携手以色列高端技术。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市场和拥有高尖端技术的以色列，通过交流、合作、并购等方式实现资源共享，可推动以色列高端技术在中国的落地推广。这既可帮助以色列高端技术的市场化转化，又可提升中国的技术水平，实现中以共赢。 二是促进中国产业化能力嫁接以色列高端技术。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过去的代工生产、加工制造等发展模型已经不能支撑现有的发展速度，科技发展带动产业转型与升级的需求迫在眉睫。以色列的尖端技术资源可以推动中国强大的工业转型升级，帮助中国产业化能力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以色列技术可以在中国转化为产品，并推广到国际市场中。中国的产业化能力与以色列的高端技术形成了强有力的互补，两者的有效结合可相得益彰，互创价值。 三是助力中国技术插上以色列资金的翅膀。探求以色列技术飞速发展的背后，大量的风险投资、天使基金等成熟的市场化运营，是以色列技术短期周转、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与之相比，中国的风投者更显出谨慎小心的态度，可以探索建立中国技术与以色列资本对接的合作平台，让以色列资本在中国找到合适的投资对象，为中国技术注入资金活力，得以快速开展研发创新，实现共赢。 四是促进中以人才和技术交流。人才是以色列的立国之本。珠海历来有开放的传统，可以积极拓展中以之间的人才交流，建立政府、学校、企业、社会组织等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人才流动站，有利于以色列了解中国的市场和产业能力，中国企业学习以色列的新能源、环保、农业科技、水科学等领先技术，形成以色列技术、资本与中国市场、中国产业化、技术对接的良性循环。以更开放政策吸引国际人才 珠海近年来都非常重视创新发展相关工作，目前正在着力建设高端产业聚集高地、产业技术孵化高地、创新人才高地、创业投资高地、知识产权服务高地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质量高地，可以此次中以科技创新投资大会为契机，进一步借鉴以色列的经验促进区域的创新发展。 近年来，我国虽然出现了创新创业高潮，但规模和成效与以色列不可同日而语，且在意识上对失败的宽容度不高。珠海可以进一步开放观念，营造不为创新设限、包容和尊重失败者的环境，减少创新创业者的顾虑，使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思考和行动，敢于挑战权威推动创新，敢于提出不同的理念。 另外，珠海可以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推动高层次人才回流。宽松的移民政策帮助以色列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高端人才，尤其是大量拥有高端技术的犹太人回国寻根。目前，我国的“绿卡”门槛相对较高，缺少凭借资本和技能移民中国的经济移民制度，使得高层次人才流动受限，这导致我国不能有效地吸引国际人才，特别是分散在海外的400万华人华侨专业人士。 从顶层设计来看，中国应充分借鉴以色列人才战略，构建“政府主动招纳”“人才主动申请”的移民体系。珠海则可以利用特区的优势，争取中央、省的更大支持，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 尤其是在吸引国际化人才方面，珠海可以有更多的作为。横琴是粤港澳人才管理示范区，拥有先行先试的政策，可以向上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包括放宽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申请条件；推动外籍人才评价机制市场化，放宽对外籍人才在华工作和居留许可的限制，简化办理手续；放宽优秀外籍学生在华工作和实习的限制；完善配套服务措施，建立与国际衔接的外籍人才社会保障体系等。这些政策如果能够争取实施，对吸引国际化人才会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珠海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接国际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方面具有很好的基础优势，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同时，可以进一步深化珠港澳合作，特别是充分发挥港澳地区各类专业人才的作用，以开放发展促进创新发展。文章选自《南方日报》，2017年6月27日
2017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