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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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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读书】全球基础设施大连接如何影响全球与中国未来?
2016年6月,全球战略家、风靡TED的主讲人、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顾问、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康纳在中国出版了新作《超级版图》,这本书对未来国家竞争的图景做出了预测。 近日,由中信出版集团主办的“超级版图与中国未来”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秋林报告厅举行。 《超级版图》作者、全球战略家、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顾问、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康纳,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王辉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义桅,以及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林民旺出席了论坛,就“全球基础设施大连接”这一影响全球与中国未来最重要的趋势进行了重要讨论。 当前,在科技的飞速发展和推动下,世界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全球化正在全面进入超级全球化阶段,全球新商业文明——全球互联文明正在崛起。这是一股与强调领土、国界的传统地缘政治完全不同的强大力量。它意味着跨全球基础设施、洲际贸易走廊、跨国供应链将是未来重塑全球商业文明和政治秩序格局的主导力量。 中国已经率先迈出了一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提出,正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供应链构建、贸易合作等加强与欧亚各国的互联互通。通过构建新丝路,中国正展开新的大国博弈。 中国为什么要在欧亚大陆上搭建“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这一国家级最高战略背后的战略构想是什么?全球其他国家是否在做同样的事情?对中国企业来说,这一战略的新商机在哪里?中国政府与企业如何利用技术的力量,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参与全球新角力? 2016年6月,全球战略家、风靡TED的主讲人、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顾问、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康纳在中国出版了新作《超级版图》,这本书对未来国家竞争的图景做出了预测。康纳认为,传统上衡量一个国家的战略重要性的标准在于其领土面积和军事实力,但今天这个标准正在发生变化,一个国家的实力要看它通过连接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是互联互通程度,即在地理互联、经济互联、数字互联层面,是否深度参与全球资源、资本、数据、人才和其他有价值的资产流。帕拉格·康纳:中国正在成为21世纪最重要公共品“基础设施”的提供者 帕拉格·康纳认为,当今的基础设施大连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显,它分为三种:交通,包括道路,高速公路,桥梁等;能源,包括电网,石油网络等;通讯网络,包括光缆,卫星等。 全球所出现的这种连接性和流动性要求我们创造一种新的地图制定方式——即在地图上反映一条条基础设施和供应链,这与传统的自然地理地图和政治国界地图有很大的差别,而中国正在即一百年前的美国,二战后的德国,成为21世纪基础设施的主要提供者。 基础设施大连接正在使得供需关系这一经济和贸易领域最古老的法则演绎得更加淋漓尽致,构成全球贸易和全球投资,连接使得每个大陆和每个地区都非常重要。21世纪美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都不会一家独大,全球正迎来融合的非霸权时代。 基础设施大连接也在改变地缘政治的未来,当互联互通成为当今时代的元模式,人们正在看到新型的大国博弈,国家间很难因为领土纠纷而打仗,因为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带来更多的资源来源,帮助国家实现供需平衡,比如,如果苏伊士运河或马六甲海峡出现任何紧张局势,中国可以取道北冰洋,挪威,俄罗斯,以及“一带一路”。未来的国家间战争,将出现在对供应链的争夺上。因为越来越密切的贸易交换以及供应链本地化,使得中日,中国大陆和台湾,朝韩,美伊,中美之间曾经被语言的战争不太可能发生。 帕拉格·康纳认为,全球互联互通改变世界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超级城市的出现。为什么打造超级城市群?因为超级城市群是一连串基础设施最便利、供应链网络最发达的 全球地理节点,超级城市群吸引着全球的资金、资源、人才、技术,小城市也必须将自身融入超级城市群, 这是获得繁荣的唯一方法。同时,供应链将代替任何超级大国或者多国联盟,成为稳定全球社会的锚,没 有任何国家,哪怕是美国和中国,能够打破供应链系统。供应链将全球迅速增长的超级城市连接在一起, 这对地缘政治、经济、人口、环境、社会认知都将持续产生深远影响。中国政府已经确定了26个超级城市群,这大大加强了中国内部的连接力和经济韧性。相反,美国只有加州硅谷,南部德州和东北部波士顿纽约这三个超级城市群,奥巴马曾经许诺的八条高铁网络并未实现。王辉耀:中国加入世界移民组织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等重要 王辉耀认为,中国现在正在建立进入全球化的一个新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6年之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当时中国的贸易和中国GDP增长8到9倍;过去两年,中国启动了新的全球化战略。TTP、TTRP、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全球化倡议相继提出和实施。从货物、资本、人员到电信流动,还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正在变得比以往更佳重要。两周前,中国已正式宣布,中国会加入世界移民组织。王辉耀认为这一决定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一样非常重要。世贸组织是关于货物和服务的流动,而世界移民组织是关于人的流动。如何更好地实现跨国人员流动,以及就中国国内,如何更好地让中国三亿农民融入城市的生活,给他们提供生活设施,开发他们的潜力,这些都将决定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王义桅:在上一轮全球化中被边缘化的国家将在“一带一路”中得到机会 王义桅认为,互联互通是一个新的全球化趋势,互联互通在中国的表现——“一带一路”由政府主导,但市场将发挥主要作用。在上一轮全球化当中被边缘化的国家,在“一带一路”中会得到机会。在这方面,中国、印度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都有非常光明的未来,而不是欧洲。中国要在五年内,让五六千万贫困人口脱贫,再过30年,“一带一路”将把30亿人提升到中产阶级水平。 王认为,中国在由技术主导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上将大有作为。他说,去年中国大学生毕业生760万中大多数人学理工科。中国一年产生理工科毕业生人数超过美国、欧洲、日本毕业人数总和,中国将拥有更多更开放的新技术推动更有活力,更多元的市场环境。林民旺:不可忽视“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含义 林民旺认为,不可忽视“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含义,中俄,中日,中印,中美等之间因基础设施供应链引起竞争将持续下去。修路即是政治,铁轨用中国宽轨还是俄罗斯窄轨,是条条大路通北京,还是条条大通莫斯科、新德里,其中包含了政治含义。而在“一带一路”向西走的同时,中国不能避开俄罗斯,需要一条从东北出发的线路,即现在的中俄门经济走廊,作为过去俄罗斯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不允许中亚与其完全脱离关系。日本于2014年5月也已经出台计划,拿出1100亿美元投资亚洲基础设施,这是针对中国的应激之策。 “一带一路”同样也受沿线国家内部的政治影响。尼泊尔希望“一带一路”翻过喜马拉雅山,解决其因印度“断供”造成的石油短缺;内陆国家蒙古及哈萨克斯坦希望“一带一路”给它们带去出海口;同时哈萨克斯坦得到更多“一带一路”资源的同时,区域内如乌兹别克斯坦希望得到相同的经济收益,这些都是地区政治。 林民旺认为,我们需要从地缘政治角度更清晰地认识“一带一路”的机遇,及其地缘政治风险,并学习如何规避风险。“中美之间的竞争和较量,主要战场在哪里,未来谁可能会是赢家?” 帕拉格·康纳认为,地缘冲突与量子物理关系密切,在供应链战争中,主角不会只有中美两国,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哪一方是赢家,因为这取决于在哪个领域获胜。自然资源禀赋方面,美国会获胜,在风能出口方面,中国会获胜,在生物技术创新方面,两个国家做得都不错。美国有最好的制药公司,但是中国在基因排序方面做得非常快。因此没有一个统一答案。这取决于产品是什么,创新在哪里,哪个公司在卖什么。 在移动硬件竞争当中,苹果市场份额最多,同时也有华为和小米加入了竞争行列,只有一个赢家吗?不会的。竞争是永恒的,并不完全是国家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在竞争。如果苹果市场份额最多,富士康则获胜,富士康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开厂,因此中国人也会获胜,因为很多中国人为富士康工作。 王义桅认为,“一带一路”的愿景是开发一种均衡,包容,普惠的合作架构。中国也需要重新定位比较优势,在与西方竞争的同时,用“一带一路”带动产业低端国家的发展和需求。中国最能够代表“一带一路”的企业是华为,但也很难说华为是完全的中国公司,因为华为70%以上利润在海外,正在实现欧洲生产欧洲消费,美洲生产美洲消费,中东生产中东消费,不是深圳生产消费到世界各地,是一种新型经济模式。“跨国企业的作用,及其如何适应当地市场” 帕拉格·康纳认为,政府交流时常因效率而落后于企业之间的交流,企业是跨文化交流的主力。跨国公司在美国雇佣美国人,在印度雇用印度人,中国企业雇用的外国员工也越来越多,而一个中国人如果在迪拜为麦肯锡工作,他便拥有了全球化的多重身份。 王义桅认为,很多企业走出去后并不熟悉当地的经营环境。比图中国人说要致富先修路,跑到伊斯兰国家修路,修完路,要收钱。伊斯兰国家,路要交钱怎么可能,砸掉,这就是不懂当地习俗,不能用对方的思维方式思考的表现。“一带一路”是重新学习尊重,学习语言,思维方式的过程,中国的教育也要改变。近代以来中国人都认为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实际上肯尼亚,柬埔寨,非洲的月亮是真的圆。“一带一路”要求中国人去了解世界。“基础设施大连接会加剧恐怖主义吗?” 帕拉格·康纳认为,发生在西方国家的恐怖袭击实际上是社会政策问题,是同化过程不成功的问题。在英国、巴基斯坦裔进行恐怖主义袭击,可是他们拿的是英国护照。绝大部分的恐怖主义袭击都是本地袭击,而非国际袭击。人们很容易抱怨基础设施公路造成威胁,但基础设施并不会说话。关于英国脱欧 帕拉格·康纳认为,英国做法并不代表欧洲其他国家,相反有些国家还有排队等待加入欧盟。英国的形势经常和欧洲不一样,英国的货币本来就不是欧元,英国这么做,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也会这么做。在欧盟内部一直有一个行动“让英国自己离开”,不少欧盟国家最初也不想让英国加入,因为英国总是想要发挥主宰作用,而且在欧盟内部总是发出反对声音。英国脱欧可能会让欧盟更有凝聚力,英国就不会再阻止欧洲进一步一体化的步伐了。 王辉耀认为,现在我们正在看到英国要脱欧了,世界发生了变化,到底往好了变,还是往差了变,很难说。可能对欧盟是不好的,但是对中国是好的,也许欧盟将会更多地依赖于中国,依赖于亚投行,或者“一带一路”战略。但是这对于全球化来说,肯定也是一个挫折,对于全球迁徙也是一个挫折。 王义桅认为,历史上,英国一直俯视欧洲,当下的英国面向的是全球,因而不能说英国脱欧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英国的选择是理性的,英国的未来不在欧洲,而在全世界。比如欧盟现在90%新增市场来自欧盟之外,脱欧后更方便与中国,印度这些国家打交道。文章选自凤凰读书,2016年6月28日
2016年6月30日 -
【中国青年报】英国“脱欧”对中国或是机遇
尽管我们对英国的需求减少了,但英国对我们的需求反而更多了,实际上对中国来说是个机遇,有可能会掀起新一轮的全球化合作,这些都有可能降低或者减少英国退出欧盟所带来的影响。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当地时间6月24日上午,英国“脱欧”公投计票结果揭晓,英国将正式脱离欧盟。这一结果势必对欧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影响,对于中国来说,短期内会遭遇一定的困难,但长期来看还是比较乐观的。 此前,英国是中国打入欧盟的大本营与前沿阵地,英国在欧盟所享有的地位与号召力,加之语言便利与人才优势,使得很多中国企业都将英国作为总部基地。如今,分手已成定局,英国与欧盟其他国家的关系随之进入冰冷期,英镑的地位也大不如前,势必会对中英两国的经贸关系带来一定的影响。 英国“脱欧”对中国最大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英国对中国的吸引力会有所减弱,我们对英国的投资可能会分散到欧洲其他国家,会使中国企业对欧盟国家的投资不断多元化;另一方面,中英之间的贸易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虽然英国对中国的吸引力减弱了,跟欧盟的关系也弱了,但它可能更多地转而加强同中国,同美国、加拿大,同新兴国家如印度、巴西等建立紧密合作,包括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尽管我们对英国的需求减少了,但英国对我们的需求反而更多了,实际上对中国来说是个机遇,有可能会掀起新一轮的全球化合作,这些都有可能降低或者减少英国退出欧盟所带来的影响。 此次英国“脱欧”很大程度上表达了英国民众对全球化的一种抵触,他们对于来自欧盟国家以及世界的移民表现出抵制倾向,而这也是“脱欧”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其表现出的是英国在全球化以及全球人口、人才流动方面的退步,这是“脱欧”所带来的一个不利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如果英国政府或者英国的精英阶层能够意识到,虽然英国脱离欧盟,从局部全球化当中退出来了,但它能参与更广泛的全球化,能够跟其他国家建立更广泛的联系,也可能是一个好事。 在金融方面,英国脱离欧盟之后,伦敦还会不会继续保持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成为未知数,中国在英国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也会受到影响。去年人民币对外投资的势头很猛,今年的势头已经超过了去年,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元的经济地位依然很强,英镑受到影响,欧元还会有相当的优势,因此,对人民币来说可能是个机会。比如说人民币的对外投资,如果英镑的资产下降,而且变得更便宜,那么中国对英国的投资会有一个提升。 从长远来看,人民币需要加强,需要更多地作为贸易结算或者服务结算的货币,来提升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会的一揽子货币,成为其中的关键货币,如此,在国际贸易结算方面,英镑地位的下降有可能会带来人民币地位的提升。 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次“脱欧”事件是对传统民主模式的一种挑战,也是草根阶层对精英阶层的一种反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更加坚定地继续推动全球化,在过去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思考。文章选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6月29日
2016年6月30日 -
【侨报网】市场震荡 世界格局将改写
【侨报特约记者曹洋 何夕 李东报道】“英国脱欧将开启比1987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更黑暗的时期,而欧洲央行能做的有限。”英国“脱欧”结果24日出来后,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如此称。 当日,国际金融市场哀鸿遍野:除了美元、日元和黄金等避险资产逆市上扬,英镑、欧元汇率直线下挫超10%,全球主要股市纷纷暴跌,人民币汇率也受牵连。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市场还会继续动荡。 英国脱欧是本世纪最大地缘政治事件之一,影响深远。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关系进入大变革时期,英国脱欧为这一变革增添了更多不确定因素,大国关系面临调整和重组,世界格局势将改写。 欧股大跌 美股一度泄3.39% 英国“脱欧”派24日大获全胜,全球金融市场猝不及防,哀鸿一片。其中,以英镑兑美元跌势最为惨烈,一度下跌逾10%至1.3231,创下1985年以来最大跌幅。媒体称,这足以与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倒闭时的表现相提并论。 综合路透社、法新社、新华社报道,欧美股市当天也经历了几十年以来最恐怖的一个“黑色星期五”。 伦敦证交所24日一开市即下挫8%,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500点,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跌幅,其中银行股下挫30%。此前两天,由于民调显示“留欧”支持率占优,英镑、欧元及欧美股市曾连涨两天,但当最终结果恰恰相反时,金融界的恐慌也最大。欧洲股市当天普遍下跌超过6%,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等国股指跌幅更是超过10%。 受英国脱欧消息拖累,美股裂口低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611.21点,收于17399.86点,跌幅为3.3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76.02点,收于2037.30点,跌幅为3.60%。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202.06点,收于4707.98点,跌幅为4.11%。 在亚太,日本股市重挫7.25%,韩国、澳大利亚股市跌幅也超过3%。 为了稳定市场,英格兰银行行长卡尼发表声明,表示已做好应急预案,并宣布拿出2500亿英镑稳定金融市场。 人民币汇率承压 大陆央行有预案 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金融市场注定在此次英国脱欧事件中难以独善其身。最受关注的除股市的震荡外,还有两国货币政策。 李彗勇接受美国《侨报》采访时认为,近期,作为避险货币的美元将会走强,甚至出现短缺,而人民币则将面临贬值的压力。 境内外人民币24日随全球风险资产下跌,其中在岸人民币创2011年1月以来最弱,离岸人民币跌幅亦创今年1月以来最大。 大陆央行官网24日发布消息称,“我们已注意到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公布后金融市场的反应,并已做好应对预案。我们将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维护金融稳定。” 公告还称,大陆央行还将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并进一步加强与有关央行、货币当局以及主要国际金融组织的政策沟通和协调。 香港《大公报》援引澳新银行、瑞银和民生证券等专家的观点表示,大陆央行可能会降准、加入全球央行行列给市场提供流动性。 澳新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杨宇霆表示,英国脱欧料不会对短期中国经济前景造成影响,对中国在岸金融市场的冲击也应当有限,但大陆央行有可能会动用包括降低存款准备金等货币工具,以示中国愿意参与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大陆央行有可能在周末就有动作。 美国全球金融中心地位或得到加强 除了近来对金融市场带来的冲击,英国脱欧对世界格局的长远影响也颇受关注。 观察者认为,英国脱欧或许会进一步增强美国在世界的经济地位,扩大其全球影响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指出,作为老牌国际金融中心,纽约和伦敦一直牢牢占据两强席位。但事实上,过去100多年,世界经济的重心一直在向美国靠。英国的经济规模一直在萎缩,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都在减弱。 英国脱欧,其在欧盟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削弱,这将导致英国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会进一步下降。贾庆国认为,近年来全球经济重心逐渐向新兴市场转移。如中国的香港、上海、深圳等金融中心的地位在不断提升。英国脱欧将提升美国和亚洲在全球金融中的地位。 长期研究欧洲事务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则与贾庆国观点旅略有不同。在他看来,纽约之前就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其地位毋庸置疑,英国脱欧带来的影响并不是将金融中心向新兴国家转移。 冯仲平分析,英国金融地位的削弱,法兰克福或者巴黎有可能取而代之,因为欧洲仍需要一个全球金融中心。 英国脱欧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会进一步下降,它对资本的吸引力会下降。资本的流动和机会有很大关系,据贾庆国的观察,短期内,一些中资会更多地流往美国,因为美国的经济正在复苏。提供的机会也会更多一些。 全球化或受冲击 但不必过分悲观 此外,冯仲平提到,英国脱欧更深刻的影响在于对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冲击。英国是欧盟的重要成员国,其退出欧盟,对于欧洲一体化是一个重大打击。 全球化是基于地区一体化相辅相成的。冯仲平表示,欧洲一体化是全球化的一个部分,如果欧洲一体化受到损失,很难推动全球化进程。英国脱欧,对全球化是一大冲击。 此前全球化在欧洲国家甚至是美国反对声音很大。不少国家认为,其并不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冯仲平担忧,英国脱欧会对这些国家产生负面影响,不仅仅对欧盟,更会对全球一体化都会产生消极影响。 不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也指出,英国脱欧,或许会促其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美国的合作。在欧盟的影响力减弱了,英国有可能通过一些局部的安排或者说在更大范围内参加多边机制来弥补在局部全球化受到的挫折及损失,扩大在全球合作的范围和活动。 而且,相对于英国,贾庆国认为,欧洲其他国家间的联系更为紧密。这些国家使用的是欧元,英国使用的是英镑,英国的货币此前就没有和欧洲联系在一起。英国脱欧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不至于引起欧盟的解体,外界不必过分悲观。 专家:中国与英欧关系不会产生实质变化 在中欧关系方面,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英国脱欧会让不少中国企业重新思考在欧洲的战略布局。冯仲平认为,大部分中国企业入英都是出于英国是欧盟市场的一部分。这些企业的眼光不是只落在英国6500万人的市场上,而是放眼5亿人的欧盟市场。所以这些企业很可能会重新考虑一下投资战略。 贾庆国则分析,近年来中国在欧洲一方面加强与英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与欧洲国家的关系也在不断加强。他以为,中国同欧洲各国的经贸关系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研究员赵俊杰也认为,英国脱欧尽管削弱了欧盟的原有实力,但凭借法中、德中等大国关系的基础,并不会影响到中欧政治关系,中英未来合作也将摆脱更多枷锁。 赵俊杰说,过去英国受制于欧盟法律法规,在武器销售和高科技方面同中国都难以产生深入合作,现在英国恢复自由身也可促进英中更多方面的交流合作。以产能合作为例,英国在风电、可再生能源等领域拥有先进技术,而中国的高铁、核电技术也是英国所羡慕的,双方优势互补能够碰撞出更多火花。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谈到,中长期来看,英国脱欧之后,产业机构会做新一轮的调整,重新国际分工,这对中国来说有利可寻。 白明分析,英国摆脱欧盟政策枷锁之后,能更快地同中国达成FTA协议,推动双方间的经贸合作。 针对外界“中国加大对欧投资合作,是为了应对缓解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带来的周边环境压力,英国脱欧也许会影响美中关系”的说法,贾庆国强调,亚太地区的美中关系不是一种联合游戏。尽管中美在一些问题上有冲突,但中美在很多方面有合作。英国脱欧不会影响美中关系,相反可能带来更多机遇。文章选自侨报网,2016年6月25日
2016年6月29日 -
【 经济日报】英国“脱欧”引发强烈冲击波
当地时间6月24日上午,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揭晓,多数投票者赞成英国脱离欧盟:“脱欧”一方支持率为51.89%,而赞成留欧的投票者占48.11%。英国“脱欧”,受到影响的不仅是英国,其冲击波必将震荡欧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欧洲乃至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格局将因此发生深刻改变—— 英国脱欧公投尘埃落定。国内相关专家认为,无论英国脱欧未来如何演进,这场公投已经超出了区域性事件的范畴,将对英国、欧洲乃至全球的经济和社会格局产生深远影响。英国欧盟“两败俱伤” 由于英国和欧洲在贸易和投资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开启脱欧进程之后,英国和欧洲经济会首当其冲地受到负面冲击。 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认为,英、欧经济是连体婴儿,分开会两败俱伤。英国净对外直接投资中,欧盟占据将近20%,欧盟对外投资中15%投向了英国。英国对欧盟的贸易逆差占比已经超过了50%,这说明,英国进口商品很多来源于欧盟其他国,而欧盟其他成员国也需要通过向英国出口来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此外,非英欧盟就业人口在英国整体就业人口的占比逐年提高,目前已经高达6.8%。一方面非英欧盟就业者依赖英国较好的就业市场,另一方面英国也依赖欧盟提供的劳动人口支撑经济。 正是由于双方在多方面存在紧密联系,脱欧之后,英国经济可能遭受明显的负面影响。平安证券分析师魏伟认为,英国脱欧使英国自身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脱欧可能直接影响占英国全球贸易总量80%的贸易,虽然英国有两年的过渡期来进行经贸协定的重新谈判,但负面冲击难以避免。 管清友认为,对英国来说,短期明确的弊大于尚不明确的利。一是,英国无法再享受欧盟“单一市场”福利,资本、商品、人力的流动障碍增加;二是,一旦各项替代协议短期内无法立即达成,很多设立在伦敦的金融机构就要搬回欧洲大陆,对英国金融业打击巨大。后续发展不确定性上升 公投的前一周,市场留欧预期曾升温,显示市场对于脱欧派胜出的结果实际上并无充分准备。随着脱欧公投结果揭晓,短期内,全球市场的避险情绪将升温,避险资产将受到追捧。 管清友表示,脱欧引发全球投资者风险偏好下滑,整体利好美元、黄金、日元等避险资产,利空股票、新兴市场货币、原油等风险资产,由于脱欧短期内两败俱伤,利空英镑、欧元。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认为,短期内的避险情绪可能维持较高。英国公投对欧洲国家的示范效应已开始显现,法国、荷兰、丹麦均有声音提出就欧盟成员国身份举行公投,苏格兰此前也明确表示若英国脱欧将发起公投独立加入欧盟,欧盟更为分裂、一体化进程严重受挫的风险大大上升,因此事件后续的发展仍然非常关键。 6月24日,欧洲央行在公投结果公布后发布声明称,欧洲央行正密切监视金融市场,已做好准备在必要时提供更多的欧元与外币流动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与世界银行行长金墉24日也分别发表声明。拉加德在声明中说,IMF敦促英国与欧洲当局协同努力保证英国与欧盟平稳过渡到新的经济关系,包括明确指引这一过程的程序与广泛目标。她表示,IMF强力支持英国央行和欧洲央行为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和减少金融市场过度波动的承诺,将继续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准备好需要时为基金组织成员提供帮助。金墉在声明中说,我们正密切关注全球各地事态发展,准备好为世行成员提供支持。 由于风险偏好下滑,导致全球流动性紧缩,预计全球各主要央行仍将维持较宽松政策,美联储或将继续推迟加息。管清友认为,欧元、英镑大跌加上避险情绪升温共同推升美元走强,预计美联储加息年内将大概率缺席;对于欧洲央行来说,宽松之路难以回头。 从更长一段时间来看,全球经济都将面临新的不利因素。谢亚轩表示,拉长时间段来看,当避险情绪消除,回归基本面,英国脱欧和一个更为分裂的欧盟都不利于全球的经济贸易前景,市场认知也一直倾向于此,且英国重新进行贸易、投资方面的谈判,对经济主体而言都增加了不确定性。中英经济合作或增强 由于中英之间贸易投资占比有限,相对而言,英国开启脱欧流程,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多是间接影响,其中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总体上偏中性。 消极影响与欧盟更加相关。招商银行资产管理部高级分析师刘东亮认为,中长期而言,英国脱欧意味着英国与欧盟之间必须进行贸易、投资、金融等诸多领域的协议谈判和政策重估,英国与欧盟必须重新进行定位,这对中国经济将带来潜在的不利影响,假如英国脱欧导致欧盟出现新一轮衰退或悲观预期,料将通过贸易和投资链条传导至中国。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英国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中国视英国为进入欧盟的一个大本营,一个前沿阵地。许多中国企业投资欧洲时,一般先从进入英国开始,将英国作为进入欧洲的跳板。脱欧后的英国,跟欧盟其他国家的关系势必转差,原有优势地位渐失。这将迫使中国企业重新考虑其英国市场的定位和欧洲市场策略。 此外,英国对中国留学生的吸引力将降低。中英两国在留学生和人才流动方面的交流非常频繁,中国在英国有十几万留学生,很多留学生去英国留学的一大考虑是觉得英国是欧盟的一部分,在英国留学还可以去欧盟其他国家实习、工作。脱欧后,英国的这一优势不再,对中国留学生的吸引力降低。 从积极方面来看,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认为,英国脱欧意味着欧盟由一块铁板变成两部分。对中国来说,原来统一的欧洲大市场被拆成了两个市场,确实有所不便。但是这也意味着英国摆脱了欧盟低效的决策机制的束缚,以后在与中国开展贸易、吸引中国投资等方面,英国将更有自主权,决策机制更加高效,并且还会与欧盟形成竞争,进而倒逼欧盟提高决策效率。 “英国脱离欧盟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在短期内会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从长期来看是比较乐观的。”王辉耀认为,这将使得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更加多元化,在开拓欧洲市场时更多地选择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其他国家市场。 另外,中英之间的经济合作可能进一步增强。邓海清认为,英国脱欧后短期内需要重新与欧盟这一巨大的市场达成贸易协定,必然还要开拓新的市场,这就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可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增强。(本报记者 张忱 徐惠喜)文章选自《经济日报》,2016年6月25日
2016年6月29日 -
【南方日报】英国脱欧短期对全球经济冲击强烈
全球聚焦英国脱欧事件的同时,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带来哪些影响,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专家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脱欧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强烈而短暂,短期内可能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一定挑战,但长期会为中国和欧洲多元化合作带来新的机会。英国或积极参与多边机制 英国公投结果出炉后,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何伟文认为,该事件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是强烈而短暂的。 “说强烈,是因为货币市场将出现剧烈震动,世界股市也受到打击。说短暂,是因为从长远看,决定经济增长的是基本面,是市场需求和产业竞争力。英国“脱欧”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基本面。从历史上看,即便像1992年的英镑危机发生后,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很小,对英国经济的影响更小。”何伟文说。 此外,英国“脱欧”可能带来新的全球化合作机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表示,英国脱离欧盟传递出一种信号,表现出逆全球化的潮流。但英国有可能通过一些局部的安排或者在更大范围内参加多边机制,来弥补它在局部全球化受到的挫折及损失。“如果把握得好,英国跟欧盟的联系弱了,但可能更多加强跟中国、美国、加拿大,巴西、印度等国家的合作,兴许会掀起新一轮全球化合作。”促进中欧多元化往来 英国作为欧盟内部的重要力量,在中欧往来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脱欧”后,中英关系料不会发生太大改变;但欧盟和英国各自为政,会为中欧合作增添变数。 “英国脱离欧盟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全球化在短期内会带来一定的困难,但从长期来看还是比较乐观的,可能使得中国的企业不断多元化。欧盟现在也在加强同中国的合作,英国‘脱欧’之后可能会为中国带来一些新的机会。”王辉耀告诉南方日报记者。 王辉耀认为,未来中国对英国的投资可能会分散到欧洲其他国,促使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投资多元化;另外一方面,中英之间的贸易可能会进一步加强,英国不再依赖欧洲可能会转而寻求与中国更多的合作,实际上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机遇。 “脱欧”也将促进中国跟欧盟国家民间往来的多元化,由于英国传递出不欢迎移民的信号,未来可能更多的中国企业、移民、留学生、居民旅游会转向其他国家。对于已经布局伦敦的中资企业,何伟文建议,需考虑在欧盟内部其他国家建立补充中心或窗口。此外,今后两年英国和欧盟间可能达成一系列特惠安排,使双方货物、资本、技术、服务、人员流动基本不受影响。或将成立中英自贸区 伦敦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窗口,有观察人士担心,英国“脱欧”会影响到伦敦作为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从而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王辉耀表示,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中英合作紧密,英国“脱欧”也固然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具体还应视英国政府下一步的动向而论。“要看下一步英国政府出台什么政策,如何吸引大家用英镑来结算,或者吸引人民币来到英国,并给予一些支持,提升人民币的作用。” 何伟文则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全方位的,与英国“脱欧”关系并不大。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和欧洲门户的地位有可能下降,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布局要根据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巴黎、法兰克福和卢森堡的作用有可能提升。 正式脱离欧盟后,英国将建立自己的贸易政策体系,相比于欧盟现有的贸易体系会有何不同?何伟文认为,欧盟成员国不能单独对外谈判并达成贸易协定,只能以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英国“脱欧”后,对外谈判贸易协定将独立进行,英国的对外贸易体系将比欧盟开放,中英自贸区(FTA)将早于中欧FTA达成协议。 CCG高级研究员吴非同样表达了对中英自贸区的期待,“中英非常有可能在金融服务上建立自贸区,英国可以全面展开对于‘一带一路’上的国家进行全面的金融服务。”(南方日报记者 唐子湉 龙金光)文章选自《南方日报》,2016年6月25日
2016年6月29日 -
郑永年:中国为什么出现不了大师?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中国传统上有没有教育哲学?当然有。我们初步翻阅了一下,发现这方面的论著数量还不少,论文尤其多。但是,使我们困惑的是,尽管大家都在研究和谈论历史上一些人物的教育哲学或者思想,但大家都不能很清楚地回答“这是谁的教育哲学?”这一关键问题。我们在谈论的是教育家的教育哲学,还是政治家的教育哲学,还是商人的教育哲学?或许有人会说,这一问题很简单。不过,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不是人人都明白的。我们觉得这既是一个认同问题,也是一个边界问题。 认同问题很重要,认同问题要回答的是“我是谁?”的问题。当我们谈论教育的时候,我们是作为一位教育者和学者,还是一位政治人物或者商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就有不同的答案,因为这些是不同的社会群体,其背后的利益是不同的。例如,知识分子的利益是更多的知识,政治人物的利益是更多的权力,而商人的利益是更多的经济利益。每一社会群体从自我利益出发,对教育哲学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如果没有这一认同,那么就会产生角色混乱的现象。 边界的问题也同样重要。既然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那么边界的重要性应当不难理解。政治权力有其边界,知识领域有其边界,商人有其边界。尽管权力、知识和经济都是同一社会的不同方面,但它们之间必须具有边界。如果边界混乱不清,那么就会产生它们之间的关系的高度紧张,例如权力和知识之间,商人和权力之间,商业和知识之间,等等。 知识界或者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质是专业,最重要的品德是专业主义。在知识领域,专业主义只有通过长期的训练和培养才可形成。 这里更应当强调的是,认同和边界对知识界尤其重要。知识界或者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专业,最重要的品德就是专业主义。专业和专业主义不仅仅局限于知识领域,例如政治和商业也都可以视为专业。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就把政治定义为职业,强调职业政治家的重要性。 不过,无论中西方,当人们说“专业”的时候,更多的是指和教育训练有关的领域。知识界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很多人都可以去从事政治或者商业,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事知识创造。在知识领域,专业主义只有通过长期的训练和培养才可形成。 实际上,“专业”这个概念的起源指的就是基于教育之上的职业,为社会的其他领域例如政治和商业提供专业性服务。既然知识界也是社会的有机部分,那么向其他领域提供服务就成为必需。但要指出的是,提供服务并不意味着这个领域要依赖于其他领域。 在西方,古典意义上,历史最悠久的专业是神学、医学和法律。这些领域的专业人员当然是教育的结果。19世纪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职业的分化,专业也越来越多。但不管什么样的专业,都是教育的产物。 也正因为和教育有关,“专业”往往具有以下一些特征。第一,规制性。专业由法规来规制,法律规定专业团体所要履行的责任。对专业团体来说,这是一种外在边界的划定,就是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第二,自治性。专业团体享有高度的自治权,来管理其内部事务。知识领域既然是一个特殊的领域,那么其必须发展出符合其自身特殊性的自治方式。第三,声望。专业团体成员因为其所拥有的知识一般享有崇高的社会声望。这个特点也表明知识领域社会责任的重要性。由于社会对知识群体的信任,这个团体较之其他群体更有能力对社会造成影响。第四,和声望相关的是专业的权力相关性。权力包括两方面,一是内部的,即专业团体对其成员进行管理的权力;二是外部的,即专业人员对其他社会领域的人们的行为施加影响。 所有这些特征是从知识的认同和边界衍生而来的。正如政治人物追求权力,商人追求利润,教育界或者知识界追求的是知识的创造和传授。尽管这些社会领域也是互相关联的,但每一领域都有其独有的产品,通过其产品和其他领域发生“交易”,即关联。很显然,每一领域总有一种自然的倾向性去影响其他领域,追求影响力。 专业主义很显然是“专业”的产物。专业主义的唯一目标就是把教育者和知识者每一个人的专业水平发挥到极致。如果从专业主义的角度,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教育哲学的核心弊端在哪里。今天的中国,教育界和知识界除了专业主义,什么都不缺。中国的大学以权力为本,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为荣。看看中国的大学,有太多的领导职位为退休下来的政治人物和官员所担任。中国的大学以利益为本,以培养了多少亿万富翁为荣。唯独缺少的就是规定大学本质的专业主义。所以,中国无法回答钱学森之问,即“中国为什么出现不了大师?”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大学的目标不是培养大师。 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曾发生过一场有关“社会主义异化”的讨论。这场讨论对中国的改革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为讨论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形成了更清晰的认识,至少促使中国脱离了贫穷社会主义。今天,把“异化”这一概念应用到教育和知识界也最合适不过了。 如果要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教育改革,那么首先必须回答教育界和知识界一些最基本的哲学问题,例如“什么是大学?”“大学的目的是什么?”和“什么是大学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等等。在大学的本质是“异化”的条件下,不管什么样的改革都会无济于事。 今天,最令人悲观的是,因为有权力和利益的支撑,大学里面甚至教育界里面的很多个体(无论是官员还是教员)认为自己是在发展和上升。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处的整体教育制度正在快速地衰退,并且这种衰退的速度和大学(教育结构)所获得的权力和利益是成正比的。 就是说,大学(教育机构)所获得的权力和利益越多,它们被“异化”的程度就越高,离专业主义就越远。如此发展下去,如果说今天人们还可以讨论“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的问题,总有一天,人们就会失去资格来提出这个问题。文章选自IPP评论,2016年6月24日
2016年6月28日 -
王辉耀:为用人主体“松绑”
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的落实作出重要指示,特别强调“要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让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使各方面人才各得其所、尽展其长。” 放什么权?概括来讲,就是继续改革企业、事业单位等用人主体的人才培养、评价、流动、激励、引进、保障的机制,打破长期以来对用人主体的困扰,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当前,尤为重要的是推进对国际人才的市场化评价标准,逐步消除国际人才流动的壁垒,更好地吸引、留住国际人才。 以往对国际人才的评价标准由政府主导制定,特别是针对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国家“千人计划”和地方“百人计划”,对引进人才的学历、年龄、专业、资历、成果、职级、声望等有非常高的要求,政府对用人主体推荐和申请国际人才引进的资质也作出了严格限制。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同类型用人主体的人才需求愈发多元,我们需要既关注高层次、领军型人才,也关注影响未来发展格局的新生代人才。然而这些新的人才需求很多并未纳入到政府引进计划中,这就使得相关人才的价值难以得到充分认可与尊重。 而说到如何放权,并不是简单的权力下放。政府在完善用人主体人才发展机制、调动用人主体积极性的同时,还需要做好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措施。比如,海外人才在办理出入境手续、申办工作签证、申请永久居留许可的条件方面,还存在相关部门缺乏协调配合、手续繁琐、操作时间长等问题;海外人才来华后的工作生活、子女签证就学等相关配套服务措施也不够完善。这些都不利于吸引、留住合适的国际人才。 再比如,随着国内居民文化需求的日益多样性、个性化,国内文化市场繁荣发展,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相应地产生了各种新兴职业需求,如创意人、策展人等。但是目前有类似人才需求的用人主体,大多属于体制外机构,在办理人才工作签证等问题上存在诸多限制。 去年以来,国家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在引进国际人才的市场化评价标准方面有了较大突破,已有首批7名外籍人才通过中关村外籍高层次人才“绿卡直通车”拿到永久居留证。相信随着《意见》的深入落实、相关政策影响力的扩大,未来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 就目前而言,各地区各部门在落实《意见》的过程中,需要树立更加开放的人才观念,重视多元化人才的价值,通过制定更加包容的人才政策,向全世界释放积极的信号;需要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人才发展规律,真正让市场来决定人才的价值与配置;还需要持续地完善国际人才出入境、永久居留管理等配套服务措施。通过消除阻碍国际人才流动的壁垒,逐步建立更加开放的人才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人才竞争优势。文章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6月27日
2016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