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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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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宏:百度有技术放大公益的影响力
【摘要】今年的百度“公益+”是往年百度“公益一小时”的公益活动升级版。2012年,百度和60万家百度联盟伙伴共同发起了旨在持续传递爱心公益力量的“公益一小时”活动,开创了互联网公益的创新模式。经过5年的发展,百度“公益一小时”已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儿童关爱互联网公益平台。 今年的百度“公益+”是往年百度“公益一小时”的公益活动升级版。2012年,百度和60万家百度联盟伙伴共同发起了旨在持续传递爱心公益力量的“公益一小时”活动,开创了互联网公益的创新模式。经过5年的发展,百度“公益一小时”已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儿童关爱互联网公益平台。 来自百度的大数据显示,在中国,每年约有20万儿童失踪,超过1.85万名14岁以下儿童死于交通事故,90%的儿童意外事故发生在家中……与此同时,因为缺乏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遭到伤害致残的儿童更是不计其数。 李彦宏在启动仪式上表示:“互联网时代,需要借助技术的力量放大公益的影响力,以覆盖更多人。百度有这样的技术,也有这样的责任驱动公益模式不断升级。” 正是基于这样的技术实力与社会责任感,本届联盟峰会上,百度、伊利、芒果V基金三方携手,使用充满科技感的AR技术,围绕“儿童安全”公益方向,聚焦“儿童防拐骗安全”、“儿童乘车安全”、“儿童居家安全”三大最常接触的安全场景,推出了国内首个AR儿童安全教育视频。借助手机百度内嵌的的AR插件,依托百度图片识别、多模交互、3D视觉为核心的移动端AR技术,用视频、动画等深受儿童喜爱的形式将以往枯燥乏味的说教式安全教育进行呈现,在为消费者提供生动有趣交互体验的同时,也起到了引导和教育孩子正确识险、避险的效用。 据介绍,用户通过手机百度APP,对准伊利QQ星包装盒进行正面拍照,并选择“儿童安全AR”,即可进入动画场景。伊利QQ星品牌始终专注儿童健康成长,通过持续的产品创新打造最适合儿童成长所需的产品。这次伊利针对孩子成长所需营养对QQ星儿童成长奶进行了全面升级,孩子可以一边喝牛奶一边学习安全知识,生动有趣的AR视频也让学习安全知识变得简单易接受。此举在潜移默化中,全面普及了儿童安全小常识,提高了大众对儿童安全的科学认知。 今年的百度“公益+”是往年百度“公益一小时”的公益活动升级版。2012年,百度和60万家百度联盟伙伴共同发起了旨在持续传递爱心公益力量的“公益一小时”活动,开创了互联网公益的创新模式。经过5年的发展,百度“公益一小时”已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儿童关爱互联网公益平台。 针对三方合力开展公益项目,张剑秋表示,“此次合作是我们公益理念的又一次践行,百度‘公益一小时’活动已经形成了巨大社会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关注儿童成长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升级后的‘公益+’活动,希望可以呼吁社会各界更加关注儿童安全,提高大众对儿童安全的科学认识。” 穆勇对百度“公益+”活动也充满期待。在他看来,芒果V基金与百度、伊利共同开展公益+项目,是跨界公益的标杆案例。他同时表示,“期待移动互联时代,能有更多寓教于乐的公益教育方式、让孩子们更触手可习。” 中国著名公益专家,《社会与公益》总编辑曹培红认为,从原来单纯的捐赠,到今天推出国内首个AR儿童安全教育视频,百度“公益+”活动是百度在儿童关爱上的又一创新实践,体现了“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的转变。未来,希望百度能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各种互联网技术,创新应用于公益领域,让互联网赋予公益更强大的能力。 公益想要产生裂变式、可持续影响,持续关注与长效投入是必不可少的。为了更好的发挥互联网+公益的影响力,未来,百度会持续关注公益,联手伊利与芒果V基金,聚集多方优质资源唤起社会大众关注公益,让公益成为企业连接社会的重要纽带,让爱心得以延续与放大。 文章选自《北京晨报》,2016年6月9日
2016年7月6日 -
与光大控股CEO陈爽对话:中国的黑石 我们的希望
陈爽,光大控股董事会下属执行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成员,光大控股首席执行官、管理决策委员会主席,负责主持光大控股整体营运。亦为光大集团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诺亚控股(股份代号:NOAH.N)独立董事及中国飞机租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号:HK 1848)主席、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 一袭深色西装、一领浅色衬衫;做派洗练却不吝于健谈;专业中更透出恣意汪洋的激情;open又不失sedate。貌似所有的对立,终究归于了和谐。 这就是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光大控股,股票代码:165.HK)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陈爽给外界的第一感觉:典型金融男一名,与逾23年商业银行及投资银行的从业历史殊为相配。 从交通银行(601328)到光大集团,从华东政法大学客座教授到香港金融发展局非官方委员、香港中国金融协会名誉主席及香港中资证券业协会副主席,以及一长串上市公司执行董事、独立董事、监事的闪烁头衔,都在折射某种积淀。或许,也正是这份几何级的叠加,才让陈爽屡有不同见地。 典型之一,如光大控股已明确提出将专注发展“跨境资产管理及投资”业务,并由此成为“中国的黑石”,这当然是陈爽的目标。不过,如此“高大上”的标的,在国内资产管理公司中,不多见。且顺应当下中国资金百舸出海的形势,陈爽更寄望在二级市场投资领域还能更胜一筹。 典型之二,陈爽的手机微信中有个经济学家群,群里企业家身份独他一个。每一至两月,陈就会召集这群研究宏观、中观的友人一起探讨,坐而论道者也总会站在一个宏大角度,给出很多启示。 但饶有趣味、也是陈爽总爱拿来开玩笑的,是少数经济学家极有见地却往往情绪负面,而做投资的人却不能永远沉浸在悲观世界中。“你投下去要亏损,那还做什么投资?”在陈爽看来,经济学家研究而来的周期性规律,对做企业的人来讲十分重要。而抓住周期变化、顺势而为,挣企业应当挣的钱,才是自己该做的事。 顺势而为,陈爽信奉的哲学,也是他与《投资时报》记者对话时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海外并购”的曝光率,则位居热词搜索榜第二。毫无保留的一个多小时交流中,陈爽将光大控股所走过的不同寻常的海外并购路径、对投资回报的高低及风险管控以及光大集团重组对其的影响,和盘托出。 至此,一个很久以来颇为神秘的重量级中资机构的成长曲线、版图构架以及正在努力的战略目标,浮出了水面。 不一样的海外并购路 《投资时报》:刚才聊天时,你用了大量时间介绍光大控股的海外并购。最近几年万达、复星、安邦等一批内地企业,也有大量类似举措,光大控股的海外投资路径与他们的差异化在哪里? 陈爽:我不方便评价他们的行为本身。但无论是国内并购也好,海外并购也好,首先得算清楚账,做这事情能不能挣钱。如果说是战略性并购,通过并购产生整合效益,当然可以;或是现在不挣钱,但未来能挣钱,也可以。 现在国内很多企业走出去并购时,希望学巴菲特,比如学巴菲特并购保险公司,觉得保险公司的资金能供我使用,使得收益率达到一定的水平。但这只是个假设,假设是否真能实现?如果不能像巴菲特这样用保险资金挣来的钱覆盖保险未来的支出,这种商业模式就值得拷问。 光大控股现在做的海外并购,一个目的当然是实现所谓的资产多元化,拿人民币和海外资产做些配置。但更多的是,我们希望能够并购中国所需要的东西。比如我们在医疗领域、机械制造领域的海外并购。我们过去在国内机械制造业的几个周期当中,都挣了大钱,投资过中国机械制造业领域的一系列龙头企业。但正是在投资过程中,发现中国的机械制造业水平还太低,所以希望通过海外并购提高行业水平。未来,随着国家提出“工业4.0”、“中国制造2025”,我们相信机械制造业在中国的前景非常光明。 这些与我讲的要“顺势而为”一脉相承。如果你要问我我们与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可能就是我们所并购的一些东西未必一定是别人所看好的,而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积累,自己看好。 《投资时报》:目前光大控股旗下有三只海外并购基金,已经投资的项目规模多大?未来三到五年你期望达到怎样的水平? 陈爽:我们的海外并购基金目前已并购的资产差不多在3亿美元规模。因为并购速度非常快,我们原本想一边做一边募集,结果实际上我们很快就用自有资金并购完成。未来我们会出售一部分份额来募集一些资金,让它的规模达到更高水平。 未来的基础设施基金,我们有较大规模的设想。因为基础设施对资金需求比较旺盛,所以我们今年成立了FOF(基金中的基金)。成立之后,很大一部分是用在基础设施基金里,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成立50亿到100亿元人民币规模的FOF,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我们会放到海外基础设施并购里。第一期希望能达到50亿元。 逐渐降低上市退出比例 《投资时报》:光大控股对投资回报一般会设定怎样的目标? 陈爽:IRR(内部收益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去年在11%左右,今年上半年净利大概32.2亿港元,我们的净资产大概是404亿港元。投资水平从过去基金的回报率都能分析出来。我们第一只PE基金,也就是特别机会基金,到现在还有两个项目没退出,回报率是15倍;第二只PE基金的回报率大概是10到12倍。现在PE基金已到第三期,进入到退出期,项目情况也非常好。 再比如我们的医疗基金,第一期投资的6个项目有华大基因、贝达药业、积大药业、美中宜和医院、汉喜医院等。华大基因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如果它上市是5倍估值,我们就是25倍收益;贝达药业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个靶向的癌症西药,现在也已排队准备上市。医疗基金的第二期已完成的项目有中国中药、Ambrx、Mevion、修正药业等。 还有VC基金。仅中节能一个项目,就把我们三个VC基金全部的投资都收回来了。我们VC基金投了25个项目,已经上新三板的大概有6家。 光大控股的长、中、短期投资配置是不错的,流动性和盈利的问题对我们不是压力。我们大量的长期投资都已具备流动性,16个二级市场项目已上市。未来上市不是我们的主要途径,将来新培育的基金,我们慢慢投、慢慢出就行。整个光大控股平台,由于长、中、短期资金有不同配置,保证了长期投资不用心急火燎地把它处置掉,保证了在还没有出现最好盈利的情况下,不用把它处置掉。 《投资时报》:今年A股市场经历了剧烈波动,IPO再次被关闭。这对光大控股投资的项目退出会有怎样的影响? 陈爽:一家企业能不能上市,让市场做决定就好。让市场的无形之手来调节,比政府主动用行政权力去调节,可能会更好。 我们过去靠IPO退出的项目,大概占所有投资当中的60%,但未来会减少。为什么?我们对产业把握的能力越来越强以后,就不一定要通过IPO途径来退出,也许在IPO之前,装入别的上市公司当中,或被别人并购等。未来我相信这个比例会从60%调低到40%左右,让非IPO手段退出的项目占到60%。 我们手里已有16个在二级市场上市的项目。我们的投资金额一般比较大,不像红杉等PE那样,采取的策略是广泛撒网,200万美元、300万美元投一个项目,我们不做这样的投资。我们团队很小,没有精力照顾到这么多投资者。说句实在话,国有企业也不允许类似60%甚至70%的失败率。 我们现在还有71项投资没有上市,其中很多企业已经投了很长时间,比如银联商务,我们是第二大股东,投了1亿多美元,它现在还没上市。像这样类型的优质企业,我们肯定希望它能够走上资本市场。当然上市只是一个方面,不上市我们就进行一些整合。 这些企业里,4年以上的投资大概占四分之一。一家企业如果投了4年以上,相对来讲它应该是比较成熟的企业。对我们来讲,作为一个长期投资者,其实我们不是很急,因为我们的投资期一般是4年到5年,但退出机制很可能是“8+2”,也就是10年。只要你在10年里有机会退出,就行。 比如我们第一个特别机会基金投的GDS,就是万国数据,这是一家做灾难备份、数据备份的企业,这家企业我们投了8年。我们觉得没问题。为什么?它发展得很好,经营也正常,在这个领域当中无人替代,那就行了,你就继续经营,我们不急。 “希望做中国的黑石” 《投资时报》:光大控股跨境资产管理业务有众多竞争对手,比如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国际投行,和他们相比,你们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陈爽:背靠大树好乘凉。光大集团在国内的资源不是高盛等国际投行所能比的。中国广泛的网络和我们在国内专业的资产管理能力,已具备的1.3万亿元资产规模,也都不是高盛所能比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光大集团是我们强大后盾。 第二个优势是我们产品的创设能力。如果说光大控股是从2003年开始做资产管理业务,那么前三分之二时间,是在帮助海外投资者进入中国,最近4年多则一直在做中国客户“走出去”。我们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跨境投资专家,对于中国市场的了解,我相信一点也不比高盛差。我们懂中国文化,懂中国客户的心态。我们创设的产品,会比他们更有竞争力,更接地气。 还有一点,我们一直说,大家利用自身优势占领自己的领域就好,市场足够大。 《投资时报》:你怎么看金融混业经营?在几大控股集团中,光大集团如何定位?光大集团和光大控股是如何协同发展的? 陈爽:国家关于混业经营的政策,我觉得非常好。如果说过去国有企业缺乏相应活力,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那么混业经营以后,将给国有企业带来更多的活力。但要真正做到这样,也不容易。因为事实上,民营企业在跟国有企业合作、做混合制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担心。混合所有制是不是真正能够落实,还需要克服很多困难。 光大控股实际上在混合所有制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一个是我们的飞机租赁单元,我们收购的是一家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把它的灵活性和我们国有企业应有的优势真正地结合在一起,这才有了今天快速的发展。混合所有制本身的策略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实施过程是否能真正到位,是一个很大问题,要克服很多困难。 《投资时报》:目前光大集团内部重组进展到什么地步?将对光大控股带来怎样的影响与机遇? 陈爽:光大集团本身的重组,应该是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去年12月8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光大集团完成重组,算是完成了国家政策层面上的重组。此后内部整合一刻不停地在做,包括集团北京和香港事业线的拉直,也包括集团金融和实业业务整合,这都基本做完了。接下来要深入地,是集团如何对各主要子公司的股权重新重组问题,比如像光大控股持有的光大银行(601818)和光大证券(601788)的股份将来怎么办。我们希望集团未来能够整合,逐步通过发债、引进新的战略投资伙伴等,对此予以处理。 光大集团强大的竞争优势在于它的资产管理,而光大控股是一个产品的创设者,不要说从外面引进多少客户,仅把光大集团内部1.3万亿元资产的一部分交由光大控股来管理,就已经是很了不得的数字。我一直说,光大控股是集团重组最大得益者,因为通过我们的产品,成为集团需要管理的资产类的黏合剂,能够帮助集团内部需求方提供产品。 《投资时报》:你到光大控股已经11年,想把光大控股做成什么样的企业?放眼全球,谁又是你的对标? 陈爽:我们希望做中国的黑石。但黑石的模式,以PE、房地产为主,辅以对冲基金。我们迄今还没有发现国际市场上PE及二级市场投资都做得很好的企业,而我们希望在做好PE业务的同时,顺应中国资金出海趋势,二级市场投资板块也能有较好发展。 当然,我们还有很大差距。我们一直把黑石作为研究的一个对标对象,包括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希望这些方面未来能够和国际一流的基金对标。文章选自《投资时报》,2015年11月20日
2016年7月6日 -
CCG举办“王缉思‘国际战略探究与思考’研讨会暨新书交流会”
2016年4月25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京举办“王缉思‘大国战略探究与思考’研讨会暨新书交流会”。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携新书《大国战略--国际战略探究与思考》在CCG北京总部发表演讲,深入剖析当下国际环境的新趋势、中美关系、中国新地缘战略等问题,分享他对全球化环境下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中美关系未来向何处去等问题的见解。 王缉思教授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的主要教学和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中美关系、亚太安全,著有《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多元化与统一性并存:三十年世界政治变迁》(和唐士其共同主编)、《中美战略互疑:应对与解析》(与李侃如合著)、《大国关系:中美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等。 《大国战略》汇聚了王缉思教授多年来在国际战略探索方面的成果精华,从中国的国际战略回顾到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分析,从统观美国发展强大的历史原因到评说30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从中国新地缘战略的再平衡到当下国际环境的新趋势,从美国的大战略启示到未来的强国外交之路,以宏观视角,通过回顾历史、比较分析,对诸多热点问题做了透彻的论述,对了解和把握国际政治热点提供了深层次的思考路径。作者在为读者厘清历史,拨开迷雾的同时,也融入了自身的治学思考。 CCG秘书长苗绿主持研讨会并对王缉思教授及其研究成果进行介绍。 CCG主任王辉耀致辞。他表示,王缉思教授多年来研究中美关系,在国际问题上提出了很多非常独到的观点。《大国战略》汇集了王教授多年来国际战略领域的研究成果,CCG举办此次交流会,对中国未来的转型、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王缉思教授从《大国战略》的内容出发,与参会嘉宾分享了他的研究体会。关于中国的国际战略,王缉思教授认为,国家的核心利益有三个,即政治稳定、国家安全、经济和社会发展。要研究外部世界对这些核心利益造成什么威胁,必须要有多维的视角,不能只是看国际关系,要把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结合起来看,才能形成完整的大战略。他特别介绍了关于“西进”的想法,认为在“东西”和“南北”间,中国居中。东西方原本是地理概念,变成政治概念以后,说西方国家、东方国家怎么样,不完全是一回事,需要开拓思路。中国地理上属于北方国家,但是又与“南方”发展中国家比较近。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但并不想做西方式的发达国家,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中国有发展中国家的特性,但慢慢也会形成某些发达国家的特性。客观事实就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些共性,可以在两者间起到桥梁作用。关于中美关系,王缉思教授强调,他更侧重看两国国内政治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并认为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两个领导权、两个秩序的问题。中国关心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国内领导权,而美国更关心的,是它试图主导的世界秩序和中国在世界上对美国的挑战。关于如何看待美国,王缉思教授主要谈了两个观点,一是美国没有衰落,二是美国是通过国内变革赢得冷战的。关于世界政治,王缉思教授认为经济、人口、社会变化、生态环境、世界财富分配等一系列世界发展的总体动向,都影响了世界政治。他认为世界各国的政治最后形成目前的国际关系,外交政策是由国内政治决定的,全球的国际关系是由世界政治决定的。他今后将更着力研究世界政治,研究各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和国际行为之间的关系。理解世界政治,要找出国家之间政治的相同点、不同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与其他社会层面的关系。 王缉思教授还同与会嘉宾和媒体,就中美关系中诸多热点话题进行了交流。他认为美国之所以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作为移民国家吸引了大量人才,并形成融合、宽容的优势,中国的真正强大需要广泛吸纳全球人才。他表示美国总统大选不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大的影响,真正影响中美关系的是中国。成熟大国需要规划,中国要从政策的层面来考虑怎样引导美国,使其往我们所需要的方向走。他建议观察中美关系不能偏信,要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媒体渠道进行了解。【详细...】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副所长倪峰表示,王缉思教授始终以“行者”姿态,在世界范围内行走、交流、感受,从而形成全球视野下的见解,同时用审慎的态度追求国家利益。他认为,当今世界大国实力的比拼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文化等各方面,如果转化成国家战略,最重要的可能不是一个国家做得比其他国家好,而是在日益加剧的博弈过程中少犯错误。 《环球时报》编委何申权表示,目前中国学者对美国根本性的判断有争议,包括对美国实力的判断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意图等,传递出来的声音非常复杂,美国变得越来越陌生,中美对各自正在发生的事后知后觉,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将来会不会再发生新的变化。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研究中心共同主席何伟文认同对美国不能轻易看衰的观点,他表示,美国GDP在2000年时占世界比重最高,后面慢慢下来了,原因是中国上来了,但美元的地位仍很重要,国际规则还由美国主导。他同时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战略互疑非常关键,这是战略性的工作,但不能简单归结为遏制,需要更全面地分析。他认同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建议从经济方面有更多支撑,推动国际问题研究。【详细...】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赵明昊表示,王缉思教授跳出既有路径思考中国的外交与对外关系,为大家研究国际关系与世界政治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式,他赞同王教授外交政策研究要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观点。他指出,中国面临国内政策与国际秩序的两个再平衡,都需要深刻、艰困的转型。目前中国外部环境不利的因素非常多,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中国的外交基础也在发生变化,需要挖掘新的合作的互补性,调整对外关系。战略不易,追求战略的进程要不断调整,需要更多复杂性思维,考验的是大国的韧性。他最后强调,克制对于大国来讲永远是美德,转型期对于中国、美国等主要力量都是重要的,需要深思、静思。 CCG主任王辉耀总结道,这次研讨会的召开非常及时和必要。中美两国是世界上的主要力量,两国的外交、战略、关系至关重要。在当前这种冲突和矛盾多发的时期,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非常重要。王缉思教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大量的研究、考察、交流得出深刻的结论,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学习。他认为,中国崛起过程中,中美关系至关重要,不能出差错。意识形态不同的情况下,中国能迅速发展,经济占了最大公约数,这是现在支撑中国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经济是最大的粘合剂,要避免经济上产生两大阵营,从而加大对中国的挑战。中国现在提出来亚投行、“一带一路”,欢迎美国、日本等国加入,如果美国和日本也能积极吸引中国加入TPP或者TTIP,能使这方面保持最大的活力。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CCTV英语频道主持人、制片人杨锐,CCG世界华商研究所所长康荣平,CCG常务理事、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中国区总裁陈新华,CCG常务理事、黄河科技学院副院长杨保成等出席会议并参与讨论。
2016年7月6日 -
郑永年:中国式反腐剑指何处
fiogf49gjkf0d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编者按2016年7月4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原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令计划受贿、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滥用职权案进行了一审宣判,认定令计划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令计划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没有一个政权的清廉是一劳永逸的。人性本恶,一旦有机会,人们就会变得腐败。这就是说,要保持一个政权的清廉,改革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政权的外在环境变化了,政权就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防止腐败和遏制腐败。 建设清廉政府必须通过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与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而实现。我在《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一书中就从这三步来讨论清廉政府建设。 一、经济改革 一般地说,在讨论清廉政府的时候,人们大多都会关注政治改革,而忽视了经济改革。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改革甚至比政治改革更为重要。 那么,经济改革如何可以使得政府变得清廉呢?我们可以从如下的具体制度细节来理解。最重要的是实现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在经济和政治之间建立边界。如果没有这个边界,政府可以随意动用经济资源,腐败就会变得不可避免。 其次是预算制度的确立。经济和政治有边界,表明政府的运作必须“取之于民”。政府本身不是生产者,那么其运作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只能来自社会。那么,社会如何保证政府不会滥用其从社会吸取的资源呢?那就是预算制度。经验地看,所有清廉的国家都具有透明的预算制度。预算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数量化”的管理。 无论是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边界还是预算制度,这两方面最重要的制度在中国仍然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经济和政治之间还没有任何边界。计划经济时代,政治和经济合为一体。改革开放以来,其中一个改革目标就是“政企分开”。不过,现实的情况令人担忧。首先是私有化。私有化或者民营化的确是政治和经济之间设定边界的一个有效方法。但民营化了并不是说政府和经济之间就有了边界。为什么?边界是否能得到确立还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否存在着保护这个边界的法律体系,及其法律体系是否运作;第二,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力量对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国家在保护民营企业方面也有不少努力。例如修改宪法使私有财产合法化,也通过了《物权法》来保护私有财产。但是这种法律上的保护并没有转化成为现实的保护。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力量对比还是非常悬殊。中国还没有改变政治主导一切的局面,政治力量可以随意越过政治边界,闯入民营经济领域。民营企业如果不和政治权力合作,那么命运就会非常悲惨。这样,法律的信誉无法确立,民营企业很难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的边界,它们不得不求助于法律之外的手段。例如通过和政治权力结盟,收买政治权力,而所有这些也滋生出无穷的腐败现象。 同样重要的是,没有政治和经济的边界连国有企业的产权也难以保护。在中国,国企既导致了国家权力的腐败,也导致了国企内部的腐败。为什么?首先,到今天为止,国企没有完全企业化,因为国企老总仍然保持着行政级别。国企老总们与其说是企业家倒不如说是政治人物。这个行政级别是国企自己要求保留的还是国家要保留这个以图对国企进行控制?国家要控制国企的因素可能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国家政治权力和国企之间不存在明显的边界。这样,国企可以借用国家权力来发展自身,而国家权力可以任意闯入国企而获得利益。两者的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预算制度方面,中国的问题更为严重。简单地说,中国还根本没有最基本意义上的预算制度。预算最重要的就是数字细节,其他国家预算中都会把每一分钱的用处说得清清楚楚。但中国的预算是没有细节的,所谓的预算就是大概给一个数,也不知道这个“数”的根据在哪里。“预算去了哪里?”的问题更是没有人可以回答。 实际上,即使执政党也已经意识到,没有有效的预算制度,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很难得到遏制,这些年来,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很多人都在呼吁建立预算制度。为什么建立不起来呢?这需要我们继续思考。 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和预算制度是清廉政府的宏观制度条件。要保证官员的清廉,还需要其他很多制度的配合。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有两方面的经济制度非常有效,一是在发展早期的高薪养廉制度,二是收入的货币化。 高薪养廉至少在一个社会发展的早期是非常需要的。如果从政者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源来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或者说不能有足够的正当收入,那么权力“寻租”和腐败必然流行。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后发展中国家就有了“高薪养廉”的实践。然而,等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高薪养廉的效用就会逐渐消失。 除了高薪制度,还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制度就是官员个人收入的透明化,而实现透明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官员收入的货币化。官员的消费水平和其收入水平应当是对应的。货币化有利于对官员进行监督。 在中国的经济领域,还要简单讨论一下“原罪追究”问题。今天,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府官员,凡是手中握有大量的财富的都感觉到很不安全。因此,一有机会,他们都想把财富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国外安全的地方。“原罪追究”的声音在中国一直非常响亮。这里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导致了财富的加速度流出。 那么,如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呢?根据西方的经验,一个通用的办法就是通过制定新法律,规定在某一时间段之前的非法收入,免除“原罪追究”,强制或者通过税收等机制鼓励这个群体投身到办学、社会慈善事业等。这样既留住了财富,也有益于社会。然后,在这一时间段之后,对他们的收入通过以上所讨论的种种举措来监管。中国不妨从这些先发展国家学习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要不这个恶性循环继续下去,要不对此进行“去道德化”处理,跳出这个恶性循环。两者可能各有利弊,但从长远看,后者的利肯定高过前者。 二、社会改革 在讨论如何建设清廉政府时,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是社会的改革。不过,历史地看,社会建设对清廉政府的建立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简单地说,社会建设可以为清廉政府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不仅减少官员腐败的动机,而且也对官员的腐败构成有效的社会压力。 腐败是官员追求私人利益的结果,即经济学上所说的“寻租”。如何减少和控制官员的寻租动机和行为?等到社会进入到中、高等收入阶段之后,“高薪”方法需要调整。这不仅是因为这个时候官员无需通过“高薪”也能享受体面的生活,而且也是因为在这个阶段,社会成员的教育水平提高,人们对政治参与的要求也开始出现,“高薪”的方法会变得比较具有争议性。 根据欧洲的经验,这个时候的社会改革必须到位。社会改革就是要建设基本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这些也就是今天中国在讨论的公共服务。社会制度的建立对减少和遏制官员的腐败动机非常有效。因为有了这些大家都可以得到的服务,官员就无需通过自己的权力来获取。 建设社会制度不仅关乎官员,而且也关乎一般社会成员。清廉政府能否建立,社会整体对腐败的态度很重要。一个社会如果存在着反腐败的文化,那么就会对腐败产生强大的社会压力。但如果一个社会普遍接受官员的腐败行为,对腐败冷漠,那么社会压力难以产生。中国社会这方面也面临困难。社会成员一方面抱怨官员的腐败,但对一些人来说,一旦自己获得了权力,也同样会腐败;对他们来说,抱怨官员腐败,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 社会改革的另一方面内容即培养社会力量,对清廉政府建设的影响比较容易理解。这里我们从两方面理解。第一,如果社会力量微弱,社会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那么就需要政府来管理社会。这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范围的扩大。而政府权力范围的扩大则容易导致腐败,因为政治腐败总是和权力有关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府面临困境。长期以来,中国管得太多,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好。而正因为政府管得太多,社会没有足够的成长空间,高度依赖政府。政府管不好,社会又依赖政府,这样社会和政治之间就产生了紧张关系。如何跳出这个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向社会放权,或者还权于民。分权于社会,社会就会得到空间发展,社会就会逐渐发展出自我管理的能力。而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就会大大减轻政府的负担和责任。也就是说,政府的权力范围就会缩小。而权力范围的缩小非常有利于清廉政府的建设。 第二,向社会分权可以培养社会力量,对政治权力构成制约。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社会力量有了长足的成长,人民对政治的期望和参与政治的愿望也在快速增加。这要求政府以加速度改革自身,来满足社会的要求。 三、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 清廉政府的建设更需要通过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实际上,前面所讨论过的很多方面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改革都必须通过政治改革才能推行下去。 第一是政治内部的边界问题。政治和经济、社会要有边界,政治内部也要有边界。在中国,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政治领域和公务员领域要确立边界。任何国家的管理都需要公务员,主要是专业人才组成,是非政治性的。对公务员的廉政建设,也就是“吏治”,各国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例如前面所讨论的预算、收入的货币化和透明化等。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对公务员系统进行“非政治化”。 从清廉政府建设的角度,这里还有一个社会培养政治人才的问题。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大多数政治官员都是从内部也就是执政党体制内培养出来的。官员都是从低层一级一级地往上提。这里有两个主要缺陷:第一是培养干部的封闭性。因为在系统内部培养,干部很容易和社会脱节,这些官员在社会大众的心目中的合法性也就是认可度就经常会成为问题。第二是官僚心态。中国政治官员和公务员不分,两者都是同一个系统培养,因此中国往往缺少政治家。 如何改善?从公务员系统培养一个干部仍然会继续,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但此外,执政党可以考虑社会培养干部。社会培养干部有几个方面的好处。第一,社会培养干部对执政党来说成本很低。现在执政党培养干部什么都自己培养,成本非常高。第二,社会培养干部可以强化执政党的合法性。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人从社会打拼上来,是竞争出来的,社会的认同度就高。第三,社会培养干部比较清廉。这些人本来就是社会各方面的精英,社会和经济背景比较好,他们出任公职不是为了养家糊口。 ——文章摘自郑永年《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7月6日 -
【Global Times】New social classes get bureau
fiogf49gjkf0dNew groups highly mobile, scattered and active thinkers China announced Monday it has established a new bureau to unite new social classes, including people working in new media, a move experts say is to further recognize value of new social classes.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UFWD) unde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mmittee (CPC) said on its official website Monday that it has established a new bureau to unite managerial and technical staff from private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people who work in intermediari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freelancers and those working in new media organizations. The department said it aims to unite people with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through political guidance to encourage them to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Fu Siming, a professor at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ld the Global Times that "the new social classes are builders of the socialist cau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should not only unite them, but also rely on them to pool their strengths for the country’s overall development."In May 2015, President and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Xi Jinping stressed the necessity of improving the united front work among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representatives from new media organizations and intellectuals in new economic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Uniting non-CPC intellectuals has been a basic and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work in the party’s efforts to unite the nation, Xinhua quoted Xi as saying.Wang Huiyao, the director-general of Beijing-based think tank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told the Global Times that "setting up a bureau for them shows that the government places a high value on new social classes and recognizes their value. This will motivate them to contribute their energy and will enhance national unity." He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recruit more talent from the new social classes into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nd encourage them to provide valuable advice. However, UFWD pointed out that the new social classes are highly mobile and scattered, and active in thinking. These pose problems at work. According to the UFWD, they will study these people first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m, then formulate a working strategy based on it. The UFWD added it will cultivate a team to better unite the new social classes. Fu suggested that it’s better to set up CPC branches in private companies, intermediaries and other social organizations. "CPC members in those branches should serve as role models and promote their organizations’ development," he said.China said foreign companies with more than three members should start a CPC branch. (By Xie Wenting)From Global Times,2016-7-5
2016年7月6日 -
【瞭望东方周刊】海归们,组织来了
fiogf49gjkf0d从爱国社团到进步社团,再到群众团体,随着现实的发展,欧美同学会的工作内容也在发生变化《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融雪/北京报道2012 浙江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合作大会上,一名留学澳大利亚的科研项目负责人(右)在洽谈会现场向国内一家企业代表推介带来的一项生物医药项目“2010年我从英国西敏斯特大学毕业回国,2015年才找到‘组织’。”回忆起2015年初秋参加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举办的“海创学堂”活动,31岁的刘天杵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收获很大。”海归长期找不到“组织”的情况,以后可能很少会再发生。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这是中央首次针对留学人员工作专门下发文件。据中央统战部六局局长王永庆介绍,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要“加强组织建设、健全工作机构、配强工作力量”,这次出台《意见》为加强欧美同学会建设提供了重要政策保障。据统计,目前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404.21万,归国留学人员已达221.86万。但欧美同学会全国会员尚不足10万。“《意见》的出台将促使欧美同学会更好地发挥其全国性留学人员群团组织的作用,使其成为海归之家,引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归潮聚力‘中国梦’。”王永庆说。“皆一时之俊杰” “海创学堂”活动中,刘天杵学会了如何写投资人喜欢的商业计划书,找到了更适宜的孵化器和加速器,并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导师。自2008年开办以来,上海欧美同学会的海归创业培训班,到2015年已举办了七期。正是这个活动,改变了刘天杵对欧美同学会的印象。以前,他一直认为,欧美同学会是个可望不可及的精英圈子——作为中国建立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并延续至今的留学人员组织,该会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中央统战部代管。在1913年成立之际,当时媒体报道便称其会员“皆一时之俊杰也”。欧美同学会的发起人是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欧美同学会的早期名录,皆如雷贯耳:蔡元培、詹天佑、严复、胡适……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时,中国政府4名全权代表都是欧美同学会会员。但是,他们提出的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等主张却被粗暴拒绝,并被要求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此危急存亡之秋,欧美同学会以民间社团的名义,于4月初发布《对时局宣言书》,要求“打破列强在中国之势力范围及利益范围”。由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组织名义反对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社会团体。新中国成立后,欧美同学会的主要任务一度是“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在其努力下,上世纪50年代,从欧美等国归来的留学生有大约三千人,其中有许多著名学者,如钱学森、李四光、严济慈等,他们都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带回了亟需的科技知识。值得一提的是,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21位是留学人员,他们当中很多都是欧美同学会的会员。2013年,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对欧美同学会在中国近代史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回顾。他说,欧美同学会成立于100年前的民族危难之时,成立伊始就积极践行爱国思想,组织会员参与爱国民主运动、投身民族救亡和人民解放事业,成为那个时代追求民主、崇尚科学的爱国社团。新中国成立后,欧美同学会积极动员海外学人回国,成为党和政府领导下的进步社团。改革开放以来,欧美同学会大力实施“报国计划”,成为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群众团体。组织建设进行时 钱学森(左)为学生讲解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欧美同学会争取了大量留学生回国,其中就包括钱学森从爱国社团到进步社团,再到群众团体,随着现实的发展,欧美同学会的工作内容也在发生变化。2003年,经中央批准,欧美同学会增冠了“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会名,“工作领域拓宽到全国,工作对象扩展到全球,成为中国最具影响的留学人员组织”。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中国的出国留学人员正在迅速增加。中央统战部留学人员工作处处长王松涛介绍说:“中国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规模发展迅速,在建言献策、创新创业、民间外交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举措都有力地支持广大留学人员更好的传承报国传统,发挥优势作用。”事实上,早在2000年,中央便将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纳入统战工作范围。2015年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留学人员是“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留学人员成为三类重点团结对象之一。与此相比,欧美同学会的覆盖范围显得不足。从全国范围来看,欧美同学会会员覆盖面还比较有限。目前,欧美同学会已成立的省级团体会员有23个,其中多半处于无编制、无经费、无场所的“三无”状态。“《意见》以组织建设为切入点,解决了地方欧美同学会怎样加强建设、承担什么职责任务、如何发挥优势作用等问题。”王松涛说。因此,中共中央办公厅于近日下发《关于加强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建设的意见》。对于广大海归而言,这如同“集结的号角”,聚海归英才于欧美同学会。按照《意见》,欧美同学会将从健全组织体系、配强工作力量、扩大会员队伍、完善工作制度等多个维度加强自身建设。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秘书长王建敏介绍:“为了学习贯彻《意见》,上海已召开了4场座谈会,讨论实施细则,很多留学人员都感到了中央的重视关怀。”除了上海等已成立组织的地方外,留学人员相对集中的北京、广东、江苏等地也正在积极开展筹建工作。“《意见》为北京市欧美同学会筹建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是及时雨。”北京市委统战部副巡视员、北京市欧美同学会筹备组长贺淑晶表示,“北京归国留学人员较为集中,且层次高、影响大,北京市委统战部已多方协调成立了筹备组,下一步主要是围绕首都大局做好‘三个服务’:即发挥人才库作用,服务首都创新创业与转型升级;发挥智囊团作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发挥民间外交生力军作用,服务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建设。”如何更“接地气” “很多归国留学人员都有加入组织的需求。”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以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为例,会员部每天都会接到一些咨询电话。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5年所做调查显示,47%的海归认为“国内的关系网络因在国外上学而断裂”是自己最大的劣势。海归组织,恰恰可为其提供编织新的关系网络的可能。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5年的调查显示,超过八成海归回国后已能实现再融入。“2013年的调查中,有半数以上的海归一直难以融入国内环境,从此可以看出,这几年间,海归的社会融入得到了极大改善。”王辉耀认为,这个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对海归群体的日益重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欧美同学会等组织的拓展。但是,随着一些海归自组织的发展,要“把广大留学人员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欧美同学会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随着海归群体的迅速扩大,海归人员被视为正在经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转变,因此,如何做到更“接地气”,成为欧美同学会工作的一个切入点。上海市欧美同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于兵提到:“很多留学生不清楚国内的就业形势,回国办理学历学位认证手续耗时耗力,也让部分海归谈‘归’色变。”王辉耀说:“海归就业者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46.4%的海归对目前工作不满意,76.5%有回国后跳槽的经历。”为此,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组织了“海归职通车”,到2016年3月已举办到第六届。于兵说:“我们开通‘海归职通车’,一边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信息、咨询与指导,一边根据用人单位和市场需求,精准匹配相应人才。”另一方面,随着近两年“双创”热潮的兴起,创业在海归群体中亦成为风尚,欧美同学会也正尝试提高这方面的服务水平。前文所说的“海创学堂”,正是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海创学堂”的导师给海归的第一堂课是:要用中国人接受的方式来做事。除了课堂教学,“海创学堂”还邀请企业家讲实战案例,和各地科技园区对接落地,还会讲解政府对海归的政策规定。民间外交的生力军 欧美同学会的早期名录,皆如雷贯耳:左起蔡元培、詹天佑、严复、胡适等不过,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会长陈竺看来,欧美同学会的使命还不止于此。“留学人员是中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欧美同学会最宝贵的财富和资源。”陈竺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表示。在中国当前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发挥欧美同学会的传统优势,让海归成为“留学报国的人才库、建言献策的智囊团、开展民间外交的生力军”,仍是欧美同学会必须重视的工作内容。“我们将充分调动最好的资源来指导地方团体会员。譬如去年我们在贵阳举办了年会暨海归创新创业(贵阳)峰会,我们将继续在其他地方举办这样的活动,帮助引进人才和项目。”陈竺说。陈竺向本刊记者表示,欧美同学会已制定了五年规划纲要(2016?2020),将引导和鼓励广大留学人员积极参与科技创新,争取形成一批重大创新成果,有效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较少为外界关注的是,欧美同学会的职能中,还有“开展民间外交的生力军”。2015年五月举办的首届“中法文化论坛”,被陈竺视为民间外交的有益尝试。他期待,中法论坛未来成为促进中法文化交流、加强东西文化融合的国际知名平台。文章选自瞭望东方周刊,2016年7月4日
2016年7月6日 -
【新浪网】英国离真正退欧还有多远?这里有你需要知道的一切
6月底英国公投结果显示,51.9%选民支持脱欧,48.1%选择留欧,英国人最终还是选择脱离欧盟,意味着英国与欧盟43年的“婚姻”即将破裂。这一历史性事件震动了全球市场,当天英镑一度暴跌11%,创下31年来新低,同时全球股市重挫。尽管受退欧公投“摧残”的全球市场已开始企稳反弹,不过英国退欧后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按照《里斯本条约》,英国将以怎样的流程退出欧盟?退欧后英国和欧盟将如何建立新关系?后退欧时代,英国的经济会受到哪些影响?你所关心的这一切,华尔街见闻将为你一一呈现。英国离真正退欧还要经历哪些?1. 《里斯本条约》第50条是什么?在英国投票退欧后,仅有250个字的《里斯本条约》第50条(Article50)突然变得格外重要,而此前从来没有国家触发过第50条。《里斯本条约》第50条内容如下[1]:1. 任一欧盟成员国均可根据自己国家的宪法条款决定退出欧盟;2. 决定退出欧盟的成员国应就退出意愿通知欧洲理事会,在欧洲理事会的指导方针下,根据《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218条第3款,欧盟应与该成员国谈判并达成退出协定,协定涉及退出安排及考虑该成员国与欧盟未来关系。该协定在获得欧洲议会同意后,须经特定多数的理事会成员通过才能有效;3. 自退出协定生效之日起或正式宣布退欧两年后,里斯本条约将不再适用于退欧成员国,除非欧洲理事会与该成员国一致决定延长这一期限;4. 退欧成员国不得参与欧洲理事会的讨论或相关决策;5. 如果已退出欧盟的成员国要求重新加入欧盟,须按照第49条提及的程序进行。(即按照新成员国对待)所谓“特定多数”,是指根据《里斯本条约》中“双重多数表决机制”的规定,英国退欧需要得到55%以上成员国的同意,并且这些同意的成员国需包含65%以上的欧盟人口。2. 何时启动退欧流程?力主留欧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在退欧派获胜后宣布辞职,并表示会力求在10月选出新首相,而在新首相上任之前,不会触发第50项条款。不过,英国保守党官员称新的领导人选举将在9月2日举行,比卡梅伦最初计划的提前了一个月。对于英国应该何时触发退欧条款,以及欧盟应对英国施加多大的压力,已经毫不意外的引发欧盟内部的政治分歧。尽管欧盟官方希望尽快推动流程启动,但最终可能还是“不着急”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说了算,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报告称。[2]3. 英国会进行第二次公投吗?尽管当前已有逾400万英国人请愿举行第二次公投,但此次公投结果推翻的可能性非常低。英国退欧公投并不具有约束性,下一任英国首相可以选择无视公投。如果英国提前选举,一个政党可以承诺举行新的公投,而苏格兰也会令局势更艰难。但要忽略1740万投脱欧公投票的人民的意愿也是很高难度的。[3]莫尼塔宏观[4]也认为,第二次公投可能性较低,其目的也不是为了推翻第一次公投的结果,而是在英国与欧盟协商退欧条件时,再进行第二次投票,很可能是英国的议会内直接投票。但这至少是一年半甚至两年半之后的事了。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这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民主投票结果,共有1700万张退欧票。退欧方与留欧方相差130万张票,近4个百分点,这不是小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可能直接否定1700万人的决定。即使政府违背民意,不触动《里斯本条约》50号条款,欧盟也不会再信任英国。卡梅伦还表示,英国关于欧盟的公投产生了决定性的结果,内阁讨论的重心在于如何承担责任了解这件事。他排除了英国会就退欧、留欧进行第二次公投的可能。[5]4. 如何继续留在欧盟?保守党和工党内部的分歧,就为英国自由民主党等党派提供了机会。作为唯一明确支持欧盟的党派,自由民主党领导人Tim Harron已表示将会参加下一届英国大选,并承诺会努力让英国留在欧盟。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认为[19]:鉴于保守党和工党都未明确支持欧盟,而有48%的选民投票留欧,自由民主党可能就会利用这个机会,特别是如果今年秋季提前举行大选。假如苏格兰民族党获得苏格兰在英国议会的多数席位,同时工党和保守党部分成员支持继续留在欧盟,那么新的大选后最终可能导致退欧行动中止。苏格兰民族党的投票对于将英国留在欧盟是决定性的么?这种说法有些牵强,但是如果政治和经济成本急速上升,那么公投结果也将只会成为无需在法律上执行的参考结论。此外,如果下一届保守党政府触发第50项条款,并宣布进行大选以批准协议条款,这时也有导致退欧终止的可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写道:在更加清楚的了解代价和好处之后,英国选民就能更明确的投票留欧还是退欧,这将让英国获得改变主意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欧盟也将会有很大的动力在谈判中采取强硬态度,从而导致对经济带来损害的较长时间的不确定性。退欧后英国与欧盟将建立怎样的新关系?方正证券认为[6],第一种模式(单一市场)可能性最低。欧盟领导人近日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称,“进入单一市场需要接受所有四项资本要素”,即欧盟在资本、劳动力、服务及商品的自由流动方面的原则(“四个自由”)。它们被视为欧盟单一市场的核心原则。方正证券分析称,第一种模式的代价是需要完全遵守单一市场规定(“四个自由”)、丧失对上述规定和其他事务的参与决策权、继续向欧盟支付预算资金。如果最后的谈判结果是这种模式的话,显然是违背退欧者的初衷——欧盟预算缴费问题和移民问题。如果接替卡梅伦的新首相是退欧的支持者,那么这一种模式显然不会在新政府那里通过。另外,欧洲经济区成员国无法参与欧盟决策,却要遵守绝大部分的欧盟决议也不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最大的可能是瑞士模式。瑞士模式,即双边经贸协定模式。2002年6月1日,欧共体与瑞士之间签订的七个双边协议开始生效。这些协议涵盖人员的自由流动、农产品贸易、公共采购、技术性贸易壁垒、航空运输、公路和铁路运输以及研究。这种模式下英国能够依据未来与欧盟的各类双边条款,不断扩大其进入单一市场的空间,但该模式下欧洲可能不会接纳英国金融服务业进入单一市场,这或将成为谈判的重心。英国与欧盟之间有哪些政治博弈?6月29日,欧盟发布27国协议草案,欧盟27国领导人称,对英国公投退欧深感惋惜,但尊重其决定,并寻求英国有序退出欧盟。英国必须决定退欧谈判的时点,希望英国退欧会谈尽快开始。在英国援引里斯本协定第50条条款前不会进行任何谈判。6月28日,欧盟27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召开历史性的非正式会议,这是欧盟领导人43年来首次在英国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特别强调:如果英国想进入欧盟单一市场,就必须接受欧盟劳工自由流动。[7]这一会议是在卡梅伦与欧盟领导人举行“最后晚餐”之后召开的。6月28日,卡梅伦在最后一次参加布鲁塞尔峰会时表示,对大规模移民的恐惧是此次退欧决定背后的“驱动因素”,而退欧谈判必须应对人口自由流动问题。[8]6月28日,在参加布鲁塞尔峰会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对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演讲时警告英国,退欧谈判不能“挑挑拣拣”。 英国不要对未来与欧盟的关系心存幻想,一旦退出欧盟,英国将不会获得优惠待遇。这是自退欧公投以来,默克尔对英国作出的最强硬表态。6月28日,欧洲议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并以395:200票结果通过决议,敦促英国立即启动脱欧机制,表示应该完全尊重英国人民的意愿,立即触发《里斯本条约》第50条。[9]英国退欧公投后 影响几何?英国金融服务业首当其冲方正证券[10]任泽平、卢亮亮分析称,英国退欧后,英国金融服务业将首当其冲。英国的金融服务业历史悠久,其金融部门规模占GDP的比重高达800%,远高于美国和日本。2001年以来,英国金融服务业对英国GDP的贡献明显上升,到2009年达到了最高值9.3%。2014年,金融服务业为英国经济贡献的增加值占8.0%。英国金融服务业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与投资规模也呈上升态势。英国与欧盟国家的资本市场相互依赖程度非常高,很多欧洲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和养老基金的总部设在英国,美国的投资公司大部分也都在英国设点。一旦退欧,英国金融服务业将萎缩,大量金融从业人员面临失业。以美国前五大银行为例,目前这几大银行在英国的雇员超过4万人。这些银行运用英国在金融方面的知识和专业,通过欧盟内人员、资金和服务自由流通架构,拓展对欧甚至全球业务。一旦英国退出单一市场,布局将重新调整。短期的冲击来自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取决于英国和欧盟谈判过程和结果,将影响市场风险偏好和流动性。英镑贬值将导致国际资本流出压力。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28日报道[10],银行已开始采取行动,把部分业务搬出英国。目前超过三分之一的欧元计价的衍生品交易在伦敦进行。包括汇丰(HSBC)、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和高盛(Goldman Sachs)在内的多家大型银行,已开始准备将部分业务转移到都柏林、巴黎和法兰克福。法国央行行长Fran?ois Villeroy de Galhau警告称,如果英国脱离欧盟单一市场,银行将失去进入欧盟进行经营的“护照权利”。美国几大银行——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高盛(Goldman Sachs)、美银(BofA)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在英国开办的业务规模都很大,雇员多达上万人。在历史上,这些银行先在英国建立起受监管业务,然后再利用进入欧盟其他国家的“护照”权利。英国FDI受冲击大从英国FDI存量的结构上看,欧盟是英国最大的投资来源地,其投资占英国FDI的份额保持在40%以上,甚至有些年份超过了50%。很多跨国公司的欧洲总部设在了英国,如果未来英国退欧成功,在英国的跨国公司在欧盟的业务活动也将受到影响,不排除这些跨国公司把总部搬到欧洲大陆的其他贸易自由地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退欧公投后谷歌和亚马逊开始重新考虑新伦敦总部,目前谷歌位于伦敦国王十字地区的超大型办公楼已停工一段时间。英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动荡不利于吸引国际投资者。[11]英国是一个主要的外商投资接收国,据估计市值超过1万亿英镑,而其中一半来自欧盟成员国。相对于其他外资接收大国,英国排名第三,位列美国和中国之后。据估计,欧盟成员身份至少帮助英国提升了28%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于英国这样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国家而言,外商直接的投资的增加还对GDP增长有着巨大的正向推动作用。此前有学者评估,欧盟成员身份可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提升英国近2.25%的GDP。然而,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英国的部分吸引力,是来自于其能够更容易进入欧洲的统一市场。英国退欧之后,贸易成本的上升会抑制外商直接投资。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者估算,英国脱欧会让外商投资的流入减少近22%。如果英国离开欧盟,跨国公司将很难管理。此外,英国和欧盟之间的未来政策将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也会降低外商直接投资的积极性。保守估计,英国退欧如果成功,英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会持续下降10年,然后才会回到现有水平。而英国的真实收入会下降1.8%到4.3%。贸易收入会下滑1.3%到2.6%。与此同时,每个英国家庭的GDP将会下降2200英镑。[12]移民人数不大可能大幅减少移民问题是英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英国与欧盟争论的焦点。欧洲顶尖智库Open Europe认为,退欧后,英国净移民人数不太可能大幅减少。(1)尽管英国脱欧后,减少移民人数将会令英国面临政治压力,但依然有多个理由让我们相信净移民人数不太可能大幅减少:·在商业领域维持弹性的劳动力供应,证据显示随着就业率达到历史高位,英国劳动力市场已经收紧。·寻找政策替代方案以减轻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公共财政压力的政治和经济挑战,而移民能帮助平缓财政可持续性的路径。·全球化对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当然并非只有英国一国正在经历该影响。·脱欧后英国移民政策收紧的可能性。(2)反而,摆脱了欧盟自由流动的规则,英国的政策选择偏向很可能转为追求吸引更具工作技能的移民,这在政治上也更让人接受。(3)推荐建立一个效仿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种积分移民制度。(4)不过,英国很可能要在以下两者间取舍:多大程度上接受欧盟新经济协议,与多大程度上接受欧盟自由流动。挪威和瑞士之前的例子表明,协议涉及的内容越深,英国越可能接受自由流动。这可能意味着在英国新的积分移民制度下对欧盟公民的优惠待遇,或者可以为欧盟的移民创建一个暂时的隔离移民机制。(5)在发达经济体中,英国不是唯一一个有如此经验的国家。2000年至2015年间,英国每1000人就要接受3.7个移民,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低于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瑞士等国。如果英国接受的移民数量与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相当,那过去10年可能有额外300万/440万移民来到英国,令这个国家更为拥挤。[13]欧盟实力削弱首先,欧盟在全球经济、政治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负面影响。欧盟内部不稳定性增加,疑欧退欧情绪滋长,未来希腊、爱尔兰、意大利等其他国家,由可能参照英国退欧举行公投,从而增加整个欧洲政治风险、主权风险、货币风险等。其次,在当前情况下,各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将更加困难,欧盟地区经济的复苏将受到影响。所以,从中长期来看,欧盟实力受到削弱似乎不可避免。[14]此外,鉴于英国退欧公投的负面影响,在下调英国评级三天后,标普又把降级之“刀”挥向了欧盟,成为首个在英国公投后调降欧盟评级的国际信用评级机构。6月30日,标普宣布,将欧盟的长期信用评级由AA+降至与英国同级的AA,将欧盟的评级展望由负面升至稳定。标普在声明中称,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降低了超国家组织(欧盟)的财政灵活度,削弱了政治凝聚力。”[15]对美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英国退欧公投后,穆迪预计英国退欧将令美国GDP增长损失0.1个百分点。如果英国退欧不利欧盟经济弱复苏,也会冲击美国经济增长。避险情绪上升美元指数走强不利于美国贸易部门恢复。英国退欧公投增加了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下半年美联储加息概率再度下调,7月加息几无可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隐含的概率表明,接下来的FOMC会议甚至有降息以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的局面的可能。[16]对中国影响有限从贸易的角度看,英国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但对英国的出口额仅占中国总出口不到3%,因此,退欧并不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冲击。从短期来看,英国和欧盟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法律关系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因此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十分有限。[17]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认为,英国“脱欧”对中国最大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英国对中国的吸引力会有所减弱,中国对英国的投资可能会分散到欧洲其他国家,会使中国企业对欧盟国家的投资不断多元化;另外一方面,中英之间的贸易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虽然英国对中国的吸引力减弱了,跟欧盟的关系也弱了,但他可能更多的转而加强同中国,同美国、加拿大,同新兴国家如印度、巴西等建立紧密合作,包括积极地参与“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等。尽管中国对英国的需求减少了,但是英国对中国的需求反而更多了,实际上对中国来说是个机遇,有可能会掀起新一轮的全球化合作,这些都有可能降低或者减少英国退出欧盟所带来的影响。[18]参考资料:[1] The Lisbon Treaty, Article 50;[2]、[3]、[5]王懿君,《英国公投结果可以推翻吗?这篇文章有你关心的一切》,华尔街见闻;[4] 钟正生、夏天然,《英国退欧会带来什么?》,莫尼塔宏观;[6]、[10]、[11]、[16]、[17]任泽平、卢亮亮,《英国退欧公投后的形势发展及影响》, 方正证券;[7]祁月,《欧盟开条件:英国想获得市场准入?必须接受劳工自由流动》,华尔街见闻;[8]英国《金融时报》,《卡梅伦:移民问题驱动退欧公投结果》;[9]张美,《欧盟27国领导人:希望英国退欧会谈尽快开始》,华尔街见闻;[10] 英国《金融时报》,《大银行开始将部分业务迁出英国》;[12]高阳,《英国退欧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经济参考报;[13]王懿君,《脱欧攻略:英国要怎么做才能“扭亏为盈”?》,华尔街见闻;[14]卞永祖,《英国退欧将带来什么结果?》,人民网;[15]王维丹,《英国退欧阴霾不散 标普下调欧盟评级》,华尔街见闻;[18] 王辉耀,《英国“脱欧”,对中国或是机遇》,英国《金融时报》。[19] 张家伟,《英国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逆转“退欧”?一个字:拖!》,华尔街见闻;文章选自新浪网,2016年7月4日
2016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