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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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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平回忆高考往事：我坐在养猪场的卡车里去参加复试
“我当时在拉小提琴卖艺，最大的理想就是到工厂做个工作轻松的宣传干部，25岁的时候结婚生孩子，过完我的一生。”这是发生在著名投资人徐小平身上39年前的高考往事。对于如今这个全中国人都知道的投资人来说，1978年他参加高考，驱动他的力量就是对外面世界的神往。6月17日，全球化智库举办的“那三届”圆桌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徐小平、孟晓苏、陈平原等多位77、78、79级高考参与者代表聚集在了一起，共同回忆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高考往事。6月17日， 全球化智库举办的“那三届”圆桌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徐小平：这一生驱动我的力量就是对外面世界的神往1978年，徐小平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那一年，他22岁。“那年我用五毛钱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招生简章。”虽然已经过去39年，当年参加高考的那段记忆对于徐小平来说依然历历在目。“当年音乐系全国就招十个人，我一想我的机会来了。”之后徐小平奔赴上海，历时三天，考了六门课。“初试之后是复试，我根本不认为我有机会能考上。”徐小平把家里的地址留给了一起考试的朋友。“我跟他说，放榜的时候如果看见我的名字就通知我。”放榜那天，徐小平从下午一点开始坐立不安，等到下午五点终于来了通知他去复试的消息。“当时没有汽车了，我爸就去找了辆养猪场的卡车，然后到江边坐了船，五等舱，我身边左边一群鸭右边一群鸡，前面还有一群猪娃娃。”“我们的命运被‘那三届’改变了，而中国的未来也因为这代人而改变了。”回忆高考往事，徐小平感慨不已。“希望能够在未来的三十年，能够继续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最终不负这个时代。”孟晓苏：考上北大前在工厂抡了十年大锤“高考恢复那年我在工厂当工人，抡了十年的大锤，被评为先进的优秀工人”。被称为“中国房地产之父”、汇力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孟晓苏在1977年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孟晓苏考上北大那年28岁，他至今还记得自己考试前的忐忑感。 “当时有老师给我了一套世界地理的复习提纲，好多压中的题，可惜我没看。”而令孟晓苏记忆深刻的是第一场的政治考试，为了让他有好状态，母亲特别为他准备了两杯牛奶。“结果这东西憋尿，我憋着尿把第一场的政治考试考完。那时候就不想怎么得分，只能想怎么不丢分。”收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孟晓苏的母亲都乐哭了。“她特别怕因为两杯牛奶，耽误了我的一辈子。”孟晓苏说，这段历史对于他们这代人来说历历在目，直至今日他们依旧不忘初心。集结了徐小平、孟晓苏、饶毅等77、78、79“那三届”的高考往事，已集结成了一本厚厚的《那三届》公开出版。名流大咖们当年的高考往事，现在看来依然让人唏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他们这一代如果一定要表扬，那可以总结两个优点：一个是能够从那么低的起点，克服一切困难，得到今天的成就；另一个就是在农村底层的经历让他们更有韧劲。“可能我们也将会退出历史的舞台，但这一代的精神依旧要传承下去。”文章选自红星新闻，2017年6月17日
2017年6月20日 -
【长江日报】最难忘备考之夜 喝辣椒水取暖
长江日报北京电（驻京记者柯立）6月17日，钱颖一、徐小平、汤敏等1977—1979年参加高考的知名学者、企业家、艺术家在京聚首，回忆了40年前改变他们人生命运的高考。他们的口述史，被结集成《那三届——77、78、79 级，改革开放的一代人》一书出版发行。 在由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那三届研讨会--纪念高考恢复四十周年暨77、78级毕业三十五周年”上，这些知名人士回忆了他们经历的高考往事：他们多数人经历过“上山下乡”, 艰苦的劳动培养了他们坚忍的意志；当国家赋予他们重新设计人生机会的时候，他们深知“人生能有几回搏”，在历经最激烈的高考竞争后脱颖而出；在大学里，他们争分夺秒，如饥似渴的读书；当他们走出大学校门之日,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扬帆起航，他们投入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关注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 故事>>>王辉耀 记者柯立 摄 王辉耀的备考岁月： 酷暑之夜穿着长衣长裤防蚊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和弟弟王辉进都是那三届代表人物。 1976年初夏，王辉耀来到四川山区一个公社。“17岁的我起初是雄心万丈，但激情很快被残酷的现实替代了：遇到雨天，只能光脚在泥泞的山路上行走，那种大脚趾使劲压着路面的冰冷的感觉，40年后仍然印象深刻。我父亲出身于浙江桐庐的进士世家，母亲的曾祖父曾是湖南岳麓书院任期最长的山长，父母不断鼓励我：知识能改变一切。我点起煤油灯经常看书学习到深夜，酷暑穿长衣长裤防蚊子，寒冬，干脆喝辣椒水取暖。” 1977年12月，王辉耀参加了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高考。3个月后的一天，他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骑上自行车，在成都的大街小巷狂奔。1978年3月，他踏上了成都开往广州的列车，人生从此翻开新的一页。徐小平 记者柯立 摄 徐小平的赶考路上： 左边一笼鸡右边一笼鸭，前面还有一群猪娃娃 真格基金创始人、中国天使投资人徐小平（他也是新东方的创始人之一，电影《中国合伙人》中孟晓骏的原型）现场回忆了1977年他经历的高考。 徐小平说：“当时我在泰兴文工团里拉小提琴。如果没有高考，我的前途可能就是到工厂里当一个宣传干部，25岁结婚、生孩子，一辈子就这样。1977年，我正在乡下演出的时候，借了五毛钱弄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面向全国招十人的招生简章，报了名，初试去上海考了3天，6门课。初试结束后我回到泰兴，3天后的黄昏，我收到上海亲戚和另一位考生的电报，让我赶紧回上海复试。当时泰兴到上海的末班车早已开走，我爸爸帮我找了养猪场一辆装生猪的卡车，把我捎到江阴黄田港，再换乘当时往上海送鲜活农产品的船。那一夜，我左边一笼鸡、右边一笼鸭，前面还有一群猪娃娃。彻夜不眠赶到上海，总算没有迟到。”资料图 朱永新的大学时光： 班上大同学几乎可以做小同学的父亲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朱永新，也是1977级大学生。他说：“那三届”有时代的特殊性，恢复高考制度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当时的大学混龄学习，师生竞相学习，注重自学、教学的氛围。这些在今天仍然有学习借鉴的意义。 朱永新说：1977年恢复高考，全国1000多万人参加，27万人录取。那时对年龄、对学历都没有要求。当时我们班还有一个同学初中毕业，在我们班读了半年多，直接考取了研究生。相当于他从初中毕业，直接考取研究生了。 他认为：77-79级那三届大学生，还有混龄学习的优势。当时我们班上年长的几乎可以做年轻者的父亲，我的有些大学同学在一定程度上社会阅历和经验比老师都丰富，老师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可以帮助解决。我们应该鼓励社会人员进入高等院校学习，让更多混龄成为大学教育的常态。文章选自《长江日报》，2017年6月18日
2017年6月20日 -
【China Daily】Memories of gaokao revival recalled in new book
A book looking back at some celebrities’ and scholars’ experiences of taking 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 about 40 years ago was published in Beijing today.In the book, The Reform Generation, compiled by Beijing-based think tank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more than 60 social elites from China shared their memories of taking gaokao in 1977, ’78 or ’79.Before being revived in 1977, gaokao, China’s foremost method of selecting academic talent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ys by which ordinary people can change their lives, had been suspended for 11 year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76).During those 11 years, millions of young people in c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who should have attended college, were sent to villages and became known as zhiqing, or "sent-down youth". Many worked on farms but still yearned for knowledge and the opportunity to receive higher education.So, when the examination was revived in December four decades ago, more than 5 million young people flocked to exam halls nationwide, while only 5 percent of them were finally admitted to college. Applications for taking the exam in the following years also remained high.About 1 million young people were accepted by colleges in the three years covered in the book. Many of them then participated in and contributed to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grew to be pillars in all walks of life – scholars, officials, entrepreneurs, writers, lawyers and so on.The book was compiled to commemo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epochal event in these people’s lives, said Wang Huiyao,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who compiled the book."The revival of gaokao 40 years ago raised the curtain for a new era, in which knowledge and talent are valued," said Wang, who took gaokao in 1977. "It also laid a firm foundation fo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s well as for the prosperity in China today."Wang said he hoped that the experiences and stories shared in the book would not only be a commemoration of the past, but also a reflection that can be passed on to future generations. (By Zhao Xinying)From China Daily，2017-6-17
2017年6月20日 -
【财新网】“那三届”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年
陈平原、徐小平等四十多名“那三届”考生动情回忆当年参加高考的故事，讨论高考给人生带来的深远影响，以及个体命运与时代的风雨历程 考试两个月后发的通知书，我一看封面上写的是北京大学，我当时猜这是不是不录取的通知书，打开一看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通知书，乐坏了。”时隔四十年，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理事长孟晓苏回忆1977年冬天接到高考录取通知书时，还是难掩激动心情。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诗人王家新记得，他是在公社革委会喇叭中听到自己被录取的通知，而和他一同去的朋友，没有被录取，一屁股坐在雪地上痛哭，高考从此把两个年轻人的命运分开。 昨日，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知名投资人徐小平、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朱永新等40多名学者、企业家、官员齐聚北京，参与“那三届研讨会”，共话恢复高考四十年改革历程。此次研讨会由全球化智库举办，与会嘉宾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三届”——1977、1978、1979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他们回首参加高考的故事，讨论高考给人生带来的深远影响，以及个体命运与时代的风雨历程。 1977年9月，国家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1977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27.3万人，于1978年3月入学；半年后举行的1978年高考，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高考故事：徐小平坐在养猪场的卡车去参加复试 秦晖坐飞机赶考 对于40年前恢复高考，“那三届”共同心声是感恩。九三学社第十三届中央委员常务副主席邵鸿1977年时在农村下乡，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当时的感觉是我解放了”。 历史学者雷颐回忆1978年的魔幻经历：“我是1978年参加高考的，1978年前三个月我还是军人，后四个月复员做了工人，最后三个月我上了大学。”他说，“1978年是中国的转折点，也是我个人的转折点，个人命运和时代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著名投资人、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是1978级大学生，他回忆坐在养猪场的卡车去参加复试的趣事，“左边一笼鸭右边一笼鸡，前面还有一群猪娃娃。” 1978年，徐小平22岁，在江苏泰兴文工团拉小提琴，那个工作就是走街串巷，在一个乡镇演出一天，第二天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彼时徐小平的愿望是到工厂做个宣传干部，25岁结婚生孩子，一辈子就这样了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徐小平借了五毛钱买了招生简章，得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招生，全国招十人，他觉得机会来了，就去上海考试，考完后回泰兴等消息。三天后下午五点接到复试的电报，又急匆匆赶到上海复试。当时已经没有班车了，徐小平的父亲截了一个装生猪的卡车，徐小平就这样赶到江阴黄田港口，又买了五等舱船票，赶到上海参加复试。 徐小平感慨，高考给了他一道通往开放世界的窗。“这一生就是向往着知识，向往着开放的世界。”他说，今天自己做投资，也是希望给更多的人带来生命开放、实现梦想的机会。”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是1978年参加研究生考试，通过初试后，要赶到兰州大学参加复试。当时秦晖在广西田林县潞城公社当农民，他的赶考行程从坐着生产队的手扶拖拉机上路的，先到公社，然后坐汽车到县里，再到省会南宁坐火车到郑州，准备换车沿陇海线去兰州，不料由于大雨塌方，陇海线宝鸡至天水段中断，无奈秦晖只得在西安停下，想办法去兰州。 到西安时离复试只有一天时间，坐汽车已经赶不上。恰好遇到民航局在卖飞机票，当晚就能到兰州。当时从西安飞兰州的机票是28元，比他在生产队劳动一年的现金分配还多。秦晖咬咬牙买了机票去赶考。反思：高校应该更包容 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朱永新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他回忆，当时的高考门槛不高，给所有人平等机会。很多考生没有上过初中、高中的也可以直接来考大学。当时他所在的班级，班上年长的学生可以做年轻同学的父亲，有的学生的社会阅历和经历比老师还丰富，很多老师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可以帮着解决。朱永新呼吁，高校应该更加包容，应该鼓励社会人员进入高等院校学习，让更多混龄成为大学教育的常态。 “那时对学历的要求、年龄的要求都不重要。”朱永新感慨，他大学所在班级有一名同学只是初中毕业，在班上读了半年多就直接考研究生走了。而现在无论是高考制度还是人才制度，对学生的出身要求很高，公务员一定要大学毕业，很多岗位还要研究生毕业，还要求是211院校。朱永新为此写了一个提案，建议取消公务员学历限制。“当年国家有气魄和胸怀不重视学历和年龄，唯人才是举，现在应该也要有这种包容的气度。”朱永新说。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邵鸿指出，要大力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特别是“放管扶”的改革，创造产生教育家的条件，使优质教育资源可以更加大量、快速地涌现，各种各样的特色学校、特色教育广泛出现，为社会提供丰富多样、高素质的教育供给，这样中国教育才能更好发展，高考竞争的烈度才会有所缓和。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回顾到，值得“那三届”骄傲的是，77、78、79级的学生大部分都在农村摸爬滚打过，所以整体上都有一种韧劲。他希望大家记得那时候的韧劲，也把曾经有过的那种韧劲传递给后代。 徐小平在会上感言：“我们的命运被‘那三届’改变，而中国的未来也因为在座的以及更多的‘那三届’人改变，希望我们未来继续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推动中国的进步、繁荣，最终不负这个时代。”文章选自财新网，2017年6月18日
2017年6月20日 -
【人民网】”那三届”考生座谈研讨 纪念高考恢复四十周年
人民网北京6月19日电 （记者 郝孟佳）2017年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也是77、78级毕业三十五周年。17日，全球化智库（CCG）在京举办了“那三届研讨会——纪念高考恢复四十周年暨77、78级毕业三十五周年”。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表示，77、78、79级可以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代人”，因为他们正好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节点紧密相连，感知着中国走向世界的脉搏，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亲历者、推动者和捍卫者。 据悉，本次研讨会聚集了四十余位嘉宾，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三届”，即1977、1978、1979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他们回忆参加高考的故事，探讨高考给人生带来的深远影响，以及个体命运与时代的风雨历程。 1977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陈平原，现在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他回顾到，值得我们骄傲的是，77、78、79级的学生大部分都在农村摸爬滚打过，所以整体上都有一种韧劲。我希望大家记得那时候的韧劲，也把曾经有过的那种韧劲传递给后代。人生一辈子可能会碰到很多困难，闯过去，也许就是值得我们欣赏的柳暗花明。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邵鸿也是77级的高考生。“高考制度的恢复毫无疑问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我当时的感觉是我解放了，高考给了我希望，给了我改变生活的机会。”邵鸿指出，高考实际是真正恢复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但现在应该大力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特别是“放管扶”的改革，创造产生教育家的条件，使优质教育资源可以更加大量、快速地涌现，各种各样的特色学校、特色教育广泛出现，为社会提供丰富多样、高素质的教育供给，这样中国教育才能更好发展，高考竞争的烈度才会有所缓和。 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宁滨是77级里年龄比较小的，和现在的高考生一样，他18岁就上了大学。说起高考，宁滨依然记得40年前在那个寒冷的冬天走进考场的情景。“高考的恢复是我国教育改革的序幕，也是国家改革开放的一个序幕。它不仅仅是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国家的命运。”宁滨表示，对大学来讲，一方面要求我们回归教育，要静下心来；另一方面又要强调它和社会的联系，强调成果的转化。我们应减少浮躁、去功利化，真正回归人才培养的规律。文章选自人民网，2017年6月19日
2017年6月20日 -
王辉耀：企业参与“一带一路”要找准突破口
文 | 全球化（CCG）主任王辉耀 “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倡议，由中国提出来以后得到了世界很多国家的热烈响应。“一带一路”建设最核心的是要将倡议落地，其中企业的参与不可或缺。中国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看到几个重要突破口： 一是注重旅游产业带动作用。现在中国每年出国人数达到一亿两千万，在海外消费有一千亿到两千亿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数目，甚至超过中国的对外投资。“一带一路”旅游先行，能够带动火车、飞机的生意，带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带来旅游、酒店的业绩，给当地送去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实惠，使当地人民感觉到“一带一路”给他们带去的现实“获得感”。 二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人才。首先可以招收大量留学生来中国留学，中国的学校也可以到“一带一路”沿线去办学，办技工学校等各类人才培养学校，甚至开办大学海外分校。这样，一方面为当地培养人才，另外一方面也会为我们培养更多的“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这些人才，无论是商界人才，还是跨文化沟通人才，都有助于推动中国企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深度合作，促进各个国家企业共商、共建、共享、共赢，最终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 三是打造“一带一路”长期合作伙伴。企业“走出去”不能单枪匹马，就如当年跨国公司到中国来，有合资企业、合营企业，我们可以和“一带一路”国家结成合资、合营企业，可以和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结成长期合作伙伴。这也是我们的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需要重视的。 四是想好怎样利用国际资本。比如伦敦、新加坡、法兰克福等城市都有巨大的国际资本，我们不能只靠亚投行或者中国的自有资金，而是要不断拓展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模式，把全世界的资金都调动起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五是企业“走出去”要和专业人士合作。比如国际会计师、律师、工程师、测量师、金融师等，这非常必要。因为我们去这些国家，如果没有这些专业人士的支撑，没有专业公司做我们的合作伙伴，就很难把项目做好，或者会有很大的风险。 六是应该发起成立国际企业联盟，打造最大的“一带一路”企业家平台。比如，相关企业可以采取“开放式”的加盟方式，吸引更多企业响应并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搭建发展、产业、边贸、科技、物流、金融、旅游以及文化交流等八大平台，以搭建平台的方式为“一带一路”有关国家和核心区提供全方位服务。 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还可以在当地建设“一带一路”产业园。要特别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建设，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用好当地的人才，真正做到“融进去”。文章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6月17日
2017年6月20日 -
薛澜：充分发挥社会智库的独特优势
专家简介薛澜，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我国社会智库由境内社会力量举办，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民间非营利组织。社会智库与党政机关智库、高校智库在组织定位上明显不同，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 社会智库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优势：一是研究更客观。智库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出台提供独立、客观、有价值的咨询建议。社会智库相对独立的身份使其更为超脱，可以提供更为客观中立的咨询服务。二是视角更多元。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如何将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纳入政策制定过程，是制定公共政策需要解决好的重要课题。社会智库视角多元，可以深入社会各个层面，有利于将不同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纳入政策视野。三是机制更灵活。社会智库可以采取更加灵活高效的机制，吸引优秀人才，开展政策研究，承担社会责任。四是渠道更国际。国外智库大都以社会智库的组织形态存在，社会智库更容易与国外智库建立联系。社会智库可以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召开和参加国际会议，发起和参与国际组织，应邀参与境外交流培训，邀请外方参与境内活动，开展国际合作等。 应当看到，充分发挥社会智库的独特优势是需要一定条件的，目前社会智库发展还面临诸多制约。从我国社会组织发育的情况看，尽管近年来发展较快，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例如，发达国家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量高达50多个，而我国到2015年还不足5个。当然，我国有自己的国情，不能同发达国家简单类比。但这也说明，社会智库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发展环境尚不完善，发展基础仍然薄弱，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仍然较多。同时，社会智库的运行经费也是一个难题。目前，政府向社会智库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尚未实现制度化、常态化，多数企业还没有认识到社会智库对其决策和发展的重要意义。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社会智库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往往难以持续发展，难以吸引高层次人才，也很难保持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一些境外资本甚至有可能趁机进行渗透。另外，社会智库与决策部门之间的交流合作还未制度化、规范化，一些社会智库对政策需求的了解有较大局限性，从而导致其政策研究缺乏必要的针对性，供需错配的现象时有发生。 充分发挥社会智库的独特优势，克服其发展的制约因素，需要政府、社会和智库共同努力。要消除对社会智库的偏见，进一步优化社会智库的发展环境。比如，为符合条件的社会智库提供登记注册的方便，对向社会智库捐助的企业和个人给予税收减免，依法依规开放政府部门的数据和信息，支持高校毕业生到社会智库就业，对社会智库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给予方便，等等。要构建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社会智库资金保障体系，支持社会智库通过平等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鼓励企事业单位、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赠资助社会智库建设。与此同时，社会智库亟须加强自身建设，明确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同党政机关智库和高校智库错位发展，不断完善治理结构，积极吸引优秀人才，通过高水平的研究和政策咨询赢得政府的信任、社会的认可和市场的投入。要拓展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途径，建立社会智库向党政机关提供咨询报告、政策方案、规划设计、调研数据、意见建议的制度化渠道；探索建立决策部门对社会智库咨询意见的回应和反馈机制，促进政府决策与社会智库建议形成良性互动，努力让社会智库在公共政策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软实力作出更大贡献。文章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6月18日
2017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