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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托马斯·弗里德曼：揭示“三大力量”如何改变世界
人民网北京6月6日电 （记者贾文婷）2005年一本《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掀起了全球化研究浪潮。时隔12年，该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从新的视角分析和预测全球化、科技创新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全球化智库(CCG)特邀三次获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奖普利策新闻奖、全球化专家托马斯·弗里德曼2日在CCG北京总部就“科技创新重塑的全球化世界”主题发表精彩演讲，为“加速”时代中的大变革提供了乐观指南。 CCG主任王辉耀博士致辞并介绍了弗里德曼的经历和研究成果。他表示，弗里德曼先生很早就预见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并对全球化持续进行着深入研究和积极推动。全球化是CCG长期致力的研究领域之一，在全球化发展变革的关键时期，CCG密切关注全球化问题，邀请弗里德曼先生与CCG研究人员和理事交流对全球化发展的最新观察和洞见，不仅是以全球视野搭建国际交流平台，也旨在加强国际合作，发挥智库前瞻性、战略性的议题研究作用。 科技进步正带动世界飞速发展，在这个“加速度”时代，人类如何适从和应对？弗里德曼首先回答说：感谢迟到的你。因为在一场约好的早餐中一位友人迟到了15分钟，他才能借此放缓脚步，去倾听人们的观点、去观察这个世界的变化，才能有机会接触新思路，或者花时间进行反思。弗里德曼通过分享这则故事开启了在CCG的演讲，这也是他为新著以《感谢迟到的你》命名的原因。他表示，这本书第一部分旨在解释这个世界如何运作，第二部分描述了世界是如何被塑造的。 弗里德曼指出，当今世界有三大力量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着世界：一是市场，二是自然界，三是摩尔定律。对弗里德曼而言，市场指的就是数字全球化，微信、推特、脸书、paypal、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等正在以不同于传统的方式使这个世界更加数字化和全球化；自然界主要是指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发展中国家人口增加等带来的问题；摩尔定律是英特尔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1965提出的，微芯片的速度和性能将以每24个月翻一倍的速度增长，这一定律预测了当今科学技术的更新换代如此之快。弗里德曼表示，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推动了数字全球化，数字全球化又驱动着气候变化，进而产生了更多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正是这三大力量之间的互动塑造着这个世界。 在演讲中，弗里德曼总结了这个世界被三大力量深刻影响的五个领域：政治、地缘政治、伦理、工作场所和社区。他还以一连串单单在2007年所取得的科技进步展示了科技创新如何从宏观到微观对世界和个人造成前所未有的变化，并着重阐述了摩尔定律对科技发展预测的准确性。弗里德曼强调，科技带来的变化可以使特朗普总统通过一则推特就可以影响到全世界，而需要警醒的是ISIS也同样拥有这样直接的影响力。弗里德曼在演讲中给出在上述五个领域，如何应对科技带来的加速变化以及如何规避最糟糕的后果的方案。 在问答环节，弗里德曼还对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一事发表了看法。认为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是难以置信的愚蠢决策。他指出，不少美国的地方政府，如加利福尼亚州，对退出协定持反对意见，并将继续维持当地的相关环保法规。弗里德曼随后就科技如何影响金融、民众生活水平如何提高，地方政府作为以及当今世界的最重要疾病是“感到孤立”等全球化相关问题和趋势展开进一步探讨。 托马斯·弗里德曼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记者之一，也是专栏及书籍作者，曾三次获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奖普利策新闻奖。弗里德曼以倡导全球化、巴以和平、阿拉伯世界现代化而备受瞩目，早在1992年弗里德曼就认为全球化的时代已经来临。其著作《世界是平的》被认为是全球化的基本读物，稳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文章选自人民网，2017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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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资讯】弗里德曼：世界飞速发展，五大领域将被重塑
2005年，一本《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掀起了全球化研究浪潮。时隔12年，该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从新的视角分析和预测全球化、科技创新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2017年6月2日，全球化智库(CCG)特邀三次获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奖普利策新闻奖、全球化专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CCG北京总部就“科技创新重塑的全球化世界”主题发表演讲。世界正在被三种力量所重塑：市场，自然界，摩尔定律人类社会飞速发展，三股主要力量正重塑着这个世界：市场，自然界，以及摩尔定律。市场是指数字全球化，微信、推特、脸书、PayPal、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等正在以有别于传统的方式将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数字化和全球化，而且近年来是呈加速发展的态势；自然界主要指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加等现状。摩尔定律由1965年被英特尔的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所提出，他认为微型集成电路片的速度和性能每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虽然长期以来反对声不断，摩尔定律延续了52年从未中断。这三大力量相互作用，重塑着这个世界：摩尔定律推动了数字全球化的发展；数字全球化越深入，气候变化的速度越快，进而催生了更多的相关解决方案。200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自2007年起，你的电脑基本是由五个部分构成的：中央处理器（CPU）,内存芯片，网络系统，软件，以及装配有摄像头的传感器。我在书中所述的是，这五个部分在2007年融合到一起演变成为了所谓的“云”。但是“云”这个字眼在我的书中不曾出现，因为它听上去太轻柔，太温顺，太松软了，不禁让人联想到琼妮·米切尔的歌曲《真爱至上》：“我从两面看云，从上到下不断的以某种方式。”但是“云”可是一颗超新星，是自然界最强劲的力量。我认为，2007年的科学进步直接引发了男人、女人、机器至上的“能量大爆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骤然间改变了四种力量。1．人的力量。我的天哪，如今，一个人作为创造者或者损坏者所能达成的事情不可想象。我们美国的总统，穿着睡裤直接给全球几十亿人发送推特，不需要经过编辑、律师、或过滤器的审核。这可挺骇人听闻的。极端组织的头目可以在叙利亚做同样的事情。人的力量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机器的力量。我们所处的时代前所未有，一部机器竟能拥有五种感官。2011年2月14日，在美国最受欢迎的智力竞赛节目Jeopardy上，非人类机器选手Watson在与两名人类脑力高手的角逐中获胜。超级机器人战胜了人脑，这是前所未闻的。3．思想的力量。思想现在以人类从未见过的方式流动、变化、加速和融合。六年前，奥巴马总统说，婚姻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情；如今，奥巴马承认，婚姻是两位相爱之人间的事。4．整体的力量。人类作为一个团体已经成为了自然界中最强大的力量。人类给环境带去的影响尤为深远。“整体”的力量如此之强烈，以至于出现了以人类命名的地质时期—人类纪。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五大领域将被重塑世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发展,五大领域将被重塑: 工作环境，政治体系, 文化伦理，地缘政治, 以及社会团体。工作环境。人类社会已经很难适应科学发展的速度. 当前的一大核心政治挑战，即是如何将人工智能(AI)演变成智能助理（IA）,改善人类的学习速度，以及治理的有效性，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科学发展速度。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人力资源部门要求公司雇员需具备十项技能，并将旗下10万名雇员的信息录入公司内部的领英（LinkedIn）系统。AT&T公司通过与网上学习平台合作，创建了一套“指南化学位”的菜单，为旗下未能具备十项技能的雇员提供线上课程。AT&T公司据此传递给旗下员工的理念非常简单：任何想成为该公司终身雇员的员工，必须秉承终身学习的理念。世界正在高速地发展变化，大学的四年教育已远不足以令你受用终生。政治体系。人类当下正面临着三种“气候变化”：一是自然气候本身的变化；二是全球化的状态正从相互依存过渡到在依存中独立；三是科技环境的改变。面对种种的“气候变化”，人类不仅需做好预防措施，还需具备快速恢复的能力来适应改变。西方国家的党派近些年来呈“滑铁卢”趋势，原因就在于它们是为响应罗斯福新政、工业革命、种族及性别平权等社会经济问题而成立的。然而，在现今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当市场、自然界和“摩尔定律”这三种力量正重塑世界时，各党派面临的问题是应如何具备前瞻性及适应力。美国共和党宛如一座空荡的花园，特朗普总统入侵并占领了花园。这种情形也可能发生在美国民主党的一方。这些党派被这个重塑中的世界搞得猝不及防：有些人得以适应，有些人将被淘汰。法国的现状正是如此：由于两个主要党派没能对自身进行改革，第三政党的候选人成为了新总统。人文伦理。放眼2060年，在发达国家和中国，人们有51%的人生时间会在互联网空间中度过。如今，人们通过网络寻求配偶、购置房屋、获取新闻、订阅图书等等。在互联网的空间中，人们相互联系，却无人负责管理。1945年，我们进入“后广岛”时代， 一个国家可以毁灭整个人类物种。如今，我们跨越至一个新时代：一个人可毁灭整个人类物种，但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也可治愈一切。对于身处在时代交叉口的人类来说，一个成熟健康的社会团体是21世纪理想化的管理机制形式。弗里德曼演讲结束后，与现场专家与听众做了交流，以下为答问环节：1.人工智能将会给金融产业带来怎样的改变？弗里德曼：2016年，PayPal公司共发放价值30亿美元的小额贷款。对于小规模的企业公司来说，它们无需通过传统的借贷方式便可获得融资。由此可见，大数据可以使人们将借贷过程私人化、最优化。这是前所未有的。电梯工程师不解：这电梯看起来完好无损，你为啥要修它？人工智能笑了：大数据知道这电梯36天后就会损坏，我可得在这电梯失能前把它检查好。2．特朗普总统是如何当选的？全球化是否给人类带来了负面影响？弗里德曼：倘若你是一位居住在明尼苏达州、年龄在50到70岁这个区间的北人男性，那你可得仔细琢磨下如何才能在大选中落败。美国曾经是工业巨头，拥有完善的保护法与工会。我的叔叔以前是银行的信贷员，但他仅是高中毕业，现在这是不可想象的。70年代时，局面开始转变。1979年，中国开始崛起，电脑系统愈加完善，社会对于工人的技术需求与日俱增。住房抵押、Visa信用卡的使用，令人们相信中等技能的工作是高薪工作。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07年的一场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这个泡沫幻影，200余万美国人的工作受到影响，汹涌的失业潮随之而来：工厂被迁移至发展中国家，大量的进口商品造成贸易逆差。软件开发、自动化与机器人技术则严重影响了白领及蓝领阶层的工作。不久前，我从印第安纳一路驾车开到了田纳西州。在印第安纳州，工厂不复存在，许多白领工人面临工作危机。在田纳西州，5%的居民被检测出HIV阳性，这百分比与非洲的HIV程度持平。我沿着75号高速公路继续往前开了45分钟，经过了路易斯维尔。这个城市有3000多个工作机会，整个城市正因众多全新的多元机构而繁荣壮大。美国的有些城市愈显苍凉，有些城市却高速发展，这完全取决于当地政府的领导力。克林顿总统说过，“在美国，所有的假恶丑都可被真善美所弥补”。领导力的质量对一个社会群体有着决定性的作用。3．如何看待人们对于人工智能将取代传统工作岗位的恐惧？弗里德曼：人工智能取代了多少传统的工作岗位，它就会创造出多少新型的工作岗位。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这种顾虑不会成为现实。我们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闭关锁门，最佳的就是全方位地敞开大门。成为高智商的冒险者吧，我对此持乐观态度。4．文化在全球化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弗里德曼：文化至关重要。许多国家现在拥有极佳的职业道德，比如德国、中国，以及美国。我认为，只有这些拥有规范的职业操守及文化核心的国家才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国家发展的越快，“黄金规则·”这样的“旧条理”就变得愈加重要。5．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我们应如何应对接踵而来的挑战？弗里德曼：美国现在所面对的反对党不是民主党，这党派现在没有任何实权。美国所面对的真正的反对党是加利福尼亚州。加利福尼亚州拥有独立的环境规定，美国30个州和加拿大的2个省会已经加入到这些规定中来。美国的若干城市似乎都在呼喊着，“我们不会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但我们将会为所欲为地在各自的城市内做事情。”每一个城镇、学校、甚至是宿舍都会有其独立的《巴黎气候协议》’。然而，就算是大公司有意重新开发煤炭产业，导致环境污染，消费者对此也不会呈接纳态度。风能和太阳能逐渐取代了煤炭和石油：在加利福尼亚州，绿色能源公司旗下的雇员数量高于全美整个煤炭产业的雇员数量。因此，我对特朗普这一决定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感到束手无策。作为一名美国人，我对特朗普总统的这一决定实感无奈。我打赌他在做出决定前咨询了身边所有人，除了科学家们。事实上，他没有任何的科学顾问。有信誉的科学家都不愿意为特朗普总统做事情，没有人愿意为这位正将美国拖回煤炭燃料道路、令全球置身于环境危机的总统工作。但是我相信市场与社会的能力。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源，能源的高效性将成为下一代全球产业的核心。我担心我的国家虽然不再从沙特阿拉伯购买石油，取而代之开始从中国购买太阳能电池板，使得美国完全与下一代的全球产业失之交臂。主讲嘉宾简介：托马斯•弗里德曼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记者之一，也是专栏及书籍作者，曾三次获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奖普利策新闻奖。弗里德曼以倡导全球化、巴以和平、阿拉伯世界现代化而备受瞩目，早在1992年弗里德曼就认为全球化的时代已经来临。其著作《世界是平的》被认为是全球化的基本读物，稳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他近期撰写的其他书籍包括《谢谢你迟到了》、《世界又热又平又挤》、《911后世界的探索》及《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等。弗里德曼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于牛津大学获中东政治硕士学位。他精通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曾经在《纽约时报》工作期间报道1982年黎巴嫩战争，并从1984年至1988年任纽约时报驻耶路撒冷负责人。他从1994年开始为《纽约时报》撰写国际事务和经济专栏文章。文章选自凤凰资讯，2017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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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培养创新人才不缺投入缺思路
钱颖一，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钱学森在2005年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他当时只是针对科学研究而言，但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系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为什么不够多，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下面让我们看看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对于高校培养创新人才相关问题的看法吧~胜任有竞争力工作的都应该是人才 记者：创新人才培养是高校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肩负的重要使命，近年来各个高校为此作出了许多探索。为何社会依然对高校创新人才的培养需求迫切？ 钱颖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在校学生最多的国家。中国高校在校生有2700万人，每年录取本专科学生700多万人，这些数字都是全球第一。相对于我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受教育群体规模，无论是科学技术成就、人文艺术贡献，还是新产品新品牌新商业模式，创新人才还是显得太少。 以自然科学研究为例，据《自然》杂志引用的数据，中国发表的研究论文的数量在2005年占全球总量的13%，在2015年增加到20%，仅次于美国。虽然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二，但是科学研究突出成果仍不够高、不够多。日本从2000年到2016年，共获得17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平均每年一个。当然，中国经济发展按照人均GDP计算，目前只相当于日本20世纪70年代水平，所以可比性不强。但是我注意到，日本在1980年之前已有3人获诺贝尔科学奖，80年代和90年代也有3人获奖。中国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人获诺贝尔科学奖，仅从这个指标来看，我们的差距是明显的。 这让我想到“钱学森之问”。钱学森在2005年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他当时只是针对科学研究而言，但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系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为什么不够多，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 经济发展靠什么？除了靠物质资本还要靠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靠什么？要靠教育。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人才”的理解偏窄。我们一说人才就是指高层次人才，指的是院士或者是“千人”“长江”“杰青”等，一定得有个“帽子”才叫人才。我觉得这样理解人才的概念有些狭窄了。除了这些人外，中国还需要大量的适应市场经济，适应企业需求的有专业训练、有技能的人。他们不一定有多高的学历，但只要能胜任有竞争力的工作，就应该是人才。 我们现在的人才培养，用句俗话说，就是既不“顶天”又不“立地”。一方面，我们大学教的好多东西与现实脱节，使得很多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无法适应企业和市场的需求。这是不“立地”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上，我们教的东西往往又太具体，太专业化，不利于创新创造。这是不“顶天”的问题。培养创新人才，要尽力保护和鼓励好奇心与想象力 记者：过去10年，你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担任院长，有10年的教育实践经验，还撰写了《大学的改革》一书。你认为我们的教育为什么不能培养出大量的创新人才？ 钱颖一：我们的教育体制，确实有它的长处，所以才会有现今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但是它也有突出的短处，其中一点是不利于创造性人才的成长。我想其中的一个关键点是我们对教育的认识存在偏差，总是局限在“知识”上。教师传授知识，学生获取知识，好像就是教育的全部内容。但创新人才教育，仅靠知识积累就可以吗？ 创造力确实需要有知识，但是不仅仅是知识。爱因斯坦的两句话一直对我影响很深，一句是“我没有特殊的天赋，我只是极度地好奇”，另一句是“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从这两句话中受到启发，我提出一个简单的假说，就是创造力等于知识乘以好奇心和想象力。 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告诉我们，知识越多，未必创造力越大，也就是说，创造力并非随受教育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当然，知识通常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而增多，这没有错。经济学家度量“人力资本”的通常做法，就是计算受教育的年限。但是，好奇心和想象力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它们取决于教育环境和教育方法。 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强，但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会递减。这是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往往会挑战这些假定，突破现有框架。当然这些挑战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正确，所以会被否定，但是这在客观上也产生了压制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效果。如果是在应试教育之下，情况就会更糟。当学生学习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好成绩，当教师教书的唯一目标是传授标准答案，那么结果很可能是，教育投入越多，教师和学生越努力，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减少程度就越大。 如果创造力是知识与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乘积，那么随着受教育的时间增加，前者在增加，而后者在减少，结果作为两者合力的创造力，就有可能随着受教育的时间延长先是增加，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会减少，形成一个倒“U”字形状，而非我们通常理解的单纯上升的形状。这就形成了创新人才教育上的一个悖论：更多教育一方面有助于增加知识而提高创造性，另一方面又因压抑好奇心和想象力而减少创造性。这两种力量的合力使得判断教育对创新人才产生的作用变得困难，但是能解释为什么有些大学辍学生很有创造性。 所以我对“钱学森之问”有一个简单的回答：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减少了创造力的其他元素，就是好奇心和想象力。如果这个反思成立的话，改变现状就必须创新大学的教育模式。大学除了教学生知识外，还要创造一种更加宽松的环境，尽力保护和鼓励学生的好奇心与想象力。创新人才培养，缺乏的不是投入，而是创新的思路 记者：如何改进我们的人才培养，从而培养更多的创新人才？ 钱颖一：我们培养的很多毕业生还不够“顶天立地”，出现这个问题跟我们的教育同质化有关。现在教育部已经开始区分三类大学，即把大学分为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职业技能型大学，这是对的。但还要各个大学真这么做才能有效果。 我们每年毕业700多万大学生，我认为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要达到这样的标准，到了用人单位能够直接上手工作，能够直接对经济有贡献。这就涉及他们要在教育体系中得到各种实用技能的培养，要有人文社科的素养、理工农医的技能，也要有团队工作、沟通交流的能力等等。他们当中的少数人还应该有创新潜质，这些学生应该多学一些所谓“无用”的知识，鼓励他们开阔思路，跨界发展，并且根据每个人兴趣禀赋的不同，提供不同的发展路径和宽松的环境，进行个性化培养，帮助他们成为创新人才。以培养这类人才为主的学校要更多着眼于未来。中国有两千多所大学，大多数大学以学生就业为导向，但总得有一些大学，目标长远，以培养未来创新人才为己任。 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教师是非常关键的因素。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职业技能型大学在概念上已进行了区分，教师怎么根据这个区分去进行教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教师的强项是在“知识”上，习惯于围绕“知识点”来组织课程和教学，往往“知识点”的面比较广，但是不够深。老师讲课内容多，学生做题做得多。这导致我们的学生很难把不同的知识点联系起来，不会交叉、跨界。因为各种类型的题目见得多，所以中国学生容易在考试中胜出，但是真正有能力的人，应该是那些事先没见过这类题目，却能想出答案的人。培养创新型人才，教师要告别过去那种教学方法，根据所在学校的类型和定位，提供更能帮助人才成长的教育。 创新人才的教育，也需要全社会的努力。近年来，民间力量在高端创新人才教育方面已经起步，这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位于杭州的湖畔大学和西湖大学。湖畔大学是由本土企业家创办的，而西湖大学是有海外执教背景的归国科学家创办的，一个很“土”、一个很“洋”，一个很“商业”，一个很“科技”。虽然这两所大学非常不同，但都定位于创新人才的教育。湖畔大学是为了培养具有世界级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西湖大学是为了培养具有世界级创新水平的科学家。这些民办学校探索新模式，创造更加宽松的教育环境，这都是创新人才得以产生的重要因素。 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创新，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创新人才培养。我们缺乏的不是重视，也不是投入，而是创新的思路，创新的方法。 总之，中国需要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创新人才，并不局限于科学家和企业家。这些人才不能依赖同一种教育模式，也不可能都从同一类教育机构中走出来。培养创新人才，教育必须创新。一是需要创新教育模式，二是需要创新的教育机构。如果中国的高等教育能够在教育模式和教育机构这两方面都勇于创新，有所担当，中国高等教育在创新人才的培养上就一定大有希望。文章选自光明微教育，2017年5月31日
2017年6月6日 -
“一带一路”下企业如何更好地“走出去”
——访中外建城市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会长、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焦涌博士 2017年1月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公开会见的第一个中国人--马云。马云为什么能“走出去”？2016年12月6日，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年内第二次来到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建设的重大项目--碧桂园森林城市，第三次现场点赞碧桂园。碧桂园为什么能“走出去”？ 中外建城市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会长、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焦涌博士接受《中国经济报告》记者专访时表示，企业让人尊重是成功的条件之一。 “一带一路”的三个误区 中国经济报告：2017年5月14-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你如何看“一带一路”？ 焦涌：我认为现阶段对“一带一路”的认识有三个误区，第一个误区，认为“一带一路”就是搞建设。就像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建设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城市更新、交通基础设施需要建设，但更需要从整个国民经济和产 业结构角度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结构化设计，如产业发展趋势、细分市场研究 等等。只有规划先行，才能有针对性地走出去。 早在2015年12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讲生态修复、城市修复，这会带来几十万亿的大蛋糕。城市更新需要大量的建设和投资，生态也需要大量的投资建设；高铁时代来临，也需要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诸 如此类的机会国内已经非常多，并不是存在“产能过剩”，才要“走出去”。 从客观上讲，国外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根据我们 做的研究，基础设施的投资拉动水平在30%左右，我们的投资拉动水平是60%到70%以上。这意味着机会多、空间大，挤压效应非常明显。这30年中国的基 础设施建设能力发展比较快，在全世界领先，基建投资“走出去”到海外比较多， 有市场需求。 第二个误区是认为“一带一路”是抢资源。比如哪个国家有矿、有油，我们过去抢资源，这种想法是不对的。站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角度，从自身发展 的角度如何整合资源，如何进行战略性合作，如何解决发展瓶颈问题，这里面有刚性需求。比如“港口”和“码头”的投资建设运营，中国已经搞了几十年，这里面的经验积累、投资运营能力、风险管控能力对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是一种补充，甚至有着极强的互补性需求。这里面的运营服务就是一种特许经营权，但这个特许经营权首先是以服务当地为主，而不仅仅是为我们服务。例如，某企业到了老挝，是姓老还是姓中的问题，我认为一带一路走出去，到了老挝就应该姓老挝，而不是姓中国。如何让中国企业本土化？这或是一带一路真正的价值，如果“一带一路”走出去特别是服务型企业到那里都还属于中国，就会出现问题。这几年，很多实力企业疯狂地进行海外并购，这里面就有一个中国企业是“参股”还是“控股”的问题，对于企业来讲，不言而喻的是，市场为导向最重要，只想控股这并不现实。 第三个误区，“一带一路”走出去是输出产能还是扩大市场？我们不要认为一带一路走出去就是把过剩的产能输出去，而是消化、吸收新兴市场，实现高度融合。对我们来讲是一种供给侧改革，在全球化大市场的今天，一带一路国家有新的需求，所以，我们的供给侧就要改变自身的供给。目前中国很多企业具备了放眼全 球化市场的能力和准备，互联网企业、基础设施建设企业都有走出去的需求。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大力招商引资的时候，基本上是给我们什么，我们就要什么。现在不再是这样。要看到这个国家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不是我们非得要做“梯度转移”，原来打算污染企业往山区转型，现在没机会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如何思考这些问题？最难改的就是“观念”。 从农耕社会到市场经济社会，人的改变历程太漫长，太痛苦。但是当投资拉动来的时候，当我们的产业快速流入的时候是瞬间的变化，而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挑战。例如我们不可能把中国的发展路径照搬到缅甸，希望缅甸这五年像中国的1985-1990年，另外五年像中国的1990-1995年，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我们走出去的最大挑战。我们不能有这样的误区，认为我们走出去埋头干就行了，必须从当地国家的政治、经济、地理、人情、人文、信仰等多角度进行了解熟悉，要多做一些软输出，而不是硬输出，现在我们的“软文化”输出是极其不够的。比如孔子学院早期的想法很好，最好的软文化输出，但是没有做好，这项工作仍然要去做。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让投资拉动？如何解决资本不足的问题？ 焦涌：一些沿线国家发展水平还相对比较落后，虽然有亚投行、丝路基金，虽然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这里面蕴含 的不仅是给它多少钱，而是需要改变它的资本化思维。就像我们改革开放之初， 传统的金融机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先改善的也是这些。比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以及城市更新、城镇化建设的ppp模式等等都是可以借鉴的投资模式。 综合的服务水平，比如互联网思维。现在与以前不一样，以前的服务讲的是人，要改变人，要有服务意识，素质要提升。现在的服务是“基础设施+互联网+纽带”，这时候互联网是一种平台，当今世界对我们而言，整个的服务半径和空间都缩小。以前两个人对话得拍封电报、甚至写信，现在用手机、微信十分便捷。一带一路沿线有的地方没有2G，而中国已经普及4G，现在我们要进入5G时代。这对整个观念来讲需要迭代思维甚至颠覆性的改变。 中外建“走出去”的故事 中国经济报告：请介绍中外建在“一带一路”国家“走出去”的情况？你的切身体会和感受又是如何？ 焦涌：中国外建集团曾是中国最早走出去的国企之一。于1992年成立，当时主要业务是劳务输出，对外的使领馆建设，中国对外的援助建设。后来对外援助使领馆建设的使命到一定阶段后没那么多了，怎么办呢？还是做国内的业务，作为最早一批央企混合所有制改制的企业，成功实现了是由传统的基建型企业，转型成为以投资为主，建设为辅的建设型企业，辅以做产业研究、市场研究和健康养老地产开发等等。我们城市的多功能战略研究给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前段时间我们与一带一路的节点城市安宁签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包括从政府的投融资--基础设施建设--特色小镇的建设，一条龙产业园的整体投资建设运营。其中，中外建城投与安宁市政府发起设立的300亿规模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基金已经启动。 2000年，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2009年我作为中国中小企业家考察团的副团长赴法国。中国驻法国的商会和法国的一些朋友建议我去法国看一看，当时是想做一个中国对外的自贸区。 因为当时中国服装鞋帽行业出现过剩，中国的服装出口有关税，我们想在法国做一个自贸区，服装半成品走出去之后从法国辐射到整个欧盟、非洲。我们与夏斗湖机场的董事长、总裁见面商量，他们有意向愿意拿出10-15平方公里的土地，让我们做一个以服装鞋帽为主的自贸区。 后来遇到了很多问题，中国企业品牌的山寨能力让法国人惊叹，我请他们回来考察中国企业的时候，他们发现了这样的问题。因为中国早期主要是代工，例如法国的一些品牌是中国在代工，他们发现中国的代工做得不错，但在市场上流通很多这样的品牌，而且价格只有120元。他们说在法国这个服装是很贵的，为什么在中国才120元？后来一了解才知道，这个LOGO是假的。所以中国企业当时遇到的问题就是信誉问题，我们对品牌的自信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认知不够。 我们前期投入很多，运作将近两年半的时间，后来法国中央大区叫停，被迫叫停使得我们损失很大。当时我们“走出去”的时候面临的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也将会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走出去，在柬埔寨、越南、缅甸，我们也会做园区。“一带一路”“走出去”对我们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中国经济报告：“走出去”遇到的困难和障碍？ 焦涌：当时我们在法国遇到的问题是，他们认为我们到法国做自贸区，对整个欧盟都是冲击。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套牌的风险太大，会让整个欧洲的品牌受到损失，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防范。为什么会防范我们？即是对我们的认知不够，也是我们自身对品牌重视不够，没有准备好就走出去，彼此间不够熟悉。所以走出去的时候，以什么样的状态走出去很重要。如果我早知道欧洲、法国对中国的服饰，对中国的品牌认知到这种程度，我们绝不会大张旗鼓的，花巨大成本，以这种姿态走出去。所以打铁还得自身硬，为什么我们现在敢说高铁走出去，基建走出去？因为我们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前面提到房地产企业可以走出去，是因为中国高速发展的30多年培养和锤炼了我们的这些能力和经验。互联网企业走出去，投资企业跨国并购等等都是如此。是因为我们的建设水平、开发水平 看得见，成本又低，品质又好，才不会被排斥。当然，走出去还要做好战略布局与市场研究特别是政治环境的综合考量 比如美国对华为的走出去，就产生了排斥，认为我们是在不正当竞争，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马云为什么能“走出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见马云，全世界都认为淘宝做得很好，所以“走出去”对中国企业自身也是个触动。世界已经摆在面前，不管你愿不愿意走出去，市场就在那里，不走出去，就会面临被对手拉下马的危险。从企业自身发展的角度和市场需求角度看肯定是要走出去，早比晚好，当然走出去的前提还是能力和实力的匹配，需求的匹配，认知的匹配。 如何更好地走出去 中国经济报告：狭义地认为“走出去”是过剩产能输出，恐怕不利于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焦涌：一定不能这么讲。会产生反感情绪。但确实是技术力量、人才力量、 资本实力，资本有需求走出去，这是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根本需求。“走出去”的企业一定不要抱着去抢滩、抢资源的态度，要有对让人充分的认知和尊重的角度才能走出去，走得好，才能获取更多的市场空间和机会。 在国家层面讲“一带一路”的时候，特别需要一个整体的一个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就企业而已，组团出海肯定比分散的单打独斗要好，比如福建的企业以商会的方式组团走到了缅甸、柬埔寨的就特别多，成功概率也高。由于与周边国家离得近，对周边的国家熟悉，他们“走出去”的人多了，带动效应就很明显，风险防范能力 也会整体加强。 一带一路要光明正大的走出去，不仅仅是经济层面，要系统性的走出去，文化、经济、金融、服务、人才、理念等方面都要走出去。一带一路倡议没提出来之前，大家走出去都是有钱就赚，没有钱就不干。现在鼓励企业走出去，变成一种国家战略层面的支持，让很多企业认为这是个机遇，但这个机遇来临的时候能否把握好，这个机遇能否变成良机？还是要有个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思考和安排。 中国经济报告：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如何防范风险？ 焦涌：在国家层面，需要经济增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需要投资拉动，他们往往不缺劳动力，而是需要资金、需要技术和人才、需要经验，要能解决发展的问题，这是根本。但谁来投资？能带来什么？投资安全吗？能不能得到预期回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于投资双方都有一个相互理解和认识的过程，而价值观要相似、相通，民心相通，金融要融通。为什么要融通？货币在那儿相互兑换要方便，投资体系要能没有界限的链接起来，商业模式能够彼此融合，至少要有利可图。 最大的投资风险是政策环境，地缘政治有影响，政治不稳定，货币不稳定等，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整体走出去就是要从根本上共同、系统防范风险，而不是仅仅靠一个企业，一个项目走出去。这样一带一路战略就没价值了，要从战略层面思考这个问题，系统性地解决问题。而不是说完战略之后没有战术安排了，各打各的，单兵作战。 组团出去，包括企业，要发挥民间的力量，许多走出去的企业家是民营企业 家，因为他们的嗅觉最敏锐，他们在机遇面前没有任何的局限，没有束缚，对市场的反应最敏锐。由于嗅觉敏锐，经过几十年的摸爬滚打，侨二代侨三代华侨的免疫力很强，更加接地气，抗风险能力更强。反而是央企和大国企走出去后瞻前顾后，反而在风险防范能力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央企“走出去”缺乏接地气的历史，都是援建出去的多，专业化判断和市场化检验的少，效益盈亏不敏感。而民营企业走出去首先要盈利，否则走不出去，那这个时候就要靠非常市场化的机构，非常市场化的人和信息资源，而且首先是要先融入再发展。像华为“走出去”，是靠自身的成长力量成长起来的。 一带一路倡议引导着资本走出去，同时，要把沿线带起来。我的理解是，比如四川、贵州、云南这些内陆地方，正是迎合了一带一路把腹地资源向外释放，与海洋经济带的“背向而驰”，恰好把长江沿线以西的区域全都带动起来。像欧亚大陆通了，义乌到德国的火车开通了，带来物流条件的改善，把我们很多产品，产能通过交通基础设施运出去。建设当中也能把地方的资源充分的挖掘出来，最大化的展现价值。 我们讲一带一路走出去，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也应该走出去，与基建一样，是最有竞争力的一个元素，这不能忽视。现在是硬件走出去，软件更要走出去，企业家走出去，文人、艺术家也要走出去，学者也要走出去。 我说的组合是金融家要“走出去”，顾问团队要“走出去”，艺术家要“走出去”，人文学者要“走出去”，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把中国的综合的实力要集中展示。比如企业有马云的阿里巴巴“走出去”，中交建、中铁“走出去”，同时还要有余秋雨“走出去”、范增“走出去”，这个需求不是我们强加于谁，而是这种文化的力量能够影响和提升引导，挖掘一带一路协调发展的理念价值、文化价值。 中国经济报告：纸上谈兵肯定走不出去。你如何看华侨在当前“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走出去”中的作用？中国企业又该怎样“走出去”？ 焦涌：现在一带一路战略是国家在引导，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是不行的，这个时候应该是一种有形的手去引导。第一，华侨要动员起来；第二，多领域合作要系统安排，组团出去，整体出去，在产业结构上研究每个国家的特点和需求，量体裁衣。因为一带一路沿线的每个国家国情不一样，发展阶段不一样，需求不一样，资源情况不一样，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应当根据不同的国家量身订做。 30年前中国就有人开始在海外发展了，福建华侨、浙江人在海外，在西班牙，在法国的很多，依托于前辈华侨，经在海外的老乡、故交推荐和介绍，“一带一路”走出去的情感是相通的，在五通指数当中，民心相通很重要。如果是个陌生人去缅甸，认知还是有很大的落差和距离，很难很快的决策，要走出去很难。所以，“一带一路”在走出去的时候还是要发挥华侨的带动作用，我们历来都重视华侨的作用。 一带一路要发挥侨二代、侨三代的连带、纽带作用，然后通过我们的综合实力走出去。我们再组个团，比如做基建、地产、互联网、科技类，做产业园开发，再绑着很多产能资源的企业走出去，这是一个整体的合作，需要一揽子解决方案， 就像我们跟国内政府合作，我们要一揽子解决方案，其实我们走出去也是一样。从投融资到产业顶层设计规划，到具体的项目落地，都需要一揽子解决方案。 “一带一路”研究什么？是怎么做的问题。例如，我们研究缅甸，“一带一路”中的缅甸有何机会，研究缅甸拥有什么，还需要什么，我们该提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几个国家之间，或者两个国家之间互动，企业参与、政府参与，该怎么互动？研究项目，多搞商贸洽谈会、文化交流活动。国家和国家之间、国家和企业之间，搞好经贸洽谈会合作，多研究具体解决方案，才是最务实的合作。 文章选自《中国经济报告》，2017年第6期
2017年6月6日 -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率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丰电子”、“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5,469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696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国信证券(12.980, 0.03, 0.23%)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5,469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29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16%；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179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9.84%，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64元/股。 江丰电子于2017年6月5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江丰电子”股票2,179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17年6月7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17年6月7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7年6月7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公告披露违约情况，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311,637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39,576,746,000股，配号总数为279,153,492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279153492。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405.54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16%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46.9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922.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352644702%，有效申购倍数为2,835.72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17年6月6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10栋2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17年6月7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6月6日
2017年6月6日 -
郑永年：普京能带领俄罗斯复兴吗？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编者按：3月26日，俄罗斯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反政府示威游行，数万百姓走上街头抗议腐败，矛头直指梅德韦杰夫，强烈要求这位前总统、现任总理下台。尽管俄罗斯官方和非官方对参与人数多少的统计有很大的不同，但这次游行示威的确是全国性的。郑永年教授认为，考虑到俄国对游行示威有严厉的控制，这可说是近年来俄国反对党以反腐败为名所组织的一次成功的抗议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抗议的是总理梅德韦杰夫，但大家都知道针对的就是总统普京，因为前者仅仅是后者的一个“代理”罢了。普京是很多领袖崇拜的对象在当今国际社会，普京可是很多国家的领袖所崇拜的对象。无穷的个人魅力、“战斗民族”不屈的性格、高超的政治操作手段、至高无上的权威、对“敌人”的毫不留情、对国家利益赤裸裸的追求，有太多的“政治品德”表现在这位领导人身上了。就连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不仅公开对普京表示羡慕，而且展现出要和普京及俄国改善关系的真诚而强烈的愿望。的确，从表面看，普京治下的俄罗斯让人觉得“了不起”。首先是政局稳定。去年俄罗斯刚刚举行了国家杜马（俄罗斯议会下院）的选举，在一共450席中，普京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占了343席。而在地方层面，各级官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统一俄罗斯党党员。也就是说，普京牢牢掌握着政权，反对党的影响微乎其微。自民主化以来，俄罗斯最担忧的莫过于西方通过反对党来影响俄罗斯内部政治。普京掌握政权以来，在这方面主要通过打压反对派、立法、政策等做了大量的努力，使得现在西方很难再在俄罗斯找到有效的“内部代理人”。不仅如此，这些年里，普京通过各种举措，大大激发了俄罗斯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一方面是树立俄罗斯民众的强国意识，另一方面是从各方面批评和反击西方，主要是西方对俄罗斯的干预。在现实生活中，因为西方民主本身这些年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因为西方对俄罗斯的影响力的减弱（较之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今天大部分俄罗斯民众都认为俄罗斯应当走自己的道路，而不要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模式。俄罗斯的强大还表现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直到今天，俄罗斯仍然是世界上第二大军事力量。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主要是在前苏联时代建立起来的。苏联解体之后，军事力量也开始衰落，但衰落主要表现在军事组织和军费方面，而非技术方面。普京在组织和经费方面重组军队，结合其所拥有的技术，再次振兴俄罗斯军队。近年来，无论在乌克兰还是在中东（叙利亚），结合其高超的外交，俄罗斯军队都有出色的表现。即使就最薄弱的经济环节而言，俄罗斯也没有像一些西方观察家所说的处于“崩溃”状态。普京掌权的早期，大力发展国内经济，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近年来，经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没有崩盘；并且俄罗斯民众的忍受能力很强，他们充分理解俄罗斯经济的现状，并且把经济现状的恶化归之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即能源价格变化和西方的制裁。受强大的民族主义精神的支撑，这些因为“外在原因”造成的经济困难，对大多数俄罗斯民众来说是可以承受的。表面的成就很难奠定复兴的基础所以一般认为，普京终于终结了俄罗斯自前苏联解体以来的一路衰落，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俄罗斯可以从普京开始再次走向复兴了。但是，这些表面上的成就很难奠定俄罗斯复兴的基础。无论哪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最主要标志是制度，即一套新的制度的出现。强人的出现对这套制度的出现至为关键，因为新制度不会从天而降，新制度是需要强人去造就的。不过，强人的出现不见得一定会导致新制度的出现；如果强人只是为了自己，那就很难把自己的权威转化成为新制度。如果这样，那么强大的只是这个强人，而非制度。今天的俄罗斯就面临着这种情况。普京塑造了一个强大的自己，但其治下的俄罗斯则很脆弱。人物变了，俄罗斯文化没有变化；制度形式变了，制度的本质没有变。在很大程度上，俄罗斯仍然面临前苏联的问题，普京能否逃避前苏联及其命运，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普京可以说是“受命于”国家危难时刻。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是典型的寡头时代。寡头当道，他们不仅主宰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也是俄罗斯政治的实际操盘手。更为重要的是，寡头们没有一点国家利益观念，勾结外国（西方）力量影响俄罗斯内政，出卖国家利益。新的寡头替代了老的寡头 因此，普京2000年一上台就不惜一切手段整治寡头。首先，寡头们必须离开政治。当时寡头得到的明确指令是他们必须放弃政治野心，才能得到中央的保护，继续在俄罗斯生存和发展。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很多不服的寡头开始流亡国外，有政治野心的则锒铛入狱。但是，普京不仅没有在制度层面解决寡头问题，反而以新的寡头替代了老的寡头，所不同的是新寡头的政治立场。在普京治下，亲政府超级富豪成为了新的寡头，并且成为克里姆林宫权力网络的一部分。这么多年下来，普京仍然没有改变经济格局，俄罗斯仍然是寡头经济结构。直到今天，俄罗斯仍然是原料经济，经济结构单一，中小企业发展不起来。在欧盟国家，中小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但在俄罗斯只占15%左右。一些方面，在中国人看来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俄罗斯的资源那么丰富，简单的民生经济就是发展不起来。有人说，中国一些县长可以解决的民生经济问题，普京就是做不到。这种说法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俄罗斯中小企业的不发达，除了上述寡头经济结构之外，还有意识形态和政治原因。俄罗斯的一些较小政党主张发展中小企业，但这些政党经常被执政党怀疑，认为他们有政治野心，因此正确的主张受到打压，不能转化成为有效的政策。在寡头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挤压下，俄罗斯的中小企业没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尽管有实际上的需求。普京执政初期，经济发展快，老百姓感受到了进步。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经济实在太不好，基础低。到今天，尽管俄罗斯的经济并不是那么坏，但年轻一代已经感受不到国家经济的进步，至少不能再享受他们父母辈所享受的经济好时光了。无疑，这也是这次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的经济背景。普京不是建立制度而是破坏制度不过，荒唐的是，外交的成功对内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负面作用。普京面临的两难是：西方越反对普京的外交，内部民众越是支持他。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普京越是施展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越能赢得国内民众的欢迎，尤其是小城镇和底层社会群体的支持；但同时，普京越受民众欢迎，越能掩盖国内不断积累起来的矛盾。也就是说，当普京可以从强硬的外交政策方面获取足够的合法性资源时，他无需通过内部的发展来获得民众的支持。不过，就俄罗斯内部发展而言，强硬外交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现在，在外交上，俄罗斯已经成为美国和西方的公开“敌人”，很难通过和西方改善关系来发展经济。特朗普意在改善和俄国关系的努力受挫，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普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确立新制度，而是相反，即破坏制度。为了掌握政权，普京进行了难以令人相信的政治操作。从总统变成总理，再从总理变为总统，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不难发现，无论是体制内外，普京的所为不是以制度建设为中心，而是以个人权力为中心的，结果造成了制度弱化而个人权力强化的局面。无论是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还是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错失了制度转型和建设的机遇，今天的普京仍然在错失机遇。普京这些年通过努力所掌握的权力，赋权他进行有效的制度建设，但普京并没有这样做。结果，站在一个强大的普京背后的便是一个微弱的俄罗斯。如果普京能够支撑这个国家，那么普京之后呢？在很多方面，普京的俄罗斯仍然没有走出前苏联模式。尽管政权的支持率仍然很高，但这个支持率主要来自普京本人，而非体制。在前苏联时代，政权的投票支持率几乎可以高达百分之百，也没有人预测苏联的解体，但它最后的确解体了。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俄罗斯文化的本质，即一种“危机产生强人、强人制造危机”的循环。不过，这绝对不是一种好的循环，而是恶性循环。历史会重复，但不会简单地重复；历史往往具有戏剧性质，才能为其本身增添一点颜色。强人普京导演下的俄罗斯，上演着一幕幕使人眼花缭乱的戏剧，但人们需要很大的耐心和智力去观看和理解其背后的意义。文章选自凤凰国际智库，2017年6月3日
2017年6月6日 -
【澎湃新闻】释新闻丨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对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几何
6月2日，德国柏林，人们抗议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东方IC 图 尽管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但许多专家都认为，这在短期内并不意味着美国将减少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多名专家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分权体制，为美国保持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承诺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美国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其实不是民主党，而是加利福尼亚州。”在6月2日于全球化智库（CCG）举行的一场演讲中，长期观察全球化问题的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谈及气候变化问题时表示，美国各州之间差异巨大的产业特点和复杂的利益结构将让特朗普的意志难以得到完全贯彻。 “加州一个州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就业比整个美国的煤炭产业的都多，再加上加州还拥有自己独立的环境法规，”弗里德曼表示，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特朗普的意志和力量将会受到相当大的制约。 至少从目前许多州的表态来看，弗里德曼的看法并非盲目乐观。就在6月1日特朗普宣布“退出”的决定后不久，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民主党人杰瑞·布朗（Jerry Brown）就发布了一份措辞尖锐的声明，连用4个“错误”来形容特朗普的决定，并称加州“作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将继续贯彻巴黎协定。另外，布朗还与纽约州长安德鲁·库墨、华盛顿州长杰伊·英斯利共同宣布成立“气候变化联盟”，继续保持《巴黎协定》中的相关承诺。 此外，弗里德曼还认为，美国能源市场的现状也将给特朗普“上课”。在弗里德曼看来，美国过去几年内关闭了大量的煤矿，其中与《巴黎协定》和奥巴马政策有关的因素非常少，但主要的原因是科技的发展降低了天然气的价格。“特朗普说美国要回到煤炭时代，但有多少能源的消费者会认同这一点？这些能源消费者的下一代里有大量认同环保价值，认可气候变化危害的人，他们中又有多少人会认同这一点呢？” “比自然母亲更加有力的，就只有欲望父亲。”弗里德曼表示，特朗普放弃清洁能源的方案最终将被证明并不经济，“另外，来自社区和民众的力量也将是强大的。” 研究美国政治体制的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刁大明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下，如果联邦政府想要约束各州在环境政策方面与它保持一致，可供采取的政策手段其实相对有限， “例如，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给各州政府施加财政压力，或是通过最高法院的判决形成一些不利于各州法律的判例。但这些手段大都过于间接，并且也无法保证一定能起到预期的效果。”文章选自澎湃新闻，2017年6月4日
2017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