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下企业如何更好地“走出去”
2017年6月6日——访中外建城市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会长、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焦涌博士
2017年1月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公开会见的第一个中国人–马云。马云为什么能“走出去”？2016年12月6日，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年内第二次来到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建设的重大项目–碧桂园森林城市，第三次现场点赞碧桂园。碧桂园为什么能“走出去”？ 中外建城市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会长、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焦涌博士接受《中国经济报告》记者专访时表示，企业让人尊重是成功的条件之一。
“一带一路”的三个误区
中国经济报告：2017年5月14-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你如何看“一带一路”？
焦涌：我认为现阶段对“一带一路”的认识有三个误区，第一个误区，认为“一带一路”就是搞建设。就像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建设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城市更新、交通基础设施需要建设，但更需要从整个国民经济和产 业结构角度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结构化设计，如产业发展趋势、细分市场研究 等等。只有规划先行，才能有针对性地走出去。
早在2015年12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讲生态修复、城市修复，这会带来几十万亿的大蛋糕。城市更新需要大量的建设和投资，生态也需要大量的投资建设；高铁时代来临，也需要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诸 如此类的机会国内已经非常多，并不是存在“产能过剩”，才要“走出去”。
从客观上讲，国外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根据我们 做的研究，基础设施的投资拉动水平在30%左右，我们的投资拉动水平是60%到70%以上。这意味着机会多、空间大，挤压效应非常明显。这30年中国的基 础设施建设能力发展比较快，在全世界领先，基建投资“走出去”到海外比较多， 有市场需求。
第二个误区是认为“一带一路”是抢资源。比如哪个国家有矿、有油，我们过去抢资源，这种想法是不对的。站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角度，从自身发展 的角度如何整合资源，如何进行战略性合作，如何解决发展瓶颈问题，这里面有刚性需求。比如“港口”和“码头”的投资建设运营，中国已经搞了几十年，这里面的经验积累、投资运营能力、风险管控能力对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是一种补充，甚至有着极强的互补性需求。这里面的运营服务就是一种特许经营权，但这个特许经营权首先是以服务当地为主，而不仅仅是为我们服务。例如，某企业到了老挝，是姓老还是姓中的问题，我认为一带一路走出去，到了老挝就应该姓老挝，而不是姓中国。如何让中国企业本土化？这或是一带一路真正的价值，如果“一带一路”走出去特别是服务型企业到那里都还属于中国，就会出现问题。这几年，很多实力企业疯狂地进行海外并购，这里面就有一个中国企业是“参股”还是“控股”的问题，对于企业来讲，不言而喻的是，市场为导向最重要，只想控股这并不现实。
第三个误区，“一带一路”走出去是输出产能还是扩大市场？我们不要认为一带一路走出去就是把过剩的产能输出去，而是消化、吸收新兴市场，实现高度融合。对我们来讲是一种供给侧改革，在全球化大市场的今天，一带一路国家有新的需求，所以，我们的供给侧就要改变自身的供给。目前中国很多企业具备了放眼全 球化市场的能力和准备，互联网企业、基础设施建设企业都有走出去的需求。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大力招商引资的时候，基本上是给我们什么，我们就要什么。现在不再是这样。要看到这个国家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不是我们非得要做“梯度转移”，原来打算污染企业往山区转型，现在没机会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如何思考这些问题？最难改的就是“观念”。
从农耕社会到市场经济社会，人的改变历程太漫长，太痛苦。但是当投资拉动来的时候，当我们的产业快速流入的时候是瞬间的变化，而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挑战。例如我们不可能把中国的发展路径照搬到缅甸，希望缅甸这五年像中国的1985-1990年，另外五年像中国的1990-1995年，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我们走出去的最大挑战。我们不能有这样的误区，认为我们走出去埋头干就行了，必须从当地国家的政治、经济、地理、人情、人文、信仰等多角度进行了解熟悉，要多做一些软输出，而不是硬输出，现在我们的“软文化”输出是极其不够的。比如孔子学院早期的想法很好，最好的软文化输出，但是没有做好，这项工作仍然要去做。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让投资拉动？如何解决资本不足的问题？
焦涌：一些沿线国家发展水平还相对比较落后，虽然有亚投行、丝路基金，虽然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这里面蕴含 的不仅是给它多少钱，而是需要改变它的资本化思维。就像我们改革开放之初， 传统的金融机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先改善的也是这些。比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以及城市更新、城镇化建设的ppp模式等等都是可以借鉴的投资模式。
综合的服务水平，比如互联网思维。现在与以前不一样，以前的服务讲的是人，要改变人，要有服务意识，素质要提升。现在的服务是“基础设施+互联网+纽带”，这时候互联网是一种平台，当今世界对我们而言，整个的服务半径和空间都缩小。以前两个人对话得拍封电报、甚至写信，现在用手机、微信十分便捷。一带一路沿线有的地方没有2G，而中国已经普及4G，现在我们要进入5G时代。这对整个观念来讲需要迭代思维甚至颠覆性的改变。
中外建“走出去”的故事
中国经济报告：请介绍中外建在“一带一路”国家“走出去”的情况？你的切身体会和感受又是如何？
焦涌：中国外建集团曾是中国最早走出去的国企之一。于1992年成立，当时主要业务是劳务输出，对外的使领馆建设，中国对外的援助建设。后来对外援助使领馆建设的使命到一定阶段后没那么多了，怎么办呢？还是做国内的业务，作为最早一批央企混合所有制改制的企业，成功实现了是由传统的基建型企业，转型成为以投资为主，建设为辅的建设型企业，辅以做产业研究、市场研究和健康养老地产开发等等。我们城市的多功能战略研究给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前段时间我们与一带一路的节点城市安宁签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包括从政府的投融资–基础设施建设–特色小镇的建设，一条龙产业园的整体投资建设运营。其中，中外建城投与安宁市政府发起设立的300亿规模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基金已经启动。
2000年，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2009年我作为中国中小企业家考察团的副团长赴法国。中国驻法国的商会和法国的一些朋友建议我去法国看一看，当时是想做一个中国对外的自贸区。
因为当时中国服装鞋帽行业出现过剩，中国的服装出口有关税，我们想在法国做一个自贸区，服装半成品走出去之后从法国辐射到整个欧盟、非洲。我们与夏斗湖机场的董事长、总裁见面商量，他们有意向愿意拿出10-15平方公里的土地，让我们做一个以服装鞋帽为主的自贸区。
后来遇到了很多问题，中国企业品牌的山寨能力让法国人惊叹，我请他们回来考察中国企业的时候，他们发现了这样的问题。因为中国早期主要是代工，例如法国的一些品牌是中国在代工，他们发现中国的代工做得不错，但在市场上流通很多这样的品牌，而且价格只有120元。他们说在法国这个服装是很贵的，为什么在中国才120元？后来一了解才知道，这个LOGO是假的。所以中国企业当时遇到的问题就是信誉问题，我们对品牌的自信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认知不够。
我们前期投入很多，运作将近两年半的时间，后来法国中央大区叫停，被迫叫停使得我们损失很大。当时我们“走出去”的时候面临的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也将会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走出去，在柬埔寨、越南、缅甸，我们也会做园区。“一带一路”“走出去”对我们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中国经济报告：“走出去”遇到的困难和障碍？
焦涌：当时我们在法国遇到的问题是，他们认为我们到法国做自贸区，对整个欧盟都是冲击。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套牌的风险太大，会让整个欧洲的品牌受到损失，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防范。为什么会防范我们？即是对我们的认知不够，也是我们自身对品牌重视不够，没有准备好就走出去，彼此间不够熟悉。所以走出去的时候，以什么样的状态走出去很重要。如果我早知道欧洲、法国对中国的服饰，对中国的品牌认知到这种程度，我们绝不会大张旗鼓的，花巨大成本，以这种姿态走出去。所以打铁还得自身硬，为什么我们现在敢说高铁走出去，基建走出去？因为我们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前面提到房地产企业可以走出去，是因为中国高速发展的30多年培养和锤炼了我们的这些能力和经验。互联网企业走出去，投资企业跨国并购等等都是如此。是因为我们的建设水平、开发水平 看得见，成本又低，品质又好，才不会被排斥。当然，走出去还要做好战略布局与市场研究特别是政治环境的综合考量 比如美国对华为的走出去，就产生了排斥，认为我们是在不正当竞争，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马云为什么能“走出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见马云，全世界都认为淘宝做得很好，所以“走出去”对中国企业自身也是个触动。世界已经摆在面前，不管你愿不愿意走出去，市场就在那里，不走出去，就会面临被对手拉下马的危险。从企业自身发展的角度和市场需求角度看肯定是要走出去，早比晚好，当然走出去的前提还是能力和实力的匹配，需求的匹配，认知的匹配。
如何更好地走出去
中国经济报告：狭义地认为“走出去”是过剩产能输出，恐怕不利于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焦涌：一定不能这么讲。会产生反感情绪。但确实是技术力量、人才力量、 资本实力，资本有需求走出去，这是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根本需求。“走出去”的企业一定不要抱着去抢滩、抢资源的态度，要有对让人充分的认知和尊重的角度才能走出去，走得好，才能获取更多的市场空间和机会。
在国家层面讲“一带一路”的时候，特别需要一个整体的一个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就企业而已，组团出海肯定比分散的单打独斗要好，比如福建的企业以商会的方式组团走到了缅甸、柬埔寨的就特别多，成功概率也高。由于与周边国家离得近，对周边的国家熟悉，他们“走出去”的人多了，带动效应就很明显，风险防范能力 也会整体加强。
一带一路要光明正大的走出去，不仅仅是经济层面，要系统性的走出去，文化、经济、金融、服务、人才、理念等方面都要走出去。一带一路倡议没提出来之前，大家走出去都是有钱就赚，没有钱就不干。现在鼓励企业走出去，变成一种国家战略层面的支持，让很多企业认为这是个机遇，但这个机遇来临的时候能否把握好，这个机遇能否变成良机？还是要有个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思考和安排。
中国经济报告：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如何防范风险？
焦涌：在国家层面，需要经济增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需要投资拉动，他们往往不缺劳动力，而是需要资金、需要技术和人才、需要经验，要能解决发展的问题，这是根本。但谁来投资？能带来什么？投资安全吗？能不能得到预期回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于投资双方都有一个相互理解和认识的过程，而价值观要相似、相通，民心相通，金融要融通。为什么要融通？货币在那儿相互兑换要方便，投资体系要能没有界限的链接起来，商业模式能够彼此融合，至少要有利可图。
最大的投资风险是政策环境，地缘政治有影响，政治不稳定，货币不稳定等，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整体走出去就是要从根本上共同、系统防范风险，而不是仅仅靠一个企业，一个项目走出去。这样一带一路战略就没价值了，要从战略层面思考这个问题，系统性地解决问题。而不是说完战略之后没有战术安排了，各打各的，单兵作战。
组团出去，包括企业，要发挥民间的力量，许多走出去的企业家是民营企业 家，因为他们的嗅觉最敏锐，他们在机遇面前没有任何的局限，没有束缚，对市场的反应最敏锐。由于嗅觉敏锐，经过几十年的摸爬滚打，侨二代侨三代华侨的免疫力很强，更加接地气，抗风险能力更强。反而是央企和大国企走出去后瞻前顾后，反而在风险防范能力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央企“走出去”缺乏接地气的历史，都是援建出去的多，专业化判断和市场化检验的少，效益盈亏不敏感。而民营企业走出去首先要盈利，否则走不出去，那这个时候就要靠非常市场化的机构，非常市场化的人和信息资源，而且首先是要先融入再发展。像华为“走出去”，是靠自身的成长力量成长起来的。
一带一路倡议引导着资本走出去，同时，要把沿线带起来。我的理解是，比如四川、贵州、云南这些内陆地方，正是迎合了一带一路把腹地资源向外释放，与海洋经济带的“背向而驰”，恰好把长江沿线以西的区域全都带动起来。像欧亚大陆通了，义乌到德国的火车开通了，带来物流条件的改善，把我们很多产品，产能通过交通基础设施运出去。建设当中也能把地方的资源充分的挖掘出来，最大化的展现价值。
我们讲一带一路走出去，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也应该走出去，与基建一样，是最有竞争力的一个元素，这不能忽视。现在是硬件走出去，软件更要走出去，企业家走出去，文人、艺术家也要走出去，学者也要走出去。
我说的组合是金融家要“走出去”，顾问团队要“走出去”，艺术家要“走出去”，人文学者要“走出去”，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把中国的综合的实力要集中展示。比如企业有马云的阿里巴巴“走出去”，中交建、中铁“走出去”，同时还要有余秋雨“走出去”、范增“走出去”，这个需求不是我们强加于谁，而是这种文化的力量能够影响和提升引导，挖掘一带一路协调发展的理念价值、文化价值。
中国经济报告：纸上谈兵肯定走不出去。你如何看华侨在当前“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走出去”中的作用？中国企业又该怎样“走出去”？
焦涌：现在一带一路战略是国家在引导，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是不行的，这个时候应该是一种有形的手去引导。第一，华侨要动员起来；第二，多领域合作要系统安排，组团出去，整体出去，在产业结构上研究每个国家的特点和需求，量体裁衣。因为一带一路沿线的每个国家国情不一样，发展阶段不一样，需求不一样，资源情况不一样，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应当根据不同的国家量身订做。
30年前中国就有人开始在海外发展了，福建华侨、浙江人在海外，在西班牙，在法国的很多，依托于前辈华侨，经在海外的老乡、故交推荐和介绍，“一带一路”走出去的情感是相通的，在五通指数当中，民心相通很重要。如果是个陌生人去缅甸，认知还是有很大的落差和距离，很难很快的决策，要走出去很难。所以，“一带一路”在走出去的时候还是要发挥华侨的带动作用，我们历来都重视华侨的作用。
一带一路要发挥侨二代、侨三代的连带、纽带作用，然后通过我们的综合实力走出去。我们再组个团，比如做基建、地产、互联网、科技类，做产业园开发，再绑着很多产能资源的企业走出去，这是一个整体的合作，需要一揽子解决方案， 就像我们跟国内政府合作，我们要一揽子解决方案，其实我们走出去也是一样。从投融资到产业顶层设计规划，到具体的项目落地，都需要一揽子解决方案。
“一带一路”研究什么？是怎么做的问题。例如，我们研究缅甸，“一带一路”中的缅甸有何机会，研究缅甸拥有什么，还需要什么，我们该提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几个国家之间，或者两个国家之间互动，企业参与、政府参与，该怎么互动？研究项目，多搞商贸洽谈会、文化交流活动。国家和国家之间、国家和企业之间，搞好经贸洽谈会合作，多研究具体解决方案，才是最务实的合作。
文章选自《中国经济报告》，201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