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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造势 新人口规划预示将全面鼓励生育
2017年1月25日，国务院发布《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该规划提出的主要目标是，总和生育率逐步提升并稳定在适度水平，2020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4.2亿人左右，2030年达到14.5亿人左右。之前的人口规划只是给出人口总量不得逾越的控制目标，而这次规划则是确定人口总量要达到的预期目标。这种差异反映了国务院已经否定了人口越少越好的思路，而且认为目前生育率过低，需要提升。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和确保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决心。一、实现人口规划目标需要全面鼓励生育 逐步提升生育率，让全国人口在2020年达到14.2亿，到2030年达到14.5亿，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目标。但在目前的人口形势下，实现这一规划目标的困难远超一般人的想象。除非执行部门把这个纲领性文件当成一张废纸，否则两年内全面放开并同时开始大力鼓励生育将是不二选择。 首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总人口在2016年底为13.83亿。如果到2020年总人口要达到14.2亿，四年内要增加3700多万人。这四年平均每年死亡人数至少有1000万，这意味着这四年要出生至少7700（即3700+4*1000）万人，平均每年需要出生至少1900万人。但出生人口只有在2017出生高峰时，才会达到或接近1900万的水平；在2018年以后，随着生育堆积结束及育龄高峰期女性的快速减少，出生人口将开始急剧萎缩，并显著低于1900万。因此，要实现2020年总人口达到14.2亿的目标，最晚在2018年就需全面放开生育，并同时开始大力鼓励生育。 比起2020年达到14.2亿的目标来说，在2030年达到14.5亿将更加艰难。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死亡率年龄分布，由2016年死亡977万反推的预期寿命大约为77.5岁。由此可计算出，从2017到2030年，死亡人数将达到1.72亿；就算这段时间预期寿命可以达到并稳定在80岁，那死亡人数也有1.58亿。因此，从2014到2030年，要让我国总人口从13.83亿增至14.5亿，至少需要出生2.25（即14.5-13.83+1.58）亿到2.39（即14.5-13.83+1.72）亿人，平均每年需要出生1600万到1700万人。根据统计局的数据，过去10年我国每年出生人口基本稳定在1500万到1700万之间，但这些出生人口所对应的父母辈主体是80后和90初，每岁有2000到3000万人，平均约2400万人。 而从2017到2030年，生育的主体是90末和00后，这辈人每岁只有1400万到1600万人，平均只有1500多万人；他们要生育1600万到1700万人，意味着平均每对夫妻的生育数量（即生育率）至少要比80末和90后高出50%以上，乃至达到更替水平才有可能。 在一个正常社会中，不同家庭的生育意愿千差万别。假定意愿孩子数呈如下的分布：6、3、2、2、1、1、0，且所有家庭都能如愿生育，那一共7个家庭将拥有15个孩子，生育率为2.14，勉强接近中国所需的2.2的更替水平。而在这15个孩子中，来自三孩或六孩家庭的有9个，占总数的3/5；来自两孩家庭的孩子只有4个；而独生子女只有2个，不到总数的1/7。这也意味着，当来自三孩和三孩以上家庭的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才刚处于更替水平。但在全面二孩政策下，上述家庭的生育数量将分别变成2、2、2、2、1、1、0，即7个家庭总共生育10个孩子，生育率仅为1.43。这说明，当人们感觉二孩家庭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了。在这种生育水平下，2017年到2030年面临生育的每岁1400万到1600万人中，每年平均将只能出生930（即1400*1.43*100/(100+115)）万到1060（即1400*1.43*100/(100+115))万左右孩子，这个数据只有人口规划要求的每年1570万到1720万的约60%。二、全面鼓励生育蓄势待发 面对如此之大的缺口，别说全面二孩，就是完全放开生育都远远不够。实际上，同属中华文化圈的台湾、新加坡、香港、澳门的家庭平均生育率在最近的2014年分别仅有1.07、1.25、1.23、1.24，处于全球最低之列。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生育文化遭受的破坏远没有中国大陆严重，并且还在鼓励生育。在长期一胎化的影响下，中国城市已经把一胎化当成正常的默认状态，而农村在向城市看齐，这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过去一二十年的各种生育意愿调查显示，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都已经低于日本、韩国。而且，随着城市化和教育水平的提升，生育意愿面临下行的压力。在这种情况，要把生育率提升50%，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既然有如此雄心勃勃的规划，那也一定会推出相应的措施来实现规划的目标。我们欣慰地看到，2017年的春晚的多个节目都透出了生育甚至多育的理念。比如，小品《真情永驻》的主角给之前未能出生的儿子取名“孙一串”，最后宣示“要就要两个，双卡双待”；相声剧《信任》的背景是主角要去看刚生孩子的妻子，小品《大城小爱》调侃道“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而相声《姥说》的主题是老人帮忙带外孙，小品《老伴》则反映了老龄化的挑战。更为特别的是，初一央视一套《欢乐中国人》栏目更是出现多个呈现大家庭欢乐与祥和气氛的节目，包括深圳四胞胎、安徽十姐妹、陕西四世同堂；节目还透露四世同堂中的爷爷还作为全国文明家庭的代表接受过习近平主席的接见。这一系列赞扬多兄弟姐妹和大家庭的节目与1990年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嘲笑和丑化多育家庭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制度方面，新的人口规划也明确指出，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落实和完善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在我国出生人口在2018年之后面临崩塌式萎缩的趋势下，这意味着各地方和各部门的职责将是提升生育率，而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降低养育负担，全面鼓励生育将是确保实现人口规划目标的必要条件。实际上，2017年1月22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按照中央的要求，国务院40多个部门已明确分工，推进全面二孩政策落实。”三、确保数据的准确性是成功实施人口规划的必要条件 早在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就强调：“要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真抓实干，勇于担当，言必信、行必果，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 因此，国务院人口规划的目标绝不会是儿戏。我们还注意到，人口规划在实施部分特别提出，在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加强人口中长期预测。健全人口动态监测和评估体系，科学监测和评估人口变动情况及趋势影响。这反映了国务院充分认识到准确预测人口趋势的重要性，力求避免错误的预测误导决策。 2014年3月，时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在《人口研究》发文称，全面二孩后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人，而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教授在2014年第20卷第6期的文章判断，翟振武教授这一研究是在2011年之前完成的，其结论很可能直接影响了政府的决策；从乔晓春教授的文章内容来看，翟振武教授的结论可能是政府在2013年年底启动单独二孩，而非全面二孩政策的重要原因。从目前的情况来看，2015年全面二孩实施后的出生人口峰值难以超过2000万。扣除政策放开之前约1500万的基数，全面二孩新增的出生人口在高峰年最多不超过500万，只有翟振武估算的3495万（即4995-1500）的1/7。尽管翟振武教授的估算所对应的放开时间略早，但差异如此之大不是简单的失误可以解释。我们相信，在国务院新的人口规划实施过程中，如此误导决策的预测错误决不能被容忍。 比预测错误更为严重的是刻意歪曲甚至造假。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生育率仅有1.23，但计划生育部门以漏报严重为由，把大幅调高后的1.8作为人口政策的基本依据达10年之久。而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核实当年的生育率显著低于1.4，说明当年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漏报，但把生育率上调46%（即(1.8-1.23)/1.23）违反了基本的学术伦理甚至常识，直接后果是严重贻误了应对低生育率危机的时机。实际上，目前的人口数据自相矛盾及其引起的困惑比起2000年的情况过之而无不及。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1%的抽样调查（俗称人口小普查）数据，当年生育率仅有1.05，由此生育率推算的出生人口仅有1160万左右，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却是1655万，两者相差达500万之巨。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回测，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都高存在高估，高估幅度从数十万到近300万不等；另一方面，由每年抽样调查推算得出的出生人口却非常接近人口普查的回测数据。如果这种现象依然存在，那现在每年出生人口将更接近1300万，而不是公布的1700多万。要是果真如此，实现人口规划目标的困难程度将还要高一个数量级。 2015年1月17日，辽宁省省长陈求发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承认，2011年到2014年，辽宁省所辖市、县存在财政数据造假。对此，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提到：“辽宁省此前搞假数字、带水分的财政收入，严重违反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以及预算法的规定，影响了中央对辽宁省经济形势的判断，误导了中央决策，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该负责人还强调，要“督促地方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依法依规对弄虚作假的地区和人员进行问责。”辽宁省经济数据造假事件的曝光和处理充分说明了，中央对误导决策的数据造假绝不会姑息。 相比经济数据来说，人口数据更为重要，而人口数据扭曲甚至造假的危害也远比经济数据造假更为严重。至于人口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要等到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之后才能清晰。届时，应该可以判断目前每年出生人口多达500万的出入，到底是因为统计部门专业水平不足导致抽样调查严重低估生育率，还是因为公布的出生人口因判断失误上调过高抑或被某些因素人为刻意扭曲。如果真的存在系统性扭曲和造假现象，我们相信中央对相关机构和人员一定会追究责任、严惩不贷。 人口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维持人口的均衡发展则是确保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在我国出生人口面临雪崩的前夕，国务院最新的人口规划可喜可贺。如本文详细分析所示，实施这一规划需要在两年内就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即使这样，要实现人口规划的主要目标依然是逆水行舟，艰难无比。至于这一涉及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根基的人口规划将如何实施，最终的成效如何，我们将拭目以待。但我们相信执政党有担当、有信心、有能力力挽狂澜，逆转中国的人口颓势。作者简介黄文政 黄文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财经网人口专栏作家。梁建章 梁建章，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兼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
2017年2月8日 -
【南方周末】“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
如果说中国在一开始面对经济全球化时还有疑虑，那么，与这一届达沃斯论坛的主题相当合拍的是，中国以全球化捍卫者的新角色，出现在世界舞台。 “在一个打上了巨大不确定和不稳定标签的世界，国际社会正寄望于中国。”在瑞士达沃斯小镇，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在论坛上说。 作为致力于通过公私合作改善世界状况的国际机构，世界经济论坛汇聚政界、商界等社会各界重要领袖，共同制定全球、区域和行业议程，每一年的年会都让世界瞩目。 2017年1月17-20日，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也叫达沃斯论坛）在瑞士达沃斯小镇举行。从达沃斯小镇上手持中国、瑞士两国国旗的冰雕熊猫，到论坛中的中国演讲者、中国相关的主题，2017年的冬季达沃斯论坛充满了中国色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称，“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这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也是中国国家主席在国家首脑峰会、单边与双边会议之外，第一次在一个面向世界的综合舞台上公开谈论全球化话题，表达中国声音。 这一演讲，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中国领导人不仅为经济全球化辩护，分析世界经济问题的同时，还提出了解决方案。 有趣的是，1月20日，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在就职演讲中却表现出反全球化的姿态，“我们将遵循两条最简单的原则——买美国的商品，雇美国的工人。” 如果说中国在一开始面对经济全球化时还有疑虑，那么，与这一届达沃斯论坛的主题“领导力：应势而为、勇于担当”相当合拍的是，中国以全球化捍卫者的新角色，出现在世界舞台。中国能否担起这一重任？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以前大家感觉中国是比较保守的，是区域主义者，没有全球化情怀，现在中国提出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一整套全球化的思想体系、逻辑体系，重新点亮全球化的希望和道路。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国GDP仍然保持6.7%的增速，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强烈的推动者、加油者、呐喊者、拥护者，一定程度的引导者的作用。 在他看来，西方国家本来是全球化的倡导者、发起者，现在开始掉头了。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的节骨眼上，中国站出来了，不光是提出了口号，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数字，预计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8万亿美元的商品、吸收6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7500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7亿人次，这对很多国家来说是一串天文数字，给很多国家、经济全球化注入了强心剂。 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认为，现在世界更多地需要中国，而不是中国更多地需要世界。 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虽然美国经济已经复苏，但欧洲、日本等还未恢复，而特朗普更倾向于各人自扫门前雪。在这种情况下，发达经济体需要中国参与，进一步明确世界经济方向。对于新兴国家来说，自身经济结构单一、产业结构落后，对于外资的需求、依赖度非常高，他们需要一套新的发展模式。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都需要一种新的治理架构，以前美国A餐、英国B餐，而现在需要中国C餐，以前的A餐、B餐对他们不适合了，他们需要借鉴中国发展模式。多元主体 从对话大连万达集团创始人王健林、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到中国海外投资新起点、全球复苏与中国角色等达沃斯会议分论坛，中国企业界代表以前所未有的大阵容出现在达沃斯舞台上，从多个维度向世界展现中国的全球化愿景。 面对特朗普当选的不确定性，中国企业家体现出灵活进取的一面。在论坛的另一场对话中，王健林在被问到美国对中国公司投资的不友好态度时说，“他如果封杀中国的资本进去，中国也会采取同样的报复措施，这样对大家都不利，所以我不希望看到这个结果。所以我们也托美国电影协会主席给特朗普先生带话，最好在娱乐方面我们大家都不要打仗。” 马云则在达沃斯论坛的特别对话中提到，“美国是教育我们如何进行全球化的发达国家。记得2001年前后、我们加入WTO时，我们都很担心——如果国际品牌和产品来到中国，会不会毁灭我们的产业、让我们失去工作？当时你们说服了我们，20年后，你们却说这是很可怕的东西。” 更有意思的是，一些中国城市也参与其中。 2017年1月18日下午，在达沃斯的阳光星辰阿尔派酒店，美国时代公司首席内容官兼《财富》杂志主编穆瑞澜（Alan Murray）、《财富》全球论坛常务董事倪德慕（John Needham）和广州市主要领导共同宣布，2017《财富》全球论坛将于2017年12月6日-8日在中国南部商业中心城市广州举办，论坛主题为“开放与创新：构建经济新格局”。 “达沃斯是经济全球化的象征。中国在发展早期，有时更像是贸易保护主义者，而当时的美国正在倡导自由贸易。根据习主席昨天的演讲，中国现在准备支持自由贸易，而美国当选总统却对它的好处提出质疑。我们正处在关键的转折点。我们认为，这些使得在广州的论坛更加重要。”穆瑞澜在发布会上称，习近平主席在前一天的世界经济论坛中指出，中国将在全球化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希望《财富》全球论坛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在2230多年的历史上，广州是中国唯一从未对外关闭的贸易港口。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东西方文化交汇于此，开放、务实、创新和包容的城市特质已融入了广州的DNA。作为中国重要的国家中心城市之一，广州致力于将2017《财富》全球论坛打造成一个促进中国企业与世界500强企业进行开放对话的平台，探讨开放创新，实现合作共赢。广州的角色 如同天津、大连举办夏季达沃斯论坛、杭州举办G20峰会，广州试图借助《财富》全球论坛这样的国际顶尖会议在广州举办的契机，重塑广州国际交往中心的地位和影响。 广州与达沃斯结缘于2014年9月，广州市主要领导率团首次参加了在天津举行的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并与施瓦布会晤。此后，应施瓦布和世界经济论坛的邀请，广州市代表团相继参加了2015年瑞士冬季达沃斯论坛、2015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2016年瑞士冬季达沃斯论坛、2016年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 在2015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2016年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广州之夜”活动连续两次走进达沃斯论坛，旨在借助这一平台展示岭南文化精髓，宣传推介广州独特的魅力，让世界更了解广州。 “广州之夜”首次走进夏季达沃斯论坛时，广州市主要领导在活动致辞中表示，当前，广州正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积极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和自贸试验区等重大战略，努力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真诚邀请大家到访广州，加强彼此交流合作，共享新的商机。 每一次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广州市代表团都要参加数十场会见，接触、会晤参会政要、商界领军者、社会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在201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广州市代表团共进行近百场会谈交流活动，会上促成8个项目落户，达成24个合作意向。仅广州南沙区就签署了3个重大项目，涉及投资额约210亿元。 借助世界经济论坛，广州既吸引了思科、微软、西门子、通用电气、苏黎世保险等世界500强企业扩大在穗投资布局，也推动了《财富》全球论坛（FGF）、世界航线发展大会（World Routes）以及国际金融论坛全球年会（IFF）等一批高端国际会议在穗落户。 《财富》全球论坛常务董事倪德慕认为，绝大多数《财富》500强公司都是在全球范围内经营，并希望继续下去。广州是中国进入世界的南部门户，而且是连续好几个世纪国际贸易的中心，是中国参与全球商业的著名象征。它是一个对商业友好的城市，与世界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往来。为促进投资和经济发展，广州提出了一系列计划，包括建设航运、航空、科技和创新枢纽。“我们为2017年《财富》全球论坛选择了正确的时间、正确的主题和绝对正确的地方。” 在这次发布会后第三天，广州市在法国巴黎举行了“2017广州《财富》全球论坛推介会”，这是他们计划在全球12个城市举办推介会的第一站。接下来，在纽约、旧金山和伦敦等全球系列路演活动中，广州将与《财富》方紧密协作，共同擦亮《财富》全球论坛品牌，推介中国城市开放创新的最新成果。 广州市副市长蔡朝林表示，《财富》全球路演和系列推介活动将直接影响论坛举办的精彩程度，有助于提升世界500强企业参会的数量和质量。在举办系列推介活动同时，广州市还将开展“走访《财富》500强行动计划”，努力把2017广州《财富》全球论坛办成历届活动中世界500强CEO参会人数最多的一届，“也力争办成最精彩的一届”。城市主体参与全球化 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看来，举办更多的国际会议，应该像企业更好地走出去一样值得鼓励，更多诸如城市类的主体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来，是好事。 就在特朗普宣誓就职前一天，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中国北京发布报告《特朗普时代的机遇、挑战与中国应对》，通过观察特朗普当选以来的“推特治国”、充满争议的人事任命等一系列信号，从特朗普个人风格、内阁团队组成、中美经济关系的历史和现状等出发，提出了中美两国在“特朗普时代”的挑战与机遇，并给出建议与对策，其中就提到发挥跨国公司和地方政府的作用。 这份报告建议：联邦制的美国很多权力分布在各个州。中国企业在各州也有投资，并成为美国州政府的座上宾，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中国企业就业。美国州政府可以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变压阀”，要发挥州政府在中美关系中的独特作用。国家和地方层次都要交流，建议每年在中美两地轮流举办美国50个州长和中国31个省份省级领导参加的中美省州长论坛，类似的机制将为中美双边关系建立更稳固的根据。 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也认同这一观点。以广州为例，广州一直和外国城市、政府有很多紧密联系，结成紧密城市，非常有利于推动一带一路政策、民心的互通，如果未来广州能够在一带一路中发力，可以成为中国走向国际舞台的标杆城市。 梁海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如果中国的民众、企业、政府，都能够以平等、友善、互助、合作的姿态与沿线各国民众交往、交流，以及对沿线国家抱持“文化包容”，在寻求国家利益的同时，兼顾沿线国家共同利益，更多参与全球性的议题，并为此作出应有的、力所能及的贡献，只有如此才能“达则兼济天下”，最终和各国实现共赢，也为中国未来成为国际社会的领导者拿到一张令他国心悦诚服的“入门票”。 广州市副市长蔡朝林也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在中国走向世界的道路上，城市的作用无疑是关键的，广州的对外开放发展便是一个见证。作为千年不衰的国际通商港口城市和中西文化交流交融枢纽，广州始终走在中国对外开放前沿，至今仍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正致力发展成为中国城市外交的排头兵、亚欧互联互通的中坚力量、全球城市创新领先者、国际交往中心和全球资源配置中心……在积极参与国际互动同时，进一步提升中国城市的国际话语权。当前，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广州也正稳抓机遇、全力以赴做好中国经济的认真践行者、中国倡议的积极响应者和中国声音的大力传播者。文章选自《南方周末》，2017年1月27日
2017年2月8日 -
王辉耀：“一带一路”是全球化2.0的强心剂
【视频观看】全球化的1.0的版本不足以维护现有的正常的运行，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全球化的2.0的版本，这里面包括了亚投行和一带一路.从1.0的版本要进入2.0的版本，中国从原来的一个旁观者到参与者，到现在的积极参与者，甚至是引领者。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认为，全球化的1.0的版本不足以维护现有的正常的运行，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全球化的2.0的版本，这里面包括了亚投行和一带一路。从1.0的版本要进入2.0的版本，中国从原来的一个旁观者到参与者，到现在的积极参与者，甚至是引领者，中国的这个变化是巨大的，一带一路向全球化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或者说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采访实录： 主持人：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发展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在过去的三年当中，中国可以说和其他沿线的国家在贸易畅通方面都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您能不能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方面我们取得了哪些成果？ 王辉耀：我觉得现在这三年做的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形成了这么一个氛围，形成了一带一路得到了大家的共识。因为可能一两年前，说一带一路这些个国家都不知道一带一路是怎么回事或者一带一路代表着什么方向。那么现在大家基本上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比如说像中东欧的这些谈判啊，包括首脑会议啊、包括我们跟就是像波兰啊、像捷克这些原来的这些东欧的这些国家都非常的积极。所以说现在的一带一路它的这个概念已经是相对来说比较普及了，那么可能就是下一步就是说怎么样来推动这个事。 实际上我还有一个更大胆的设想，这60多个国家能不能组合在一起，也谈一个自贸区的协议。政府之间可以更多的沟通，比如说能不能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像经合组织国家，还有像OECD国家，OECD其实就算是一个发达国家组成的一个研究型的，一个网络型的一个国际组织。那么一带一路呢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国际组织。 主持人：那刚才您讲的其实就是属于政策沟通的这一个方面，只不过是从更顶层的去设计，现在我们需要一对一的国家之间谈，那我们形成了一个组织之后形成了一个合力，可能在这个方面的沟通会更加的容易一些。 王辉耀：对对，我觉得是这样，比如说我们曾经开过中非的首脑会议。我们现在也开中欧的首脑会议，我们也开中国东盟首脑会议。10+1、10+3，就是有这个可能以后开一个一带一路国家的首脑会议。比如说英国，习总书记去年访问英国的时候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而且中国和英国有很多的合作，那么现在英国呢现在就脱离了欧盟对吧，发现英国可能也是非常有积极性，就是说参与新的和中国的合作。让大家都意识到这个是一个共同的事，所以我倒觉得就是说上层建筑这块，可能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来加强，这样的话可能有了高层的共识以后不管是企业也好，还是老百姓也好，还是说下面的其他的关产学都可以加强合作。 主持人：意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大家能够在意识层面达成一个共识之后，我们再去做事情的时候就会方便很多，中国企业其实也一直都在践行着这个一带一路的精神给它走出去。一带一路提出了这个三周年的时候中国企业走出去它所呈现出来的特点和原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王辉耀：根据我们的分析，我们发现就是说一带一路的国家呢，现在基础设施的项目开始增多。包括还有跟一带一路的投资开始加大，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国有企业也开始活跃一带一路。比如说我们在印尼最近拿了一个高铁项目，我们就是在谈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高铁，我们现在在泰国也在谈。我们现在包括像跟柬埔寨和缅甸都有这种可能性，特别是巴基斯坦我们有专门的中巴走廊的这个经济合作，特别的务实。 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说我们跟中亚的一些国家，包括在石油啊、天然气啊、输送管道啊，包括在运输的方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专利，包括从中国到欧洲这种穿过中亚，这些都在进行，缩短了他们的时间，节省了比如说通关的这些关卡。还有一块就是可能我们需要更多的旅游到这些国家，但是现在主要是去发达国家，比如说一年我们大概有超过1亿的人次，旅游消费是1000多亿美金，很大的一个金流。 当然很多的国家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些会带来很大的好处，他们还有一些国家可能还会有一些防备。所以我就觉得特别需要这种让他们看到实惠，包括我们原来提倡的就是打造几个样板国，全方位的来推动这个。 主持人：您说的样板国的意思就是说我跟这个国家合作的很好，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成功的模式，那么我们把这个模式梳理的非常的清楚，然后用它来作为一个样板跟其他的国家再去沟通的时候，至少他能够看到，原来是有成功的例子的。 王辉耀：对，就是它可以是一个模式就是说可复制、可推广。就像自贸区一样的，现在上海做好了以后可以推广到天津啊、广东啊，然后现在扩大到全国11个省市，就是我觉得这个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主持人：但是在做这个样板的时候，如果是在国内，不同的省市之间可能还有一些细微的差别。那国和国之间它的差距可能就会更大。那如果说我和马来西亚合作的非常好，我们的这个模式怎么能够让别人也能认同我们这个样板是可以实行的呢？ 王辉耀：就是对口的合作，如果说我们能够有一两个专门对着巴基斯坦、有一两个对着尼泊尔或者是对着吉尔吉斯斯坦就是它就可以让大家集思广益或者说更多的来参与。当然不是说这个完全只能在这一个省啊、在一个地区，它可以是很多其他来参与的，但是每一个地方有一个一带一路的办事处或者一大一路的协调的这么一个地区来支援我们的企业或者说鼓动我们的企业、鼓动我们的老百姓。 主持人：而且还能够发挥出来这个地缘的优势啊。 王辉耀：对，内蒙和蒙古国等等，就是这种地缘的这种优势是现代发挥得不够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面。比如说我一带一路已经考察过了好几个省市，我们去了广西，就广西和越南非常的接近。但是呢现在就是越南非常希望我们过去，但是比如说的旅游现在就有很多的障碍，所以说在关卡那部分要换车，换大巴。然后一上一下就耽误很长的时间，就像这些打通关节的地方就可以弄了。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我们这边的运输都是高速路，到了越南那边就成了可能单行二级、三级公路吧，那为什么不可以把它的公路更好的拓宽？或者说建设起来。 主持人：其实也是基础设施初期的一部分啊。 王辉耀：对，这样就能跟越南就能更联通，有一个可能从更广义上来讲，你比如说现在在广西的这些地方，很多地方现在都有一些越南的劳工啊，就是中国现在本身也进入了一个劳动力的短缺。也需要进一些人才。一带一路是一个双向的，并不是中国一定要去这些地方，就是这些国家也可以到中国来。我就觉得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一带一路搞起来，就是大家都觉得我们就是一个共同体，就是这个共同体之间互相人员啊、流动啊包括签证的减免啊。包括互相的资格的认证啊，这都可以更多的开展，那有了这些东西你才能吸引这些一带一路的国家的参与的积极性。就是我可以去你那，你也可以来我这，那就很有意思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实施了很多年的原来的我们叫市场换技术，对吧？说现在就是说到了这个阶段以后中国该学的技术都学了，那么到这个时候呢，人家就是说我们也不需要再换什么技术了，那你的市场是不是也可以多开放，那么可能以市场换市场。我到你一带一路的市场，我能够到那去，你允许我做这个，你对我开放。那我中国市场也给你开放。 所以最后要形成一个一带一路的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吧？ 主持人：我觉得您刚才提出了两个概念特别的好，第一个就是一带一路的这件事情一定是双向的，不是单纯的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其实还有外国的企业、外国的产品、外国的人民他们走进来，另外一方面中国实行了很多年的就是我们去吸引外资，别人到我们这来投资，我们就用市场来换别人的技术。实际上对于很多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来讲，它们其实正在走的是原来中国走过的这条路，我们有很多的成功的经验，或者说我们在走这条路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失败的教训。其实都是可以和他们去分享的。所以我们不仅仅单纯的说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我们去给你送钱的，其实不是这个概念，这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行为，大家都获益的。 王辉耀：对，因为包括就是我们现在也在一带一些国家建立工业园区，这个就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特点。比如说我们在国内有高新区啊、科学园区啊、创业园区。现在就是一带也成建制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园区，在海外建立工业园区。这样的话我们的企业可以抱团出海。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新的模式。当然就是我们在探讨我们走出去的模式怎么样不断的提升，不断的完善，怎么能更有效的同时，我们应该考虑别的，这一带一路的国家怎么也能从中国的繁荣或者说从中国的一带一路中获得它们的利益，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没有这块的积极性，应该是不能成功的。 主持人：我记得在我们刚刚推出的这个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报告当中有两个亮点让我们看到了，第一个呢就是其实现在中国对外的投资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来华投资的这个量，而且呢目前我们对外投资的金额好像已经达到了全球的第二。第二个就是原来中国企业在当地特别是同一类型的企业会进行恶性竞争，价格上的竞争。现在的模式变成了抱团出海。 王辉耀：对，就是它实际上这种成建制的这种，包括这种园区的这种组合，实际上是上下游一起出去，这个就会比较好。 主持人：您觉得像这两个现象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它和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出是不是有关系，它的作用是什么？ 王辉耀：我觉得这个关联很大，就是中国现在等于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新阶段，你比如说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一个过程。全球化已经发生了很久了，我们从二战以后，就是说我们从全球化的1.0的版本说起，那会成立了联合国、成立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WTO是吧？这些国际的这些平台，那么这些实际上构成了全球治理的一个体系，包括像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移民组织这些。 这套体系现在慢慢地也开始面临着一些挑战了。或者说不足以维护现有的正常的运行。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全球化的2.0的版本了。你比如说美国在谈的TPP啊，我们在谈的RCEP。那么这里面其实也包括了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就是我们现在进入到从1.0的版本要进入2.0的版本，那么中国从原来的一个旁观者到参与只到现在的积极的参与者甚至是引领者，那中国的这个变化是巨大的。 中国不是说我们要去反对这个原有的体系，而是说怎么样提升，维护和提升和完善现有的体系。所以说我觉得一带一路它向全球化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或者说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中国现在对外投资已经超过了来华投资。我们对美国的投资也超过了美国对我们的投资。所以中国到了一个净输出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呢你必须要有一个宏大的，或者什么计划也好、或者是说什么倡议也好、或者说一个方案也好来配合这个计划。 否则的话就是说中国现在包括中国的产能啊、实力啊，包括资金能力啊都起来了，那就需要和全世界国家去共享。 主持人：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它是顺势而为、应运而生。是这个意思吧？ 王辉耀：对，是这么回事，你总结的非常好，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过去30年，中国获得了非常非常大的红利。那么中国也知道，要分享。而且要把这个全球化的成果分享到一带一路的国家。那么一带一路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方向。实际上这个一带一路也不是一个新概念就是说全球化的最初起点是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就开始了。 古代的丝绸之路就是当时徒步的这种很原始的全球化，那么现在的全球化是在一个全方位的、时空的、交通的、通讯的、互联网等等一个新一轮的全球化的。那么这个全球化以中国提出来的一带一路为建议的一个新的目标，或者说给大家提出了一个新的平台。有了一带一路的这个目标，那么我们就来逐步完善和实现它，那么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中国政府包括习主席提出来的这个一带一路这个远大的、宏伟的一个目标。 主持人：而且非常有前瞻性啊，他在三年之前就已经看到了现在我们可能会发展，这是一条必由之路。我们肯定会到这个阶段。所以这是不是就能够解释在我们的报告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非常本质性的变化。不如说由原来的竞争变成了现在的抱团一起出海，是不是可以这样去解释？ 王辉耀：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们在这一个国家就是说可能要更多的照顾当地的利益，而且他们也可能像一种就是说海外的工业园区出现的话，它就必须要配合，包括它的上下游，包括它的政府在这上面的关注。还有就是说在一带一路的国家你也不能出太大的差错，你也不能就是说进行带恶劣的这种竞争，所以我觉得都是有关联的。 主持人：就是伴随着一带一路它是一个全球化的2.0的一个版本，那中国企业走出去实际上也进入了2.0的这个阶段。 王辉耀：对。 主持人：刚才您提到这个贸易是双向的，我们走出去还有外面的企业和外面的产品走进来，那您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调研？就是在他们走进来的过程当中，这三年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辉耀：我觉得就是从国外的企业来讲，走进来的这几年就是说中国虽然吸引外资但是还是保持着相当比例的增长。就只是增长没有我们走出去那么快，那么当然现在就是发现说更多的外资进来更多的关注我们的服务业、我们的高科技啊，比如说我注意到现在很多硅谷的企业到中国来，那么它其实是想吸引中国的资金到硅谷去投资。包括很多硅谷风险投资到中国来找资本来投入它的风险投资。 王辉耀：因为我们这个内地的企业实力增强，包括很多的市场他们都内部消化了，所以外国企业要进来，除非你有特别不一样的本事。 主持人：其实就是对它的投资要求变高了。 王辉耀：所以现在对吸引外资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像原来粗放式的那种吸引，那当然我就觉得更重要的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要进入到一些更高层的阶段。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留学生我们就吸引的非常少。 就像东盟来讲，我们去东盟留学的是12万人，东盟来我们留学只有7万人。 主持人：为什么？ 王辉耀：就是说明我们在这方面还有一些就是思想的解放不够。 主持人：是我们招生的力度不够吗？就是比如说是它的学生到这来，我们可能会有更高要求，还是说他们本来要来的意愿没有那么强烈？ 王辉耀：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第一就是毕业了以后他们不能工作，不能实习。那我们中国出去的留学生都是去了就可以实习，实习完了还可以工作，工作完了还可以拿绿卡。就是这个通道去预期是在的，他到中国来没有任何的预期，学完必须要走，否则就成为了三非打击的对象了对吧？ 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我们的留学生，他们来了以后呢，就是都要把他们归在一个留学生宿舍，他们不能跟中国学生在一块交流啊，比如我们出去都要找一个老美练口语啊。人家来也一样也要找一个老中练口语。但是我们就是分开管理的，就是我们把他们讲音乐的都圈在留学生公寓里面。 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定价权是没有相关的学校的。就是说好多的学校招外国的留学生越多，我越亏本。学费的定价都不在他们的手上，所以他们没有积极性来招。 那么第四个就是说我们没有开那么多的英文课，比如说现在中国学生到法国去留学，到意大利、到西班牙其实都是英文留学，当地的学校都是用英文来学。我们现在要么就是学中文，要么就是很少选择。所以说需要更多的开设国际课程、英文课程来吸引外国的留学生。 主持人：这又是另外的一个话题，其实希望我们的高校更加的国际化。 王辉耀：对对，但是呢对一带一路来讲，我觉得一带一路要人才先行。也就是说为什么美国搞全球化很容易，因为美国培养了全世界300多个国家的总理和部长，英国培养了180个。你看新加坡的李光耀啊什么李显龙都是英国留学的。那么中国培养了多少呢？中国大概培养了几个。据说埃塞俄比亚的总理是在中国留过学。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一带一路搞好，就是我们应该把一带一路60多个国家沿线的人才大量的吸引到中国来培养，培养完了我们再把他们送回去。这样的话我们的一带一路才是一个百年大计。所以说否则的话就是说现在我们就是一厢情愿，人家说你能不能拿钱来投啊？你修高铁你怎么修你拿钱来修吧。否则的话你这个一带一路是很难搞起来的。 主持人：一带一路已经三年了，我们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个是全世界都已经看到的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确实也有挑战，也有问题，比如说最近我们就看到，可能一些国家这种贸易保护的这个情节可能要下来，那这个对于我们的一带一路的推进会不会是一个阻碍？或者它是一个机会，那又经过您的这么多的调研，您觉得在我们下一步进一步的去推动一带一路的落实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建议吗？ 王辉耀：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问的很好，现在呢我觉得就是世界这个保护主义盛行，就是大家都回到了单边主义，原来多边的这种全球的都在退缩，包括特朗普否定TPP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那么我觉得呢这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正因为保护主义在盛行，我就觉得这个时候中国有这个气魄和有这个胸襟有这个愿景来做一带一路。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全球化的胸怀、它就是一个全球化的安排、也是一个全球化的措施。这就是中国的一个机会，通过这个一带一路让这些国家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而且通过我们的这些年储蓄的这些优质的产能更好的给这些一带一路的国家沿线造福带来效益。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这些样板国家也好，样板工程也好都非常的重要，比如说我们在印尼的这条铁路，如果你修起来它能够给印尼带来巨大的变化。就会改变整个印尼对中国的印象，或者和中国走得更近，我们跟马来西亚，就是我们的马六甲要修这个港口，把这个港口修得特别地好，这样大量的船舶可以给马来西亚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那都会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就像当年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修了一条坦赞铁路，在非洲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整个的非洲六七十个国家都对中国非常友好。 所以我觉得现在一带一路也是一样，就是这些国家都在面临保护主义威胁的时候，中国对这些国家的一带一路的工程也好，或者说来往也好，这个项目也好，真正的发挥出它应有的效应，就是能够成功我就觉得能够支撑起来一带一路。 主持人：那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把它推进下去呢？ 王辉耀：我们应该首先在政府层面打造一个一带一路共同体，就是要建立一个一带路的联盟，举行一个一带一路国家的首脑会议。这样的话，让这些国家都能够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形成这种共识。或者就像OECD那样它是一个研究型的组织，研究这个OECD国家的，也是对一带一路非常好的帮助，所以说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一带一路就是我们的旅游啊应该先行，每个国家都欢迎旅游。那么你一旦去旅游的话，你可以带来大量的旅游的资源，要修饭店，要修路、要修风景、要给交通带来好处、要给当地的老百姓的商店带来好处。一带一路是全球化积累起来的新的王牌可以说。这个消费实力没有任何国家有，1亿多人，要花费一两千亿美金，那这个是一带一路最好的一个，最容易也是民心相通最快的一个见效的一个方式。 主持人：原来我们靠的这个人口红利让自己来受益，现在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人口红利去给其他的国家，让他们去受益。 王辉耀：对，确实是这样，就是说同时中国也要开放旅游，因为也有外国友人来中国来旅游，所以说这个是双向。因为你去多了以后，那人家来而不往非礼也，那觉得你中国人总来那我也去你那看看。所以我说这个事我觉得是特别的重要的。第三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留学生我们要培养一带一路的人才，一带一路的人才呢就是要大量的招收一带一路国家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我觉得这个中国还有很大的空间。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要把海外的华人、华侨、留学生用好。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就像我们改革开放进来的时候是华侨引进，其实到一带一路国家也要依靠这些，特别是在东南亚这个都是华人最多最聚集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是我第三个建议。 第四个建议呢我就觉得做园区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经验，比如说我们从经济特区开始到沿海开发区，那么其实中做经济园区的形式也可以向一带一路的国家来推广或者说来尝试。 如果有一个中国的园区在那，更多的中国的企业去投资就比较的放心。就不是单枪匹马，是抱团出海。所以说这样的话能够有助于他们在一带一路扎下根，能够不是去了一下就感觉势单力薄就回来了对吧？ 那么第五个方面我觉得可以建议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打造几个样板工程，建好几个样板国家，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我就觉得我们要欢迎一带一路的国家甚至我们要建立一些更多的这种协定，比如说我们有自贸区的协定，去掉这种人员流动的壁垒，提供更多的便利。还有一个就是开放也是开放中国的市场对这些一带一路的国家，我觉得这样都是会吸引这些国家来更好的做一带一路的工程。文章选自央广网，2017年1月23日
2017年2月8日 -
朱锋：全球化 中美站在了新的起跑线上
专家简介朱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 全球化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发展的体系性因素。由于苏联解体、两极体制崩溃，原有世界经济在“两个阵营”中各自循环和发展的经济空间完全重合，旧的地缘政治分裂不再对市场、商品和资本的全球扩展带来实质性的阻碍和伤害，世界成为了共同的大市场。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推升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和繁荣。1991年，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总额为8.5万亿美元；到了2015年，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总额上升到了18.8万亿美元。25年间，世界贸易总额增长2.3倍。 然而，究竟什么是全球化？ 教科书的经典答案将全球化定义为“包括资本、技术、商品、劳动力等在内的生产要素全球的自由流动”。但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苏珊·斯特伦奇（Susan Strange）将全球化直接定义为是“美国化”。 这其中的原因，不仅是美国带领西方世界结束了冷战，实现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大发展，最重要的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制度性推手，从世界贸易组织到世界银行、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地区性贸易自由化进程，从1989年亚太经合组织到的建立到1994年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一直是降低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关税壁垒、实现生产要素世界开放和自由流动背后重要的推动力。全球化前所未有地将自由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的观念和体制推广到了世界。 历史是善于开玩笑的 冷战结束将近26年之后，世界主要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开始转换。当年为了加入WTO费时14年，朱镕基总理感叹黑头发谈成了白头发的中国，现在开始成为全球化最重要的呐喊者和支持者；而美国随着特朗普政府的上台，却难以自拔地陷入了贸易保护主义漩涡。2017年1月20日英国路透社的民意调查，认为未来中国会成为全球化旗手的认同率高达36%，而认同美国会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国际受访民众只有32%。中国人有句话，“此一时、彼一时”，恐怕说的就是这种地位和主张的惊人转换。 2017年1月注定是全球化历史进程中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国家主席1月17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说发表主旨演讲，强调继续推进全球化进程才是世界经济发展与繁荣的唯一选择。3天之后，2017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第55届总统。就职典礼已经按照既定日程一路完成，新旧总统的白宫交接也已实现，奥巴马带着一脸的惆怅离开了华盛顿，特朗普总统已经正式亮相全球舞台。然而，特朗普却被世界普遍视为是贸易保护主义者。 美国新政府不仅可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也可能对自己的欧洲盟友，例如德国对美国的汽车进口，施行强制性惩罚关税。如果特朗普真的就像在竞选中所说的，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他和他所领导的美国政府就是要重新调整全球化进程的规则与体制，让美国在全球化中重新获得理想的利益分配，那么，未来的中美关系之间一定会发生“全球化”与“再全球化”之间的激烈争议，中美两国的“贸易战”、“货币战” 和究竟什么是全球化的“规则战”，将会决定未来世界政治中全球化的地位和影响。 中国的全球化立场为何被特朗普误读？ 中国毫无疑问是全球化进程的受益者。2013年开始，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贸易的头号强国，出口和对世界市场的巨大需求成就了今天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然而，中国同样是全球化重要的贡献者。中国成为世界最重要的产品、资本与服务的出口来源国和世界最大的能源、矿产品的进口国和消费国，对拉动世界经济的需求与供给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批又一批的原产料生产国因为中国的需求受益，美国超市中鼎盛是时期80%的廉价、优质的产品来自于中国。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让美国的工资收入成为OECD成员国中第二增长最慢的国家同时，享有充分、廉价和优质的产品，保证了美国人的生活质量。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特朗普政府不准备从美国自身的经济和产业政策中找原因，却开始把中国视为美国中产阶级收入下降的“替罪羊”，虎视眈眈地把中国视为市场保护“最厉害”的国家，扬言要对中国进口产品实施45%的惩罚关税。为此，习近平国家主席1月17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感慨地说到，“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又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根思小说中的名言，用来相容今天中美两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同心情和境遇，堪称经典。 然而，特朗普政府不可能扭转全球化，中国也无力单独阻止特朗普政府的“再全球化”逆流，但中国面临全球民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沉渣泛起在多边国际场合坚定地位全球化呐喊的决心，已然让中美两国共同成为了推进全球化国际治理体制深化的重要力量。但中美这一波围绕着全球化议题的政治角力究竟将给中美双边关系、亚太格局、以及全球政治与经济走势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是一个才刚刚开始的看点。特朗普政府团队指责中国是“最大的市场保护国”，说中国和德国等贸易大国要“区别对待”，发誓不能再让中国占美国经济的“便宜”。难道妖魔化中国就能为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与再全球化行动提供合法性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全球化潮流中 中美如何“交手”？ 习近平国家主席1月17日在瑞士达沃斯的演讲，全面、深刻、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在全球化上的立场，在当前国际社会担心特朗普政府有可能掀起反全球化逆流的背景下，中国成为了高举全球化大旗的旗手。中美在今后“贸易战”上的冲突，已经超越了两国的贸易摩擦，事实上成为了捍卫全球化和按照美国的利益与标准“再全球化”这两种力量的斗争。正如王毅部长在“乱云飞渡仍从容”媒体采访中所总结的，“经济全球化既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又是一把“双刃剑”，面对存在的不足，应积极引导其走向。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更多发挥经济全球化正面效应；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共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习近平主席旁征博引、形象生动、深入浅出的阐述，深化了世界对全球化规律的思考，厘清了人们对全球化效应的认识，坚定了各国对全球化前景的信心，有力引领了全球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特朗普政府上台了，国际社会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美国，还需我们拭目以待。但此时此刻，推动全球化深入、坚持通过合作的方式降低和管控全球化“双刃剑”的“中国声音”前所未有地清晰而又嘹亮。捍卫全球化，中国新的历史征程中需要的不仅是决心，同样也需要向世界展示中国体制变革、能力建设、特别是如何扩大有国际规则运作经验和眼光的人才队伍的决心。一个真正有能力捍卫和引领新一波全球化的中国，必须自己更好地实现国际化。文章选自《澳洲新快报》，2017年1月25日
2017年2月8日 -
【社会科学报】FTAAP：后TPP时代的最佳选择？
社科报 观察原题：FTAAP： 后TPP时代的最佳选择？作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 王辉耀 苗 绿 方 挺针对“英国脱欧”、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日内瓦高等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学院教授Richard Baldwin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互联网兴起，使得信息的传输成本急剧下降，通过将发达国家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和发展中国家的廉价生产要素结合起来，所有的产品都从一条条“全球价值链”中制造出来。在“全球价值链时代”，通过提高关税来保护本国工人，就如同“徒劳地在工厂的正中央砌一堵墙”。但是他指出，21世纪的经济政策应通过设定共同规则和普遍标准，使供应链中全球各地的企业确信其稳固性。“21世纪的供应链是通过‘贸易——投资——服务——知识产权纽带’被编织在一起的，因为适时地将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带到顾客家门口，有赖于货物、人员、创意和投资的不间断双向流动。对以上任何一种流动的干扰都会成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壁垒。”中美两国之间需要共同参与毫无疑问，书写“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离不开中美的共同参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2015年两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达到25％左右，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两国共同肩负着促进全球发展繁荣的重要责任。正如在气候治理领域中美合作促成全球首份减排协议《巴黎协定》的生效，中美在全球经贸治理领域的合作将直接决定世界经济是转向更开放、更一体化的未来，还是走向以邻为壑的孤立主义。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贸易总量占世界五分之一；自中美建交以来，从建交之初的不足25亿美元到2014年的5551亿美元，中美双边贸易额30 多年来增长了200多倍，2015年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根据美国荣鼎咨询（RodiumGroup）的数据，中美之间的投资也进入了“双向模式”，1990年至今，美国对中国累计投资额超过2000亿美元；同期，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达640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自2010年起急剧增长并于2015年超过了当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此外，中国有20多万学生在美国留学，中国是美国第二大移民来源国，中美之间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员交流。正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货物、人员、投资、创意流动，成就了苹果手机的“加州设计，中国制造”。很显然，中美经济关系正是Baldwin所指的“贸易——投资——服务——知识产权纽带”的典范。亚太自贸区蕴藏巨大潜力中美两国地处世界贸易最活跃的环亚太经济圈，这里既有最先进、规模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基地，也有最活跃的科技创新中心，同时还是世界最大的区域市场。虽然在过去几年中，中美两国都分别通过RCEP 和TPP 努力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但是中美之间至今没启动任何自贸区协定的谈判。在2010年的APEC横滨峰会上，作为RCEP前身的“10+3”、“10+6”两种方案以及TPP均被认为是通往亚太自贸区的途径。根据彼得森经济研究所Petri等研究人员的建模分析，不论是RCEP还是TPP，释放的经济红利都远远小于亚太自贸区——对中国而言，FTAAP（亚太自贸区）所带来的收益是RCEP 的2.7倍，对美国而言，FTAAP带来的收益是TPP的2.5倍。并且，三种情景下（RCEP 途径、TPP途径和17国模式）下的亚太自贸区（FTAAP）都显示出显著的贸易量增加，其原因在于中美共同参与自贸区产生的溢出效应。FTAAP概念最早由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在2014年提出，“建立亚太自贸区以巩固并加速取得APEC茂物目标”。2006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表示FTAAP“应给予仔细考虑”，当年的APEC峰会“指示APEC经济体官员就如何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展开更多研究，包括FTAAP”。此项研究在2009 年完成，建议“APEC经济体应将一份高质量、全面的FTAAP定为目标”。亚太自贸区蕴藏巨大潜力近年来，亚太地区对于自贸区的关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TPP和RCEP上。但在中国的推动下，2014年APEC会议决定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进程，批准了推动实现FTAAP的路线图。2016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四次领导人会议在秘鲁首都利马闭幕，会议批准了《亚太自贸区集体战略研究报告》和相关政策建议，并以此作为《亚太自贸区利马宣言》。《利马宣言》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FTAAP 的重要共识，包括：FTAAP应在APEC框架外实现，APEC将发挥孵化器作用；FTAAP应建立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其他可能的区域一体化协定基础上；APEC经济体将在2020年以前，进行关于FTAAP实现路径的评估，评估工作将找出FTAAP进程中的最大挑战领域。中外学界对FTAAP的发展路径主要有以下五种：RCEP扩容实现FTAAP，TPP扩容实现FTAAP，RCEP与TPP合并实现FTAAP，在RCEP与TPP之上建立一个伞状结构的FTAAP；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一种中美签署《双边投资协定》（BIT）后签署双边自贸协定，共同推动FTAAP的路径。前四种路径各有优劣势：“RCEP 扩容”路径是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一体化蓝图，自由化程度对于发展中国家较易接受，其劣势在于容易造成“在太平洋中间划线”，并且自由化程度并不是很高，甚至被称为现有双边协定的“订书机”，离“21世纪经济规则”尚有距离。“TPP 扩容”路径的优势在于当前12个成员有较广的地域分布，地跨南北美和东北亚、东南亚和大洋洲，自贸区自由化程度高，并且包括了电子商务等多个“21世纪议题”，其缺陷在于过高的标准使其“曲高和寡”，并且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亚太地区大国均不是TPP创始成员，不能够反映本地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关切。“合并RCEP和TPP”路径因为需要在差异甚大的两份协定之间找到“最小公约数”，通常被认为实现难度非常大。相比之下，“伞状结构”路径将具有更高的可行性，该路径将形成RCEP、TPP、FTAAP并存格局，FTAAP的自由化程度将介于RCEP 和TPP 之间，双方成员必须在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标准等领域统一标准，在政府采购、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内容上弥合差异，在原产地规则上达成共识，其缺陷在于因为需要统一存在冲突的规则，谈判过程可能旷日持久。第五种路径取决于中美两国在经济合作上共同担任世界领导者的意愿。两国自2008 年启动BIT谈判以来，已经进行了二十多轮的谈判，内容也已深入到了负面清单、文化产业、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中国还设立了自贸试验区为新一轮开放措施积累经验。两国如果能早日达成BIT协议，将开启一系列新的双边经贸合作领域，包括启动《中美投资和贸易协定》（BITT）谈判，中国加入WTO诸边贸易协定谈判（例如《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两国在双边层面达成的共识将扫除两国共同成为亚太自贸区成员的主要障碍。虽然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已经宣布美国将退出TPP，但是有观点认为最早到2017年2 月，美国将有机会就TPP部分条款再次谈判，形成可接受的新版本文件。考虑到RCEP一再错过的完成谈判的时间目标，目前说“经由RCEP实现FTAAP”路径胜出，仍为时尚早。不论最终上述哪一种路径成为发展FTAAP的最终路径，中美之间关于未来贸易规则的共识都将必不可少。特朗普在阐述他的贸易政策时曾表示，在任内他将更注重协商公平的双边贸易规则，这可能将为中美双边协定带来新的机会。如果中美之间能达成高水平的BIT 和BITT，意味着中美两国就“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达成共识，从而扫平RCEP（或其他路径）通往FTAAP上的最大障碍。中美共同参与的FTAAP将是“后TPP时代”的最佳选择，中美两国的巨大经济体量，将为亚太地区国家和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红利。尽管存在多种实现路径，但是任何一种路径都要求中美两国就关键议题达成共识。中美BIT的迅速推进与BITT的尽早签署，将为未来共同推进亚太自贸区奠定基础。而在TPP搁浅、RCEP先行的情况下，中国应适时邀请美国加入RCEP并进行“RCEP+”的升级谈判，从规则、范围、成员三方面将RCEP升级成为FTAAP。文章选自社会科学报，2017年1月29日
2017年2月8日 -
Chinese Think Tanks: A New Revolving Door for Elite Recruitment
“Revolving doors” are a common feature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landscape, helping facilitate the fluid exchange of ideas and expertis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 At U.S. think tanks, staffs frequently “revolve” out to engage in government service, while former government officials “revolve” in to take their place. Although the term “revolving door” is fairly new to China, the practice is not entirely unfamiliar. China’s “revolving door” has largely operated in one direction, with retired senior party officials moving into think tanks but the reverse rarely occurring. However,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recent remarks and actions suggest that a full-fledged “revolving door” will become a mainstay of Chinese think tanks in the near future.Over the last two years, Xi has regularly emphasized the need to strengthen and develop China’s think tanks. In April 2016, he delivered a speech articulating his readiness to employ think tanks as a new venue from which to recruit the party leadership. Xi expressed his vision for “agglomerating talent into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breaking institutional boundaries” to allow for an exchange of talent between the private sector, the government, and think tanks. He explicitly noted that the “‘revolving door’ mechanism commonly observed in foreign think tanks was an asset that China should seek to emulate.”Over the past decade or so, numerous retire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leaders have gone on to join prominent Chinese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think tanks. The forme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Zheng Bijian, served as chairman to the China Reform Forum, a Beijing-based think tank focused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Former state councilor Tang Jiaxuan became chairman of the China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NAIS), and later joined the leadership body of the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CCIEE). Former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Li Zhaoxing served as dean of both the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at Nankai University and the School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he Institute of Foreign Affairs in Beijing. After retiring as vice premier of the State Council in 2008, Zeng Peiyan became chairman of CCIEE. Similarly, since his retirement in 2012, former state councilor Dai Bingguo has served as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Jinan University and honorary dean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at Peking University. These are only a few of the many examples of former CCP leaders transitioning into influential roles in think tanks.Movements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from think tanks into government—are decidedly rare. Substantial leadership experience at the provincial and local levels has long been a prerequisite for becoming a top party leader. But in a departure from CCP norms, President Xi has started to appreciate think tank experience when promoting personnel into his inner circle. Notably, two of Xi’s most valued aides have advanced their careers through government think tanks, and they are now primed to take top positions in the party. Wang Huning, a Politburo member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Policy Research Office—who also served as an advisor to Jiang Zemin and Hu Jintao, rose through academia before making significant strides in the Policy Research Office. Liu He, the director of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Office of the Central Economic Leading Group, worked at both the State Information Center and the State Council’s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DRC) before assuming his current position. Wang may further advance his political career in becoming a member of the 19th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and Liu is a candidate to become vice premier and a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Remarkably, both Wang and Liu became part of Xi’s inner circle as a result of their abilities as thinkers and advisers; neither one has held a leadership position at the local or provincial levels. These cases indicate that Xi has opened the door for think tank scholars to join the top party leadership.Xi is also widening the door for foreign-educated returnees to join the leadership. In August 2016, a party directive called for members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欧美同学会, Oumei tongxuehui) to be recruited into the party. Foreign-educated returnees abound at China’s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think tanks, especially in the fields of economics and foreign affairs. For instance, since as early as 2005, the entire faculty of the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at Peking University—24 scholars in total—had studied abroad. Other think tanks, such as the Chinese Economists 50 Forum and the China Finance 40 Forum, also boast high returnee representation. Because foreign-educated returnees dominate the rosters at think tanks, Xi’s emphasis on recruiting these candidates carries the potential to institutionalize a system whereby think tanks help channel scholars into the party leadership.The composition of Xi’s inner circle reveals his confidence in the abilities of foreign-educated returnees to excel in the party leadership. Xi’s roommate in college, Chen Xi, was a visiting scholar at Stanford University in the early 1990s and is currently executiv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CP Central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in charge of Xi Jinping’s personnel matters. Fang Xinghai, the vice-chairman of the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received a doctorate from Stanford and current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orchestrating China’s financial reform. Both Wang Huning and Liu He, mentioned above, have studied and lived abroad: Wang was a visiting scholar at the University of Iowa and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from 1988 to 1989, and Liu received his MPA degree from Harvard’s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These are not isolated examples. There has been a clear upward trend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turnees at high levels of the party leadership. Returnees occupied 14.6 percent of all seats in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formed in 2012—an increase of 4 and 8.2 percentage points from the 17th Central Committee in 2007 and the 16th Central Committee in 2002, respectively. Though overall numbers remain small, it stands to reason that as the party further embraces returnees, think tanks will be the prime channel through which groups of policy-oriented, forward-looking leaders will emerge. In other words, think tanks will bridge returnees with the party.The trajectory of Henan party secretary Xie Fuzhan illustrates the extent to which this phenomenon is already taking place. Xie was a visiting scholar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from 1991-1992. Since then, he completed executive programs at both the Harvard Kennedy School and the Cambridge Judge Business School in the 2000s. He has held leadership positions at the DRC and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and in 2008 became director of the Research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Altogether, his career in think tanks spans three decades. In 2013, he was parachuted into Henan to become governor. In 2016, he rose to become Henan party secretary, which in turn makes him a candidate for a seat on the next Politburo.A true “revolving door” through China’s think tanks is still in its nascent stages. Xi’s call to increase the exchange of talent between think tanks and the government and his efforts to bring foreign-educated returnees into the party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ink tanks to become a new channel for fostering and recruiting party leadership. The impact of this development requires further study: it may work to Xi’s advantage, allowing him broaden his power base and reconcile hi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s intellectuals who have been critical of his governance, or it could create tensions between domestically trained and foreign-educated leaders. What is certain is that this new “revolving door” will inject diverse viewpoints and backgrounds into the membership of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and beyond, raising a new set of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China’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About Author Li Cheng，an academic advisor at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Director of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Lucy Xu, a Senior research Assistant of Thornton China CenterFrom China-US Focus，2017-1-26
2017年2月8日 -
【澎湃新闻】全球权威智库排行发布 中国智库数量位居世界第二
2017年1月25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中国北京发布会在宾大沃顿中国中心举办。北京发布会是该报告全球系列发布活动之一，也是全球范围内的首发。据悉，该报告将于全球60多个国家、86个城市发布，是国际上一年一度最权威和最有影响力的全球智库报告。 《全球智库报告2016》是由詹姆斯·麦甘（James G.McGann）博士领衔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对全球智库2016年的综合排名，已经连续发布十年。 在此次首发会上，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中国中心主任张忠教授和国务院参事室交流合作司司长孙维佳就该报告的发布发表了祝贺致辞。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主任詹姆斯·麦甘教授通过远程视频对报告研究背景和发布做了介绍。他说：“自2006年起，我们致力于发现当今智库所需要面对的全球趋势以及政策环境。在2016年度智库排行的提名过程中，我们邀请了超过51,000个组织和个人加入到评审过程中。这5万多人包括媒体记者、政策制定者、公共及私人捐款方、智库以及专家。”随后，宾大沃顿中国中心副总经理何育萍对《全球智库报告2016》进行了发布。 全球智库发展概况：中国智库数量位居世界第二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2016年全球共有智库6846家，其中北美洲智库数量最多，拥有1931家；欧洲其次，拥有1770家；亚洲紧随其后，拥有1262家。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拥有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有1835家。中国依然是世界第二智库大国，拥有智库数量达到435家。英国和印度智库数量位列中国之后，分别拥有288家和280家。2016全球智库排名榜单解读 1. 中国智库全球排名呈现新亮点 根据区域分布、研究领域、特殊成就三类标准，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共列出52个分项表单。其中，中国智库上榜的表单数量达到41个，与2015年相比增加了13个，反映出中国智库发展呈现的良性态势。2015年，中办国办就加强中国智库建设发出重要文件、提出明确要求。在中国政府重视智库建设的背景下，中国智库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在全球智库175强榜单中，有9家中国智库上榜。亚洲大国智库（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智库排名60强中，18家中国智库上榜。在最佳社会智库、最值得关注的智库、以及多个研究领域如教育政策、环境政策、国防和国家安全智库排行榜单中，中国智库均列名次。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智库在过去一年中发展迅猛，在该报告中表现亮眼。其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三个分榜单中排名中国社会智库第一，在全球最佳质量保证和完整策略及程序的智库、全球最佳互联网应用智库两项榜单中，CCG作为唯一入选的中国智库名列其中。 此外，新兴智库中不乏优秀者涌现，受到国际关注。在今年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的“全球最佳社会智库排名”120强榜单中，有7家中国智库上榜；而在“全球最值得关注智库排名”100强榜单中，有5家中国智库上榜，相比去年均有所增加。 2. 全球顶尖智库175强榜单，9家中国智库上榜 《全球智库报告2016》的2016全球智库综合排名榜单共列及175家世界智库。其中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蝉联榜单首位。这已经是布鲁金斯学会连续5年排行第一。英国查塔姆社和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分列第二、第三位。布鲁金斯学会还被报告选为2016年度全球最佳智库。美国入选全球十大智库的数量最多，达到6家，与去年持平。 2016全球智库综合排名榜单175强中，有9家中国智库入选，分别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第33名）、中国社会科学院（第36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第39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52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第73名）、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第79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第111名）、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第149名）。 2016全球智库综合排名175强榜单（中国智库排名）智库名次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第33名）、中国社会科学院（第36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第39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52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第73名）、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第79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第111名）、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第149名）。 3. 亚洲大国智库（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智库排名，18家中国智库上榜 《全球智库报告2016》发布的亚洲大国（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智库排名60强榜单中共有18家中国智库上榜，包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第4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第8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10名）、中国社会科学院（第13名）、卡耐基中国中心（第19名）、布鲁金斯中国中心（第20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第22名）、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第24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第30名）、上海社会科学院（第35名）、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第41名）、财团法人国策研究院（台湾）（第45名）、中国金融40人论坛（第48名）、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第51名）、盘古智库（第57名）、新华社瞭望智库（第59名）、团结香港基金（第60名）等。 4. 最佳政府智库排名6家中国智库上榜 在特别成就分类下的最佳政府智库排名中，中国在全球75个入选名单中，共有6个智库上榜，其中5个智库位列前20名。包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第7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第9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第13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第16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20位）。 5. 6家中国智库入选全球最佳社会智库 全球最佳社会智库排名120强榜单中共有6家中国智库上榜，分别是中国（海南）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察哈尔学会、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应用国际贸易研究所。 6. 5家中国智库最值得全球关注 在全球最值得关注智库排名100强榜单中共有5家中国智库上榜，包括：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第31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第54名）、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第63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第91名）。 7. 5家中国智库上榜全球杰出政策研究项目智库 在全球拥有杰出政策研究项目的智库排行中，共有5家中国智库上榜，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31名）、中国社会科学院（第41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第62名）、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第80名）。 8. 最佳高校智库榜单6家中国智库上榜 在最佳高校智库90强榜单中，中国智库上榜6个，有三个入选前20名，分别为第11名的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第14名的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以及第16名的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发布会后还就“为什么智库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变得日趋重要？”主题进行了研讨。参加研讨会的嘉宾包括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方晋、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Paul Haenle）、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副所长李国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政府共建的上海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学国、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许永权等。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方晋表示，当前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而越是存在不确定性的时候，政府、企业、民众也需要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折？未来向何处去？智库在关键时候的准确判断会对国家和各个机构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认为，在知识大爆炸时代，各种垃圾信息越多的情况下，智库人的真知灼见显得更加珍贵。尤其是当前世界面临重大转折，不确定性显著上升。越是存在不确定性的时候，各方需要更好地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折？未来向何处去？需要更加清晰、准确的判断，以便把握趋势，正确决策。如从去年的英国脱欧到今年的特朗普上台，意味着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信息化趋势、节奏和领域出现一些变化，甚至是全球化出现了严重的逆转，很多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判断、思考和应对。智库的思考、判断以及政策建议会对国家的决策进而全球的互动产生深远影响。文章选自澎湃新闻网，2017年2月4日
2017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