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方网】“大咖”献计顺企全球化人才战略
南方网讯（全媒体记者/蒋晓敏）14日，由顺德区人民政府主办，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承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协办的“2017企业全球化和人才战略发展峰会”在顺德举行。峰会旨在通过邀请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重量级嘉宾进行主题演讲和圆桌研讨，为顺企的全球化人才战略集思广益。 近年来，随着顺企全球布局步伐不断加快，包括美的收购东芝白电、德国库卡、意大利Clivet，伊之密收购美国百年品牌HPM的全部知识产权、专利及商标品牌，碧桂园在马来西亚投资“森林城市”等，如何在全球范围配置人才资源也成为重大课题。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叶远璋认为，在经济新形势下，海外发展的机会很多，但很多顺德企业人才储备不足，也制约了全球扩张如海外兼并重组的步伐，人才全球化还需要顺德企业更多的探索。 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主任王辉耀以“全球引智促升级，积极打造粤港澳人才腹地”为主题发表了主题演讲。他分析，当前顺德招才引智面临着人才结构不平衡、配套不足等挑战，如高层次产业人才主要集中在大企业，而部分传统制造业对人才的需求仍以中专、大专等技术型学历为主。“顺德可以试点‘校企合作、工学一体’高技能人才培育模式，加大技能型人才培养力度。”王辉耀建议。 王辉耀提出，面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时机，顺德要先行一步，加强与香港高校的合作，引进港澳的国际人才资源，建立与国际无缝衔接的外籍人才社会保障体系。“比如顺德碧桂园这样全国知名的房企，可以尝试建立外籍人才顺德聚集区，并通过加大医院、学校建设投入，让外国人才在顺德生活工作更加便利。”王辉耀说。 原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则分析了当前经济全球化的现状，并为顺企实现国际化经营提出对策与建议。霍建国认为，顺德企业起步早，有一定规模，人才战略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未来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要努力培养一大批能够驾驭国际市场的人才。同时企业要了解国际形势、国家的方针政策，这样才能把握大势。在新的形势下，企业更要注重产品定位和市场营销。 “顺德没必要与广州、深圳攀比，小地方生活质量更高。一个区域发展最大驱动力在于开放，而且要努力达到高水平的开放。企业发展要包容，地区也要有包容的理念和能力，要大胆启用外地人。顺德要抓住制造业，将优势产业做精做优”。霍建国说。 顺德区副区长蔡伟介绍，近年来顺德已经从原来以土地为核心配置资源，转化到以人才为核心来配置资源，无论是发展轨道交通，还是做强医疗教育，目的就是为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顺德城市定位是高端制造业的创新中心，为了做强制造业，顺德将列出人才目录，在全球开展针对性的引才。“蔡伟说。文章选自南方网，2017年4月14日
2017年4月17日 -
【中国贸易报】自信自觉成就中企“走出去”的典范
“当时我们很心虚，因为我们是一个民营企业，没有那么大的实力，不敢去，我们说现在还不敢给你们（迪拜政府）打印房子。”上海盈创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马义和也许没想到他们公司打印的房子会被迪拜政府看中。他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谈起面对迪拜政府采购时的状况。马义和说，后来还是迪拜政府在考察完他的公司以后，打印了17幢房子装到了总统府的绿地，此事引起了全球的重视。 如今，上海盈创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利用3D打印技术在全球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地区展开合作。“我们占小股份，输出技术、输出设备，然后和当地愿意拥抱这个技术的企业合作，实现了我们的梦想。我们现在已经在迪拜、沙特、德国、悉尼建立了工厂。特别是跟美国的合作，大家可能知道急速列车，他们也是选择了盈创为他们打印了急速列车的设施。”马义和说。 中国民营企业的3D打印技术能够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可，说明中国企业在某些方面并不比外企差，给中国企业长了面子，提高了自信心，这在如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大潮中显得十分重要。对此，参会的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教授王义桅表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化，我觉得应该增强自信与自觉。” 王义桅以印度百万富翁用步步高机器看盗版碟为例子指出，中企在国外生产的产品应符合所在国的国情和消费者需求。“我们老是盯着发达国家来看，老是觉得我们企业管理经验和技术上还有一定的差距。”王义桅说，“其实生产符合当地老百姓需要的产品，就是中企国际化的自信。” 对于“自觉”的理解，王义桅认为，企业要自觉地把它变成本土化。而目前，有些跨国公司全球化、本土化做得并不是很好，并没有完全尊重当地的实际情况和习俗。王义桅又以海尔集团主动适应非洲当地情况，开发出能清洗马铃薯的洗衣机赢得了市场欢迎的故事来证明他的观点。 纵观历史，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是从改革开放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在进行中，只是处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业态、不同的市场、不同的模式在进行。“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企业三十几年来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延续，扩大了更多的地域范围，扩展了新的市场，创造了更多的产品。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些年无论是在工业化、城镇化还是现代化，都积攒了丰富的经验，也摸索出哪些产品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需求。 摊开地图，查看“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多是中亚欠发达地区，城镇化、工业化程度低，经济发展较缓慢，它们最需要完善基础设施。这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来说，就是机遇。 “我们是做基建和特色产业小镇投资的企业，基建投资是目前阶段‘一带一路’上非常好的机遇。因为中国的基建行业是可以做全产业链输出的行业，中国经济发展高速增长了30年，给中国基建类的企业不仅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给我们储备了非常多的实力。也就是目前我们基建行业在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占全球‘走出去’的企业投资的51%以上，超过一半。”CCG常务理事、中外建城市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焦涌说，“我们是做地产产业小镇的投资，去年到海外地产类的投资已经超过了180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对外的地产类投资。这说明什么？说明基建行业在走出去过程当中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要改变近代以来的老说赶超和摆脱落后的思维方式，我们要走向新型的全球化。”王义桅指出，“一带一路”2.0版本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桥梁和纽带。文章选自《中国贸易报》，2017年4月13日
2017年4月17日 -
陈启宗：金融全球化，中国仍需走自己的路
理事简介陈启宗，CCG联席主席，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亚洲协会联席主席。陈启宗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 谈全球化，在中国内地谈跟在美国谈是两个世界。在中国内地谈，大家谈的基本上是实业，制造业，好像那就是世界全球化的大去向。但其实几十年前，美国的大公司就已经把他们的制造业拉到全球去了。在美国谈全球化，多数谈的是金融的全球化。而在中国，我却很少听到朋友讲到金融方面的全球化，这样的差异很值得我们思考。 金融全球化中，中国仍需走自己的路 如果讲到创新，一个不得不提的方面就是中国在什么事情上不能创新，也不要创新，那就是金融全球化。因为我们与西方世界不同，西方社会有很多的资金，科技的进展就是西方世界慢慢的金融全球化。1985年金融大爆炸后，从伦敦开始，这个领域主要趋势基本上就是去监管化，这给世界带来了极大的灾难。1997年，亚洲也未能幸免，当时的金融危机使整个亚洲市场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害。那时候西方觉得我们监管不好，但经过了10年的金融全球化之后，他们还是把自己打败了。 2008年金融的全球化把西方的经济体差不多打垮了，因此所以这方面中国一定要小心谨慎。金融的全球化千万要走自己的路，不能跟着国外走。因为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快，越来越大，数字越来越可怕，结果一定把自己打垮。我们谈的是实体经济，他们谈的是金融经济，这方面我觉得中国是绝对不能创新的。中国要创新的就是把自己的门部分的关起来，不要完全关起来。金融的领域不能跟国外走，要是跟他们走，完全打开我们的金融市场，促进资本的开放，一定会带来极大的损害，对自己和世界均无益处。中国在地方上的创新，要局部的开门，局部的不开门。这不仅对中国的经济体带来好处，也会对世界的经济体带来好处。 全球化的负面效应需要更多关注与研究 在全球化的诸多方面中，有一个方面是绝对值得我们考虑的却很少有人做的，那就是研究科技所带来的不良的影响。大家都在谈科技创新怎么好，却鲜有人研究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当然，研究这个并不是反对创新，反对科技，而是会对全球化有更加全面和清晰的认识。 从工作岗位的角度来看，大家都知道科技创造了很多行业，但是确实也破坏了很多就业岗位，这在世界上这已经是一个大问题了。比方说，现在的机器人已经可以代替人类做很多工作了，而且还不会出现罢工问题。那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当一切的就业岗位都被科技取代以后，或者很大一部分被取代以后该怎么办？13亿人口如何生存？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继续研究下去。 还有更严重的不良影响，例如病毒。现在很多治病毒的方法就是利用其他的病毒，或者最新研究出来的病毒来以毒攻毒，但这很有可能有一天把人类全消灭掉。因此，我们不是说不用科技，而是要发展科技、应用好科技，中国人还是要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4月14日 -
圆桌论坛三：如何打造全球化的中国创新模式 | 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
2017年4月9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在论坛三“如何打造全球化的中国创新模式”的环节中，来自投资、创业、物理届等领域的各位专家就“双创”主题，即创新和创业畅叙谈天，分享了自己领域的创新实践和对其看法。同时，就当下大数据等的热门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旨在探索中国创新与文化间的联系，为促进我国创新创业提供新思路。
2017年4月14日 -
打造“人才PPP” 助力人才动态流转——王广发校长受邀出席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
4月9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我校校长王广发作为“新时期中国全球人才战略”分论坛的研讨嘉宾，做了“如何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的发言。On April 9, 2017, CCG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held the 3rd China & Globalization Roundtable Forum at China World Hotel in Beijing. Our BRS Principal Wang Guangfa delivered a keynote speech at the sub-forum titled “China’s Global Talent Strategy in New Era” and shared how to establish a globally competitive talent management system. ▲法政集团董事长、北京王府学校校长王广发（前排中）在“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发言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CCG主席龙永图，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CCG联席主席何亚非，CCG主任、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等领导、专家学者、企业家出席了此次论坛。 本次论坛以 “十字路口中的全球化：中国挑战和机遇”为主题，六个分论坛围绕如何更好促进新形势下的全球化进程，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如何提升中国“一带一路”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全球新格局等议题展开了研讨。 ▲王广发校长作为CCG资深副主席，王广发表示，当前人才的竞争是最重要的竞争，它关系到未来一个国家地位的稳固和产业结构、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跟不上，什么样的人才和竞争机制都无效。” 在人才竞争、人才引进方面，中国正在尝试突破各种机制和体制，采取多种模式引进，多种模式培养。从现在开始，要着眼未来，培养20年以后的人才，把中国的标准定位为未来被世界所采纳，从而成为真正的中国“走出去”的标准，能做到这些才叫教育。 中国正面临全球化的挑战，但各方却在应对方面没有形成共识。国家实行的全球化人才战略，唯有从教育着手，才能真正让社会形成一个主流的共识。 目前，中国全球化的人才战略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原来纯粹将人才吸引到国内的阶段已过去,将来可能会出现大批人才到国际组织或者境外的与中国相关的机构、企业工作的情况。 因此，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需要为人才创造更好的环境,打破国境的界限,使各国人才都能为中国全球化真正发挥作用。王广发在论坛上首次提出“人才PPP”的概念。他认为，人才的流动，不管流到哪里，都在为我们的国家扮演着他的角色，贡献着他的职责。我们要突破过去对国际高端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的禁锢，加快推进人才培养的标准、人才培养的机制、人才引进的机制和人才建设的机制建设，这其中，教育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王广发校长在论坛现场与《环球时报》记者互动“每年几十万孩子走向国外读书，留学低龄化大众化需要从自身找差距。”在论坛现场回答《环球时报》记者相关提问时，王广发认为，这一现象说明我们的教育正在进行改革，也说明我们在未来亟须的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竞争力的高端人才培养方面，现行教育体制跟国外相比还存在差距。 当前，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学生，他们可以通过留学的形式，对接受教育的模式进行选择，以使自己符合具有国际视野的全球化复合型人才的标准。在这种理念驱动下，他所能做的就是寻求更好的教育。令人欣慰的是，国家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改革正在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的国际人才标准化培养的课程改革也在进行之中。假以时日，当中国教育完全与国际上发达国家的教育接轨，教学、教法、教材和专业等领域和先进的教育理念相匹配的时候，并且用比较的、批判的思维给学生们传递正能量，那时中国的海外留学低龄化大众化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关于CCG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Center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简称CCG)成立于2008年，“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全球治理、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文|詹敏 摄影|詹敏 翻译|翟静）文章选自北京王府学校
2017年4月13日 -
王琳达：民营企业家要跟着国家“抱团出海”
理事简介王琳达，CCG副主席、怡海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琳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 首先，“一带一路”实际上就是全球化最好的战略之一，我谈几点这三年在“一带一路”沿线中东欧国家的体会。我去那里的时候根本就不认得那边的人，但是一个国家发洪水，我提供了捐款。我在塞尔维亚发现，因为缺少资金，他们的一个幼儿园六年都没建成，我把剩下所需的33万欧元捐给他们。我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举措得到了他们国家和政府、人民对我们的认可。 现在，不仅他们国家的首富来找我合作，而且还让我们参加私有化项目。去年我跟着习主席去塞尔维亚访问，所以当地人对我的信任感就更强。我现在跟他们国家不但合作地产，还合作教育和高科技。接下来还和白俄罗斯等国的大企业一起合作。第一就是跟他们每个国家做经济保障法的合作，把我国过剩的建材产能带出去，这些国家非常需要建材产能，本地产品价格很贵，中国产品物美价廉。我认为合作过程中，可发挥女性的优势，就是女性不被看做那么强悍，所以反而很容易被接受。所以我觉得我们女性同胞们，在“一带一路”上要发挥我们的优势。 我们是香港侨商，我们这些海外华人华侨具备语言优势，还懂得国际上的很多规则，以及与当地社会的关系，是需要充分发挥这些优势。华人华侨一定要跟当地那些商会组织交朋友，跟他们一起共生存，跟海外的那些企业一起共享，这就是习主席提出来的命运共同体，一起分享成果，才会使我们受欢迎。 民营企业家在“走出去”之前，首先要找像CCG这样的智库机构合作。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不懂得当地的文化、地理、历史、法律法规等等，就一定会吃亏。我们要做好自身准备，抓住“一带一路”这个机遇，民营企业家要跟着国企、央企一块抱团出海。 最后，民营企业家在“一带一路”中希望有一些金融方面的政策，例如外汇管制方面的政策。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4月13日 -
【人民日报】智库国家队 塑造软实力
着力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编者的话 二十国集团智库会议（T20）举行，中央企业智库联盟成立，中国工程院和清华大学联手打造高端智库平台……一段时期以来，智库成为热词，日渐走进经济社会生活。我国各类智库亦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统计，现阶段，我国比较活跃的各类智库已有200多家（不包括高校智库），初步形成了官方智库为主，高校智库、企业智库和社会智库共同发展的全新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高度重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智力支撑。”那么，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有着怎样的意义？应该如何坚持中国道路、聚焦中国发展、发出中国声音？请看专家对话。 中国智库 中国特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智库呈现加速发展的崭新局面。同时，在“智库热”中，有影响力的智库还相对有限 记者：近年来，我国各类智库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不但在国家发展中扮演起日益重要的作用，更日渐走近寻常百姓，让越来越多的人分享其研究成果。那么，智库是什么、在我国走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王辉耀：事实上，智库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上溯至齐国的稷下学宫和战国四公子的门客集团，都是中国著名的早期智囊团。汉高祖刘邦有“三杰”、唐太宗李世民有“二十八功臣”，以及后来的幕僚制度，都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的“智库”。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智库应运而生，官方主导的智库首先出现。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智库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中国智库呈现加速发展的崭新局面。 刘元春：现代意义上的智库起源于西方，最早是个军事用语，指二战期间防务专家和军事战略家们讨论作战计划和制定战略的保密室。我们现在所谈的智库，是指诞生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参考和借鉴的非营利性政策研究机构，包括官方、大学和社会智库等类型。 记者：就我国现状来说，智库的发展取得了哪些成就、出现了哪些问题？ 刘元春：根据美国某研究机构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2016年全球拥有智库6846家，其中中国435家，为世界第二智库大国。可以说，中国智库的发展无论在政治环境、舆论环境、人才资源、资金保障还是社会需求上都进入了黄金时代。但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下的“智库热”中，有影响力的智库还相对有限，管用的智库产品更少——有些智库机构疏于研究问题，却专注于对外包装、智库排名；一些专家也是打着智库的旗号，忙于争抢课题和项目，能耐心做研究的不多。 袁岳：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大数据时代，现代智库的最大特点是由过去个体化的行为变成了组织化的行为，由基于个人智慧判断的行为变成了一种更多依据科学数据的行为。然而，我们的很多智库跟传统的“智囊”没什么区别，还是以个体发表观点和写文章为特点。我认为，推进智库现代化建设是个亟须面对的问题。比如，“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很多国家，各国的政局稳定性、经济发展程度等不尽相同，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一带一路”建设时，要分成很多个有针对性的项目和主题，把问题研究引向深入。 新型智库 核心支柱 ■专业性、独立性、公益性是智库的重要特质；智库建设应立足于当下国情、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决策 记者：2015年12月1日，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强调，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举措。那么，您认为，这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如何具体体现？ 迟福林：对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我认为应从“中国特色”和“新型”两方面理解和把握。一方面，所谓“中国特色”，就是要求智库建设应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战略与行动研究，立足于当下国情、服务于党和国家的改革政策决策，坚持中国道路、聚焦中国发展、发出中国声音。举例来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对农村土地承包期限问题有过激烈争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向中央提交了“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建议，被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文件采用；2003年SARS危机后，中改院提出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一揽子”政策建议；2015年，中改院又发出了建设中欧自贸区的呼声……另一方面，智库发展更应强调“创新”，尤应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保持客观独立性，强化专业性，塑造理性、专业和有担当的新型智库特色。 记者：的确，专业性、独立性、影响力等，都是评价智库的重要因素。智库建设关系着国家的发展，而智库的价值取向更是关乎决策、关乎“灵魂”的大问题。那么您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具体需要以怎样的价值取向为支撑、目前又出现了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朱旭峰：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关节点在于专业性和独立性。专业性是智库区别于其他政策参与者最重要的品格，意味着专家对自己的研究领域要有长期积累。与此同时，独立性也是每个智库都应追求的价值取向。所谓智库独立性的丧失，其实质是智库被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绑架了，公信力自然不复存在。 袁岳：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现在不少智库从业者更关心的还是找到符合政府部门意图的课题。有些时候，基于数据分析的智库所做出来的研究结果可能和政府机构的预期和初衷存在差异，按理说智库应该把科学的结果提供出来，但事实上，有些报告却可能会作一定程度的修改。 刘元春：的确，现在一些智库缺乏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甚至会囿于小团体或自身利益，发表一些偏激甚至错误的观点，既缺乏国家层面的宏观视野，服务性与公益性也不足……这无论是对智库的长远发展还是对国家的稳定和谐，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规范引导 优胜劣汰 ■以公益性和非营利性为导向营造智库思想市场环境，促进高水平智库脱颖而出 记者：在我国智库建设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希望借助这些智库吸纳更为广泛的研究成果以提供决策参考，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为避免一些智库偏激、错误观点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又需要对其进行一定规制。在“培育”与“规制”之间如何平衡？ 刘元春：“培育”与“规制”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推进智库思想创新的两翼。从培育的维度看，应进一步放开思想市场，推进中国智库从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时代转型；应进一步加强高校智库建设，促进大学智库成为中国思想创新的“发动机”；对于社会智库的发展，应在市场准入和税收政策上给予一定倾斜。从规制看，一个公开、透明、竞争的智库思想市场本身就可以提供强大的约束力，制约、规范参与者的行为。同时，为了避免市场失灵，为了增进效率、促进公平、保持稳定，政府也可以进行有效的规范和管理。 迟福林：智库的本质属性是为政府和社会提供思想产品，需要以强化智库的公益服务导向和非营利机构属性为重点，加快完善智库管理的体制机制，加强对各类智库发展的规范和引导。近年来，一些领域和地方出现了“智库热”。这一方面表明社会对智库发展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也需要理性看待我国智库发展的现实差距，不可拔苗助长，应促进高水平的智库通过公平竞争脱颖而出。 袁岳：智库是一个专门的行当。事实上，偏激的观点本不应出于智库。智库应基于准确的数据，需要一整套的方法论，结果应该是运算出来、科学可靠的。但现在一些智库，只是原来的机构翻了块牌子，出现一些问题又因缺乏专门的管理人才，整治起来有一定难度。我认为，除了通过外力规范以外，还应着力从内部提升各类智库的专业性，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方法的科学性，降低偏激、错误结论出现的可能性。 记者：那么，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应从哪些方面入手，进一步加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朱旭峰：这不仅需要智库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外部制度环境的营造。其中，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将有力地推动我国新型智库的建设。首先，政府逐渐建立政策思想搜集和筛选机制，搭建多种形式的思想交流平台。其次，政府委托智库进行专项研究是最直接有效的采纳专家意见的方式，这需要完善智库评审和智库竞争机制。第三，建立有效制度，保障智库获得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尽量减少一些智库迫于生计而受利益驱动的可能性。 王辉耀：在社会和专家学者的个人层面，同样存在极大的提升空间。九成左右的中国智库是官方智库，在影响决策中起关键作用，而社会智库却面临生存困境。智库之间竞争不足，进一步提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动力就会有所欠缺。建议更多鼓励商业协会、公益组织等为社会智库机构捐资，营造公益捐赠的社会风气；同时加强对各类智库的管理和规范，形成更为良性的“竞争机制”。对专家学者而言，应注重涵养家国情怀，努力保证自身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和独立性，真正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软实力”贡献一份力量。文章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4月12日
2017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