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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潮涌：中国距离硅谷只有一步之遥
理事简介汪潮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 新京报快讯(记者闫妍 实习生薛星星)“中国与硅谷只有一步之遥。一方面我们的创业领域和硅谷非常相似，另一方面是我们风投从规模到效益上也在疯狂追赶。”3月30日，在寻找中国创客第三季启动峰会上，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创客导师汪潮涌在致辞中表示。 汪潮涌认为，全球IT新贵价值崛起的背后，最重要的推手就是风险投资。“硅谷每年的投资总额在700亿美金左右，投资的项目8000到1万个，投资的方向一半在科技领域，第二大是生物医学和医疗。” 而汪潮涌认为，中国在这几年风投成长得也非常快，可以说与硅谷只有一步之遥。“一方面我们的创业领域和硅谷非常相似，另一方面，我们风投从规模到效益上也在疯狂追赶”，汪潮涌说。 “今天来参加新京报的活动，我翻箱倒柜找到了我18年前在斯坦福买的浅色衣服，结果一试还行，身材没走样，创业18年，工龄30年，体重恒重。”汪潮涌开玩笑称。 汪潮涌表示，希望大家在创业投资的过程中，要注意自己的体值和颜值好。才能像巴菲特那样投资60年，“作为一个创业者、投资者来讲，18年体重没变，是我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 在投资风格上，汪潮涌表示自己从事金融投资30年，通常看项目是倒着看。“从资本市场回过头来看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样的团队、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商业模式能够创造价值，创造巨大的价值，创造可持续的价值。” 寻找中国创客是新京报发起的大型创投公益报道活动，邀请柳传志、王健林、马云、俞敏洪等导师为创客把脉，至今已举办两季。今日起，寻找中国创客第三季正式启动。文章选自新京报，2017年3月30日
2017年4月1日 -
郑永年：如何拯救中国的城市化
专家简介郑永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总体上说，中国仍然处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阶段，很多农村人口仍然向往城市生活，他们会继续以不同的方式走向城市。另一方面，中国初期爆发式的城市化高潮已经过去，今后需要追求的不再是数量意义上的城市化，而应当是质量城市化。 无论从经济增长还是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仍然需要城市化。今天，中国的经济下行还没有到底，下行的压力仍在增大，城市化需要大量投资，所创造的投资空间正是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尽管城市化不见得是为了国内生产总值（GDP），但城市化必然会带来GDP。从前以GDP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的确出现了大问题，但在任何意义上，这并不意味着城市化就不需要了。 在实际层面上，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在城市化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方面，需要大力推进城市化，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的需要。中国离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还有14个百分点，即使在现有的城市人口中，还有10多个百分点的人口仍然是农民身份，这些人口都需要进一步的城市化来加以消化。 再者，总体上说，中国仍然处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很多农村人口仍然向往城市生活，他们会继续以不同的方式走向城市。另一方面，中国初期爆发式的城市化高潮已经过去，今后需要追求的不再是数量意义上的城市化，而应当是质量城市化。如何推进质量城市化呢？这要求人们更新城市化的思路。至少需要考量如下几个大的问题。 首先，从资源高度集中转型到资源相对分散。分散化当然不是说简单地在各个城市之间搞平均主义，而是要实现均衡的发展。现在优质资源过度集中，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有些城市吃得太饱，而另一些城市停留在吃不饱的状态，至少可以把巨大的浪费这部分，转移到那些吃不饱的城市中去。 这方面可以从毛泽东时代的“三线计划”学到经验和教训。“三线计划”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在不同区域之间分配经济资源。不管如何评说，“三线计划”对中国的工业从沿海到内地的扩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如果仅仅让市场来发挥作用，中国的工业一直会集中在沿海的一些城市。同样，如果行政权力不介入，今天也很难在城市之间重新分配资源。实际上，优质资源集中在少数大城市本身，就是行政权力干预的结果。 这说明，资源的分散也同样要通过行政的干预。这需要一次新的“三线”建设计划。例如，完全可以把一些垄断性国有企业撤离一线城市，分散到全国的三、四线城市，这样可以加速三、四线城市化建设，同时缓解现在超大城市所面临的无穷的压力。须对城市进行结构性改革 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分散，必须花大力气对城市进行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要处理好一线城市和二线、三线、四线城市之间的关系。既然一线城市已经发展过度，集中了太多的优质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今后城市化的重点就需要放在二、三、四线城市和城镇，即二线+三线+四线+城镇化，资源需要大力向这些城市倾斜。 理想地说，应当取消城市的行政级别。城市行政级别的存在产生了很多问题。从资源配置来说，行政级别的存在大大加大了城市的分化，因此也是社会的分化。一个城市所能够获取的资源，取决于其行政级别，级别越高，其所能获得的资源就越多；反之，级别越低，其所能获得的资源就越少。如果行政级别不能取消，就要寻找以其他方式来改变资源分配方式。上面提到的把垄断性国有企业迁移到三线、四线城市是一个方法。 此外，优质学校（中学和大学）、研究院、医院、养老院等等机构如果不能迁移，也可以到三线、四线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和分部。这些企业和组织现在已经是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要把它们迁移到三、四线城市可能会遇到巨大的阻力。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的那种大规模迁移到“三线”的方式已经行不通了。但是，可以设计新的方法来进行，要求这些机构在三线、四线设立分部，而工作人员可以在体制内循环。 例如，这些人仍然可以保留大城市的户口，也可以把家保留在大城市，但可以规定每隔几年需要到三、四线城市工作一段时间。当然，更可以鼓励那些自愿的员工去三、四线城市工作。在同一个省市自治区内部，一些可以加以分散的政府工作机构，也可以迁移到三线、四线城市。类似这样的方法，可以逐渐实现城市的均衡发展。 其次，实现从数量城市化到质量城市化的转型。一线城市尽管在数量上得到了快速发展，也集中了优质资源，但城市的基础设计仍然很脆弱。供暖系统、排水系统、防火系统、绿化等等方面仍然有巨大的改善空间。尤其是排水系统，很多城市一发大水，街道就变成了河流，经常给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社会服务类的空间更巨大，例如停车场、体育馆、幼儿园、养老机构等等严重缺失。没有足够的停车场，整个小区、街道变成了停车场，既不美观，也不安全。体育设施的缺乏，对人民的健康很不利。 在新加坡，每一小区都有停车场、体育馆、幼儿园等。这些机构既是政府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平台，也是政府治理管理社会的平台。必须意识到，这些领域的建设可以消化大量的过剩产能，质量化城市建设，可以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大提升城市的质量。 三线、四线的基础设施建设更为重要，更需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老百姓拼命涌向大城市，就是因为大城市的基础设施优越，而大城市的人口不想到三线、四线城市工作，就是因为那里的基础设施实在太差。现在的三线、四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只是集中在少数几个领域，例如公路、高铁、桥梁、电力、煤气等。这些远远不够，这些城市需要好的医院、学校、养老院等等社会服务机构。三线、四线城市基础设施的提升，有助于人口从一线城市的转移和分散。 第三，重新设计城镇化思路和路径。从世界范围来说，城市化最终的结局是富人的乡下，穷人的城市。城市化到了65%至70%水平的时候，就会出现逆城市化现象，也就是城市居民尤其是富人和上层中产就想往乡村移动。在欧洲，大部分中产阶层居住在小乡镇上。例如，德国8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2万人左右的小镇。 中国尽管提出了城镇化战略，但思路并不符合城市化的规律。在中国，城镇化主要是为了解决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问题。因为不想让农民跑到大城市来，因此想通过小城镇建设把他们留在城镇。对地方政府来说，发展小城镇主要还是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GDP的增长。应当说，解决农村人口问题的意向是正确的，但思路有待改进。 在世界范围内，城市平民都喜欢在交通便利的城市中心居住，甚至工作，因为这是省钱。在过去很多年里，一些城市政府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建了很多廉租房，但并不受城市平民欢迎，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乡镇对没有交通工具的农民来说没有多少吸引力。同时，如果乡镇让各级政府来建设，政府的财政负担会大大加重。乡镇所建设好的住房也不见得能够卖得掉，因为只有农民是消费者。 实际上，乡镇建设应当为中产阶层以上的人口做准备的，这个群体也应当是乡镇建设的主体。现在的问题是富人和城市上层中产阶层不被容许到乡镇建房，因为这涉及到乡镇的土地问题，往往是集体土地所有制。一个可以施行的办法，就是政府容许农民的宅基地进行自由流转和买卖，同时政府对乡镇住房建设进行严格的规划和规制。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应当容许和鼓励富人和城市居民到乡镇建设自己的住房。仍有近5亿人口会生活在农村 更为重要的是要进行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的城市化即使达到发达国家70%的城市化水平，中国仍然有近5亿人口会生活在农村。而且这个庞大的群体中，很多不再是农民工一代、二代，而是三代之后的人口。他们当中很多可能在城市出生和生活，尽管保留着农民的身份，但已经很难再回到传统农村生活。 鉴于中国农村人口庞大，很难想象都可以被城市化，因此，农村的现代化不可避免。但农村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对农村的了解之上，不可一刀切。过去那种盲目地发展乡镇、把农民赶上楼的做法已经不合时宜，必须加以改变。一些大的村落可以建设成城镇，特色镇，而小的村落可以相对集中一些。 同时，和城市建设一样，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实在太落后了，需要大力加强。一些农民尤其是农民工二代回到农村之后，仍然想过城市那样的生活，但因为农村没有像城市那样的基础设施，因此自己动手造这些基础设施，例如卫生设施、暖气、空调等等。因为没有任何规制，往往造成土地的浪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这和欧洲的乡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很显然，这应当是政府的责任，要让千千万万个体农民来承担这些责任几乎不可能。也应当认识到，农村的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也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 和小城镇建设那样，也要通过农民宅基地的流转和买卖，容许和鼓励富人和城市中产阶层到农村购置房屋，到农村生活。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各级政府也是重视农村发展的，但农村总体上一直处于衰落状态。主要的原因就是农村的发展是单向道，只有农民的流出，而没有城市人口的流入。 现在的一般情形是这样的：农民一旦有了钱，就想离开农村到城市购置房产；一旦有了机会，就会离开农村而去城市生活。因为人性所趋，这种局面今后不会得到改变。但同时，因为土地制度等政策因素的限制，城市人口几乎不可能回到农村，城市资本到不了农村。这样就造成了农村“只出不进”的局面，在“只出不进”的情况下，不管政府多么努力来发展农村，农村的衰败不可避免。 如果容许城市人口到农村生活，农村本身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都会得到改变。为城市人口提供服务的服务业、学校、交通、通讯等马上会得到改变。这可以从欧美农村的发展获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总之，城市化不能光讲经济效益和工程的可能性，而是要有政治和社会大局。单纯经济因素主导的城市化，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更回避了中国社会政治安全问题和国际层面的国家安全问题。 中国如果要继续推进城市化，首先必须总结以往GDP主义指导下城市化的经验教训，更新城市化的思路，重新设计城市化的方式和路径。只有这样，中国的城市化才会走上健康的道路，才是可持续的。文章选自联合早报网，2017年3月14日
2017年4月1日 -
【中国社会科学网】王辉耀、苗绿：全球智库发展趋势及中国应对
2016年5月15日，第二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举行 智库，具有产生新思想、影响政治决策、引导舆论、教育公众、储存和输送人才、开展“二轨”外交等功能，影响甚大，被称为所在国立法、行政、司法权力机构之外的“第四力量”。纵观世界史，几乎每个大国崛起的背后，都有来自智库的力量支撑。21世纪的今天，智库更成为一种“全球现象”：2016年，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智库总量已达到近7000家，涵盖国内经济政策、教育政策、能源政策、卫生政策、环境政策、科技政策、政府治理、国防与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国际经济、全球卫生政策等方方面面。 智库发展由量变走向质变 2016年，世界格局跌宕起伏，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各种逆全球化思潮盛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新的时代背景下，能否未雨绸缪地把握全球经济政治新动向，为政府提供专业且前瞻的政策建议，成为未来智库能否“立足”的关键。综合来看，全球智库发展将呈现以下趋势与特点。 其一，发展格局将出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全球智库数量将呈平稳发展态势，智库结构与服务功能上的突破将成为未来重要特点。 从2008—2016年全球智库数量变化来看，基本呈现出平稳发展状态。金融危机后，全球智库数量增长较为缓慢，欧美地区的智库数量基本呈现饱和状态，进入内部整合阶段。 从全球思想市场来看，媒体、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等都成为智库的重要竞争对手，随着思想市场竞争的激烈，智库要想获得更多话语权，最根本的还需要生产出高质量、专业的研究成果。因此，全球智库发展格局上将表现为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智库结构与服务功能上的突破将成为未来智库发展的重要特点。 其二，研究领域更趋向专业化、特色化，并注重跨学科研究。 国际上一些大型智库，比如兰德公司成立初期主要从事军事领域的研究，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其研究领域逐步扩大到社会、经济、能源等诸多方面，形成了“大而全”的研究方向。兰德公司这种通过综合化发展，实现“强者愈强”的发展路径并不适合大多数智库，尤其是新兴智库，它们的选择将是专业化、特色化的发展方向，并通过开展跨学科研究的方式，从多视角把握该领域的全局态势，提出更具针对性与建设性的政策建议，更好地发挥智库的影响力。事实上，即使是兰德公司，也有自己的重点领域，比如军事战略研究，其他比如布鲁金斯学会的外交政策研究、美国进步中心的公共政策研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国际经济政策研究、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项目等都形成了独特的研究特色。 中国目前正处于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机遇期，气候治理、生态保护、食品安全、信息安全等诸多专业领域的新问题需要智库的智力支撑，相关专业型智库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其三，研究成果传播上趋向于根据受众特点，利用新技术，将研究成果以“最合适的方式、在最合适的时间、交给最合适的人”。 智库的受众包括政策制定者、媒体和公众。忙碌的政策制定者每天能够阅读智库报告的时间非常少，而公众对移动设备依赖性的增加，也开始习惯于碎片化阅读，所以，过去动辄几百页的研究报告或白皮书，已经无法吸引受众的目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智库要实现将研究成果以“最合适的方式、在最合适的时间、交给最合适的人”，就需要根据受众特点，进行研究成果的传播与营销。比如国际上各大智库纷纷创办新媒体平台，运用微博、微信、Facebook、Twitter、LinkedIn、Podcast等渠道传播研究成果。互联网、社交网络、云技术等新技术的发展，为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智库创造了一个相对平等的传播平台，即使是小规模新兴智库，也可以方便快捷地传播与分享它们的研究成果。 目前，很多中国智库缺乏宣传推广的意识。这一方面与它们具有官方背景，不存在研究经费问题，不需要通过研究成果的传播获得社会资助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很多智库由学术科研机构转型而来，智库研究者们往往习惯于在自己的圈子内部进行交流，缺乏向社会公众传播普及的意识。中国智库在新媒体传播方面还需“快马加鞭”，增强传播意识与传播能力，比如通过建立和完善英文网站，向世界介绍最新的政策研究成果和活动内容，以及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新动态，推动世界范围内中国声音的传播和中国形象的提升。国际化是智库发展的重要趋势 全球气候变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流行性疾病、恐怖主义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要求智库必须具备全球视野，进行国际化议题的研究。全球化是各国智库发展的重要趋势。美国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英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日本的野村研究所等都将国际化视作重要的发展战略，并积极雇佣国际化研究人员、开设全球分支、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国内一些智库也开始国际化实践。不过，总体而言，中国智库国际化的速度、深度与广度还远远跟不上新形势下中国国际关系的需要。国内智库还需继续加快国际化脚步，从研究领域、研究视角、人才队伍到传播方式及影响力等方面都实现与国际接轨。在立足国内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密切关注全球性问题；在充分利用国内资源的同时，能够深挖国际资源，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人员交往、学术交流、联合研究等方式建立国际研究网络；充分利用网络媒介实现智库成果的全球传播；主动设定国际议题，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积极发声，引导国际舆论，打造中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可以预期，随着顶层设计的不断出台，智库将在我国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需要知己知彼，既要立足中国国情，也要追踪国际智库发展经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智库应保持一种学习的心态、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国际智库思想市场的竞争与合作，用国际社会能够听懂的逻辑和语言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于全球的安全、稳定与繁荣。文章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7年3月31日
2017年4月1日 -
【China Daily】Nobel Prize winner gets green card at Zhongguancun
Albert Fert has become the first Nobel Prize winner to obtain permanent residence in China through a pilot project of Beijing’s Zhongguancun Science Park.China began issuing permanent residence permits in 2004, however, the green card is among the most difficult in the world to obtain due to stringent requirements. Between 2004 and 2015, Beijing issued only 1,700 permanent residence permits.To attract more foreign talent and facilitate Zhongguancun’s development, Beijing started a pilot project in March 2016 that enables foreign startups or skilled professionals in the science park to apply for permanent residence.Foreign workers at startups, or who have been hired by companies in Zhongguancun Science Park, can receive a recommendation letter for a green card if they met the standards of a merit-based point system.The pilot program’s first group of 45 foreigners each gained more than 70 of 100 possible points under the merit system and received recommendation letters in January. Points are based on factors such as education, experience and the demand for certain technological know-how.Zhang Wenqiong, deputy director of the Zhongguancun Talent Center, says the policy focuses mainly on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startups, along with other factors.Zheng Jinlian,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says foreigners now have two windows of opportunity a year to apply for permanent residence."The whole process, from collecting application materials to completing the assessment, takes four months," she says. "We have a group of more than 100 experts review the application materials."Albert Fert shared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in 2007 with his German counterpart Peter Grünberg for researching giant magnetoresistance. Joining hands with the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he established the Fert 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in 2014.Getting the so-called green card will be bound to provide more convenience for Albert to cooperate with Chinese scientists.In addition to obtaining permanent residence by accumulating points, there are four ways an expatriate in Beijing can apply for a Chinese "green card".1. Overseas Chinese employed by enterprises in the high-tech hub of Zhongguancun who have doctorate degrees or have worked four consecutive years and lived more than six months every year in China can apply.2. Foreign residents who have worked in Beijing for four consecutive years, received an annual salary during that time of at least 500,000 yuan ($72,560) before tax, have lived more than six months every year in China, and have a stable income and residence can apply.3. Foreigners who have paid more than 100,000 yuan in personal income tax every year with recommendation from a local employer can apply.4. "High-end foreign experts" with recognition from the Beijing city human resources authority and high-end professional workers hired on a five-year working permit by a local company with recognition from the capital’s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uthority can apply for permanent residency after three years working in China, upon recommendation from a local employer.From China Daily，2017-3-27
2017年3月31日 -
【国际商报】香港新十年当解决“人心”回归
2017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当此之际，香港如何自我定位，专注于国家所需和香港所长？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财务司司长、CCG副主席、香港南丰集团董事长梁锦松在北京作了以“香港新‘聚才’、‘聚财’之道”为主题的演讲，探讨香港未来的发展之道。 CCG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指出，香港回归20年来，内地与香港的经济、人文交流日趋密切。而近年来，受全球经济大环境等影响，香港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出现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和人才外流等问题。CCG作为国际化的智库，一直关注香港的发展，并期待能够为香港发展贡献力量，为香港下一步发展建言献策。 梁锦松指出，香港回归后过渡了20年，如果从“50年不变”的角度来看，未来的10年就是承前启后的10年，这期间的发展对之后20年的发展影响巨大。香港作为国际性金融中心，全球很多发展趋势在香港都有所体现。他用VUCA（动荡的、不明确的、复杂、模糊的）来描述未来世界，认为新技术、市场全球化、法定货币、普选制、人口老龄化、代际价值观、信仰和多极化与中国崛起等八大因素对整个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梁锦松认为，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以及英国的原殖民地，是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交会点。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既享先机，亦是冲突频生之地。回首过去20年，香港的发展总体上繁荣、稳定，但GDP增长并不等于民生福祉。他用“上楼无望、上流困难、上位无门”归纳了香港楼价高涨、基尼系数加大，年轻人从事高端职位以及渠道参与政策的几率较小等发展问题。他建议，下届政府应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上。香港是世界上“五流”（人流、物流、服务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最融通的地区，有66%的土地是草木林地，可以进一步通过与市民共谋适恰的土地房屋政策、增加公屋供应并以期权出售等措施改善“上楼难”；通过“聚才”和“聚财”，以开放的移民和人才政策吸引全球英才；应鼓励“创新、创业、创意”，吸引高端研发到香港；重视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战略地位，利用珠三角地区共创粤港澳湾区等改善“上流难”；通过让议政团体及咨询委员会吸纳更多年青人参与政策、培养年轻人归属感来改善“上位难”。他还强调，教育是另一重要的民生问题，应该培养年轻人以充实的学识、全面的素养和健康的价值，迎接未来的挑战。 “1997年是香港政治上的回归，前些年内地与香港签署CEPA协议是香港经济上的回归，未来要解决人心上的回归。”梁锦松表示，有国家的支持，有“两制”赋予特别行政区可保持原来制度上的优势，加上香港人的勤劳智慧，新一届政府能提出清晰得当的方针和政策，善于与市民沟通，减少政治争拗，认真落实“一国两制”，着力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香港人的幸福感一定会提升，而香港亦可为国家多作贡献。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7年3月29日
2017年3月31日 -
【上观新闻】签约“一带一路”，新西兰为何总能“敢为西方先”？
当地时间3月23日，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李克强总理出席澳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发表致辞虽然身处西方发达国家阵营，但是新西兰在对华关系上从来都很有主见，不随波逐流，迄今已开创多个“第一”。如今又第一个与中国签约“一带一路”合作。为什么新西兰总能“敢为西方先”？ “一带一路”的“朋友圈”又增加了新伙伴。在李克强总理访问新西兰期间，中新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新西兰由此成为第一个与中国签署相关协议的西方发达国家。新西兰的考量 虽然身处西方发达国家阵营，但是新西兰在对华关系上从来都很有主见，不随波逐流，迄今已开创多个“第一”：第一个同中国结束“入世”双边谈判、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如今，又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约“一带一路”合作。 为什么新西兰总能“敢为西方先”？ 分析人士认为，首先，这是新西兰的“外向”经济遭遇逆全球化势头的“碰撞”结果。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储殷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新西兰是一个高度依赖自由贸易和海外市场的国家，强调经济自由开放，在推进全球化进程中不遗余力，对泛太平洋经济一体化一直情有独钟。眼下，全球遭遇逆全球化寒流，美国又不愿意引领全球化进程，新西兰自然对全球化的重要引领者中国寄予厚望，将其国运与中国版的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联系在一起。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进一步指出，贸易是全球化的主要标志，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世界贸易增长两倍于世界经济增长，但是之后，贸易增长却低于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全球贸易的新西兰对全球化的失势非常焦虑，而中国提出的经济结构转型、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可以成为新一轮全球化和经济治理模式的抓手，因此，新西兰希望与中国密切合作也意在推进新一轮全球化进程，并扩大自身在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 其次，新西兰对待中国始终保持务实、正常的心态，不纠缠于意识形态差异。储殷说，位于南太的新西兰国土面积小，而且远离亚太的热点地区，一贯与世无争，这使得新西兰既不像美欧一些传统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抱有警惕防范之心，目睹中国崛起产生诸多不适应，甚至将中国视为威胁；又不像中国一些周边国家，虽然受益于中国的快速发展，但因地理位置毗邻难免产生安全焦虑。同时，相比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人权等价值理念上的差异，新西兰更看重实际，也就是两国间的生意往来。因此，中新关系的发展未被太多因素扭曲。对于中国崛起，新西兰更容易秉持客观公正、在商言商的立场。 第三，新西兰与中国在经济上依存度高，且优势互补，新西兰的发展与繁荣与中国经济密切相关，这也推动新西兰更有意愿与中国加强各方面合作。目前，中国已经连续3年成为新西兰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连续5年成为新西兰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去年，中国与新西兰双边贸易额达千亿元。储殷表示，农产品、教育留学、旅游是新西兰经济的三大支柱，而中国恰恰为这三大支柱提供了大市场。新西兰的牛奶、奶粉、牛肉一直深受中国市场欢迎；中国也连续多年成为新西兰最大的海外留学生来源地，每年有3万人赴新留学；中国赴新游客人数也在持续增长，2015年已与新西兰的最大游客来源国澳大利亚持平，去年更是突破40万人次大关。 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强总理此次访新除了签署“一带一路”协议外，双方还就下月开启中新自贸协定“升级版”谈判达成一致。如果中新能谈成“升级版”FTA，这将成为中国与发达国家签署的“水平最高”的自贸协定。分析人士称，“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作为一个框架性文件，将对中新经贸发展起到指导和规范的作用。打造合作样板 自中国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的朋友圈不断扩大，迄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和中国签署相关合作协议的也超过数十个。新西兰作为西方国家中的领跑者，是否会产生示范效应，就像当初亚投行创立之后，随着新西兰、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加盟，一大批西方国家也相继加入？ 王义桅指出，虽说新西兰带头加入“一带一路”，未必就意味着其他西方国家一定会尾随其后，但是，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新西兰的加盟富有象征意义。新西兰能较早感知世界的变化，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更强调与中国一起推进全球自由贸易和新一轮的全球化，这是新西兰加入“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所在，也是对全球释放的积极信号。 在储殷看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始终持开放包容姿态，对各国开放大门，并不局限于沿线国家。中国与新西兰完全可以打造新的全球化样板，通过取长补短提升“一带一路”的品质。未来，中新两国的合作着力点可以放在农业、基础设施领域。农业供给侧改革将是中国改革的重点方向，而新西兰是畜牧业、农产品大国，未来在农业合作方面，双方可以有很多对接项目。李克强总理在访新时就建议，中新未来可以拓展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农牧业全产业链合作。在基础设施领域，新西兰有不少港口需要重建翻新，中国拥有丰富的基建经验，在推进“一带一路”合作中，这也能为双方带来合作契机。 王义桅则建议，中新两国合作潜力很大，包括海上生态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海上通道安全以及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都能展开合作。此外，在经济开发区、港口建设等方面，两国也可以打造合作样板。更重要的是，在推进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引导制定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上，中新合作将大有可为。（作者：廖勤）文章选自上观新闻，2017年3月28日
2017年3月31日 -
【羊城晚报】来穗团队最高获补亿元
为促 《关于我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落地生根，广东各地区各部门采取多种方式积极推进。除了省财政3年投56亿元支持人才工作，省科技厅也使出亿元级大手笔。 对于“珠江人才计划”等规定，省科技厅详细解释，要重点围绕广东省战略新兴产业及重大专项等领域，面向省、境外着力引进取得先进创新成果或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可实现核心关键共性技术突破或产业化前景广阔的团队和领军人才。团队按档次给予1000万至最高1亿元资助。申报条件及资助方式优化为： ■ 一是进一步优化来粤方式，刚柔并济引进团队。增加“团队带头人需全职在粤工作”的要求，保证每个团队至少有3名全职人员在粤创新创业。团队其他成员以每年不少于3个月的兼职在粤时间服务团队； ■ 二是增设海外青年英才团队项目。要求团队所有成员年龄不超过40岁，均为境外引进、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 ■ 三是放宽申报人年龄限制。团队成员申报年龄调整为65周岁以下（原来规定为60周岁以下），全职来粤工作的院士可放宽至70周岁以下（原来规定为65周岁以下）； ■ 四是采取一事一议，设立引才特殊通道。对入选国家“千人计划”顶尖人才与创新团队项目或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团队和领军人才，按“一事一议”的方式，免评确定资助档次及额度； ■ 五是对“应用基础研究类”团队采取定额资助方式给予支持。对“应用基础研究类”团队采取定额资助方式，统一给予每个入选团队2000万元资助； ■ 六是优化资助方式，分两期拨付资助资金。将省财政资助资金分两期拨付，入选后拨付省财政资助金额的60%，通过中期考核后拨付剩余40%； ■ 七是在引进领军人才项目中增设企业家及金融人才引才方向； ■ 八是对符合条件的人才按实际年工资薪金收入的1倍提供生活补贴，年最高不超百万元。对从事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连续资助5年；对从事基础研究的，连续资助10年。 省科技厅表示，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充分发挥国（境）外人才的作用。 广东支持广东企业在国（境）外设立研发中心、分支机构、孵化载体，经评审认定，分三档给予企业500万元、400万元、300万元的引才补贴。 广东支持以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万人计划”入选者、“珠江人才计划”引进领军人才、“广东特支计划”杰出人才为带头人的团队开展原创性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发。对入选团队，省财政采取配套资助方式，按用人单位提供的配套资金的1倍或2倍提供科研工作经费，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3年后进行考核，考核优秀的再给予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资助。每个团队最高支持可达2000万元。专家点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人才平台建设走向海外 “开放”是实施意见的特点之一。在人才的开发培育方面，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开展面向海外人才的两个计划：“海外专家来粤短期工作资助计划”和“海外青年人才引进计划”。这两个计划显示出目前广东省人才观念和思维的转变，即从注重人才“长期拥有”转向“短期使用”、从注重人才“成品”转向人才“储备”。 “灵活”是“实施意见”的重要特点之二。目前国内人才体制机制一直受人诟病的问题就是体制机制僵化，束缚太多。实施意见提出了“下放采购设备的自主权”等措施，这都是进一步放权松绑、增强人才体制机制活力的重要体现。 “务实”是实施意见的重要特点之三。针对目前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的一个疑难杂症——落“实”难的问题，广东省研究制定了“实施意见”任务分工方案，细化改革举措，明确各项改革的进度安排。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柳学智：为人才发展破除“障碍”【实施意见呈现鲜明的特点】 牢牢把握激发人才活力的改革主线。广东的实施意见坚持向用人主体放权，直接为用人主体松绑，特别是向高水平大学、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高校下放岗位设置、公开招聘、职称评审、薪酬分配、人员调配等相关权限。 重点破解人才发展体制机制障碍。广东推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国有企业等自主评审，由用人主体自主制定评审标准，自主组建评审机构及评审专家库，自主开展评审工作，自主颁发职称证书。职称制度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在各地职称改革中是少见的。文章选自《羊城晚报》，2017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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