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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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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蕴岭:中美经济的三个层面 TPP不是坏事
张蕴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双边层面又分两种,经贸关系和综合关系。经贸关系主要是体现在贸易、投资,其中贸易不平衡是主要的问题,也导致了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长久存在。美国主要的手段,过去历届政府都是反倾销,征收惩罚性关税,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特朗普能做的无外乎也是这些,只不过他要普遍征收惩罚性关税,做的更多、更严厉。过去历届美国政府都是避免把中国定为汇率调整国,双边可能会有协商,这是因为中美贸易问题早就存在,一个是结构性的,中国是生产型大国,美国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型国家,故而产生贸易顺差。另一个是技术性的,在统计贸易数字时是按最终价值,而不是按附加价值,但实际上很多产品是从其他国家出口再组装出口到美国。美国国内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看法,也有观点认为这样的格局对美国并没有坏处,不影响他的就业。 与此同时,中国也要采取一些自我约束措施,如调整产品结构和削减产能等等,用这些办法减少这种贸易逆差。这个事情只能双方共同来做,中美双边关系中的综合关系,涉及到政策、机制、交流、合作,分布于各个领域。中美建立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交流、合作、对话机制,最突出的就是中美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个对话是所有交流机制里最高层的,一方面通过高层沟通解决中美之间的矛盾,增进相互了解,另一方面列出合作的领域,大大推动了双方的合作项目。中美之间需要高层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要避免冲突,这就是中美两个国家处理的方式。但特朗普政府和过去不一样,会提出更多的条件。 第二层就是地区层面的中美经济关系。过去比较突出的是TPP,但特朗普已经撤出来,他的方式是通过双边就事论事解决问题。这将会改变我们战后长期形成的一些规则。其实TPP最初是按APEC会上提出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理念由新加坡、文莱等四个国家提出的,我们并不反对,但其标准对我们来说过高。美国拿过来之后,加入了政治背景,也不邀请中国加入,但是从TPP本质上来说是有道理的,所以TPP的取消对地区和世界不一定是一个好消息。 APEC是联系中美一个最重要的地区框架, APEC从一个部长会议由克林顿提升到成为领导人会议,几十年来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亚太地区的合作框架推动是非常大的。从现在看特朗普很可能不感兴趣,但我们还有“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中国对地区和全球贸易的新贡献。现在TPP停滞了,RCEP在加快推进,但RCEP起点比较低一些,是渐进的,对于美国的贸易影响也不是特别大,所以特朗普暂时还是会采取静观的态度。 全球层面就是全球化,全球化不是一个机制,是一个结果。美国是全球化的助推者,中国是参与者。我认为特朗普退出WTO的可能性很低,但是他可能会选择性忽略一些内容。这对二战以后建立的世界开放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多边开放是世界发展的方向,区域开放是一个补充,推动全球有规则、有保障的开放是一个大的趋势。 中国作为一个后来参与国际体系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团结大多数的国家来维护这个体制。同时现在也有各种国际组织例如WTO、G20、APEC等,这样一些大的框架我们还可以利用,可以制定一些指导规则,对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实行制约。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主要意义,就是新型发展合作。但我们也应该聆听反全球化的声音,过去的推动市场开放也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现在需要纠正。市场开放不能够解决所有的发展问题,我们还需要社会政策,财政政策。社会政策就是再就业,财政政策就是进行补贴,支持新产业。另一个是国际的合作。“一带一路”是百年工程,不是一点,是一个理念,是带着一种新理念去做事情,所以习主席用“引领”,就是说我们要引着大家往这个方向做。一个就是维护这种大的二战后的开放体制,另一个就是我们推动这种新型的发展合作,来解决市场导向的开放所造成的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财富分配不平衡的问题。 总之特朗普上台以后,对中国和世界都会有很大压力。美国毕竟是领导者,具有全球意义。特朗普突然要改革,涉及的不仅仅是单边、双边地区,而是全球。我们要时刻准备。中国要下力气继续宣传开放,积极参与和推动平衡开放、综合开放、可持续开放,一个更健康的全球化。现在做的不仅仅只是应对特朗普,更多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系列综合性的问题。文章选自凤凰国际智库,2017年2月15日
2017年2月21日 -
【中国网】大国崛起背后的“第四力量”
大国崛起的背后有哪些因素?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博士和秘书长苗绿博士的新书《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观点。为此,记者采访了苗绿女士。 “智库,具有产生新思想、影响政治决策、引导舆论、教育公众、储存和输送人才、开展二轨外交等功能,影响甚大,被称为所在国立法、行政、司法权力机构之外的‘第四力量’。纵观世界史,几乎每个大国崛起的背后,都有来自智库的力量支撑。“ 苗博士说,“老牌帝国代表英国被公认为欧洲智库之开先河者,这个国家的智库几乎与工业革命同时起步。20世纪前半叶至七八十年代,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民经济和社会研究所、政治和经济研究所、亚当·斯密研究所为代表的一批智库为英国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本。尤其是撒切尔政府时代以来,智库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比如撒切尔政府推行的私有化政策就是由政策研究中心等智库系统研究后付诸实施的。 兰德公司在“冷战”时期主导了美国的核战略、肯尼迪的外交政策,谋划了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之后主导了小布什政府的外交军事战略,直至消灭了萨达姆政权;外交关系学会参与设计联合国宪章的主要部分,提出遏制苏联,参与谋划马歇尔计划;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成立了‘巧权力委员会’,提出了‘巧权力’外交思想,并被奥巴马政府采纳……可以说,美国智库的创新思想为这个国家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它国家,如德国,”苗博士继续说,“在20世纪70年代,德国政府意识到咨询工作的重要性,于是建议政府各个部门、各行业都建立咨询部门,并由政府资助5年。在政府的重视下,随着战后德国的崛起,德国智库得到了快速发展, 如以反腐败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透明国际,其在全球反腐败研究以及政策制定领域内都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俄罗斯具有现代意义的智库组织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解冻’时期。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有许多政界要人和著名学者曾担任该所所长,比如第一任所长А.А.阿尔祖马尼扬多次参与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纲领及文件的起草工作。在他的领导下,该研究所成为当时苏联领导的智囊机构。第二任所长是原苏联重要的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的专家,第三任所长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和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处书记……在这些政治精英的领导下,研究所对俄罗斯政策的影响力不言而喻。“ “那亚洲国家情况怎么样?”记者不禁想知道我们的邻居们怎么做的。“相较于欧美智库动辄上百年的历史,亚洲智库的历史并不算太长,不过其影响同样深远,以日本为例,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迅速腾飞,不仅有赖于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和强大支柱产业的牵引,也有智库的整体性、前瞻性思考和高质量成果为国家经济决策提供的重要支撑。比如野村综合研究所就是日本智库中的佼佼者,它曾深度参与了日本政府制定ICT国家战略的研究中,深刻影响了日本政府的决策。此外,日本政府在对外贸易及国家安全方面的决策也深受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影响。” 根据CCG提供的资料,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野村综合研究所……正是这一家家智库,深刻影响着各国的经济、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以至早在1971年,美国学者保罗·迪克逊(Paul Dickson)就已经在其著作《思想库》(Think Tanks)一书中,称智库是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了,其影响力可见一斑。全球化的今天,智库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开始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2016年,智库已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 在中国,智库更重要。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国情,有着西方无法比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如果决策不够科学,那么带来的影响也可能是相当大的,所以中国政府的决策机制科学化就特别需要智库的参与。如果能够发挥智库尤其是第三方社会智库的作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思想出口单一、论证不足的弊病。智库的发展还有利于推动中国的协商民主建设,进一步完善中国各级政府的决策机制。因此,正在崛起中的中国,亟需一大批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国际性和公信力、影响力的智库作为强大的智力后盾。 中国用‘短短’三十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道路,在经济上一跃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同时,也面临经济增速放缓的尴尬,中国已经走到了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 在外交层面,国际社会既希望中国可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又担心中国抢夺了他们的国际地位。在这些矛盾心理的作用下,中国外交政策的些许调整都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甚至被视为‘威胁’。当‘对内经济转型、对外大国崛起’成为新时代的鲜明特征时,中国的决策层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课题与新挑战。这就需要高水准的新型智库提供准确信息、专业知识与深刻思想,为中国的经济转型、社会稳定保驾护航,也需要智库以独立第三方的身份担当民间外交的使者,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开辟高层对话的第二轨道。这也都是CCG的使命和努力方向”,苗博士继续说。 本书作者王辉耀和苗绿博士在创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前后,曾拜访过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等30多家国际知名智库,与上百位智库专家有过探讨交流,王辉耀博士还专门到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研究员,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潜心探索国际智库的运行之道。作为中国智库发展的探索者,王辉耀和苗绿博士将多年运营中国社会智库的经验与实践心得总结出来,推出了《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一书,书中将智库的创新运营总结升华为“思想创新力、研究支撑力、社会传播力、国际输出力和政策影响力”五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称之为智库创新运营“五力模型”。 思想创新力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决定智库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当今全球人才流动的大环境中,能否凝聚世界范围内的优秀人才,是智库能否产生新思想的关键。智库在充分激发“内脑”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外部的交流与合作,善于借用“外脑”来为智库实现知识更新,为研究工作带来新的思想碰撞。 研究支撑力是五力的核心,只有扎扎实实做研究,才能不断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为国内传播、国际传播形成支撑,并最终拓展到对政策的影响力。智库的研究定位应是时代背景与自身资源结合的产物,时代背景是智库选择研究方向的出发点,自身资源则是智库取舍研究方向的立足点。对一家智库来说,关键是要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找到自己的强项,智库的定位需要专业和专注。智库的研究选题,不但要关注重大紧迫的现实问题,更应该从战略高度对国家的未来提供前瞻性的宏观思考。丰富的研究数据支撑、政府信息扶助、研究方法不断推陈出新、研究质量的控制等均是智库生产出“高品质产品”的关键。 社会传播力是智库研究成果实现影响力最大化的必经之路。对成功的智库而言,将研究成果有效传达给受众与完成高质量的政策分析同样重要。智库可以通过建立沟通交流机制、研究输出机制、舆论引导机制来打造自身的社会传播力。 国际输出力是全球顶尖智库的共同特征。全球化背景下,人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共同挑战与威胁,相较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智库的国际化研究视角与研究领域,中国智库具有全球研究视野的并不多。国内智库更专注于自身问题,埋头研究国内公共政策,很少参与全球性事务中,更少有机会在国际性会议中表达自己的观点。要更好的助推中国的大国崛起,中国智库就要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学习的心态,在立足国内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密切关注全球性问题;在充分利用国内资源的同时,能够深挖国际资源,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人员交往、学术交流、联合研究等方式建立国际研究网络;充分利用网络媒介实现智库成果的全球传播;主动设定国际议题,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积极发声,引导国际舆论,打造中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 政策影响力是智库的最终目标。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国智库基本上围绕国家权力机构的三个层次即决策层、精英集团以及社会大众,采取直接或间接,长期或短期的方式影响决策。具体到国家,美国的决策体系决定了美国智库可以通过影响总统、国会及政府部门,左右国家的政策决策。中国智库则主要通过内参、政府课题、专题座谈以及决策培训等途径影响决策。 这是一个需要智慧去驾驭的时代。2008年,一场金融危机让世界经济遭受重创,在全球经济阴晴不定的同时,“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业已进入了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日益复杂的世事、国情已经发出了呼唤智库彰显能量的时代最强音。可以预见,在未来中国和国际的大舞台上,中国智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咨询委员会主席龙永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世界智库的著名学者詹姆斯·麦甘(James G. McGann)、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副总裁安德鲁·西雷(Andrew Selee)等国内外专家学者都对本书进行了推荐,比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认为,本书是到目前为止最权威、最全面阐述全球及中国智库发展的、一本值得每一个了解智库的人必读的材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本书站在全球思想竞争的高度,从多年创办智库的实践出发,在全球传播机制、融资运营机制、人才管理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是所有关心中国智库发展的学者和实践者的必读之书。相信本书的出版将为中国智库建设提供参考借鉴和选择路径,为中国的新型智库建设大潮贡献一份力量。文章选自中国网,2017年2月16日
2017年2月21日 -
李成:习特通话形同第四公报
李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中评社华盛顿2月10日电(记者 余东晖)美国知名华裔学者李成9日晚上在特朗普与习近平通话之后第一时间接受中评社独家专访,高度评价此次通话的重要性。他说,此次通话带来非常积极的信号,一定程度讲已经可算是非正式的美中“第四个联合公报”。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在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时从三个方面阐述此次两国元首通话的重要性: 第一,美在中关系处于不确定和令人忧虑的时候,为两国发展建设性关系定了积极的基调,并强调了一个中国。这是极其重要的。 第二,通话的时机非常有趣重要。因为第二天特朗普就要在白宫见日本首相安倍,与习近平通话等于把美日首脑会晤的风头给盖过了,10日的新闻焦点会是美中关系,而不是美日关系。李成说,这等于给反中的人泼了一盆很大的冷水,说明特朗普最关注的不是跟日本的关系,而是跟中国的关系。 第三,两位最高领导人互发互访邀请,等于是已经定下两国领导人要互访,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但相信这种最高层的访问今年之内会举行,两国团队会进行后续的磋商安排。李成分析,两个时间点最有可能,一个是中共十九大之后,也就是12月份;另一个是比较早的时候,那就应该是在五、六月份。他认为,特朗普去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峯会的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没有。 李成指出,有人说中美关系需要第四个联合公报,这个通话带来了非常积极的信号,一定程度上讲已经可以算是非正式的第四个联合公报,因为此次通话强调了一个中国。 李成表示,相信此次通话准备了不少时间,中方对这个通话也是非常谨慎的,不希望只有形式而没有结果,更不希望此次通话之后还会有节外生枝的状况发生。“川蔡通话”后,许多分析认为北京要紧张了,而李成坚持认为,该担心的其实是台湾方面。 几天前在外交学界对美中关系一片悲观之中,李成在接受中评社专访时提到,对中美关系要有想象力,也相信两国领导人会有想象力。李成认为,最近两天发生的事情,更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两国领导人别无选择,只能接触合作。这也说明中国外交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非常明智,很有智慧。文章选自中评社,2017年2月11日
2017年2月21日 -
【中新社】专家北京论特朗普新政:对华政策逐渐清晰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近日在北京总部发布研究报告并举办研讨会 中评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 徐梦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今日在北京总部发布研究报告《中国外交进入新方位,可考虑加入TPP》,并邀请到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商务部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锋,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出席报告发布暨研讨会。会议由CCG副主任王欣主持。 霍建国表示,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现在越来越清晰,呈现三个特点。第一,由疯狂强硬转向一种平和、适当、较为稳妥的表现。他过去曾说向中国施加45%的惩罚性关税,还有退出WTO,以及退出巴黎协定,但在他后期的口径中都做了调整和修正。 第二,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根据现有出台的政策,顺序上大多先考虑到国内,后考虑到国际,往往是从利益的得失角度切入,这样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判断出下一步政策的一些走向。 第三,特朗普聪明也很勤奋。以前说他作为商人从政会不专业,但现在如果用一种最新的感觉来表态的话,就是接近于专业。 张蕴岭表示,特朗普及其团队是带着理念来执政的,这个理念就是从经济的角度改变二战以后美国靠推动世界市场开放获得利益、地位和领导力这样的理念和战略。特朗普感觉到推行这样一套战略和政策让其他的国家得到了便宜,让美国衰落了。 张蕴岭指出,美国过去是通过推动整体规则来实现战略目标,现在则是在双边和单边中“以我为主”,这种理念施政很清楚的。同时,美国新政府对国家利益和安全的认识也是有变化的。 朱锋表示,今天特朗普在推行“特朗普新政”。为什么叫新政?现在确实是有一系列丰富的内在的施政含义——包括要求进一步放松金融管制,要搁置2008年的法案,这一系列的做法现在来看确实对运营整个美国经济和美国对外经贸关系有一整套的思考和认识。特朗普希望能够拿出新政策,树立美国经济发展的新目标,同时又能给美国老百姓带来新实惠,这是特朗普竞选的时候再三强调的。文章选自中评社,2017年2月9日
2017年2月21日 -
达仁集团获“金梧桐”最佳债券策略奖!
2017年2月18日-19日,首届智道私募峰会暨“金梧桐”奖颁奖典礼在上海富悦大酒店举行,本次峰会由智道金服和平安证券联合主办,广发期货承办,本次峰会汇集了中国顶尖的私募和各大银行、券商和海外顶级金融机构。本次年度评选,达仁集团凭借专业的投资能力和优秀的管理能力,一举夺得私募产品奖——最佳债券策略奖!达仁集团上海子公司结构金融部主管吴恩煦及集中交易部副总经理但汉琳两位女士出席了本次峰会并代表达仁集团上台领奖。 据主办方智道金服介绍,本届“金梧桐”奖评选秉承公平、公正、公开和规范性的原则,以绝对收益和风险控制为导向,以产品和机构的合规性为评选的基础门槛,从产品收益、夏普比率、最大回撤率、上行波动率、胜率等多个维度对2014年至2016年期间超过30000个产品进行数据筛选,同时,邀请了银行、券商、期货、公募基金、私募FOF等100余家机构参与网络实名投票,由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全程监票,最终评选出获奖的私募公司。 达仁集团一直以来秉承“杰出思想创造绝对价值、勤勉尽责赢得持续收益”的投资理念,积极为投资者和股东创造价值。此次获此殊荣,是主办方和投资者对我们的肯定,2017年我们将心怀感激,继续尽职尽责,砥砺前行!文章选自达人集团,2017年2月20日
2017年2月21日 -
郑永年:我们应该如何纪念邓小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主要的进步是制度上的进步。尽管制度是人确立的,但制度比人更可靠。编者按2017年2月19日,是中国老一代领导人邓小平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日。郑永年教授认为,制度更是衡量政治人物政治遗产的最重要标准。邓小平的遗产之所以有持久影响力,就是因为他为执政党留下了一套制度。比如,领导干部任期制、年龄限制、集体领导体制、干部任用制度、基层治理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制度,都是在邓小平时代确立起来的。01制度比人更可靠就制度建设而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出台的改革文件,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具有方向性的。无论就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政治上的法治建设,两个文件不仅明确了制度发展的方向,也勾画出制度建设的具体轮廓。但一到执行领域,情况并不令人满意,而且在有些领域似乎正在失去方向。很多年来,中国各级政府习惯于抓工程建设、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意识形态工作,而对制度建设缺少经验。对一些党政官员来说,衡量他们成绩的,是诸如GDP增长那样可以加以量化的指标,而非制度建设。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也一直没有确立以制度建设来衡量进步的标准。这或许是因为制度建设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到结果,不能以急功近利方式来进行。一些党政干部因此对制度建设没有多大的积极性。实际上,制度是人类文明的积累。对任何国家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是一切,所有其他方面的进步必须以制度的进步来衡量。尽管制度是人确立的,但制度比人更可靠;从历史上看,制度更是衡量政治人物政治遗产的最重要标准。制度化因此也是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界的永恒课题。制度建设永远不会终结,包括民主制度。美籍日裔学者法兰西斯·福山曾言,美国制度高度制度化,甚至是过度制度化,导致没有伸缩性。但其实不然,制度很容易遭人忽视甚至破坏。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福山不再持这样的观点,他甚至认为美国的制度正在失败或已经失败。特朗普基本上把整个建制搁在一边,自己搞一套制度来运作。其后果正在显现出来,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再者,如果类似于特朗普那样的黑天鹅,飞进一个制度化不高或没有制度的国家,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福山也曾经拿中国和美国作比较,认为如果说美国过度制度化,那么中国制度化则远远不足。制度化不足也一直是西方担忧中国的不确定性的主要根源。但实践上并非如此,正是被西方视为具有最大不确定性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呈现出高度的确定性,而中国所具有的这种确定性,是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建设作保障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主要的进步是制度上的进步。西方说中国制度建设低水平,不确定性高。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方人对中国制度进步的认识不足,也是因为中国方面的原因。如上所述,中国本身也忽视了以制度建设来衡量国家的进步。自从中国近代传统王朝国家被西方一而再、再而三打败之后,中国的数代精英一直在寻找适合中国现实的制度建设。从晚清到孙中山再到国民党,其间因为内外部因素,制度建设经历了诸多失败。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才开始了没有外力干预的内部制度建设。02邓小平时代的制度进步毛泽东一代的政治功劳,不仅仅在于他们统一了国家,更是确立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构架。今天中国运作的政治体制是毛泽东一代确立起来的。毛泽东的功劳是制度建设,而不是今天左派或极左派所说的,诸如“阶级斗争”“文革”“取消市场经济”“消灭资产阶级”等。这些作为理想,毛泽东努力追求过,但没有在当时得到好的结果,也没有留下好的遗产。或者说,毛泽东思想中那些被左派追捧的部分,从来就没有在实践过程中实现过,而只是作为理想而存在。因此,只有到了困难时期,人们才会去怀念毛泽东;形势一好,人们(不管左派还是右派)就忘了他。邓小平时代的制度进步尤其显著。毛泽东时代,各种社会政治运动对毛泽东自己确立起来的制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破坏。邓小平一代经历了那个动荡的时代,因此把制度建设置于头等重要的位置。修改宪法、法制建设、领导干部任期制、年龄限制、集体领导体制、干部任用制度、基层治理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制度,都是在邓小平时代确立起来的。这也是邓小平的遗产持久影响力的制度保障。直到现在为止,人们可以讨论如何进一步改革或改进这些制度,但没有人可以轻易否定和取消这些制度。这些制度一旦被党政官员和大众所接受,便具有了自我生存能力。邓小平之后,1990年代,中国在制度建设上又有很大的进步。为了加入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中国实行了“接轨”政策,即通过改革自身的制度,在制度层面和国际标准接轨。进步尤其表现在经济方面,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构架,就是这个时期所确立的。同时,在政治上,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力主的“法治”写入党和政府的文件,并把“法治”确立为政治制度建设的目标。就经济发展而言,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成就很大。在这期间,中国的GDP翻了一倍。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是前一个时期制度建设的红利。同时,胡温时代也继续进行前一个时期已经开始的制度建设。不过,这个时期最具有意义的制度建设发生在社会领域。这是必然。1990年代主要议程是经济发展,社会领域不仅建设不足,而且遭到很大的破坏。社会体制建设和社会政策是胡温时期开始的,包括普惠性的低保、社会保障等。不过,在政治方面,这个时期制度建设不足。法治建设不仅没有进步,反而被新出现的“维稳系统”的阴影所笼罩。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更是把精力投入到对付危机,而非制度改革。如果没有“维稳系统”的出现和2008年金融危机这两件事情,这会是个非常令人怀念的时代。对制度建设的规划,中共十八大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十八大之后高层所提出的“四个全面”,即“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除了第一个“全面”是关于经济发展之外,都是关乎制度建设的。1980年代中期,中共曾经设想全面的改革计划,协调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但1989年之后,改革不再具有全面性,而是有重点的局部突破。也就是说,十八大之前的诸多制度改革大都是局部和零星的,没有系统性。正如“四个全面”所示,十八大以来改革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全面”,“全面”就是“系统”。十八大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细化,四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可以说是系统的政治改革计划(尽管没有使用政治改革的概念),而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两个文件,则是对执政党本身的系统改革计划。03制度建设还未完成尽管外界关切的焦点在于中国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和经济的新常态,但如果站在未来的立场来看,十八大以来最主要的进步也在制度。甚至可以说,无论是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还是经济新常态,都是为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提供环境和条件。当GDP主义盛行的时候,制度建设很难提上议事日程;同样,当腐败盛行的时候,政治体制和执政党本身的体制建设,很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就拿最为棘手和敏感的法治领域来说,制度进步也是明显的。正如前面所说,中共十五大就正式提出了“法治”的概念,但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并没有转化成为制度建设。在有些时候,出现停顿甚至倒退现象(例如维稳系统的正式确立)。在中国的政治背景中,法治的困难在于党和法之间的关联。西方和中国本身的很多人认为法治必然和多党制联系起来,或者说,一党统治下很难实现法治。当然,这个假设并不符合经验,因为很多一党独大的体制,例如日本和新加坡都发展出了健全的法治体制。十八大之后,中国也开始从制度层面积极探索法治建设。在司法层面,这些努力包括建立跨区域法院、巡回法庭、司法专业主义、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终身问责制等。这些制度设计至少要达到两个目标,即领导人不得随意干预司法和司法的相对独立,尤其是要消除历史上一直盛行的司法地方主义。在反腐败方面,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已经从制度层面消除了机构和权力过于分散、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自己的腐败自己反)丛生等现象,把权力集中在中纪委手中,中央各部委、省政府的腐败案件由中纪委直接来处理。在这一步完成之后,又开始了第二步,即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建设至少有几个主要目的。第一,通过整合和协调中纪委和监察委,把党的政治权力转化成为国家权力。第二,有效制衡政府的行政权力。从前监察部分是政府的一个部分,这就为反政府部门的腐败制造了困难,如果不是使得反腐败成为不可能的话。现在监察委的权力来自于全国人大,而非政府。这使得监察委具有了独立于行政部门的权力。实际上,监察权的设计类似于早期孙中山所设想的“五权宪法”中的监察权。第三,反腐败的效率。监察委整合了从前分散于各个部门的相关权力(即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监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机构),这减少了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使得监察和反腐败更加有效。制度进步并不表明中国的制度建设已经完成。在很多方面,例如如何处理核心与党内民主、核心与集体领导之间的制度关系,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之间的关系、党的领导和法治之间的关系等,都存在着巨大的空间,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同时,任何一项制度建设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在制度建设过程中,也会有反复。在一些领域,制度建设往往迁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考量。制度建设是人来执行的,在执行过程中,执行者往往失去制度建设的大局观,而让局部利益观占据主导地位。不管如何,制度建设的大方向是明确的。中国人常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制度就是营盘,而官员和老百姓都是生活在制度之下的兵。一个政权的生命力之所在,就在于不断的制度建设和更新。由此而言,任何一个领导人或领导层的历史遗产,就是他们所塑造的制度。没有制度建设,就没有持久的遗产。文章选自IPP评论,2017年2月20日
2017年2月21日 -
毛大庆:如何把握2017年中国经济新脉搏?
专家简介毛大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优客工场创始人。2016年我国日均新登记企业1.46万家,比上年同期每天提升2000家左右。可想而之,每天有数以万计的年轻人甚至不再年轻的中年人被时代的浪潮裹挟着进入创业的浪潮。包括2015年的我。2016年国家提出供给侧改革,这一年也被称为中产消费元年,工匠精神成为国人津津乐道的新兴名词,这一年,国人的民族自豪感空前上升。如今,供应链被重新定义,消费者可以影响生产者,甚至参与到生产的环节中。这放在10年前,20年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放眼世界来看,从来没有像2016年这样,黑天鹅满天飞。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朴槿惠退职、国内的万宝之争、乐视事件、年底融创的收购事件....信息量大的出乎意料之外。历史的车轮轰隆作响,在推向2017年的今天,可以看到,中国从结束物质匮乏时代到产能过剩时代,时至今日已经进入了商业理性发展的新阶段;同时随着互联网逐渐褪去神秘的面纱,其对商业的真实使命愈发清晰。2017年,有人预测是新商业的元年。它不动声色如约而至,我们该如何把握2017年的创业创新脉搏?张瑞敏曾经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任何一个企业家、创业者在奋斗的过程中,都不可能脱离时代的大背景。在全球经济增速换挡、流动性过剩、动能转换相互交织以及脱实向虚的背景下,新矛盾、新问题、新风险也不断出现。喧嚣的商业世界背后,到底我们能看清多少真相,我想从以下七个方面试图分析求证:1中国正在从人口红利、制度红利,转向创新红利2010年之后,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中国的人口红利趋于消失。特朗普执政以来,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制造业将有回流的趋势;同时,劳动密集型传统制造行业已经不能满足工业4.0时代的个性化需求。人口红利消失的速度或许会超过我们的预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红利”快速显现,在举国发展经济制度的大背景下,经济就像一个弹簧一样,在被压制了很久以后,一旦释放,自然取得高速增长。今天,产能过剩、去库存的压力迫使我们提出供给侧改革。到日本购买马桶盖、电饭煲、甚至菜刀,中国妈妈海淘奶粉、尿不湿的现象都是在向社会喊话,我们需要消费升级、制造升级,我们迫切需要以创新为经济带来新的动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强调,“今后必须要依靠创新驱动,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创新不仅是科技创新,也包括体制机制创新。CB insights近期发布数据:目前,市值全球估值最高的独角兽企业是Uber,市值680亿美元,其次是小米(460亿美元)、滴滴出行(340亿美元)、Airbnb(290亿美元)和Palantir Technologies(200亿美元)。这些企业体现在商业模式上全都是创新型的企业。史蒂文·S·霍夫曼在《让大象飞》中说:在之前的数万年时间里,社会发展是线性的。但启蒙运动后,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突飞猛进。2跨界、融合、互联、社群成为企业创新的主方向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更需要企业界和企业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经营企业。社会化分工引领着各企业向细分垂直的纵深发展,企业的形态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多元化经营正在悄悄的转变为阿米巴式的小团队和个体经营。中国经济转型和大国崛起中产生的一系列新的重大市场需求正在推动着一系列产业加速跨界和融合,跨界、融合成为企业面对风云变幻的市场为自己做得做好的防弹衣。以环保产业来说,环保除了传统的污染防治外,它还正在促进节能新材料研发、新能源推广、新监测技术应用、生物修复技术进步。而从产业性质上看,环保产业既是生产,也是消费;既是需求,也是供给;既是制造业,也是重要服务业;既是百姓的日常消费领域,也是公共需求领域,充分体现了产业跨界融合的特点。商业的重心正在从“物”转移到“人”;商业的驱动力正在从“流量”转换为“关系”;商业的衡量标准正在从“价值”转换为“价值观”。这一段话在网上广为流传。今天,我们要更加重视链接、互动,人和人之间的感觉。一家物业公司不是你管好保安,扫干净地就可以管好,而是要要关注业主的变化。特色小镇这几年异军突起,比如宋卫平先生这几年在特色小镇上的努力颇受市场欢迎,在他的社区里,人们买的不仅仅是房子,还可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高尔夫俱乐部;其关爱长者的设计理念也让消费者于无声处认同产品的特色价值。当商业的中心正在从“物”转移到“人”,社群和互联的概念也愈发重要。如果商业只盯着“物”不放,它是冷冰冰的,无论如何也捂不热,但是,你如果把重点放在“人”上面,它则会产生裂变,能量大到你不可估量;它还会发生无穷的化学反应,神奇到你不曾想象。3共享经济继续会爆发截至到2017年1月18日,全球共有186家私营独角兽企业。2017年已经诞生三家独角兽企业,分别是中国Q&A网站“知乎”和联合办公空间公司“优客工场”,以及美国基于云的视频会议公司Zoom Communications。优客工场和知乎均来自于共享经济领域,分别是共享办公空间和共享知识教育。2016年下半年,共享单车在中国异军突起,满大街五颜六色的共享单车在城市间穿梭。1982年出生的摩拜单车创始人胡玮炜,用两年的时间已经打造了一家准“独角兽”企业。今年她还在中央经济工作座谈会上,向李克强总理做汇报。而在2016年,我也曾经向李克强总理做过汇报。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下,共享经济正在以其独特的魅力持续发酵。目前正在兴起的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共享经济,呈现出百花齐放、多种模式并存的新格局,并且深入到人们的衣食住行各个领域,比如:共享出行的Zipcar、Uber、滴滴出行,共享空间的Airbnb、WeWork、优客工场,共享资金价值的Zopa、Prosper、Lending Club,共享知识教育的Wikipedia、TED、知乎、MOOC相关公司,共享饮食的Eatwith、Kitchit,共享医疗健康的Pager、Medicast、ClassPass,共享物品的eBay、Craigslist、Etsy、Cheggpost、Poshmark、淘宝,共享公共资源的Open Gardena,共享技能和服务的TaskRabbit、Zaarly、Exec、Done等等。据统计,2014年全球共享经济的市场规模达到150亿美元,而到2015年却飙升到8100亿美元。据统计,2025年全球共享经济市场规模将达到3350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36%,其中,中国的共享经济将在未来3-5年内达到全球第一。2016年国内共享经济的成功者们,更增加了这一数据的信服力。4能否IP化成为未来商业的竞争力IP化的意义宽泛,综合下来多数观点认为,商业IP代表通过一定的载体,去表达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或者普世价值,和人们产生文化或者情感上的共鸣,收获“归属感消费”。TED论坛上知名的演讲《start with why》所言, People don't buy what you do, they buy why you do。(人们购买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产品背后的why。)多数创业者认识到,企业不能单纯做广告,而是要讲好故事。企业能否正确的输出品牌,赋予其经营势能,将成为未来商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真格基金的徐小平老师认为,真格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能够吸引更好的项目,这就是一家风险投资机构最关键的制胜点。这两年风生水起的自媒体代表吴晓波频道和罗辑思维也是非常典型的个人IP运营的代表,二者凭借其个人IP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流量,以流量实现了知识付费、平台电子商务等多种功能。在北京东四十条开业的共享际的入驻商户基本都自带流量,他们在自己的圈子内都是IP化运营,流量即是商业,流量更加具有竞争力。也有观点认为,品牌将逐渐IP化,未来IP经理或将取代品牌经理。品牌建设也是一项持续性的工作,不是速战速决;打造IP更是一场马拉松,一个经典的IP打造甚至需要长达一个世纪。不同于品牌,IP不会依附于某种具体的形态。IP的终极目的是追求价值和文化认同,也就是说:IP提供给消费者的不是产品的功能属性,而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所以,只要产品本身能够体现出特定的情感和文化元素,至于其具体形式是什么?消费者不会过于在意。我们可以预见,更加具有IP化特点的企业终将掌握未来商业的主动权。5互联网企业去虚就实,与线下融合互联网浪潮袭来之时,人们手足无措,言必谈互联网。互联网+一时风靡,好像不谈互联网就不是合格的企业家。今天,+互联网正在逐步得到认同,而020、P2P等概念将彻底消失在人们视线中,人们的生活进一步便利化。只愿意躺在互联网的格子里码字的创业者蓦然惊醒,商业还是要到线下才能真正实现;甚至,我们也可以看到,实体店正在逐步复苏,人们在线下的体验感依然存在,包含购物、就餐、办公,甚至,广场舞经济也成为了资本新的角逐场。红点创投曾经投资了一家名为“糖豆广场舞”的公司,他们的商业模式是,通过视频平台聚合人群,再引流到广场舞服装、理财养生产品等的销售商。你看,他们的商业思维已经变成了从线下到线上,不在迷信线上,而是回归到线下的自然引流。从2015年上线至今,每日的活跃用户已经达到250万人次。2016年9月,糖豆广场宣布完成1500万美元的B轮融资。李克强总理在论虚实经济时曾说:总不能在网上骑自行车吧?商业终将回归到人的本质,互联网去虚就实终成事实。6个性化、定制化、体验化消费时代来临今天,你可以在网上认领一头远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奶牛,并且每个星期收到一箱你认领的奶牛所产的牛奶;你也可以到越来越多的定制店做一双适合自己的皮鞋、衬衫,甚至雨伞;孩子们可以穿上警察、护士的衣服体验一把虚拟的职业生活,并且为之付出不菲的费用。个性化、定制化、体验化消费已经不再那么遥远,不再那么昂贵,不再只是富裕阶层才能消费的产品。当80后、90后、00后逐渐成长为消费主力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他们不再满足于穿易撞衫的衣服,不再满足于用千篇一律的背包,个性、定制、唯一成为越来越时尚的标签,大工业时代的批量生产开始逐步回归最自然的状态,那就是手工时代的代表:唯一性、独特性。未来,消费升级将会给更多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更多的发展机会。7养老产业将是未来最大的那杯羹如何把自己变成一个能够适应精神商业时代的一家成功的企业,你必须具备一系列独特的能力,从长期布局来看,你的脚步踩进哪个房间很重要,也就是看趋势。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凡是做贸易的行业都赚的盆满钵满,也使很多创业者实现了从0到1的重要积淀;20年后,从1998年开始,随着城镇化的到来,房地产行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刻,到今天,中国住宅的估值已经接近了美国全国的总估值。那么,未来,哪个行业将统领未来的商业领域呢?我想应该是养老产业。目前中国前2000位富豪大多集中在60后,70后,再过10-20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步入老年,中国老年人也将占这个国家总人口的30%。这一群具有消费能力的人将非常愿意为他们舒适的晚年支付费用,因此,今天布局养老产业,我想,这杯羹才是最大的那碗。彼得蒂尔在《从0到1》里告诫人们商业世界的每一刻都不会重演。下一个比尔盖茨不会再开发操作系统,下一个拉里佩奇不会再研发搜索引擎,下一个扎克伯格也不会去创建社交网络。如果你照搬这些人的做法,你就不是在向他们学习。成功的人士总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价值,他们遵循的是基本原则而非秘籍。文章选自毛大庆,2017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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