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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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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客岛】“一带一路”峰会要发车啦，滴，美国卡
今天最称得上爆炸性的新闻，是美国确定将派高级代表团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带团前来的，将是美国总统特别助理、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波廷杰。此君记者出身，先后在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呆过，后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作为情报人员在阿富汗服役，追随已经辞职的弗林进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虽然并非首脑出席，但美国“参与”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蕴含了足够的信息量，称得上相当重磅的“神逆转”。参与谁会来参加“一带一路”峰会，一直是世界各方关注的焦点。截至目前，确认出席的嘉宾名单中，有29国的元首和领导人，92个国家的9名副总理、7名外长、190名部级官员，以及61个国际组织的89名代表。在今年4月的“习特会”上，习近平明确表示，作为全球头号大国，欢迎美方参与“一带一路”的框架内合作；但此前，对是否参与“一带一路”，美国始终按兵不动，也没有派出重量级官员前往北京捧场的意思。因此，在正式消息官宣之前，大多数观点认为“美国将很有可能缺席”——就像奥巴马政府曾经缺席亚投行那样。但就在峰会召开前2天，美国确认派代表团参加，事态完全逆转。虽然参加峰会并不必然意味着美国未来会参加“一带一路”的合作组织，但这就好比俩人约会，姑娘先答应你出来吃饭看电影，就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虽然“一带一路”最初的规划中，有几十个沿线国家，但发展到目前，显然已经不局限于地图上的两条线路，而成为一个依托欧亚大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复兴、提振全世界经济的全球计划。既是全球计划，主要经济体的参与就非常重要。比如传统的西方七大工业国，首脑来华的是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因为有大选等国内事务，所以派了财政大臣、经济部长等来华；日本派了自民党干事长，欧盟来了副主席，美国则是这一代表团。加上联合国秘书长、国际组织首脑等，“一带一路”峰会的多边参与，显然已经从中国倡议变成世界共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美国改变了思路？思路首先是中美贸易关系的改善。此前，华盛顿的部分中美关系专家分析，如果美国“缺席”，其主要原因应该是特朗普政府尚未形成统一的对华战略、经贸战略思维。比如，到现在为止，他提名的驻华大使刚获批准，但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国务卿、助理国务卿和美国贸易代表等职位仍无人选，团队内部对华强硬派和对华合作派仍在交锋。但从目前看，合作派暂据上风，中美的贸易关系改善也在首脑会晤的促进下迈出了第一步。就在宣布参加峰会的同时，中美宣布达成了十项贸易协议，涉及农产品、金融服务、投资和能源等多个领域。其次，特朗普政府对“一带一路”长期的观望带来了转机，这和奥巴马政府完全不同。2014年，中国宣布筹建亚投行时，奥巴马政府充满了猜忌与排斥，不仅拒绝加入，还主导了一场反对亚投行的“围剿”行动，没想到最后头号盟友英国带头倒戈。事实上，现在华盛顿智囊机构对对“一带一路”所持的主流观点是：这是一个由中国倡议的一举多得的地缘经济大机遇。这一区域内的人口、经济规模，以及倡议所带来的天量投资规模，都是美国难以拒绝的“蛋糕”。特朗普是个商人，他不会看不到其中蕴含的巨大商机。那么，我们为何如此看重美国此次参与峰会？美国又能在“一带一路”中发挥何种作用？角色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看来，以此次峰会为契机，如果美国真能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具体合作中，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突破和机遇。他给岛叔讲了一个故事。在跟英国48集团主席交流时，对方就提到，全球化有300年的历史，英国引领了其中的200年。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英国在很多方面有经验和优势，比如沿线国家的宗教、法律、英联邦国家的治理、包括当地的工程师协会、律师协会、会计师协会等，英国都有充足的资源，来帮助中国共同解决问题。如果是美国呢？想象空间就更大。在现在的国际框架下，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内的国际机构，很多本身都是美国主导的。美国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也可以提供多方合作的平台和实力。“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中国邀请多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就好比中国是创始群主，是创始人，但公司要发展，公司治理结构就会变成董事会制定游戏规则、规范化团队运作的阶段。”王辉耀说。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奉行的是“交易式外交”(transactional diplomacy)路线，较少受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干扰，也更加务实。在“一带一路”的框架内，美国与中国也确实存在着广阔的合作前景。以金融为例，据亚洲开发银行估测，“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每年需要高达1.7万亿美元的资金。而与之相关的三家机构，分别是亚投行、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其资本总额仅为2400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可以在至关重要的融资领域，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与此同时，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统计显示，近年来，中国每年都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总计约1300亿美元的贷款。其中，大部分资金来自商业银行，而不是国家开发银行。这说明，外国商业银行也能在“一带一路”框架内扮演重要角色。此前，由于风险评估和监管不利，中国国有银行和开发银行在早期的海外投资项目已经蒙受过不少损失。这也促使中国的银行在海外融资贷款项目中，采取更加小心谨慎的态度。而美国和西方金融机构的参与，恰有助于保障投资回报和加强资本运营监管。因此，美国商业银行与其它金融机构的参与，将有利于分担中国的投资风险。除此之外，在能源、基建、大型机械、通讯、IT等领域，“一带一路”倡议也都能为美国企业带来巨大商机。根据林毅夫的测算，发展中国家每增加1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就能创造0.7美元的进口，而其中又有0.35美元是来自发达国家。这说明，诸如通用电气、卡特彼勒，乃至谷歌等企业，都会在未来分享到红利。在王辉耀看来，如果说英国主导的全球化是0.0版本，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是1.0版本，那么“一带一路”就是中国参与改造的2.0版本。如果在中国的倡导下，多方合作整合起欧亚大陆、进而有助于全球经济复苏，那这件事是很了不起的。文／公子无忌、墨非（国观智库特约研究员）文章选自侠客岛，2017年5月13日
2017年5月15日 -
钱颖一：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很难培养出杰出人才？
专家简介钱颖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我对教育问题有极大的兴趣，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我的求学经历（清华、哥伦比亚、耶鲁、哈佛），二是我的执教经历（斯坦福、马里兰、加州伯克利、清华），三是我在清华经管学院担任院长至今八年多的经历。 由于我并没有受过教育学系统的训练，所以不熟悉教育学的方法和分析框架。我是一名教育实践者，所以我就从直观的观察开始。我今天讲对中国教育问题的三个观察。 中国教育的“平均水平”较高 首先，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中国教育的成绩。因为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如果教育完全失败，这是不可能的。不过，肯定成绩是容易的，但是肯定到点子上并不容易。我的第一个观察是，中国在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上很有效，使得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用统计学的语言，叫做“均值”较高，意思是“平均水平”较高。 我是指在同一年龄段，在同一学习阶段横向比较而言，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这是中国教育的重要优势，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 这从“国际学生测评项目”中上海学生的表现可以看出一斑，他们在三个科目（阅读、数学、自然科学）中都名列前茅。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平均水平，但是在这个测评中，农民工子女比美国中产阶级子女，艺术院校学生的数学比美国学生平均水平，都要强。这更说明了问题。 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政府和民间对教育的投入，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中国学生在学业上花的时间多，都是原因。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教育，通常的度量是教师是否准时上课，学生是否有课本等十分初级的要求。 虽然中国的基础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教师的敬业程度还是令人钦佩的。即使是高等教育，在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方面，按平均水平来看，都是可圈可点的。 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适合“模仿和改进”的“追赶”作用，特别是在与开放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开放让我们看到了先进，加上我们的毕业生基础知识扎实，模仿能力强，挣钱动机更强，员工队伍整齐，就有了很强的执行力，就追赶上来了。这在制造业非常明显。 即使是服务业也一样。在引进先进的IT技术和管理流程，超级市场的收银员、银行的柜台服务、医院的挂号和收费、出入关的检查等重复性的、规律性的大规模操作，中国服务人员的速度和精准程度，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我们每个人都有体验。 “拔尖创新人才”太少 我的第二个观察是，与“均值”高同时出现的另一个现象是“方差”小。“方差”也是统计学的概念。“均值”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的平均数，而“方差”则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偏离平均数的累加起来的程度。简单地说，“方差”小就是两端的人少，出众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 我们都知道，杰出人才的出现是小概率事件。如果说“天赋”的分布在不同人种之间没有太大差别的话，那么出现杰出天赋的概率就应该与人口正相关。中国有13亿多人口，但是至今没有中国学者凭借在中国大陆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表明了一种问题。 还有其他证据说明问题。我们不用去同发达国家比，与印度的比较更有说服力，因为两国的人口基数差不多，而且印度的人均收入比中国还低。印度教育的平均水平肯定不如中国，但是它在出现突出人物方面比中国显著。 从我自己平常接触到的例子看：全球著名商学院中，哈佛商学院、芝加哥商学院、康奈尔商学院、华盛顿大学商学院的现任院长都是印度裔；全球著名大跨国公司中，微软、百事、德意志银行、万事达卡的现任CEO也都是印度裔。但是目前还没有中国人担任这类商学院和跨国公司的CEO。 我们不否认中国人才中缺乏创造力，缺乏领导力，缺乏影响力。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的直觉是，恐怕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杰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也许不是。杰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种有利的环境中“冒”出来的。所以创造环境，或者说“培育”，远比“培养”更重要。这里有深层次的原因。 我在2010年8月清华大学本科生开学典礼上和在2011年2月黑龙江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都强调了中国学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问题。这个讲话被广泛传播，这个观点受到广泛认同。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来自天生，至少有一些人是这样，但是后天会把它们磨灭。完全有可能是，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就变得越少。由此来看，正是我们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给“扼杀”了。再加上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得不到培养，那学生怎么可能有创造性呢？ 因此，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学校“扼杀”潜在的杰出人才的问题。在好奇心和想象力被扼杀，在个性发展受压抑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减少了。结论是，我们培养出的人的“方差”小，不是因为中国人先天“方差”小，而是后天被人为地压缩小的。 “方差”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发展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模仿和改进，人才“方差”小无关大局，甚至还是长处，只要“均值”不低。但进入中等收入后，当需要以创新驱动发展时，“方差”小的后果就严重了，因为这影响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 这样，我对中国教育问题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观察，即人才的“均值”高和“方差”小的特点，既能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又能预示在未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核心问题：“均值”低，“方差”高 如果说在知识和能力上是高“均值”、低“方差”的话，那么我的第三个观察是，在人的素养、价值等方面，我们的问题就是低“均值”、高“方差”了。低“均值”是指人们经常批评的人的素养平均水平低。而人的素养的“方差”大，是指太差的人不在少数。这在反腐中暴露出来的案件规模、程度中可以领略，那多么让人触目惊心，不可思议。 这其中很多都是那些高智商、低人格的人做的。知识水平高，做人很差的，就是钱理群讲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国教育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 这就要来审视我们的“人才”观了。正因为我们对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紧迫感，所以就特别重视“才”。这种急功近利的结果呢？不但“杰出人才”的培养仍是问题，而且轻视对“人”的素养的培养造成了更严重的问题，造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讲人的素养，是一个真正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做人准则，是人格底线。 爱因斯坦早就说过：“学校的目标应该始终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戴安娜王妃也多次对她的长子威廉说，“你在成为王子之前，先要成为一个人”。他们讲的都是先做人，再成才。我在2014年清华经管学院本科生开学典礼致辞中的主题，就是“人”重于“才”，这是因为人不仅是工具，更是目的。因此在我看来，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 以上是我对当前中国教育问题和这些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的三个观察，可以用“均值”和“方差”来概括： 一是我们的优势是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均值”较高，这对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起了推动作用。 二是我们的劣势是基础知识特别是能力的“方差”太小，杰出人物太少。这就导致创新不足，对未来中国经济以创新驱动发展非常不利。 三是教育除了为发展经济服务的功利作用之外，教育对人的素养培养和人的价值塑造以及对文明社会建设更为重要，而人的素养的“均值”低却“方差”大，是中国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掣肘。文章选自新浪网，2017年5月10日
2017年5月12日 -
李稻葵：金融格局的四大变化
李稻葵，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要谈中国金融的新格局，就离不开对最根本、最基础因素的判断，我觉得未来一两年影响金融走势的无非是三大因素：中国实体经济结构的调整、国际政治和金融格局的变化、科技。强势美元回归 关于影响金融走势的第一个因素——中国实体经济结构的调整，这个调整对金融有什么直接影响？其一，从1992年到2007年，中国的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但是从2007年开始，这一比重逐渐回升。这一变化对金融有什么影响？劳动收入比重上升了，资本回报在整个宏观经济中的占比必然会下降。其二，实体经济的负债率还不算高，未来一两年债务重组将会加快，但我们也没必要担心，因为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其三，总体上讲，中国百姓的经济兴奋点已经从买汽车、买房子变成了投资理财。中国人对理财的需求迅速高涨，这反映在GDP中金融服务业的占比提升了，百姓储蓄高就会产生投资。 为了判断未来金融格局的变化，我们必须考虑第二大因素——国际政治因素。2016年，由英国脱欧事件开始，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大量“黑天鹅”事件，这对我们的金融有什么影响？怎么判断影响的大小？英国脱欧等事件在很多人看来是全球化的倒退，而在我看来这些事件最根本、最核心、最基础的影响是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在移民政策、社会人口组成的问题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思维变化。因此，就金融方面而言，我认为很有可能在未来若干年内，我们将会面临一个强势美元的局面。为什么是强势美元？因为欧元肯定会被削弱，尽管英国不是欧元区，但是整个欧盟经济一体化会受挫。科技让金融服务更加精准 影响未来金融格局的第三大因素是科技和金融的结合。我认为科技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会改变金融。 第一个方面，筹款更容易。过去我们要把老百姓的钱筹集到金融系统中来是很难的，需要建一个经营点，建一个支行，并且每天派一帮工作人员宣传各种投资方案，这是传统的办法。现在不一样了，建一个网站，编一个宣传册，设计一个APP，资金很快就进来了。 第二个影响是交易变得更快、更简单。这一方面我是外行，但在我看来区块链的技术很安全，现在能够一步一步做出来，交易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每一步都可以给客户看。与此相关的是交易平台会成长起来，比如蚂蚁金服、陆金所，所以这对平台化建设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金融行业将会出现像淘宝、京东这类的平台，这是科技对金融带来的第二个变化。 第三个变化是很多实体经济的交易，比如采购、话费充值等很快会通过大数据的方式聚集起来，被金融交易所用，金融产品和交易将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因为有了大数据，我们可以很精确地知道一个工厂需要什么样的金融服务，知道这个工厂是不是靠谱，运营得好不好，这些都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得出。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可以设计金融产品，精准地提供金融服务，这有点像农业上讲的因田施肥，这就是大数据使得金融服务更加精准。 第四个冲击是什么？这个还没有完全开始，就是二级市场的金融交易会逐步智能化。目前人工智能受到热捧，在金融交易方面，我相信肯定会有人尝试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来减少人工的二级市场交易。对于这个技术，我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但我相信肯定会有人做这件事。科技与金融结合发展 那么未来几年，这些影响因素究竟会给中国金融格局带来什么变化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无风险的投资回报率会下降。我先前提到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上升，但中国现在是资金富裕的国家，因此无风险的金融投资回报一定会下降。所以，大家进行理财的时候，如果看到流动性很强的金融产品就一定要珍惜，恐怕以后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第二，我们的债券市场还会进一步发展，目前债券市场上的公司债、地方债，及政府债占GDP的比重还不够大。为什么这样讲？到目前为止，中国主要的融资方式还是银行贷款。但是这几年已经出现变化，银行贷款的增长低于整个融资的增长速度，而债券增长速度在上升。目前中国的债券业发展缺少的是交易平台。现在大部分债券是在银行间交易，从长远来看，这是不行的。如果引导大众参与，债券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但是会出现债务的破产重组。 第三，金融产品将会多元化。举一个例子，现在保险业是中国金融行业增长最快的一个行业，因为保险提供的是精准的金融服务。保险的受益者可以精准定义，所以老百姓发现买保险产品比买其他金融产品更能够体现存钱的目的，比如存一笔钱给未成年的女儿，购买保险可以定向给她，不管是否结婚，这份保险的受益者永远只是她本人。未来，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也将会出现。 第四，科技金融公司会蓬勃发展。过去几年，中国在金融方面的科技创新已经超过美国。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比美国更快，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市场大，而且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可以跳跃发展。加上中国工程师多，而且相对便宜。同时，我们的金融服务本来就短板较多，缺口较多，这为科技和金融的融合发展提供了空间。当然，科技和金融的结合发展，一定要管控风险，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中国科技金融就一定能够跨越式地发展，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亮点。文章选自中国企业家论坛，2017年3月
2017年5月12日 -
法国大选落幕 全球化扳回一城
5月7日，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结果显示，“前进”运动领袖、独立候选人马克龙以65.1%的支持率战胜极右派“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34.9%）而赢得选举。本次大选被视为全球化与保护主义的直接对抗，对欧洲和世界意义重大，法国政局也将进入崭新时代。 8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举办了以“法国大选后的全球化形势与‘一带一路’推进”为主题的智库圆桌会。与会专家和学者就法国大选后国际局势变化，中国应如何携手欧盟推进“一带一路”以及全球化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总体有利中法、中欧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田德文认为，马克龙成功当选法国总统，总体上有利于中法与中欧关系的发展。中国如何携手欧盟推进“一带一路”，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 在政策层面，马克龙当选说明至少在未来5年里，法国总统是倾向于推进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这和现在全球化的路径是一致的； 在国家关系层面，马克龙当选对中法关系和中欧关系的发展都是利好消息，因为他的基本政策取向是继续开放，而勒庞是把法国关闭起来； 在全球化层面，“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2.0版，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马克龙当选并不会改变全球化的格局或路径，他只是没有给这一大局造成重大损害而已。 中国现在也在进行改革和结构转型，面临的很多任务其实和法国类似，借着这次大选，可以盘点一下法国在过去十年改革中的得失，这对国内改革来说也非常有意义。法政府或很快陷入危机 CCG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储殷认为，马克龙上台不出意料，但这个政府恐怕很快会陷入危机。 马克龙非左非右，意味着他没有固定的政纲，有可能会是法国历史上支持基础最为薄弱、在议会中明显处于弱势的总统。 储殷认为，这是一次典型的“无奈的选择”，大家选马克龙只是因为不希望勒庞上台。马克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按照其自由化政策，法国一定是受害者，因为法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全球化过程中竞争力被削弱。 马克龙当选对中国“一带一路”不会有什么坏影响，也不会有什么好影响。它最大的影响就是可能进一步削弱法国，加强德国的发言权。全球化总趋势不可改变 CCG高级研究员、原中国驻纽约和旧金山总领馆商务参赞何伟文指出，此次法国大选已经超越法国本身，目前至少证明了全球化总趋势依然不可改变，而且这一趋势符合多数人的利益。这次法国大选也给世界带来一个启示，那就是我们还是要走联合、开放的道路，法国大选在这方面增强了我们对全球化的信心。 但是，与全球化一同而来的还有社会问题，这并不是由全球化造成的，而是全球化的伴生物。即便马克龙上台让人现在松了口气，但还要看到问题的存在，欧盟需要一个更加包容灵活的改革方案。 他表示，对于与之相关的“一带一路”，我们要谨慎抓住机遇。在以“一带一路”为抓手的全球化进程中，我们要正视全球化伴随的社会问题，推进包容性的、而非千篇一律的一体化；同时，应正视国内出现的问题，把更大的精力放在解决社会公平上，这样才能保持中国的全球化以及对外开放可持续。这方面我们宁可慢一点。给欧盟带来正面影响 CCG高级研究员、前商务部欧洲司司长孙永福表示，自从特朗普当选，全球化的负面消息较多；欧洲方面，英国脱欧也为全球化带来了很多不确定因素。正因为这些因素，国际社会很看重法国大选。欧盟的核心成员就是法德，如果勒庞在这次法国大选中胜出，那影响会比英国脱欧大得多。与英国不同，法国属于欧元区，而勒庞的一大主张就是要脱离欧元区。若勒庞当选，法国脱离欧元区，那将给欧盟带来极大的震动，离欧盟的崩溃也就不远了。 因此，马克龙当选对于整个欧洲国家，特别是欧盟来讲，会带来正面的影响，也有利于中国和欧盟的合作。在中欧往来中，法国占中欧贸易的第四位，投资也是第四位。 他说，马克龙当经济部长时主张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也希望中国能够对法国有更多的投资，这样的背景有利于中法在经贸、投资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也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科技日报北京5月9日电）文章选自《科技日报》，2017年5月9日
2017年5月12日 -
【人民网】CCG：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共赢的二十条路径
《“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共赢方案及实现路径》研究报告 人民网北京5月11日电 （常红 可黎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10日发布《“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共赢方案及实现路径》，CCG主任王辉耀对报告内容做了汇报。报告回溯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背景，阐明“一带一路”将成为新型全球化的有效解决方案，并提出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二十大路径。 报告指出，2016年英国坚持脱欧和特朗普支持重商民粹主义这两件“黑天鹅”事件给全球化带来诸多不确定性，“逆全球化”的迹象在世界各地蔓延。报告认为，“一带一路”是全球化新阶段中，本着“共商共建”、“共赢共享”提出的全球治理和全球发展国际合作共赢方案。新型全球化是有利于全球共同发展的全球化新阶段，包含了四个方面的特点：以平等为基础，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以开放为导向，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以合作为动力，共商规制，共建机制，共迎挑战；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报告指出新型全球化从五个方面体现了“国际合作共赢”特征：从不平衡到平衡的“新国际秩序”，从不安全到安全的“新安全格局”，从不开放到开放、不包容到包容的“新经济模式”，从排他到非排他的“新文明交流”，从不可持续到可持续的“生态体系”。新型全球化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能为那些真正需要的国家和地区提供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本，从而通过为他国刺激经济增长和促进国际贸易而从中间接受益。 报告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意义深远，其中蕴藏了巨大的机遇，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升级，必将引发不同国家之间的创新，在沿线国家内部释放新活力，但也有不容忽视的风险和挑战。 报告指出，《愿景》以“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表述解释了“一带一路”的合作重点。在“五通”的基础上，将带来以基础设施和能源贸易为抓手的国际产能合作新机遇，以实现沿线软硬件基础设施的对接，前瞻地建设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铁路、公路、航线、港口、油气管道和信息通信网。其次是促进产业转型啮合，利用沿线国家处于不同工业化阶段的特性，通过利用各国生产要素的禀赋进行产业转移打开局面，推动新兴国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促进本国产业的升级。“一带一路”建设还包括区域安排创新带来的新机遇，作为一个国际性区域经济的范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升级，必将引发不同国家之间在区域发展模式、区域产业战略选择、区域经济的技术路径等领域的创新，在沿线国家内部释放新活力。 报告指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地缘政治风险，其来源复杂，既包括东道国的政府质量与政治不稳定因素，也包括东道国的政府控制与管理因素，还包括东道国资源质量与资源风险。其次，经济法律方面的挑战不容忽视。“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市场开放难度大；市场发育不成熟、监管能力弱；法律环境不同，贸易立法修订频繁等，提高了参与企业的投资风险。文化差异与公共关系挑战也十分棘手。“一带一路”沿线不同文明地区民族众多，多元宗教信仰并存，一些入境投资企业对文化习俗差异意识淡薄，极易造成误解或冲突，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猜忌增加了沿线各国合作的难度，这些都将成为“一带一路”推进中长期面临的重要风险。 报告提出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共赢的二十条路径：打造“一带一路”国际联盟，建立“一带一路”国际治理机制；设立“一带一路”常设机构，在各国轮流举办“一带一路”年会；成立联合国“一带一路”独立机构，加强与联合国现有机构的合作；加强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合作；邀请包括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立和重点国家在“一带一路”层面的合作；建立“一带一路”国际企业联盟；举办世界跨国公司500强参与“一带一路”峰会，邀请世界大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形成“一带一路”示范国和示范工程；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以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共赢的重要抓手；充分发挥华人华侨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共赢中的作用；让旅游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共赢的先导；加强“一带一路”留学交流与教育合作，着力培养技能人才；提供“一带一路”人员往来便利，鼓励向沿线国家移民；大力发展“一带一路”跨境电商；打造国际资金池，吸引国际资金参与“一带一路”开发；加强“一带一路”法制保障，推动建立统一的争议解决机制；充分发挥会计师、工程师等专业人士国际组织的作用；充分发挥智库、NGO及其他社会力量的积极作用。文章选自人民网，2017年5月11日
2017年5月12日 -
【CGTN】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Video Watching】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not China’s own initiative. By its nature, it is a global initiative particularly for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With this initiative, we could have a clearer idea of the laws, regulations and cultures in these countries and build better connection among people and countries. There will be plenty of room for cooperation, China will become better and become increasingly aware of local dynamics. But there will be competition from multilateral side, especially in places with most benefits. But it is undeniable that competition makes us better, and that China should not be afraid of competition. Indeed, there are concerns from certain countries, but China needs to dialogue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se countries. The foremost task now is to build trust on the governmental level, which is also part of the aim of the upcoming summit. Moreover, we need to relieve these concerns by opening up and promoting exchange programs in areas such as tourism, training programs, etc.The Global Business Studio inviting Andrew Polk, Director of China research at Medley Global Advisors LLC in Beijing, and Dr. Wang Huiyao, a president of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to sharing their opinions and discussions.From CNTN， May, 2017
2017年5月11日 -
“一带一路”如何赢得全世界的支持？智库给出国际合作共赢方案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开幕，此次峰会具有历史意义，将极大地推动全球化进程。作为最早进行全球化研究和最早成立“一带一路”研究所的机构之一，CCG全球化智库于5月10日在北京总部举办《“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共赢方案及实现路径》报告发布会。CCG主任王辉耀致辞并发布报告，CCG特邀高级研究员柯银斌和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执行所长黄日涵出席，并对“一带一路”推进路径进行进一步探讨。
2017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