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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网】全球智库作用日益凸显 中国智库建设尚需发力
发布会现场 王晓真/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2016》在北京首发 2017年1月25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智库报告《全球智库报告2016》中国北京发布会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中国中心举办。《全球智库报告2016》是由詹姆斯·麦甘（James G. McGann）博士领衔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对全球智库2016年的综合排名，也是连续第十年发布此项权威报告。在此次全球系列发布的首发会上，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中国中心主任张忠教授和国务院参事室交流合作司司长孙维佳对该报告的发布致辞祝贺。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主任詹姆斯·麦甘教授通过远程视频对报告研究背景和发布做了介绍。随后，宾大沃顿中国中心副总经理何育萍对《全球智库报告2016》进行了发布。 60余位智库专家及媒体记者出席发布式。报告发布后，与会嘉宾还就“为什么智库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变得日趋重要？”主题进行了研讨。会场嘉宾对话 林跃勤/摄2016：中国智库表现抢眼 根据《全球智库报告2016》，2016年全球共有智库6846家，其中北美洲智库数量最多，拥有1931家；欧洲其次，拥有1770家；亚洲紧随其后，拥有1262家。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拥有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有1835家。中国依然是世界第二智库大国，拥有智库数量达到435家。英国和印度智库数量位列中国之后，分别拥有288家和280家。 根据区域分布、研究领域、特殊成就三类标准，《全球智库报告2016》共列出52个分项表单。其中，中国智库上榜的表单数量达到41个，与2015年相比增加了13个，反映出中国智库发展呈现的良好态势。《全球智库报告2016》的2016全球智库综合排名榜单共列及175家世界智库，其中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蝉联榜单首位，这已经是布鲁金斯学会连续5年排行第一；此外，有9家中国智库上榜，分别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第33名）、中国社会科学院（第36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第39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52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第73名）、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第79名）、天则经济研究所（第104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第111名）、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第149名）。亚洲大国智库（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智库排名60强中，18家中国智库上榜。在最佳社会智库、最值得关注的智库、以及多个研究领域如教育政策、环境政策、国防和国家安全智库排行榜单中，中国智库均进入较好排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方晋在会上发言 CCG供图智库作用日益凸显 报告指出，“在过去这十年中，全球智库共同体正在逐步确立，为应对国际新环境群策群力。”随着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当今世界的国际竞争已经不仅仅体现于经济、科技等“硬实力”的竞争，以思想、观念、文化和智库等为核心的“软实力”竞争已愈发受到重视，而作为创新思想的源泉，智库正成为各国“软实力”竞争的新焦点。同时，当今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各国政府在国家治理、国际交往中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科学决策挑战不断加剧，各国政府都不得不愈发重视智库的观点和政策建议，以不断提升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民主化的水平。在此背景下，智库的地位更加重要，已经成为全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政策建议源泉。不管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智库整体呈现出蓬勃发展状态，全球已进入一个崭新的智库时代。专家们在研讨中也表示，《全球智库报告2016》报告发布为我们带来了新的视角，在全球化发展错综复杂的大背景下，智库在全球和中国都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方晋表示，当前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而越是存在不确定性的时候，政府、企业、民众也需要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折？未来向何处去？智库在关键时候的准确判断会对国家和各个机构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副所长李国强也认为，智库的重要性不容置疑。当前，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生态等方面的情况十分复杂，迫切需要综合各方面的智慧，亟待智库发挥更加重要的实质性贡献。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Paul Haenle）在会上发言 CCG供图 在美国，智库受重视和发挥作用也不是直线型的，而是波动性的，近百年来，美国智库也大致经历了3次波动，或曰几番兴衰。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认为，20世纪20-30年代大萧条时期，百废待兴，美国政府对公共政策的需求非常迫切，布鲁金斯等智库受到重视并得到了快速壮大；但是，30年代后期，智库均未能成功预测到二战的爆发，智库陷入衰落期，以致兰德公司关于中国将出兵朝鲜的预测未能得到美国政府和军方的重视；50年代后期智库重新受到重视，但到了60年代，美苏争霸，智库对古巴核危机等事件并未有所“预见”，学术研究的数量化、科学主义化崛起，但智库学者却一个个连模型都不会画，数学也不会，最后智库就开始衰落，没有人看了。智库地位再次出现塌陷。冷战结束后，诸如进步中心等大批美国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特别是大批智库大家被引入奥巴马政府高层队伍，标志着美国智库进入一波新的繁荣期。但是，此次美国大选，美国智库对于特朗普当选的“黑天鹅事件”集体失聪，智库难免不被胜出的特朗普政府踩在脚下，新政府内阁无一智库人士，这意味着未来一段，美国智库逃不出严冬季节，智库在美国的影响力将明显下降。对此，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Paul Haenle）则结合和自己在白宫和智库的工作经历则提出了不同看法。他指出，智库在美国不仅不会衰落，反而会更加重要，因为随着特朗普当选，不确定性增加，人们更加需要深度的研究和可靠、有用的信息，而这也正是智库一贯的职责所在。以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为例，自特朗普当选以来，该中心的工作吸引了更多的兴趣和关注，这主要是由于大选以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尤其是关于中美关系的部分。他还从美国智库的三大主要功能分别阐述了美国智库在特朗普上任后如何继续发挥作用。首先是影响政策决策方面，他指出，要看到特朗普政府中仍旧会有一些来自智库的人员担任要职，自由派智库在影响政府决策上的影响力可能会有所下降，但美国传统基金会等保守派智库却会受到特朗普政府重视，即便是特朗普不会依赖智库，但其政府决策者仍会参考这些智库的研究与建议。其次是促进公众的政治参与，美国智库仍会在就特朗普政府的决策提出批判性意见上扮演重要角色。再次就是放眼长远问题展开研究，在这一点上智库的作用是无法取代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在会上发言 CCG供图 智库在全球的作用日益显著，智库永远不会过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认为，在知识大爆炸时代，各种垃圾信息越多的情况下，智库人的真知灼见显得更加珍贵。尤其是当前世界面临重大转折，不确定性显著上升。越是存在不确定性的时候，各方需要更好地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折？未来向何处去？需要更加清晰、准确的判断，以便把握趋势，正确决策。如从去年的英国脱欧到今年的特朗普上台，意味着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信息化趋势、节奏和领域出现一些变化，甚至是全球化出现了严重的逆转，很多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判断、思考和应对。智库的思考、判断以及政策建议会对国家的决策进而全球的互动产生深远影响。自2013年以来，党中央和政府已经出台了促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文件，中国智库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智库发展如火如荼。中国在国际关系方面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日前习总书记在达沃斯论坛上从引领全球话语体系高度出发提出要继续和引领全球化。为让全球理解并接受这一倡导和价值观，中国智库需要也应该在其中起到积极而巨大的作用，不仅要为政府建言献策，还要用全球人类听得懂的语言以及能够接受的全球价值体系讲述中国的故事，传播中国的声音，帮助中国未来进一步引领或者在国际话语体系上有更多的话语权，有更多的参与，能够真正地影响世界。未来中国智库在推动民间外交，打造国际话语权等方面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发言 CCG供图中国智库建设尚需加油 在中国政府重视智库建设的背景下，近年中国智库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大时代，新的智库不断涌现，一批智库知名度逐渐扩大，智库的整体影响力日益提升。但是，与全球人口大国、经济第二的地位相比，与中国发展与治理创新转型重大使命对于智库支持的目标要求相比，中国智库无论数量、治理、实力、水平、效率、竞争力和影响力等，均有很大差距。在全球智库排名前30位中尚没有看到中国智库的身影。中国智库最好排名从2015年的第31位下降到第33位，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中国智库数量居全球第二，而实力质量鸿沟很大的无奈现实。因此，在中国当今的智库热中，我们应该从国外的权威智库评价中照镜子、检讨反省，吸收借鉴国际知名智库的成功经验，努力完善、创新自我，做大做强。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认为，虽然中国智库越来越重要，但他觉得中国智库还不到那么重要的程度，至少我们没有做到那么重要的程度，如美国等的智库相比差距还很大，如美国的智库能够影响中国的中南海，如福山、基辛格等很多美国智库的专家受到我国的领导人接见，但中国的智库人、智库能否享受同等的待遇，能否让奥巴马和特朗普见呢？并影响白宫呢？这是很汗颜的一件事情。这是作为从业者的自我批判，不是批评行业，而是首先批判自己，我们做得还不够。美国智库发展波动的教训和经验告诉我们，知识分子、智库学者是否真的重要，关键在于是否抓住了时代机会，是否能够提供真正的思想产品，能够预测时代的发展，能够形容、概括、总结好这个时代的变化。现在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智库学者发展非常重要的时间点，就看我们能不能抓住这样的机遇。过去4年国家给了我们那么多机会，如果连“一带一路”、G20、南海问题、金砖国家峰会等这些重要事件及其相关诸多问题我们不能解释好、不能发出自己的最强音，你还重要吗？国家还会用你吗？所以我们要有危机感，要防止像美国智库那样进入衰落期。所以，时不我待，革命尚未完成，智库不能骄傲。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政府上海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学国教授在会上发言 CCG供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上海市政府共建的上海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学国也表示，现在智库热中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智库自身要自强、自立，要有别人所需要的真材实料，但智库的需求市场也很关键！即我们的公共政策制定部门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是不是需要智库的支持，这是核心问题。要不要让智库的人参与他们的过程，比如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教育、环保、社会保障、城建等一系列涉及到民生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可能对智库根本没需求。比如，在网约车规则研制过程中，某特大城市网约车征求意见稿一出来，研究机构就召开了座谈会，但怎么都请不到市交委的人。他们不需要你们的研究意见方案，而是要自己内部搞定，说白了就是要维护自身权益。这就不是智库愿不愿意提供服务的问题，也不是智库成果质量高低的问题，而是外部需求短缺问题。所以，改善具体制定政策机制、要求增加智库参与、社会参与很重要。党中央很重视这个层面，但问题各部位、地方的政策制定部门拥有最后话语权，在他们出台政策的过程中能不能多听一听第三方的意见，或者政策实施完后能不能请第三方评估一下实施的效果怎么样，这是决定我们的智库能否真正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核心问题之一。但这方面缺少互动。一方面很热，一方面没有需求，这种结构性的矛盾问题不解决，智库市场未来很难打开。所以，既要了解自己能做什么，又要了解政府、社会需求什么？掌握解思想、政策市场的供需状况，有针对性地开展研究并打造好的有需求的智库产品，否则我们打造的很多产品也是自说自话，并没有买家，实际上难有影响。在当下“智库热”中，智库从业者首先应“放低身段”，做好定位，做强自身，接地气，首先要保证自己得比政策制定部门了解得更多、研究得更深，自己的成果能够对决策者有用，能够形成政策并付诸实施。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许永权发言 CCG供图 围绕智库如何能有所用，更好为用问题，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许永权表示，中国智库发展需求迫切，但更大的需求在于智库质量提升。中国智库的能力是不是跟得上，是不是达到国家发展需要的水平，还需要智库人思考和努力。智库要能有用，能用，特别是为政府所用，好用，即智库+政府，怎么加？有几个方面需要我们思考：一是能否走在政府前面，二是能否配合政府作用。政府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但它提出了问题，需要智库提供方案去解决，这时候智库需要配合着做，尾随政府做，实际上就是解读工作。这种跟随式、依附式的做法也有效果，可以为政府壮胆，为政府吆喝，减少民众误读中央的政策或者向国外同行及读者推介。但是，这很难说是一流智库的路数，更不可以成为顶尖智库的常规牌局。更重要的是要走在政府前面，对政府没有想到、或者想到了还没有充分论证、还没有确切把握、决心、深思熟虑的问题，提出自己比较成熟的分析思考和建议，这才是好的智库主要应该做的。要做到这点必须练好自己内功。那么如何练内功你？一是中国智库要按照中国自己的发展阶段走，走出特色，不能随他人。二是中国智库要紧紧抓住中国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并及时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今年的十九大，十九大要解决什么的问题，要回应国际社会什么样的关心，怎样解决中国未来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长期重大挑战，还有今年我们要办的两场主场外交，“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会议以及金砖国家峰会，将要讨论的重大议题设置等，智库可以多建言献策。还有中美关系问题、美国特朗普上台后，很多媒体和智库都预测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恰恰这种不确定性给智库带来了很多机遇，智库在不确定性下怎么解决好中美关系问题，怎么把中美关系平稳过渡，这是我们智库应该做的事情，还有中美俄之间的互动关系，中美欧之间的互动问题，这都是需要智库献言发声的。当然，智库不仅要关注政府关心的重大问题、政府需要的信息，也应关注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信息。越是弱势群体的信息，越是能够反映中国国家未来发展趋势的信息，也需要抓住。弱势群体的信息可能是社会的盲点，也可能是智库的盲点，也可能是政府决策的盲点，所以，在这方面智库要有责任、要有担当，可能利益没有那么大，可能经济效益没有那么高，但他的社会效应可能更好，所以，智库在这方面要做政府做不到或者是忽略、空白的事情，要有这方面的责任和担当。三是智库向政府提供决策建议的时候要注意解决好“最后50米”的问题。往往是智库向政府提出了很多理论性非常强，条理性非常好的建议，但往往没有形成决策，这是因为大家前期的调研还是有欠缺，或者说智库只是在自己的范围里做，智库要接触各个阶层，跟各阶层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有价值的报告。各个阶层的需求是什么？真正了解到了，才能形成这样的报告。通过需求的了解，才能制定相关的政策，可能更具有针对性。四是解决好智库运行中的资金的来源多元化问题，中国智库的资金来源安排机制确实有局限，所以在这方面就要创新，智库特别是民间智库不要囿于现有体制，要创新和吸收现有世界上智库发展的经验，刚才说到美国智库是最高端的资助方向，中国可能不是，不一定非要学美国模式，但是一定要制度创新。现在很多新兴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对智库非常感兴趣，也可以和他们结合起来。智库研究和决策建议一定要接地气，如果下面没有接上地，肯定上接不了天，但接地的工作很辛苦，你要接触老百姓，接触弱势群体，接触农民工，接触人口的需求是什么，如果你这些工作都做扎实了，政府没有理由拒绝你的决策建议。所以，这方面需要做很多工作。所以，智库不能自己玩，智库一定要有“智库+”的模式，智库+政府，智库+企业，智库+媒体才能产生综合性的效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国强发言 CCG供图 王辉耀认为，中国智库要想更好发展，有两个方面需要改进。一是大力培养智库人才，人才应该是全方位的，包括研究、筹款、要懂政府、要懂学术，要懂企业，为此，要出台鼓励政策。而且应该把旋转门建起来、旋转起来，有那么多的退下来的部长、高级政要、大使、参赞等，完全可以和智库互动起来。还有很多政府挂职的官员、学者等也应该可以与智库互动起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块做起来，能够对政策决策起到更积极的作用。二是进一步拓宽智库资金来源多元化。美国智库都是由企业家捐赠的，捐赠的最高境界，不管是布鲁金斯、卡内基，他们最终的目的不是捐大楼，而是捐机构，这对世世代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一批企业家成长起来了，但不少的企业家还停留在捐大楼、捐希望小学、捐物质层面的，当然这些也需要，但真正捐赠给智库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捐赠方式。弥补好这两个方面，中国智库也会有更大的发展，也会越来越重要。 评价出优劣，比较有启迪。智库本身研究、评价是非常重要的，建构智库评价体系方法对于探索智库发展规律，促进智库繁荣、以及促进智库间的合作互动以及为社会和政府提供服务对象的合理选择都大有裨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国强认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评价难免有缺陷，但其全球影响力有目共睹。中国智库需要积极参与到宾大的智库评价中。尽管中国也已经发布几个智库评价报告，但总体而言，影响力还较小，说明中国智库评价还比较弱小，学习借鉴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评价体系与方法，无疑有助于中国智库评价迈上新台阶。中国智库可借助这一平台，发挥公共外交职能和打造国际影响力。 据悉，此次发布是该报告的全球首发，接下来的数日该报告将在全球60多个国家发布。 与会智库专家认为，中国智库从业者要从一年一度的全球智库权威报告中冷静思考，取长补短、把握机遇，奋勇争先。（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林跃勤 王晓真）文章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7年1月29日
2017年2月7日 -
Wang Huiyao: China could help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Instead of opponents, the two nations could be partners assist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n achieving its stated aimsOn Jan 20, Donald Trump took the oath of office and was sworn in as the 45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his aggressive remarks on economics, trade and geopolitics add more uncertainty - even potential tension - to Sino-US relations. In fact, the two countries are major trading partners and according the research Report on Chinese Enterprises Globalization - published by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hina has become a net capital exporter for the first time.In 2015, China's total direct investment to the US exceeded the FDI amount from the US to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Also, China-US bilateral investment has experienced a rapid increase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This astonishing development has resulted in an immense spillover effect for both countries, promoting domestic employment, upgrading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timulating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Thus,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prioritize economic diplomacy and seek more opportunities for collaboration.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Trump has promised to bring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back to US, and increas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to create more jobs for unemployed Americans. In this case, China is probably the best partner America can have to help it achieve its ambitions.It is believed that during Trump's administration, policy initiatives will be heavily deployed to revitalize American manufacturing and bring jobs back to the country. Whether Trump will be successful in his attempt to encourage more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to move operations to the US depends not only on re-shoring but also on Chinese manufacturers.These manufacturers might be a solution to Trump's Rust Belt jobs problem. CCG's research shows that, while sectors for China's outbound investment are quite diversified, manufacturing comes out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ly, private enterprises have become the main force for outbound investment. More private enterprises have gone up to the high-end of global value chain.Last year, I was invited as a guest to attend Fuyao Glass America's opening ceremony for its newest US facility in Moraine, Ohio. This investment accounts for $450 million, which represents the largest Chinese investment in Ohio and the eighth largest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S in the past decade. Currently, this factory employs about 2,000 people and expects to recruit 300-500 people more by the end of 2017. As is planned, this investment will be enlarged to $1 billion and create 5,000 jobs for local people.Fuyao Glass is not the only enterprise that is committed to investing in the US.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re a growing trend and have become the main focus of Chinese companies' outbound investment. Resources, technology, brands and market channels are the main motivations for cross-border M&A.In January 2016, Chinese home appliance maker Haier Group made a deal to buy General Electric Co's appliance business for $5.4 billion. This month, Jack Ma, Alibaba executive chairman, met Trump and laid out the Chinese e-commerce giant's new plan that could create 1 million jobs for small US businesses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Another way for Trump to create more jobs is through an infrastructure revamp. This is a chance for China to play a role, since it has a great deal of experience i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China can also invite the US to join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China can work with the US to foster a stronger and wider collaboration i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volving the US, including by jointly exploring markets in other countries.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cently announced a series of reform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investment climate, including both market access and regulation, which inevitably compete with Trump's initiatives for attracting investment.The two countries still have a great potential for collaboration, and China seems the best choice as a partner to help the US become a great power again.About Author Dr. Wang Huiyao is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the largest independent think tank in China, with over 100 researchers and members of staff.From China Daily, 2017-1-27
2017年2月7日 -
丁学良：过年了，着急他人的新娘难题
丁学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要点1：我们必须把话说白了：中国内地缺少三千多万的青少年女性，这绝对不可以通过“地下新娘通道”这类非正规办法来解决的。要点2：在2020年到2030年期间，安排三千多万外籍新娘合情、合理、合法地走进来，是一项善举和德政，也是一项浩大的社会管理协调工程。 以下是正文内容： 我们皖南过年期间的第一号话题，是就着绿茶白酒黄糕花果，热心地互相探问谁家的女儿要出嫁？谁家的男儿要成家？聊天的老乡们多半存着充当中介人的好心或为自家亲属谋取合适对象的念头。据台湾《中时电子报》2017年除夕的一条广受关注的报道，大陆单身男女青年在春节期间将进入特殊状态——若“不是在相亲之中，就是在相亲的路上”，因为全大陆单身成年人已超过两亿。将近55%的大陆单身男女表示，春节一周的长假期间，每人至少要进行八场的相亲程序，够忙的，一点也不比上班更轻松。1有三百年跨度的一个平均数笔者写作本文的旨意，就是希望诸位回老家过年参与这类温馨聚会的时候，提醒所有在场的亲朋好友几个大数据，然后问问他们有啥办法——这里是指合情、合理又合法的措施——来缓解这后面透露出的几层人伦涵义必然引发的社会问题。根据医学界的抽样调查，中国大陆在本世纪头30年里，很多地区男性青少年比女性青少年多出12-15%。大约307年之前，英国研究者John Graunt及其同事根据伦敦的人口调查初步测算，在正常状况下，近代社会的性别差异在出生时比例为105-107个男孩对100个女孩。三百年来的多项一国的或跨国的人口调查，基本上符合这个平均数。然而，当“正常状况”被政策等巨大因素干扰后，这个人类性别平均比就发生偏差：根据医学界的抽样调查，中国大陆在本世纪头30年里，很多地区男性青少年比女性青少年多出12-15%（Therese Hesketh and Zhu Wei Xing, “Abnormal sex ratios in human population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A, Vol 103, no 36, 5 Sept 2006）。去年也是在春节前夕，来自中国医学研究者的报告说，内地每出生100个女孩，就出生了118个男孩（“China says its gender imbalance 'most serious' in the world”，Reuters， 21 Jan 2016）。这样的性别不平衡，位于全球最高一档。中国每出生100个女婴，就有约120个男婴出生。这一比例在全球居于最高水平。大数据后面的社会涵义让我们看看从这些大数据所作出的推算，先由最轻微的预测再进到最沉重的，它们后面的人伦涵义立马就显示出来。根据中国研究者的推算，到2020年时，大约有3000万内地的成年男人将找不到适龄的女配偶结婚。美国德州A&M大学一位社会学教授推算的最大值则高达5000万至5500万。如果采纳中间数据的估算，到2030年时，年龄已经快到40岁的中国内地男子里面，大约有25%的人将找不到女子结婚（KevinLee, “China’s growing problem of too many single men,” Forbes, 13 May 2011）。即便仅仅是3000万中国男青年找不到新娘，就已经够震撼的了，而且那两个时间点就在逼近我们——无论是2020年还是2030年，你我都能看得到！无数的社会科学实证研究都表明，任何一个近现代社会里，如果男性成员比例显著超过女性成员，也就是同年龄群的男人大大供过于（被女人所）求，一定会导致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这是人性使然的普遍规律。有些经验调查发现，男女青年比例不平衡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相关的犯罪率就增长五个百分点（Mara Hvistendahl, Unnatural Selection: Choosing Boys Over Girl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a World Full of Men. New York: PublicAffairs,2011）。这类犯罪包括暴力性侵犯、绑架贩卖人口、婚姻诈骗、地下性交易扩张、性病蔓延，等等。 调查发现，男女青年比例不平衡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相关的犯罪率就增长五个百分点 回顾历史上最严重的例子，还包括成规模的武装冲突，为的就是抢夺年轻女子为妻。有些读者可能还记得起，我们自幼读过的中外文史书上经常有这样的战争典故：不同的种族部落或集团打战，对男性俘虏是一种处置，对女性俘虏则是另一种处置，原因就是籍此来解决本部落或集团的男性缺乏配偶这一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最大难关（参阅肖启庆：《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探讨》中的具体资料，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03-322页）。最近几年在战火燃烧的非洲和中东多处地方，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野蛮行径，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尼日利亚恐怖主义集团“博科圣地”于2014年4月中旬绑架了276名女学生。笔者上周看到国际媒体对这件事的追踪讨论，细节令人心碎——很多被绑架的女生已经与绑架者生了孩子，分手难过，不分手也难过。2在最好情况下的“如果”回到我们关注的中国青少年男女性别比的大问题，如果三千万以上的中国男青年都能适时地结婚成家，这当然是最好的一种“如果”，其结果令大家都会很开心。从全国人口的宏观面上看，如果上述的男子们在40岁之前都能找到婚配对象，他们加她们至少会生产出3000万个（一胎家庭）至6000万个（二胎家庭）婴儿来！马克思一直教导我们：人类社会的生产分两种，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和经济生产；没有前者，后者也就无从谈起。由于放松了一对夫妻只生一胎的政策，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和计生委负责人在2016年11月份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透露的信息，这一年内预估全国多出生了100万名左右的婴儿。这百万人口的红利，与三千万婴儿以上的人口红利相比，太微小了，可还是让大家高兴了一阵子！于是问题就来了：我们在紧接着的三年（到2020年）至十三年（到2030年）的期限内，从哪儿去找到至少三千万名左右的女性青少年，让那些原本找不到适龄女配偶的中国男性青少年有对象可谈、有婚可结呢？在不同的社会结构、法律制度和文化传统里，人们解决适婚男性多于适婚女性的不平衡难题，除了通过打战抢婚之外，有几种方式方法（这里指大面积的，而不是极个别人的做法如出家当和尚），主要的是一妻多夫制，多余的男青年走出去，安排未来的新娘走进来。在当代汉人群体里，一妻多夫制是不可能被广泛接受的；多余的男青年走出去已经有很多年了，比如在出境留学或经商期间、直至正规移民之后，与所在地的女青年谈恋爱成家。香港因为这些年来女青年多过男青年，“香港女下嫁内地男”的现象越来越多。读者中若有人心向往之，不妨赶快找人帮忙联系！3这一套规章制度非得尽快建立起来但是，以上那些办法虽好，它们都难以解决几千万中国内地男青年找不到适龄新娘的普遍困境，所以我们得有一套广泛适用的大框架。在这方面，和中国大陆紧密相连的台湾以及韩国，已经多年里实践了非常相似的一套框架，那就是安排大批准新娘走进来。笔者读到的台湾民政机构的统计数字，到2016年年中为止，台湾岛内的来自外地的配偶总数约为50万人（当然绝大多数都是女性），其中约67%是原籍大陆的，其余多为来自东南亚的。她们占岛内人口总数的将近2%，对台湾社会本身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对台湾和大陆的交往、与东南亚的商贸关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笔者多年来都在建议，中国大陆也必须开放境外准新娘走进来的大门，尽快参照其它社会、特别是中国人社会台湾几十年里逐步实施的方式方法，建立起一整套透明、成本不太高、切实可行的法律程序和政策框架，包括对准新娘本人的健康状况的检查和对中介机构的不定期审查和年检。我们必须把话说白了：中国内地缺少三千多万的青少年女性，这绝对不可以通过“地下新娘通道”这类非正规办法来解决的。那样已经引发了数不清的犯罪行为和人伦悲剧，比如人口贩子以各种手法两头骗，外边骗女子及其家庭，里边骗光棍及其家庭；也有外来的女子本人行骗，“不断嫁人不断骗人”，等等。就在2017年元旦前几天，内地媒体还报道了一起相关的悲剧：“广西一男子砍杀‘骗婚’的越南新娘，被执行死刑”（《中青在线》2016年12月29日）。大家不妨翻阅各类主流媒体，每年都有来自多个省份的报道，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手续作保障，即便外来的女子已经和中国内地男人生了孩子，也有可能被遣返回她们的国籍所在地。4善举、德政、浩大工程：为了这个社会的未来根据笔者在台湾和东南亚实地观察和访谈的所见所闻，台湾岛内外来的新娘与本地的男子成家过好日子，从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来看，最合适的当然是华人或有华人血统的，其次是受到华人移民习俗数代影响的地区居民。这也是台湾人口统计告诉我们的分布状况：来自东南亚的外籍新娘位居头五名的是越南、印尼、泰国、菲律宾、柬埔寨。中国大陆的新娘来源，最可能的来源也是东南亚，也许再加上朝鲜、南亚、中亚和拉美的。大陆的缺口实在是太大了。在2020年到2030年期间，安排三千多万外籍新娘合情、合理、合法地走进来，是一项善举和德政，也是一项浩大的社会管理协调工程。让我们仔仔细细地讨论这项工程的方方面面，做起来、做好、做下去——为了中华民族的人口在几代人的时间跨度里，逐步实现平衡良性的发展。文章选自腾讯思享会，2017年1月27日
2017年2月7日 -
郑永年：我对中国所谓的智库很悲观
专家简介郑永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我对中国所谓的智库很悲观主要是因为很多智库没有独立性，不客观。这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问题，更是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新加坡的知识分子比较独立客观。我以前写过文章说，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不见得一定跟政府有关系。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往往跟权力或者利益靠得太近。但换个角度看，中国的智库还是有发展的空间。中国有两拨人太多了，拍马屁的人太多了，骂政府的人太多了。这两拨人都没有建设性的东西，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因此有用的智库是非常少的。要搞好智库，独立观察与客观是最重要的。具体来讲，比如机制的设计、政治环境、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和文化问题等。美国的智库跟欧洲不一样，欧洲各个国家之间也不一样，日本、新加坡又不一样，但不管怎样，客观性都是普适性的标准。怎样做到客观呢，我想不同的政治环境、文化体系有不同的方式，中国目前也正积极探索。中国目前的智库虽多，但很多都是有库无智。2013年在北京开了个全国智库大会，大家就谈怎么对政府产生影响力。我认为智库不能老想着怎么产生影响力，只要我们能做出实实在在的研究，自然就会有影响。根据我的经验，只要你说的是真话，接近现实，即使政府不认同，最后还是会有影响。因此影响力只是一个副产品，而不是一个智库应当追求的东西。智库就是要在知与行之间建立起一个桥梁。马克斯·韦伯提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我们首先要问价值有没有可行性，没有可行性就是没有理性的东西，是乌托邦。智库的任务则是研究通过什么样的工具来实现这个价值，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智库可以告诉执政者实际情况如何，有几条路径可以实现这个目标。至于选择哪条路径，则由政治人物来决定，我们也无法干涉。具体到政策上，政府首先要鼓励民间智库，让其探索不同的道路，曲折一点也没问题。其次，要给它宽松的政治环境，允许大家进行理性的争论，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理性争论的空间就没有理性的共识。不过我的担忧还是在知识界自身，我觉得中国知识界不成气候。政府并不会限制你怎么想，只要你能客观地反映问题。而中国的知识界比较缺少独立、客观研究问题的传统。中国很多学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识郑永年在2015年12月接受FT中文网采访时谈道：“我最失望的就是知识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没有提出某种自己的思想。左派、右派整天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有没有自己的东西？我在写一本新的书《知殇》。中国的文明是一个对话文明，但是以我为主的对话文明。中国古代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后来受到佛教的影响，宋朝之后又出现新儒家。先秦的百家争鸣是文明内部的对话，然后和印度文明对话，吸收了一些新的东西。近代以后中国和西方文明对话。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自己产生了什么?到现在还在照抄照搬。中国社会转型比起欧洲不知规模要大多少，欧洲转型产生了多少伟大的思想家，我们现在的转型呢？我们对世界社会科学的贡献呢？中国很多学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识，用中国的素材来论证西方的命题，而我们自己的命题还没找到，都是假命题。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发表的内容，都是西方的命题加上‘来自中国的证据’(evidenceofChina)，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我们大部分学者的脑子还是被西方殖民地化了。很多学者连西方实际上怎么运作的都不知道。把民主、自由、社会公正等在西方有独特历史的东西，都看成普世的东西，都是拿一个抽象的、西方都不见得存在的理想状态来评判中国，这能产生知识吗?如果你是政治人物，那你鼓吹什么主义我不管。但如果是做学问，一定要去探究西方的很多东西是怎么产生的。从经验出发，究竟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中国现在很麻烦的是，谁都想当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当好呢，就想当公共知识分子，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不是把自己当成政治家了吗？你在规范层面，因为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性，支持反对也好，都没有问题，但作为学者就不应该。你首先要搞清楚，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怎么样的。现在谁知道中国的社会、经济等体系是怎么运作的吗？我想知道的人不多，很多人是在拿西方的桔子来看待中国的苹果。”文章选自搜狐网，2016年8月
2017年2月7日 -
[China Daily]Trump’s team should help him treat China-US relation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is delivering speech during the launching seminar of the report “Trump’s Coming Era: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Policy Responses”.[Photo by Wu Zheyu/chinadaily.com.cn]The day before Trump takes office, in order to prepare for more comprehensive analyses and suggestions for tackling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US,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recently released the report “Trump’s Coming Era: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Policy Responses” and held a seminar to launch it.After several months of concentrated research and observation on Trump’s past life and New Deal features, with a think tank’s vision the CCG research team identified eight major opportunities, eight challenges and 10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hat Sino-US relations will face in the future. More than 20 well-known experts on aspects of China-US relations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public policy spheres discussed the issues in depth during the seminar.Paul Haenle, director of the Carnegie-Tsinghua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 suggested that Trump’s team should help him to treat Sino-US relations more carefully: “I think China’s leadership is very smart to wait and see what he will actually do after the inauguration, instead of over-reacting; as you know up to now Trump has just been an ordinary citizen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really hope there will be some efforts to make sure he doesn’t cause too much damage, and to help him treat the China US relationship very carefully, to ensure that the progress made by generations over decades won’t be damaged.”From a corporate perspective, Alan Beebe, the president of AmCham China, expressed his expectations of Trump’s coming term: “I think what both Chinese and American companies want is firstly predictable regulators and a consistent policy environment, secondly it’s the transparency -- transparency of information and the limits of power. We’re worried about whether there’s going to be a trade war or massive investment, or other things, it really doesn’t seem like a win-win situation. Fairness is a good concept for us to promote, fairness in China’s market place, fairness in the US’ economic and trade environment. It might be both a challenge and an opportunity; it’s a complicated situation.”He Ning, the former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American and Oceanian Affairs,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PRC, thinks that maybe we should not be too worried about Trump’s coming inauguration. He said, “We usually take economics and trade relations as a vital part of Sino US relations, and describe them as both propeller and ballast stone in the relationship. If Trump wants to fulfill his promise to ‘make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again’, economic development, people’s well-being and sufficient employment are three areas that can’t be avoided. But without China’s help, how can he achieve improvement in these areas? That’s a problem he can’t avoid. I believe that although he doesn’t have much political experience, as a businessman he must weigh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 think what he’s doing right now is just testing all the stakeholders’ baselines.”“There’s an old saying in the US, “Where you sit decides where you stand”; Trump, in his position, is unavoidably contained by various parties. And from my experience, 95 percent of the decision-makers in America don’t go to extremes because they need to take care of different kinds of stakeholders’ interests. So we shouldn’t be too worried about Trump. Just wait for some time after his inauguration, and then try to figure out how to respond to his request,” He concluded. (By Wu Zheyu)From China Daily，2017-2-1
2017年2月7日 -
徐小平：这是黑科技和平民创业的时代
理事简介徐小平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真格基金创始人。VC行业是否有资本寒冬？我在五年前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VC 的寒冬是天使的春天。天使投资实质上是低估值的投资人、穷人的投资家。假如现在真的是 VC 寒冬的话，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好事，估值低了、创业者也更接近创业的本质。创业的本质不是说我牛逼、能拿到多高的估值，而是在于我用多少钱做了多少事。我是经历过经济周期的人。比如 2008 年经济危机，但你反过来看看，今日中国很多了不起的公司就是在那个时候成长起来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哲学观点，而是一个历史事实：在人们最不敢出手的时候，真格基金应该最大限度地拥抱未来 5 年、10 年的领袖级企业。事实是在创投领域其实没有整体的寒冬、只有局部的寒冬。2016年VC机构的募资总额并不比2015年低。做得好的基金依然会oversubscribe（超募）、被LP追捧，但也总会出现一些基金浮亏，最后难以为继。2016年真格投资的项目比去年同期还要多，2016年的投资速度明显比去年快。我认为2016其实是真格投资历年来最好的一年。项目质量和数量大幅度提升。这跟其他投资人退缩有关，竞争不那么激烈。2016年投资市场是回归理性的一年，估值下降是一个重要表征。2014、2015年的平均估值要比之前两年高一倍，而2016年的平均估值与2015年相比则降了50%左右。真格已经是市场上最慷慨的投资公司之一了，当我们都觉得贵的心疼时，市场估值肯定是虚高的。作为投资人我期望估值不要虚胖。我认为2017年整体来说会有更多资金进入创投市场。中国创投机构仍然是稀有的，远远没有达到饱和的状态。天使和VC基金还没有形成强手林立、各显神通的局面。但我也呼唤投资界不断提升和加强自己的实力，包括我们真格基金自己。从2017年开始，我们在内部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From Angel to PreA，投资频谱覆盖天使轮和PreA，不再局限于“首投”、也不再拘泥于估值，但依然是在天使投资的火力范围内。真格希望做中国创业者永恒的天使。我做天使投资很多年,今年年初我发现中国的创投环境在我眼皮底下简直是一夜之间变了。简单来说，就是创业出现了平民化和高精深两个趋势。用一个点子创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未来拼的是科技和对行业的精深理解。我相信未来一段时间，创业者的两大特点，要么是致力于精深科技，要么是行业领袖。首先是“网红”的涌现，这给我们的创业环境带来了很多冲击。我曾经给网红下过一个定义，网红是不依赖任何权威机构赋权而有影响力的人。一个人或者两三个人能动辄带来几百万、几千万的销售，让整一个群体为之疯狂、为之追随。很多公司产品出来了、服务出来了，但找不到用户，要到处花钱登广告。但找一个网红转发却能帮他们带来几万个用户，这已经是商业里快速提升销售额的一个方式，网红现象让我感到震惊。所以当我们团队的顾旻曼问我要不要见Papi酱的时候，我特别高兴。投资Papi让我的投资理念发生了很多变化。我提出创业者一定要做“网红”的观点，这是说每个 CEO 一定要学会在这个时代建构自己的网络，推销你的产品、公司、品牌。每个CEO 都应该主导公司的品牌形象和营销工作，如果 CEO本人没有这个能力，那就要找一个副手。“网红”现象的背后是2016年内容创业、平民创业的崛起。直播成了生力军，每个网站，无论是传统电商还是社交网络，无论是大网站还是小网站都在做直播。人人都在谈论直播、人人都在投直播、人人都在做直播，关于直播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平台级的、垂直性的、单一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涌现出来。其次是由小V带动的微博复兴。以前大家都关注大V，现在大V不那么活跃了，但是无数的小V玩起来了。无数的三四五线城市的人，无数过去不玩微博的人，无数关心消费、关心时尚，追星、喜欢艺术，喜欢表现自己的人、有一点点才艺的人在微博上活跃起来。与之相应的，是微博的市值在一年间翻了3倍，市场是最敏感的。许多人开一个微博账号，最终不仅是出名了，而且能变现。当年的大V，现在通过微博卖酒、卖茶、卖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微博成了中国新经济的一个聚集体。此外，2016还见证了高精尖创业的扩展和渗透。去年实际上也是技术创业年，大量的顶级大学的教授，顶级企业的科学家、CTO纷纷下海创业，真格也投资了不少这样背景的团队，比如斯坦福教授和博士创立的的杉数科技。另外真格投资的高黑深科技在2016年也开始爆发，比如依图参与了杭州G20的安保工作，这是国家级的大数据和人脸识别项目，还有手术机器人Remebot等。共享经济领域则是2016年的另一个亮点。我们参与了对ofo 共享单车的投资。投这个项目很有渊源， ofo 创始人戴威两年前还在北大读书时就来过我家，当时就谈到了他的创业想法。后来ofo融资，戴威也愿意让真格基金进来，我们投资了几百万人民币，现在已经翻了近 30 倍。这些趋势在2017年依然会持续，我们持续看好以下几个领域：首先是共享经济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的优客工场成为了2017年第一个独角兽。第二，人工智能领域毫无疑问也会诞生重量级的公司。第三就是在线教育领域。这些也是2017年真格会重点关注的投资领域。新年伊始，我们已经投资了好几个项目，其中就有汽车共享，也有机器人学习的顶级公司。真格基金创立迄今，我们有一个原则：不投模式、只投人。因为牛人意味着学习力、工作力、影响力，所以我们投人、还只投牛人、不断寻找牛人，尽量做创业者的第一个投资人。这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依图科技就是其中的代表。它的创始人朱珑、林晨曦在人工智能领域是顶级的科学家，朱珑是UCLA的博士、MIT的博士后，可以说是霍金的徒孙；林晨曦2008年加入阿里云做技术总监，曾搭建飞天系统。2013 年上半年他们来到我家，我从下午 3 点钟跟他们聊到深夜一点，用完下午茶吃晚、吃完晚饭吃夜宵，之后还到我楼下酒吧泡了一个小时，最后睡在了我家。吃我的睡我的还要跟我砍价，当时都崩溃了。当天夜里我说，我给你们 200 万美金占 20%的股权，这在当时其实是天价了。我以为他们会感动得拥抱我，但他们居然说200 万美金只能给16%的股权。就为这4个百分点，我们纠缠了一个多月。我曾经专程早上 6 点钟飞上海跟他们聊了一天，晚上 6 点钟再飞回来。我们就这么认真的去争取这个机会。最终他们咬死 100 万美元占 8%的股权。不过庆幸的是，我们最终还是决定投资。现在依图科技已经是国内人工智能领域最重要的公司之一。经纬创投的张颖在一次演讲当中提到，基金要“歇斯底里”地努力退出。退出是衡量一个基金成败的唯一指标，这也是我们2017年的工作重点之一。今年是真格的第六年，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两三年中给股东的不仅仅是账面回报，而是direct return on investment（直接投资回报）。真格基金在五年的历史中，并没有主动推动过退出，但其实已经有相当多的中小型退出案例。比如去年51Talk在美国上市。我们投资的时候51Talk的估值是100万美元，现在的估值是3亿美元，从天使投资的角度来看，这是漂亮的创业胜仗。文章选自腾讯财经，2017年1月30日
2017年2月7日 -
【环球时报】硅谷对华人的吸引力下降了?
【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李因；环球时报记者 邢晓婧，倪 浩，吴志伟，丁雨晴】4个多月前,被称为“硅谷最有权势的华人”的微软前全球执行副总裁陆奇离职。作为中国人在硅谷奋斗的成功典范,他的去向在这之后的4个月时间里被外界猜了又猜。当百度1月17日为此事“一锤定音”,宣布任命陆奇为百度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后,国内舆论出现了复杂的声音:“从陆奇归国看华人在硅谷被印度帮碾压”,“华人彻底沦为‘技工’和‘码农’”,诸如此类“华人败走硅谷”的论调不少;更多人则发出疑问,这是否意味着硅谷的魅力正在下降,中国的吸引力正在上升?在不少外媒看来,中国有发展成为“新硅谷”的潜力。但相关行业人士对《环球时报》说,硅谷至今仍是众多年轻工程师的“朝圣之地”。事业上升有“天花板”,但并非全面溃败“年龄25岁至35岁,在美国拥有硕士学位,工作是留学的延续,从事研究开发工作。”27岁的罗天意如今在硅谷一家大型企业工作,他接触的大部分中国人与他年纪相仿,做管理工作的不多,因为希望“首先把技术学到位,这样有助于加深对自身专业领域的认识和理解”。而年龄再大些的40岁至50岁的中国人,“往往在大公司居于管理层,职务从经理到总监不等”。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2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美国硅谷的科技公司中,华人员工数量庞大,然而这些人大多是技术工程师或开发人员,其中,有一部分人是技术方面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公司业务方面的管理人员来自中国的比例很小,原因之一可能是,“中国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更多是理工科人才”。罗天意对《环球时报》说,一般来讲,总监这个层级是中国人的“天花板”,原因除了有文化、语言和公司内部斗争等,还包括中国人通常不愿意花更多时间突破“天花板”,“照顾家庭往往是我们这个群体更优先的选择”。与中国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人拼命往美国跑,因为这是他们能够完成人生质的转变的主要路径。来到这里后,他们接着在公司挤破头往上爬”。“印度人在硅谷发展得很好”已成为公认的事实。微软、谷歌、Adobe,这些知名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都来自印度。与之相对应的是,随着陆奇离开微软,华人在硅谷高管层级留下一大片空白,只有脸谱等少数高科技公司有华人高管。另外,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称,有研究显示,2012年硅谷的初创公司中,16%的创始人来自印度,印度群体在该地区的人口占比仅6%。另有统计称,2006年至2012年间,硅谷每10家企业中,有大约4家的创始人或联合创始人是外来移民,他们创建的公司中约1/3由印度人发起。紧随其后的中国人占比5%。“他们能够登上高管的位置一点都不奇怪。”曾在硅谷工作10年的方亮如今回国发展,他目前是凡普金科集团首席技术官。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优秀的印度人很多,他们的勤奋程度不亚于中国人,加上他们善于表达,会‘推销’自己,又比较团结,所以中国人在高管岗位上确实很难与他们竞争”。方亮认为,不应该过多强调族裔之间的竞争,“中国人应该多多反思,不要过分强调语言上的劣势。根本原因或许在于中国人不善于交际和沟通,倾向于关注个人的工作和家庭,这样久而久之,容易被边缘化”。虽然从硅谷的管理层级来说,中国人逊于印度人,不过,“全面溃败论”很难被广泛认同。“管理人员少,并不代表印度精英比中国精英多。中国人从事的往往是最困难的研究工作。一个发展得好的公司,既需要擅长从事管理工作的印度人,也需要努力做研究的中国人。”罗天意说。回国工作,“既可行又极具竞争力”在陆奇回到中国的议论声中,一些人认为这意味着硅谷吸引力正在下降。“近年来,确实有不少美国硅谷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回归中企。”科技行业资深观察人士孙永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早在2015年8月,美国科技博客TechCrunch网站就以“中国正在吸引来自硅谷的高管”为题刊文称,对硅谷人才来说,为中国公司工作是既可行又极具竞争力的选项,因为中国科技企业的高管薪酬正与硅谷接近。该网站提供的数据显示,在雇员超过1000人的企业中,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员工级别越高,中美公司提供的薪酬越接近,例如初级工程师的税前年薪分别为5万和9.5万美元左右,而总监及以上级别的年薪都在20万美元左右。提高薪酬正是中国公司努力吸引硅谷人才的重要手段之一。孙永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现在的大背景是,以阿里、百度、小米等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都面临国际化问题。从企业发展战略上来讲,他们需要从国外,尤其是美国高科技企业引进高管人才。因为这些人能够站在产业发展的前沿,他们拥有国际视野,而且经验丰富。”孙永杰认为,高速发展的中国科技企业不仅为硅谷华人高管提供广阔的职业发展前景,而且还提供丰厚的股权回报等现实利益。“相形之下,一些外企近年发展并不如意,业绩下滑、业务停滞经常发生。大的企业如戴尔、惠普等发展不如以前,这导致很多中高层管理人员看不到职业前景而纷纷跳槽中国企业。”除了企业的积极招揽,中国的发展大环境也成为吸引硅谷人才的重要因素。TechCrunch网站说,尽管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嘀咕声”不断,但其发展引擎仍在连续高速运转,6年来稳定在6.5%以上。其中主要的发展推动力是中国新兴科技行业、中国的BAT公司(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以及已成为日常活动的创业热潮。在这种高速增长下,人力资本占中国GDP增长的11%至15%,但高素质员工的供给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和增长。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认为,中国已崛起为世界最大电商市场和移动互联网服务创新的领军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显示,在2015年全世界290万件的专利申请中,中国约占100万件,而美国仅为52.6万件。在这样的创业环境中,深圳被广泛视为“中国的硅谷”。然而在麦肯锡董事华强森看来,高科技人才发挥才能的地方绝不止深圳一个城市。他认为,从经济层面而言,中国并不是一个“同质体”,每个大城市都可以“独立运转”。鉴于各个城市的庞大规模和差异,“我看不到中国未来为何不能有15至20个硅谷的理由”。“美国政治环境的变化,也有可能导致华人高管回归。”孙永杰提出另外一种可能,“特朗普近日签署的有关难民、移民的禁令已体现出其保守倾向,不排除以后还有其他政策会限制华人流动。中国高科技企业待遇在不断提升,与其在外受排挤,为何不考虑回来呢?”“去年11月,百度CEO李彦宏就曾呼吁硅谷移民避开特朗普,前往中国。”美国《财富》杂志网站说,李彦宏在第三届互联网世界大会上表示,“我看到特朗普的一位顾问抱怨硅谷3/4工程师并非美国人的消息”,“我非常希望各国人才都能移民到中国来”。硅谷仍然是个“传说”不过,在中国工作是个不错的选项,并不意味着硅谷的吸引力在显著下降。“选择回国的中国工程师,通常在硅谷有1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他们的职业发展遇到了瓶颈,因此希望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方亮看来,“硅谷的多样性强,具有技术创新土壤,仍然是业内人士的朝圣之都,处于事业上升期的人都渴望过去”。方亮2006年获得美国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后,曾先后就职于硅谷多家知名高科技公司。2015年秋天,他看到国内互联网金融市场的空白,并考虑到个人职业发展,选择回国。同样在2015年,张晨带着妻子前往硅谷。他2010年拿到国内某高校计算机系硕士学位后进入百度工作,当时1.3万元的月薪让很多职场新人羡慕不已。然而,他依旧选择前往美国。张晨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就职的这家硅谷初创公司里,我能够参与的业务范围很广,这让在国内职场有些疲惫的我能重燃斗志。另外,想在那里生个有美国国籍的宝宝。还有一个原因是,之前总是从同学那里听到关于硅谷的‘传说’,所以想去见识一下”。“‘在这里,我能在所有想要得到的东西里找到平衡’,一名从伦敦搬到硅谷生活5年的同事曾对我这么说。”除了工作机会多,罗天意还说到他想长期留在硅谷的其他原因,“这里气温常年10度至25度,夏天有阳光,可以冲浪;冬天有充足的雨水,而且可以滑雪。工作虽然有时很累,但身心愉悦。在这里可以有更多时间与家人相处、锻炼身体以及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对于中国国内的技术创新领域“生态圈”,方亮也有他的个人看法。他认为,很多国内公司如今在技术创新上建树不多,喜欢跟风,这一点跟硅谷不同。另外,国内喜欢过多强调某个公司想做什么,硅谷则是一群公司共同做某件事,在这过程中扮演不同角色,“在竞争方式上,硅谷比较常见的是良性互补,但国内更多的是同质恶性竞争”。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7年2月3日
2017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