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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企业国际化的四种国际语言
理事简介王石，CCG资深副主席、万科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中国国际商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暨2016年中国国际商会年会于12月22日在北京举行。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出席并演讲。王石在演讲中提到了万科在国际化当中用到的“四种语言”。分别是产品的竞争力；讲契约精神、讲信任；打造企业的形象和品牌；摆脱路径依赖。他特别提到，两次登顶珠峰的经历让他成为“话题人物”，得以非常成功的融入人群。此外，还鼓励旅外的人士多吃西餐，以便和周遭朋友更好交流。以下为演讲实录：王石：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企业家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能有这个机会就万科国际化的感受与各位交流。应该说万科国际化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如何做国际化的呢？我认为中国本身已经是国际的一部分了，实际上在中国做业务，在中国市场取得的经验在国际上都是非常有借鉴和帮助的。所谓的国际化实际上是国内化的延续。我这里用的题目是“既然要国际化就要用国际语言”。我是2011年60岁的时候只身一人去哈佛留学，一待就是两年半，之后又到了剑桥和牛津。当然到那里学习知识很重要的一个是语言，我过去有些英文基础，但其实是哑巴英语，到那交流首先要学会听，这是非常重要。但是今天所说的国际语言指的不是语言交流。我主要想说四点。一、企业最重要的国际语言是产品的竞争力，这个竞争力主要是质量和价格。最近一段时间我去了两次福建的一家制造企业，它的总部在福清，这家企业就叫做福耀玻璃。这几天曹德旺关于中国企业产品的成本和竞争力的问题引起了网上的关注。在我参观福耀玻璃厂的时候，这家企业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有这么几点，第一是质量把控非常严格。第二，土洋结合，在产品竞争力方面走的是一条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符合的道路。以电子行业来讲，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非常快，很多企业家不敢投资，因为要更新换代就要大投资，如果投资早了可能就颗粒无收，如果投资晚了可能就会被淘汰掉。很多中国电子制造业，无论是IT还是家电产品已经非常现代化和自主化了，汽车业也是这样，你在参观工厂的过程中很难分辨这个厂和那个厂的区别。汽车玻璃的质量要求非常严格，全世界基本上就被6-7家企业垄断了，但你到了福耀会发现这就是中国企业，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作为一家“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必须在质量上控制住，而土洋结合又是他的中国特色，第一是符合中国国情，第二是成本控制好。现在都说工业4.0，我和曹德旺先生对话过程中，他说了一段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说现在都讲工业4.0，都在讲德国制造业，但是他认为现在进化到工业4.0做的最好的不是德国企业，而是以丰田制造为代表的日本企业。我们现在都太强调4.0的自动化、机器人。曹先生认为在未来的发展可能机器人取代人类的工作是两百年以后的事情，但是在这之前一定还是人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工业化的系统管理如何强化人的作用，丰田制造业做的最好。当然，福耀玻璃的竞争力是如何建立的，请福耀玻璃的代表来讲比我讲合适的多。所以今天我还是讲万科，那我们再回到质量。我们知道房地产是非常传统的行业，在黄金发展时代，挖个坑都能赚钱，质量就被放到了可有可无的地位。因为土地价格在上涨，不动产在上涨，所以消费者更关心的是能不能及时买到房子，至于开发商盖的房子质量好不好关系不是很大。所以，房地产企业在强调质量的时候，消费者本身是会忽略的，甚至企业一线工作的老总也是忽略的。因为大家认为你讲质量就要增加成本，你讲质量就有很多的条条框框等等，所以万科在黄金发展时间就思考过一个问题，消费者不在乎质量的情况能持续多久？是不是你房地产就是看如何设计，如何销售，如何玩出花样来就赚钱了，显然得到的结论不是，应该看长远点，一定要把质量放在第一位。所以，在房地产的黄金时代，万科就制定了“千人亿计划”，可就把一千名工程师花一亿人民币的代价分批分期送到日本学习，“千人亿计划”实施两年之后继续开展了第二个“千人亿计划”，后来又进行了第三期，现在也还在进行当中。在日本泡沫破灭之后，在国际上包括中国在内都认为日本没有什么可得学习的地方，但万科是非常认真的每年一批一批的派人到日本去学习。2013年，万科在一次新产品发布会上，由万科的CEO郁亮发布，万科的房地产质量已经从厘米误差降到了毫米误差。据我所了解，马上2016年过去了，作为一个房地产开发商敢宣布产品是毫米误差的，目前在中国还没有第二家。毫无疑问万科现在在全国有400多个地盘，自然也成了所在城市的建设局、省建设厅指定参观要学习的样板工地。显然，质量是“国际化”的前提。很多商会和行业在质量方面，已经比房地产行业早走了一步。比如家电、IT领域早已经是国际化竞争非常激烈的了，质量上也已经向国际上看齐了。房地产行业还正在解决“质量”问题，这是国际化的第一语言。第二点国际语言是讲契约精神、讲信任。万科虽然在海外投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我自己感觉还是很顺利。实际上真正在海外建立投资平台的是2009年，这个平台建立了两年，首先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在海外融资。按照惯例如果大陆企业在海外投资，首先要由外管局批准，商业部还要批准投资项目，如果资金平台建立在海外，显然就减少了很多的手续，也减少了不必要的风险。所以，万科首先在海外建立了融资平台，首先要建立对冲，你贷外汇投的是欧元区，一定是和欧元贷款之间的对冲。我现在所讲的不是技术层面，是讲的在海外投资为什么这么顺利？我们2012年决定在美国投资，2013年2月份签订了一项合同，6月份就开工。2014年就开卖，市场非常的好，紧接着第二个项目、第三个项目、第四个项目、第五个项目，当然我们所在的第一个城市是旧金山，第二个城市就是纽约，现在万科在美国主要的投资地是纽约，项目进行的非常顺利。万科为什么投资这么顺利呢？我想讲这样一个故事。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万科引进了一家美国公司进行合作，光合同我们就谈了一年，最后签合同的时候已经是一本非常厚的书了，合同里面不仅包括双方的契约，还包括了结束时怎么办？对方承担什么责任？我们承担什么责任？我气愤的是一般在国内签合同只有半页纸，三页纸就很多了，他们怎么还没有合作呢一本厚书就出来了，还没开始合作投资呢就把如何分手的条款先列出来了。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吸引人家来，我们既没有钱也没有技术，所以这个合同还是签下来了。但是实际上无形当中我们积累了如何与跨国公司打交道的经验。再讲一个例子，我们一般建立合资公司总是要互相制约，对方派董事长我们就派总经理，董事会谁占的股份多谁就说了算。但是，我们和新加坡一家公司建立了合资公司，双方各占50%，董事会的构成中有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名额平均分摊。在管理公司上，对方两个公司都没有派人。国内一般是这样的，我们派总经理，对方就要派财务总监，一般的合资公司是这样制约的，但我们和新加坡的合资公司，对方什么都不派，完全信任万科团队。我们合作下来五六年，合资项目有30多个，现在还在顺利进行。实际我们体会到两点：一、何为契约？合同在你合作之前法律上约定的清清楚楚，甚至在你合作的时候都把结束后的事情也讲清楚，法律的条款签署出来。二、就是签约。万科这种经历第一个故事是80年代发生的，第二个故事是21世纪初2000年之后发生的，万科出去投资就把握这两点原则。1、契约精神；2、信任。所以，到了美国一样经历同样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和对方要合作时对方也拿出了非常厚的合同文本，我们在纽约请了家律师事务所帮助我们进行判断，他的合同哪点是过分的？请教怎么样保护我们，最后双方律师一谈很快，合同签了。和纽约公司的合资公司，我们占90%，对方占10%，但是管理权都交由只占10%的团队管理，现在运营很顺利。所以，第二点国际语言是讲契约精神、讲信任，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怀疑。第三，在国际上要打造企业的形象和品牌。我本身喜欢登山，两次登顶珠峰，作为个人来讲，我是很占便宜的。社会交流当中，讲究话题的关注度，我登过珠峰，在交流当中就有资源了。我两次登顶珠峰在哈佛的交流中很占便宜，因为一谈起来就说你曾经登过珠峰，第二个问你登顶吗？我故意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我说我登顶了两次，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一个企业不能把领导人是否登顶珠峰当成企业的品牌，那万科是如何在国际上宣传品牌的呢，其实是从国内开始的。奥运会是全世界各个民族的体育精神、体育能力的竞争，而世博会就是企业间的奥运会竞争，显然上海世博会给万科带来了很好的契机。我们连续两届世博会建立了万科馆，我们没有宣传自己造的房子，在上海世博会上，宣传的是关注环保、关注气侯变化、垃圾分类，保护珍稀动物、保护热带雨林资源，塑造了一个绿色企业的形象，我认为，这个形象得到国际上的充分认可。尤其是在中国成为第一大贸易国，又成为第一大碳排放国的大背景下，一个中国企业在国际上讲环保、讲绿色，显然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住建部2007年公布了中国的绿色建筑标准，这个标准叫绿色三星，当然级别最高的是三星。一星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达到，二星比较困难，三星特别难。这个标准是2007年公布的，按照当时的指标去做差不多要一年半的时间，也就是说2008年是没有企业申报三星的。到了2009年，拿到绿色三星住宅项目称号的企业，100%是万科的，因为那一年就批了一个项目，那个项目是万科的。当然到了2010年-2013年慢慢很多的公司申请三星了，但是2015年万科的绿色三星项目占了全国绿色三星住宅项目的一半，也就是说两套住宅就有一套是万科建的。每年评奖大会时，到了绿色三星时几乎成了万科的专场。由于万科讲绿色讲环保不仅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也成为一种竞争力，这是我想说的国际语言。第四，国际语言是什么呢？就是吃西餐。你不会讲英文没有关系。现在的谷歌包括百度的翻译很方便，中国人最顽固的不是头脑，而是胃，基本上是拒绝吃西餐的。出国的人，无论是旅游团还是考察团还是谈判团，三天不吃中餐感觉没法活下去。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出国不吃中餐，为什么呢？很简单，实际上国际语言的交流中很重要的是文化交流，饮食是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是2013年从哈佛到剑桥，到了第一学期去正好三个院系开院会，那些教授、院士、讲师、访问学者、家人都聚一块有300多人，其中有两个中国人，除了我还有一个中国的访问学者，他非常惊讶的发现我比他认识的人还多。他问我原因，我说很简单，我虽然到这才三个月，但天天晚上在这吃饭，但是我没有见过你。因为你有个中国的胃，必须要回家吃饭。你会发现西方人晚上吃饭更多是为了应酬，吃饭最多不超过30分钟，剩下的时间不是喝酒就是聊天。我在那一百天的时间，天天晚上就是吃饭聊天，我很高兴，心里想可逮着练英文的机会了，所以就都认识了。而这位中国的访问学者除了自己的教研组外，其他人都不怎么来往。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很多人讲英文，如何融入国际化如何尊重对方的文化，显然如何适应调整我们的胃口很重要，这里说的是饮食，实际从管理学来讲有一个词叫“路径依赖”，我们往往依赖习惯的东西，不能适应变化的环境，就是因为对过去成功的依赖。实际面对未来万科更警惕的是过去30年成功的经验，我们主动把让我们很成功的东西丢掉，面对未来。中国在全球化的地位正在提升，我非常希望我们的会员继续在中国国际商会、贸促会的大家庭内，互相交流、互相促进，摆脱路径依赖。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强联系，现在更多的是弱联系。什么叫强联系？就是一滴水滴在湖里，出现一圈一圈的涟漪，你会发现强联系的关系很窄，越往外发散越弱。中国的强联系更多是血缘、地缘和行业上的互相联系。弱联系现在所谓的互联网时代，各个企业联系都不很密切，但是互相沟通着。我也希望万科在这个大家庭当中，我们和更多的不熟悉行业和领域进行联系，让我们一块为未来，为中国梦而努力，谢谢各位！文章选自中国国际商会，2016年12月22日
2016年12月27日 -
【凤凰新闻】WTO还管用吗？ 首任大使揭密“中国如何跻身核心圈”
孙振宇，前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前中国驻WTO大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顾问。15年前的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WTO）成员。几乎同时，中国首任驻世贸组织大使人选揭晓，外经贸部副部长孙振宇“爆冷”出使。在日内瓦那9年，孙振宇有着怎样的酸甜苦辣？对最近热炒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以及世贸组织的前途命运，他又有着怎样的思考？70岁的孙振宇儒雅谦和。虽然当过外经贸部副部长，但老同事们见到他，都很热络地称呼“孙大使”。这或许因为，当过副部长的有很多，而中国首任驻世贸组织大使却仅此一位。15年前中国成功入世，孙振宇“爆冷”受命出使日内瓦，曾引起国内外媒体不小骚动。6年前，他在平静中卸任归国，结束长达9年的大使生涯。当年确实很风光。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团揭牌开馆之日，有500多位各国驻日内瓦使节出席，成为中方在当地举办的最盛大外交活动。但随即开启的大使生涯，却相当艰辛。这并不仅仅因为中国是初来乍到，还因为在当年谈判中，出于入世的需要，中方在一些条款上做了让步。如何防止那些潜在的“地雷”爆炸，成为孙振宇和他的团队棘手工作。现在，孙振宇的身份是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会长。那天，坐在研究会的办公室里，话题从一件看似无关的往事开始。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孙振宇随中国首个采购团前往美国，旨在推动美国国会一年一度对华最惠国待遇的延长。带队的是已经离休的外经贸部老领导王润生。一路艰苦谈判，行程最后在西雅图举办答谢招待会。王润生结束致辞下来后，突然扶窗大口吐血，急送医院确诊是严重胃出血。孙振宇跟我感慨：“外贸谈判都是没日没夜的，非常辛苦。”在日内瓦那9年，孙振宇见证了中国话语权的提升，也亲历了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对于入世给中国带来的红利，最近热炒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以及世贸组织的前途命运，他都有着不同常人的观察与思考。孙振宇档案：1946年生，河北省丰南县人。1969年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历任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外经贸部美大司司长、副部长。2002 年1 月，担任首任中国驻世贸组织大使。现任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会长。出人意料的出使：“当时传过不少人，很多人猜是龙永图，都觉得他去当大使顺理成章。”高渊：15年前，中国入世谈判即将结束，外界纷纷猜测谁会担任第一任中国驻世贸组织大使。那时，你是热门人选吗？孙振宇：当时传过不少人，很多人猜是龙永图，都觉得他去当大使顺理成章。而我其实没有直接参加过入世谈判，我长期从事对欧与对美的双边贸易往来与谈判。高渊：出任大使时，你是外经贸部排名第一的副部长？孙振宇：是的，但选大使的过程我毫不知情。直到石广生部长找我说，你去吧，换个新面孔。我的理解是，因为我没有直接参与谈判，我就没有包袱，比较容易应对可能出现的压力。高渊：你是什么时候上任的？带了多少人？孙振宇：我是2002年1月26日启程去日内瓦的。国内安排了比较强的力量，代表团成员来自很多部委，有参加过入世谈判的，有法律方面的专家，都是高素质人才，总共30来人，后来基本上保持这个规模。高渊：出发前，高层对你们有什么具体要求吗？孙振宇：吴仪副总理对代表团有指示，她说到日内瓦要学习规则、熟悉规则、运作规则，同时要参与制定规则。而且她强调，你们在前方谈判，不当绊脚石，不当领头羊。我们刚去嘛，想当领头羊，其实也当不了。国内对如何应对加入世贸的挑战非常重视，中央特地举办了长达一周的省部级领导培训班，国家领导人亲自授课。2002年初，沈觉人（右2）、佟志广（左2）、谷永江（左1）等历任复关入世谈判代表，出席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团揭牌仪式。2002年，中国驻日内瓦外交使团足球队合影，前排右三为孙振宇。渐进的中国话语权：“等我们发完言，轮到一些小国发言，就开始有人到会场外走动，或去卫生间了。”高渊：你刚到世贸组织时，感觉受重视吗？孙振宇：中国是新成员，但毕竟体量摆在那儿，这样一个大国来了，谁也不敢小看。我发现，只要我们一发言，大家都竖起耳朵听。等我们发完言，轮到一些小国发言，就开始有人到会场外走动，或去卫生间了。高渊：人家都侧耳听，这和中国拥有话语权，还不是一回事吧？孙振宇：的确，中国在世贸组织的地位和影响力，有一个发展过程。在世贸组织，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领袖是印度和巴西，因为他们是创始成员，我们是初来乍到，而俄罗斯还没加入。高渊：当时最有话语权的是哪些国家？孙振宇：一直是欧美在主导，尤其是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这四方很强势，基本上只要是重大事项，都是这几个先协商，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士等，然后拿出方案来。当然，他们会通过各种关系和手段，让发展中国家接受，基本就是这么一个套路。世贸组织秘书处重要岗位的安排，这四家影响力更大一些。相对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比较弱。高渊：你们去了之后，情况发生变化了吗？孙振宇：中国加入之后，和印度、巴西、南非、阿根廷等国家抱团，团结东盟、非洲、拉美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后来在整个多哈回合谈判中，发展中国家有两个重要团队。一个是农业谈判的G20，由20多个国家组成，巴西牵头，核心是印度、中国、南非、阿根廷等。这个谈判是进攻性的，要求发达国家减少补贴，降低关税。最后农业谈判主席提出的案文里，很多G20的建议被采纳。例如，欧盟承诺削减80%的农业补贴，美国承诺削减70%，发达国家农产品关税最低削减36%。另一个是保护发展中国家农民生计的G33，由30多个成员组成。这个谈判集团由印尼牵头，核心是印度、中国、土耳其、菲律宾、韩国等成员。这些国家的农业都比较脆弱，强调保护中小农户利益。争取一些敏感农产品关税不降或少降，同时降低关税后，一旦国外农产品突然大量涌入，需要要有个特殊保障机制，采取临时提高关税等措施。高渊：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进入了世贸组织核心圈？孙振宇：2003年9月的坎昆贸易部长会议后，中国就进入核心圈了。从2004年起，任何重大谈判都不能没有中国。在世贸组织里面的谈判，正式开大会的话，100多个成员七嘴八舌，肯定谈不出结果。所以，必须先有一些小范围的谈判，由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成员参加。那时候起，不管谈判范围大小，反正都得有中国。高渊：在世贸里面，有哪几个是任何谈判都不能绕开的？孙振宇：美国、欧盟、中国、印度和巴西，这五方是核心决策圈。2003年，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视察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团。繁琐的过渡审议：“从每年9月份开始，各个成员要对我们提上千个问题。”高渊：你刚去的时候，有什么急需处理的事吗？孙振宇：有好几件急事。很棘手的是，当年美国在谈判时，给我们设计了一个过渡审议，只针对中国，就是每年搞年审，看我们是不是认真履行协议。对这个问题，国内很多部门很有意见，认为就是拿我们当二等公民。高渊：别的成员不需要审议吗？孙振宇：对别的成员只有贸易政策审议，四个最大贸易量的成员两年一次，其余成员四年或六年一次，一般开两个半天的大会就结束了。而对我们除了贸易政策审议，还要有过渡审议，从每年9月份开始，各个委员会就要先审，一直延续到12月份的总理事会总结，非常复杂。高渊：审议过程怎么繁琐呢？孙振宇：从9月份开始，各个成员要对我们提上千个问题，还要求每个问题都要提供书面答复。我们提出，过渡审议和正常贸易政策审议是两码事，没有义务提供书面答复。光是这个问题，就争论了很长时间。最后因为我们坚持，只需要口头答复，否则国内各个部委的工作量太大了。高渊：过渡审议持续了多久？孙振宇：一直持续到2011年，整整十年！从入世开始，连续审了八年，第九年休息一年，然后第十年最后一次审议。2004年，孙振宇（左）在世贸组织出席首次对中国贸易政策审议。棘手的特保威胁：“对一些有意启动特保的成员打招呼，你们不能轻易用特保，不然后果自负。”高渊：还有什么很棘手的事？孙振宇：就是当年在谈判中留下的特殊保障条款，也是专门针对中国的歧视性条款。一般保障条款规定，如果某种进口商品大增冲击一个国家的市场，该国可以采取保障措施，对该产品提高关税或者设定配额，但应该针对来自所有成员的产品。而对中国设置的特殊保障条款，可以只对中国产品单独采取措施，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不受影响。其实，这就是歧视。但入世谈判时需要互相让步，就接受了这个条款，我们的后续工作必须跟上。高渊：特保条款对中国出口威胁大吗？孙振宇：针对中国的特保分纺织品和一般商品两类。纺织品的特殊保障条款期限是三年，到2005年结束。而一般商品的特保条款期限是12年，这对中国威胁非常大。我们进驻世贸组织后，对一些有意启动特保的成员打招呼，你们不能轻易用特保，虽然我们接受了这个条款，但这是歧视性的，任何国家想用都必须后果自负。高渊：这是先打预防针，把丑话说在前面，有作用吗？孙振宇：纺织品特保期平稳度过了，三年内没有哪个成员用过。但一般商品情况不同了，很多国家真的想用，特别是美国、欧盟、印度、哥伦比亚、秘鲁、土耳其等国。高渊：这时候需要采取什么反制措施？孙振宇：我们用了个办法叫“四体联动”，一旦有成员要启动特保条款，不仅我们代表团在日内瓦进行交涉，商务部、国内商会协会和驻相关国家使馆也一起上，多渠道做工作。我们要明确跟这些国家讲，启动这个歧视性条款，势必严重影响两国经贸关系。当然也给他们指明出路，可以通过正常的贸易救济途径解决问题。但美国还是想用。小布什当总统时，美方曾有六次要启动特保条款，我们都提出交涉，有四起在行政层面放弃，另外两起报到小布什那儿被否了，他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等奥巴马一上台，他启动的第一起特保，就是轮胎特保。我们多次交涉，但他非要用。那没办法，中国也针对美国的一些出口商品采取了报复措施，最后他们赔了夫人又折兵，得不偿失。这些特保条款，到2012年就结束了。迫在眉睫的15条：“美国和欧盟在炒作这个事，至少他们是不会主动放弃的。”高渊：过渡审议和特保条款这两大威胁，已经被逐一化解，现在迫在眉睫的是“15条”吧？孙振宇：这个15条，涉及人们热炒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当年《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规定，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在对中国企业发起反倾销调查时，如果中国企业不能证明其所处产业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可以采用替代国价格裁定倾销幅度。正常的反倾销调查方法是，核算出口国企业的成本和一定利润，判定是否倾销并核定倾销幅度。但对中国，他们可以说你们这个产品不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的，就要用第三国生产同类产品的成本进行核算。这是很荒谬的。高渊：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扯了好多年了，这其实也没严格标准吧？孙振宇：国际上并没有判定某一个国家是否是市场经济的统一标准。美国和欧盟内部有五六条标准，实际上是冷战时期的产物。而且，世贸组织也不是一个判定机构。你说俄罗斯是市场经济吗？古巴、越南是不是？没有国际具体标准。许多西方国家，包括美国，都存在政府干预国有企业情况。高渊：更重要的是，一旦发起反倾销调查，他们拿哪国的标准来衡量？孙振宇：对啊，如果他们拿印度的成本来衡量，可能跟我们还差不多。但如果拿瑞士的成本来衡量呢，结果肯定说中国产品大大低于成本倾销。但实际上，我们的成本要比瑞士生产的低很多。高渊：根据入世协议，这个15条应该到今年年底到期，你觉得一些国家会不会赖账？孙振宇：目前看来，美国和欧盟在炒作这个事，至少他们是不会主动改变现行做法的。等到明年，如果有国家再动用15条，我们就应该通过争端解决机制打几个案子，通过法律程序迫使他们履行承诺。对15条问题，不必花费太多的政治资源去交涉，通过法律和技术层面来解决更现实一些。“牙齿”的价值：“入世至今，我们告其他成员大概有16起，人家告我们有30多起。”高渊：你担任中国驻世贸组织大使长达9年，你觉得这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孙振宇：它与其他国际组织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有“牙齿”的。在世贸组织签署的任何一个协议，都不是签完就完了。每个协议都有一个相应的委员会来监督执行，各个委员会要定期召开例会，每个成员都要回应大家的提问。如果问题老不解决，就会启动争端解决机制，裁决之后再不解决，就会经过授权进行贸易报复了。高渊：也正因为有“牙齿”，所以各国才比较看重它吧？孙振宇：这么多国家愿意把问题拿到世贸组织来谈，就是因为它认真，而且有“牙齿”。后来不仅谈贸易问题，还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知识产权拿到世贸组织来谈，甚至还有劳工、环境等问题，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平台管用。高渊：中国当被告的次数多吗？孙振宇：中国入世到现在，我们告其他成员大概有16起，人家告我们有30多起。每个案子短的要花费两三年，长的要三四年，有些陈述都是上千页纸，我们都得用英文，对我们的专家压力很大，但也很锻炼人。高渊：我们赢的多还是输的多？孙振宇：败诉的案子比胜诉的多一些。在败诉以后，中国按裁决修改相关法律法规，这一点我们做得比较好，起码比美国做得好，我们充分尊重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同时，这本身也是在推动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2011年，孙振宇和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在对外经贸大学演讲。入世红利用完了吗：“入世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和国企改革等，但现在容易改的基本上都改了。”高渊：当年刚入世的时候，还有一些争议，不少专家觉得谈判中让得太多了。15年过去了，入世利益是否已经充分体现？孙振宇：为什么这15年中国有这么大的变化，我觉得入世起了很大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国际上对中国投资贸易环境有了可预见性，这一点比较让人放心。世贸组织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透明度，跟贸易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都要公开，都要向世贸组织通报，甚至在制定过程中，都要征求各方意见，开听证会。高渊：就是说，入世推进了法制建设？孙振宇：对，比如说知识产权保护，以前很多国家都攻击我们。入世以后，我们在这方面大大加强，这样外企才有可能把技术拿进来，不然是没有积极性的。另外，入世对外贸系统改革的推动很大。以前，全国只有十几家外贸专业公司有经营权，现在是成千上万家企业，民企出口占了1/3还多，成为外贸三大主力军之一。正因为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我们成了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而且，入世解决了跟美国的最惠国待遇，企业经营环境大大改善。高渊：有人说，入世已经15年了，红利正在消失，你同意吗？孙振宇：应该说，入世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和国企改革等，但现在容易改的基本上都改了，要想再往下改，难度更大，改革进入深水区，阻力也更大了。我也期待，今后能谈成一些更高标准的国际规则，可能对促进国内改革作用会更大一些，特别是像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方式，进一步推动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这会带来更大的变化。天天开会的大使岁月：“有日常的会，有谈判的会，有审议的会，还有专家组解决争端的会，再加上很多早餐会、晚餐会。”高渊：你在世贸组织当大使的9年是怎么过的？孙振宇：我是2002年初去，2010年底回来的。在日内瓦就是天天开会，每天都排得满满的。世贸组织里面，有日常的会，有谈判的会，有审议的会，还有专家组解决争端的会，再加上很多早餐会、晚餐会，说它是文山会海，一点儿不过分。周末都常常安排各种活动。当然，我不用出席所有的会，代表团成员有明确分工，都各自独当一面。高渊：和哪些国家的大使碰面最多？孙振宇：我和印度、巴西、南非和阿根廷的大使见得最多，因为我们这五家是发展中国家的核心。我们开会什么人都不带，就5个人，轮流当东道主。另外和美国、欧盟、加拿大、瑞士、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大使，以及东盟国家大使和香港、澳门代表都有定期聚会。高渊：你跟谁关系最好？孙振宇：大家私下关系都挺好。我们有个大使足球俱乐部，一开始在加拿大大使的官邸，那里有个足球场，后来就到外面的体育中心踢。一般每周六踢40分钟，然后中午一起吃饭。高渊：哪国大使球技比较好？孙振宇：巴西和乌拉圭大使球技很好。其实并不在球本身，关键是联络感情。我离职前在世贸组织大会上发言，我说我在日内瓦踢了五六年球，但一个球也没进过，因为我是后卫，以防守为主。高渊：卸任的时候，你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孙振宇：最大的遗憾是多哈回合没谈成，我们在这上面花的精力最多。关键因素是，美国和印度在农产品特保上僵住了。2008年，当时印度的商务部长在农业谈判上寸步不让。美国谈判代表施瓦布是个技术官僚，不大讲政治，当时商务部陈德铭部长讲得很清楚，只要美国和印度达成一致，我们肯定支持，但他们就是谈不下来。现在一拖就是8年，时间都浪费了。如果当年谈成了，就可以谈投资和电子商务等新规则，这也会对国内改革带来促进。2008年，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左2）出席日内瓦贸易部长会议，左1为孙振宇。世贸组织的前途：“一谈就是一二十年，很多议题都过时了。如果一个国际组织跟不上时代发展，就比较麻烦了。”高渊：在你看来，世贸组织有什么弊端吗？孙振宇：弊端就是太民主了，什么事都要协商一致，不能有一个成员反对。而且，多哈回合之所以这么难，一个重要原因是把20多个议题打包，希望一揽子达成协议，一个议题达不成都不行。这个难度就太大了，所以谈了15年也没结果。高渊：为什么要一揽子解决？孙振宇：这也有一定道理。因为不同国家关注的内容不一样。比如，发达国家最关注市场准入，发展中国家关心的是农业补贴、自然人流动等等。正因为这样，大家都想把自己感兴趣的议题装进去，这是需要平衡的。有些人说，只有尽量打包讨论，才有可能出结果，一个个议题单独讨论更没法达成协议。这也算一种理论吧。高渊：但这么久拖不决，最终还是会损害世贸组织的价值吧？孙振宇：一轮谈判一谈就是一二十年，很多议题都过时了，新议题却没有时间谈。如果一个国际组织跟不上时代发展，就比较麻烦了。效率低，这就是民主的代价。而且，世贸组织也不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成员的投票权是不一样的。而世贸组织大小成员都一样，必须协商一致，这太难了。高渊：有没有成员提过改革建议？孙振宇：我们刚去日内瓦的时候，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决策机制是不是可以改一改？但这更难，因为就算大多数成员想改，哪怕一个成员不同意就改不了。当时有人提出，是不是咱们按贸易加权平均，哪个国家贸易额大，他的投票权就多一点。但很多成员反对，根本没戏。后来，我跟印度大使在会上故意提出一个建议，最好按人口加权的办法。这样我们两国就占40%的投票权，美国欧盟当然不同意。高渊：多哈回合搁浅后，美国就想绕开世贸组织，自己另起炉灶。你觉得，世贸组织还可持续吗？孙振宇：美国觉得多哈回合对他们没意义了，就转向了TPP、TTIP这类区域贸易协定。但现在看来，估计都搞不成。其实，世贸组织的作用还是挺大的。它现在不行的是谈判功能，而贸易政策监督和争端解决这两大机制还在正常运转。世贸组织面临最大的危险，是贸易争端的案子越来越多，很多是旧规则中没有涉及的新问题。如果老谈不成新规则，世贸法官就要填补真空，自己判了。而美国和欧盟都有可能提出挑战，说这个没有立法，法官判决没有依据，我们不执行。如果将来不执行的案例太多，世贸组织就会出问题。文章选自凤凰新闻，2016年12月11日
2016年12月27日 -
【China Daily】Chinese overseas investment patterns evolving
Long Yongtu, former vice-minister of commerce, spoke at the forum on Dec 2. Provided to China Daily"In the early days, China focused more on investing resources to fulfill the needs of manufacturing," he says. "We simply produced and exported to the global market while the advanced technologies were still out there."As China undergoes economic restructuring, Chinese manufacturers need to update technology and expand their markets. Chinese enterprises prefer to obtain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a position in overseas markets through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rather than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hich is costly and time-consuming.From January to September, Chinese enterprises spent $64.44 billion o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10 billion more than the total amount for last year, according to data provided by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Manufactu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re the top two industries, with investment of $16.10 billion and $15.48 billion respectively.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can help companies to obtain technology, patents and talent, and to enter a new market within short time, Yu Weiping, vice-president of CRRC Corp, told the 3rd Conference of China Outbound Forum, held from Dec 2 to 3.Through acquisition, domestic enterprises can also increase their influence by acquiring well-known brands to promote their products and services in both overseas and home markets."Overseas acquisition is a way we can narrow the gap between us and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said Long Yongtu, former vice-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now called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at the forum.Private enterprises have done a better job in terms of acquisitions, say experts.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Center for China Globalization, private enterprises made 290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ccounting for 64 percent of all reported deals.Relative independence gives private capital more flexibility to put its money where it is required.Private enterprises’ rapid decision-making allows them to act efficiently, says Qian Jiannong, vice-president of Fosun Group. 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if they encounter problems they can change and reform quickly.Unlike state-owned businesses, private ones can use overseas funds and capital to invest in acquisitions. When private enterprises become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the way they use their funds is not restricted by local policies or rules, leaving more space for the companies to invest."I feel foreign companies and governments are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our private enterprises," Qian says. "I believe there are great prospects for private enterpris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process in the future." （By Liu Xuan）FROM CHINA DAILY，2016-12-16
2016年12月27日 -
【金羊网】海外人才十年增长率成负数 专家建议广东成立移民分局
建议中国应成立国家移民局 据了解，今年6月，国际移民组织批准了中国的加入申请，中国正式成为国际移民组织的成员国，中国政府愈来愈重视增强移民服务和管理，建立规范、完善的国内外移民管理体系。广东作为历史悠久的侨乡，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无论是国际移民还是国内移民，在总量上来看都十分巨大，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移民大省，做移民研究有着天时、地利、人口的优势。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领导下和国家民族委员会研究室的指导下，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共同发起并成立“国际移民研究中心”。 论坛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作了题为《中国国际移民治理的对策与挑战》的报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自2012年起连续4年出版《中国国际移民报告》，并翻译《世界移民报告》，受中组部邀请参与国家战略研究。该智库建议，中国应成立国家移民局，广东建立移民分局，继续放开国际人才政策，加快创建人才移民体系。境外人才引进增长率十年下降 近年来，来华移民成新热点，中国开始成为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国。英国汇丰集团2014年公布的《外派人员调查报告2014》在“最吸引外籍人士居住的国家或地区”排名中，中国总体排名位列第三，仅次于瑞士和新加坡，超过了美国、日本、法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据分析，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工作的外籍企业高管年薪不断攀高，已经普遍高于在欧美国家工作的年薪水平。 然而人想来却门难进，根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统计，2013财年美国共发放绿卡总数近100万张，而中国（含港澳台）发放绿卡总数仅为8万多张，其中大多数还是发放给了归国华侨，外国人想要留在中国相当不易。 2013年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外籍人士约85万人，近十多年来的年均增长率仅为3.9%，比1990年-2000年的3.0%仅略有提高。 同样，由于毕业后留华工作难度极大，中国来华留学生的比例也几乎世界最低，根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显示，中国高等教育阶段学生中，所有类别国际学生仅占0.46%，而澳大利亚和英国有近18%的国际学生，美法日德等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均为中国的10倍甚至更高。 值得警惕的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外国专家局的资料显示，2015年中国大陆引进境外人才突破62万人次。但2004年后人才引进的增长率总体呈下降趋势。 国人不爱出国难打造国际大都市 不仅国际人才难进中国，中国人由于传统观念、生活习俗等原因，大多数人也不愿意背井离乡，到海外生活。根据《世界移民报告2015》统计，截至2014年，中国在外国出生人口比例几乎世界最低，进占总人口的0.1%，不仅远远低于新加坡的38%，也低于同为人口大国印度的0.5%。即便是移民海外，也往往“移民不移居”，并不是真正的移民。 在全球主要城市的移民趋势数据调查中，在国外出生的北京人仅占北京总人口的0.05%，在受调查的世界大都市中排名垫底，在国外出生的广州人比例比北京略高，但在世界排名也非常靠后。如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的这一比例都高达30%以上，迪拜更高达83%。专家认为，这些现象与中国打造真正的国际大都市目标相悖。 广东“小绿卡”移民政策领先全国 移民专家认为，美国近年来不断推出新的移民改革计划，特别放宽对中国、印度等国移民的政策限制，这将对中国带来人才争夺的挑战，作为应对，中国应积极探索技术移民事业，加强引进国外智力。 首先，应降低外国人永久居留的门槛。据了解，北京市2016年颁布的新政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允许外籍华人具有博士以上学位或在中关村企业连续工作满4年，可申请永居绿卡；允许年薪达到50万元的外籍人员申请永久居留。 广东增设的“小绿卡”则领先全国——广东从今年8月起规定，在广东出生或原户籍为广东的外籍华人，凭相应证明或担保，可以获得签发5年以内多次入出境的有效签证；在自贸区创业的外籍华人可凭条件申请5年有效的居留许可。为留住来华留学生等高端人才，公安部也推出一系列新政，如允许北京的外国留学生在中国毕业后进行创新创业。文章选自金羊网 ，2016年12月21日
2016年12月27日 -
马蔚华：新形势下深商应具有四大精神
理事简介马蔚华，原招商银行行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 【深圳商报讯】（记者 余璐）“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世界也充满着不确定性，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家精神应该包括四大方面：因势而变的经营观、创新创业的进取心、诚实守信的价值观、报效社会的责任感。”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理事长，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在昨日举行的第二届中国深商大会上表示。 马蔚华表示，因势而变的经营观也是当时招行的理念，必须根据形势来决定经营方向和手段。招商银行在20年前就决定发展零售业务，虽然那时候根本不具备条件，但是从世界发展中预测到未来10至20年，中国将出现直接融资兴起、间接融资衰弱情况，其中将有全社会财富管理这个巨大的市场。 “深圳是个创新的城市，不断创新是文化所在。”马蔚华说，过去说创新都是中小企业的事，都是年轻人的事，实际上对于大企业和成功者，创新同样重要。同时，做企业也要有诚信，例如，本来互联网金融是个很好的概念，P2P也不是生来就有问题的，但却因为个别案例使所有的互联网金融都蒙上阴影，一提互联网金融好像都是个负面的概念了，这正是不诚信所导致的。 “一个好的企业可以向社会提供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而一个伟大的企业不仅要提供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还要使这个世界更美好，这是一个成功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马蔚华说，中国遇到了很多“成长中的烦恼”，比如贫富差距大、一些城市环境污染严重，解决这些问题，政府会全力以赴，但是光靠政府是不够的，必须由社会各界包括企业家一起行动，做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文章选自《深圳商报》 ，2016年1月9日
2016年12月27日 -
王缉思：世界政治的五大目标
专家简介王缉思，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安全、财富、自由、公正、信仰，是自古以来世界政治的永恒主题、基本价值和终极目标。权力、国家、民主、法治等等，都是达到这五大终极目标的过程、手段和方式。研究五大目标及其相互关系，有助于理解区域国别政治的同一性和多样性，缩小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学术分野，明确国家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深入了解当代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1997年发表的中共十五大报告重申了这一判断。直至今天，中国的对外关系仍然建立在这一战略观念的基础之上。“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与列宁当年提出的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一样，是一个政治论断，可以基于这种判断决定党的方针路线。但是，从学术上看，何谓“时代”，一个时代大概有多长时间，人类历史可以划分为哪些个时代，这些时代分别有哪些主题等等，都是难以界定的。 关于时代主题的讨论能给政治学者研究以启迪的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特别是在近代资本主义促使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越来越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之后，世界政治是有潮流或趋势可言的，是有规律所循的。比如，19世纪的“资本原始积累”，伴随着西方国家的海外殖民扩张，就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全球政治趋势。 考察世界历史上的帝国兴衰、朝代更替、宗教冲突、殖民扩张、阶级革命、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民主改革等等现象，可以发现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中，确实存在不同的政治主题。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在这些现象和主题的背后，能否在不同时代、不同政治实体中发现共同的原始驱动力，在推动世界政治的发展？换言之，在政治研究中能否找到所有国家、所有社会、所有文明载体都追求的、跨越时空的主题，即我所称的“终极政治目标”？如果有，这些目标是什么？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一、五大永恒的政治目标 一般来说，“和平”主要指的是避免战争以维护国家安全，而“发展”主要指的是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和平与发展，即“安全”与“财富”，是自古以来世界政治的永恒目标。几年来我通过阅读、国外考察、访谈和思考，发现安全、财富、自由、公正、信仰，是世界政治的五个永恒主题，也是五个终极目标。其他政治主题，基本上是达到这五个终极目标的过程和手段。政治目标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构成纷繁复杂、丰富多彩的世界政治的基本内容。 安全、财富、自由、公正、信仰这五大政治目标，在世界各国的宪法和官方文件中都不难找到。美国的《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地宣誓了美国人的宗教信仰，而美国宪法的序言只有一句话：“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盟，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巴基斯坦宪法阐明：“伊斯兰教所规定的民主、自由、平等、容忍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将得到彻底的实行。” 1．安全。 安全是个人、群体和国家生存之必须。战争和暴力冲突，以及传染性疾病、饥饿、自然灾害、交通事故、生产安全事故、造成伤害的突发事件等等，都构成对人身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威胁。 在列举政治的终极目标时我之所以用“安全”的概念取代“和平”，是因为“安全”含义更广更深，包括从个人安全到国际安全的各个主客观维度。和平的对立面是战争即大规模武装冲突。当今时代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战争不是最大的安全威胁，其他形式的暴力和安全事故造成的威胁更大。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维持了和平局面，在可预见的将来，避免战争也很有希望。但是，造成伤亡的国内暴力事件和各种非正常死亡却每天都在发生，危及国家与社会的安全。 有中国学者指出，在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上，中国古代各个王朝始终把政治安全特别是统治者的政权安全放在第一位，一切以维护统治地位的安全即政权安全为转移。先秦时期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是一种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战略。历代王朝内忧外患并提，而以内忧为主。梁启超在1896年写道：“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 2014年4月，习主席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最关注的安全问题，还是政治安全。“政治安全”的内涵，同战争或暴力不一定直接相关。 在当代世界上，国家是唯一能够合法使用暴力手段的组织。这一点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试图通过暴力方式推翻政府或者宣示政治意志的个人或组织，不论其理由如何，都会被指为“非法行为”或“恐怖组织”。例如，西方国家不认可巴沙尔·阿萨德总统领导下的叙利亚政府的政策，但要支持近年来叙利亚反叛组织的暴力行为，还是有许多顾虑。然而，世界历史上的武装起义、暴力革命或反对统治者的武装斗争，如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20世纪50—6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等等，都被广泛认为是正义或合理的武装行为。20世纪70年代后，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浪潮基本结束，以暴力为手段的政治斗争的合理性遂被质疑。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再支持各国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在政府方面，使用暴力手段解决非暴力的国内政治纠纷，或者在国际战争中伤害平民，也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谴责。 现代社会的暴力行为，就占人口比例而言，同前现代社会相比大大减少（只相当于其五分之一）。冷战结束后世界上战争减少了，受暴力伤害的人口比例明显下降。美国评论家扎卡利亚注意到：“我们似乎生活在疯狂的暴力时代。但是别相信你在电视上看到的一切。我们在传闻中得到的印象其实是错误的。战争和有组织的暴力在过去二十年间急剧减少了。”按照尤瓦尔·赫拉利所著《人类简史》的统计在“9·11”事件发生后的2002年，世界死亡人数5700万，其中17．2万人死于战争，56．9万人死于暴力犯罪，即共74．1万人死于人类暴力，而当年世界上死于自杀的人数为87．3万人。德国统计公司Statista的一项统计显示，2014年全球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为3．2727万人。据“国际交通安全协会”统计，若干年来，全世界死于道路交通事故的人数每年都在130万以上，平均每天约3300人；2014年，世界上死于艾滋病的人数超过120万。也就是说，当今世界上死于车祸、自杀和艾滋病的人数，大大高于死于战争和暴力袭击的人数。 美国学者平克指出：“无论你是否相信（我知道大部分人不相信），纵观历史长河，暴力呈现下降趋势；而今天，我们也许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和平的时代。暴力下降的过程肯定不是平滑的，暴力并未全然消失，这一趋势也不能确保会持续下去。但无论我们观察的是人类数千年的历史，还是短期事态，大至发动战争，小到体罚儿童，暴力的下降趋势有目共睹，无可置疑。”对于暴力减少的大趋势，平克给予了复杂而深入的心理学和历史学的解释。 由此看来，在世界范围内的安全问题中战争与暴力（传统安全问题）对人类的危害，越来越少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危害。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生产安全、食品安全、传染病、毒品、自然灾害等问题的严重程度，应引起安全领域研究者的更大重视。当然，在看到人类暴力活动减少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地缘政治回归、战争危险卷土重来的现实可能性。 2．财富。 财富的创造、占有和分配，也就是经济发展，是世界政治史上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当代经济发展总是与财富增长、发达、工业化、现代化等概念相联系，包括三层含义：第一是经济量的增长，第二是经济结构的优化，第三是经济质量的改善。 人们获得财富的强烈欲望，是政治活动的强大动力之一。中国俗语中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钱能使鬼推磨”，英语俗语中的“money talks”（金钱万能），都指向了财富的社会和政治功能。《论语》有言：“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说的是孔子认为只要给的报酬高，连执鞭赶车的活儿都可以干。金钱政治，在国内可以拉选票，在国际上可以影响他国的政治意向。从反向看，经济惩罚或制裁，也是最常用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手段之一。 人类物质生产不断发展，财富不断增加，是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据英国经济史学者麦克洛斯基统计，两个世纪前，全世界人均每天的收入折合成现价是3美元而且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而现在，这一数字增加了10倍，达到33美元。这种规模的“财富大爆炸”（The Great Enrich－ment）是空前的。她还指出，收入成倍增长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在古希腊、古罗马，或是北宋时期的中国、莫卧尔王朝时期的印度都曾出现过。不过在那时，收入水平的大规模增长并不能持久，人们的生活水平会很快跌落到今天阿富汗平民的境地，即每人平均每天的收入不足3美元。但是，当今世界的财富积累已经不会整体上大起大落了。 世界银行2015年10月公布的报告也令人宽慰。根据世界银行采用的每天1．90美元的最新国际贫困线标准，2015年，全世界极端贫困人口减少到了7．02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降低到9．6％，这也是全球贫困人口首次降低至10％以下。世行该项报告显示，在过去数十年里，东亚及太平洋、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三大地区占了全球贫困人口的95％左右。但是，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占全球贫困人口的一半，东亚只占12％左右。人类发展和财富积累是无止境的，但绝对贫困问题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基本解决。 3．自由。 与其他许多政治术语一样，“自由”也是被广泛使用并且歧义颇多的一个概念。英国思想家哈耶克认为，自由是指个人在社会中不受他人武断意志强制的一种状态。这里主要关注的是政治自由，即公民表达自己政治意愿的自由，通常表现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些都是中国宪法所规定的自由。除此以外，中国宪法还提到了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婚姻自由、通信自由。 个人自由是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1789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的前十条修正案通称“权利法案”，其主要内容是：国会不得制定剥夺公民的言论、出版、和平集会和请愿等自由的法律；公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非法的搜查或扣押；非依法律的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自由、生命或财产，以及司法程序上的一些民主权利。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广为人知，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Freedom of Speech，Freedom of Worship，Freedom from Want，and Freedom from Fear）。 1993年制订的《俄罗斯联邦宪法》亦高度强调个人自由：“人、人的权利与自由是最高价值。承认、遵循和捍卫人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国家的义务”；“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不可让与的，属于每个人与生俱有的”；“保障每个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 当代西方思想家伯林所做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对理解自由的概念很有帮助。伯林说，坚持消极自由的人所关心的是“政府干涉我多少”，“我可以自由地成为什么，自由地做哪些事？”；主张积极自由的人则关心“谁统治我”，“谁有权决定我是什么人？不是什么人？应该怎么样？做什么事？”简言之，消极自由争取的是不让别人妨碍我的自由，积极自由则以做自己主人为要旨。坚持积极自由的人，不会甘做政治上的“逍遥派”，而是会通过选举等方式参加政治活动，以图在更大程度上决定自己的命运。 人们选择政府及其领导人、参与立法和行政，实际上是把自由的原始意义运用于作为整体的人群，从而形成一种集体自由。一个民族或者国家要摆脱外族、外国的奴役，决定自己的命运，就是将自由的概念用于集体，形成所谓的民族自由或者国家自由，也就是民族自决权和国家独立权。不言自明的是个人自由的倡导者也会怀着同样的热情来支持民族自由和国家独立。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争取自由的运动同民族主义运动相融合，就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对于民族自由和国家独立的追求并不必然增进个人自由。一方面，由于民族之间的差异和对抗，在有些情况下人们宁可牺牲个人自由，选择一个本民族的专制君主以获得民族自由，而不欢迎一个由外族构成的民主政府以保障个人权利；另一方面，追求民族和国家的自由权利，还可能成为专制政府恣意限制个人自由的借口。 如此看来，民族自由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可以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即个人在本民族、本国家内部谋求自由平等的尊严，与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谋求自由平等独立是一致的；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这时的民族主义也必然受到自由主义的限制，不至于走向对内专制和对外侵略。 第二种是以名义上的民族自由、国家尊严为先导，而并非以个人自由为先决条件。统治者要求国内的个人自由服从于民族和国家的自由（实际上是统治者的自由），甚至于把个人自由视作对于民族国家尊严的威胁，将个人自由的诉求斥责为“叛国行为”用不干涉内政原则压制国内的言论自由。这样，表面上的国际自由平等，就掩盖了国内的不自由不平等。 第三种情况是民族受到外族或外国政府的压迫，未获得自由，而且民族内部的统治者又为自身利益而投靠外族，反过来还压制本族内部的个人自由。这时的个体自由和集体自由双重缺失，造成人民的深重灾难。 由于当代世界上战争和暴力行为减少，而人均个人财富明显增加，个人自由度肯定也相应增加了但是自由度的历史比较难以量化和统计。不过，当代西方国家对世界各国经济自由、言论自由、媒体的自由度等，都做过不少研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一年一度的《世界自由度》概览。该组织的2015年概览称有85个“自由国家”，59个“部分自由国家”，50个“非自由国家”。其评价尺度是否客观，自然是众说纷纭。 4．公正。 公正即社会公平和正义，它以个人自由平等权利的获得为前提，是政治的根本价值理念之一。《吕氏春秋·贵公》有言道：“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这里的“公”，应是公正的意思。美国政治学家罗尔斯认为：“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正义所保障的各种权利，不受政治交易或社会利益的考虑所左右。”罗尔斯的代表作《正义论》，在西方思想界关于公正问题的探讨中影响很大。另一位美国学者桑德尔写道，公正涉及的是社会如何分配收入与财富、义务与权利、权力与机会、公共职务与荣誉等等。桑德尔指出，考量公正的角度有三种，第一种是功利主义的角度，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主要指物质财富）为标准；第二种是自由的角度，主张给予每个人以通往成功之路的平等机会；第三种是德性的角度，涉及堕胎、同性恋等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困境问题。 一般人心目中的公平或公正，大多同经济领域的收入分配有关。上文提到，当代世界的财富大幅增加，贫困问题得到缓解。但是，脱贫同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并无直接关联。比如，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甲原先平均月收入只有100美元，现在每月收入增加一倍，达到200美元，超越了贫困线。乙原先月收入1000美元，现在也增加一倍，达到2000美元。从增长倍数看，甲乙之间是平等的，但两人之间的绝对收入差距却从原来的900美元增加到1800美元。由此看来，如果不通过税收级差等方式调节收入分配，全社会的财富增长将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就是相对不平等的扩大。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迪的《21世纪资本论》梳理了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的40多年里，主要发达国家的资本收益同劳动收益之间的增长变化。他发现，资本收益的增长明显高于劳动收益的增长，以此证明发达国家的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有资料显示，在1820年的世界，最富裕的20％的人口占有世界总财富的60％。1950年，这一比例是70％，到2010年时上升到85％。今天，世界总人口中最贫穷的20％只拥有总财富的1．5％。 最富裕的国家同最贫穷的国家人均拥有的财富之间的差距，从19世纪初的3倍，扩大到21世纪的100倍。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整体上高于发达国家，于是制造业和财富逐渐从发达国家流向了发展中国家，二者之间的财富差距在缩小。从这一意义上说，“富国愈富、穷国愈穷”的现象有所缓解。但与此同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 经济学上通常用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s）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基尼系数也是一系列社会不平等指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各国(地区)官方与民间机构，经常按照基尼系数对各国(地区)财富分配等情况进行评估。丹麦、日本基尼指数最低（即贫富悬殊较小），挪威、瑞典、澳大利亚、德国等国次之但近年来也在升高；南非、巴西、美国、中国香港、中国大陆等国家和地区的基尼系数相当高。全世界的基尼系数从1820年的0．43一路攀升到2005年的0．68。习主席在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开幕词中说，“据有关统计，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教育平等、机会均等、收入流动性等，也可以用基尼系数来衡量。随着经济收入差距的扩大，其他方面的社会不公现象也在逐渐加剧。 平等并不等于公正。建立社会的公平正义，需要建立合理的财富分配制度，努力缩小收入的两极分化，为全民提供相对公平的获取和占有财富的机会。 在国际社会中，“公正”也是关键议题之一。“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在主权意义上是正确的，就像“人人生而平等”一样。但是在实践意义上，大小国家、强弱国家之间的平等既不现实、也不公平。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设立，就说明国家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中国主张“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其中“公正合理”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尚待阐述。 5．信仰。 信仰是对某种理论或概念的坚定认同或相信。信仰建立在人的主观意识之上，任何有意识能力的人都可以具有宗教信仰、政治信仰，以及文化信仰。无论是哪种形式的信仰都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信仰既是主观意识，就不一定需要基于客观现实的论证，而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先验的，在很多情况下是“非理性”的。也有的信仰是后天形成的，“皈依”的。 宗教信仰是世界上最常见的信仰。世界信教人口比例统计众说纷纭，最低的说法是59％，最高的达到85％。中国大陆信教人口比例估计是11％—14％，但是不同说法也很多。什么叫“信教”，本身很难定义。近十几年来，世界发展趋势是发达国家信教人口比例下降，发展中国家信教人口比例上升。美国信仰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的人口比例高于欧洲。由于基督教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信仰基督教的非白人，比例可能很快将超过白人。据说韩国的基督教徒占到总人口的30％，高于传统很深的佛教，韩国的海外传教士人数仅次于美国（距离韩国很近的日本，却没有类似趋势）。伊斯兰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传播十分成功。这些发展趋势及其原因，值得深入探究。 世界上的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宣扬自己是扬善抑恶、爱好和平、倡导道德高尚、主张自由平等公正宽容、凝聚社会团结推动不同种族和民族相互融合、引领人类进步的。但是，宗教和教派之间却往往是相互排斥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和一个群体不能同时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只能择一而从。 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信仰一般是合一的，都想改造、建立和维护某种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无政府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都属于政治（意识形态）信仰的范畴。政治信仰多数具有排他性，但某些信仰体系之间是可以相通的，比如，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就有相通之处。不过，法西斯主义者可以认同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但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却未必认同法西斯主义。 世界上的不同文化一般同民族相联系，于是民族信仰或国家信仰往往也是文化信仰。对于尼泊尔、丹麦这样的小国来说谈不上单独的文化信仰。但对美国、俄罗斯、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在客观上产生了、主观上也需要一种凝聚内部团结统一的民族文化信仰。 美国的民族信仰即“美国信条”和美国主流价值观，最重要的内容是个人自由，由此引申出对民主、法治的崇尚；美国信条又从基督教信仰引申出自己是“山巅之城”“上帝选民”，有通过推进民主来领导世界的责任。 俄罗斯的民族信仰同斯拉夫主义相关联，也同东正教相关联，它一方面强调俄罗斯同欧洲的联系，另一方面强调它有别于西方的独特历史定位。俄罗斯人相信其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怀有某种“上帝选民”的救世主意识，要求维系一个领土辽阔、令人敬畏的中央集权国家。 对于大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来说，民族信仰需要同文化传统相一致，其特点之一是对国家统一的恒久追求。在传统文化中，统一象征着光明与进步，而国家分裂则意味着灾难和黑暗。自古至今，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一统天下的事业都是受到颂扬的。《史记》记载了秦始皇登上琅琊山后，立碑刻辞，其中说道：“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说过：“两千年以来，中国政治的中心问题一直是达到大一统之下的所有中国人的团结。”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也注意到，“不论在中国政治思想或是历史记忆当中，帝国时期似乎都成了秩序和正义的黄金时代。现代西方认为所谓公义的世界应该是由各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组成，但古代中国的概念却正好相反，认为政治分裂的时代不仅动荡不安，而且公义不行。”理解中国的这一国家信仰、文化信仰，才能完整地解释中国大陆对台湾、香港的态度和政策。 无论是宗教信仰、政治信仰还是文化信仰，其政治功能都是区别“我们”和“他们”，甚至暗含着“我们”在道德和文明方面高于“他们”。由此产生了关于“我们是谁”的“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理解认同政治，对深化地区国别政治的研究非常重要。在中东、非洲等地区，了解人们对教派、部族、民族、种族、国家的认同和忠诚，是理解国别政治的一把不可缺少的入门钥匙。二、五大目标的相互关系 人类共同追求的五大基本政治价值之间，理论上应当是相互促进的，实践上却往往不能融洽共存。为了自由、平等、公正、信仰（或以这些价值为借口）群体之间、国家之间往往不惜诉诸武力，牺牲和平、安全和财富。个人自由与人人平等，也经常不能兼得。个人、群体、民族、国家可能有不同的信仰体系，但倾向于认为自己的信仰是最崇高的、不可剥夺的。政治的团结和谐与冲突对抗，也因信仰而巩固或加剧。 五大目标之间，可以列出十对双边关系。实际上，这五项之间在内涵外延上都有交叉重合，有的可以成为三角关系或多边关系。为简便起见，这里只分析几对双边和三边关系。 安全与财富可以相互促进，也就是和平与发展可以相互促进，是显而易见的。习总书记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 反过来看，人们很容易想到贫穷与暴力的相互关联。“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说的是一无所有的穷人，很容易诉诸暴力来表示不满。因此，要减少暴力的发生，加强国内安全，应当发展经济，减少贫困。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通过研究发现，政治稳定的国家，多数是相对富裕的国家；现代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国内暴力事件较少。但他同时指出，贫穷与动乱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贫困造成暴力是表面现象。其实，贫困国家想致富，走向现代化，才更容易产生暴力和动乱。亨廷顿说，动乱在20世纪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到处蔓延，是因为那里的“现代化进程过快”，想在短时间内毕其功于一役，完成欧洲和北美洲在几个世纪里才完成的现代化进程。 另一方面，安全与财富这两大目标，也可能产生矛盾。首先，财富是有限的，安全需求是无限的。一个国家要动用多大的物质财富来满足自己的国防需求，即“要大炮还是要黄油”的问题，是每一个国家政府都需要考虑的问题。朝鲜是个穷国，却花费了大量资源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武器；俄罗斯近年来经济下滑，但却不肯减少国防开支。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军费开支一度是所有其他大国军费的总和，然而还是在本国领土上遭到了“9·11”恐怖袭击。其次，历史上的财富积累过程，特别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充满了暴力掠夺、边界纷争和战争。大国“和平崛起”的先例不多。再次，增加财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发展现代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都需要扩大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耗费大量自然资源，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而危及人的安全。正如上文所说，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人类安全的威胁，已经超过了传统安全问题。 安全与自由、公正这三大目标之间，可以形成良性循环。在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人身自由、经济自由得以促进，社会公正通过民主法治得到实现，反过来又保障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但是必须了解，要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必然要约束个人自由（比如对网络的管理）；在社交媒体和其他交往中，个人权利的扩展极易产生对他人名誉、权利、自由的损害，从而造成不公正现象。 在世界政治史上，个人不自由、民族不自由、社会不公正导致的暴力抗争、武装革命、国内和国际战争，比比皆是。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宗教迫害、殖民统治，都引发激烈的反抗；统治者则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进行暴力镇压。几十年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以暴易暴，带来了双方的无数伤亡和巴勒斯坦人的流离失所。对抗和冲突的双方都说自己的暴力行为是维护自身安全，追求公正和平等自由。近年来在东欧、中亚、中东发生的“和平演变”和“阿拉伯之春”，也都体现出自由、公正的诉求与国家安全稳定之间的紧张，以及可能出现的恶性循环。 十字军东征等欧洲和中东历史上野蛮、持续不断的宗教战争，凸显了和平、安全、财富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宗教战争背后往往有争夺资源和财富的动机，但是近年来一些“圣战组织”的残暴行为，却未必有明确的物质利益考虑，而是用某种信仰来蛊惑人心，达到政治目的。受到某种“信仰”驱使的极端分子，心目中只有他的“神”藐视任何其他道德标准和物质财富。冷战结束后不久，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以宗教信仰来界定“文明”，特别描绘了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冷战结束后重新燃起的对抗。“文明冲突论”的谬误之处已经越来越明显，但是亨廷顿关于宗教信仰对国际政治产生巨大冲击的论点，仍然振聋发聩。 政治（意识形态）信仰与暴力的相关性，在冷战结束前也很明显。美国在越南进行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造成上百万人的伤亡，理由是“防止共产主义扩张”。一段时间内，“暴力革命”在中国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中受到推崇，主张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看法，则被批判为“修正主义”。 人们往往把自由与平等、公正相提并论其实在学理上和实践中，三者之间存在很多悖论与不和谐之处。美国历史学家杜兰特说：“‘自然’对我们梦想中的自由与平等的结合付之于一笑。因为自由和平等是永恒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若要防止不平等的增长，就必然要牺牲掉自由，正如1917年以后的俄国那样。……只有经济才能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才会渴求平等；只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才会渴望自由；最终的结果总是智力更超群的人得偿所愿。” 为什么杜兰特说“自由和平等是永恒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他解释说就生物学中的自然法则而言，人人生而不平等，性别、体力、智商都是有差异的。如果每个人都自由发展，而社会不对天生的弱者进行某种照顾，平等就无法实现；倒过来看，如果要实现平等就必须限制某些人的自由。 因此，弱者和弱势群体往往主张平等，而强者要求自由。哈耶克说，个人自由包括人身自由和经济自由，其中经济自由是第一要件，经济自由即追求财富、创造财富的自由，也就是谋取自身利益的自由。不仅民主政治是个人自由的手段，而且政治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自由的手段。但正如一些批评者所指出的，哈耶克的思想忽视了平等和公平问题，可能引向错误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 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关系，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提出了著名的“自由悖论”，认为自由比平等更重要：“自由如果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而不受任何限制，那么，一些人就会‘自由地’支配、甚至奴役其他人。‘自由’反而成了‘不自由’的根源。……但是不能用牺牲自由来换取平等。为了控制经济上的不平等而取消自由竞争不能达到实现经济平等的目标。因为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假如自由失去了，那么在没有自由的社会中也不会有平等。”罗尔斯提出的正义原则，概括起来是：第一，每个人都应有平等的自由权利；第二，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在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向所有人开放官职和职位。这两项原则给人的启示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必须公平地安排权利和利益的分配。 在现代世界政治中，左派主张维护社会中下层利益，创造更为平等的财富和基本权利分配，而右派支持建立在经济自由、财产私有之上的市场经济。更简单地说，即左派强调平等，右派强调自由，而左右两派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公正而理性的。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分歧，欧洲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的分歧，都可沿此思路而展开。三、研究五大目标的意义 首先，研究五大目标，有助于区别政治的目标和手段。安全、财富、自由、公正、信仰，是政治的终极目标，而其他为人熟知的中心概念，包括权力、民主、法治、秩序、制度等等，以至国家本身，都是达到这几个终极目标的过程、手段和方式。这样看问题，并非想抹杀权力、民主、法治等主题的意义，而是想说明它们服从、服务于一些更具根本性的目标，破除对权力、民主、法治的某种迷信。 在中国，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政治斗争都是围绕着国家政权问题展开的。按照上文的分析，这一观点是错误且有害的。国家和政府服务于安全等政治终极目标，而不是相反。毫无疑问，“权力”特别是国家政权是一切政治活动的中心和最重要的因素。只有掌握一定的权力，才能从事和影响政治。但是“获取权力”并非政治组织和从政者所宣称的最终目标。无论是希冀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党、革命者还是当政者或民主政体中的在野党派，无论其内心怎么想，都不会把“我要夺权（掌权）”作为自己的革命运动或竞选活动的最终目标，而是把维护安全稳定、发展经济、保障社会福利、促进自由公正、践行信仰等等，作为夺权或继续掌权的目标，以获取大众的支持及合法性。 民主是表达个人自由意志的一种方式，法治是实现公正的一个手段。在古代社会，自由和公正也是政治目标，也可以在某些地方得到某种程度的实现，但却不是通过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和法治实现的。从理论上说，如果有民主以外的方式能够更好地实现政治自由，有法治以外的手段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公正，就可以摈弃民主和法治。在当代世界政治中，这个理论假设似乎不能成立。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考察，验证或证伪这个假设，而不是先验地坚信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所说，“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它本身不足以成为目的；民主方法是为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精英人物通过竞相获取人民选票而得到做出决定的权力”。熊彼特还说，“没有哪个社会容忍绝对的自由，即使是宗教信仰自由或言论自由；民主方法不一定比类似环境下的其他政治方法能保证更大的个人自由”。 其次研究五大目标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世界政治中的多样性和同一性。全球化趋势加强了各国政治的同一性和相互渗透，而信息化趋势下的认同政治则突出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多样性。各国政治都追求上述五大目标，但推进的重点、实现的方式和步骤会有很大不同。古代世界及至20世纪中叶种族歧视、阶级歧视、性别歧视、奴役、专制、酷刑等等，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在许多社会被视之为合理合法。当今世界，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已成为普遍接受的政治原则，尽管其实现方式多种多样。 这里的难题在于，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来说，虽然建立了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但在诸如移民和难民涌入（欧洲、澳洲）、族群和宗教多元化（美国）、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日本、俄罗斯）等新的挑战面前，普遍存在“再民主化”的艰难选择；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推翻现政府的暴力革命基本上失去了合法性，以街头政治为工具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无法使民主法治一蹴而就（特别是在多族群国家），西方式民主的“榜样”光辉褪色，经济发展速度下降，政治转型更为艰难。 第三，研究五大目标有助于将区域和国别政治研究与国际政治（IR）研究加以有机地结合。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指出，在当今时代，已不可能只谈“国家的发展”：“在政治学中，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明显的分支。前者涉及国内发生的事情，后者涉及国家之间的关系。但现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越来越被当作一个综合体。”当今各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普遍面临着中国人所说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入互动所带来的挑战，对外关系和国内政治越来越相互牵制。国际战略问题的专家往往对地区国别政治不甚了了，而地区国别政治的专家通常对国际战略全局和本国总体外交需要理解不深。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区域国别政治方面在解释“伊斯兰国”、中东乱局、暴恐活动、乌克兰危机和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早已捉襟见肘。创建新理论来解释如此纷繁复杂的国际现象，绝非我力所能及，只想在研究实际问题时摸索出一种新的分析框架。“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和一些建构主义分析框架，尽管各有不足，但都把国内政治、认同政治和国际关系相连接，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国际秩序中的公正问题，中国、俄罗斯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早已提出，主要针对的是西方霸权。但在何种国际规则更为公正合理方面，还需要建立更充足的学理依据。 第四，确定世界政治中的若干终极目标，也许有助于对各国政治进行比较研究，确立“成功国家”和“失败国家”的衡量标准。福山心目中的良好的现代政治制度，即成功国家由强大的国家、法治、民主负责制所组成。福山称赞丹麦说，它“是个具有良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神秘国家它民主、稳定、热爱和平、繁荣、包容、腐败极低。”在我的指标体系里，丹麦在安全（和平）、财富（繁荣）、自由（包容）、公正（基尼系数低，腐败少）信仰（86．6％的居民信奉基督新教路德宗）这五个方面也都比较成功。不过，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丹麦（以及日本、挪威、捷克、斯洛伐克等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它的制度，还在于它是单一民族国家，对吸收外来移民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丹麦人约占95％，外国移民约占5％）。假设丹麦大量吸收外来移民，尤其是欧洲以外的移民，而在福山所说的国家制度方面保持不变，它还能如此成功吗？我很怀疑。 用五大目标来衡量，一个成功的、令人向往的国家应当是：（1）没有严重的外部安全威胁，国内政治稳定，暴力犯罪率低；（2）国家和民众都比较富裕，经济稳步增长；（3）公民的自由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个人自由同民族、国家的自由相一致；（4）公民之间贫富差距较小，公民平等在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中得到较好体现，社会不公能够通过法律和政策调整得到矫正，抑止官员腐败；（5）国家有相对统一的信仰体系、道德准则和主流价值观，同时包容少数人所奉行的其他信仰，公民对国家认同度高。这就是所谓“良治”的国家。 应当承认，任何一个指标体系都无法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政治，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各个国家的观察者在看其他国家的时候，都难免带着自己认为适合的标准。比如，美国人习惯用自由、民主、多元化的标准衡量他国；欧洲人除法治标准外，对公正（通过社会福利体现）情有独钟；一些伊斯兰国家把宗教信仰写入国名和宪法，表示它高于一切；非洲人对于种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平等和国家道路的自由选择十分敏感。中国人衡量其他国家的优劣，除了它们的对华态度以外，主要看其政治稳定、经济增长，而非政治制度、信仰体系、人权状况、基尼系数或其他指标。 从政治哲学意义上来看，能达到五大政治目标均衡实现的国家，是最完善的“理想国”。但在实践中，国家将政治终极目标中的哪一个或哪几个置于更为优先的地位，是随着国内外环境和执政党及其领导人的政治倾向而不断变化的。世界各国、各区域政治目标的转换及其相互影响，使国别区域研究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充满趣味。 以中国为例，在“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时代，颂扬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政治意识形态信仰的地位极高；在改革开放时期，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维护社会和谐，安全与财富两大主题凸显。著名的“白猫黑猫论”，指的是一切工作要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国家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出发，也可以理解为发展经济、增加财富，一时优先于其他政治目标。1993年，中共中央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件中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体现了当时的政治重点。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一原则逐渐受到质疑。经过多年讨论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做出了“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调整。直到今天，这一两难问题仍然没有能完全从指导思想上得到解决，同时还出现了更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十八大以来，再一次出现微调。强调的是高扬政治信仰的旗帜，增强政治安全、政权安全，而不再强调“一切要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 美国国内的政治主题或目标也是不断变化的。“9·11”事件以后，美国政治关注的中心一下子转到了国家安全问题。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国家政治的重心调整到经济复苏、增加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2016年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凸显收入不平等、社会公正缺失的主题。美国学者福山指出，“这次选举透露的真正信息是，几十年过去了，美国民主终于开始回应与大多数人都相关的不平等扩大化和经济停滞问题。‘社会阶级’这个主题重回美国政治的中心，压倒了那些在近几次选举中占据核心的议题（种族、族群、性别、性取向和地域）。”福山从美国政治主题的这一调整中，看到了美国民主涅磐重生的新希望。社会不平等问题成为美国政治的重心，势必将影响其国内政治目标调整的幅度和方向。 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公布后，一个在英国生活了多年的中国大陆学者在私人通信中感慨道，这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政治一体化带来分配不均，引起得益不多者和担心国家主权和民众自主权被削弱的民众联合起来，投票造反的结果。可以说，英国和欧洲今天的政治目标，涉及更多的是利益分配不公，以及民族认同和文化信仰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的缓慢，或者公民自由的缺失。 最后，研究五大目标及其相互关系有助于深入了解当代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和时代特征。上文提到，国家间的大规模战争已逐渐远去（尽管这一趋势并非不可逆转），极端主义驱动的暴恐行为和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造成的威胁愈发突出；全球范围的贫困问题有很大缓解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同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和财富差距在缩小。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冷战结束后的政治多元化趋势，使各国人民获得了更大的经济自由、迁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尽管许多国家的自由度还有待提高。简而言之，安全（和平）、财富（发展）、自由这三大难题虽然仍旧突出，但总体上呈现缓解趋势。 于是，目前世界各国政治中引发最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集中在社会平等、公正的领域，民粹主义应运而生。与此同时，近几十年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跨国移民和大批涌现的难民，使几百年来在地理上相互隔绝、持不同宗教信仰的族群并不情愿地相邻而居矛盾丛生，社会治理越来越困难。一些国家内部不同的宗教和教派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侵蚀着国家团结和社会凝聚力，族群、教派间的不平等和民族分裂倾向更加严重；社交媒体的发达，个人权利意识的膨胀社会公德的缺失，更威胁着这些国家内部政治信仰的一致性。不难看出，同“安全”“财富”“自由”相比，当前世界政治中“公正”的缺失与“信仰”引发的矛盾，显得愈发严重而突出。 在这种新环境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变化。在中国的政治背景下，“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同“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属于相辅相成的同一套话语系统，其政治正确性毋庸赘言，亦不容置疑。同时，世界政治的多样性和新趋势，需要其研究者开拓视野，关注和平与发展之外的其他主题，寻求综合分析的新框架。文章选自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2015年12月16日
2016年12月27日 -
【论道】走出去：聚焦全球化与逆全球化
2016年“黑天鹅”事件多次上演：6月，英国成功公投“脱欧”；11月，特朗普爆冷问鼎白宫；12月，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这一年，民粹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兴起，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受推崇的全球化和一体化面临最严峻考验。 2016年12月，适值中国入世十五周年。在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三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论道》邀请了前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龙永图，CCG理事长、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FDI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前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CCG副主任何伟文，修远基金会理事长、《文华纵横》杂志社社长杨平，原美国国务院职业外交官、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美国高级官员王晓岷，参与平行论坛十“中国企业是否需要担心反全球化”，一起来重新思考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文章选自《论道》、腾讯网，2016年12月22日
2016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