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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中国留学生回国人数超出国留学总量的一半 创业热情高
人民网北京12月12日电 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著、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No.5》在京发布。报告指出，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增速放缓，留学回国人数增长加速，目前留学回国人数已超过累积出国留学总人数的一半。报告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数量比上一年增长21%，达到40.91万人。1978年至今，留学回国人员累积总数已突破221万人，占我国留学出国累积总人数的半数以上。 CCG秘书长苗绿表示，中国留学生海外就业和回国就业都面临竞争加剧的现实。一方面，中国数量庞大的留学生群体；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留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各国收紧工作签证制度，国际留学生完成学业后在留学所在国留学继续工作的可能性在变小。 国际形势严峻使越来越多留学人员考虑回国发展。报告指出，留学回国人员就业区域集中于一线城市，位居前三名的是北京、上海、广州，分别占比29.1%、11.5%、6.1%。就业较为集中的行业是金融业、传统制造业、教育科研、电子信息，分别占19.4%、11.5%、10.8%、9.6%。此外，超过六成留学回国人员在基层岗位工作，实际薪酬低于其期望薪酬，所学专业与工作匹配度、工作满意度均较低。 除就业外，报告认为，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热情高，且创业领域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CCG调查结果显示，海归创业集中在一线城市，超过四成的人选择在北京（22%）、上海（20%）创业，且在新生物工程/新医药（22%）、新一代信息技术（15.1%）领域海归创业最为活跃。但报告也显示，创业成本高、融资难问题依然突出。报告称，创业中排名前三的困难是经营运行成本高、融资困难、难以引进和留住适用人才，分别占26.9%、16.4%、15.5%。 对此，CCG秘书长苗绿表示，要优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创新的政策环境。她建议，第一，加强留学回国人员求职技能培养，提升留学回国人员职场竞争力。第二，加强新兴产业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第三，鼓励留学人员多渠道多领域发展。第四，适应低龄化留学趋势，调整以学历作为对留学回国人员评价的标准设置。第五，进一步扫除留学回国人员进入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它组织工作的制度障碍。第六，探索建立留学回国人才社会保险补交机制。（常红 王颖）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12月12日
2016年12月15日 -
【FT中文网】亚太自贸协定：后TPP时代的最佳选择？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中国和美国双方应共同推动建立亚太自贸区，为亚太地区全球价值链的整合进一步释放红利。逆全球化，中国如何应对？后TPP时代，如何书写全球经济规则？世界贸易新体系，中国将担任何种角色？12月8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发布《客观认识逆全球化，积极推进包容性全球化》与《亚太自贸协定：后TPP时代的最佳选择？》报告，就上述重大问题第一时间提出智库方案和对策建议。此为逆全球化思潮下的中国方案报告之二。摘 要 中国在近年的APEC峰会中多次倡议建设亚太自贸区（FTAAP），FTAAP的建成，将通过中美两大经济体的一体化升级，为亚太及全球经济释放巨大红利。过去几年中，亚太地区寻求经济合作升级和供应链整合的国家逐渐转向两个“超级区域自贸区”谈判：由美国主导的TPP和以东盟为中心的RCEP，两个区域自贸安排既存在竞争，又具有一定互补性：两边的谈判都在近年中加速，但二者都成为FTAAP的实现路径。 TPP被认为具有广覆盖、宽领域、高标准的特点，12个创始成员分布在环太平洋的各个地区，同时包括制造业大国和资源大国，TPP协定的30章文本内容包括了多个“边境后”规则和“21世纪议题”，同时在货物贸易领域设定了零关税最终目标。相比之下，RCEP 建立在5个“10+1”自贸协定的基础上，强调东盟在区域一体化安排中发挥中心作用，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东亚生产网络和本区域参与全球价值链，具有开放性、灵活性、循序渐进和照顾各方舒适度的特征，通过开放发展、综合安排和逐步推进等制度满足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需要，并照顾到发展中经济体关注的经济技术合作安排，但是RCEP包括的自贸议题较为传统，没有涵盖过多的“边境后”规则参与TPP的12国在2015年10月达成基本协议，并在2016年2月4日进行了协议签署。然而，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或改变TPP的命运，候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11月21日晚发布的“百日新政”计划中，“美国退出TPP”赫然在列。在“后TPP 时代”，因为美国的缺席，TPP不再具备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的潜力。然而，即便TPP面临“搁浅”，RCEP在未来可能也不足以完全代替TPP——鉴于TPP在刺激日本等国农业改革中的作用，TPP对促进各国经济中占比日渐上升的服务业的作用，以及RCEP作为基础的5个“10+1”自贸协定之间的巨大差异，和缺少大国领导力、东盟为中心的“车轴-辐条”结构，RCEP无法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的替代方案。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世界各地的企业通过“贸易-投资-服务-知识产权纽带”被编织在一起，通过货物、人员、创意和投资的不间断双向流动，将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适时地带到顾客家门口。21世纪的经济政策应通过设定共同规则和普遍标准，减少对各种流动的干扰并增加供应链的稳定性，从而使全球价值链的每一个参与者受益。书写“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离不开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的共同参与。两国建交以来30年间，双边贸易额增长了200多倍，美国对中国累计投资额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对美投资累计达640美元，并在2015年超过当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中美在全球经贸治理领域的合作将直接决定世界经济是转向更开放、更一体化的未来，还是走向以邻为壑的孤立主义。在中国寻求经济结构转型和新一届美国政府重新布局经济战略的历史性时期，中美共同推动的FTAAP符合两国经济、战略利益，FTAAP将是后“TPP时期”的最佳选择。导言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出乎此前众多专业人士的预料。在贸易领域人士看来，这个选举结果不啻为自由贸易的“噩耗”——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曾提出一系列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反精英、反建制的主张与口号，他把北美自贸协定（NAFTA）称为“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贸易协定”，声称若当选将“退出WTO”，美国与其他11 国参加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则成为他对奥巴马政府最激烈的攻击对象。果不其然，11月21日晚特朗普通过一段视频发布了他的“百日新政”计划——入主白宫第一天，他将签署一份意向声明，正式退出TPP。美国国会方面，参议院议长奥康纳、候任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均公开表示，美国国会确认不会通过TPP法案，TPP已确认“死亡”。2016年11月19-20日举行的APEC利马峰会上，参与TPP的12个国家举行了会晤，讨论美国缺席的情况下“挽救”TPP的可能性。此前，日本众议院已经在11月10日强行通过了TPP。根据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模型预测，TPP实施后日本将增加1400亿美元的年出口额和1000亿的年产值（至2025年），成为自贸区中最大受益国。TPP条款涉及的改革被认为是“安倍经济学”的重要元素，日本也是TPP国家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因此被认为最有可能接棒成为TPP的新领导者。正当《美国要撤，日本顶上》之类文章纷纷登上新闻头版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1月21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场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没有美国的参与，TPP将“毫无意义”。二战后签订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推动了8轮关税减让谈判，带动全球贸易自1970年代末30年高速持续增长。然而，2007-08年全球金融海啸之后，世界贸易增速开始大幅下滑，2011年以来各年贸易增速均低于3%，世贸组织的2016年世界贸易增速预测更是下跌至1.7%。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复兴乏力，欧洲多国失业率居高不下。伴随经济增速减缓的是民粹主义在西方国家兴起，危及社会聚合力并使国际规则面临倒塌的风险。自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多边贸易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成果，包罗万象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在2001年启动后陷入僵局，各国对此已经完全丧失信心。贸易自由化的主战场已从多边转向双边、区域自贸谈判。截至2015年，向WTO备案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已经达到600多份，其中400多份已生效，平均每个WTO成员签署了13份FTA。亚太地区更经历了FTA的“疯涨”，据亚洲开发银行数据，1995-2015年亚太地区的FTA数量增长了6倍以上，从31份增加到215份。传统观点一般认为，由于FTA存在排他性，会造成从非FTA成员向FTA成员的“贸易转移”，从而违背了WTO多边贸易体制的非歧视性原则，不利于自由贸易。但是，近年来FTA的涵盖内容越来越多地从货物贸易延伸至服务贸易、投资准入及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政策等“边境内政策”，使新签署的FTA在开放程度和自由化程度远高于WTO规则水平；并且FTA也变得越来越大型化，包括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RCEP）、《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议》（TTIP）在内的多个大型区域FTA都被喻为“迷你WTO”。正是因为这些变化，FTA越来越被认为是多边谈判机制失灵的情况下，实现全球范围内贸易自由化的路径。继2014年APEC峰会期间提出《FTAAP北京路线图》后，2016年中国再次高调提出建设亚太自贸区（FTAAP）。FTAAP的特殊意义在于，这将是第一份中国和美国共同参与的区域自贸协定，会给亚太地区以及全球经济释放巨大红利。在中国寻求经济结构转型和新一届美国政府重新布局经济战略的历史性时期，中美共同推动的FTAAP符合两国经济、战略利益，很可能是后“TPP时期”的最佳选择。一、后TPP时代： 美国缺席的TPP不再具备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的潜力尽管TPP、RCEP、FTAAP常被看作是相互竞争的自由贸易安排，但事实上，三大自贸协定均脱胎于APEC在1994年确定的“茂物目标”。根据该目标，APEC中的工业化经济体将于2010年、发展中经济体于2020年实现“自由和开放的贸易与投资”。APEC 自建立之初就倡导开放、自愿、非约束性的原则，2001年后又引入“探路者行动”，鼓励各经济体尝试不同的分组和计划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自成立以来，APEC“孵化”了包括“先期自愿部门自由化”（EVSL）计划、信息技术协定（ITA）和环境产品协定（EGA）产品清单、区域自贸协定样本（《釜山路线图》）等一系列成果。2002年APEC会议期间，智利、新西兰、新加坡、文莱四国(P4)宣布启动FTA谈判，四国在2005年达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SEP），成为TPP的前身。由于参与国都是规模较小的开放经济体，并且有较好的经济互补性，TPSEP协定呈现出相对其他多边协定和区域协定中更自由化的特色。例如农产品贸易在2015年后实现零关税，大幅削减农业国内支持。2008年，鉴于多哈回合停滞不前，并且美国新一届奥巴马政府在执政后启动“重返亚洲”战略，美国在1月宣布参加与P4的谈判，新协定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其后的几年中，在美国的主导下，TPP谈判迅速推进。2013年日本的加入，使TPP成员增加到12 个。根据IMF的2014年数据测算，成员国的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6.21%，其贸易规模占全球贸易总量的27.64%。2015年10月5日，参与TPP的12国宣布达成基本协议。2016年2月4日，经过7年多的谈判，美国等12国的代表在新西兰首都奥克兰签署了TPP协议。与其他FTA相比，TPP被认为具有广覆盖、宽领域、高标准的特点。TPP 的12个成员国，遍布环太平洋沿岸的北美、南美、东亚、东南亚和大洋洲，同时包括了制造业导向的国家和资源性国家，包括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包括了全球第一和第三大经济体美国和日本。TPP协定文本包括30章、正文600多页、全文6000多页的内容，除了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原产地规则等传统的FTA内容，还包括了知识产权、劳工、环境、临时入境、国有企业、政府采购、金融、发展、能力建设、监管一致性、透明度和反腐败等绝大多数FTA涉及较少或尚未涉及的条款。TPP的高标准则体现在四个方面：货物贸易最终实现贸易品零关税，服务贸易中除国防、金融等特殊领域外，给予所有服务部门准入前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知识产权领域的地理标志产品、版权保护、专利保护、药品定价等标准显著高于WTO《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水平；专门设立了劳工和环境条款，并通过与贸易相挂钩在成员内部统一劳工保护和环境保护水平；纳入《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第十七章），主张取消对国有企业的政策、财政、其他优惠待遇的支持，取消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给予的特惠融资措施，撤销政府采购的偏好等。2016年美国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喊出了“美国优先”的口号，认为WTO、NAFTA、TPP等自由贸易安排牺牲了美国的利益，导致了美国劳动阶层的失业和经济困境。他宣布，若当选美国将退出TPP，并重新谈判更公平的NAFTA协议。在众人的惊愕中，特朗普一路过关斩将，并借着“铁锈地带”（rust belt）传统工业州的支持，大幅胜过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成为新一届美国总统。在翌日的获胜演讲中，特朗普承诺要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美国总是也一直会把美国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些在我们国家被遗忘的人们，再也不会被遗忘。”11月21日，特朗普作为候任总统发布了”百日新政“视频，宣布将退出TPP列为上任后第一要务：“该协议可能会成为我们国家的一大灾难。我会就我们打算退出TPP的意愿发出通知。相反，我们将开展磋商的，是能够让工作岗位和产业重新登陆美国的、公平的双边贸易协议。”由于急转直下的美国国内政治，TPP的根基轰然倒塌。2015年TPP基本协议达成后，时任奥巴马总统曾表示，美国“不允许中国等国家来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则”，而TPP协议的达成将制定“21世纪全球经济在众多领域的规则”。对于TPP中另一个主要经济体日本来说，TPP所需要的改革措施是“安倍经济学”开出的药方之一，缺少了这些改革，安倍政府推出的货币宽松和日元贬值政策对恢复日本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效果有限。学者指出，特朗普选择放弃TPP的观点，并非仅仅是选举政治中的投人所好，至少还有五方面的原因：第一，奥巴马政府在对内“推销”时，中国成为美国的对抗目标而非出口市场，反复指出TPP使得美国占有制定规则的优势，但仅从地缘政治而非经济利益角度推动贸易自由化，难以获得政治支持；第二，TPP谈判过程高度保密，造成国会的不满；第三，TPP所包含的“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引发了司法权让渡的争议；第四，根据彼得森经济研究所（PIIE）的量化分析，TPP启动后越南将成为受益最大的经济体，而虽然美国服务业将受益，但制造业可能遭受打击，这是依靠制造业支持赢得竞选的特朗普无法承受的；第五，TPP中设立了高水平的规则来防止“搭顺风车”行为，但是对于达标有困难的国家，基本给予了灵活政策或相当长的过渡期，这在美国国会看来有违互惠原则。如果美国退出TPP，这份自由贸易协定的作用和意义无疑将大打折扣。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表示，没有美国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将“毫无意义”——由于美国的缺席破坏了该协议基本的获益平衡，再磋商出一个只包括11个成员国的TPP 是不可能的。很显然，离开了美国的TPP不再具备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的潜力。那么，进入“后TPP时代”的自由贸易是否还有其他替代方案呢？二、RCEP：聊胜于无？1992年，原东盟六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在第四次东盟首脑会议上提出建设东盟自贸区，经过十年的构建，自贸区于2002年正式启动。2002年，中国与东盟达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协议》，成为第一个“10+1”自贸区。接下来几年中，东盟与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先后达成了自贸区协议。与东盟签署自贸协定后，中日韩三国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机制，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包括东盟“10+3”国家的“东亚自贸区”（EAFTA）和东盟“10+6”国家的《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EA）在2005年和2007年被提出，分别代表了中国和日本支持的两种区域一体化方案。由于存在“10+3”和“10+6”的路线分歧，东亚自贸区在几年的时间里停滞不前，直到2008年后TPP横空出世产生的“鲶鱼效应”，使路线之争出现了转机。2011年在巴厘岛举行的第19届东盟峰会上，中日同意两种方案同时推进。2012年8月，在东盟“10+6”国家的经济部长会议上，各方原则上同意组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计划于2015年结束谈判。2016年9月，RCEP各方同意将基本协议达成时间推迟到2017年之后。RCEP强调东盟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发挥的“中心作用”，并在现有各个东盟“10+1”协议的基础上进行更广、更深入的经济一体化。RCEP谈判将考虑到参与国家的不同发展水平，为了体现灵活性，将纳入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与包括了许多“边境后”（behaind-the-border）规则的TPP不同，RCEP包括了较为传统的自贸议题，主要针对的是市场准入和供应链融合问题。与以往的区域经济合作构想相比，RCEP具有四个新特点：第一，RCEP以制造业为主、出口导向的东亚新兴经济体为主体，其规则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东亚生产网络和本区域参与全球价值链；第二，RCEP 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APEC开放的区域主义原则和“东盟方式”合作精神，具有开放性、灵活性、循序渐进和照顾各方舒适度的特征，通过开放发展、综合安排和逐步推进等制度满足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需要，并照顾到发展中经济体关注的经济技术合作安排；第三，RCEP将立足与东盟与中、日、韩、印及澳、新的5个自贸协定基础之上，并兼顾高水平目标和渐进性落实两大要求，建立“现代的、高质量的”自贸区；第四，RCEP不是综合性的自贸区整合方案，大部分参与经济体都在同时进行这其他双边和诸边自贸区谈判，包括东北亚三国参加的中日韩自贸谈判，新加坡等国参加的TPP谈判，以及东盟十国的内部一体化等。虽然RCEP谈判过程遵循的成员平等、协商一致的“东盟方式”，更有助于提高灵活性和开放性，并照顾各参与成员的舒适度，但是这也可能造成最终形成的自贸区的一些缺陷。首先，作为RCEP基础的5个“10+1”协议之间差异巨大，6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悬殊和贸易自由化立场各异，最终RCEP能否实现“高质量”目标将成为谈判难点。例如，以货物贸易为例，东盟与中国、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分别于2012年（东盟新成员国2018年）、2018年、2026年、2022年、2025年最终实现全部正常商品零关税。2016年8月，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RCEP部长级会议上，日本、澳大利亚（同时也参与TPP）主张废除关税、开放高水平服务贸易、形成与TPP相一致的规则；经济开放程度较低的印度与RCEP国家贸易多为逆差，在会上主张“因为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关税率也应有所差别”。各方的立场分歧，无疑为RCEP的早日达成带来了不确定因素。第二，相对TPP中服务贸易采取的“负面清单”模式，RCEP以自由化水平较低的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正面清单和“10+1”自贸区为服务贸易谈判的基础。在现有自贸协定中，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对东盟分别开放了33个、85个、164个、85个和116个服务贸易子部门，根据现行谈判框架，RCEP最终取得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可能较为有限。第三，建立在5 个东盟“10+1”自贸区基础之上的RCEP将形成东盟为中心的“车轴—辐条”贸易格局，在美国缺席，中、日不占核心地位的情况下，不足以支撑亚太经济贸易一体化。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表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都难以取代美国独自维持世界贸易的活力——尽管中国自加入WTO以来，生产总值与贸易飞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占比从2000年的4%跃升至2016年的15%，全球进口占比达到12%，但中国在上述两项指标上仍低于美国；其次，驱动贸易的专门知识大部分仍来自发达经济体中的企业。即便TPP面临“搁浅”，RCEP在未来可能也没有机会书写“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日本早稻田大学浦田秀次郎教授指出，TPP的启动对日本经济复苏有决定性的作用，TPP中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非歧视性原则、禁止强制外国公司技术转让、对外国公司开放政府采购、削减国有企业补贴将为“走出去”的日本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TPP还将打开一批长久以来受保护的日本国内产业，例如大米、牛肉等农业产品，帮助更合理配置资本、人力和其他资源。这从很多RCEP经济体同时也在参与其他自贸区谈判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对于中国来说，RCEP虽然较为适合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但是考虑到自贸协定谈判的复杂性，完成谈判往往多次推迟，未来自贸区最终启动时，可能以及无法与我国经济发展步伐相匹配。例如，2015年中国服务业已经占到国民经济的50.5%，占劳动就业的43%，并且呈现出加速上升的态势；“十三五”末的2020年服务业的GDP占比预计达到58.8%，劳动就业比重突破57%。为了进一步支持中国参与跨境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版权交易、服务贸易规则等领域将是中国未来自贸协议谈判的探索方向。总的来说，RCEP因为包括了中国、日本、印度等亚洲主要经济体，有助于亚洲生产网络一体化和融入全球价值链；但是由于RCEP建立于开放水平差异较大的五个“10+1”自贸区基础之上，涉及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和相关标准水平较低，基于以东盟为自贸区中心的“车轴-辐条”结构并且不包括美国，RCEP无法成为代表“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的替代方案。三、中美共同参与的FTAAP将书写21世纪的全球经济规则针对“英国脱欧”、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日内瓦高等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学院教授Richard Baldwin 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互联网兴起，使得信息的传输成本急剧下降，通过将发达国家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和发展中国家的廉价生产要素结合起来，所有的产品都从一条条“全球价值链”中制造出来。在“全球价值链时代”，通过提高关税来保护本国工人，就如同“徒劳地在工厂的正中央砌一堵墙”。但是他指出，21世纪的经济政策应通过设定共同规则和普遍标准，使供应链中全球各地的企业确信其稳固性。“21世纪的供应链是通过‘贸易-投资-服务-知识产权纽带’（trade-investment-serviceintellectual property nexus）被编织在一起的，因为适时地将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带到顾客家门口，有赖于货物、人员、创意和投资的不间断双向流动。对以上任何一种流动的干扰都会成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壁垒。”毫无疑问，书写“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离不开中美的共同参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2015 年两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达到25％左右，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两国共同肩负着促进全球发展繁荣的重要责任。正如在气候治理领域中美合作促成全球首份减排协议《巴黎协定》的生效，中美在全球经贸治理领域的合作将直接决定世界经济是转向更开放、更一体化的未来，还是走向以邻为壑的孤立主义。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贸易总量占世界五分之一；自中美建交以来，从建交之初的不足25亿美元到2014年的5551亿美元，中美双边贸易额30多年来增长了200多倍，2015年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根据美国荣鼎咨询（Rodium Group）的数据，中美之间的投资也进入了“双向模式”，1990年至今，美国在中国超过100万美元的投资累计总额达2280亿美元；同期，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达64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自2010年起急剧增长，并于2015年超过了当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此外，中国每年有20多万学生前往美国留学，中国是美国第二大移民来源国，中美之间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员交流。正是中美两国之间这一的货物、人员、投资、创意流动，成就了苹果手机的“加州设计，中国制造”。很显然，中美经济关系正是Baldwin所指的“贸易-投资-服务-知识产权纽带”的典范。中美两国地处世界贸易最活跃的环亚太经济圈，这里既有最先进、规模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基地，也有最活跃的科技创新中心，同时还是世界最大的区域市场。虽然在过去几年中，中美两国都分别通过RCEP和TPP努力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但是中美之间至今没启动任何自贸区协定的谈判。在2010年的APEC横滨峰会上，作为RCEP前身的“10+3”、“10+6”两种方案以及TPP均被认为是通往亚太自贸区的途径。根据彼得森经济研究所Petri等研究人员的建模分析，不论是RCEP还TPP，释放的经济红利都远远小于亚太自贸区——对中国而言，FTAAP所带来的收益是RCEP的2.7倍，对美国而言，FTAAP带来的收益是TPP的2.5倍。并且，三种情景下（RCEP途径、TPP途径和17国模式）下的亚太自贸区（FTAAP）都显示出显著的贸易量增加，其原因在于中美共同参与自贸区产生的溢出效应。FTAAP概念最早由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在2014年提出，“建立亚太自贸区以巩固并加速取得APEC茂物目标”。2006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表示FTAAP“应给予仔细考虑”，当年的APEC峰会“指示APEC经济体官员就如何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展开更多研究，包括FTAAP。”此项研究在2009年完成，建议“APEC经济体应将一份高质量、全面的FTAAP 定为目标”。近年来，亚太地区对于自贸区的关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TPP和RCEP上。但在中国的推动下，2014年APEC会议决定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进程，批准了推动实现FTAAP的路线图。2016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四次领导人会议在秘鲁首都利马闭幕，会议批准了《亚太自贸区集体战略研究报告》和相关政策建议，并以此作为《亚太自贸区利马宣言》。《利马宣言》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FTAAP的重要共识，包括：FTAAP应在APEC框架外实现，APEC将发挥孵化器作用；FTAAP应建立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其他可能的区域一体化协定基础上；APEC 经济体将在2020年以前，进行关于FTAAP实现路径的评估，评估工作将找出FTAAP进程中的最大挑战领域。中外学界对FTAAP的发展路径主要有以下五种：RCEP扩容实现FTAAP，TPP扩容实现FTAAP，RCEP与TPP合并实现FTAAP，在RCEP与TPP之上建立一个伞状结构的FTAAP；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一种中美签署《双边投资协定》（BIT）后签署双边自贸协定，共同推动FTAAP的路径。前四种路径各有优劣势：“RCEP扩容”路径是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一体化蓝图，自由化程度对于发展中国家较易接受，其劣势在于容易造成“在太平洋中间划线”，并且自由化程度并不是很高，甚至被称为现有双边协定的“订书机”，离“21世纪经济规则”尚有距离；“TPP扩容”路径的优势在于当前12个成员有较广的地域分布，地跨南北美和东北亚、东南亚和大洋洲，自贸区自由化程度高，并且包括了电子商务等多个“21世纪议题”，其缺陷在于过高的标准使其“曲高和寡”，并且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亚太地区大国均不是TPP创始成员，不能够反映本地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关切；“合并RCEP和TPP”路径因为需要在差异甚大的两份协定之间找到“最小公约数”通常被认为实现难度非常大；相比之下，“伞状结构”路径将具有更高的可行性，该路径将形成RCEP、TPP、FTAAP并存格局，FTAAP的自由化程度将介于RCEP和TPP之间，双方成员必须在在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标准等领域统一标准，在政府采购、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内容上弥合差异，在原产地规则上达成共识，其缺陷在于因为需要统一存在冲突的规则，谈判过程可能旷日持久。第五种路径取决于中美两国在经济合作上共同担任世界领导者的意愿。两国自2008年启动BIT谈判以来，已经进行了二十多轮的谈判，内容也已深入到了负面清单、文化产业、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中国还设立了自贸试验区为新一轮开放措施积累经验。两国如果能早日达成BIT协议，将开启一系列新的双边经贸合作领域，包括启动《中美投资和贸易协定》（BITT）谈判，中国加入WTO诸边贸易协定谈判（例如《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两国在双边层面达成的共识将扫除两国共同成为亚太自贸区成员的主要障碍。虽然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已经宣布美国将退出TPP，但是有观点认为最早到2017年2月，美国将有机会就TPP部分条款再次谈判，形成可接受的新版本文件。考虑到RCEP一再错过的完成谈判的时间目标，目前说“经由RCEP实现FTAAP”路径胜出，仍为时尚早。不论最终上述哪一种路径成为发展FTAAP的最终路径，中美之间关于未来贸易规则的共识都将必不可少。特朗普在阐述他的贸易政策时曾表示，在任内他将更注重协商公平的双边贸易规则，这可能将为中美双边协定带来新的机会。如果中美之间能达成高水平的BIT 和BITT，意味着中美两国就“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达成共识，扫平RCEP（或其他路径）通往FTAAP上的最大障碍。总之，中美共同参与的FTAAP将是“后TPP时代”的最佳选择，中美两国的巨大经济体量，将为亚太地区国家和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红利。尽管存在多种实现路径，但是任何一种路径都要求中美两国就关键议题达成共识。中美BIT的迅速推进与BITT的尽早签署，将为未来共同推进亚太自贸区奠定基础。而在TPP搁浅、RCEP先行的情况下，中国应适时邀请美国加入RCEP并进行”RCEP+“的升级谈判，从规则、范围、成员三方面将RCEP升级成为FTAAP。四、总结中国在近年的APEC峰会中多次倡议建设亚太自贸区（FTAAP），FTAAP的建成，将通过中美两大经济体的一体化升级，为亚太及全球经济释放巨大红利。过去几年中，亚太地区寻求经济合作升级和供应链整合的国家逐渐转向两个“超级区域自贸区”谈判：由美国主导的TPP和以东盟为中心的RCEP，两个区域自贸安排既存在竞争，又具有一定互补性：两边的谈判都在近年中加速，但二者都成为FTAAP的实现路径。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世界各地的企业通过”贸易-投资-服务-知识产权纽带”被编织在一起，通过货物、人员、创意和投资的不间断双向流动，将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适时地带到顾客家门口。21世纪的经济政策应通过设定共同规则和普遍标准，减少对各种流动的干扰并增加供应链的稳定性，从而使全球价值链的每一个参与者受益。书写“21 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离不开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的共同参与。两国建交以来30年间，双边贸易额增长了200多倍，美国对中国累计投资额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对美投资累计达640美元，并在2015年超过当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中美在全球经贸治理领域的合作将直接决定世界经济是转向更开放、更一体化的未来，还是走向以邻为壑的孤立主义。在中国寻求经济结构转型和新一届美国政府重新布局经济战略的历史性时期，中美共同推动的FTAAP符合两国经济、战略利益，FTAAP将是“后TPP时期”的最佳选择。最后，本报告提出以下建议：一、FTAAP代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新发展，当前的RCEP谈判应注重未来“扩容”并作为FTAAP发展路径的可能性和兼容性；在未来“RCEP先行”的情境下，可以通过RCEP升级谈判的方式，从规则、范围、成员角度考虑对TPP进行融合。二、FTAAP代表中美合作的新方向，与当前的中美BIT以及未来可能启动的BITT方向一致，并且将决定全球化的未来走向；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美应尽早达成BIT并启动BITT谈判，以及在在未来将FTAAP作为共同推动全球化的新载体和新平台。三、中美两国应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WTO多边贸易体系，认识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贸易审议机制对维护全球贸易开放的巨大作用，以及区域一体化和WTO诸边贸易谈判对最终实现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路径效果。文章选自FT中文网，2016年12月12日
2016年12月15日 -
【人民网】CCG发布报告—— 中美共同推动的FTAAP将是“后TPP时代”最佳选择？
后TPP时代，如何书写全球经济规则？世界贸易新体系，中国将担任何种角色？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在北京发布《FTAAP：后TPP时代的最佳选择？》报告，提出智库方案和对策建议。 美国缺席的TPP不再具备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的潜力 2007-2008 年全球金融海啸之后，世界贸易增速开始大幅下滑，世界经济复兴乏力。在世贸组织成立以来多边贸易谈判缺乏实际成果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转向双边、区域谈判。 2008 年以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迅速推进。2013 年日本的加入，使 TPP 成员增加到 12 个。其成员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36.21%，贸易规模占全球贸易总量的 27.64%。2016 年 2月，美国等 12 国的代表签署了 TPP 协议。 与其他自由贸易协定相比，TPP 被认为具有广覆盖、宽领域、高标准的特点。其成员遍布环太平洋沿岸的北美、南美、东亚、东南亚和大洋洲，同时包括了制造业导向的国家和资源性国家，包括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包括了全球第一和第三大经济体美国和日本。 然而，2016 年美国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喊出了“美国优先”的口号，认为WTO、NAFTA、TPP 等自由贸易安排牺牲了美国的利益，导致了美国劳动阶层的失业和经济困境。11 月 21 日，特朗普作为候任总统发布了“百日新政”视频，宣布将退出 TPP 列为上任后第一要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没有美国的参与，TPP 将“毫无意义”。 《FTAAP：后TPP时代的最佳选择？》报告指出，由于美国的缺席破坏了该协议基本的获益平衡，再磋商出一个只包括 11 个成员国的 TPP 是不可能的。很显然，离开了美国的 TPP 不再具备成为“21 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的潜力。 那么，进入“后 TPP 时代”的自由贸易是否还有其他替代方案呢？ 东盟主导的RCEP是否能够书写新规则？ 2012 年 8 月，在东盟“10+6”国家的经济部长会议上，各方原则上同意组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CEP 强调东盟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发挥的“中心作用”，并在现有各个东盟“10+1”协议的基础上进行更广、更深入的经济一体化。 报告分析了RCEP相比于以往区域经济合作的四个新特点：第一，RCEP 以制造业为主、出口导向的东亚新兴经济体为主体，其规则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东亚生产网络和本区域参与全球价值链；第二，RCEP 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开放的区域主义原则和“东盟方式”合作精神，具有开放性、灵活性、循序渐进和照顾各方舒适度的特征；第三，RCEP 将立足于东盟与中、日、韩、印及澳、新的 5 个自贸协定基础之上，并兼顾高水平目标和渐进性落实两大要求，建立“现代的、高质量的”自贸区；第四，RCEP 不是综合性的自贸区整合方案，大部分参与经济体都在同时进行着其他双边和多边自贸区谈判。 报告随即指出，RCEP 谈判过程遵循的成员平等、协商一致的“东盟方式”，更有助于提高灵活性和开放性，并照顾各参与成员的舒适度。因为包括了中国、日本、印度等亚洲主要经济体，RCEP也有助于亚洲生产网络一体化和融入全球价值链。但是由于 RCEP 建立于开放水平差异较大的五个“10+1”自贸区基础之上，涉及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和相关标准水平较低，基于以东盟为自贸区中心的“车轴—辐条”结构并且不包括美国，RCEP 还不足以成为代表“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的替代方案。 对于中国来说，RCEP 虽然较为适合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但是考虑到自贸协定谈判的复杂性，未来自贸区最终启动时，可能已经无法与我国经济发展步伐相匹配。 中美共同参与的FTAAP将书写 21 世纪的全球经济规则 在此基础上，报告强调，书写“21 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离不开中美的共同参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2015 年两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达到25％左右，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两国共同肩负着促进全球发展繁荣的重要责任。 两国建交以来 30 年间，双边贸易额增长了 200多倍，美国对中国累计投资额超过 2000 亿美元，中国对美投资累计达 640 亿美元，并在 2015 年超过当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正如在气候治理领域中美合作促成全球首份减排协议《巴黎协定》的生效，中美在全球经贸治理领域的合作将直接决定世界经济是转向更开放、更一体化的未来，还是走向以邻为壑的孤立主义。 虽然在过去几年中，中美两国都分别通过 RCEP 和 TPP 努力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但是中美之间至今没启动任何自贸区协定的谈判。 在中国的推动下，2014 年 APEC 会议决定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进程，批准了推动实现 FTAAP的路线图。2016 年 11 月， APEC第二十四次领导人会议在利马闭幕，会议批准了《亚太自贸区集体战略研究报告》和相关政策建议，并以此作为《亚太自贸区利马宣言》，提出了一系列关于 FTAAP 的重要共识。包括APEC 经济体将在 2020年以前，进行关于 FTAAP 实现路径的评估。 中外学界对 FTAAP 的发展路径主要有以下五种：RCEP 扩容实现 FTAAP，TPP 扩容实现 FTAAP，RCEP 与 TPP 合并实现 FTAAP，在 RCEP 与 TPP 之 上 建 立 一 个 伞 状 结 构 的FTAAP。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一种中美签署《双边投资协定》（BIT）后签署双边自贸协定，共同推动 FTAAP 的路径。 报告指出，不论最终上述哪一种路径成为发展 FTAAP的最终路径，中美之间关于未来贸易规则的共识都将必不可少。特朗普在阐述他的贸易政策时曾表示，在任内他将更注重协商公平的双边贸易规则，这可能将为中美双边协定带来新的机会。中美共同参与的 FTAAP 将是“后TPP 时代”的最佳选择，中美两国的巨大经济体量，将为亚太地区国家和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红利。 报告总结，在中国寻求经济结构转型和新一届美国政府重新布局经济战略的历史性时期，中美共同推动的 FTAAP 符合两国经济、战略利益，FTAAP 将是后“TPP 时期”的最佳选择。（徐祥丽）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12月12日
2016年12月15日 -
【国际商报】中国企业全产业链国际化布局正在加速
“十二五”期间，我国企业“走出去”不断发展、突破，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达到“十一五”的2.3倍，企业海外发展已成为我国与世界合作共赢的方式之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日前发布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6）》蓝皮书认为，当前，中国企业全产业链国际化布局正在加速。“十三五”期间，中企要在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中逐步加强海外优质资产的配置。 海外并购布局全球化 中粮集团继2014年收购来宝农业（后更名为中粮来宝）49%的股份后，又于2016年4月收购了来宝农业剩余的51%股份，至此，中粮集团持有来宝农业（中粮收购后更名为中粮农业）100%股权。来宝农业在全球25个国家及地区设厂，此次收购使中粮借助来宝农业的国际供应链，打开了难以进入的南美市场，从而逐步完善中粮的海外布局，在全产业链战略下打通国际主产区和主销区，形成一体化运营体系。这种全球布局使中粮向冲刺世界“四大粮商”，即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和法国路易达孚迈进一步。 紫光集团继2015年入股西部数据、台湾矽品精密和南茂科技后，于2016年5月收购惠普公司旗下新华三公司51%的股权，成为控股股东。通过收购，清华紫光逐步实现从芯片设计与制造到设备研发、软件与系统集成的IT全产业链发展。紫光集团通过国际并购积极布局全球半导体产业链，提升集团的全球品牌形象，打造第三大储存芯片制造商。 CCG指出，近年来，中国企业频繁收购海外公司，借此获得先进技术、品牌、海外资源、市场渠道、企业管理经验等。如今，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战略不仅是产品输出，更是全产业链上的全球化发展布局。 知识产权布局提升竞争力 “为规避竞争风险，赢得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中企正在加快全球范围内的知识产权布局，推动企业的创新步伐。”CCG看到。 汤森路透发布的《2016年全球创新报告》显示，中国科研正在进入创新时代，不仅是科研机构，企业表现更加突出。以家电行业为例，排名前三的创新企业均来自中国，分别是美的、格力和海尔。从发明专利数量来看，美的以5427个专利数量遥遥领先，格力、海尔分别以1995项和1315项发明专利居第二、三位，远超日本松下、三菱，以及韩国三星等企业。 近年来，美的集团全球化发展迅速，已拥有四级研发体系，在海外6个国家拥有7个生产基地，产品年销量近3亿台。为避免侵权带来不必要的纠纷，美的将海外知识产权布局看得尤为重要，集团的知识产权战略从创新竞争力及品牌竞争力的布局、全价值链的风险管控、知识产权资产的管理及运用、信息战略指引等几个方面为全球经营发展保驾护航。目前，美的专利申请已累计近3万件，其中2015年的发明申请量为4181件，国内授权专利2万件，有效发明专利1948件。“未来美的将重点放在优化专利申请结构、加快海外布局规模、提高专利质量等方面。”美的集团法务总监李俊伟表示。 CCG认为，进行知识产权的全球化布局，将助力中国制造在海外市场上的健康发展，保护企业的创新和国际竞争力。 金融政策助力企业“走出去” 2015年，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加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力度，从而为促进中国企业海外发展提供了金融政策依据。 CCG指出，企业海外投融资渠道不断从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例如，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海外投资方面，可以运用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及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这四大政策性银行的融资渠道。在区域合作方面，可以利用东盟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中拉合作基金和中加基金等。 此外，我国还不断完善金融政策体系，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服务，比如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方案从事前登记改为汇兑资金时在银行直接办理，取消商业银行及境内企业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地域限制；简化海外上市、并购等的核准手续；改进人民币跨境支付和清算体系；创新出口信用保险产品，扩大政策性保险覆盖面等。 打造海外投资大平台 泰中罗勇工业园的中策橡胶集团项目总投资150亿泰铢，是目前中国制造业对泰投资的最大项目。中策（泰国）工厂整个生产线基本完成，2015年年末达到420万套/年的规模。中策集团入驻泰中罗勇工业园后，在全球大宗商品低迷的背景下，不但促进了泰国天然橡胶销售，还带动中国国内橡胶轮胎行业的多家配套企业先后入园，达到集群式“走出去”的效果。从单个企业的竞争转变为产业链的竞争，由此大幅提升了中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企业积极参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已成为促进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经贸合作双赢的重要举措。”CCG指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通过积极参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打造海外投资的大平台。 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始于2006年，是我国企业以集群、抱团出海对外直接投资与合作的一种方式，是企业集群式海外投资的重要平台和中国企业品牌国际化宣传的重要载体。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中国企业在建境外经贸合作区75个，其中53个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已通过考核的13个合作区中，10个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作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境外经贸合作区为入园投资企业提供了包括信息咨询服务、运营管理服务、物业管理服务和突发事件应急服务等四项主要服务。一方面，合作区在不断推动中国企业“抱团出海”、形成海外产业集聚、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另一方面还为东道国增加就业、提高税收、扩大出口，从而深化双边经贸合作关系。（何芬兰）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6年12月13日
2016年12月15日 -
【中国贸易报】后TPP时代看FTAAP
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奥巴马政府极力推行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特朗普表示，他入主白宫第一天，美国将退出TPP。后TPP时代，全球经济治理的阵营会发生哪些改变？世界贸易规则将如何改写？ 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发布报告——《亚太自贸协定：后TPP时代的最佳选择？》。报告指出，美国缺席的TPP将不再具备成为“21世纪贸易规则”的潜力。TPP的搁浅虽然会使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短期内成为亚太地区的首选超级自贸区，但是RCEP并不足以取代TPP，而且缺乏美国参与的RCEP也是不完善的。所以，第一份中国和美国共同参与的区域自贸协定——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将是后TPP时代的最佳选择。 自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多边贸易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成果，包罗万象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在2001年启动后陷入僵局，贸易自由化的主战场也从多边转向双边、区域自贸谈判。截至2015年，向WTO备案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已经达到600多份，平均每个WTO成员国签署了13份FTA。近年来，FTA涵盖内容越来越多地从贸易延伸至服务贸易、投资准入及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政策等“边境内政策”，使新签署的FTA在开放程度和自由化程度上远高于WTO规则水平。FTA越来越被认为是多边谈判机制失灵的情况下，实现全球范围内贸易自由化的路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就属于一个大型的FTA，是奥巴马政府为启动“重返亚洲”战略所积极参与推行的。与其他FTA相比，TPP被认为具有广覆盖、宽领域、高标准的特点。2015年TPP基本协议达成后，奥巴马曾表示，美国“不允许中国等国家来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则”，而TPP协议的达成将制定“21世纪全球经济在众多领域的规则”。 RCEP也是一个大型的FTA，强调东盟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发挥“中心作用”，并在现有各个东盟“10+1”协议的基础上进行更广、更深入的经济一体化。报告强调，RCEP建立于开放水平差异较大的五个“10+1”自贸区基础之上，涉及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和相关标准水平较低，基于以东盟为自贸区中心的“车轴-辐条”结构，并且不包括美国，这使得RCEP无法成为代表“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的替代方案。 报告研究指出，书写“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离不开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FTAAP是第一份中国和美国共同参与的区域自贸协定，会给亚太地区以及全球经济释放巨大红利。中美共同推动FTAAP符合两国经济、战略利益，是后TPP时期的最佳选择。 近年来，亚太地区对于自贸区的关注集中在TPP和RCEP上，但在中国的推动下，2014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决定启动FTAAP进程，批准了推动FTAAP的路线图。2016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二十四次领导人会议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会议批准了《亚太自贸区集体战略研究报告》和相关政策建议，并以此作为《亚太自贸区利马宣言》。 《亚太自贸区利马宣言》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FTAAP的重要共识，包括：FTAAP应在APEC框架外实现，APEC将发挥孵化器作用；FTAAP应建立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其他可能的区域一体化协定基础上；APEC经济体将在2020年以前，进行关于FTAAP实现路径的评估，评估工作将找出FTAAP进程中的最大挑战领域。 报告强调，发展FTAAP离不开中美对未来贸易规则所能达成的共识。中美自2008年启动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以来，已经进行了20多轮的谈判，内容已深入到了负面清单、文化产业、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两国如能早日达成BIT协议，将开启一系列新的双边经贸合作领域，包括启动《中美投资和贸易协定》（BITT）谈判，中国加入WTO诸边贸易协定谈判（例如《国际服务贸易协定》）。两国在双边层面达成共识将扫除两国成为亚太自贸区成员的主要障碍。文章选自《中国贸易报》，2016年12月13日
2016年12月15日 -
【人民网】中国入世15年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全球化进入转型升级新阶段 当前，全球治理出现新格局，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引发新的保护主义，不同形式的区域协定兴起，英国脱欧等事件让全球化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在专家看来，全球化治理的1.0受到新挑战时，全球化治理机制2.0正在形成。全球化已进入全球经济治理转型升级的新阶段。 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飞将全球治理的新变化、新发展归纳为四点：第一，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整体性崛起相趋同，改变了世界政治和经济的版图和格局，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乃至国际秩序从过去“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第二，世界经济原有增长模式失去动力，全球经济自金融危机以来持续低迷。世界增长需要新动力、新思路、新模式，探索经济增长和全球治理的新路径。第三，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存在着严重缺陷，治理“赤字”和“碎片化”现象与经济全球化带来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增大的矛盾日益尖锐。第四，全球化与“去全球化”力量的博弈加剧削弱了全球化的政治支持力，影响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体系的运转。随着贫富差距扩大等全球化负面效应积聚，不少国家民众反全球化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在上升，这影响了全球化进程，影响了全球自由贸易和全球投资体系。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认为，全球化治理的1.0受到新挑战时，全球化治理机制2.0正在形成。全球化已进入全球经济治理转型升级的新阶段。TPP、TTIP、RCEP、FTAAP以及“一带一路”、AIIB、G20等新的国际多边合作的纷纷出现都证实了全球治理面临转型升级的现状。“在WTO多哈回合谈判长期没有取得进展、世界各国亟需新的全球贸易规则的背景下，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贸易大国以及地区加快进行新的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与谈判，以期建立新的国际贸易秩序。” 王辉耀看来，“习主席提出的 活力、创新、联动、包容 ，实际上就是推动全球化，互联互通。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加入新一轮全球化竞争，积极参与制订新的国际规则，内外联动推进中国的改革，维持已经取得的贸易优势，提升资本优势，建立人才优势，在全球治理中占据主动，推动全球化的进程。” 中国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年是中方和成员国之间互相履行自己向对方做出的承诺的过程。在世界进入“新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该发挥什么作用？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撰文指出，世贸组织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遵守规则是国际贸易投资得以有序繁荣发展的关键。长期以来，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多边贸易体制得到有效维护，多边规则得到认真遵守，是全球经济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对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何宁认为中国从中也有不少收获，“首先，通过加入世贸，履行多边规则，使中国获得了平等的待遇，世贸组织164个成员之间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再次，成员国会遵守规则，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和其他的贸易措施都要按照规则办事，不能超越红线。恰恰因为这种多边规则，我们极大地减少了国内对贸易行为的干扰。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何伟文提出，为了维护以WTO为中心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为了在新起点上积极参与并力争主导全球贸易新规则的制定，需要前瞻性地研究三个问题：贸易与就业、贫富差距、技术进步。“中国应当一方面推进全球化，支持技术进步。另一方面积极执行联合国2030议程，要使人人都有体面工作。” 何宁认为，应对FTA（自由贸易协定）的态度发生改变。FTA在大的原则上都离不开WTO的规则，FTA是对WTO的加强。“如果多边贸易体制不能提供一个良好的规则环境，就靠FTA建立的这种规则环境，会被提供到多边贸易体制中，再由多边贸易体制加以确认，形成全球范围内统一的良性规则。无论是两个成员还是多个成员的FTA，与WTO都存在良性互动的过程。可以用包容开放的态度对待这些规则。” 高虎城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依然乏力，贸易和投资低迷，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多。越是在困难的时候，世贸组织成员越要加强团结，越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性。中国愿意同其他世贸组织成员一道，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重振贸易和投资的引擎作用，共同构建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开放型世界经济。 中国将参与全球治理重塑国际秩序 中国多年来一直在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今后的中国将会更加开放，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 中国目前已经到了参与全球治理的阶段。中国不仅仅需要遵守全球贸易规则，更需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指出，“入世后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在适应和遵守国际规则，现在看来我们确实应该挑战当前现有的一些不合理的国际规则。至少应该提出来，让其他国家认识到哪不合理。” 霍建国认为中国“共商共建共享”尊重其他国家的理念是对的，在不取代原有的贸易机制的基础下创新机制，以适应大家的需要。“中国现在已经在很多场合一再表示，中国无心挑战美国二战后形成的这一套金融体系，而且也认可二战后形成的几大经济机构和国际组织发挥的巨大作用。” CSIS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甘思德也认为，全球治理的规则是让所有参与者、包括国家和其他的单位进行合作，迫使他们有序地竞争，所以它不仅仅是支持和培养合作，也是培养有序竞争。 而且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从最初的学习者到现在主动或被动地走到前台的参与者。亚投行的建立、“一带一路”的提出，实际上也是全球治理的一部分。 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孙永福认为，“当面对一个新的治理方式时，各国都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在规则制定方面，全球治理还应考虑无论双边还是多边利益相互之间的平衡，找到共同发展方向，避免在谈判过程中的利益失衡。” 甘思德也认为，“从当前的状况做判断，中美两国的全球化起点不一样，做法也不一样，中美两国需要相互学习，最后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对全球化有新的共识和新的定义，进而深度合作。” “中国是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捍卫者、贡献者，”何亚飞谈到，中国现在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全球治理的总环境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第一，中国要坚定不移地维护二战胜利后形成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体系，坚定不移地维护以WTO为代表的自由、开放、公平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并且改革和完善国际经济和金融机制。 第二，面对经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模式”经济治理模式的倒塌和破产，中国要从中华文明中汲取营养，发挥全球性大国的作用，提出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与时俱进的“全球公共产品”。 第三，中国要坚持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超越地缘政治的狭隘考虑和偏见，切实防止所谓大国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为维护和促进全球自由贸易投资体系创造有利的国家政治和安全环境。 第四，随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联系日益紧密，对中国来说，一方面要采取措施，实现两个百年目标，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另一方面在对外战略方面，要更加积极主动，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更加有效地利用联合国、WTO、G20以及金砖机制等平台发挥发展中国家的作用，积极主动加强与其他大国的有效沟通，重塑新世纪国际秩序，为全球治理的不断改善做出贡献。（常红 彭婧希）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12月12日
2016年12月15日 -
【环球时报】苗绿：当中企走出去与逆全球化相遇
CCG秘书长苗绿在第三届企业全球化论坛上发言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跃升全球第二，迈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但同时，“走出去”这一步伐又恰好撞上了正在欧美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风暴，对中国企业的生存能力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 首先，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国际化人才方面的挑战。目前，中国前十大跨国公司国际人才比例只有30%多，而全球前十大企业国际人才比例达93%左右。企业“走出去”用好国际化人才，我认为第一步可从跟我们语言文化相近的海归、留学生、华人、华侨开始。 其次，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更加关注社会责任。所谓企业社会责任，很大程度上是指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对当时当地整体社会环境的保护和法律的遵守，其中包括对员工、环境、劳工的保护，对整个社会良性循环的责任，以及大家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慈善工作正向的发展。相比海外，中国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的话题虽有讨论，但并未达到持续火热的程度。正是由于这种环境差异，令中国企业没有在国内把社会责任修炼好，走出去后往往显出各种毛病，遭遇各种障碍。 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是带来就业和税收，这是社会稳定最重要的因素。特朗普之所以能在美国掀起逆全球化浪潮，最重要的抓手是觉得自己没有在全球化中受益的美国工人阶级。所以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前，首先要考虑能给当地带来多少就业。在这个基础上,遵守当地法律，在尽到更多社会责任的同时，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走出去”过程当中，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程度可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企业在社会责任上有瑕疵，很有可能影响到整个投资的成败。有些企业“走出去”时对当地的环境、生态保护做得不到位，在应用NGO的检测方面也出了问题，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机构来检测当地的环保标准，最后导致项目搁浅，蒙受很大的损失。 有个别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有个很不好的心态，去到欧美国家，会觉得反正你们发达，我“整”一笔钱就跑。去到非洲国家，又会多少有点看不上人家的感觉，冒冒失失做了一些事情，却发现非洲国家的环境保护、劳工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比中国还健全，一下子吃了很大的闷亏。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还要注意把中国好的文化带出去，让别人更接纳我们。但也要提醒很多企业，在输出这种软实力、软文化的时候，还要考虑当地的感情和因素，注意解决不同的文化怎么相互融合的问题。(作者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本文是作者在“第三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6年12月14日
2016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