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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贸易报】后TPP时代看FTAAP
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奥巴马政府极力推行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特朗普表示，他入主白宫第一天，美国将退出TPP。后TPP时代，全球经济治理的阵营会发生哪些改变？世界贸易规则将如何改写？ 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发布报告——《亚太自贸协定：后TPP时代的最佳选择？》。报告指出，美国缺席的TPP将不再具备成为“21世纪贸易规则”的潜力。TPP的搁浅虽然会使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短期内成为亚太地区的首选超级自贸区，但是RCEP并不足以取代TPP，而且缺乏美国参与的RCEP也是不完善的。所以，第一份中国和美国共同参与的区域自贸协定——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将是后TPP时代的最佳选择。 自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多边贸易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成果，包罗万象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在2001年启动后陷入僵局，贸易自由化的主战场也从多边转向双边、区域自贸谈判。截至2015年，向WTO备案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已经达到600多份，平均每个WTO成员国签署了13份FTA。近年来，FTA涵盖内容越来越多地从贸易延伸至服务贸易、投资准入及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政策等“边境内政策”，使新签署的FTA在开放程度和自由化程度上远高于WTO规则水平。FTA越来越被认为是多边谈判机制失灵的情况下，实现全球范围内贸易自由化的路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就属于一个大型的FTA，是奥巴马政府为启动“重返亚洲”战略所积极参与推行的。与其他FTA相比，TPP被认为具有广覆盖、宽领域、高标准的特点。2015年TPP基本协议达成后，奥巴马曾表示，美国“不允许中国等国家来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则”，而TPP协议的达成将制定“21世纪全球经济在众多领域的规则”。 RCEP也是一个大型的FTA，强调东盟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发挥“中心作用”，并在现有各个东盟“10+1”协议的基础上进行更广、更深入的经济一体化。报告强调，RCEP建立于开放水平差异较大的五个“10+1”自贸区基础之上，涉及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和相关标准水平较低，基于以东盟为自贸区中心的“车轴-辐条”结构，并且不包括美国，这使得RCEP无法成为代表“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的替代方案。 报告研究指出，书写“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离不开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FTAAP是第一份中国和美国共同参与的区域自贸协定，会给亚太地区以及全球经济释放巨大红利。中美共同推动FTAAP符合两国经济、战略利益，是后TPP时期的最佳选择。 近年来，亚太地区对于自贸区的关注集中在TPP和RCEP上，但在中国的推动下，2014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决定启动FTAAP进程，批准了推动FTAAP的路线图。2016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二十四次领导人会议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会议批准了《亚太自贸区集体战略研究报告》和相关政策建议，并以此作为《亚太自贸区利马宣言》。 《亚太自贸区利马宣言》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FTAAP的重要共识，包括：FTAAP应在APEC框架外实现，APEC将发挥孵化器作用；FTAAP应建立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其他可能的区域一体化协定基础上；APEC经济体将在2020年以前，进行关于FTAAP实现路径的评估，评估工作将找出FTAAP进程中的最大挑战领域。 报告强调，发展FTAAP离不开中美对未来贸易规则所能达成的共识。中美自2008年启动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以来，已经进行了20多轮的谈判，内容已深入到了负面清单、文化产业、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两国如能早日达成BIT协议，将开启一系列新的双边经贸合作领域，包括启动《中美投资和贸易协定》（BITT）谈判，中国加入WTO诸边贸易协定谈判（例如《国际服务贸易协定》）。两国在双边层面达成共识将扫除两国成为亚太自贸区成员的主要障碍。文章选自《中国贸易报》，2016年12月13日
2016年12月15日 -
【人民网】中国入世15年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全球化进入转型升级新阶段 当前，全球治理出现新格局，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引发新的保护主义，不同形式的区域协定兴起，英国脱欧等事件让全球化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在专家看来，全球化治理的1.0受到新挑战时，全球化治理机制2.0正在形成。全球化已进入全球经济治理转型升级的新阶段。 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飞将全球治理的新变化、新发展归纳为四点：第一，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整体性崛起相趋同，改变了世界政治和经济的版图和格局，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乃至国际秩序从过去“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第二，世界经济原有增长模式失去动力，全球经济自金融危机以来持续低迷。世界增长需要新动力、新思路、新模式，探索经济增长和全球治理的新路径。第三，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存在着严重缺陷，治理“赤字”和“碎片化”现象与经济全球化带来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增大的矛盾日益尖锐。第四，全球化与“去全球化”力量的博弈加剧削弱了全球化的政治支持力，影响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体系的运转。随着贫富差距扩大等全球化负面效应积聚，不少国家民众反全球化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在上升，这影响了全球化进程，影响了全球自由贸易和全球投资体系。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认为，全球化治理的1.0受到新挑战时，全球化治理机制2.0正在形成。全球化已进入全球经济治理转型升级的新阶段。TPP、TTIP、RCEP、FTAAP以及“一带一路”、AIIB、G20等新的国际多边合作的纷纷出现都证实了全球治理面临转型升级的现状。“在WTO多哈回合谈判长期没有取得进展、世界各国亟需新的全球贸易规则的背景下，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贸易大国以及地区加快进行新的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与谈判，以期建立新的国际贸易秩序。” 王辉耀看来，“习主席提出的 活力、创新、联动、包容 ，实际上就是推动全球化，互联互通。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加入新一轮全球化竞争，积极参与制订新的国际规则，内外联动推进中国的改革，维持已经取得的贸易优势，提升资本优势，建立人才优势，在全球治理中占据主动，推动全球化的进程。” 中国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年是中方和成员国之间互相履行自己向对方做出的承诺的过程。在世界进入“新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该发挥什么作用？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撰文指出，世贸组织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遵守规则是国际贸易投资得以有序繁荣发展的关键。长期以来，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多边贸易体制得到有效维护，多边规则得到认真遵守，是全球经济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对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何宁认为中国从中也有不少收获，“首先，通过加入世贸，履行多边规则，使中国获得了平等的待遇，世贸组织164个成员之间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再次，成员国会遵守规则，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和其他的贸易措施都要按照规则办事，不能超越红线。恰恰因为这种多边规则，我们极大地减少了国内对贸易行为的干扰。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何伟文提出，为了维护以WTO为中心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为了在新起点上积极参与并力争主导全球贸易新规则的制定，需要前瞻性地研究三个问题：贸易与就业、贫富差距、技术进步。“中国应当一方面推进全球化，支持技术进步。另一方面积极执行联合国2030议程，要使人人都有体面工作。” 何宁认为，应对FTA（自由贸易协定）的态度发生改变。FTA在大的原则上都离不开WTO的规则，FTA是对WTO的加强。“如果多边贸易体制不能提供一个良好的规则环境，就靠FTA建立的这种规则环境，会被提供到多边贸易体制中，再由多边贸易体制加以确认，形成全球范围内统一的良性规则。无论是两个成员还是多个成员的FTA，与WTO都存在良性互动的过程。可以用包容开放的态度对待这些规则。” 高虎城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依然乏力，贸易和投资低迷，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多。越是在困难的时候，世贸组织成员越要加强团结，越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性。中国愿意同其他世贸组织成员一道，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重振贸易和投资的引擎作用，共同构建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开放型世界经济。 中国将参与全球治理重塑国际秩序 中国多年来一直在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今后的中国将会更加开放，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 中国目前已经到了参与全球治理的阶段。中国不仅仅需要遵守全球贸易规则，更需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指出，“入世后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在适应和遵守国际规则，现在看来我们确实应该挑战当前现有的一些不合理的国际规则。至少应该提出来，让其他国家认识到哪不合理。” 霍建国认为中国“共商共建共享”尊重其他国家的理念是对的，在不取代原有的贸易机制的基础下创新机制，以适应大家的需要。“中国现在已经在很多场合一再表示，中国无心挑战美国二战后形成的这一套金融体系，而且也认可二战后形成的几大经济机构和国际组织发挥的巨大作用。” CSIS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甘思德也认为，全球治理的规则是让所有参与者、包括国家和其他的单位进行合作，迫使他们有序地竞争，所以它不仅仅是支持和培养合作，也是培养有序竞争。 而且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从最初的学习者到现在主动或被动地走到前台的参与者。亚投行的建立、“一带一路”的提出，实际上也是全球治理的一部分。 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孙永福认为，“当面对一个新的治理方式时，各国都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在规则制定方面，全球治理还应考虑无论双边还是多边利益相互之间的平衡，找到共同发展方向，避免在谈判过程中的利益失衡。” 甘思德也认为，“从当前的状况做判断，中美两国的全球化起点不一样，做法也不一样，中美两国需要相互学习，最后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对全球化有新的共识和新的定义，进而深度合作。” “中国是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捍卫者、贡献者，”何亚飞谈到，中国现在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全球治理的总环境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第一，中国要坚定不移地维护二战胜利后形成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体系，坚定不移地维护以WTO为代表的自由、开放、公平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并且改革和完善国际经济和金融机制。 第二，面对经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模式”经济治理模式的倒塌和破产，中国要从中华文明中汲取营养，发挥全球性大国的作用，提出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与时俱进的“全球公共产品”。 第三，中国要坚持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超越地缘政治的狭隘考虑和偏见，切实防止所谓大国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为维护和促进全球自由贸易投资体系创造有利的国家政治和安全环境。 第四，随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联系日益紧密，对中国来说，一方面要采取措施，实现两个百年目标，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另一方面在对外战略方面，要更加积极主动，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更加有效地利用联合国、WTO、G20以及金砖机制等平台发挥发展中国家的作用，积极主动加强与其他大国的有效沟通，重塑新世纪国际秩序，为全球治理的不断改善做出贡献。（常红 彭婧希）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12月12日
2016年12月15日 -
【环球时报】苗绿：当中企走出去与逆全球化相遇
CCG秘书长苗绿在第三届企业全球化论坛上发言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跃升全球第二，迈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但同时，“走出去”这一步伐又恰好撞上了正在欧美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风暴，对中国企业的生存能力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 首先，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国际化人才方面的挑战。目前，中国前十大跨国公司国际人才比例只有30%多，而全球前十大企业国际人才比例达93%左右。企业“走出去”用好国际化人才，我认为第一步可从跟我们语言文化相近的海归、留学生、华人、华侨开始。 其次，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更加关注社会责任。所谓企业社会责任，很大程度上是指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对当时当地整体社会环境的保护和法律的遵守，其中包括对员工、环境、劳工的保护，对整个社会良性循环的责任，以及大家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慈善工作正向的发展。相比海外，中国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的话题虽有讨论，但并未达到持续火热的程度。正是由于这种环境差异，令中国企业没有在国内把社会责任修炼好，走出去后往往显出各种毛病，遭遇各种障碍。 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是带来就业和税收，这是社会稳定最重要的因素。特朗普之所以能在美国掀起逆全球化浪潮，最重要的抓手是觉得自己没有在全球化中受益的美国工人阶级。所以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前，首先要考虑能给当地带来多少就业。在这个基础上,遵守当地法律，在尽到更多社会责任的同时，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走出去”过程当中，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程度可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企业在社会责任上有瑕疵，很有可能影响到整个投资的成败。有些企业“走出去”时对当地的环境、生态保护做得不到位，在应用NGO的检测方面也出了问题，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机构来检测当地的环保标准，最后导致项目搁浅，蒙受很大的损失。 有个别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有个很不好的心态，去到欧美国家，会觉得反正你们发达，我“整”一笔钱就跑。去到非洲国家，又会多少有点看不上人家的感觉，冒冒失失做了一些事情，却发现非洲国家的环境保护、劳工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比中国还健全，一下子吃了很大的闷亏。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还要注意把中国好的文化带出去，让别人更接纳我们。但也要提醒很多企业，在输出这种软实力、软文化的时候，还要考虑当地的感情和因素，注意解决不同的文化怎么相互融合的问题。(作者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本文是作者在“第三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6年12月14日
2016年12月15日 -
【中国新闻网】专家：中国推动全球化发展 华商将是重要资源
中新社北京12月9日电 (周欣嫒)“中国若要维护并推动全球化发展，华商将成为重要资源。”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8日发布《客观认识逆全球化，积极推进包容性全球化》报告称，作为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坚定支持者和重要建设者，中国应在国际上高举维护和推动全球化的旗帜，争取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对此，CCG理事长王辉耀作上述表示。 报告称，英国脱欧，特朗普扬言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德国十万人反对《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并游行示威，法国、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声音增强，种种迹象表明，全球化进程正遭受重大挫折。 王辉耀表示，继续推进全球化无疑会有阻力，但在这个过程中，若能充分借用好海外华商的力量，将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内地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1262.7亿美元。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投资926.7亿美元，占比73.4%；新加坡投资69.7亿美元，占比5.5%。而香港和新加坡的上述投资，大部分是由华商进行的。 除此之外，华商产业发展还越来越多元化。福布斯2016年全球富豪榜显示，华人富豪已从传统的消费品制造、餐饮、零售、农业等产业，扩展到制药业、航空业、电子商务、医疗服务等高新技术产业。 王辉耀指出，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华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他们在“一带一路”、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过程中，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前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则表示，与中国进行合作，华商不仅有“力”，更加有“情”。 他透露，互联网公司雅虎的创始人杨致远当年就是主动希望与中国建立联系，从而促成深度协议，帮助中国走进了全球科技发展和新兴业态发展的潮流中。“华商们天然、本能地希望和中国一起发展，这是别的国家无法做到的。” “6000万华侨华人是中国参与书写国际规则的最好载体。”王辉耀表示，“我们与广大华商结合起来，共同打造中国出海的‘联合舰队’，定能在逆全球化大潮中乘风破浪。”(完)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6年12月9日
2016年12月13日 -
【国是直通车】入世15年：中国收获了什么？
15年前，在国内一片“狼来了”的担忧声中，中国成为世贸组织（WTO）的一员。15年后，“与狼共舞”的中国不仅没有被击垮，反而逐渐走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在中国新闻社9日于北京举办的“国是论坛—入世15年的变与革”上，与会学者认为，得益于加入WTO，中国经济实力和活力显著增强。在逆全球化浪潮升温之际，中国今后应继续坚定地与WTO站在一起。国是论坛“入世：15年的‘变’与‘革’”专题研讨会现场中国从WTO得到了什么？加入WTO使中国企业和整个宏观经济获得了巨额“红包”。那些人们担心入世后将被冲垮的行业企业，不仅没有在激烈竞争中落败，反而逐渐脱颖而出。“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比较，中国金融业都产生了质的飞跃，堪称站到了世界之巅。”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说。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中新社记者 夏宾 摄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表示，如今中国已成为后来居上的世界家电强国，家电品牌越来越多；一些国产汽车也开始崭露头角。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中新社记者 夏宾 摄“中国在短短15年间取得的巨大成就远超预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屠新泉指出，这使其能够对全球贸易治理和WTO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实际上，在WTO没有中国的支持，任何事情都做不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屠新泉。中新社记者 夏宾 摄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莉也认为，入世15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力量增强，逐步向强国迈进。以电子商务为例，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商经济体，电商交易额年均增长高达3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莉。中新社记者 夏宾 摄在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看来，中国取得的成就体现为“三个提升”。一是能力和实力提升。目前，中国货物贸易已连续三年居世界第一，服务贸易连续两年居世界第二。同时，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也在不断改善。二是整合能力提升。快速发展的中国并没有“独善其身”，而是“兼济天下”，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早在2012年，中国就已成为日本、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124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三是话语权提升。入世之初，“接轨”、“对标”是中国政府部门和业界的高频词。“那时我们的话语权非常弱，像一个小学生在努力学习世界规则。”但2012年后，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得到显著提升。“中国已经从自由贸易规则的学习者、跟随者，逐渐成为规则改革的推动者和倡导者。”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研究员赵萍。中新社记者 夏宾 摄但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许霓妮提醒说，中国需要警惕巨额贸易顺差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去年中国贸易顺差达5939亿美元，“这个顺差2013到2015翻了一倍，之前都挺平稳的”，“历史上，没有哪个大国能够长期拥有如此大的贸易顺差。”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许霓妮。中新社记者 夏宾 摄中国能为WTO做什么？多哈回合谈判久拖不决，区域自贸协定风起云涌，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升温……作为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代表，WTO正面临严峻考验。屠新泉指出，作为唯一的全球性贸易组织，WTO是中国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平台。在此情况下，中国应继续坚定支持WTO，积极推进多边议题谈判。同时，应继续推进RCEP等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小步慢走”，发出推进全球化的积极信号。赵萍对此亦有同感。她表示，WTO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绝佳平台，中国应继续积极参与并努力推动WTO改革。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也指出，当前全球自由贸易仍然依靠WTO规则体系来维护。今后，中国在坚持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也要积极构筑面向全球自贸区的网络，通过自贸区网络逐步降低关税水平，加大投资和服务行业的开放。“没有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国仍然是死路一条。”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中新社记者 夏宾 摄“当前WTO已不完全是经济平台，而是沾染了越来越浓厚的政治色彩”，在张莉看来，考虑到WTO相关议题谈判常常因大国博弈陷入僵局，中国可在坚持自身目标的前提下，适当展现灵活性，以更好推动WTO发展。文章选自国是直通车，2016年12月9日
2016年12月13日 -
【人民网】“逆全球化”是现象而非本质 积极推进包容性全球化
人民网北京12月9日电 （徐祥丽）2016年以来，随着英国脱欧、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表明将退出TPP, 法国、意大利政坛动荡，“逆全球化”集中升温。全球化趋势是否真的将要倒退？日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发布报告《客观认识逆全球化 积极推进包容性全球化》,及时回答了这一问题。报告认为，英国脱欧、欧洲民粹主义抬头、世界贸易增长缓慢、保护主义抬头只是现象，而非本质，不能表明全球化将要倒退；全球化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不以人们或者政治家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针对当前全球化确实出现三大伴生问题和第四次工业革命趋势，报告给出了建议。 英国脱欧不是逆全球化 CCG北京总部，CCG副主任何伟文发布《客观认识逆全球化 积极推进包容性全球化》报告。何伟文首先分析了近期世界上逆全球化的主要现象，并指出，这些现象或言论背后或有具体原因，或根本站不住脚，不能作为全球化将要逆转依据。 报告指出，英国脱欧的基本原因有二：一是难民涌入超出承受能力，这是地缘政治灾难，不属于经济全球化范畴；二是欧盟体制本身存在弊端，束缚了生产力发展，影响了英国利益。经济条件差异极大的17个成员国共同使用欧元，为维持欧元稳定，强制执行预算赤字不得超过GDP3%的规定。导致希腊经济连续衰退，金融危机到2015年，德国人均实际GDP增长9%，法国零增长、西班牙负增长6%，意大利负增长8%。因此英国脱欧反映的是欧盟体制存在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弊端，而不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英国脱欧不是为了逆全球化，相反，正如新首相特蕾莎?梅所说，英国脱欧后，英国脱欧后可以重新获得全部主权，可以单独对外签订贸易协定。她还雄心勃勃地表示，能够组成新的自由贸易区，不亚于欧盟。 同样，德国反对TTIP是为了反对使用转基因食品和反对单方面采用美国标准。反对的是上层建筑。 特朗普对自由贸易和中国的攻击基本上站不住脚。首先，特朗普曾表示美国要退出WTO。但实际上，中国加入WTO15年来，美国在对华贸易上不是输家。数据表明，美国出口比进口增长更快。其次，中国也没有像特朗普所攻击的那样，夺走美国人的饭碗。特朗普的依据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加意味着失业增加。但实际上就业与逆差变动没有关联，报告举例说，美国航空航天工业作为顺差大户，2013 ～ 2015 年贸易顺差增长 10.0%，就业人数却减少了1.6%，这是由生产率提高造成的。 报告指出，虽然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流出存量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但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流出存量与当年全球GDP 总量相比一直在上升。同时最大跨国公司海外资产、销售和雇员比重保持稳定，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经营状况略强于母公司。这些都表明，虽然世界贸易、投资和人才移动发展势头出现了某些减弱，但并没有发生转折性趋势。 历史证明，贸易体制和政策最终只能服从全球化经济规律。1929-1933年间的美国大萧条，就是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基础发展的典型例子。但最终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纠正了错误的体制。如马克思所说，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而生产力发展最终决定上层建筑必须与之适应。 全球化伴生三大问题 “逆全球化”现象为什么会出现？报告指出了全球化伴生的三大问题。 一、技术进步带来就业相对减少。二、资本和劳动间收益差距的不断扩大。三、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运作带来巨大风险。何伟文指出，针对这三个问题，应认真研究，寻求对策。 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2014 年 4 月 7 ～ 11 日在汉诺威举行的工业博览会上，德国首次推出了工业 4.0 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提法。人类历史在三次工业革命之后，正迎来以人工智能技术、机器人技术、新能源技术、物联网、自动驾驶技术、3D 打印技术、区块链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报告分析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七个趋势。第一，可能既加速全球化，又分割全球化。第二，世界贸易的规则将相应发生重大变化。第三，跨境投资增长的主要指标不仅是规模和金额，更是技术等无形资产投资。第四，传统跨国公司面临全球全要素的重新布局和配置。第 五， 人 工 智 能、 机 器 人 和 无 人 驾 驶 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将带来众多失业。第六，各国之间，一国内部不同群体之间收益差距将进一步拉大。第七，支持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金融创新将层出不穷，大规模工业革命将带来世界资本市场的巨大发展，从而带来新的全球金融风险。对策：积极推进包容性全球化 全球化催生问题，逆全球化现象严重，第四次工业革命势不可挡。国际社会应采取什么对策？报告指出，刚刚结束的G20杭州峰会为推进全球化制定了全面的战略蓝图和行动计划。全力实施G20成果文件，积极推进全球化，企图逆转全球化的力量将微不足道。 报告建议，应以解放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不动摇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防止WTO破碎化。WTO本身应与时俱进，不能被区域贸易边缘化。同时包容以为代表的区域自贸协定。 针对全球化伴生三大问题，报告给出技术进步和充分就业并重、节制资本，扶持劳工、全面长期治理国际金融体系三个对策。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应承担起大国责任，抓住难得历史机遇。报告建议组织智库全面系统研究，参与主导国际规则制定；利用好G20、WTO、一带一路和RCEP为代表的对外自贸区四个舞台；提出推动包容性全球化口号，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针对第四次工业革命趋势，积极组织推动前瞻性研究，未雨绸缪，争取主动。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12月9日
2016年12月13日 -
【澎湃新闻网】智库：后TPP时代，中国当倡导“包容性全球化”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12月9日，日本参议院正式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及其关联法案。此前，这些法案也已经于11月10日在日本众议院通过。至此，这一横跨太平洋两岸、号称代表“21世纪贸易规则”的贸易协定正式在日本成为法律。 然而，《华尔街日报》毫不留情地指出，“这主要是一种象征性举动。”原因在于，该协定需要获得至少六个国内生产总值(GDP)总计占到所有成员国总GDP 85%的成员国的批准，而占TPP成员国GDP总量60%的美国则即将迎来一届对这一协定并不友好的政府。当选总统特朗普宣称，将在上任第一天就把协定“扔进废纸篓”。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12月8日发布的一份名为《FTAAP：后 TPP时代的最佳选择？》的报告中提出，没有美国参加的TPP已经不再有成为“21世纪贸易规则”的潜力。 报告发布人、CCG主任王辉耀分析称，早在向美国国内民众“推销”TPP时，奥巴马政府反复强调的就不是美国经济能从TPP中得到的利益，而是“不能允许中国来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则”。这显示出，作为一个经贸方面的倡议和安排，TPP的地缘政治因素要大于经济因素，这自然使得TPP难以引发美国普通民众的好感。甚至于在刚刚过去的美国总统大选中，TPP成为“过街老鼠”，遭到两党几乎所有主要候选人的声讨。甚至连一手促成TPP的民主党候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都不得不表示反对，并称TPP为“扼杀就业和压低薪资”的贸易协定。 除了TPP之外，奥巴马政府试图与欧洲缔结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也遭遇了巨大阻力。据新华社报道，今年9月17日，数十万德国民众走上街头抗议这一协定，理由是这一协定会降低欧洲既有的对企业生产的环境与社会标准。而德国经济部长加布里尔更是早在今年8月就宣布，美欧之间围绕TTIP的谈判“已经失败”。不仅如此，意大利、德国、法国的一批主张反移民、反欧盟、反自由贸易的右翼势力的日益壮大也让很多人担忧，一股“逆全球化”的风潮正在挑战过去几十年来人们形成的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识。 CCG在同日发布的名为《客观认识逆全球化，积极推进包容性全球化》的报告中提出，与过去几十年来人们熟悉的“全球化”进程相伴的，还有三大不得不注意的问题：资本运动带来的技术进步影响就业，劳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和金融风险巨大。尽管这些问题并不一定直接由全球化导致，但全球化成为了这些问题日益加深的载体反过来也影响到了全球化进程本身的推进。 CCG副主任、前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表示，面对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包容性全球化”成为选择之一。何伟文认为，在开放贸易壁垒时，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不能要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大国和小国之间采用一个开放标准。必须要适应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国情有差异的条件和有差异的开放，才能够实现一个包容各方的开放局面。 除了坚持并改善现有的自由贸易体系之外，CCG的报告中提出的“包容性全球化”的内涵还包括节制资本、扶助劳工、国际金融治理等。 “（中国）应当坚定地顺应现代化大生产和全球化的客观规律，科学推进全球化，走在潮流的前头。”报告说。文章选自澎湃新闻网，2016年12月10日
2016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