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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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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特朗普当选,如何在挑战中把握新的机遇
文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经贸是中美两国共同利益交集最多的领域,也是两国通过双边合作和管控分歧获得切实利益、实现互利的领域。特朗普当选新任总统后,需要代表国家意志,考虑整体社会利益,而不是完全按照竞选时的主张施政。 当地时间11月8日晚,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公布,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出乎此前众多专业人士的预料,甚至有评论认为此结果是今年的又一大“黑天鹅事件”。由于近期世界范围内所谓“逆全球化”的现象此起彼伏,特朗普又在竞选过程中提出一系列具有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反移民色彩的主张与口号,其当选美国总统令不少人担忧下一步中美关系和全球化进程的走向。但是在我看来,特朗普的当选在给中美关系和全球化进程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机遇。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美国总统大选和政治体系的一些基本背景。一是通过以往历次美国总统大选的经验来看,竞选时的口号和主张不等于执政政策。正如里根在总统选举时说要升级同台湾的关系,但当选之后态度发生很大改变,在其任职期间,美国与中国建立了良好关系;克林顿在总统选举时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但当选后促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二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同时也在选举新的国会,国会能够对总统的权力构成限制,包括各种预算和重要的政策。三是美国是联邦制国家,50个州各自有独立的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所以,特朗普当选新任总统后,需要代表国家意志,考虑整体社会利益,而不是完全按照竞选时的主张施政。 特朗普当选带来的挑战,目前主要是一定时期内美国相关政策的不确定性、双边关系的磨合,以及可能对全球化进程产生的负面影响。从长期来看,这些问题可以在中美两国广泛的共同利益基础上,通过管控分歧,加强全方位、多层次的对话与合作得以解决。 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贸易总量占世界五分之一。经贸是中美两国共同利益交集最多的领域,也是两国通过双边合作和管控分歧获得切实利益、实现互利的领域。自中美建交以来,从建交之初的不足25亿美元到2014年的5551亿美元,中美双边贸易额30多年来增长了200多倍,2015年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美双边贸易额和双向投资存量的高速增长,促进了两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而并非片面地说对华逆差造成了美国的低就业和经济增长放缓。实际上,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是加工贸易,而该领域大多数企业是外商投资企业,例如苹果在华组装手机再输入美国市场,沃尔玛在中国采购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满足美国民众生活需要,这些既有利于美国企业在海外的发展,也有助于避免当地的通货膨胀。此外中国每年有约50万学生出国留学,中国是美国第二大移民来源国,中美之间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员交流,两国间的合作具有很大的集成效应。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2014年两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分别达到27.8%和15.3%,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两国共同肩负着促进全球发展繁荣的重要责任。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全球化进入经济治理转型升级的新阶段,经济阵营的对立趋势不利于世界经济发展。中美两国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实际受益者,应该坚定地支持和引领全球化发展,共同促进世界各国的包容性增长。 国际贸易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G20提振世界经济的中国方案的关键组成部分。现在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谈判双重受阻、压力增大,新一届美国政府将面临新的体验和新的思路,尽管特朗普此前也声明反对TPP这一构想,预计其就任总统后也将变相提出TPP的实质内容。在此背景下,中国获得了很好的机会,可以高姿态地提出新的更大范围的多边贸易投资协定。 中国应准备好新的替代方案,发起设立更加宏大的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FTAAP)多边贸易机制,将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中国支持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衔接在一起,以涵盖TPP和RCEP两个多边机制下的所有成员国家,引领和推动新的、更大范围的贸易投资合作,让所有的亚太地区国家都能从中受益,并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此外,中国还可以藉特朗普就任后的契机,邀请美国加入亚投行,推动更大范围的共商共享共建,促进中美关系的更大进展。
2016年11月10日 -
俞敏洪:真正的核心素养无法通过考试来衡量
图片源自网络俞敏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人民网北京11月7日电 (孙竞)近日,在以“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为主题的2016中国教育明德论坛上,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俞敏洪表示,只有考核机制改变了,才能真正改变方向。 在俞敏洪看来,核心素养包括很多方面的要素,审美能力、情感能力、同情心等都是重要部分。如果一个人从小能够在教育的带领下懂得欣赏优美的文字,培养对生命的热爱,培养自律和遵纪守法能力,养成良好的习惯,这就是核心素养的意义。真正的核心素养还来自于孩子们可以共同在一起,能够互相合作,懂得尊重别人,理解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概念。但是这些素养,并不能通过考试来衡量。 然而在目前的考核机制下,学校和老师一切以分数为标准,每个学生都希望考上北大清华。中国最精英的孩子通过最努力的方法进入最好的大学,却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我和北大心理学教授讨论北大学生问题的时候,他说大概30%左右的学生有心理问题或者有严重的心理问题,每年想要自杀的不在少数。”在俞敏洪看来,这是一个大失败。 “我们的孩子之所以变得压抑,就是因为被限制在了人生的窄窄小道上,走完这条小道走到北大清华,突然发现前面就是汪洋大海,自己根本游不过去。”俞敏洪说。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11月7日
2016年11月9日 -
【侨报网】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独特优势
【侨报特约记者张星星11月7日北京报道】“华侨华人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是7日出席华侨大学新书发布会学者的共识。如何发挥华人华侨的独特优势,怎样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焦点。 华侨大学联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以下简称CCG)当日在北京发布了新书《搭桥引路: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书籍重点介绍华侨华人在各国的境遇及发展情况,强调了“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华侨华人在双边往来中,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并指出中国与华侨华人所在国,发展双边关系时应注意的问题。与会专家认为,华人华侨是连接中国与所在国的天然桥梁与纽带,中国或需要有一些政策突破,吸引更多华侨华人,为“一带一路”建设献智献力。 连接中国与所在国的天然桥梁与纽带 华侨大学副校长曾路说,“华侨华人群体具有连接祖(籍)国与所在国的桥梁和纽带的特殊性,是‘一带一路’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据统计,全世界6000多万华侨华人中,有逾4000多万人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主要覆盖区亚洲是华侨华人传统聚居区,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全球华侨华人最为集中,约有3000万人。 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务干部学校副校长赵健认为,华侨华人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仍然有很大的潜力。他们不仅人数很多,经济力量相对也比较强,在当地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据估算,“一带一路”主要覆盖区的亚洲华商经济实力,占世界华商经济的2/3以上,世界华商500强中约1/3分布在东盟各国。在许多国家中,华商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 除了经济领域的影响,赵健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多地强调,要发挥华侨华人连接中国和世界的战略作用。这本新书为怎么发挥这个作用提供了一些初步的答案。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龙登高教授表示, “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存在着潜在的政治风险以及宗教与文化冲突形成的风险。华侨华人既了解中国,也熟悉所在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状况;既熟练掌握中国及所在国的语言系统,又了解两国文化环境和民众心理差异,是连接中国与所在国的“天然桥梁和纽带”,在传播中国文化、向世界说明中国、推动民间交流、化解偏见、降低风险等方面,可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吸引更多华侨华人献智献力 “中国最缺的不是资本和项目,而是人才和思想。”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发起人赵磊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目前的短板还是在人才。中国可以吸引更多华侨华人参与其中。 三年前“一带一路”建设,大多数还是工程、机械、项目等的“硬联通”。赵磊表示,未来“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力点是要实现民心或人心等的“软连通”,华侨华人不仅可以是润滑剂、融合剂,也可以是化学反应的催化剂。 “‘一带一路’建设最重要的是民心相通或者人心相通。” CCG主任王辉耀也认为, “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最重要的人才资源,就是华侨华人。 改革开放,中国引进外资,70%是华人华侨或是者通过他们引进的。中国现在走出去开展“一带一路”建设,也是要依靠华侨华人。王辉耀认为,“依靠华侨华人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王辉耀介绍,CCG近期的研究发现,印度对海外侨民实行的是普惠制的,在凝聚海外民心方面做得很好,对中国或有借鉴意义。他举例说,印度给海外一千多万印侨,办理了海外印度侨民证,拿到证就可以免费回印度,就可以享受印度所有的待遇,这是非常得人心的一个政策。 “如何让华人华侨更多的参与,怎样更多的凝聚海外华人华侨的民心,可能我们也需要有一些政策和突破。”王辉耀说。文章选自侨报网,2016年11月7日
2016年11月9日 -
宗庆后:制造业是立国之本
宗庆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大力发展制造业,扶持实体经济,一直是中国官方文件和高层讲话中强调的关键词。中央政府也一直在努力采取措施,来降低企业成本、减少行政审批等等。 但宗庆后认为,这些政策的具体落实还不够。他说“全国的土地都被国土资源部定了价,现在工业用地需要几十万、上百万/亩,水、电、气都是国有垄断企业,要把水、电、气接入工厂都需要高额的费用,而且审批各道环节也需要不少报告,什么环评、能评、清洁生产等一系列的审批均要费用,如此高的投资成本,而盈利又无把握谁还敢贸然投资?” 他同时表示金融也要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对于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更要在资金上予以支持。 宗庆后还对互联网技术发表了看法,称互联网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平台和工具,但虚拟经济不能搞过头,否则会损害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这是立国之本、强国之本、富民之本。 “希望政府对电商管起来,要征税,对互联网经济也要管起来,让其健康发展,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力”,他说。 宗庆后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也有一番自己的思考。他认为投资和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很有限,所以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将主要依靠内需。但是怎么拉动内需呢,“当务之急是提高老百姓的收入问题”。 宗庆后说,“有钱人的消费,提升的空间已经很小了,只有提高10亿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解决医疗、教育、社会保险问题,让他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才能真正地拉动内需。而解决的方法之一是改革财政部门,降低企业与老百姓的税负。” 宗庆后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充满信心,他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因为我们有党的英明领导,有能集中办大事的体制,我认为当前解决的关键是分配问题。” “现在据说中国已有三亿人富起来了,仅这三亿人就创造了一亿人次出国旅游的纪录,而且是到哪哪里的市场就火了,试想如果还有十亿多人也富裕起来,进一步拉动消费,我国的经济会是怎么样?我相信又会进入一个高速的发展时期。” 宗庆后的话,带有明显的时代气息。作为中国商界传奇人物,在今年10月13日胡润研究院发布了2016年度《胡润百富榜》中,宗庆后家族以1120亿元的财富排名第五。而他掌控下的哇哈哈也在全国工商联发布《201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排名第70位。同时,宗庆后也是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关于他的传闻很多。曾有媒体把宗庆后比作“霸王”,以显示其对公司的控制力度强。确实,已经71岁的宗庆后,现在依然奋战在哇哈哈一线,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 而在他的传奇中,最著名的无疑是“达娃之争”。1996年达能与娃哈哈成立合资公司,达能出资4500万美元加5000万人民币商标转让款,占合资公司51%股份,娃哈哈集团占有49%的股份。 2006年,达能派驻合资公司的新任董事长范易谋发现,宗庆后在合资公司之外建立一系列由国有企业和职工持股的非合资公司,这些非合资公司每年也为娃哈哈带来丰厚的利润。范易谋认为这些非合资公司的存在拿走了本应由合资公司享有的市场和利润,因此要求用40亿收购非合资公司51%的股权。宗庆后拒绝了达能的收购请求。 于是,宗庆后在媒体上扯起民族主义大旗,捍卫娃哈哈品牌。舆论之外,达能公司通过法律手段,发起了一场针对宗庆后和非合资公司的全面诉讼。但最终在国内、国外数十起诉讼以达能的败诉而告终。宗庆后在思客讲堂上演讲近日,新华网上市前夜,旗下思客栏目的“宏观经济形势与金融改革创新”论坛上,观察者网编辑在这里见到了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温厚的笑容,浙江口音,谈起当前经济热点,以及企业目前的困难,包括互联网金融的火爆,宗庆后敢言敢讲,15分钟内,全场竟连续响起五次掌声。作为实业界的第一代企业家,宗庆后在演讲中疾呼,要大力发展实业,发展制造业,莫要把虚拟经济搞过头。世界经济危机远没有过去很荣幸能够受邀参加新华网主办的这次思客会,今天论坛的主题是“宏观经济形势与金融改革创新”,本人想就实体经济发展与金融创新说点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我认为,当前世界经济危机远远没有过去,继续下行的压力还很大。因为欧美政府并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政策,仅仅是大量印钱而已。欧洲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导致大家都不愿工作了,而且短时间难以纠正;美国高度负债的虚拟经济下,就业也难以解决。WTO的负面效应也日益显现,因为WTO最基本的原则是,哪里成本低就在哪里生产,发达国家把相关产业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廉价生产,发达国家财富创造得少,负债消费得多,等到发达国家出问题了,发展中国家也会受牵连。中国的经济一样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尽管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中国还是一枝独秀,但毕竟经济发展的速度放缓了。而且不可否认,我们的经济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在从投资、出口为主拉动经济发展转向以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迈进的过程中,还有一段路要走,特别是当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难度较大。当前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分配问题我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因为我们有党的英明领导,有能集中办大事的体制,我认为当前解决的关键是分配问题。现在据说中国已有三亿人富起来了,仅这三亿人就创造了一亿人次出国旅游的纪录,而且是到哪哪里的市场就火了,试想如果还有十亿多人也富裕起来,进一步拉动消费,我国的经济会是怎么样?我相信又会进入一个高速的发展时期。我认为首先要提高老百姓收入问题。党中央已经提出要在2020年让老百姓收入翻一番,今年又提出精准扶贫问题,要全民进入小康,我认为当前要认真落实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让老百姓富起来,特别是中低收入的人群富起来,因为有钱人的消费提升的空间已经很小了。现在关键还是要增加10亿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拉动起这部分人的消费才能真正拉动内需。而且不但要解决他们的收入问题,还要解决医疗、教育、社会保险问题,让他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他们才能放心大胆地用钱,这才能真正地拉动内需,才能促进经济的再次腾飞。我认为,财政部门要进行改革,要降低企业与老百姓的税负,促进经济发展。用于这方面的赤字负债我认为是能收得回来的,因为经济发展了,税基扩大了,税收也会增长。而老百姓收入提高了,生产发展了,成本也提高了,人民币肯定会贬值,政府的债务也会减轻,有钱人的财富就会贬值,实际上是平和地进行了均贫富,而我们对外可以使人民币升值、让其坚挺,因为我们不靠出口来拉动经济发展了,这样我们进口的产品价格就便宜了,我们将会享受人家的劳动成果。如果人民币坚挺了,世界各国都藏人民币,把人民币变成硬通货了,我想这个好处是不得了的。我认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经济上要充分放开、搞活。我们改革开放初期就是靠对外开放、中央对地方放权、中央对地方让利发展起来的,但后来对经济又集中管起来了,把企业管死了。制造业是立国之本 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我认为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这是立国之本、强国之本、富民之本。因为实体经济是创造财富的经济,若不创造财富哪里有虚拟经济、金融行业的生存之地,不创造财富国家百姓如何生存。我认为中央现在主要抓两件大事,一是强军发展国防力量,免得被人欺侮;二是发展经济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奔向小康社会。这两件大事都要依靠实体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例如清朝末期GDP占全世界30%以上,也是一个经济大国,但闭关锁国没有参与工业革命,GDP增长靠的是丝绸、瓷器、茶叶,没有洋枪、洋炮,八国联军三万多人把慈禧太后打得落荒而逃。现在中央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制造业,我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民富国强必须要花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及高端制造业。目前实体经济中存在的问题、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实体经济税费负担较高,资金成本、人工成本太高,利润率太低,因而导致生存不下去及没有人愿意干。实体经济对国家贡献很大,现在应该让其休养一段时间,要放水养鱼了,少收点税,取消一些费。另外资金成本对民营企业来讲也比较高,现在银行把钱贷给国有企业,标准利息甚至还下浮,然后国有企业再把贷款贷给民营企业赚利差的比比皆是。我认为应该一视同仁,同时银行的贷款利息太高,把企业利润都赚走了,企业活不下去了,反而变成坏帐了,因此适当降低点利息,希望国家不要给银行过高的利润任务,也不要光对民营企业的坏帐追责,实际上金融也是依附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没有实体经济金融业就像没有水的鱼。至于人工成本高,我认为也是应该的,不断提高老百姓收入,使人民生活更幸福是我党的宗旨,但按现在企业的盈利水平要提高员工收入是相当困难的。我认为企业可以实现全员持股,一则提高员工的积极性与责任性,二则也能让员工得到分红收入,进而提高员工收入。同时政府也要设法降低五险一金的税率,提高个税的起征点,不要让企业给员工涨工资,结果大部分又被国家收回去了,实际上得不到收入的增长。目前退休工人的收入比在干活的年轻人收入高的现象要改变,否则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降低投资成本,现在工业用地也需要招拍挂,而且全国的土地都被国土资源部定了价,现在工业用地需要几十万、上百万/亩,水、电、气都是国有垄断企业,要把水、电、气接入工厂都需要高额的费用,而且审批各道环节尚需要不少报告,什么环评、能评、清洁生产等一系列的审批均要费用,如此高的投资成本而盈利又无把握谁还敢贸然投资?就是这样政府也不愿意把土地给工业制造业,因为做房地产地价更高。目前房价过高留不住人才,年轻人买不起房,不能安居乐业,影响社会稳定,农民买不起房很难实现城镇化,真的是后患无穷。现在买地的钱是银行的,造房的钱是银行的,买房的钱也是银行的,绑架了银行,我认为不能再扩大这个泡沫了。金融要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对于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更要在资金上予以支持。银行要对各行各业的发展情况更加深入了解,对于被淘汰的企业与产品不管是国营还是民营都不要盲目贷款,对国有与民营企业要一视同仁,适当降低贷款的利率。同时我认为银行是否可以与强势企业共同筹办风险投资基金 ,现在美国掌握了大量的高新技术,实际上这些技术都不是美国开发的,而是美国风险基金从全世界买来的,而且是从初创就买来的,很便宜,但他买了十个如果有一两个成功了,上市了,就把成本和利润赚回来了,我认为我们也应该学习他们这种办法,能掌握更多的高新技术,促进我国制造业的弯道超车高速发展。文章选自观察者网,2016年10月30日
2016年11月9日 -
郑永年:制造企业要有国际化眼光
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中国的制造业也在积极向国际接轨。作为制造业大区的顺德,昨日也再次成为国家经济研究团队考察的对象。近日,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指导的华南理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到访顺德,开展珠三角企业发展状况的实地调研。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南都讯 记者卢凯阳 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中国的制造业也在积极向国际接轨。作为制造业大区的顺德,昨日也再次成为国家经济研究团队考察的对象。昨日,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指导的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到访顺德,开展珠三角企业发展状况的实地调研。 昨日,郑永年团队对千亿制造业企业美的开展调研,他评价美的能够坚持“以我为主”,通过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加大技术升级的投入,以及开展全球化布局等手段发展实体经济。 调研结束后,郑永年接受了媒体采访。他认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应该开始扮演领头羊的角色,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实体经济应该借助互联网、金融等手段,开展全球化的布局。他还提到,广东作为经济体量大省,佛山的制造业企业应该更积极地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号召,“有更大的潜力、更大的动力借此去推动中国的国际化进程。”谈实体经济制造业应鼓励技术升级 上月,郑永年发表署名文章,谈到了中国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和过度互联网化问题。他认为,至少在国内一些地区,改革目标是发展实体经济,但结果却走向了“脱实向虚”。 昨日,郑永年再次谈到了制造业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他认为,在研究欧美发达国家、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经济历史时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是需要制造业实体经济。 “目前我们都在横向比较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去和美国的金融业、互联网看齐,这是不科学的。”郑永年举例,欧美发达国家现在的人均G D P达到4万美金,中国才8000美金,要填补这样一个空白,靠金融和互联网填补不了,只有实体经济才能填补。如果仅仅都靠金融业,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郑永年看来,金融业、互联网赚钱快,就像一个气球一下子被吹大了,可吹大容易,破灭更容易。他认为,中国这么大体量的国家,肯定需要互联网和金融,但不管怎么发展都必须和实体经济结合起来,“不能说实体经济倒过来为他们服务,中国的实体经济要做到+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这一点中国应该向德国学习”。 “相反实体经济是没有泡沫的,有的只是技术升级问题。”在调研了顺德企业之后,郑永年表示,很高兴看到作为制造业企业的美的仍然是“以我为主”,“也有和电商结合,但美的是用这些平台来发展实业,而不是转向互联网或者金融。”郑永年说,美的大量投入于技术升级,这是实体经济应该发展的方向,也是国家所鼓励支持的。郑永年认为,佛山制造业基础不错,要想巩固这个基础,就要鼓励企业往技术升级、技术服务去努力。谈“去产能”企业产能布局要有国际眼光 今年5月,郑永年研究团队成员、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金澄博士在参加南都举办的关于制造业未来的讨论中曾提到,在走访调查东莞制造业之后,他发现在机械制造和机器人企业中存在扎堆式的行业振兴,“中国制造出来的机器人,目前全世界都消化不了。” 对此,郑永年认为,中国本身的体量很大,不管是钢材、煤炭,还是现在提到的机器人,只要进行集中生产就很容易出现产能过剩,而产能过剩又往往与中国的刺激政策有关系。 “政府的刺激政策对企业很容易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令到企业不看市场需求就进行大量生产,所以我们现在才提出要‘去产能’”。郑永年认为,企业进行产能布局的时候必须要有全球性的眼光。 郑永年举例,董明珠在新加坡考察时就发现当地竟然没有格力的产品,“东南亚作为热带亚热带国家,对空调的需求量其实是很大的,很多都是日本的品牌,这就是中国制造业企业需要思考的地方。” “欧美的市场也都先是国内市场饱和了,才想到要跨国,要走出去,这些都是企业拓展的一种本能。”郑永年说,在大数据时代,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一定要有国际化眼光,“看西方怎么进入中国,大概也知道中国企业应该怎么走出去。”谈“全球化”全球化公司不仅是跨国公司 关于全球化的问题,郑永年认为,世界新兴国家现在正处于方兴未艾的时候,作为金砖国家的领头羊,虽然中国还处于全球化的起步阶段,但在思考世界经济的时候,中国也要慢慢成为全球化的领头羊。 “以企业的全球化为例,以前都叫做跨国公司,现在开始叫全球化企业,但全球化企业和跨国公司还不一样,包括美的在内,现在也还只能说是初步的跨国公司,还没能成为一个全球化企业。”郑永年还提到,当美国的google等科技公司正在进行全球化布局的时候,“中国应该反思的是,我们的科技型企业却大多在想着攻占国内市场,比如百度在做外卖”。 郑永年称,并不是不能抢占国内市场,而是应该更多地放眼国际市场,这时候政府应该引导企业向更高层面发展,培养更多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公司。 中国从资本短缺国家变成资本剩余国家,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家,“以前是要融入世界经济,现在可以提出自己的立场和方案。”郑永年认为,在这个阶段,广东也要思考自己能做什么,佛山的制造业能做什么。 “中国现在提‘一带一路’,我认为广东的企业应该表现得更加积极。”郑永年称,真正的“一带一路”需要像广东、浙江、山东这样的经济总量大省才能支撑起来,“一带一路”不是简单的边贸问题,制造业佛山应该有更大的潜力、更大的动力去借此推动中国的国际化进程。文章选自《南方都市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11月8日 -
Long Yongtu: Beijing should play bigger role in global rule making
Long Yongtu, chairman of Center of China & GlobalizationThis December marks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the past 15 years, China could have played a bigger role in promoting global governance had the world’s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allowed it optimum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rule-making process. That will be China’s main objective in the future.Fifteen years ago, some people in China questioned the rationality of "wearing the chains" of the WTO. The opponents gradually realized that China could not win the trust of foreign corporations and governments if it did not become a WTO member, and trust is quite important in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By pledging to abide by WTO rules, China has increased its foreign trade on average by 22 percent a year during these years, while becoming a major destination for foreign investment. China has also benefited by abiding by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it will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in making global rules, as well as executing them. Therefore, contrary to what some people assume, there is no reason for China to reject the current rules and world order.But global rules are always changing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ing circumstances. For example, recent years have seen the emergence of a series of new rules in the relatively new fields of e-commerce, internet and global climate change.China is willing to do such "additions" without "subtracting" the existing rules, because it cannot pick which rules to follow and which to ignore to suit its own interests and development stage.In practice, however, many global economic organizations have only conventions and cases, not rules. At the G20 Leaders Summit in Hangzhou, East China’s Zhejiang province, in early September, China advocated that guiding principles for investment be worked out, and its efforts were recog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Only the collective effort of the world can transform conventions into detailed rules. China will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is process, as it is the world’s largest investor and a major investment destination.Som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till do not have rules in some emerging fields of trade. But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is a constructive one-regrettably the US Congress did not pass it-and shows many other countries are doing the "addition". China supports such efforts and holds an open attitude toward them, hoping other countries also have the same attitude toward China’s efforts in this regard.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such as the World Bank and Asian Development Bank cannot meet all the countries’ demands for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funds. So China took the lead to establish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nd the BRICS New Development Bank, but to supplement their functions, not to replace them.Besides, China opposes the politicization of economic and trade conflicts. Anti-dumping cases in global trade are not bad things, because they can expose the problems and help to find the solutions within a framework of rules. Hence, countries should not politicize them.China will cooperate with the United States-as well as oppose it when needed-in making new global rules and improving global governance.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and the largest developed country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countries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It is natural for them to play key roles on existing as well as new fronts such as internet governance and the fight against climate change.No matter who is elected the next US president, the fundamentals of Sino-US relations will have to continue. China and the US have many common interests, so they need to cooperate in making new rules and fostering global governance.The author is chairman of Center of China & Globalization, a think tank in Beijing.By China Daily, Nov. 5, 2016
2016年11月7日 -
王辉耀: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人才充分交流
2016年10月18日,主题为“与世界对话”的2016年凤凰国际论坛在北京开幕。本届论坛所探讨的重要话题之一,是如何让中国与世界有一场真正交心的对话,如何传播中国好声音。在其中的软实力论坛上,多位专家学者、知名人士共同就“中国外交理念与海外社会形象”展开探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在论坛发言中指出,为了打造命运共同体,我们需要提升软实力,必须要和全世界的人才和人口充分交流和沟通。以下是他的精彩发言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中国的外交理念与海外社会形象,特别是软实力,对于中国当下还是很有借鉴意义。因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硬实力增长很快,现代化、全球化的速度非常快。中国的货物流通规模居全球首位,全国的高楼大厦占到全世界每年在建的绝大部分,这些硬实力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切实需要反省的是软实力,从外交理念到社会形象。 从历史来看,中国非常包容和开放。今天,中国需要延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以及“中庸”的思想,包括共同构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在打造软实力方面具有优势。一方面,我国拥有逐渐成长起来的全世界最庞大的中产阶级。去年出国旅游人数达到一亿两千万人次,按照世界旅游协会统计,我们的海外旅游消费达到两千亿美元,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据。但是我们出去的时候,还要记得继承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同时国家要继续保持开放,以开放促改革,提升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我国出国留学的人数最多。人才在全球环流,是巨大的软实力。我们还有遍布全球的六千万华人华侨,以及二代、三代的七八千万华侨,这些都是中国的软实力。例如东南亚三四千万的华人华侨群体,他们都会对我们妥善解决南海和东南亚问题有所帮助。 更好地结合传统文化优势和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开放思想,对于发展中国软实力是非常必要的。今年是改革开放的第38年,中国的硬实力有目共睹。现在全世界能不能认可中国、从内心尊重中国,我认为这是中国软实力需要解决的问题。 打造命运共同体 今天这个论坛很有意义的地方是提出了“我们如何提升中国软实力?”这个问题。我们要更多地真正践行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观点,即海纳百川,发挥中国传统优势和亲和力,坚持开放,推进全球化。用巧实力、软实力配合硬实力,真正打造一个海纳百川的境界,这是中国目前最需要的。 对于如何让人成为中国最大的软实力,我认为这需要一两代人去解决。中国的硬实力刚刚强大起来,涉及几亿农村人口的文化教育还需要更大的改善。提升公民“走出去”的形象,是一个综合教育、开放和人才往来各个方面的系统工程。 此外,我认为中国软实力还有一个很大的欠缺。习主席强调“广纳天下英才而用之”,“一带一路”仍需要人才先行。如果没有培养出一大批“一带一路”的相关人才,“一带一路”建设就无法做好,我认为中国需要培养大量的相关人才。 推动全球人才流动 我们现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但缺乏和全球人才充分的交流。我们提升软实力,必须要与全世界的人才和人口充分交流、沟通。 中国有一亿多的人才流出,但是中国的国际人才比例是全世界最低的,只有0.04%,而发达国家的国际人口比例是10%,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是3%,印度是0.5%。 中国吸引留学生也是世界最低,吸引留学生的比例不到1%,在3500万的在校大学生中大概仅占0.5%、0.6%,发达国家则普遍是10%或者8%左右。 北京的国际人口比例是0.5%,香港、东京、纽约都是百分之几十,巴黎也有很高的比例,新加坡是40%。我在哈佛大学做访问研究员的时候也交流过一次。李光耀总理在回答中美之间最大的差距时指出,中国是在13亿人里面选人才,而美国是在70亿里面选人才。这是软实力最大的差别,是我们今后需要加强的一个方面。我也呼吁中国建立移民局,国家也在考虑。真正做到像习主席所说的广纳天下英才,重回盛唐时期八面来朝的繁盛局面,才能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世界强国。 全球化的源动力 现在我们在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近年来提出的一个新理念;二,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要继续推进全球化;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四,王阳明的观点“知行合一”。这些都是推动全球化的源动力。 (文章选自凤凰国际智库,2016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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