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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大庆：关于北京市科技创新及创新服务的建议
理事简介毛大庆，优客工场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近期，两部委和北京市政府共同起草的《北京加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到2017年，北京市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初具规模；到2020年，核心功能进一步强化，北京市的科技创新能力引领全国；到2030年，核心功能更加优化，北京市将为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有力支撑。 该《方案》中提出了五方面的任务，包括强化原始创新,打造世界知名科学中心；加快技术创新,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推进协同创新,培育世界级创新型城市群；坚持开放创新,构筑开放创新高地；推进全面创新改革,优化创新创业环境。 此外，根据隋振江副市长的表述，北京作为国家首个自主创新示范区，未来将要构建专业化的、深度整合的创新服务和孵化平台。 结合该方案的总体设想，以及我们优客工场在运营中了解到的科技创新企业的实际需求与遇到的困难，现在向北京市政府提出以下关于科技创新、创新服务方面的建议，请各位领导参考。 1. 金融创新方面 结合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国有资本创业投资基金制度，完善国有创投机构激励约束机制； 对包括天使投资在内的投向种子期、初创期等创新活动的投资，研究探索相关税收支持政策； 支持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发展，大力推动优先股、资产证券化、私募债交易等产品创新； 鼓励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机构实现投贷联动，支持科技创新创业。 2. 鼓励专业服务机构在企业和高校的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专业服务机构可以通过技术撮合、财务、法律、人才、市场分析、空间服务、新型组织构建等举措，实现企业和高校资源的有机结合。 我建议鼓励众创空间等创业服务机构，不断提高自身服务能力，保障和推动科技成果的落地转化。 3. 鼓励创业服务机构推动中小型科技企业与大型企业的合作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最新的科技成果往往最早出现在科技型中小企业，但中小企业在技术应用，市场拓展以及技术的再创新能力方面都有较大局限性。 技术合作或并购等方式可以有效促进大型企业与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合作，一方面可以有效加快中小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缩短科技成果走向市场的周期。 建议鼓励规模较大的众创空间类服务机构发挥其创新资源聚集的优势，在推动合作方面提供更深入的服务。 4. 鼓励创新服务机构推动全球创新资源在中国的落地 从全球范围看，很多顶级的创新资源聚集在美国、以色列、德国等国家。这些国际新技术、新产品、或科技型中小企业，与中国企业合作的需求和意愿非常强烈，但专业的国际科技资源服务机构较少，服务能力较分散。 建议鼓励有相应能力的众创空间类服务机构，发挥其全流程服务的特点，通过一站式服务，促进国际创新资源在中国的落地。 5. 为大型众创空间入驻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行政审批简化流程 建议放开众创空间类非办公性质物理空间地址注册限制； 建议开通大型众创空间场内入驻企业注册绿色通道，经空间服务机构初审合格的企业，在报入工商系统后可缩短取照流程周期； 建议简化消防、城管、公安类行政审批程序，针对性质特殊的众创空间可采取一事一议、特事特办。 关于科创企业投融资服务方面的建议 6.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适度共享研发资源 国有科技型企业对科技类项目核心技术的理解水平普遍高于民营企业，在技术水平没有代差的情况下，同类产品的研发成本也普遍高于多数民营企业。 建议国有科技型企业可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逐步释放专利，将对专利的技术化和产品研发工作众包给民营企业，使成本中心外置，同时对中标的有持续性产品研发能力的外包企业予以投资，使之形成利润中心，并反哺国有企业。 7. 建议国企投资方向向科技创新产业倾斜 国有企业及银行的投资资金使用流程较复杂，以往较多投向快消品或房地产，建议投资方向向科技创新产业。 相对向机器人产品进行的投资，就不及对机器人产品中驱动器、伺服器、高精度减速器等关键部件的专利进行投资，以及对其研发、产发机构进行投资。 该类投资精准在于关键部件在产业行业需求方面的广谱性，投入资金的回报率高于对整体产品投资的回报率。 同时基于市场化商业规律，这种投资方向将有效提升北京市的核心技术水平。 8. 建议国企收购国外中小技术型企业 国有企业应结合有能力的专利代理机构，收购国外中小技术型企业（欧洲为主）及其专利和核心技术。 此类企业的体量小，资金能力有限，但拥有高度集中的专利和核心技术能力，收购后，国内研发、产发机构可精研其专利与核心技术并进行升级，辅以专业专利代理机构的协助，可在国际市场拥有合法的专利使用权及其衍生的专利产品销售权和品牌，会有效提升北京市产业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9. 建议银行开拓天使投资渠道 在新常态经济形势下，传统银行体系应开拓天使投资渠道，在社会资本力有不逮、但具有相当投资价值的项目方面提升投入，调整贷款利率要求，探索拓展抵押物在无形资产领域的范围，推动投贷联动对创业企业的可行性，使企业、银行和社会需求三方共赢。 10. 建议资本市场人才向上游流动 政府在政策上应鼓励二级市场从业人员向一级市场流动，一级市场的资本流动可深入各类产业，但具备相应财务、金融、法律知识的从业人员并不充足。该需求并非基金从业考试一类资格认证可以满足，需要有理论知识和市场操作经验的人员更多地加入进去，以更高的视野进行更加具象的工作，并更加细致地挖掘产业中可能被忽略的价值。 11. 建议政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 针对科研成果的封闭和人才的非商业化，建议政府及各级科技机构推动北京市理工类及综合类高校构建不同层级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并由商业机构与此类平台进行技术合作，进行产品/产业投资，市场化交易撮合相关科技成果。 关于创业服务业政策补贴的建议 12. 建议政府牵头加快众创空间行业标准制定，并根据新的行业标准出台相关补贴政策。可利用业内有代表性企业参与行业标准制定。 13. 建议相关补贴政策面向不同种类的孵化器、加速器、重创空间等创业服务企业，实施过程中不局限于特定地区内的特定园区，应根据行业标准落实政策，不设地址地域门槛。 例如注册地在科技园区、创业园区之外的创业服务企业也应该拥有申请补贴的资格。 14. 建议服务重点从硬件向软件倾斜，根据服务内容和服务深度制定创业服务量化考核标准，补贴政策针对创业服务核心内容落实，不再以量作为关键评审指标。 15.建议政府加强政策解读宣讲工作，完善行业服务职能，促进政策制定，通知和落实工作高效便捷，给企业留出反应和解读时间。 建议政府在政策上最大限度地提供主动化服务，例如发改备案，涉及到大部分企业申报政府扶持，但企业往往不知道有备案要求存在，只有到项目申报的时候，才发现必须备案，项目备案是常态化工作，如能够将项目备案通知的职责单独划分到可以经常与企业近距离接触的部门，在每月与企业接触的过程中，提醒企业本月是否有新建项目，提前去相关部门备案，可以避免补贴落实过程中错失好的项目。 16. 针对众创空间类企业设立创业平台基金，建议由政府牵头，并通过众筹出资的形式运营。 首先，作为孵化专项基金，扶持初创小微企业初期发展，解决资金困难问题，使资金得到最大价值利用； 其次，作为创业风险基金，对创业核心团队人员的医疗健康，失业等风行进行保障，解决创业者后顾之忧，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创业。
2016年9月6日 -
【环球网】B20：为全球经济开出中国药方
【环球网 记者 苏建军 赵娟 吴梦启 马晓春 陈超】9月3日下午,习近平主席在杭州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的主旨演讲主旨演讲。在这个令全世界瞩目的国际会议中,习近平主席的演讲不仅引起与会人员20多次的掌声,更是在这个周末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做了一次系统的“把脉”。 在国际经济整体低迷的当下,本次杭州峰会承担着来自全世界的期待。从本次峰会议程来看,正是基于全球经济形势下全世界关注的共同话题来展开,强调中方希望同各方一道,建设创新、开放、联动、包容型世界经济,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这些议题有望在制定创新增长蓝图、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深化国际金融架构改革等领域取得突破。 中国正在影响全球经济 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公布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数字,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6.7%,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73.4%,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4.1%,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城镇新增就业717万人。 习近平强调,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个新起点,就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增加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新起点,就是中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起点,就是中国同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的新起点。 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正在发生悄然改变。过去中国经济处于搭全球经济顺风车的位置,而如今已经成为引导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和动力。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中国经济的转型和突出创新将会影响全球经济的走向。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在接受环球网财经采访时说,现在世界经济增长三分之一都来自于中国。中国搞好了经济,世界经济才能增长,世界经济才能有很大的维护。现在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增长率处在最低点,可以说需要加强全球贸易的治理、完善全球治理的机制和一些新的机制的提出。从短期的应急平台建成中长期的规划和治理平台是很有意义。 中国正在从一个旁听生正在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规则的参与者和制定者。“杭州峰会是正在进行的国际合作重生的契机。”被誉为“G20之父”的加拿大前总理保罗·马丁给出这一判断。类似的声音在国际舆论场日渐增多。 世界经济的“中医疗法” 习近平在演讲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38年的伟大进程,是探索前行的进程,是真抓实干的进程,是共同富裕的进程,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进程。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个新起点,就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增加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新起点,就是中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起点,就是中国同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的新起点。在新的起点上,中国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拓更好发展前景。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释放更强增长动力。坚定不移推动绿色发展,谋求更佳质量效益。坚定不移推进公平共享,增进更多民众福祉。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实现更广互利共赢。中国有信心、有 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继续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北京大学数字研究院副院长曹和平在仔细聆听完习主席的讲话后说,习主席作为东道主,这段话给人的感受是以谈体会的方式向世界传递中国人三十八年来的成功经验,表明中国增长的绩效是实实在在的事,但也正在转换增长动力,寻求增长的公平机制,愿意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的成果,让各国感到亲切和易于接受。 曹和平还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探索中不断前进的过程,既不因循于以往的理论,又以实际行动向中外传达了中国道路的合理性。目前,中国在探索过程中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从出口导向加投资拉动型经济向消费拉动和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变,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机制,不要因转型期老一轨经济的增速回复常态而忽视新经济力量的崛起。 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伙伴精神是二十国集团最宝贵的财富,也是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选择。 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各国期望团结起来,需找可持续发展之路。面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诸多困难,习主席在会议上以充满自信的方式呼吁建设一个创新、开放、联动和包容型的世界,反映了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心声。同时,包容型增长事实上是对近一段时间以来,全球经济处在困难期需要合作时,部分国家建立排他性的机构,谋求一己之利的做法一种委婉的否定,这种呼吁,将能极大地增强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攻心力量。 《印度教徒报》驻华记者阿图尔·阿内贾向环球网记者说,演讲的内容触及了国际和国内政策的方方面面。演讲当中宣布对全球化的支持,这对于一个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现象)的世界来说太重要了。 阿图尔表示,他很重视可持续发展和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在国内政策这一块,(习主席)演讲特别强调了消除贫困的重要性。这一做法领先于所有发展中国家。 本次杭州峰会,在发展问题上开创了三个“首次”:首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核心位置、首次就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题制订行动计划、首次就支持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开展合作。这种安排,对促进“包容性世界经济”建设具有开创性意义,被称为东方特色的“中国处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此的评价是:中国的积极努力“使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包容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上述王辉耀进一步表示,这一次(峰会)是有史以来发展中国家参加最多的,我个人认为是全球化的。比如说联合国开会将近200个国家就很难达成一个共识,最好的组合就是G20,既有发达国家也有金砖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开辟了一个国际合作的全新平台,加强了这个平台,和创新了这个平台。 2013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部分国内外舆论一直认为中国经济某种意义上将重复亚洲增长模式,比如日本衰落的20年。习主席的讲话,肯定了国内外对中国经济正面评价的声音: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是站在了一个新的增长起点上而不是所谓的衰退。“行胜于言”,中国的一代一路战略,亚投行机制,丝路基金,以及金砖国家银行等的国际化战略和新国际组织,恰好弥补了当年日本处在最佳增长期时,国际化视野过小过散的缺失。中国和世界一起成长,不光有理念,而且有战略,有措施和实施平台。这一叙述彰显了中国在世界发展中敢干、能干和与大家一起干的大国形象。曹和平说。 匈牙利 《世界中国》主编 纳吉·麟盛赞了习主席的此次讲话。他说,“习主席在工商峰会上讲了几乎有50分钟的话,让我惊讶的是他居然没有看稿子没有重复一句话,连续不断地在演讲。我觉得他讲的全是自己的思想。他的讲话精神是在我们现在正在面对全球的经济整合调整,他强调在世界上只要有一个地方遇到困难,我们所有的,国家都得要去面对,要去帮助解决问题。任何一个地区的挑战,都是我们,全世界人的任务,。他还说再多的框架协议也不如一次的具体行动。所以明天即将的G20高峰会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贯彻所达成的协议等。”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习近平主席用这首诗表达了中国对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信心和意志,在全世界积极信号的同时也令国人更为期待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表现。文章选自环球网，2016年9月3日
2016年9月6日 -
【央视网】G20峰会主席台上 中国将为全球治理创造怎样的新愿景
央视网消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七一”重要讲话不久之后，杭州G20峰会将成为验证这句论断的最佳平台。 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于9月4日至5日在杭州召开，中国是本次峰会的轮值主席国。这是近年来我国主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峰会。G20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全球治理论坛，其轮值主席地位以及杭州峰会东道国本身代表着国际领导权的合法性。 这届主题的关键词是“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然而仅仅两天一夜的G20领导人峰会，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也许最主要的就是四个字，达成共识。 当今，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合作又走到了一个转型岔路口，既有新科技发展和新兴市场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面对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升温、英国脱欧等不稳定因素。而解决之道则取决于，习近平所说的“共同选择和共同行动”。经济新愿景：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占世界经济总量的85%，这个数字决定了G20的一举一动对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性和指向性。 在G20的所有议题中，金融无疑是最为核心的那一个，不管是从前，还是未来。今年7月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里，对金融市场的描述是“波动仍然很大。”在全球经济环境日益复杂的情况下，英国脱欧又给全球经济和金融走向增添了戏剧性。面对潜在的风险，G20成员国必须积极应对。 其中，最有针对性的一环就是完善国际金融架构。市场动荡和不确定性再次凸显建立开放且具抗风险能力金融体系的重要性，货币流动、金融安全网、融资及主权债等问题都是这个体系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发达经济体复苏滞缓，让人们对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空间和稳定效力充满期待。无论是继续推进的《巴塞尔协议III》，还是备受关注的2017年IMF第15次份额总检查，亦或其他致力于建构公平、安全、有效控制风险的举措中，都能看出对G20中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和参与度的重视和提升。 关于金融，中国提出的“绿色金融”成为一大亮点。“绿色金融”是以金融为入口，以环保经济为主体的综合发展理念。中国提出这一议题是为了更好地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和本国经济绿色转型。 今年将与G20同期举办的二十国集团工商界活动（B20）是此次峰会的一出重头戏。而B20的核心文件《B20政策建议报告》也已经撰写完成，在“实现强劲的国际贸易投资”的原则下，该报告建议G20建立促进跨境电商领域公私对话的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电子商务的全球规则有望由此奠定。 冲出国内，走向国际的“结构性改革”不仅是国内改革深入的方向，同时也是中国为世界经济提供的治本之道。 “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金融安全、贸易自由、结构性改革，以及提升新兴经济体的稳定力量，从平稳到强劲，从波动到可持续，从不平衡到平衡，中国方案所谋划的全球经济治理是从标本兼治的角度出发的。 当然，G20中的大国协调，不应仅局限于各国财政和金融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而且应包括各国的全球安全政策之间的协调，以使G20与联合国安理会形成分工，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新型国际关系：命运共同体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形势下，合作是各国应对挑战、实现发展的必然选择。”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在国内、国际场合提到“命运共同体”一词，并表示非常愿意使用这个词。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全球化的一体两面。而“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无疑是对人类命运和全球化的深一度反思。这个概念告诉人们，人类不仅仅是受益于全球化的客体，还是不得不共同面对全球化危机的主体。 在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性公共问题的增多与现有政治实体管理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加剧成为全球治理面临的重要挑战与机遇。仅就经济与金融政策而言，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和影响很深，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相关协调却相对缺乏，甚至彼此相互抵触。因此，成员身份更加多元，而且更多代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G20，应该从应对危机的“临时机制”转型升级为总揽“全球治理”的长效机制。 成立至今17年，22次会议，11次峰会，G20涉及的议题已经远超出金融、贸易等经济议题。诸如就业、妇女权益，能源危机、气候变化，乃至于打击恐怖主义等社会化及全球性议题也是G20框架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这场主场外交上，应对全球挑战、担负全球责任不仅是中国作为大国的自觉与信心，更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和考验。 习近平表示，未来取决于“共同选择，共同行动”。西方也有谚云，You are what you eat（人如其食，比喻你的选择决定了最终的结果）。 两天一夜的G20峰会云集了20国集团最高层首脑，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决定着G20一系列顶层设计的最终执行效力，所以达成共识是基础，而信任互换才是从0到1转化的关键。 “希望这次G20杭州峰会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新阶段、新发展、新动力的起点。”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 “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中国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似乎早就给多元的全球化提供了规则的范本。而“命运共同体”则更像是这一哲学理念的进化版本。 G20峰会既要解决国际政治经济眼前的难题，更要为全球治理的诗和远方铺路。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不确定的全球经济，承办G20峰会，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有的信心与担当。所以，中国期冀为全球建构的不仅仅是更加包容、创新增长的经济前景，更是和而不同、共荣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张莉 王沛然/文）文章选自央视网，2016年8月31日
2016年9月6日 -
【环球网】G20国家互联网发展研究报告发布：中美应用创新最活跃
2016年8月31日，汕头大学国际互联网研究院、互联网实验室、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京联合发布《G20国家互联网发展研究报告》。报告显示，G20国家互联网普及率平均值达到69%，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同时，中美依然是互联网应用创新的最活跃地区。 该报告从互联网普及率、网络社交、零售电商、移动互联网创新、互联网发展与网络空间战略等多个方面和领域对G20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发展历程和经验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深入研究了各国互联网治理的实践和理念主张、互联网发展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趋势。《环球时报》了解到，该报告旨在希望以此作为洞察和把握全球互联网发展动态和趋势的重要参考依据，为中国制定互联网治理的国家战略和国际战略、参与全球网络空间博弈、开展更多国际合作与交流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 报告显示，G20国家互联网普及率平均值达到69%，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发达国家已遇到普及率上升瓶颈，新兴国家仍具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印度网民增速的后发优势显现，成为G20国家中网民增速最快的国家，市场潜力巨大。 互联网经济方面，G20发达国家市场的互联网经济占GDP比重平均水平为5.5%，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为4.9%。英国一直保持领先优势，互联网经济对GDP的贡献率超过美国和中国。报告认为互联网经济已经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新动力，互联网经济GDP占比是综合反映一个国家互联网产业发展的重要指标。 网络社交方面，G20各国互联网流量TOP10服务当中，仅中美两国完全由本土企业供应服务，韩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的本土与美国互联网企业各占据半壁江山，本土企业提供博客、新闻门户服务，其它国家基本依赖美国企业服务进口。以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工具已经获得G20的市场优势，中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的本土社交工具在本国占据优势地位。同时，中国网络社交水平高于全球但略低于G20平均水平，已接近互联网普及率，需要突破上升阻力。 在零售电商领域，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零售电商交易总额达到了1.74万亿美元，并在过去三年平均保持每年20%的增速。G20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分化明显，但在全球占据垄断优势的超级电商平台暂未出现。美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以绝对优势处于领先地位，其中B2B市场占9成以上。中国和日本的电子商务交易总额相近，竞争明显。中美日三国的电商企业占据全球十强，总交易额达到全球的54.8%。印尼、阿根廷以及沙特等国家，由于网民消费习惯转变和对电子商务缺乏安全感等因素影响，电商发展水平较低。 在互联网应用创新领域，报告认为中美依然是互联网应用创新的最活跃地区，估值超过十亿美元的美国企业估值总和超过680亿美元，中国超过1500亿美元。而移动互联网正在牵引新兴国家互联网创新动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国的电商、互联网金融、O2O服务正在不断涌现，未来，他们将不仅仅是网络大国们的目标市场，更会成为全球网络经济蓬勃发展的主动脉之一。 报告认为，G20各国的互联网发展战略正在按照从网络基础设施到以信息技术发展为核心的互联网发展与安全战略，再到信息技术与工业技术深度融合的未来工业战略方向进行演进。G20共同面临着网络空间安全挑战，集中于物理主权与网络主权的匹配度问题，恐怖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的网络渗透，跨境数据流动问题。发展中国家的数字鸿沟问题依然是焦点问题，发达国家共同面临商业与人工成本较高挑战，发展中国家依然要应对市场效率底下，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挑战。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表示， G20峰会是国家间合作，进行全球治理的重要会议。互联网作为全球化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也是全球治理的载体之一和新兴领域。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企业全球化、人才全球化研究，也关注着全球互联网的发展。在G20峰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汕头大学国际互联网研究院、互联网实验室联合发布《G20国家互联网发展研究报告》，希望通过学界、业界和专家们的共同努力，通过研究、探讨，让中国在互联网发展中更多借鉴G20国家在互联网发展与治理中的先进经验，使中国互联网朝着更加开放、健康和有序的方向发展。 王辉耀同时表示，目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迫切需要找到新的增长源，互联网必将成为突破口。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网民高达7.1亿，是全球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在全球互联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在G20这个全球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上需要有着更多的创新、联动和包容，也需要有更影响力的作为和影响。《G20国家互联网发展研究报告》的发布旨在希望以此作为洞察和把握全球互联网发展动态和趋势的重要参考依据，为中国制定互联网治理的国家战略和国际战略、参与全球网络空间博弈、开展更多国际合作与交流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 该报告由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和新闻研究所、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互联网实验室、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多个国内外研究机构联合参与并编写完成。 发布会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苗绿主持。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郝叶力、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主任李晓东、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原所长周晓晶等G20互联网课题组成员单位代表、数十家国内外媒体代表共同参加了本次活动。文章选自环球网，2016年9月1日
2016年9月5日 -
【人民网】《G20国家互联网发展研究报告》在京发布
人民网北京9月1日电（记者 谭武军） 8月31日，汕头大学国际互联网研究院、互联网实验室、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等单位在京共同发布《G20国家互联网发展研究报告》。报告从网民数量、网络社交、电子商务、网络安全、移动互联网创新、互联网经济等多个维度对G20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发展历程、经验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深入研究了各国互联网治理的实践和理念主张，并分析研判了G20国家互联网发展面临的问题及未来趋势。 报告指出，G20国家互联网普及率平均达69%,普及率已遇到上升瓶颈，但在新兴市场国家仍具有较大提升空间。印度成为G20国家中网民增速最快的国家。中美互联网应用创新依然是最活跃区，移动互联网正成为牵引新兴市场国家本土互联网创新的新动能。俄罗斯、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未来将成为全球网络经济蓬勃发展的“主动脉”。互联网经济将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中国作为全球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网民高达7.1亿，在全球互联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报告认为，中国作为全球互联网领域新兴领头羊，需继续“走出去”发掘更大市场。同时， G20各国的互联网发展战略正在按照从网络基础设施到以信息技术发展为核心的互联网发展与安全战略，再到信息技术与工业技术深度融合的未来工业战略方向进行演进。在网络空间领域，G20国家也共同面临着物理主权与网络主权、恐怖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的网络渗透、跨境数据流动等网络空间安全挑战和问题。 发布会主办方表示，2016年G20峰会即将在中国召开，而互联网经济将是G20会议的重要新亮点。中国在G20这个全球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上需要有着更多的创新、联动和包容，也需要更大的作为和影响力。该报告的发布旨在为洞察和把握全球互联网发展动态和趋势提供重要参考依据，为中国制定互联网治理的国家战略和国际战略、参与全球网络空间博弈、开展更多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9月1日
2016年9月5日 -
【中国新闻网】G20国家互联网普及率平均达69%
中新社北京8月31日电 (记者 石岩 刘育英)由多家中外机构联合参与编写的《G20国家互联网发展研究报告》31日在北京发布。报告称，G20国家互联网普及率平均达69%，普及率已遇到上升瓶颈，新兴国家具有较大上升空间，印度成为G20国家网民增速最快的国家。 该报告由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互联网实验室、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国内外机构参与编写。 报告认为，中美互联网应用创新依然是最活跃区，移动互联网正牵引新兴国家本土互联网创新动能，俄罗斯、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未来将成为全球网络经济蓬勃发展的“主动脉”。互联网经济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中国作为全球互联网领域新兴领头羊，需继续“走出去”发掘更大市场。 报告称，G20各国的互联网发展战略正在按照从网络基础设施到以信息技术发展为核心的互联网发展与安全战略、再到信息技术与工业技术深度融合的未来工业战略方向进行演进。在网络空间领域，G20国家也共同面临着物理主权与网络主权、恐怖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的网络渗透、跨境数据流动等网络空间安全挑战和问题。(完)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6年8月31日
2016年9月5日 -
金灿荣：民族复兴对中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我们接着讲，上午我们讲了一点中美之间的共性，超大型，文明型，都是people first（以人为本），我们有一种东西叫民本主义，孟子就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就是民本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就是为人民服务，这非常重要，美国是民主主义，都是很好的理念。两个国家都很自信，中国人混的再惨，文化上也很自信，中国人被人打的时候在文化上都很自信，美国人更是如此。犹太人在全世界基本上都是独立存在下来，但是犹太人到了中国就不见了。宋代的时候有一群人来到开封，叫开封犹太人，后来他们还接收了皇上的赐姓，其中混的最好的得到了赵姓，他们家有个后代就是赵紫阳。犹太人到了任何地方别人都排斥他们，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有点封闭，于是排斥他们，他们就抱团，然后存在下来。但是犹太人到了中国以后，谁也不在意他们的身份，到了后代他们也不在意，之后就找不着了，这是非常罕见的文化现象。美国也是一样，犹太人在美国生活的很舒服，因为这两个国家挺宽容的。我们在政治上比较专制，不宽容，但是文化上是非常宽容。 还有就是实用主义，美国人把实用主义当做国家哲学，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是与生俱来的，是骨子里的。我们中国人拜的每一个神都是有用的，没用就不要。还有世俗主义，中国是世俗主义国家，世俗主义就是现代化的本质，所以我们中国文化就有现代化。另外就是物质主义，中国人赶时髦，什么东西时髦就买什么，这就是物质主义。还有我上午讲的，中国人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者，美国人是公开承认，中国人是隐讳的承认，所以每个中国人都很难管，都非常自负，瞧不起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尽管大多数人是无才可遇。另外就是平等主义，中国人非常讲平等。总之他们在性格上很相似。 当然也有差异，美国是个移民社会，商业主义占上风，然后就是法治、精神比较突出，对政府挺怀疑，所以他们坚持有限政府。美国对外是比较扩张主义，美国跟俄罗斯很难好起来，因为他们俩都是扩张主义者，扩张主义者在西方有一个形容词叫弥赛亚主义。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大家如果读《圣经》就会看到这个词，耶稣就是弥赛亚，美国、俄国都说自己是弥赛亚主义，他们的逻辑就会导致扩张主义，他说我最好，你们必须听我的，不听我就打你，枪杆子里面出民主。中国不会这样，中国以后混的再好也是这样，说我很好，你爱学不学，我才懒的费劲打你。所以这就是中美的区别，前面心里是一样，都很牛，都觉得自己最好，但是第二点不同，美国说我好，你必须学我。中国说我好，你爱学不学。 我们的主体民族非常稳定，从黄帝时代开始就很稳定，我们在文化学上叫黄河文明一元论。如果大家读一读最新的考古学的证据，其实中国的产生非常复杂，我们实际上是多文明源头的国家。中华大地有人说6个，多的是11个独立的文明起源，包括华南地区是有独立的起源，像天水伏羲后代，红山文化，蒙古东边辽宁，其实跟中原文化不一样，非常独立。三星堆也跟中原文化不一样，其实中国文化的来源很复杂。但是最后起源黄河中游那一支文化占了主导地位，所以多源头，但是最后是由这一支一统天下，所以叫黄河文明一元论。依托这种文化形成一种主体民族叫汉族，非常稳定。这一点跟美国不太一样，美国因为移民，最早是英国人的后裔占主导地位，后面就少了。现在实际上美国白人当中，最大的移民后裔是德国人后裔，不是英国人后裔，但是我们很稳定，这一点跟他们不一样，他们的民族构成比我们复杂。 第二，义利兼顾观，美国绝对商业至上，但是我们会特别强调义利兼顾。还有我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法治，我们认知性比较强。另外相对有限政府，我们绝对是政府主导性的国家，政府作用始终是很大的。外交上我们是防守型国家，中国外交一直强调后发制人，很少主动进攻。但是中国也有恐怖的地方，中国一旦决定进攻，就没完没了要打好几百年。周边国家不喜欢我们，因为他们的历史记忆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总是说我们一向热爱和平，我们记忆都是别人打我们，但是周边国家的记忆都是我们打他们。真正的事实在两者之间，工业化以前我们是农业文明，现在人类的文明就两个，一个农业，一个工业，在农业时代还有一些依附性的文明，比如说游牧、渔猎、山林等等，但是农业文明最有代表性，是第一文明。 现在是第二文明工业，在工业化以前，我们文明都在欧亚大陆，别的地方没有，欧亚大陆的历史从战争的角度来说，基本上是北方游牧征服南方农耕的历史，绝大部分都是这样。不是因为北方游牧生产力发达，他生产力是落后的，但是军事上有优势，他有骑兵。在机关枪出现之前是骑兵决胜，谁有骑兵谁老大，当机关枪出现了，骑兵的战争使命就结束了，当西方人带着火炮和机关枪来到东方的时候骑兵是没有用的，在平原上我这100挺机关枪，你那一万个骑兵，那一万个骑兵就是一堆肉，没有意义的。但是在机关枪出现以前，骑兵就是决胜者，游牧民族先天有这个优势，只要在北方出现一个优秀的领导人，能够把零散的草原部落集合起来，变成20万人的部落，这样就有10万男性，就有5万骑兵，足以征服南方上千万人的农业帝国，这在军事上没有问题。基于这样的军事优势，所以整个工业化以前的欧亚大陆史，就是北方游牧征服南方农耕的历史。绝大部分南方农耕民族遇到北方威胁，基本上就是一个选择，就是投降。 印度在南亚次大陆是最典型，南亚次大陆的历史是只要在阿富汗出现一个骑马的民族，所有南亚次大陆的各个王国就准备好迎接新的皇上，想都不想，成为习惯了。所以当1913年东印度公司很少的一点人到了南亚，584个当地的小王国都准备投降，非常简单。中亚、西亚、北非、欧洲的小部落基本上都是这个态度，第一选择就是投降。但是有一些比较优秀的南方农耕民族，他们就开始想办法，一个办法是修长城，长城可以把很多小规模的游牧入侵挡住。我们修了长城，波斯人修了，就是今天的伊朗，然后就是罗马帝国修了，然后就是英国人修了，英国有一条叫哈德良长城，但是我们修长城是无与伦比，我们最长，他们全部加起来还只是我们一个零头，但是只要修了长城，他们的主体民族就相对保存的比较完整。没有罗马帝国修的长城，像西欧的主体德国、法国、意大利就保存不下来。有哈德良长城，英国的独立性就非常好，盎格鲁撒克逊。所以这是第二招，除了投降，就是修长城。 第三招只有我们中国玩过，其他所有人都没有玩过，那是什么？就是倾全国之力组织一支专业骑兵跟你对打，从赵武灵王开始，他学习胡服骑射，组织专业的骑兵跟你对打，一开始真打不赢，后来就改革跟人家对打。然后就是秦皇，蒙恬将军。最引人注意的是汉武帝，当然后来还有唐太宗李世民，还有武则天，然后就是朱元璋，朱元璋组织徐达那一支大军北伐，如果没有他们的内战，就是叔叔燕王把侄子建文帝赶走，徐达这支大军很可能把蒙古民族彻底灭了，那时候势头非常猛，所向无敌。后来因为叔侄打架，他就回来了，蒙古族就获救了。其中最引人瞩目是汉武帝，汉武帝提拔了两个人，一个是卫青，一个霍去病，这两个人组织的专业骑兵让北方民族吃尽了苦头，特别是霍去病那一支部队，全部都是烈士子弟，都是爸妈被杀了，他收养了他们，然后训练他们作战，训练了十几年以后，这帮家伙全部成了职业杀手。其实游牧民族不是他比你坏，而是生存条件恶劣，往往游牧入侵南方都是北方出现了大旱，没有吃的，所以就跑过来了。所以不是总是作战，相对一般的农民，他有作战优势，但是面对霍去病这样一帮职业杀手，他就弱势了。跟霍去病打，就相当于NBA职业球星和街头篮球爱好者比赛是一样的，所以结果很惨。霍去病四次塞外，有一次他的部队一次杀掉了39万人，这在古代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情况下，上百万平方公里没有人了，很恐怖的。 所以我们的记忆都是你们老打我，其实人家的记忆是中国人很厉害，跟中国作对的民族，最后的结果不是亡国的问题，是灭种族的问题，把人彻底搞没了。匈奴是伟大的民族，纵横百万里，上下两千年，非常伟大，结果到汉武帝以后，这个民族就没有了，在人类历史找不着了。高句丽原来是纵横东北，很厉害的民族，跟唐朝交手以后，彻底没有了。突厥人原来在东北也是横行霸道，后来跑到土耳其，去了就欺负中东人，建立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我们的记忆跟人家的记忆不一样，所以周边国家都不喜欢我们，人家要抱团对付我们，拉美国对付我们，绝对正常，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条件下理解我们的外部环境。当然我讲这一段并不是对我的判断有所修正，中国是一个标准的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特点是保家卫国，一般不主动进攻。所以我们的基调还是防守型，包括今天我们的国防政策也是防守，这就跟美俄不一样。这就是一些我理解的共性和差异。 下面讲文化的基因差异。中美战略文化差异的根本还是原来的文明基础不一样，美国文化上溯到希腊、罗马，希腊、罗马文化本质上是古代农业当中很奇怪的文化，是以商业为目的的农业文化。如果你去希腊看看，你会知道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希腊主要是丘陵，土地很贫瘠，不存在大规模的种植小麦、大米，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但是另外一个条件特别好，港口很好，所以这种地理环境就决定希腊以商业为导向的农业，也是农业，种植比较高价值的经济作物，橄榄油，葡萄酒，然后去卖。所以希腊的地理决定它以商业为向导的文明。因为是商业文明，因此就出现了一些制度安排，因为它的基本性质是商业，商业需要资本，因此在商业文明里面一定会产生制度安排。家庭制度安排就是长子继承权，不能财富分散，就给一个儿子，一般给长子。那时候古代人的孩子比较多，下面几个孩子怎么办，于是发展第二个文化，就是殖民文化。于是希腊几十个国家的人就跑到小亚细亚去，到那里建了100多个城邦。希腊本身就五六十个，可是跑到那里建了100多个，就是因为殖民文化，所以很多城邦之间是亲戚。特洛伊的城就是希腊人建的，小王子帕里斯跑去看叔叔婶婶，顺便把他们家表妹拐跑了，之后引起了特洛伊战争，这是他们历史的基本情况，长子继承权一定带来殖民文化。 因为商业，于是就发展出交换，交换一定是字母文字，因为字母文字简单，容易学，像我们这种复杂的象形文字，全世界老文明当中唯一的非字母文字就是我们的，所以中文是最难学的文字。但是他们一般在游牧，还有海洋，到处做生意，一定是字母文化，便于沟通。海洋和游牧导致了生活不确定，因此一定会发展成一神教，因为命运太不确定了，所以虚拟世界一定要确定。对这种商业体系的人来说，他的一生到处经商，见的人都是陌生的人，所以一定要契约。我们两个人不认识，但是我要做生意，我要契约，按手印，两边的社会必须尊重按着手印的契约，在这个基础上一定会发展出法治。另外就是对城邦国家来说，商业是它的命脉，因此自由贸易是生命的原则，跟我们农耕社会不一样，我们古代自给自足，跟你关系不错我们就做贸易，我不喜欢你我就不做了。所以英国人跑过来跟我们做自由贸易的时候，中国人不喜欢就不做，英国人说你不做就是要我的命，我就会打你，于是就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后面实际上有某种文明价值观冲突在里面，除了利益还有文明价值观。 我们中国是最标准的农耕文化。工业化以前，农耕文化最简单，依附农耕文化的有山林、渔猎、游牧、半农半牧等等，但是农业是最标准的，而中国是最标准的农耕文化。我们研究现代化的一个朋友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西方是独特的，而东方是普世的。为什么？绝大部分工业化以前的社会是典型的农耕社会，而中国就是其中一个，而希腊以商业为导向的农业非常独特。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西方文化有一个优点，因为总是航海，必须要特别科学，所以发展出比较精确的测量，于是就有几何学，后来就发展成科学。西方最可贵的地方就是科学思维，其他都不一定比我们强，但是这个东西最好。其实跟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关，因为到处要航海，去贸易，这个时候必须讲科学，否则就会死掉，不能凭经验。 再讲讲中国，中国是标准的农耕文化，对农耕文化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获取农耕的最主要的生产资源就是土地，土地旁边最好有淡水，有水源的土地就是最重要的。所以咱们这里打仗，或者发生血腥屠杀，最主要的是抢土地和抢水源，所以这是农耕文化的第一特点。把土地抢到以后，第二个就要有人，光有土地没有人不行，于是它的文化强调要生孩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了孩子以后不能跑，孩子跑了也不行，所以“父母在不远游”。有了地，有了人，人也待着了，人待在一起就闹事，于是就发展出德治文化，德治文化会导致平均，所以中国的家产就一定是按照儿子平均分配，维持家庭稳定。特别强调祖先崇拜、家族忠诚，于是就发展出德治，德治的特点就是人各守本位，于是就有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这是必然的，特别崇尚耕读传家这种传统。 还有一些在西方人看来很滑稽的事，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一种古代的刑法可以代替死刑，叫做流放三千里，把你跟你爸妈分开，死了以后成为孤魂野鬼，不能住在爸妈旁边，对于中国人来说那个惩罚是严厉的，对中国人来说流放三千里是非常残酷的刑法，对于西方人来说那是公费旅游。所以这是要理解中美战略文化的第一切入点，美国文化上溯到希腊罗马，而希腊罗马最核心的特点就是商业文明。我们上溯到五千年皇帝，最核心的就是农耕文明，商业文明一定导致法治，农耕文明一定导致德治，谈不上好坏，只是当地的习惯，生存方式就决定了。我们中国提倡法治，不是像有些知识分子讲的那样，因为西方国家搞法治，所以我们要搞法治，这个理由不充分。其实道理在这，我们离开了农耕，我们农耕还在，包括农业现在都是工业化的农业。我们旱灾的时候用电来抽水，这种农业就叫工业化的农业。农业比例越来越小，大部分就往城里跑，我们生活方式变了，原来我们生活在一个稳定的社区，几百年都挤在一起，所以在村里面排行老六、老八很清楚。现在到城里来了，见的人都不认识，城里人本质上叫孤独的人群，看上去很热闹，喝酒、唱K，其实人与人的心很远。两个人住对面，住了五年不知道对方是干什么的，这个时候你的交易还要进行，于是需要契约，需要法治。大家要从这个角度理解法治的需求。 第二，社会性质不同，西方是一神教社会，我们是世俗社会，但凡是农耕和游牧，因为命运太无常了，所以一定要信一个大神，在无限的不确定当中找到一个非常确定的有限性，否则无法安身立命，所以一定是有神的一神教文明。美国就是一神教文明的典范，美国人的宗教感很强，宗教感给他们带来很多很奇怪的想法，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命定的，是上帝的特殊选民。中国是世俗社会，我们古代当然也有迷信，但是我们国家基本的性格还是世俗社会。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反正那个东西太悬乎，我们就把这一辈子过好就行了。世俗性影响了我们的根本，我有一个观察，这个观察最早从钱穆先生那里来的，钱穆是国学大师，他去世之后，他的弟子编了一本书《人生十论》，这本书仅次于他的《国史大纲》。 《人生十论》第一篇中讲到我们欧亚大陆的文明就三个，环地中海文明圈、南亚文明圈、东亚文明圈，环地中海文明圈在宗教学上叫亚伯拉罕系宗教，都是一神教，先是犹太教，然后是基督教，然后是伊斯兰教，这帮老兄很逗，都信一个神，但是神的名字不一样，犹太教信仰雅威，基督教信仰上帝，伊斯兰教信仰真主，其实是一个神，只不过认识的面相不一样，都认为我是真的，你是假的，但是都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伊斯兰教叫易朴拉欣，就是基督教里面的亚伯拉罕，是同样一个神话人物。因为他们都是环在地中海，所以我们叫环地中海文明，也叫亚伯拉罕系宗教。这支一神教带来一种文化后果，他们的文化是往前看。南亚文明圈是多神教，有3.6亿个神，到哪里都有一个神管着你，所以是循环的。一个神管60年，所以一个人一辈子不是60年，是3.6亿个60年。印度人脾气好，不是脾气真好，是因为宗教告诉你这辈子吃亏，你可以下辈子欺负他，所以是往后看的。只有中国这个地方是看现在的，因为我就一辈子，你欺负我，我一定要报复，否则来不及了。这是三大文明，有三个特点，一神教往前看，多神教往后看，无神教看现在。 历史记忆，中美两国的历史非常不同，美国建国历史200多年，一直很顺，美国天性比较乐观，他的爱国主义是基于自信，很多别的爱国主义是基于历史的悲情。中国不一样，中国的记忆是艰难复兴，复兴是专门形容中国历史，别的国家一般不用这个词，因为一神教文明有一个特点，王朝不断的更替，更替以后就回不来了，人彻底变了。比如你兴盛，之后衰老，衰老以后人就找不着了，换了一部分人，不像中国还是这部分人，起起落落。印度是从来没有兴，所以谈不上复兴，永远灿烂，但是不辉煌，想法都没有，所以南亚文明永远是平平庸庸的，那边的西方文明像火一样，很辉煌，然后没了，中国不一样，辉煌一下烂一下，老在复兴，所以复兴是我们很特殊的历史现象。 美国非常强调的例外论，美国就觉得我是例外的，跟一般人类不一样，我比你们高级。命定论，1845年美国有一位学者写过一篇文章《命定》，美国要领导世界，是上帝赋予我们的使命。另外就是普世论，美国有一个理念，己所欲要施于人，你喜欢，别人也会喜欢，要施于人，带来这种政策就是追求全世界的美国化。中国也有例外论，中国人内心也是觉得比别人强。第二个也是命定论，天命所归是大国，中国人也有这种命定论，但是我们没有普世论，因为我们信奉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我们外交上最崇尚的是周公旦，孔子最崇拜的人就是周公旦，周公旦留下的名言叫“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这是咱们崇尚的境界。 下面讲讲全球战略的比较，美国的全球战略就是维持老大地位，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挑战美国老大的地位，美国一定会整他。有段时间美国防欧盟，他觉得欧盟团结起来不得了，他就整欧盟，特别是欧盟推出欧元之后。又有一段时间他又防范俄罗斯的复兴，但是2010年以后，美国认为唯一的对手是中国，2010年我们的GDP超过日本，世界第二，最重要是制造业总量超过美国，世界第一。我们今天的文明是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基础就是制造业，有强大的制造业一定有强大的军事，有强大的军事你才有资格PK世界领导权，所以美国历史上一直盯着他对手的制造业。20世纪美国经历过三个对手，德国、苏联、日本，美国都盯他们的制造业，只要制造业达到我的70%，美国就会本能的进行全民总动员整他，把他整倒。2010年我们中国的制造业超过美国，所以美国战略家后悔莫及，他们内部有讨论怎么一不小心让中国超过了。他们有几个结论，第一，美国自己的错误，美国自己去工业化，美国原来也是搞铁路，八十年代以后，美国就是高科技加金融，去工业化，还有一个美国骄傲了，看不起人犯的错误。还有一个是怪中国韬光养晦，不让我看。另外怪本拉登，2010年我本来盯住中国，结果本拉登从后面一板砖把我砸晕了，给中国赢得10年时间。 还有一个结论是中国太复杂，纽约时报驻北京的记者，在中国待了7年，最后走的时候总结了一个段子，中国是什么国家？中国是新闻记者的天堂，统计学家的恶梦。为什么？中国很大，14亿人，发展不均衡，有前现代，有些地方打老婆，不喜欢女孩；有现代，拼命赚钱；还有后现代，同性恋都有。所以中国很复杂，世界上的什么问题中国都会有，所以作为新闻记者在中国坐在家里天天都有新闻，一卖就有钱，新闻记者的天堂。统计学家的恶梦，中国这个国家太复杂，所有的数据都是不对的，上帝看了都会哭，最后还怪中国的知识分子，天天跟美国人说中国人不行，确实不行，就把美国人给忽悠了。2010年按照汇率GDP超过美国，至少也超过日本，从这一天开始美国左右两党就认定，世界上只有中国有可能取代我做一把手，其他国家没戏，日本已经被美国整下去，欧盟已经乱成一团，俄罗斯也一直被美国看不起。我们中国有一帮网民很崇拜普京，说普京是男人中的男人，但是美国人看不起普京，俄罗斯，他们认为俄国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就是靠资源，不会玩市场经济，而美国玩市场经济最棒。对普京本人评价也不高，我们评价他是男人中的男人，在美国战略家眼里普京是《水浒传》中的牛二，打一般老百姓很厉害，真正碰到江湖中的高手青面兽杨志一刀就解决问题。 美国真的怕中国，因为美国是经济至上，商业文明，就看经济，所以他认为俄国没有任何经济发展的能力，市场不会玩，就是资源，资源总是有卖完的一天，或者资源因为创新而不要的那一天，所以俄国是没有前途的。美国说自己玩市场玩的很好，但是他怕中国，因为中国有两个动力，一个市场玩的也不错，玩的比美国好。我们还有一个地方政府，实际上地方政府都是企业，他一个引擎，我们两个引擎，谁厉害？肯定是我们厉害。所以如果跟美国人聊深，他其实对中国挺恐惧的，而且他看不懂你，也无法影响你，所以美国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中国。他可以影响俄罗斯，因为他们都是基督教国家，他们有一些语言是相通的，可以影响他，但影响不了中国，他们讲上帝，但是我们有玉皇大帝，所以美国看着中国很头疼。反正2010年美国认定中国可以取代我，日本、欧洲、俄罗斯都没戏，只有中国，就盯着我们。这样我们就有一点难受，单位的一把手存心要整你，你暂时还调不走，你得多难受。所以美国的总目标就是永远维持老大，谁挑战就整谁。 中国现在目标很清楚，就是民族复兴，民族复兴就是孙中山先生100年前提的超英赶美。孙先生在1917年身体不好，让他的秘书汪精卫去编文集，1917年开始编，1919年出版，《建国方略》，这是孙先生的文集。在文集里面孙先生明确提出我们中国民族的复兴就是超英赶美，超英实现了，剩下就是赶美。我认为这就是习主席的目标。美国人知道这个，还问过习主席民族复兴是什么意思，习主席说民族复兴就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幸福感提高。 大家以后也不用直接跟美国人说超英赶美，其实官方有一个标准答案，叫实现两个百年目标。这是十八大定的民族复兴目标，2021年中共100年的时候全面小康，全国人均要过一万美元，广州已经实现了，全国差一点，但是再过五六年应该可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2049年共和国100年的时候人均要三万美元，进出发达国家俱乐部，这应该是标准答案。以后老外问你什么是民族复兴，你就用双百年来回答。但是我相信对习总来说民族复兴就是超英赶美，就是做一把手。 我个人有一个跟生活相关的民族复兴指标，民族复兴体现在三件事情上面，第一、中国人的护照全世界免签，这是硬指标，拿个中国护照想走就走。第二，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接受程度跟美国差不多，甚至超过美元，出去不用带现金，带个银联卡就行了。第三，汉语国际化，这个最困难，中国汉字最难学，除非有特别大的利益人家才学，否则真没有必要学。如果要实现第三个应该有前提，中国的技术应该是世界最好的，世界上最好的技术都在我们中国，任何国家要想产业升级就要学中文，要想保卫自己，提高国防安全要学技术，就学我们。还有工业革命发生在我们家，我们技术最好，人家就会本能的来学你。另外就是国际地位很高，世界组织都是你掌握的，谁讲中文谁能优先提拔。其实汉语国际化很难，但是如果中国能做到这两点，我的国际地位很高，影响你的前途，我的技术很高，人家来学你，这个时候人家就会来学你，就可以实现汉语国际化，这样就是民族复兴。（文章源自2016年7月23日金灿荣教授在广州博研·管理哲学班上讲课。）选自国关前沿通讯，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