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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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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中国“海归”从政现状报告 “怎么到政府里的人越来越少”
文/南方周末记者 刘斌 谭畅 赵栋(2014年4月17日) “改革开放后,中国出国留学有三百多万人,回来一百多万,比例越来越多,怎么到政府里面的人越来越少?” “我们主要是鼓励海归进入高校或科研单位,怎么会鼓励海归进机关呢?” 公务员考试方面,海归人才未受到优先考虑,大家一视同仁,“审查也没有更严格,都是一样的”。 2014年3月,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主编出版了一本书《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其中收录了大批科技和商界海归精英,却几乎未涉及政治人物。“政治人物有些有争议,比如你放了孙中山、周恩来,放不放蒋介石?”王辉耀说。 但在现实中,“海归”官员一直是中国政坛不可忽视的群体。从20世纪初孙中山等民国时代的政治家,到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再到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海归官员在中国已几经变迁。如今,像杨洁篪、周济等改革开放后留学欧美的一批海归官员,仍身居高位。 然而,中国“海归”官员的数量却有下降趋势。前不久,一位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新一届欧美同学会领导时说,“改革开放后,中国出国留学有三百多万人,回来一百多万,比例越来越多,怎么到政府里面的人越来越少?” 在中国愈发融入世界的趋势下,“海归”如何能回到体制内工作?哪些因素又在限制他们成为官员? 15名省部级以上官员有海外正式学位 为了解当下中国政坛海归官员现状,南方周末记者通过搜集官方媒体报道,梳理了169位正省部级以上领导人的履历。其中包括68位现任国家领导人(包括6位兼任省委书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101位正省部级官员——他们是国务院系统内各部委以及31个省份的党政负责人。 统计显示,169名官员中有留学经历者为31人,占18%。其中在国外取得正式学位的有15人,占总数的9%。这15人中,有11位是国家领导人,包括10位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 中央核心领导层的领导人中,有留学背景的极少。1949年后,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即毛刘周朱陈林邓七大常委中,除毛泽东外,其余6人均有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曾经先后多年留学法国、苏联;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中,江泽民、李鹏、李岚清等都曾留学苏联。 根据统计,省部级以上官员在国外学习时间达到一年以上的共20人,占总数的12%。除取得正式学位的15人外,另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宝文、国务委员杨洁篪、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国务院副秘书长肖捷、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博士后研究)等5人在国外学习时间在一年以上。 除山东省长郭树清出国具体时间不详以外,共有6位地方党政负责人具有海外学习背景。他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山西省长李小鹏,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陈武,江西省长鹿心社。不过,他们的海外进修时间都在一年以下。 选派具有发展潜力的高级干部出国进修,始自改革开放以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王辉耀在加拿大曾陪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率领的一个代表团,和加拿大政府商谈中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官员培训项目。当时王辉耀向李岚清建议,“应加强对城市高级官员的进修和培训。” 这个中加合作项目最终被定位在对中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市长级干部培训上,许多市长第一次了解了“资本主义”是什么样。王辉耀曾陪一位市长参观多伦多和温哥华的股票市场,这位市长感慨:“看来资本市场不是一个姓资姓社的问题,而是大家都可以用的载体。”有一次,一位副市长对多伦多满大街跑的韩国汽车,而且售价只有五千多加元感到不解。王辉耀解释:“因为韩国是GATT(即如今的WTO)成员,在加拿大售车享受关税优惠。” 最早中共干部出国主要是短期考察,主题多以经济领域为主,出国官员也大多是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或者主管经济的官员。上世纪90年代,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口号后,中组部组织了1000名左右的地市级干部到香港学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证券、房地产等知识,如今的香港特首梁振英当年还担任过授课教师。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也曾培训过大批中共高级官员。1998年,在时任中组部领导支持下,“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启动。按计划,每年肯尼迪政府学院会接纳20名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来此接受培训。其中4至6名官员参加一个学期的中长期培训,其他成员则参加4周的短期培训,全程英文授课。 此后,大量中国高级官员到肯尼迪政府学院进修,官方履历显示,国务院副秘书长汪永清、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等,都曾经在哈佛大学接受培训。 “出国花那么多钱,当公务员不划算” 目前体制内的“海归”官员主要分两种:一类是在国内从政并取得一定成就后,被选派到海外留学或培训;另一类是先出国留学,学业有成后归国从政。 当下中国有海归背景的官员趋向第一类。困扰中国海归人员进入体制内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体制屏障。依照正常程序,必须参加国家公务员统一考试。 从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硕士毕业的小姚(化名)就有类似遭遇。小姚出国前曾经在计生系统实习过,从英国回国后,她通过熟人介绍,进入国家卫生计生委下属的一个基金会工作,“通过了考试,还顺利地解决了北京市户口”。 基金会只是事业单位,由于国家卫生计生委机关缺人,她又意外地被借调到国家卫生计生委一个司做文字工作。“我主要负责给国家领导人写稿子。”小姚的工作内容还包括撰写给国务院的请示报告,“其实是挺有意思的。” 小姚还属于基金会的事业编制,若想转入公务员体系,必须在原基金会熬到副处级以上。为了尽早解决编制问题,2013年底,小姚参加了一次国家公务员考试,“考得很差。”小姚说,像她这样的海归,习惯了做雅思考试那种直来直去的逻辑,“完全适应不了国情,很难通过考试”。 一些进入体制内的高层官员,多经由“特殊渠道”进入。2001年2月,中国政府委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曾回忆说,当时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通过朋友向她传达信息,想请她到中国证监会当副主席,全职,在北京工作。史美伦当时很惊奇,“也很感谢国家领导人的信任”。 2010年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处级干部张翔(化名)也没有经过考试。张翔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因为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领导。 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后,领导很赏识他,希望他加入。“恰好我想回国,就回来进入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没有参加国家公务员统一考试,是直接进去的,“他们启用了绿色通道,用特殊人才引进的方式把我招进来,这样职务安排上弹性也大。” 2011年,王辉耀曾联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中国学生联合会做过一个调查,对30位中国籍毕业生的去向做了一个统计。结果显示,过去4年,学院的中国籍研究生毕业后,除非入学前就是在政府部门工作或被派遣培养,至今没有一人在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工作。 “跟小孩一块考试是我不能接受的。”张翔觉得,让一个三十好几的人参加考公务员考试“很荒谬”。张翔有个朋友毕业于复旦大学,后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读了硕士,回国后参加了中央编译局的公务员考试。张翔很不理解,“在德国花那么多钱读书,回来又从很低的行政职务干起,没什么意思。” 对于大多数学成归国的“海归”来说,外资企业毫无疑问是就业首选。根据《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年)显示,薪酬、职业发展和福利是影响高端人才流动的三大因素。超过四分之一的海归会选择进入外企就业,其他就业单位依次为本土创业民营企业、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海归创业民营企业。政府部门是最末选项。 对于进入“体制内”的海归来说,薪酬显然不是主要考虑因素。一位海归在一家中国500强公司做到了副总裁,“因为特别擅长交通管理专业,他希望能参与北京交通部门的管理工作”。这位副总裁对王辉耀说,“我可以不拿工资,只干一届五年就退。” 国家人社部一位80后海归,在国内最顶尖的协和医科大学本硕连读后,又到哈佛大学读了博士。回国后考取了人社部公务员。“她家里条件不错,进入体制内主要是希望稳定。”她的一位同事说,“对家里条件一般的人来说,出国读书花那么多钱,回国当公务员不划算。” 没明显限制,也没有格外照顾 从新加坡、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官员产生机制看,官员并非都从最底层开始做起。一些重要职位人选往往先由社会培养,当其成熟和优秀后再吸收到政府。王辉耀认为:“好处是避免官员在政府中待太久而产生惰性。” 中国国家公务员的招考,对海归没有明显限制,但也没有格外照顾。小姚举例说,“比如卫生计生委国际合作司欧美处要招一个公务员,不会写留学经历优先,只会要求英语专业毕业。”对像小姚这样从英国名牌大学毕业的求职者来说,英语读写能力已经毫无问题,“但我专业是社会学,不是英语专业,所以不能去报这样的岗位。” 大多数公务员岗位还要求报名者必须是中共党员,这也让大多数海归望而却步。一位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干部说:统战部干部基本没有海归,“因为我们这里全部是中共党员”。 “我们党政机关也有海归,多数都是从高校领导岗位转过来的。”江西省委组织部一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们主要是鼓励海归进入高校或科研单位,怎么会鼓励海归进机关呢?”这位组织部官员介绍,公务员考试方面,海归人才并无受到优先考虑,大家一视同仁,“审查也没有更严格,都是一样的”。 这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大三学生李淼(化名)非常困惑的问题。李淼一直想出国读书,他把研究方向定在民族冲突问题。前几天他向学校国关学院一位副院长请教,“学民族冲突问题回来能不能进入民委等机构工作?”副院长说,“不行,经济或者商务部门还好,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肯定不好进。” 经济领域的确是海归加入体制内的方向,这与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直接相关。简晶晶2005年从英国花旗银行辞职,回国加盟中国一家刚成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金融领域不涉及意识形态问题,必须按市场标准去做事,“比如说我做一笔贷款的评估,要考虑风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等,国外的成熟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相比较在英国花旗银行工作时的稳定,简晶晶觉得在中国最直接的感受是——变化,“你要对英国人说变化,他会告诉你,我家门口的牌子变了个名字。哇塞,那是巨大的变化。”回国进入金融监管部门,简晶晶一个很大的考量因素是,“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市场,你做的很多事情确实能推动市场的变化。这是在任何国家没有办法体验和学习的。” “海归从政在国外可能是趋势,但对于中国来说,取决于是走国际化道路还是走中国道路。”一位研究海归问题的中国人民大学老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看我们学校就能看出来,商院、经济学院的海归老师多,外籍教师也多。但是,国际关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还是大量招国内的博士。” 长期关注海归问题的王辉耀有个想法,既然海归直接进入政府比较难,那可以放宽海归进入到其他类机构的角色,“比如进入人大、政协,可以给政府提建议,发挥智力优势嘛。”
2014年4月17日 -
华盛顿资讯:首届“海外华人身份证研讨会”在美国大华府成功举办
时值中国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即将召开之际,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NCCA)、美国华人专业团体联合会(UCAPO)、中国旅美科技协会(CAST-USA),美国中美联合商会(CAUCC)等社团于2014年2月8日在大华府地区蒙郡议会大楼小礼堂联合举办了一场“海外华人身份证研讨会”。主办方希望通过这种研讨会的形式,向广大海外华人华侨宣传争取获得“海外华人身份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了解大家对“海外华人身份证”以及“双重国籍”的见解和建议,并计划根据研讨会的发言内容和会外研究资料整理出一份充实完整的、有分量的、有切实可行方案的建言报告,递交给两会代表以及政府有关部门,郑重呼吁中国政府尽快通过法律程序,以发放“海外华人身份证”的方式,恢复或保留海外华人在中国的永久居民身份。 研讨会下午两点开始,由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执行会长韩清源主持。他首先向大家介绍了NCCA发起和推动“海外华人身份证”活动的背景和进展情况,随后由两位主讲人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主席薛海培先生和美国亚洲文化学院全球人力资源项目主任、北京师范大学“985工程”特聘教授郭玉贵博士分别做了主题演讲。他们的精彩演讲引起了参会者极大的兴趣,也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接下来由两位主讲人以及华专联会长叶玉彬和理事长肖水根、旅美科协会长宋云明、中美联合商会会长于建国、美国华人教科文中心主任陈话等人作为座谈嘉宾与参会者进行了互动式的座谈讨论(Panel Discussion)。关乎到个人切身利益乃至子孙后代的利益,参会者踊跃发言发表见解和建议或是提出问题,整个座谈讨论进行的非常热烈。原定四点钟会议结束,延长到了四点半大家还余兴未尽,于是相约将再次举行这样的研讨会。一些社团负责人还现场邀请两位主题演讲人到他们近期举办的活动上去做演讲。 薛海培先生的演讲题目是《海外华人身份证与华人世界的未来》。他从一名政治和社会活动家的视角进行了阐述,并侧重于维护我们海外华人的天赋权益。 薛海培指出: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两年来所呼吁和建议的“海外华人身份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持有这种证件的海外华人及其后代进出中国可以享受终生免签证;二是持证者进入中国后也享有除政治权利以外的国民待遇或准国民待遇。它既没有双重国籍可能会带来的一些问题,又有对华人华侨和中国的实际益处。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应该考虑颁发这样的海外华人身份证呢?有三个重大因素: 第一就是情感,血脉和人文的问题。这对我们海外华人尤其是海外华人的子孙后代至关重要。大量第一代移民是中国一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早晚是会过去的。我们要更多地为在海外的子孙后代着想。“海外华人身份证”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从中国官方,从祖籍国给予了我们后代一种身份,这是文化和血脉上的承认和认同。这是一种很强烈而又讲不大清的东西。父母可以天天讲你是(文化上的)中国人,你要认同中国文化呀,但是还有什么比在你孩子自己的钱包里放着一个可以随时向朋友炫耀的华人身份证更直观,更得意,更有效呢? 同时,它有助于加强海外华人和祖籍国这个文化载体保持一个良性互动的关系,更好地塑造海外社区和保持我们的文化独特性和多样性。这关系到中国文化能否在海外传承和发展的问题。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最有价值的,它不是免除签证所能代替的。 第二就是人才问题。它的着眼点是在中国国内,是对中国社会的长期发展和进步来讲的。用胡锦涛先生的说法就是人才是中国长期发展的第一战略。事实上,各国的人才政策有点像人才战争,美国国会今明两年内一定会通过留学生科技人才绿卡法案,那可是活生生的抢人啊。美国有个研究领域专门研究为什么有些城市比其他城市发展的更好。研究者发现这和一个城市知识群体的多样性和流动性有很大关系。中国现在的深圳和一百年前上海的成功,我看最重要就是有人才的大量流动。美国的超级开放文化和社会,而不仅仅是国家人才政策,才是美国能赢得人才战争的最终因数! 第三就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从中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角度看,发放海外华人身份证有利于中国的全球外交和战略需要。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没有人相信你的政策时,是谁到中国投资的? 70%以上的资金是海外华侨的!还有华侨带来的管理和文化观念!关键时刻,中国政府在海外,在世界各地,要靠谁?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当然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也不直接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最好是国内讲。但是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总之,无论是从维护海外华人的权益,维持海外华人与祖籍国的情感关系,促进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承发展,还是从中国的国家发展人才战略以及全球外交战略意义讲,给海外华人以及后代发放海外华人身份证都是天经地义,双赢互利的百年大计! 郭玉贵教授的演讲题目是《中国海外华人身份溯源及其解决的途径与建议》。作为一名从事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有关的科技、教育和人才发展战略研究的资深学者,他从新的时空背景审视中国的海外华侨和华人政策,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国海外华侨与华人的历史形成、国籍概念与中国历届政府对海外侨胞的政策,然后阐述了对中国现行单一国籍制度的审视与呼吁,并用Diaspora理论框架解释和分析中国的海外侨民群体,列举英国海外移民和非洲海外移民两个案例来澄清和界定Diaspora的内涵与外延,并且通过对海外华人和海外印度人Diaspora特征比较,找出中国与印度两国海外侨民特征与政府政策的相似性,并指出海外华人较海外印度人对母国的凝聚力和贡献更为久远和全面。最后通过介绍印度对海外侨民政策的改革过程、内容及其效果,指出了印度海外侨胞政策的改革对中国的启示与借鉴。 郭玉贵教授指出:近年来国家领导人在许多场合充分肯定海外侨胞在居住国“维护和促进祖国统一、弘扬中华文化、拓展公共外交、扩大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等方面,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期间,中国大陆共有约450万人移民海外。经过世代繁衍和新生代移民的加入,中国海外华侨华人的总数已达5000多万人,居全世界各国海外侨民数量之首。由于学习、生活、工作和发展的需要,他们中大部分已加入居住国的国籍。然而,这一群体所拥有和掌握的技术、资金、财富、市场及人力资源,无论对居住国,还是其母国中国,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随着近年来空前的海归潮,海外归国华人华侨对国家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中很多人扮演了:新思想的传播者、新文化的引领者、新变革的领导者、新学科的创建者、新技术的掌握者、和新产业的开拓者。他们将在构建中国创新型国家、在从人力大国过渡到人才强国的过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中国在海外华侨和华人的政策上还有许多亟待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具体说,就是探讨实行海外华人身份证或双重国籍的可能性。 郭玉贵教授说:自清朝到现在,历届中国政府共有过四部国籍法。前三部国籍法都是秉承“以血统主义为主,辅以属地主义”的综合原则,而第四部国籍法,也是新中国唯一的一部国籍法,却实行了单一国籍政策:即不承认海外侨胞曾经拥有的中国国籍,只承认海外侨胞加入的外国国籍。对此,郭玉贵教授指出:近十多年来,国内外许多团体和组织均呼吁重新审视实行近60年的单一国籍制度,顺应新形势,调整和完善过去的国籍管理制度,建立现代科学的国家移民体系不仅必要,而且迫切。其理由: 第一、世界两大阵营的冷战背景已成历史,中国的实力、地位和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东南亚国家根本不用担心中国输出革命的问题。 第二、印尼是中国宣布不再承认双重国籍的地方,然而,那里恰恰正是全球持续排华之首恶。东南亚其它国家也多次爆发大规模排华潮,残酷迫害华侨华人。显然,海外同胞失去祖国保护,导致它国排华反华更加肆无忌惮。 第三、为适应全球化经济的变化,全世界已有约90个国家或地区实行双重国籍政策或允许不同程度的双重国籍。 第四、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和持续发展,离不开数千万海外侨胞的资源和力量。尤其是在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人才竞争的国际背景下,海外侨胞的作用将更是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由此,必须尽可能清除海外侨胞在国内外流动、探亲、投资、工作、生活、学习、就业、创业等各方面实际需要的障碍,使其享有国内同胞类似的“国民待遇”,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恢复海外侨胞的中国国籍。 第五、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考虑,采取某种方法和在某种程度上恢复海外侨胞的中国国籍,是维系海外侨胞对祖国情感的纽带,是长久保持和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归属感。而从中国国家利益的高度来看,应将此问题视作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中国如恢复海外侨胞的中国国籍,即可陡增五千万海外公民,人才资源的最大流失国将一举转变为人才资源回归的最大收益国。 第六、联合国有关在出生国籍、国籍权利都是与生俱来的,平等的,无法改变,不可被剥夺的。因此,国籍,不应受到居住区域和国界的限制。 在采用国际学术界目前关于国际移民的Diaspora理论的概念和具体方法对中国海外侨胞与其母国中国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之后,郭教授指出: 国籍的改变从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身份,但没法根除或改变一个人的情感皈依或情感的认同。国籍并不能成为海外侨民获得认同或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通行证,也不能成为他们免遭孤立或迫害的保护伞。当然,它同样也不能成为割断海外侨民与母国联系或情感认同的障碍。如果说十多年前印度在对待海外印度人的政策方面是大大落后于中国,现在,印度政府出台的政策反过来已大大超出中国,这种变化将给印度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显现出来,从而使印度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可能超过中国。 据印度大使馆的官方统计,截止到2010年3月,印度已经对居住在世界上82个国家的印度侨民发放了4百万“海外印度公民证”和7百万个“海外印裔卡”。而在2011年印度政府进一步讲两卡合并。给原来持有印度国籍的海外印度裔人士和在海外生长的有印度血统人士发放“海外印度人身份证”(Overseas Indian Card),给予他们终身免签证以及享有除政治权利之外的印度国民待遇,而且对在印度居留的时间没有限制和要求。正因为如此,印度政府的努力和做法在广大海外侨民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良性互动,并在强化海外侨民对祖籍国的文化认同、情感联系、返乡投资,以及拓展慈善救济等众多方面的发展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这对中国侨务工作和相关政策的改进与完善无疑也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我们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政府只有从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战略考虑海外侨胞政策,才有可能在制度和法律层面上予以根本改观。在此 1) 我们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有关赋予海外侨胞在参与国内建设和生活中的平等的机会和国民化待遇的法律或法规,改变中国“绿卡”门槛高不可攀的现象,真正为广大海外侨胞回国服务和定居提供切实的方便。 2)我们建议,借鉴印度颁发海外印度人卡的做法,并比照颁发给港澳台同胞的“台胞证”或“回乡证”的做法,给海外侨胞发放类似功能的“海外华人身份证”。使得持证人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在签证、出入境、投资、学习、工作、居住等方面,享受到永久居民的待遇。这可在自愿的基础上,经审核认可,采取分阶段、分地区、有重点的进行。例如可先针对改革开放后持中国护照出国的第一代侨胞,在地区上可从欧美发达地区的侨胞开始,然后再针对侨胞第二、三代,再扩展至其他适当地区和国家的侨胞等等。 3)我们建议借鉴印度的普惠制,让吸引海外人才的政策更具有普适性。构建全覆盖、普适性和普惠性的吸引海外人才制度,是满足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巨大需求,是根本的制度建设。 4)我们建议,在适当的时机,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或法律形式,充分肯定和认可海外侨胞的历史贡献。这将无论是凝聚海外侨胞的向心力,还是更好地推动和落实各项侨务政策,还是振兴中华民族的宏伟事业,均具有不可限量的重大意义。 总之,我们认为任何人在他出生地的居留权应被视为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我们期盼着,在不久的将来,当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回国探亲访友、度假旅游、工作创业和居住生活时,能够以中国永久居民的身份自由来往。这是我们的应得的权益,需要我们海外华侨华人努力去争取。我们呼吁广大华人社团和个人,积极响应和支持我们的这项诉求,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中来!
2014年3月28日 -
‘More selective’ Canada seen for immigrants
A senior Canadian official said the country is mulling over a more "selective" scheme for immigrant investors in order to tackle the irregularities in its current system, a move that may affect ten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immigrants and applicants.Minimum capital requirement for Canadian hopefuls will be at least double the current level of C$800,000 ($713,000), and a detailed plan will be ready in two months, Canada’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Minister Chris Alexander said during a visit to Shanghai on Saturday.The minister said the money will be invested as venture capital for private companies under the new scheme, rather than a five-year free loan for Canadian local governments as it used to be, meaning there is a risk for investment to go down the drain.Currently, 1.5 million Chinese immigrants live in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whose total population is nine times more than that of its neighbor to the north, only has twice as many Chinese immigrants.Alexander sai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mmigrants who never actually came to Canada", and thus have not made enough contribution to the local society in terms of tax payment and job creation. According to Canada’s immigrant regulation, to qualify as a permanent resident, one has to spend at least two out of every five years in the country, and for citizens, it’s four years out of six.Starting from 2015, Canadian Customs will keep a record of immigrants’ exit and entry and those who fail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may lose their citizenship, he said.By implementing the new measures, Canada’s immigration authority is looking to reduce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to six months from next year. "We can be more selective, in terms of higher levels of education, work experiences and language capacity, than ever before," the minister said.Reports said that there were about 50,000 Chinese applications for the Immigrant Investor Program before it was suspended in February. Some of those applicants have been waiting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There have always been perceptions that we’re not doing our job properly, and abuse was quite widespread," Alexander said. "The problem was there hadn’t been a reform since 1986."Yang Mian, a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he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said the investment risks that may result from the new policy could cause applicants to consider other countries.But Wang Huiyao,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a Beijing-based think tank, said the capital required in Canada’s program isn’t high compared with other immigrant destinations, such as the US or Australia, even after the raise.It won’t stop those who are really willing to move and Canada will remain a top choice for wealthy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he said.
2014年3月28日 -
《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新书发布会
一部创造中国第一,影响中国进程的百年海归风云录 2013年欧美同学会迎来了百年华诞。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欧美同学会庆典大会上,把百年中国留学史概括成一部“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尚贤者,政之本也”,并希望留学人员回到祖国有“用武之地”,留在国外有“报国之门”。提出欧美同学会和留学人员要成为留学报国的人才库,建言献策的智囊团,民间外交的生力军。 为了纪念欧美同学会诞辰100周年,继承和发扬几代留学人员留学报国的爱国传统,让社会各界进一步了解留学生在推进中国近现代发展进程的重要作用,扩大欧美同学会的影响力,在由欧美同学会会长会组成的编委会指导下,由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担任主编,欧美同学会副秘书长许睢宁担任副主编,选取了100多位对中国创新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和积极发展的海归代表,编写出版了《百年海归、创新中国》。该书由欧美同学会提供支持,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具体编写,由人民出版在2014年3月正式出版。 2013年3月20日下午,《百年海归、创新中国》发布会在北京欧美同学会会所举行。欧美同学会副会长、该书主编王辉耀,欧美同学会秘书长张学军,人民出版社常务副社长任超,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乔还田,书中人物代表--欧美同学会商会理事、“千人计划”专家、国家开发银行首席国际业务顾问李山,欧美同学会商会理事、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和各界媒体及留学人员代表50多人参加了新书发布会。发布会由人民出版社副总编乔还田主持。人民出版社常务副社长任超 人民出版社常务副社长任超首先致辞,他首先介绍了本书出版的过程,并充分肯定了该书的价值,认为在当前“海归潮”、“国际人才回流潮”增速的今天,出版这部记录百年海归杰出代表人物的创新历史的图书,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欧美同学会秘书长张学军 欧美同学会新任秘书长张学军对《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的出版表示祝贺。他首先介绍了欧美同学会的成长史,并表示欧美同学会将按照习主席在欧美同学会诞辰一百周年上的讲话,努力成为留学报国的人才库,建言献策的智囊团,民间外交的生力军。当好政府联系广大留学生的桥梁、纽带和助手,成为留学之家,使广大海外留学生回国可以有用武之地,留在海外可以报国有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 主编王辉耀博士首先感谢欧美同学会、人民出版社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所有参与本书编写和出版的人员表示感谢。本书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将百年中国留学历史按照近代、现代、当代三个不同的海归历史时期进行了回顾和整体性的梳理。他指出《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是一部创造中国第一、影响中国进程的百年海归风云录,该书的出版将对中国海归回国发展创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国家开发银行首席国际业务顾问李山 国家开发银行首席国际业务顾问李山在发布会上畅谈了自己的留学经历,从个人的回国创业历程中,印证了海归的归国创业梦想是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在全球化时代,作为留学生仍需谨记自己的报国使命,发挥自己的全球视野、一流知识和国际人脉,推动中国社会、经济、企业与国际水平的进一步接轨。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 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讲述了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留学人员求索海外、回国创业发展,实现中国强国梦的亲身体验和现实感受。他指出作为海归,可以通过新知识、新视野和批判性思维来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加快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而随着中国企业的不断发展和壮大,留学人员必将在其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发布会现场,各位来宾还回答了热心读者的提问,介绍了本书在海归代表的选取上所采用的标准--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强调其为创造了中国第一、开创性的发明创造、创新模式和创新事物等。另外,在选取海归代表时还兼顾人物的海归群体性和历史连续性。同时,本书作为成长故事和励志故事,必将受到广大青少年、大学生、白领和知识精英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喜爱。100多位海归的不同人生轨迹和发展模式也会为广大读者带来更多的启迪。 留学世界,创业中国。《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秉承“探索与开创”的主题,围绕“中国第一”的基点,抓取中国海归历史上,开风气之先的杰出海归人物的故事,书写并见证着一部中国留学史,一部与海归振兴中华相互交融的历史。
2014年3月20日 -
首届世界大学排名高峰论坛在京召开
人民网北京3月18日电(记者郝孟佳 实习生潘金洁琼)近日,“首届世界大学排名高峰论坛”在京召开,世界大学排名机构、海内外高校管理者、国际教育专家、行业意见领袖和知名媒体代表一起坐而论道,解读世界大学排名,谈论留学趋势。论坛中,欧美留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表示,目前我国高校存在缺乏国际化师资,人才流动壁垒严重的问题。 中国成留学最大输出国 国内大学国际化不足 王辉耀说:“中国人才流动培养中最现实的问题是高校缺乏国际化师资,国际化学生,国内外人才的流动壁垒很严重。现在中国的人才高流出低流入,失衡明显,高校国际化形势不容乐观。香港科技大学的国际师资达到85%,而中国大学的外教却不到1%,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际合作处车伟民主任在会议致辞中表示,随着留学人数的增多和留学院校的多元化,国外学位认证正遇到一些挑战:“去年出国留学人数已超过了41万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留学生输出国,与此同时留学生回国增速非常快,去年达到35万人次。但在回国的留学生里,国外学位认证这个关键环节正遇到一些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文凭造假和野鸡大学,这两个问题影响了留学的声誉,因此我建议家长理性对待出国留学和大学排名。” 美国大学仍称霸排行榜 中国大学排名持续上升 在此次排名前200的大学中,美国高校仍是主流,进入前200名的美国高校相比去年增加一所,高达77所,而英国则达到31所。另外,中国高校的排名持续上升。北京大学相对于去年上升一位,位列第45名,清华大学攀升两名,位列第50名。另外4所中国内地大学进入了前300,分别是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和中山大学位列第300到400名。根据这项排名,进入世界前400的中国内地大学总数达到10所。 近年来,亚洲的大学在THE排行榜上均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北京大学在2012年排名第46位,比上一年提升3位。清华在2012年排名52位,比上一年大幅提高19位。今年这两所高校的排名都进一步攀升,清华大学则是首次进入前50名行列。 据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简称THE)主编Phil Baty介绍,THE排行榜综合了科研、教学、论文引用、科研成果转化以及国际化水平共五大类13项评价小指标,对全球700多所大学进行仔细考量,THE的排名相较于其他排行榜更加严密、透明和可靠。
2014年3月19日 -
美智库重点关注中国省市领导
3月3日,全球第一智库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迎来了首位华裔主任——李成。在西方人扎堆的美国智库界,李成凭借对中国领导人的深入研究闯出了自己的道路,因率先预测中国领导层“技术官僚”的崛起迅速跻身于世界顶级专家之列。3月4日,李成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的工作重点是研究中国省市级政府的领导层。 此次李成执掌美国顶级智库中国中心,无疑将给中美智库合作架起一座桥梁引领顶级中国问题研究团队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上千家智库中最负盛名的一家,以“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力压兰德公司、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机构,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第一智库。学会重点研究外交关系、全球经济和美国国家治理,为美国政府决策提供意见,并为政府输送高质量的人才。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成立于2006年,主要聚焦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中国邻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并就此提供前沿的研究与分析。 今年2月21日,李成被任命为桑顿中心主任,3月3日正式上任,一跃成为美国顶级中国问题研究团队的领头羊。他的团队中云集了众多政治明星,包括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的杰弗里·贝德、克林顿时期任国家安全事务总统特别助理的李侃如、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等,其中很多人至今仍是奥巴马政府高官们获取信息的源泉。 未来重点研究省市政府领导 3月3日,李成带领自己的明星团队踏上了新的征程。虽然背靠布鲁金斯学会这棵大树,李成认为,保持桑顿中心的领先地位必须依靠不断的创新。他说,中国的日新月异需要智囊们持续监测,及时提供前瞻性的分析。 李成介绍,中心3月和4月将举办多场活动,加强中美两国年轻学者的交流,话题包括两国关系的未来、年轻企业家群体影响力的增长等。他们还将加强对中国省市级政府领导层的研究,促进美国州政府与中国省政府之间的互动。另外,他们还将目光投向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届时将为民主党及共和党候选人、国会议员提供建议。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关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 李成还计划近期出版两本书籍。第一本书主要总结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五代领导人执政时期的特点,讲述由前两者领导的强人政治时代转变为集体领导时代的重大政治过渡,以及其间中国政治结构、支配政治精英的规则,和政策形成过程的深刻变化。第二本书仍以上海中产阶层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2009年至2014年的调查,讲述上海的海归及本土中产阶层价值观的差异和变化。 建议中国智库保持独立性 作为美国智库的领导层,李成对中国智库的发展颇感兴趣。他说,中国的智库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才,做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尤其是在中国的经济及社会问题研究领域。另外,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与美国相似的“旋转门”现象,但主要是退休的官员进入智库,很少出现年轻的智库成员进入政府的情况,他相信未来这一现象将有所改善。 他同时建议,中国智库的学者们要更多争取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这一点关键是靠保证研究的质量及独立性。他指出,布鲁金斯学会之所以重要,依靠的是长期树立的对“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的追求,而不是与政府官员走得多近。他们设立了各种规则保证独立性,即接受捐赠之初告知对方不能影响研究本身,研究员不能以在学会中的身份支持某一党派,每年申报演讲等获得的财产等。李成还建议中国的民间智库拥有更多包容性,期待有一天看到中国智库的美国研究中出现美国籍的领导。 采访最后,李成高度评价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执政第一年的成绩,他积极地谈论了轰轰烈烈的反腐斗争,对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审判,以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全面深化改革。 李成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持乐观的态度。他说,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快速的发展,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人们的积极进取精神和对融入世界的渴望、雄厚的基础设施建设、科学技术的进步都是巨大优势。他认为,任何人,任何事件,即使是当前的房地产泡沫或金融危机,都不能阻止中国前进的步伐,“关键在于中国领导人如何抓住机遇”。 人物介绍 误入“歧途”的中国高层研究专家 李成诞生于上海,1985年赴美留学,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亚洲研究专业硕士学位,后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李成2006年加入布鲁金斯学会,任桑顿中心研究部主任。目前他兼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和由杰出美籍华人组成的精英组织美国百人会成员,并曾担任百人会副会长。 李成长期致力于中国政治研究,尤其是他对于中国政治精英的代际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及现实影响,被海内外学术界公认为该领域的权威。然而,谁也没想到,很多年前,这只美国智库中的领头羊怀揣的梦想仅与文学有关。 选错专业开始“吃中国饭” 1956年,李成诞生于上海,是七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初中毕业后,他进入一所中专卫校求学,并在当地一所医院工作。之后,李成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就读,其间对比较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85年,29岁的李成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文学。由于不了解该校亚洲学研究项目包含文学、语言和政治经济三个方向,李成阴差阳错地选择了政治经济学,而当时转系几乎不可能。庆幸的是,他遇上了自己的导师、著名的中国研究政治学家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在他的指引下,李成爱上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当时,他们这批留学生学习英语时间太短,对美国政治及社会缺乏了解,要想在大学中生存下去,必须充分利用之前所学的知识和经历,而他们同时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深刻,很多人选择了以中国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即所谓的“吃中国饭”,李成就是其中一员。 预测“技术官僚”崛起走红 谈到选择中国领导人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李成至今仍忍俊不禁。1987年,李成在选择硕士论文题目时犯了难,于是向导师求教。斯卡拉皮诺当时非常忙碌,只给了他15分钟,李成以说快板的速度描述了两个选择:研究中国的五四运动或是中国领导层“技术官僚”的兴起。斯卡拉皮诺果断地让他选择后者,因为关于后者的研究寥寥无几。 从那以后,李成积极搜集中国官方公开的资料,以及香港、台湾、海外的新闻报道,逐渐建起了中国领导人的数据库,经过不断更新升级,数据库如今囊括了两万多名中国精英,涉及党、政、军、地方、企业、教育等各领域。 同一年,李成率先预测了中国“技术官僚”的崛起,并称“技术官僚”将构成中国第三代、第四代领导层的主体,此前从未有人用这一词汇描述中国政府的官员们。李成的数据库清晰地反映了中国政治精英的轨迹,此后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和温家宝等拥有技术背景的人相继踏入领导行列。 李成的研究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过去10年间,随着中国领导人引来世界越来越多关注,李成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受到认可。 解读中国民间智库 在美国,民间智库是主流,但在中国,民间智库却是弱势群体。他们在经费保障、项目来源、成果上呈通道、建言献策平台上先天不足,却依然坚守着阵地,为国家的发展建言献策。在众多民间智库看来,所谓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就是要破除体制的约束,这也是许多政府智库专家加入民间智库的原因。 1.中国民间智库做什么?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秘书长苗绿:真正意义上的智库,应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目标。一旦影响公共决策,则应以公共利益为考量,还要保持研究的独立性,不能被某一政府派别或出资方所左右,这就是民间智库存在的意义。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我们的研究主要围绕全球化这一话题,包括人才的全球化,以及企业的全球化。另外,我们还会承接一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课题。 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我们的研究主要以经济为主,组成人员包括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以及北大的一些中青年学者。我们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一些企业的赞助,或是承接政府的课题。 2.与政府智库有何差异? 易鹏:民间智库的机制更为灵活,可以吸纳国内各研究所的专家和学者,以及海外的专家。但是我们的资金不如政府智库雄厚,而且缺乏人脉与资源的积累。 3.民间智库如何发挥影响力? 王辉耀:我们承接了很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课题,为其建言献策,其中有很多被采纳。 易鹏:我们目前提出了20多个自主课题,都是“对国策有影响”的课题,例如国家金融安全的问题。这类课题计划每年做4个左右。另外,我们还与参加此次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合作,为他们的议案提案建言。 4.民间智库发展最大的掣肘? 王辉耀: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资金,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寻找资金。 易鹏:我们最大的难题是缺乏人才。
2014年3月18日 -
中国成创新型国家需扭转人才赤字
中国现在出现了移民赤字、人才赤字、留学赤字的问题,中国人出去没错,但是不能只出不进。”28日,《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蓝皮书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做客中新网《新闻大家谈》时指出,中国要成为一个创新国家需要把人口红利转成人才红利,不断吸引海外人才才能提高创新能力。 王辉耀指出,目前中国人口流动进出相差了十几倍,中国当务之急是要吸引更多的人才到中国来,支撑中国的创新和不断发展的正是人才。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去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41万,比前年增加1万人。国外正吸引着大量的中国学生出去,但是只有较少的外国人愿意选择来中国留学。在现有来中国留学的外国人中,还有很多是短期的学习语言、文化、中医的,真正读学位的少之又少。” 追其原因,王辉耀表示,许多企业有意愿聘请有知名高校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却苦于无法提供工作实习签证。“大量的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非常需要外国留学生,却没有机制把他留下来在中国工作。” 王辉耀说,“中国如果要成为一个创新国家,占领未来世界产业的高地,没有一批国际化的、现代化的国际人才就实现不了。因此,我们需要改善中国目前人才赤字、移民赤字的局面。”
2014年3月18日